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追求阿爾瑪

1961年11月的一天，我在德文斯堡單身軍官宿舍閒躺著，我的朋友邁克·亨寧堡突然闖了進來，要我無論如何幫他一把。邁克的家也在皇后區，和我一樣也有混合的血統，他家是黑人，但有德國人血緣關係，所以他父親的名字是阿爾馮斯，他哥哥的名字是古斯塔夫。邁克在波士頓交了一個女朋友，叫傑姬·菲爾茲，他對她一見鍾情。他求我說：“請你跟我一起進城，去應付傑姬的同宿舍女友。”

“盲目約會？”我擔心地問。邁克點點頭。不預先跟人約好，就去瞎闖，這樣的事我從來沒有幹過。這種盲目約會的成功機會也許比摸彩票更少。不過，我原先在紐約的女朋友已經跟我吹了，沒有熬過那16個月的分離期。這時我是光棍一條。在德文斯堡我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潘興步槍會”會友德佩斯及其夫人桑迪，在本寧堡時的好友普賴斯及其夫人瑪德琳，以及新朋友C·C·沃克和埃茲拉·卡明斯等等。不過，在談戀愛方面卻無所作為。我說：“好吧，邁克，我給你打掩護。”

我們開車到波士頓的後灣區馬爾波羅街372號去接兩位小姐，來到一幢高級住宅一層內背陰的一個一居室的單元門口時，傑姬·菲爾茲小姐出來迎接我們。幾分鐘以後，另一個姑娘出現了。傑姬介紹說：“這是我的同室好友阿爾瑪·約翰遜。”

她皮膚較白，淺棕色頭髮，體態優美。令我著迷的是她有一雙明亮的眼睛，眼珠帶有很少見的綠色光澤。她舉止端莊，談吐文雅，帶有一點南方口音。我心裡想，這次盲目約會也許倒是闖對了。

很久以後，阿爾瑪向我談了她在那初次見面時的感受。傑姬要她出面，她爭辯說：“盲目約會我不幹，跟當兵的盲目約會更不幹。”誰知道那個闖進來的傢伙是啥樣子？她壓下心中的煩惱，故意穿得邋邋遢遢，在臥室裡慢慢化妝，想拖著不跟那個生人見面。可是她向起居室一瞅，意外地發現這是一個靦腆的小夥子，一副娃娃臉，臉頰還凍得紅紅的。她以前約會過的人都比她大四五歲。“可是你當時看上去像是個乳臭未乾的12歲毛孩子。”於是，她悄悄溜進浴室，換了衣服，重新化了妝，鬆開自己一直揪著的心絃。

邁克和我帶著兩個姑娘到了多切斯特區一傢俱樂部。我們喝飲料，邊聽音樂邊聊天。我原先接觸的姑娘都是滿口紐約腔，這時傾聽一個南方姑娘的低聲細語，很是入迷。那晚上主要是阿爾瑪說話，我呆呆地聽著。她向我提了一個問題——在當時那個強迫兵役制時代是很自然的問題：我在軍隊裡還要呆多久？她認識的年輕人都是入伍後巴不得儘快退役，他們甚至可以準確地告訴你，他們還得在軍隊裡呆多少分鐘。可是我告訴她我不打算退役，我是職業軍人。她瞅著我，彷彿是在看一個外星人。

我平生最愉快的一個夜晚終於結束了，邁克和我驅車回德文斯堡。第二天，我給阿爾瑪打電話，約她再次會面。

我們開始經常約會，見面越多，我越喜歡她。阿爾瑪出生在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並在那裡長大。她父親羅伯特·C·約翰遜是該市兩所黑人中學之一——帕克中學的校長。她的舅舅喬治·貝爾是另一所黑人中學——厄爾曼中學的校長。阿爾瑪的母親，米爾德里德·約翰遜，是黑人女童子軍活動的一位先驅者，而且是公理會教會的全國領導者之一。阿爾瑪自己上學時多次跳級，19歲就畢業於納什維爾市的菲斯克大學，然後回伯明翰，在廣播電台主持一個節目，叫作“與阿爾瑪午餐約會”。她在這一節目中介紹家庭百科常識，並播放一些主要是電台管理人員所要求的緩慢旋律和傷感歌曲。但是，當阿爾瑪替班主持夜間流行音樂節目時，她就播放自己喜愛的現代爵士音樂。

阿爾瑪從來不喜歡自己的故鄉伯明翰。主要原因還不在於當地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實際上，由於她父親的社會地位，她的生活是比較優裕的。可是她生性好動，感到伯明翰空氣太沉悶，她希望到外面闖闖世界。所以，她到了波士頓，在埃默森學院進修聽力學。當我們相識時，她是波士頓聽力弱者互助協會的一名聽力學專家，經常開著一輛麵包車到全市各地，幫人們測試聽力。她覺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出診，是有一天到坎布里奇的一座耶穌教修道院，為教士們作聽力檢查。

在我們相識後大約一個月，阿爾瑪回伯明翰老家過聖誕節。我們約定，她在返回波士頓的途中路過紐約，到我家裡參加除夕晚會。我相信阿爾瑪會喜歡我的親人們，但也許不會馬上就適應。她是一個很有涵養的女孩子，出身於南方一個有教養的家庭，而我的親戚們是些好說好鬧、好開玩笑的西印度群島人，她要逐漸接觸他們才會建立起感情。

除夕晚會安排在我家地下室的起居間。水泥地板上鋪了塑料貼面。牆壁和天花板蒙上了棕色軟木板條。房內一角擺了一個不大的酒吧桌，剛夠擺放酒瓶、酒杯和各種飲料。酒吧桌上方掛了幾個用椰子刻成的海盜頭形。一幅羅斯福總統像端端正正掛在酒吧桌後面。沿牆擺上了長凳，一個角落裡擺了兩張飛機經濟艙座椅，那是當年我和我的“潘興步槍會”會友從艾德爾維德機場（現名肯尼迪機場）上一架沒人要的破飛機上拆下來的。

當阿爾瑪和我到家的時候，房間裡已擠滿了我的親戚們，他們正高興地說說笑笑，吃吃喝喝，又唱又跳，而且又在談論“回老家”的事。吃的東西從廚房源源不斷供應上來。當年姐姐16歲生日時，爸爸為她買了一台電唱機，這時用來不停地播放西印度群島的即興舞曲。

我陪伴阿爾瑪進入這個歡樂世界。我父親主持晚會，他那副莊嚴的神態，很像《教父》影片中為女兒主持婚禮的科萊昂教父。他和我媽媽熱情擁抱阿爾瑪，然後向她逐一介紹室內的親戚。

阿爾瑪總算應付了這第一個回合。有一個時刻挺不是滋味：她剛在一張座椅上坐下喘口氣，貝麗爾姑媽就坐過來仔細端詳她。姑媽自己沒有孩子，所以特別喜歡她的侄兒侄女們，尤其寵愛我，一向把我叫作“科科”。在她看來，阿爾瑪似乎有嚴重缺陷：不是牙買加人，甚至不是西印度群島人，而且也不是紐約人。姑媽在阿爾瑪旁邊坐下，從頭到腳打量著阿爾瑪，而又一言不發。客人們這時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都在悄悄觀察貝麗爾姑媽的神情。阿爾瑪最後站了起來，姑媽也站了起來。阿爾瑪挪了兩步，姑媽也挪了兩步。每次阿爾瑪一轉身，總看見滿臉懷疑神色的貝麗爾姑媽出現在她身旁，而且依然是一言不發。

最後，貝麗爾姑媽終於走開，跟別的親戚說話去了。阿爾瑪終於可以喘口氣了。姑媽對大家說，“科科”快25歲了，到了結婚的年齡，咱們不能再等啦。儘管這可憐的姑娘不是牙買加人，“科科”可以追求她。可是我當時還不知道我是在追求阿爾瑪，只以為自己是有了一個新的女朋友而已，真是個白痴。

回到馬薩諸塞州以後，阿爾瑪在週末搭公共汽車到德文斯堡來看我。我們和我的一些單身朋友們一起去拉思克勒俱樂部吃漢堡包，拜訪我的一些已婚朋友。阿爾瑪認識了普賴斯夫婦、艾伯納西夫婦、埃利森夫婦和德佩斯夫婦。她原先以為當兵的人都盼著退役，現在卻見到了另一副軍人生活情景。在陸軍裡，有的夫婦之間和朋友之間是不同膚色，但也能相親相愛，這一點對她這位南方黑人姑娘觸動很深。她從一開始就跟我的朋友們相處融洽，見到我上級的夫人們時，她既有禮貌又不失身份，言談舉止總是令人產生好感，似乎生來就有交際天才。

阿爾瑪和我很快就感到彼此不能分離。每到星期六，我都是急不可待地盼著校閱早點結束，好跟阿爾瑪聚在一起。我沉浸於熱戀之中，竟對周圍的事朦朦朧朧。不過我想我會清醒過來的。

當時，恰比切克舞和搖擺舞風靡一時，可是跳舞從來不是我的長處。只要撒上足夠的滑石粉，我可以跳西印度群島即興舞，相當來勁，而跳林迪舞、默朗格舞和恰恰舞都笨手笨腳，湊湊合合。我的牙買加祖先的異族通婚阻礙了我身上籃球基因和舞蹈基因的發育成長。可是既然你不是白人，又頭髮捲曲，別人總以為你是會跳舞的。阿爾瑪的中度搖擺舞跳得不錯，她當了我的老師，終於把我訓練到說得過去的程度。

1962年夏季，我在德文斯堡服役已滿18個月，等待調令。8月份命令下來了，調我去南越工作。我對那個國家沒有什麼瞭解，只知道肯尼迪總統往那裡派了幾千名軍人當顧問。

第一批人發回了一些零星的報告。我們參與了南越的“建國”活動，試圖拯救它，抵禦從柏林牆延伸到東南亞稻田的紅色威脅。我要去打仗了，感到很興奮。

當然，我也有點焦慮。試飛飛行員起飛之前總有點焦慮。獨奏演員在音樂會揭幕之前以及足球隊員在開球之前也是如此。可是我是一名軍人。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心裡想的是躍躍欲試。我成了同級軍官們所羨慕的人，因為人們認為被挑選去南越當顧問的人都是重點培養對象，前途光明。秋天我將去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接受5個星期的軍事顧問訓練。我還可以指望在出發去南越之前晉升為上尉。

我迫不及待地給父母和朋友們打了電話，接著同阿爾瑪也通了電話。我意識到她對這個任命並不是和我一樣熱心。我驅車去波士頓，向她當面解釋為什麼這是好消息。我說我就要去實踐我的事業。這話沒起作用。我又提到很快會晉升。可是阿爾瑪想要知道的只是這一調令對我倆意味著什麼。我告訴他，南越任期是一年，在那之後會到哪裡去，我也不知道。我說，我走以後會十分想念她，希望她常給我寫信。她的回答叫我大吃一驚：“我才不給你寫信哩。”她說如果她只是當我的筆友，“還不如現在就拉倒”。她接著說，她快25歲了，她不想今後只是坐著等待看我一年之後是否還沒變心。

我心事重重地返回德文斯堡。她的反應迫使我自問自答當時我尚未思索過的一個問題：阿爾瑪·約翰遜對於我到底意味著什麼？

那一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心裡老是盤算著我們的關係。阿爾瑪美麗、聰明、嫻靜，跟她在一起我開心，是我愛情生活中一個難得的朋友。她出身於一個良好家庭，與我的朋友們相處融洽，還是一位烹飪高手。我知道她愛我，我也愛她。我父母也愛她。那麼，我還等什麼？阿爾瑪符合我對自己妻子的一切期望。在她未離開我之前必須採取行動，否則我就是一個笨蛋。說什麼陸軍如果希望你有老婆，就會發給你一個老婆，那全是胡扯。

我好不容易等到天亮，立即驅車去波士頓，向阿爾瑪求婚。謝謝上帝，她答應了。

阿爾瑪一定是真愛我，因為我不是一個羅曼蒂克式的求婚者。我甚至沒有給她買一枚訂婚戒指。我向她說，我們不如省下這錢買傢俱。阿爾瑪以前經歷過一次訂婚，對方給她送了戒指和一些成套禮品，但結果並不好。她很明智，懂得這類裝飾品並不能說明婚姻一定是幸福的。“別操心戒指，”她告訴我，“你可以在以後補給我。”後來我真地補給她一枚價值連城的鑽石戒指。

我們給我父母打電話，通知我們要結婚，他們感到很欣慰。阿爾瑪也給她父母打了電話。我見過她的母親米爾德里德，她看來是認可了。可是我還沒有見過她父親R·C·約翰遜先生，聽說他是一個令人敬畏的長者。阿爾瑪說，她父親對她原先的男朋友一個都看不上，那些人到她家裡時，約翰遜先生對他們都很冷淡。

為了爭取阿爾瑪能跟我一起去布拉格堡，我們必須迅速行動。我們決定兩週之後，於1962年8月25日，星期六，在伯明翰舉行婚禮，並且在阿爾瑪家裡舉行招待會。

我動員我的好友布魯克斯幫忙。他是我在後備軍官訓練團時的學習榜樣，後來，他在現役軍隊的6個月義務服役期滿後，選擇了平民生活，這時正在長島普羅維登斯的布朗大學攻讀化學博士學位。他聽到我馬上要結婚了，在電話上說：“嘿，等等再說。”他要到波士頓親眼看看我陷進了什麼樣的境地。幾天後他來了，阿爾瑪為他做了一頓美味的南方式晚餐。布魯克斯滿意了，站起來繞過餐桌，吻了阿爾瑪，宣佈他自己要當男儐相。

隨後，我們遇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我父親通知我說：“我不參加你們的婚禮，你們別想在伯明翰見到我。”他說他決不到任何一個把他看作二等公民的地方去，並說：“我會給你們發電報，致最美好祝願。”我媽媽不簡單，說她不在乎我父親去不去，反正她要去看著兒子結婚。我姐姐瑪麗琳和姐夫諾曼從布法羅來電話，也說他們要參加婚禮。這一來，爸爸只好重新考慮他的決定。他擔心我姐姐和姐夫這一對異種族通婚的夫婦在南方遇上麻煩。他說：“假如他們要對諾曼施加私刑，不如我們都去，說不定還要靠我去買通私刑者手下留情哩。”

我晉見我的上司艾伯納西中校，請批准我週末去伯明翰結婚。我表示星期一上午一定返隊。中校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好吧，放你3天假，我想這個營缺你3天出不了事的。”

此後10天，我們忙得團團轉。阿爾瑪和她母親熱心籌劃婚禮，像當年盟軍籌劃諾曼底登陸一樣認真。她母親在朋友家找到了空房間，可以安排給我家的人住宿。她的一個親戚自告奮勇來主持婚禮前夕的晚餐。阿爾瑪的妹妹芭芭拉要當女儐相。男儐相布魯克斯和我奉指示要身穿夏季單軍裝，估計布魯克斯當老百姓剛兩年，舊軍裝還能穿。阿爾瑪和我在波士頓買了一對純金的結婚戒指，準備在婚禮上交換。然後阿爾瑪先啟程回伯明翰。我在婚禮前一天晚上到達，出席晚餐和招待會。

阿爾瑪的父親約翰遜先生，個子高高的，極其嚴肅，說話從不拐彎抹角。若干年以後，我有幾次遇到幾位在伯明翰上過帕克中學的黑人軍人，我提到他們的老校長是我的岳父，他們的反應都是：“你娶了約翰遜的女兒？好大的膽子。”實際上，約翰遜對女兒結婚是高興的，只是不太喜歡我的職業，也不大喜歡我即將遠去南越一年。他女婿是西印度群島人後裔，他也顯然不是太滿意。當我們打電話給阿爾瑪父母說我們要結婚時，約翰遜向他妻子嘟噥說：“我一輩子都儘量躲開那些該死的西印度群島人，這下可好，女兒要嫁給其中的一個啦！”我父親一向抵制南方，約翰遜又抵制西印度群島人，這週末聚會會是個什麼情景！

我家的人到了伯明翰，爸爸見到還沒有人要施加私刑，也就樂得以長輩自居。他向來喜歡參加聚會、洗禮、婚禮、守靈禮和葬禮，凡是讓人們聚在一起的活動他都喜歡。現在，這裡的約翰遜一家人成了他的終生朋友，儘管在這之前幾個小時，他從來不想看他們一眼。

8月是亞拉巴馬最熱的時候。婚禮那天，教堂裡擠滿了人，婦女們不停地搖著扇子，發出刷刷的聲音。當J·C·佩裡牧師宣佈儀式開始時，布魯克斯陪伴著我從一個側門步伐整齊地入場，到了規定的位置立定，向右轉，鞋後跟咔嚓一響，然後保持立正姿勢，彷彿是在操練競賽場上。我們可以感覺到那些扇子扇動的微風，耳旁陣陣傳來人們讚歎而羨慕的私語聲。阿爾瑪在芭芭拉陪伴下，扶著面色莊嚴的約翰遜的胳膊，從教堂的中間過道走來。她神采飛揚，端莊大方，令我驚歎。幾分鐘之後，這個美麗的女子就是我的妻子了。

婚禮完畢，我們到約翰遜家裡出席招待會。我家的人發現南方人的招待會原來不大一樣。沒有烈酒，沒有音樂，點心也很少。人們從前門進來，放下禮物，在來賓冊上簽名，跟排成一行的主人一家人握手，然後走進餐廳，接過有人遞上的一杯果汁飲料和一塊蛋糕，隨後走向廚房，放下空杯子和碟子，最後被引導到後門告別。招待會持續了一小時多一點。我父母當場就開始計劃回紐約後要另舉行一次結婚招待會。

阿爾瑪和我的新婚之夜是在A·G·加斯頓汽車旅館內度過的，那是一對黑人夫妻在這城市裡能找到的惟一像樣的地方。旅館老闆加斯頓是一個黑人百萬富翁、企業家，向黑人推銷人壽保險而發了財，因為各保險公司不屑於向黑人做這種生意。第二天，阿爾瑪和我飛回波士頓。這時，傑姬·菲爾茲已搬走了，我住了進來。這套一居室的公寓是我和阿爾瑪初次見面的地方，當時我的朋友邁克·亨寧堡剛開始他與傑姬的浪漫史，是他把我帶來的。但他倆後來沒有談下去。星期一上午，我恪守諾言，回營向艾伯納西中校報到，阿爾瑪也回到波士頓聽力弱者互助協會工作。

幾天後，我在我們家裡接了一個電話。那打電話的人一聽接電話的是男人聲音，顯然困惑不解。“你是誰？”他問。

“科林·鮑威爾，”我回答，“你是誰？”

“我是阿爾瑪的未婚夫。”他說。

“你好，”我說，“我是阿爾瑪的丈夫。”

談話尷尬地結束。阿爾瑪和我顯然還沒有來得及把我們結婚的消息通知我以往的情敵。

過了一週，一個星期六上午，有人敲門。我只穿著一件汗衫和一雙拖鞋，急忙開門。門口站著一個漂亮小夥子，手裡拿著一盒糖果，臉上露著笑容，可是一見是我，笑容頓時消失了。他無禮地問：“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說明了我在這家庭中的地位。阿爾瑪從臥室走出來，我出於禮貌走開，進了臥室，斷斷續續聽到了他們氣氛緊張的簡短談話。那位來訪者走了。我出來一看，那盒糖果也跟他走了。阿爾瑪對我說，那只是一個老朋友而已，他說什麼未婚夫是誇大其詞。從那以後30多年來，阿爾瑪用事實證明她說的話是事實。

我們婚禮後不久，又在我們鮑威爾家再次舉行了結婚招待會。客人們下午就開始陸續光臨，地下室的起居間內擠得滿滿的。一直熱鬧到最後一滴蘭姆酒喝盡，那已是凌晨4點鐘了。阿爾瑪經受住了牙買加式好客精神的第二次考驗，並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她的魅力。看到我父母為他們的兒媳婦而興高采烈，我再高興不過了。跟約翰遜家那場嚴肅機械的招待會相比，鮑威爾家的招待會恰是文化上的180度大轉彎。

我的表兄弗農·路易斯興趣廣泛，會烤蛋糕，玩撲克，愛好田徑運動，現在的職業是警察。媽媽委託他為這次招待會烤一塊大蛋糕。弗農和蛋糕遲遲不見，媽媽著急了，擔心弗農的第二興趣和第三興趣壓倒了第一興趣，這種事過去不是沒有發生過。最後，弗農表哥終於出現了，帶來一盤特別大的結婚蛋糕，樂呵呵地衝著我母親說：“艾麗姨媽，你怎麼能懷疑我完不成一件光榮的作品？哪怕只是懷疑一分鐘也不行。”一句話就把我母親逗樂了。阿爾瑪則在猜想，這麼多的親戚，什麼時候才有個完呢？

我喜愛婚後的生活。我喜愛週末陪阿爾瑪上街採購。我喜愛她跟我一起會見我的朋友。我常常開快車，從德文斯堡趕回我們的小窩。我的車是一輛藍色的1959年產的“大眾”牌，是我在德國時花1312美元買的。有一次，我又沿著2號公路瘋狂急駛，忽然看見一輛敞篷車緊緊跟上了我。我想，這準是一個新英格蘭的美國佬要超過我，讓我吃他的塵土。我把油門踩到了極限。這時，響起了警笛，我大吃一驚，只好停車。開車追我的人走下車來，讓我看了他的州警察證件。他通知我違章了，在這一路段時速不許超過55英里，我卻跑到了90英里。我辯解說：“警官，你知道我也知道這輛車跑不了那樣快。”這話毫無效果，他毫不留情。在當年，我常想看看我的車究竟能跑出什麼速度。現在還有時這麼幹。

我和阿爾瑪在一起的毫無牽掛的生活行將結束。9月24日，婚禮後一個月，營部為我們舉行了告別會。艾伯納西中校唸了用漂亮書法寫的蓋有第二步兵團第二營營徽的告別詞。“諸君靜聽，諸君靜聽，”他開始念道，“茲有本營首席文書官奉命調往遍地佈滿毒樁與竹籤的樂土……”他幽默地提到了我在德文斯堡服役期間的一些事蹟：“本營部將思念此君的摔電話聲、拍桌聲和猛扭轉椅之聲。”要是我在德國時的連長路易塞爾在場，準會點頭稱是。

不久以後，阿爾瑪和我收拾了我們全部家當，裝上一輛“大眾”牌汽車。匆忙回家道別後，奔赴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我將在那裡參加軍事顧問培訓班。帶著新婚的妻子開車駛過南方各州，比我幾年前跟兩名軍士一起旅行更加叫人揪心。我記得路過弗吉尼亞州伍德布里奇時，連加油站的廁所都不讓我們用。我只好在路邊停車，跟阿爾瑪一起到樹林裡去解手。

到了布拉格堡以後，我們找到了一個黑人租房代理人，想在附近的費耶特維爾租一處配有傢俱的住房，以便在我受訓期間讓阿爾瑪和我有一個安身之地。我們希望能找到黑人中產階級居住區，可是當地很難找到。我記得那個代理人把我們帶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幢破舊房屋，屋前長滿了野草，到處是生了鏽的罐頭盒、塑料袋和別的垃圾。進去一看，地板上是破破爛爛的油地毯，傢俱也都是一些破爛貨。我們只好搖頭，去了第二個地方。情況也差不多。最後，租房代理人說他還有一個辦法：讓我們住在他家裡。我們的希望上升了。他把我們帶到一幢灰暗的房前。屋裡面更灰暗。一個大房間裡坐著幾位年老的房客，心不在焉地瞅著我們。租房代理人領我們進了裡面一間臥室，臥具要我們自備，廚房和浴室要和別的房客共用。我們失望之餘，只有向他道謝告辭。

我們面臨痛苦的現實。沒有辦法，我就只好把阿爾瑪送回伯明翰她父母家，一個人留在布拉格堡。這一分別會格外叫人難過，因為我受訓之後一走就是一年，而且阿爾瑪這時已經懷孕。

在布拉格堡的頭一天，碰見了我在德國蓋爾恩豪森時的老朋友喬·施瓦爾，他當時在“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任職。喬和他的妻子帕特邀請我們去他家吃晚飯。儘管我和阿爾瑪心情沮喪，但能讓阿爾瑪認識一下施瓦爾夫婦還是一件美事。

施瓦爾一家有3個孩子，都不到4歲，住在一座三居室的兩層小公寓樓裡，熱熱鬧鬧。晚餐時我和喬津津有味地談論米勒、“紅臉”巴雷特等老戰友的故事，阿爾瑪和帕特也談得來，他們的大孩子、二孩子在起居室裡玩小汽車玩具，老三站在扶圈椅子裡，以羨慕的目光瞅著他的兩個小哥哥。

談話自然轉到了我們眼下如何安頓。我解釋說只好把阿爾瑪送回伯明翰。“噢，不行！”帕特說。她不讓我們那麼辦，說我們可以跟他們住在一起。喬連聲表示贊成，說：“你們當然可以留下。”可是他們一家5口人，已經夠擠的了。阿爾瑪說：“謝謝你們的好意，可是我們不能添麻煩。”帕特堅持她的意見，說她自有安排，讓老大和老二騰出他們的臥室，搬到老三房間睡帆布床，讓阿爾瑪和我睡在老大和老二的小木床上。他們盛情挽留，阿爾瑪和我也不願過早分別，所以我們第二天就搬過來了。

施瓦爾夫婦的好心卻給他們帶來不痛快。周圍鄰居埋怨他們不該讓黑人住進白人的家庭甚至共用一個衛生間，衝著帕特講難聽的話。帕特來自費城南部，心腸很好但性格剛強，把鄰居的閒話都頂了回去。這雖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當時我們這一對新婚夫妻在絕望之中得到施瓦爾夫婦的善心搭救，這是阿爾瑪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在布拉格堡非正規作戰中心的5周訓練期間，我研究了法國在越南的殖民史，研究了共產黨人的戰略戰術，還努力學了幾句越南話。我們回顧了美國捲入越南的經過，50年代，當法國人跟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交戰8年而吃敗仗的時候，艾森豪威爾總統曾拒絕干預。越南分成南北兩半，北方在胡志明領導下；南方建立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約定於1956年舉行選舉。南越總統吳庭豔取消了南方的選舉，在共產黨人的進攻之下，向肯尼迪總統求救，呼籲美國幫他抵抗“國際共產主義勢力”。肯尼迪決定美國支持吳庭豔政權，派去了反暴亂顧問，這些人在當時很出風頭。到1961年底，美國派去的顧問已達3205人。等我們這批人到達後，總人數將增加到1，1000多人。我們感到當時正是緊急關頭，特別是1962年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當時學校裡紛紛傳說，我們這批學員將立即調赴前線，到一個比越南近得多的地方跟共產黨人作戰。一天晚上我回家，發現施瓦爾已經走了，他所在的特種部隊緊急戰備，開往弗羅里達州的一箇中間站集結待命。那幾天，人們緊張得幾乎心臟停止跳動。後來，兩個超級大國從戰爭邊緣退了下來，我們也按期結束了顧問訓練班。

那一個秋季，施瓦爾和鮑威爾兩家喜事臨門：喬和我都提前幾個月晉升為上尉。

12月初訓練班結業，我為派駐越南而興奮，準備告別剛結婚4個月的妻子和她正在懷著的孩子。我曾奮力在西德守衛自由的邊疆。現在我要奔赴另一邊疆，在地球的另一面投入同一場鬥爭。在1962年，這一切曾顯得十分簡單明瞭。

聖誕節快到了，我們告別了施瓦爾一家，回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等我去越南後，阿爾瑪就留在孃家。這一城市位於“老南方”的心臟，對於黑人來說，它呈現出“老南方”所含有的種種威脅。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C·華萊士提出的“永遠隔離”成了白人的戰鬥口號。伯明翰變成了種族之戰的戰場。民權運動高漲，以靜坐和遊行示威的方式，把抗議的矛頭指向該市警察局長E·T·“公牛”·康納。康納則堅決要把黑人鎮壓下去，把煽動分子（包括黑人和白人）趕出去。儘管這時去那裡不是一個好時候，也不是一個好地方，但讓阿爾瑪留在那裡，我還是比較放心的。她的父母、姨媽姨父剛剛在伯明翰城郊一個安全的街區建了一幢新房，兩家合用。有一間空房留給阿爾瑪和將要出生的孩子。附近有一座天主教醫院。阿爾瑪產期住院很方便。萬一伯明翰的種族定時炸彈爆炸了，阿爾瑪的父親，那個強硬的約翰遜老先生，在家裡已貯存了不少槍支，都是他幾年來從帕克中學的學生手裡沒收下來的。

我還記得在岳丈家的最後幾天的複雜心情。阿爾瑪和她媽媽從外面砍回一棵樹，我們裝飾聖誕樹，提前過節，因為我的調令規定我必須在12月23日出發。假如上級讓我過了聖誕節再走，我想那也不會影響冷戰的局勢，然而命令就是命令，無價錢可講。大家提前交換了禮品，當我們打開我岳母的禮品時，我心中頓時感受到現實的嚴峻：那是一對小錄音機，讓我和阿爾瑪天各一方時用來互通音訊。聖誕節前兩天，我們互道再見，我自己一個人上機場，因為我不希望讓別人看見我的感情流露。

在那最後幾個星期，我對阿爾瑪有了更深的瞭解。她是一個年輕女子，很快要當母親了，而丈夫要長期出差，去一個遙遠而危險的地方，她卻能堅強鎮定地對待這一別離。在認識我之前，阿爾瑪從來沒有想象過她會成為一個軍人妻子。而到我出發時，我已知道她會是我這個軍人的最完美的終生伴侶。

我從伯明翰飛到加利福尼亞州的特拉維斯空軍基地，於1962年聖誕節上午飛抵西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