第二章　我當了兵

我還能記得，我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對所選擇的軍旅生涯產生了疑慮。那是在佐治亞州北部山區，我沿著一條100英尺高的纜索疾馳而下，只差幾秒鐘就要撞上一棵大樹。這一練習叫做“求生滑行”，陸軍讓我做這個練習，看我是不是害怕。我真害怕了。

這一練習的目的，還在於考驗我們對類似要你去自殺的命令是否有絕對服從的決心。纜索懸在一條河上，兩端拴在兩棵大樹上，滑行起點的一端很高，然後急劇下斜。輪到我練習了，我爬上起點這一頭的大樹，俯視對岸，那邊的人都顯得很矮小。纜索上有一個滑輪，我緊緊抓住掛在滑輪上的鉤子，任務是沿著纜索下滑，聽到對岸的教官喊“放！”時才能鬆手。我還沒來得及思索一下，這邊的教官就已經把我推開。霎時間，我順著纜索飛馳直下，只見對岸的樹越來越大，眼看就要把我撞個粉碎。那狗孃養的咋還不吭聲？直到最後一秒鐘他才喊了聲“放！”我鬆開手，掉進水中，距離那棵樹只有十幾英尺遠。這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最恐怖的情景之一。

“求生滑行”之類的把戲是我們在別動隊學校必須完成的課目。在這之前，我們已在佐治亞州本寧堡接受了8星期的基本步兵訓練。別動隊學校訓練期為兩個月，頭兩週是體育訓練，其強度之大使先前的基礎課顯得不過是在紐約的西切斯特大街上溜達漫步。訓練的目的是淘汰弱者，然後讓合格者到佛羅里達沼澤地接受別動隊員訓練。在沼澤地裡，我們在水裡瞠了幾個星期，天天與鱷魚和響尾蛇為鄰。從此之後，我再也不想在佛羅里達搞房地產投資。

在這之後，我們到佐治亞州北部接受山地訓練。教官把我們帶到達洛內加附近的荒野。夜間很冷，早上則陰涼潮溼。本來說是讓我們在小木房過夜，可是我們幾乎沒有見過小木房裡面是什麼樣子。我們風餐露宿，爬崖壁，順三繩橋越過峽谷，漆黑的夜間在齊腰深的水中巡邏，睡覺是在地上一躺，躺一會兒又走。我們學了“澳大利亞式繞繩下崖”：背後繫上一根繩子，從息崖邊緣下降，臉朝下，身子與大地平行。隨著繩子鬆開，你就“跑”下懸崖，有點像雜技大師阿斯泰爾在牆壁上跳踢踏舞。懸崖高150英尺，崖下盡是爛石頭，你得小心不要讓你的臉先著地摔到石頭上。那也夠恐怖的。

我的陸軍生涯是在這之前兩三個月開始的。那是1958年6月的一天早上，陽光明媚。我們在佐治亞州本寧堡，列隊站在單身軍官宿舍前面。從這天起的5個月內，這宿舍是我時斷時續的住處。與單身軍官宿舍隔一條路是空降訓練場。那裡像驚險遊樂園似的，聳立著3座250英尺高的跳傘塔。我對它們饒有興趣。既然加入正規陸軍，既然當了步兵，就要當個最好的兵，這就意味著要當個別動隊員兼傘兵。可是那跳傘塔高得有些嚇人。

我們這些在後備軍官訓練團新授銜的少尉，剛到本寧堡時消磨了幾天時間，等待西點軍校應屆畢業生度完他們的假期後來跟我們一起參加基本訓練。這標誌著我們每個人都得跟西點畢業生第一次個對個地比試比試。後備軍官訓練團的人起初以為西點人是平均身高10英尺的大漢。他們來了，原來像是經過4年調教後從馬欄裡高高興興跑出來的一群小馬駒，我們大家相處得很融洽。

第一天，我們集合在步兵學校門前，旁邊是那座傳奇式的“跟我前進”的青銅步兵塑像，他高舉步槍，彷彿正在率領士兵投入戰鬥。當時我只覺得這是一座金屬鑄件，但幾個星期之後，我就體會到這塑像恰到好處地展示了步兵軍官的風範。我們經過訓練，進一步體會到這個無比莊嚴的號召——

“跟我前進”的意義。

課堂作業和兵器操作對我來說相當容易，但野外作業就難了。我這個在南布朗克斯縱橫交錯的街道里長大的人，遇到一道格外棘手的難題，那就是在黑夜裡拿著指北針行進5英里，找到埋設在佐治亞州荒野某處的一個標樁。

到基礎課結束時，“跟我前進”的意義已深入人心。步兵的任務是“接近並消滅敵人”，既具體又明確，沒有一點含糊。步兵軍官要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發揚勇敢堅定、頑強拼搏、機動靈活和無私奉獻的犧牲精神。為了完成任務，必要時我們就得衝進地獄。與此同時，我們又得學會在完成任務的同時盡力保存自己和士兵，防止傷亡。多年來，我常對年輕軍官說，我的軍事生活知識大多是在本寧堡的頭8個星期當中學到的。我可以把這些教育歸納為以下幾句格言：

——“站好這個崗位，看守好所有的國家財產”，這是陸軍的第一要則。

——任務至上，然後關心你的士兵。

——別站著不動，幹吧！

——以身作則。

——“沒有意見，長官。”

——軍官要吃在最後。

——永遠記住，你是美國步兵，是最好的兵。

——永遠隨身帶上手錶、鉛筆和記事本。

我在本寧堡頭一次讀到C·T·拉納姆上校寫的一首舊體詩，從中體驗到陸軍的靈魂，尤其是步兵的靈魂。詩中追述到遙遠的羅馬軍團，描寫了地位低下的徒步士兵的苦楚，敘述了他因必須盲目服從命令而不得不面對的恐懼和死亡。詩的結尾是：

我明白事理，

但我是奴隸。

當軍旗招展，軍號吹響，

為了我永遠不會知道的原因，

心甘情願地躺進士兵的墓地。

然而，我們在本寧堡受的教育是，美國兵必須知道他們是為什麼作出犧牲。我們的兵不是奴隸或僱傭兵。他們是祖國人民的兒女。我們只可為了有價值的目標而讓他們去冒生命危險。如果說士兵的天職是不怕犧牲，那麼領導人的責任就是不讓他們白白犧牲。在越南戰爭之後的年代，當我升到負責的職位，需要建議在何處讓美國兵冒生命危險時，我從來沒有忘記這一條。

我在基礎課結業時，名列前10名，證明我經過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的鍛鍊已有一定基礎。這時，我已是一名合格職業軍人。接著是別動隊學校，經受了“求生滑行”和“澳大利亞式繞繩下崖”以及諸如此類的考驗，歷時兩個月。最令人懷念的別動隊教官之一，是一位黑人上尉弗農·科菲，他像是用彈性鋼造出來的。他驅趕著我們摸爬滾打，毫不留情，有時跑步累得我們成了一堆軟泥。他一見到誰待著不動就生氣。我們對他又敬又畏。在力氣和耐力上，我自己恐怕從來無法跟他相比。科菲是我認識的第一位精通業務的優秀黑人軍官，學員對他的尊敬之情逾越了種族的界限。

陸軍部隊裡當時比較民主，然而我每次離營外出，都感到是跌回到了老的南方。我可以到佐治亞州哥侖布市的廉價商店買生活用品，只要不在那裡吃東西就沒問題。我也可以到大百貨公司去購物，他們會收我的錢，但我不能用裡面的男廁所。我可以在街上散步，但不能看白人婦女一眼。

在佐治亞州北部山地訓練期間，那裡惟一的黑人教堂在蓋恩斯維爾市，距我們相當遠，部隊長官很動腦筋，派了一名白人下士司機開一輛半噸卡車送我去教堂。我在那裡跟當地的浸禮會教友一起又唱又拜。第二個星期天，下士指出，他為了送我上教堂，他自己沒法做禮拜。他問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進教堂去。教堂的黑人牧師很和藹，他說，他當然竭誠歡迎這位下士一道做禮拜，可是一旦當地的白人居民知道一位白人進黑人的教堂，也許會帶來諸多麻煩。所以最好還是請他在卡車裡等待。

我父親的擔心，布魯克哈特上校的告誡，我希望看不到的現實，都硬是擠進了我的生活。這荒唐的社會準則竟不許可我們兩個人坐在一個教堂向上帝祈禱，或是進一家餐館吃飯，或者共用一個浴室。

當時，種族主義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我不得不在心理上尋找一條應付之路。我開始給自己排列輕重緩急。我的目標首先是在我的軍人生涯中取得成功。不論遇到什麼樣的挑釁，我不能讓自己毀於憤怒之火。既然南方人堅持荒謬的生活準則，我就權且充當他們分派給我的角色。如果我被限制在球場的一端，我就在球場這一端成為明星。不論在軍營之外遇上什麼事，不論尊嚴受到多大傷害，不論遭到何等不公正的待遇，都不能阻礙我的努力。我不能因為不讓我打全場而使自己在感情上變殘廢。我不認為自己低人一等，我也不會讓任何人使我相信我低人一等。我不會讓別人對我的看法成為我對自己的看法。種族主義不單是黑人的問題，它是美國的問題。在美國解決這一問題之前，我不會讓別人的傲慢把我變成一個犧牲品，相反，我要做一個完全的人。我有時感到受傷害，我憤怒不已，但總的說來，我感覺自己受到了挑戰。我就接受挑戰，做給你們看看！

別動隊學校結業後，我報名參加了空降訓練。這時，體力已受到很大消耗，體重下降，還因為在一次山地滑行時扭傷了腿而忍受腿部炎症之痛。我對腿傷一聲不吭，只是悄悄用抗生素軟膏擦傷口。我決心不讓自己掉隊。第一週，是從幾英尺高的降傘教練器上跳落地面。第二週，從那些250英尺高的跳傘塔上往下跳，我驚奇地發現降落傘真的管用，沒有讓我摔成肉醬。第三週，我們登上雙發動機的C—123運輸機飛上天空。當我站在機艙口，迎著撲面寒風，等候跳傘教官的口令時，心裡直打寒戰。要跳進茫無邊際、一無所有的境界，那可不是人心靈深處的本能所樂意的。然而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在兩天裡跳了5次。

“繞繩下崖”，“求生滑行”以及從飛機上跳傘，回答了我想人人都會悄悄自問的一個問題：我有膽量嗎？我是怕做這些事的。假如我再也不需要跳傘，那再好不過了。然而我要做我必須做的事情，對此從來不曾有任何懷疑。當在前進路上碰到艱險時，我通常都自告奮勇，第一個迎上前去，這與其說是有勇氣，莫如更確切地說是敢於面對現實。這種經歷是一生中值得慶祝的大事。人們面臨危險而又共同征服危險，這種危險就會以某種神秘的方式把人們團結在一起。最令人興奮的事莫過於戰勝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恐懼。

空降訓練結束，我們集合在跳傘塔下的操場上，一個個筆直地站著，腳上穿著“科科蘭”牌的商業跳傘皮靴（這是自己掏錢買的，因為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傘兵都不願被人發現自己死了還穿著軍用皮靴），接受傘兵的翼形徽章，把它掛在胸前，與黑色—金色的別動隊員徽章並列在一起。我們已經不只是步兵，而且是“空降別動隊員”。在整個美國步兵中，沒有比這一稱號更值得驕傲的了。

放假時我回家了，彷彿是從另一個星球歸來。從南方腹地回到紐約皇后區，從軍紀森嚴的部隊回到無拘無束的平民生活，從健壯的同伴身邊回到父母和親人們的懷抱。我急不可待地到紐約市立學院探望“潘興步槍會”的會友，讓他們看看這一個老會友在5個月內發生了多麼不平凡的轉變。他們喊：“科林，當上空降別動隊員啦！”這時我可以看出他們眼內的驚喜，我為此而陶醉。我21歲，走上了人生的起跑線。我有了一個女朋友。我父母也為我而驕傲，只是在我講怎樣跳下飛機時，他們嚇了一跳。這時，我就要出國看世界了。我奉命要去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駐西德的第三裝甲師。在那冷戰的時代，地球似乎分成了白色和紅色兩塊，我就要奔赴前線，感到很興奮，因為我們那些不信上帝的共產主義對手就部署在鐵幕的那一邊。

回到家裡，我看到家裡又添了一個成員。父母生活節儉，為了多掙一點錢，讓一位名叫伊達·貝爾的女士在家裡寄宿。貝爾小姐心地善良，不但付房租痛快，而且常常幫忙幹家務活。她甚至不時地給我父親修指甲。但有一天晚上媽媽走進起居室，發現貝爾小姐給我父親修腳指甲，就制止了，只許以剪手指甲為限。我和姐姐都欠了貝爾的恩情。在後來的困難時日，我倆都遠離父母，多虧了貝爾給二老帶來安慰。

※ ※ ※

我被派到了德國的蓋爾恩豪森（美國兵把這地名美國化，成為“格倫哈文”），那是金齊希河谷中的一個景色如畫的小鎮，在法蘭克福以東約25英里。蘇佔區則是在這鎮子東面43英里。我的部隊是第三裝甲師B戰鬥群，駐地是福格爾斯伯格山附近的一座原德國軍營，叫科爾曼兵營。我被任命為第四十八步兵團第二裝甲步兵營B連的排長。我們排共有40人。我跟全排見面的第一個早晨，在早操列隊點名時，我渾身打冷戰，忐忑不安。一方面，他們的相貌、身高、膚色和出身各式各樣，很像我家鄉跟我一起長大的小夥子們；另一方面，本寧堡教導的軍人規範必須遵守，我不能把他們看成隨便的朋友，而是必須對他們承擔責任，我應該照顧他們。他們跟我年齡相仿，有的甚至比我年長，但是我立刻感到對他們像父親似的心情。

我還很快發現，陸軍官兵跟本寧堡那群打打鬧鬧、又說又笑的空降別動隊員大不相同。我的新上司B連連長託姆·米勒上尉是這裡的一個典型人物。米勒是全營5個連長之一，他們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時入伍的後備役軍官，現在仍留隊繼續服役。如果走運，他們會服役滿20年，以少校甚至中校的身份退役。如果不走運，他們會退回到入伍時的後備役軍銜。如果倒黴，他們會被複員回家，在人到中年之際被投入民間的人力市場。

這些人也許不是耀眼的流星，可是他們身上有一些感人的東西，值得學習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在西點軍校或軍事教科書上學不到的。我與米勒上尉關於手槍的故事就是一例。

當年，空軍和海軍都有核武器，所以陸軍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陸軍的寶貝是280毫米原子炮，它架在首尾相連的卡車和拖車身上，樣子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笨重的貝爾莎大炮差不多。俄國人顯然想知道我們的280配置在什麼地方，以便在他們一旦發動進攻時摧毀這些大炮。因此，這些大炮由拖車拖著在德國森林周圍轉來轉去，讓俄國人摸不著底。每門大炮隨時由一個步兵排負責警衛。一天，米勒上尉把我叫去，佈置一項秘密任務。我這個排被挑選出來警衛一門280。我心情激動地動員了全排，然後給我的9毫米口徑手槍裝上子彈，跳進吉普車，奔赴營部去受領任務。我為警衛一門能發射核彈頭的大炮，感到很興奮。

我走了不多遠，為了放心，摸摸腰上的手槍。它不見了。我嚇得發呆。在陸軍中丟失武器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我是回頭找手槍，還是繼續驅車前進去受領任務？一時拿不定主意，心亂如麻。最後，我認識到我必須通過無線電話向米勒上尉報告這一情況。

“鮑威爾，你還在路上？”他問。

“是的，長官。但是你看……我的手槍丟了。”

“你說什麼？”他難以相信地問道，沒過兩秒鐘又接著說：

“好吧。繼續執行任務！”

在營部受領任務後，我開車返隊，忐忑不安地尋思著自己的命運。剛駛過一個德國村莊，就發現米勒上尉坐著他的吉普，在一片樹林邊上等我。他招呼我過去。“有件東西給你，”他說，他遞給我那枝手槍。“它從槍套中掉出來，讓村子裡的孩子們撿到了。”孩子們檢到？我打了一個冷戰。“是啊，”他說，“幸好他們剛打出一發子彈，我們就聽見了，趕快把槍要回來了。”發生災難的可能性仍然使我全身發軟。米勒說：

“看在上帝份上，孩子，再別出這種事了。”

他開車走了。我查看彈夾，是滿的，沒有打出過子彈。我後來得知，手槍是我出發時掉在我房間裡了。米勒編了孩子們撿槍的故事，是為了嚇唬我，今後好小心一些。他從來沒有再提到這件事。

要是在今天出這種事，上級就會進行調查，請律師，大概會在我的檔案上留下一個致命的汙點。米勒卻不是這樣，只編造了一個故事。他顯然是想過：我手下來了這個一般還算能幹的少尉。他有時毛手毛腳，出點差錯，我得給他一點教訓，嚇得他屁滾尿流，但是要手下留情，別讓他的前程剛開始就毀了。

米勒這種有人情味的領導作風，有時並不符合條令規定，卻給我留下難忘印象：當人們跌倒的時候，把他們扶起來，撣撣他們身上的灰塵，拍拍他們的背，推他們繼續前進。

有好多次，都是米勒和別的上司把我扶了起來。例如：在開赴慕尼黑的途中，我把我這個排的火車票弄丟了。我和全排的人擱淺在法蘭克福車站，這時又是他們扶了我一把。迄今為止，我從來沒有跟人說過這些難堪的事。現在寫出來，也許會幫助年輕軍官們明白一個道理：任何人都不會是毫無麻煩的一帆風順。

駐德美國陸軍的任務是扼守GDP防線，即“總防禦計

劃”防線。這道防線自北而南縱貫福格爾斯山脈的富爾達峽谷，這一峽谷也是鐵幕所經過的地方。我們師的每一門火炮、每一挺機槍、每一枝步槍、每一門迫擊炮、每一輛坦克以及每一件反坦克武器，都要用來抗擊由這一峽谷蜂擁而來的俄國人。我們排負責防衛這防線上的一小段。為什麼俄國人會來？我不知道，答案不是我這個小尉官的事。當時冷戰形勢嚴峻。在那前一年，俄國人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在空間領域躍進了一大步。他們封鎖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爾政府採取了大規模報復政策，那意味著控制發展常規力量，重點加強核力量。美國的戰略家們認為我們常規武器不如俄國，只好依賴我們的核優勢。對此，我的全部理解只是：在GDP防線上我們兵力單薄，一旦俄國人發動進攻，我們就頑強戰鬥，抵擋一陣子然後撤退，觀看核浩劫來臨。

1959年夏天，我休假回家，參加兩位大學時好友——克里斯和多納·奇澤姆——的婚禮，看望我姐姐那個新出世的小女兒萊斯莉及其小姐姐莉莎。最主要的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我回國之前，我們商量過結婚的事。如果結了婚，她打算留在紐約，把護士學校唸完。我則返回德國，再幹16個月，這對於新婚者將不是一個好的開端。我需要徵求父親的意見。一天深夜，我們在家裡的地下室談了很久。我小心謹慎地提出這個問題。他的反應卻叫我吃驚。他認為我還不到時候。他沒有具體說為什麼，只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堅決反對這門婚事。他從來不曾如此乾脆地反對過我的想法。家庭的態度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不想違背父親的旨意。休假期滿，我返回部隊，仍是一名單身漢。

這一年年底，我第一次晉升，成為中尉。只要我服役18個月沒出麻煩，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這一晉升。

我在德國時第一次親自處理了一件軍法問題。那一案件的由來是：美國陸軍3名卡車司機在駕車返隊途中開快車，把公路變成了賽車跑道，爭相超車。這些車都是5噸卡車，其中一輛失去控制，滑到了一旁，撞翻了一輛迎面而來的“大眾”牌小汽車，撞死了裡面的3個德國平民。上級指定我對這3名司機提出起訴，以殺人罪提交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那3名汽車兵請了一位文職律師為他們作辯護。

我從零開始，一頭扎進這個案件，查清事實，鑽研有關的法律。我還沒有當過地方檢察官哩。開庭那天，我走進審判庭的帳篷，儘管只是一名年輕的步兵中尉，還是沉著地對付被告的專業辯護律師。最後我的起訴成立，肇事者及3名司機的領隊被判有罪。

走出法庭時，我感到不但學了軍法知識，也增加了對自己的瞭解。我在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擔任過領導工作。轉入現役以後，我肩負著更重要的責任。然而，處理問題大多是按刻板的規定辦事。到了這一次審訊，我幾乎是頭一回要自己動腦筋思考，而且基本上獨立思考。這一天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消化一堆原始材料，理出頭緒，再明確地有說服力地加以陳述。

在我早期的軍人生涯中，除了這次辦案，我還擔負過幾次臨時任務。有一次，我被指定為全師手槍射擊代表隊隊長，我們贏得了冠軍。我還被抽調出去指揮一個儀仗隊達兩個月之久。我曾奉調到旅部當副官。這樣調來調去，我擔心自己會不會脫離正業。然而，上級給我的鑑定是鼓舞人心的。其中的一份是1959年7月20日由威爾弗裡德·莫爾斯上尉寫的：“鮑威爾工作努力，堅定剛毅，辦事妥善，能與各種級別的人打交道。他在軍中有無限發展前途，應加速培養。”這時我才22歲，已經被“器重”了。這一鑑定使我有點飄飄然，可是6個月之後，又一鑑定使我落回地面。

一般的後備役軍官都是很隨和的，可是我碰見了一個例外。當時，我剛被任命為第四十八步兵團第二營D連的連副，新連長尚未到任。當我們得知誰來當連長時，幾乎引起一陣恐慌。他名叫威廉·C·路易塞爾，西點軍校出身，還在西點當過戰術教官。連裡有的年輕軍官是他的學生，說他是一個很嚴厲的少有的狠人。路易塞爾到任以後，果然名不虛傳，強硬、苛刻、精明，有時幾乎不通情理。

我在裝甲運兵車的事情上嚐到了路易塞爾的厲害。我的職責之一，是保證全連的裝甲運兵車永遠停放得當，要頭朝山下，每輛車的左前角必須與另一輛車的右前角取齊，以便隨時準備好一齊出動衝向紅軍。路易塞爾要求很嚴格，可以說是用測量儀器檢查車輛是否整齊，要是發現有一輛車一個角沒有對準，我們就會被訓斥得狗血淋頭。

一天，我在值班室給本連一名軍官打電話，因為著急而大聲嚷了起來，恰好路易塞爾進來聽見了。他把我叫到一邊，狠狠斥責了我的行為。此後不久，我讀了他給我寫的鑑定，其中寫道：“他脾氣急躁，尚能努力控制。”這句話在外行人看來也許算不上災難。但就鑑定用語而言，這是對我的嚴厲批評。從我在後備軍官訓練團穿上軍裝的第一天起，這是我的鑑定報告中第一次出現的批評。路易塞爾把我叫去，讓我坐下，又提起我打電話發火的事。他告誡說：“你對我或者對任何人都決不要那樣耍脾氣。那樣耍脾氣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如今，我仍然是急脾氣，有時發火。但只要一發作起來，我耳邊又會響起路易塞爾的告誡聲音。

我給路易塞爾當副手期間，有一次目睹了一個可怕的情景，使我預先體驗到一旦冷戰點燃成為熱戰會是什麼樣子。那是1960年夏季，正好是發薪餉後那一天清晨。我們全旅開到格拉芬沃爾進行野外訓練。官兵們被安排在600多個通用帳篷裡宿營。我們連的大批人尚未到達。兄弟部隊第十二裝甲騎兵團是頭天夜裡來到，他們的帳篷裡睡滿了人，第二天凌晨尚未起床。

我剛剛跟另一個連的連副交換了食品，把換來的口糧送往我們連的餐廳，突然聽見頭頂上嗖的一聲刺耳的怪音，我即刻明白那準是一顆打偏了的炮彈。霎時間，我呆呆地僵在那裡，看見一枚8英寸口徑的炮彈打中了第十二裝甲騎兵團宿營地的一個帳篷杆，把一切拋向空中，爆炸聲震耳欲聾，然後是一陣可怕的沉寂。我趕緊扔下食品跑過去，只見一些被炸斷的手、胳臂和腿飛落在我周圍的地上。還有一些頭天發餉領到的鈔票飄撒一地。有幾名軍人跟我一起冒著刺鼻的硝煙衝向那個被炸燬的帳篷。我扯開一個睡袋，只見裡面五臟六腑，血肉模糊。這一下子就死了十幾個人，傷得更多。後來查明，這一悲劇的起因是一門火炮瞄準時操作失誤，那個炮兵營的營長和另幾名軍官都被撤了職。我原先看過上百部戰爭影片，還從來沒見過任何一個場面能跟我目睹的那一慘相相比。

在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本寧堡，基本上都是軍官。到了德國的蓋爾恩豪森，我才體會到陸軍的根本在士兵。在第四十八步兵團，我們一舉一動都是圍繞著士兵轉。當時，大部分士兵是應徵入伍的義務兵。他們的教育程度一般比志願兵高，有些人還上過大學，不難從他們當中挑選文書、會計或技術人員。這些義務兵入伍服役兩年，然後返回他們的學校或工作崗位，跟妻兒或女朋友重新團聚。我們把這些兵叫做“聖誕節幫手”——他們來為國當兵，然後回家。他們不想找麻煩。

志願兵的情形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人動機端正，許多人通過奮鬥而升為軍士，構成陸軍的支柱。但另一些人卻沒有奮鬥目標，有的人還是迫不得已而當兵，當時法官常常命令闖禍的人在坐牢或當兵二者之中作出選擇。我遇見過一個18歲的志願兵請求批准他跟一個德國女孩子結婚，因為他已經把她搞得懷孕了。當時，陸軍不會輕易允許年輕的美國兵跟外國人結婚。他們往往是雙方還不成熟，我們儘量讓他們剋制感情。直到70年代，上級才指示我們不再幹涉士兵的婚戀，從憲法上說，一個18歲的列兵跟一個18歲的平民一樣，有做蠢事的權利。當年來找我的那個18歲的列兵，顯然已經跟他的德國姑娘提前度了蜜月，所以我告訴他，我將幫助他儘快辦理結婚手續。可是事情沒有完。他說他還申請批准他未來的岳母也一起移居美國，因為他也使那位女人懷了孕。這類情況該怎樣處置，本寧堡的基本教程中可沒有提到過。

在50年代，要處理一個調皮搗蛋的人或不稱職的人可費勁啦，要辦成堆的公文，花幾個月的時間。當時，我們竭力說服自己：要改進領導作風，讓浪子回頭。可是，守規矩的士兵看到犯規的人不受懲罰，甚至犯法的人還逍遙法外，這對總的軍心士氣影響極壞。經過20年之後，陸軍實行全志願兵制，才允許各級指揮官拒絕接受那些連法官都不想關進監獄的犯罪分子，並有權“炒”那些不合格兵的魷魚。

那時候，軍士是軍隊中的強硬派。聰明的少尉排長都懂得要向軍士們學習，在別的方面不要礙他們的事。我遇到的第一位排副是R·D·愛德華茲，是一個老資格的軍士，美國南方亞拉巴馬州的白人。我當初對他存有戒心，後來體會到我的顧慮是多餘的。他並不在乎我是黑人。少尉排長隨便是什麼膚色，他都無所謂。他的任務反正都一樣：教會新少尉帶兵，同時又照顧這些新排長。他對我客客氣氣，總是按軍隊老規矩用第三人稱對我說話，“少尉，想喝杯咖啡嗎？”

排裡的兵都怕愛德華茲，這不無道理。有一次，一個兵不請假外出，他就用鏈條把這個兵鎖在營房的暖氣包上。我告訴他不該這樣做，他覺得我的話難以理解，抱怨說軍紀鬆弛了怎麼辦。士兵們怕他，但又尊敬他，懂得他是處處關心他們。不管他的工作方法多麼原始，他只有一個心眼，就是關心全排的福利和排裡的每一個人。只要他們好好幹，他就為他們籌辦一切。

我在蓋爾恩豪森任職期間，開始理解了我們的士兵，摸到了他們的脈搏，這使我35年來受益匪淺。美國兵好勝心強，他們希望自己是得勝隊伍的一員。只要他們認為目標是有價值的，他們願意讓自己的領導者對他們高標準嚴要求，驅使他們竭盡全力。他們尊敬這樣的領導人。在按高標準逼他們賣力時，他們會不斷髮牢騷，會罵娘說不如換個輕鬆一點的地方。但到頭來，他們總還是問：“我們該怎麼做？”

我還懂得了，士兵們有問題來找你，說明他們相信你。即使是上面說到的那個18歲小夥子一下子愛上兩個女人，他也是相信我才來找我。領導者的責任就是解決問題。倘若士兵們有問題不來找你，那就說明你失去了對他們的領導。他們準是不再相信你能幫助他們，或是斷定你不關心他們。這都是領導人的失敗。

我們當時的營副雷蒙德·巴雷特少校，綽號“紅臉”，是我的又一位恩師。他的妻子瑪姬也經常關心照顧我們這些年輕軍官。有一天深夜，“紅臉”在軍官俱樂部酒吧向我們講述了部隊領導人不能高枕無憂的道理：“晚上你上床睡覺時，一切平安無事。部隊生氣勃勃，人人盡職盡責，你覺得自己幹得蠻好。可是第二天清早你一覺醒來，忽然發現半夜裡人人睡大覺的時候，他媽的出了大亂子。會出亂子的，你們這些傢伙明白嗎？出了亂子，你作為領導者只好一切從頭重來。”

我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後，耳邊還常常回響著“紅臉”的教誨。

我一回想起當年開導過我的那些軍官，心裡總是熱乎乎的。巴雷特少校、米勒上尉、布萊克斯托克上尉、沃森上尉，以及路易塞爾上尉，他們都教導我要熱愛軍人生活，要關心和照顧我們的士兵。他們還把軍人生活中的輕鬆樂趣傳給了我們。工作要認真，但是別把自己弄得嚴肅過分。該輕鬆時就放輕鬆些。我們的軍官俱樂部坐落在金齊希河谷上方一個小山頭上，那是我們社交生活的中心。晚上，年輕的尉官們常聚集在那兒的酒吧，酒吧掌櫃弗裡德爾請我們喝“勒文布魯”牌啤酒，這時老上尉們就擺龍門陣，講戰爭故事，講傳奇事蹟。晚餐之後再進點飲料，然後開著“大眾”牌汽車下山回營。

在沒人管的日子，我們玩“7——14——21”飲酒遊戲：每個人輪流擲5粒骰子，只數其中的“一點”。誰先擲到第7個“一點”，就可以要一份12盎司的雞尾酒。由弗裡德爾兌波旁酒、蘇格蘭威士忌、杜松子酒、白蘭地和薄荷酒，調製成綠色的液體。他兌酒的時候，遊戲繼續進行。誰先擲到第14個“一點”，就該誰付這份酒錢。最後，誰先擲出第21個“一點”，就受罰，要一口氣咕咕咚咚地把弗裡德爾兌好的那份烈酒灌進肚裡。有一天晚上，我一連擲出了3次21個“一點”。平時社交場合我只抿一小口酒，可是那晚上不能不受罰，只好灌進3杯烈酒。灌完第3杯，我就不省人事了。別人把我抬回床上，偏巧凌晨兩點鐘來了一次緊急集合。別人把我綁在吉普車後排座位上，才沒倒下。我這個排長當時腦子麻木，跟死人差不多，總算謝天謝地，俄國人沒有在那天夜裡衝過富爾達峽谷。

對美國黑人士兵，尤其是美國南方來的黑人士兵來說，德國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他們想去哪兒都行，想在哪兒吃飯都行，想找誰約會都行，完全跟別人一樣。當時，美元堅挺，啤酒香噴噴，德國人很友好，因為全靠我們擋住紅軍。我當時覺得，戰爭，至少是西德境內的冷戰，並不是地獄。

你可能在軍隊服役35年而升到最高層，然而你總會感到你第一次任職的經歷是最難忘的，你可以用它來衡量你以後的種種經歷。這就是蓋爾恩豪森對我的意義。我們這級尉官彼此之間結下了終身的友誼。我們彼此賴以生存。在偶爾受到上級軍官的打擊時，我們彼此支持。我們有缺點錯誤時彼此打掩護。我們也彼此競爭。我的好友史蒂夫·史蒂文斯、基斯·比塞爾、艾克·史密斯、哈爾·喬丹、泰格爾·約翰斯、沃爾特·普里恰德、比爾·斯托夫特、傑姆·李、喬·施瓦爾等人，都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4年之後，當我和懷孕的妻子在美國南方一個不大好客的城市裡徘徊於街頭無處安身的時候，正是施瓦爾和他的妻子帕特救了我們。這些朋友中，有的人後來離開了軍隊，有幾位當上了將軍。我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之後服役的新一代軍官。我們在蓋爾恩豪森之類的地方度過學徒期，接著繞過半個地球到東南亞接受了戰火的洗禮，普里恰德和李在那時陣亡了。

在德國的這段經歷值得懷念，十分珍貴，但其間也有一個不好的方面，就是在這些擔任警備任務的軍人中間，存在一種不健康的態度，做事想取捷徑，不是真正想把事情辦妥，而是得過且過。有一個小的例子能說明問題：陸軍規定了一套新的裝備維修制度，其中申請零件的辦法很繁瑣。誰也弄不明白。可是人們不提意見，不指出這辦法不合理，而是圖省事，把我們需要的零件送到材料庫修修補補，湊合著用。然後編造報表，似乎這糟糕的制度行之有效，致使這個蹩腳的管理辦法得以延續下去。上級軍官對這套把戲睜隻眼閉隻眼，下級軍官就得出結論說這麼做是對頭的。這種自我欺騙的做法由一個單位擴展到另一個單位，形成了體制，幾年之後還出口到越南，造成了可悲的後果。

1960年11月，我當時還在德國，遇上了總統選舉。這是我第一次夠年齡投選票。在普爾恩豪森感受不到多少競選氣氛。連電視轉播的尼克松與肯尼迪之間那場有名的辯論，我都沒有看到。我把我的一票投給了肯尼迪。當時我並沒有費腦筋分析兩個候選人的優劣，只是覺得肯尼迪和他的民主黨似乎能給我這樣出身的青年人帶來多一點的希望。

1960年末，我在德國的兩年任期屆滿。當時我已經接替路易塞爾擔任了D連連長。連長通常由上尉擔任，我們全營只有我一箇中尉連長。營長J·巴塞洛米斯中校要我留任，可是我想家。我已經16個月沒見到我的女朋友了。我也希望換換環境。步兵人事處派我回國去馬薩諸塞州的德文斯堡，我以為到那裡有機會當另一個連的連長。從德文斯堡開車幾個小時就可以到紐約市，這挺合我的心意。我滿懷深情地告別了第四十八步兵團。我剛來時還是一個新手，離開時已是一個相當有經驗的職業軍人了。

多年之後，我常給我的孩子們講這一時期的故事，他們感到只有一個故事最來勁兒。那是一天上午，我們正在進行演習，在吉森附近我們的車遇上另一個部隊的一輛偵察吉普車停在狹窄的路邊。

“嘿，中尉。”我們部隊的一個人喊道，“過來瞧瞧這是誰呀！”

我走了過去，那裡有一個滿身油汙、面色疲憊的中士向我敬禮。原來是埃爾維斯·普雷斯利①，我們握了手。“爸爸跟歌王握過手啦！”正是這一點使我的孩子們驚喜。我當時的感覺則是，這位名人不錯，沒有謀求照顧，而是毫無怨言地來服兩年兵役，當普通一兵，而且升為一名軍士。

德文斯堡在馬薩諸塞州艾爾市附近，在波士頓以西約30英里。這座老兵營所以能保存下來，主要是由於馬薩諸塞州國會議員代表團的堅持。我到德文斯堡報到是1961年1月，地面上的雪有3英尺深。士兵們都叫冷，波多黎各士兵尤其受不了。有一個外號叫“二等兵TA—21”②的人，不論什麼時候離開營房，都要穿上他所有的衣服。有一天他不請假外出，開了小差。幾星期以後，憲兵找到了他，原來他溜回波多黎各的桑塔斯去曬太陽。有趣的是，這些一星期來凍得哆哆嗦嗦的大兵，每到星期六下午校閱完畢之後立即變得精神抖擻，穿上筆挺的便衣，搭便車去波士頓和紐約，逛夜總會之類的銷魂場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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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爾維斯·普雷斯利（1935—1977），美國搖滾歌手，有“歌王”之稱。——譯者注。

②TA—21是指陸軍裝備限量表中的第21項，即服裝項。由於此人怕冷，經常把所發的衣服全部穿在身上，因此而得此雅號。——譯者注。

我被分配到第二步兵旅第四步兵團第一戰鬥群。旅長是小約瑟夫·史迪威准將，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傳奇人物老約瑟夫·史迪威將軍的兒子。老史迪威的綽號叫“醋瓶子喬伊”，我們的小史迪威則被叫做“蘋果酒喬伊”或“蘋果汁喬伊”。他50多歲學跳傘，自己不怕扭斷脖子，還拉著旅部的牧師跟他一起跳。他們學了10分鐘就跳，牧師摔得鼻青臉腫，再也不跳了。在離開德文斯堡幾年後，史迪威又自學開飛機，駕駛一架DC—3飛機，大概是學得不大好，在一次從加利福尼亞飛往夏威夷的途中失蹤。我們這些認識他的人都盼望我們的“蘋果酒喬伊”有朝一日會依舊紅光滿面地出現在夏威夷的懷基基海灘上。

我在德文斯堡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戰鬥群司令部的聯絡官，主要是為主管作戰與訓練的第三科科長理查德·埃利森少校當“聽差”。埃利森是個和藹的愛爾蘭裔人，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比我在德國時的多數上司都高明一些。戰鬥群群長是羅伯特·厄特利上校，為人古板。副群長託姆·根德隆上校原是有名的第一步兵師的老兵，他一舉一動、呼吸、睡覺都離不開第一步兵師的老傳統。他按照第一步兵師的將軍們的名字給他的兒子們命名，只是由於他妻子堅決反對，他幾個女兒才沒享受這一榮譽。他動不動就說“你只有照步一師的樣子做，準能做好”。這幾位長官湊到一起，真夠熱鬧的。

“蘋果酒喬伊”、厄特利和根德隆之間，經常冒出不同的意見，好意見、壞意見、荒唐可笑的意見，什麼都有。可是埃利森聰明機智，善於周旋，能拿出好點子，避開餿主意，把最令人難堪的意見扼殺在搖籃之中，同時還總能讓幾位上司都高興。我從他那裡學到了不少東西。埃利森和妻子喬伊都善於交際，性情活潑，他們待我這個單身漢如同親人。可惜，埃利森幾年之後死在越南，他的早逝使我失去了一位可敬可愛的良友。

不久，我終於逃脫了聯絡官的差事，擔任A連連副。連長不多久調走了，我第二次當了連長，但是中尉。我和各連的連長既是競爭者又是夥伴。我們彼此傳授一些小把戲。例如，假若你發現連裡床單缺了，就去醫院垃圾堆或太平間去撿。那裡有的是，撿回來一洗還能再用。

我在德文斯懂得了一個道理：競賽不一定都是要玩命。我在連裡組織了各種競賽，不僅是體育運動競賽，還評比最佳宿舍，最佳娛樂室，最佳武器保養等等，凡是能評分的都開展競賽，給予獎勵。競賽越多，班、排和士兵贏得優勝的機會就越多。我自己是穿上軍裝後才發現了自己的價值，我希望幫助我的下級也發現他們的自我價值。然而，我對“超級盃”式競賽的興趣卻小得多，那種競賽要求奧林匹克級的水平，參賽選手不得不把所有的時間都投入訓練。競賽本身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讓更多的軍人都樹立自信和自尊。當普通的人付出了超出普通水平的努力就可以贏得優勝的時候，競賽就是最健康的。

第二步兵旅是陸軍戰略軍的一個組成部分。該軍由一些精銳部隊組成，其任務是隨時準備奔赴任何戰場作戰，它的英文縮寫是斯特拉克（STRAC）。我們把斯特拉克既用作名詞，也用作形容詞，用它來表示隨時保持良好狀態，做好準備，具有集體榮譽感。例如：“排副，你排是斯特拉克嗎？”

“是，長官，我排是斯特拉克。”然而，正像陸軍裡往往出現的情形一樣，在這一方面也做得過了頭。形式變得重於內容。注重外表整潔甚至超過了注重戰備。我們用澱粉把作戰服裝漿得像硬板，為的是褲線筆挺。當地有句成語叫“打澱粉”，就是用條帚把拍打褲子，把褲腿拍開，這樣，把腿伸進褲子時，才不至於擦傷皮膚。校閱時我們要等到最後一刻才穿褲子，扣上褲釦，拉上拉鎖，最後穿上靴子。這一切都是為了保持軍服筆挺，不起皺。這種做法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過不了一個鐘頭，人人的制服都會變得滿是皺褶。可是要保持斯特拉克，就不能不“打澱粉”，我幹得比誰都強。這成了一個傳統。

“打澱粉”不過是愚蠢傳統的一個例子而已。越南戰爭之後，陸軍努力取消種種無意義的做法。我們想讓軍人生活比較接近平民生活。改成了5天工作，週末休息兩天。兵營現在不再像是寬鬆監獄，而是像大學校園。我們仍舉行校閱，但目的是評估一個部隊的戰備水平，不會因為一個兵背水壺有一點不合要求就給處分。

我接受而且支持我們所作出的大部分有意義的改革，贊成取消“打澱粉”之類的無意義的做法。然而，傳統和禮儀對於保持軍人的神秘感仍然是必需的。它們能給年輕士兵灌輸一種歸屬感和自豪感。我坦率承認，我懷念以往的某些做法。例如，連長原先有權處理士兵輕微的犯規，把處理結果寫進一個綠皮的連隊處分登記本，例如：“列兵拉索，未請假外出，罰款50元”，等等。今天，連隊處分登記本沒有了。為了懲處日常的違紀行為，你也得宣讀一個“米蘭達條款”①式的聲明，提供證人，請律師，並報請上級主官審批。這一切聽起來頗有尊重公民權的味道。可是它損害了小分隊所必須具備的某種東西，即連排軍官和士官的自主負責精神，一種家庭精神：像父母對子女一樣關心年輕士兵，在他們走偏方向時就把他們拽回來。不可否認，在過去的制度下偶爾發生過濫用權力的現象。但這種制度的利大於弊。現在的情形，則像是家庭裡每次發生廚房口角就把全家拖上家政法庭。處分權收到了上級司令部和律師們的手中，小分隊就失去了原先的某種可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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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蘭達條款，指美國最高法院1966年審E·米蘭達一案時作出的規定，即必須事先通知被告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請辯護律師等。——譯者注。

過去，人事和薪餉是在營一級辦理。如今有了電腦，這些工作都統一由上級處理，效率高而且省錢。可是，這種非人格化的服務也使我們付出了代價。軍官們對自己部屬的生活過問得少了，給部屬提忠告和幫他們解決問題的作用變小了。在某種程度上，電腦取代了官兵之間的人與人的聯繫，取代了他們藉以凝聚在一起，保持高昂士氣的家庭感。我還相信，上了年紀的當過兵的人一定還記得當年的連隊食堂，那煤渣地基上的木房子，一頭是廚房，一頭是食堂，地上擺著野餐式的桌凳，一個角落是軍官就餐的位置，另一個角落給軍士們用。食堂門口放著垃圾桶，門外掛著一排拖把。今天，食堂都變成“大餐廳”了。我知道大餐廳比連隊小食堂經濟合算，然而，我依然懷念當年的連隊食堂，人們在那小食堂裡嘰嘰喳喳，談笑風生，充滿戰友情誼。當然，我這是讓懷舊與現實混雜在一起了。在理智上，我知道今天的美國兵和美國陸軍是優越的。可是，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樣，我仍然透過模模糊糊的記憶，懷念過去的時光。

我擔任A連連長的時間不長，很快就被調到一個新單

位，第二步兵團第一營擔任營副官。我又一次以中尉的身份擔任了上尉級的職務。營副官負責人事、任免、升降、紀律、軍郵以及“士氣和福利”。我的新上司、營長，是W·C·艾伯納西中校，他是阿肯色州人，沃鈽塔浸禮會大學的畢業生，是個真正滴酒不沾的浸禮會教友，說話斯文，驚歎語不超過“哎呀！”一詞。在他手下，我不能不謹言慎行。

艾伯納西中校一點也不霸道，但辦事認真，格外重視全營的士氣。辦理一名列兵晉升為上等兵，他要求得跟提升上校一樣過細。發軍餉必須按時。士兵們在野外挨凍時，必須送去熱咖啡和熱湯。只要發現一個兵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就一級一級追查責任。他並不是嬌寵士兵，他對他們要求嚴格，執行紀律毫不留情。這是另一種方式的關懷。

一天，中校吩咐我建立“歡迎娃娃”的制度。我一聽感到迷惑不解。艾伯納西解釋說，每逢一名軍人的妻子生孩子，要立即發一封營長親筆簽名信，向娃娃父母致以祝賀。再給嬰兒寄一封信，歡迎小娃娃到我營做客。他要求這兩封信在嬰兒誕生的當天寄出。

我怎樣才能知道哪個人要當父親了？難道我可以讓全營集合，命令：“誰的妻子懷了孕，向前一步——走！”然後盤問預產期在哪一天。我當時還是一個單身漢，這大概也影響到我幹這件事的熱情。不管怎麼說，我辦這樁差事拖拖拉拉。中校把我叫去：“哎呀，科林，你還沒有辦，真叫我失望！”他這和顏悅色的指責，比我在德國時挨“紅臉”巴雷特一頓臭罵還難受。我一回到自己辦公室，就馬上著手這項人口統計工作了。

我不曾料想到，這項工作一落實，立刻得到良好的反饋。艾伯納西的良苦用心使大家感動。娃娃的母親回信，對丈夫的部隊把她們看作是部隊生活的一部分表示感激。娃娃剛出世不會說話，但可以想象到，母親準會把第二步兵團第一營的歡迎信珍藏在孩子的檔案本內。

艾伯納西還給我上了有益的一課，就是要想方設法深入下層，接觸每一個人。要讓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受重視，是大集體中的一分子。在從根本上說是粗線條的部隊工作中，艾伯納西做到了細緻入微的關懷。當時軍隊裡一般人的態度都是大而化之，誰想要老婆，就給他發一個老婆了事，而艾伯納西卻深入關懷每一個部屬。

我對副官工作感到頭疼，想重新當連長，成天向艾伯納西嘮嘮叨叨。有一天，他終於對我講了幾句陰陽怪氣的話：“你當過連長，而且當了兩次，儘管時間不長。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你現在是第3次在上尉的職位上工作。既然如此，恐怕誰也不會再把你派回連隊。”這話似乎是說我已經跳過了那一高度。我還是想當連長，但是艾伯納西的話是對的。

1961年夏季，我第一次去牙買加，用我親戚們的話說，是頭一次“回老家”。德文斯堡的生活嚴肅緊張，但總不像在西德冷戰前沿那樣令人興奮。我想找點新鮮事幹幹。我當時一月薪金是290美元，花了182美元買了一張去牙買加的往返機票。臨行前，我回家查詢家譜，弄清楚誰跟誰是什麼關係，以免鬧笑話。

地球上還能找出兩個地方像德文斯堡和牙買加一樣相差那麼大嗎？轉眼之間，我降臨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地方，身前身後全是嬌豔的鮮花，受到姑姑姨姨、叔伯姑舅和堂親表親們的熱情歡迎，就像故人重逢一般。我在報名參軍時，曾經填寫過海外關係，僅父母的親兄弟姐妹之中家在牙買加的親人，就有28名。可是，我有點失禮。他們以為我是從富國來的“闊親戚”，我卻沒有給他們帶什麼禮物。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熱情接待，把我從一村送到另一村，一家接到另一家，從姨媽姨父到姑媽姑父，彷彿傳看一件獎品似的。

我一到西印度群島，就觀察到家家是婦女當政。她們辛勤工作，循規蹈距，生兒育女，督促子女上進。某些男人卻被認為是不怎麼樣。我見到了所有的姨媽姑媽，而見到的叔叔、舅舅、姨父、姑父卻少一些。一天，我和表兄弗農·梅克爾一起開車到金斯敦城裡去看望艾絲麗姨媽和威特姨父。我們遇到紅燈停車時，弗農指著街角上站著的一個人說：“那就是你的魯珀舅舅。”

“我想見見他。”我說。

“不行。”弗農回答。

“為什麼？”我問道。原來，魯珀似乎是麥科伊家的敗類。玩了太多的女朋友，卻又沒錢餬口養家。弗農說的話是對的。

艾絲麗姨媽也不喜歡這個弟弟。

可是，他畢竟是我的舅舅，我還是去看了他。在這麼多親戚當中，魯珀竟是格外有趣的一個。只要我花錢給他買蘭姆酒喝，他就滔滔不絕地給我講他的故事。我花錢買酒聽他講故事，有3天都是這樣度過的。我陪他喝酒太多，休假期的最後兩天，不得不回到紐約皇后區家裡休息，等頭不疼了，才返回兵營。

1961年夏季，我3年義務服役期滿，本可以離開部隊，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離隊。我是一個年輕黑人，除了當兵，別的我都不懂。我離隊後幹什麼，跟我父親進服裝廠嗎？以地質工作者身份去俄克拉何馬鑽石油嗎？當時正是經濟衰退時期，我留在軍隊，很快就可以一月掙360美元，一年掙4320美元，這收入在當時是相當不錯的。在軍隊，我的才幹有多大，就可以走多遠。在美國社會里，一個黑人從事任何別的職業都不會有這樣多的機會。最重要的是，我愛當兵這一行。

因此，我告訴父母我不回家了，這使他們詫異不已。

對於服兵役，美國黑人一向有一定的矛盾心情。多少年多少代，這個國家不曾為我們而戰，還實際上拒絕賦予我們基本的權利，我們又幹嗎要為它而戰？在這個國家裡，我們甚至不能進白人享用的餐廳和一般生活設施，還叫我們怎樣為它服務呢？可是，不論是受到珍重還是受到輕蔑，不論是受到歡迎還是僅僅受到容忍，依然有千千萬萬的黑人為這個國家服兵役，有史以來一向如此。在馬薩諸塞州——我此前服役的地方——早在1652年，黑人自由人和黑奴就曾經應徵當民兵。美國革命時期，曾經有5000多黑人在華盛頓將軍麾下服役，幫助這個國家爭取到獨立，而他們自己卻並未享受獨立。內戰期間，將近22萬黑人在聯邦軍隊伍中作戰，陣亡了37，500人。黑奴得到了解放，但他們回到家裡仍然被人瞧不起，還得忍受三K黨的猖獗和私刑。

內戰以後，國會授權成立了4個黑人團：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步兵團，第九和第十騎兵團。據說由於他們皮膚黑，頭髮捲曲，身穿野牛皮上衣，作戰勇敢，被印第安人叫做“野牛勇士”。然而，這4個團的建立並未帶來種族政策上的開明。

美國政府只不過是希望在向西移民時讓白人移居者受到保護，防止印第安人襲擊。“野牛勇士”幫助白人獲得土地並保衛土地，可是黑人大都沒有獲准擁有土地。

你若仔細瞧瞧那些描繪西—美戰爭期間特德·羅斯福率領義勇騎兵在古巴聖胡安山衝鋒陷陣的油畫，就會發現那上面沒有一個黑人面孔。但是當時倘若用照相機拍照，照片中就會有黑人，因為義勇騎兵中確實有黑人，其中7人在古巴之役中還榮獲軍功勳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參軍的黑人將近100萬。其中一些人，如“塔斯克吉人”——第一批黑人戰鬥機飛行員——證明黑人有能力也有勇氣擔負任何作戰任務。可是，他們1945年復員回到南方亞拉巴馬州的吉姆克羅地區，那裡依然是種族隔離。黑人進單獨的學校，這些學校與白人學校不一樣。黑人就業困難重重，還忍受種種侮辱，例如只能進“有色人種”廁所，連街頭的飲水噴頭都不能與白人共用。在美國其他許多地方，也存在種族主義，只不過不那麼露骨罷了。

既然如此，為什麼國家有難時，黑人還總是響應號召？他們這樣做，是因為當兵打仗是允許他們行使公民權利的惟一領域。因為他們相信，只要他們表現出同等的勇敢，作出同等的犧牲，為國而戰和為國捐軀，那麼隨後一定會得到平等的機會。例如，安德魯·傑克遜①曾許諾說，跟隨他作戰，特別是參加了新奧爾良戰役的黑人，將被賜予土地。黑人跟隨他打仗，有些人還陣亡了。但是，硝煙散盡，危險度過以後，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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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傑克遜（1767—1845）——第二次抗英戰爭英雄，1815年在新奧爾良擊敗英軍，1829—1837年任美國總統。——譯者注。

直到1948年7月26日，杜魯門總統才簽署了結束軍隊中種族隔離的行政命令。既然允許黑人士兵平等地為國捐軀，那就應該允許他們在軍中平等的服役。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而我是在這之後10年才進入陸軍的。我記得在本寧堡的步兵軍官基本訓練班上，我有兩位最親密的黑人同學，唐·菲利普斯和赫爾曼·普賴斯。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我們3個人恰好排在一起，站隊時恰好肩並肩，看起來彷彿陸軍仍然在搞種族隔離似的。菲利普斯後來成為一名正式上校，擔任過首都華盛頓陸軍儀仗團的團長，是該團的第一個黑人團長。普賴斯後來當了軍醫，成為陸軍的首席心臟病醫生。另一個黑人軍官蘭傑·科菲擔任過尼克松總統的軍事助理。他們以及其他黑人軍官的生涯，都是得益於迄今為止幾乎尚無人認識到的一個事實：在體現民主理想方面，陸軍在美國是居於領先地位的。從50年代起，陸軍中的種族歧視比較少了，賞罰比較公平一些，軍營內的賽場要比任何一個南方的市政廳或北方的公司內的賽場平展一些。因此，儘管陸軍仍有種種缺陷，它依然讓我比較易於愛我的國家，全心全意地為我的國家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