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獲勝須得50萬部隊”
當兵打仗是怎麼回事兒，我頭腦中的概念全是從40年代的新聞片、50年代的故事片和60年代初的電視紀錄片中得來的，而且戰爭總是以黑白兩色呈現在眼前。越南之行，全然不像我原先所想象的那樣。飛越太平洋時，我乘坐的不是擁擠不堪的部隊運輸機，而是世界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包機；到達越南後，我也不是衝出步兵登陸艇的艏舌門，涉過齊腰深的水登上海灘，而是住進了西貢已改作單身軍官宿舍的雷克斯飯店。我走進的不是一個黑白兩色的世界，而是一個亞熱帶都市色彩斑斕的世界。
據說，艾爾文·伯林在洛杉磯的棕櫚樹間度假時遇上一次熱浪襲擊，他突發奇想，寫下了“白色的聖誕節”這支曲子。在這個潮溼悶熱的聖誕日住進雷克斯，我同樣有那種怪誕的感覺。當天晚上，與其他幾位孤獨的新來者在飯店的屋頂餐廳用罷晚餐，我俯瞰著圖多街。這是一條頗有幾分巴黎風貌的美麗林蔭大道，身著白色制服的交通警察指揮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南越特有的三輪人力出租車。身穿絲綢長衣褲的時髦女士進進出出於精美的商店。夜風微微吹拂，耳邊飄來自動唱機演奏的《月亮河》。可是，這支歌的歌詞絲毫未能減輕我的孤獨感。
第二天上午，查爾斯·M·蒂姆斯少將把我們召集到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司令部會議室作動員講話，以振士氣。我們為什麼拋妻離子？為什麼繞過半個地球到這裡打仗？為的是阻止馬克思主義蔓延，為的是幫助南越人民拯救自己的祖國不被共產主義接管。這是我們為家、為國、為世界各地愛好自由的人們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業。我重又熱血沸騰起來。當日下午，我們被拉到新山一機場美軍管轄的一側，領取野戰裝備、叢林作戰服、叢林作戰靴和鋼盔，這些東西足以說明我們將奔赴何方。
在西貢進一步熟悉幾天情況後，我將被派往南越駐紮在其北部地區的部隊，擔任第一師第三步兵團二營的顧問。該營編制400人，駐紮在越老邊境熱帶叢林中一處叫阿壽的地方。此時正值雨季，去阿壽談何容易。要不膽戰心驚地坐30分鐘飛機，就得步行幾個星期才能到那裡。天氣惡劣使得飛機連日停飛，我越等越心焦。1月17日，我終於在廣治上了一架海軍陸戰隊的H—34直升機，機上載有南越軍的補充兵員，一袋袋的大米和活雞、活豬。我們在濃密的叢林上空時而猛衝，時而顛簸，穿過雷雨雲層，最後重重地落在叢林中新開闢出來的一個簡易機場上。飛行員大聲叫喊著，讓士兵們趁越共還沒有朝我們開槍趕緊卸貨。
我跳到地面上，環顧四周，覺得好像發生了時光倒流似的。一座用土石和木料建築起來的要塞在炎熱的陽光下熠熠閃光，要塞周圍佈滿了火力掩體。倘無那綠色，阿壽倒頗合法國外籍軍團的一個特點：姿態優美卻膽小如鼠。我站在那兒自問，古羅馬軍團的軍人想必在高盧也問過同樣的問題——我到底到這兒幹什麼來了？阿壽谷地沿越老邊境附近南越北部狹窄地帶蜿蜒而下，包括胡志明小道一段關鍵地帶。這是我們的敵人——“越共”的主要補給幹線。阿壽是通向老撾的4大堡壘基地之一，從那裡可封鎖人員和物資運往南方。谷地西側為崎嶇的山巒，東側與一片茂盛的叢林相接。在那被三層樹冠掩蔽著的某個地方，就有敵人在活動。
南越士兵快步走到直升機邊開始卸貨。一名美軍士兵走過來，向我敬個禮，自我介紹說是威勒德·辛克上士。辛克領我穿過有刺鐵絲網的大門進到圍牆內。一名越南軍官敬禮後伸出手，用勉強過得去的英語說：“武公孝上尉，二營營長。”武上尉是我的搭檔，我就是給他當顧問。他身材矮小，30出頭，寬臉膛，臉上總是帶著動人的微笑。要不是一身戎裝，我肯定會把他當成一位和藹可親的教師，而不是職業軍人。
我們3人朝一座用竹子和茅草蓋成的茅屋走去，這便是我的新居。裡面有一張床，也是用竹子做的，擺在土地上，房內別無它物。一隻碩大的老鼠嗖地一下從床下竄出來。“這是阿壽的希爾頓飯店。”辛克說。我把揹包扔到床上，對武上尉說我想出去到周圍看看。
在阿壽背後有一座山俯視著我們。我用手指了指，武上尉咧嘴一笑說：“老撾。”敵人幾乎可以從山坡上滾石頭下來砸我們，我問基地為什麼要建在這麼易攻難守的地方。
“很重要的前哨。”武上尉肯定地回答說。
“它的任務是什麼？”
“很重要的前哨。”武上尉又說。
“可幹嗎要建在這裡呢？”
“前哨建在這裡是為了保護機場。”他指著海軍陸戰隊飛機飛離的方向說。
“這裡為什麼建機場？”我問道。
“機場建在這裡是為了給前哨提供補給品。”
在布拉格堡受訓時，我就知道我們在這裡的正式角色是什麼了。我們是要建立一種“存在”，這個詞聽起來很深奧。說得通俗些，我們是要牽制越共，不讓他們穿越阿壽山谷，到人口稠密的沿海省份去煽動叛亂。但武上尉的話道出了現實。阿壽基地在這裡的確是為了保護機場，而機場在這裡確實是為了給前哨營地提供補給品。
我即使花上近20年的時間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弄明白我們在越南的經歷，也未必能把越南問題解釋得比武上尉在1963年1月那天所作的循環論證式推理更合乎邏輯。我們到這裡來是因為我們在這裡，因為我們在這裡，所以……
我在越軍部隊中的第一個感覺是我猶如鶴立雞群，是敵人優先選擇的好靶子。越南人矮小纖瘦，儘管大多數已20多歲了，但面部光潔，看起來像孩子。他們似乎未受過任何訓練，但都很用心聽話。由於大都是應徵入伍的，他們的感情藏而不露，表面上全都畢恭畢敬，至於心裡想什麼，我卻不得而知。
在阿壽基地，我驚奇地發現越南山民一家家的住在這兒。他們是居住在這一地區的遊牧民族。此地少有越南人居住，只有這些山地部落和其他幾個土著民族。我原以為素不喜受約束的山民會住在山裡，而不是住在軍營旁。我不知道他們在這裡幹什麼，不過後來很快就搞明白了。
幾周後，武上尉走進我的茅草屋，帶來了我翹首以待的消息。我們接到命令出去執行“蚱蜢行動”，沿阿壽出谷進行長時間的巡邏。幾周來我一直在營地忙活著和辛克上士一起在步槍射擊場訓練越南人射擊，講授巡邏戰術，幫助解決紀律問題，儘量做到既不越權又能幫上忙。由於跟我同機來的禽畜開始在菜譜中出現，一天中最興奮的時刻莫過於坐等晚餐的到來，一般我都是躲在我的小屋裡貪婪地閱讀平裝本小說，抽好多煙。吃飯時越南人吃什麼，美國人也吃什麼。早餐：粘米糰子，形狀像個可以食用的壘球。午餐：米飯和蔬菜。晚餐：還是米飯，加上豬肉塊或羊肉塊，偶爾另加一塊兩英寸見方的煎蛋餅，頗為美味可口。我學會了吃那種餐餐離不開的越南魚香調味汁“魚露”。這個詞使用極為普遍，以至在美國兵的用語中，凡是說到越南的東西都加上這麼一個並無惡意的玩笑詞。如把越南國家航空公司稱作“魚露航空公司”，把上了年紀的越南婦女稱作“魚露媽媽”。
2月7日凌晨3點，我背上揹包，挎上M—2卡賓槍，和
武公孝一起在出發前最後一次檢查全營官兵。長長的綠色隊伍很快就融入黑色叢林中。我隱隱覺得有種期盼之感在胸中湧動。儘管裝在柳條筐裡的豬的尖叫聲和雞的咯咯叫聲伴隨著我們，多少緩解了些戰爭氣氛，但開往未知之地的隊伍還是具有某種威力，甚至於可以說一種威嚴感。
這次行軍中，我發現確實存在三層樹冠的熱帶叢林。最下面一層由克拉莎草、灌木叢、藤本植物和掙扎著想獲得點空氣的小樹組成。第二層是正在成長的幼樹，密密實實地擠在一起，有三四十英尺高。第三層是長成了材的闊葉樹，有的高達100多英尺。除非走到一片林中空地，否則走一天路也見不到太陽。即便走在樹蔭中，我們臉上照樣汗如雨下，軍衣像剛從水中撈出來的一樣。汗鹽在作訓服的腋下和後背處形成了一個個灰白色的半圓圈和大片的汗漬。我們不停地往嘴裡塞藥片，補充體內鹽分的不足。泥土、骯髒的人體和腐黴的植物交相發出一種特殊的刺鼻氣味，緊緊跟隨著我們。為了發現越共，每天走的路就像沒完沒了的超越障礙訓練。我們採用“橫向搜索法”行進，經常橫穿山谷運動，沿山谷這一側陡坡上的小道下去，又從另一側的小道爬上來，途中費勁地攀越一個個陡峭的岩石，瞠過一條條溪流。這一切對體格上的要求證明陸軍在佛羅里達沼澤地和佐治亞山區對我進行的每一項訓練都實屬必要。
我們行軍時，一群群的蚊蟲在周圍飛舞。更讓人討厭的是螞蟥。我從來都弄不清它們是怎麼鑽進衣服，從武裝帶底下鑽上來爬到前胸的，也弄不清楚它們又是怎麼鑽進扎著的連衣褲口爬到腿上，咬開皮肉飽餐我們的鮮血的。我們一天要停下來十來次，為的是把它們從身上除掉。用手硬往下揪不行，它們的身子會斷開，頭照樣留在人的皮肉裡。我們得用驅蟲劑一陣猛噴，將它們噴昏，或者用點著的菸頭燙，這麼一燙會發出嘶嘶的聲音。
我們走的小路已被越共佈下了陷阱和尖竹籤，他們把竹籤埋在隱蔽地方，竹籤上塗了水牛糞。我親眼目睹的第一個踩上竹籤的人是個士兵。儘管十分艱苦，但在這樣的小道上行軍我還是不由地感到興奮，因為這可以考驗我的耐力。四肢時而感到有力，時而感覺疲勞，這使我覺得自己充滿活力。
隊伍拉了近1英里長。我們400人儘量保持安靜，軍士們不時發出噓聲管束部隊。每個人的眼睛都不停地左顧右盼，注意不碰上幹杈或踩上樹枝。除了偶爾聽到幾聲異國情調的鳥叫和猴子吱吱外，我們一直在可怕的緘默中艱難地緩慢行進。在夜幕降臨之時我們搭起帳篷宿營，這時隊伍才喧鬧起來。越南人點起營火，火焰竄起，炊煙翻卷著升向高空。為準備晚餐而要殺的豬聲嘶力竭地叫著。士兵們圍火而坐，野戰餐具丁當作響，邊吃邊無拘無束地聊著天。這種時候讓他們保持安靜是徒勞的。這喧鬧聲，這篝火和炊煙肯定使人在幾英里之外都曉得我們的存在。第二天一早，沏過茶，熄滅火，刷乾淨鍋，在山坡上倒掉熱水之後，我們會再次踏上小路，互相提醒著不要出聲，繼續我們無言的行程。
出發後的第六天出了事，當時我們正在下一個陡峭的山坡，我在顧問慣常所在的位置——隊首後面，整個縱隊長徑四分之一的地方。天剛下過一場雨，前面的隊伍把小路踩得泥濘不堪。我們像往常一樣以一路縱隊行進。這種隊形只要被越共打倒頭一個人，整個隊伍將被阻住。我曾反覆敦促過武上尉將全營排成三路或四路縱隊，但因草深林密，有些地方只有一條羊腸小道，武公孝客客氣氣地將這點美國智慧擱置在了一旁。
我剛到達一條小河邊，便聽到好幾聲清脆的槍聲。槍是對我們開的，估計有步槍和衝鋒槍。這是我第一次經歷戰火的洗禮。前面先是傳來一聲尖叫，接著士兵們便亂作一團。他們極度恐慌地亂喊亂跑。我控制住自己內心的恐懼，往隊首走去，想看看出了什麼事。到了隊伍前頭，我看到一小群越南士兵圍在一名呻吟的士兵周圍，隨隊軍醫跪在他身旁包紮。有個南越軍士朝小河那裡指了指。一個個頭很小的士兵像胎兒一樣蜷縮著身體躺在那裡。他的頭歪向一側，溪水淌過他的面頰。他已經死了，我們遭到了伏擊。造成我們傷亡的伏擊者還沒等我們看見就無影無蹤了。整個循環過程——安靜，槍聲，混亂，死亡，復歸安靜——在幾分鐘之內就結束了。
我不知道在叢林中該怎樣收殮安葬。越南士兵將屍體裹進一件軍用雨披，綁在一根竹杆上抬著走。武上尉對我說，這一帶太荒蠻多石，無法掩埋這個士兵。再說，按照越南人的習俗，人死了遺體要運回故里。士兵們讓那個傷兵躺在擔架上，我們就又上路了。越南士兵們輪流抬著這兩副擔架，穿過交錯纏繞在一起的叢林，來到了一處高地。這時，報務員用手搖人ANCGRC—9型便攜式無線電台呼叫直升機來後送傷亡人員。無線電台很原始，報務員得用莫爾斯電碼將報發出去，其方式與100年前南北戰爭期間拍發電報的方式毫無二致。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一會兒，我就聽到一架H—34直升機的旋翼那噼噼啪啪的聲音，並看到它正朝一塊林中空地飛近。越南飛行員巧妙地讓直升機一邊打著轉一邊降下來。儘量不在叢林上空作低空飛行。越南士兵將傷員和屍體抬上直升機，飛機迅即消失，叢林裡又剩下了我們這支隊伍。
夜幕低垂，我們在高地上宿營。這裡比在谷底遭受攻擊的可能性要小些。鍋的碰擊聲，動物的尖叫聲，士兵的呼喊聲，匯同滾滾的火焰構成的喧鬧又如往常一樣開始了。我扔下揹包、卡賓槍和被冷汗浸溼的鋼盔，癱倒在地上。我感覺精疲力盡。遊戲結束了。一次交火就把一個25歲的美國人的銳氣打得煙消雲散。今天有人送了命，明天還可能會有人送命，後天也不例外。這不是星期六上午上映的戰爭片，而是真切的現實，是醜惡的現實。
山區的夜晚很冷，氣溫有時降至華氏40度。我把氣褥墊充上氣，平放在地上，將鴨絨睡袋放在上面展開，渾身哆嗦著鑽了進去。我需要使自己堅強起來，以便能挺過明天，挺過今後所有的明天，直到累計達一年整為止。由於我不得不掩飾自己的內心恐懼，因而倍感孤獨。我是這裡軍銜最高的美國顧問，別人還期待從我身上獲取力量和指導呢。我記起在本寧堡時流傳的一句話：“為了我永遠不會知道的原因，心甘情願地躺進一個士兵的墓地。”可我想知道是何原因。後來，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陽光灑在我的臉上，把我從夢中喚醒。奇怪的是，我感到恢復了精力。死的是別人，不是我，心中生起一種慶幸之感。我後來瞭解到這是人經過槍林彈雨之後的共同感受，即使在哀悼陣亡的戰友時也一樣。不知怎的，在日光下這個世界看上去沒有那麼可怕了。事情到早晨總會好些，這一點認識幫我度過了許多黑夜。我們打起揹包，開始沿著山谷進發。尚不足一個小時，我們再次遭到伏擊，不過這次沒有傷亡。
我盡力與南越軍人打成一片。我穿上與他們一樣的軍服，背上同樣的揹包，把上尉軍銜的兩條槓別在上衣胸前，把斜挎的裝備遮掩起來。只有這一次，我的膚色成了一種優勢。我與越南人的膚色很協調，走路再塌肩駝背一點就幾乎和武公孝的部下沒什麼兩樣了。我拿辛克打趣說，越共真正要打的是白皮膚的人。
按照在本寧堡所學的，我總是隨身帶著鉛筆和筆記本。本子是綠色的，政府發的，首頁蓋有“備忘錄”字樣。本子大小正好能裝進襯衣口袋。這時本子已被汗水和咖啡汙跡弄得變了顏色。下面是筆記本里記的典型日記：
2月10日：雨。發現一個撤空了的村莊；搗毀房屋，銷燬100公斤大米，20公斤玉米。三連受到擾亂射擊。
2月11日：雨。打死3頭水牛，許多豬和雞。受到越共擾亂射擊。
2月13日：二連與越共交火。血跡表明越共有傷亡（可能有傷亡，因為我們未見到敵人）。河附近發現幾張弩，箭筒中的箭可能帶毒。
2月18日：在2公頃紅薯地裡噴灑了除草劑，毀了木
薯。
2月21日：9點10分遭伏擊。陣亡1人，負傷1人。16
點10分，陣亡1人。越共傷亡1人（未經證實）。搗毀房屋2所。
2月18日，我們襲擊了一所被遺棄的山民村莊。山民早已望風而逃，只剩下一名體弱不能動的老太太。我們用龍森和“齊波”牌打火機點著火，燒燬了茅草房。南越軍揮舞刺刀砍倒了田裡的玉米、洋蔥和山民的主要作物木薯。我們帶走了一部分留作自用。後來，破壞的手段就比較先進了。直升機給我們投下幾桶55加侖一桶的除草劑，即“橙劑”的先導。我們從桶裡把2．5加侖灌到“哈得遜”牌手泵噴霧器裡。噴霧器的模樣像個滅火器。噴灑幾分鐘後，植物即開始變黃枯萎。
我們為什麼要燒掉房屋和毀壞莊稼呢？胡志明說過，人民像汪洋大海，他的游擊隊可暢遊其中。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將大海里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魚與同在一起遊的越共區別開來。我們想通過使整個海洋都無法生存來解決這個問題。依照戰爭的殘酷邏輯，打死敵人和把他餓死能有什麼區別呢？至於可憐的山民，他們被夾在中間，莊稼和房屋都被毀了，只好依靠南越政府吃飯。這就讓人明白為什麼這些遊蕩的山民住在阿壽這樣的基地附近靠救濟活命了。這種策略的目的是想通過迫使他們依賴南越政府來贏得他們的心。我敢肯定，這些山民寧願從來都沒聽說過什麼南越軍、越共或者是美國人。
無論毀壞家園和莊稼之舉在今天不加掩飾地出現在出版物上讀起來是多麼殘酷，作為一名青年軍官，我所受的訓練教導我要相信上司的智慧，要服從。對當時所做的事，我絲毫不感到愧疚。那是在風口浪尖上反叛亂。把農民的莊稼砍倒，越共就沒了吃的，越共是由北越支持的，而北越又有莫斯科和北京作靠山，他們在全球自由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的鬥爭中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在那個年代裡，所有這一切都很合乎邏輯。
2月23日，星期六，那天我的筆記本上寫著：“雨轉晴。
海軍陸戰隊H—34直升機後送陣亡者2人，負傷者1人。約12時35分越共實施擾亂射擊。”這寥寥數語下其實掩蓋著一塊醜陋的瘡疤。因前一天我們有傷亡，次日我們便給營地發電報，請求把傷亡人員撤回。我們爬到一塊平坦的高地，好讓直升機能迅速接近、著陸並離開。我們建立了環形防禦圈，以便直升機在地面時對其進行掩護。兩架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直升機出現了。一架在空中盤旋，另一架降到環形防禦圈內。我們將傷亡人員抬上直升機，然後示意飛行員起飛。只見在機艙口架設的一挺M—60式機槍後面蹲著一名年輕的海軍陸戰隊士兵，他沒穿襯衣，只著一件防彈背心，裸露的雙臂上文著花紋。
直升機離開地面時，隱蔽在叢林中的越共開始朝它射擊。飛行員開足馬力，想把直升機垂直升起來。防禦圈上的南越軍士兵此時朝叢林中還擊。當我意識到情況不對頭時，已被所看到的一切驚呆了。海軍陸戰隊的那名年輕機槍手看到環形防禦圈上的槍口火焰，誤以為發現了越共，於是便對著防禦圈射擊。當兩架直升機的聲音消失在山脊的另一邊後，便傳來喊聲和慘叫聲。我趕緊奔過去看。一名士兵緊抓著右手蜷曲在地上，有顆子彈打穿了他的右手腕，那隻手與手臂只連著一點皮了。另有兩個人倒在地上已經死了。越軍士兵又傷心又震驚的看著我。“你們為什麼這樣做？”一名軍士問道，“為什麼開槍打我們？”我無言以對。說戰爭是地獄嗎？說倒黴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嗎？這一陣子我已慢慢地但又是穩步地贏得了他們的信任，我不再僅僅是個跟隨著看他們每天與死神打交道的觀光客了，這個血鑄的大錯一下子破壞了他們對我的信任。在漫長而孤獨的夜裡，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有了傷亡之後最難熬的一夜，我怎麼也從腦海中抹不去越南士兵們臉上那一副副遭受背叛和出賣的表情。
我們幾乎天天遭伏擊，一般都發生在上午我們剛剛出發後不久的時候。首當其衝遭劫的是尖兵班。我們讓各連輪換擔任尖兵，使大家遭到射殺的機會均等。我反覆勸說武上尉，至少要尖兵穿上防彈背心。“防彈”一詞並不很確切。其實背心是由好幾層密密實實的尼龍布製成的，不過保護性能良好。武上尉挑剔地說，越南人身材矮小，背心太沉，在叢林里人渾身是汗，穿著很不舒服。可我還是不斷地跟他纏磨不休。當我們又一次站在他手下一名中彈後痛苦地扭動著身子的士兵身旁時，我終於說服他讓尖兵班穿上防彈背心。
我們出來快兩個月了，我見過自己的部下受傷，見過他們死亡，可是還沒有見過敵人的面。每次交火後，我們都朝槍彈射來的方向追擊越共，對著看不見的敵人猛打一通。有時發現血跡，我會盡職盡責地寫進筆記本里，“越共傷亡未經證實”。一天，我們又遭伏擊後，我感到很生氣，因為南越士兵站在原地動也不動。我所說的本寧綜合症出現了。不要光站在那兒，趕緊動啊！我回頭喊了一聲”跟我來！”便循著一條血跡衝進叢林。突然間，我意識到往前衝的只有我一個，根本沒人響應。
“上尉，回來！”士兵們喊道。要是把他的美國顧問丟了，可能會成為武公孝的奇恥大辱。士兵們提醒我說，我跟蹤的也許是豬血留下的痕跡，是越共耍的花招。我折返回來，但一想到遭伏擊，一想到天天有人被幽靈般的敵人殺死，就叫人惱火得受不了。他們打了就跑，跑完又打，似乎可以不受懲罰。他們從來也不正面對抗，從來不給我們還擊的機會。我常常懷疑我的作法是否有效。當地的農民不是同情越共，就是害怕他們而不敢告發，我們怎樣同混雜在這樣的農民中的敵人作戰呢？我們以什麼來衡量勝利呢？這裡沒有前線，沒有土地的得與失，只有沿著羊腸小路的艱難跋涉，無窮無盡的流血的跋涉。
3月18日，雨暫時停下來，天也放晴了。我們走了不到一個小時，敵人突然開起火來。我聽到縱隊前頭有還擊的槍聲。和往常一樣，槍聲又是戛然而止。不過這次沒聽到我方傷亡人員的慘叫和呻吟，反而有高興的笑聲。幾名南越士兵走過來，示意我到前面去，縱隊前頭站著一名神經質地格格笑的列兵。他穿著一件防彈背心，背上擊進去一個坑，一粒被擠扁了的子彈頭還在厚厚的尼龍層裡嵌著呢。從他說的幾個英語詞裡，我大概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他是尖兵，給隊伍開路的。射擊開始時，他站起來回身向班裡其他人示意敵人的位置。正在此時，他背上中了一彈。要不是防彈背心，幾乎可以肯定他會被打死。我把子彈摳出來給那個越南兵看。他用手擺弄著那顆子彈頭，驚喜不已。他們對我的信任又回升了，我成了有遠見卓識的領導者。這時惟一的問題反倒是，下次報送補給品時我無法弄到那麼多的防彈背心，讓所有想要的人都能得到一件。
接近3月底時我們的任務有所變化。我們要到一個叫小良的地方去建一處新基地。小良在阿壽山谷東南角一座小山上，俯瞰著幾條河流的交匯處。我讓人空運進一條鏈鋸，這可讓越南人開了眼，他們以前從沒見過這玩意兒。在此之前，他們伐樹一直是用斧子或炸藥。一天，營房蓋起來後，我不斷聽到奇怪的砰、砰、砰步槍射擊聲。循聲走近前去，我看到兩個南越士兵正在不慌不忙地給M—I卡賓槍一彈夾一彈夾地裝子彈，裝完再把一彈夾一彈夾的子彈射進一棵樹裡。他們在幹什麼呢？我上前詢問，他們解釋說，炸藥太寶貴了，他們想把樹射倒。這種時刻是最能考驗顧問的外交技巧的。如按美軍的習慣直截了當地訓斥他們一頓，就會產生相反的結果。我找了一個適當時機，向武上尉提及槍彈每發價值8美分。他稍加思考後眼睛一亮，接著發表了一個意見說，樹應當伐倒，而不是用槍射倒，以後部隊不許這麼浪費子彈。我當即表示贊同。有句格言說，假如你不在乎功勞記在誰頭上，你將取得無窮的成就。我一直很喜歡這句格言。
一天，補給直升機運送給養時，同時送來一名體格健壯的金髮炮兵軍官，阿爾頓·J·希克中尉。希克的到來是件喜事，因為他將擔任營助理顧問，而且在這個孤單的世界裡也添了一個可以聊天的美國人。他話不多，謹言慎行，但卻是個地道的軍人，踏實而可靠。
南越軍隊在小良構築工事時，順便用椰木為武上尉、希克、阿特伍德中士和我蓋了一個舒適的掩體。阿特伍德中士替換了辛克上士。到這時，我已和武上尉相處甚佳。他一斷定我不是那種自以為無所不曉的美國人，便和我親近起來。我的越語雖然有限，他的英語卻能達到和人聊天的程度。我們從未談到過有關戰爭的政治見解。我們談論各自的家庭。武上尉給我看他妻子和5個孩子的照片，不一會兒我就瞭解了他對各個小孩的打算。武上尉對美國甚為好奇。當我給他解釋州際公路系統和快餐業這些奇蹟般的事情時，他總是驚呼：“真的嗎？真的嗎？”漸漸地，我把他看成了好朋友，我敢肯定他也是這樣對我的。我已跨越了文化上的分界線，我已不再是需要嬌養保護的累贅，已經被他和他的部下所接受。他告訴我，士兵們知道我新婚燕爾而且要做父親了，在人生中這種時候居然還遠離家鄉來和他們同甘苦共命運，這使他們深受感動。
不幸的是，小良基地完工不久，武上尉就接到調動命令。他的後任是謙上尉。此人個頭高大，粗暴蠻橫，一點不像個越南人。對武上尉的離去我深以為憾。他不僅是位朋友，還是位能幹的指揮官，受到部下的愛戴。預感告訴我，這兩條謙一條也不沾邊。武公孝走了，一別就是30年，但後來我們還是見面了。
暫時離開火線是件好事。我帶著一台袖珍調幅收音機，晚上可以收聽遠方的一個英語廣播電台的廣播。星期六晚上，電台播放鄉村音樂與西部音樂。當時M·羅賓斯的《埃爾·帕索》很走紅。這支歌的旋律很讓越南人喜歡。他們請我把詞譯出來。我給他們講述了德克薩斯西部一個牛仔與一位墨西哥姑娘相愛的傷感故事。牛仔到一家酒吧去喝酒，酒吧裡一位常客嘲笑他與墨西哥人相愛，於是牛仔開槍把侮辱他的傢伙打死了。當一隊警察追蹤並打死主人公時，我們聽到響起悲慘的疊句：“我感到子彈深深鑽入我的肋下。呼喚不知來自何方，那是我的菲麗娜，請接受我輕輕的一個吻吧，再見吧，菲麗娜！”歌詞的每一句後面都以“啊”音結尾，越南人很喜愛。不多一會兒，我就領他們唱起了《埃爾·帕索》。
有一位海軍陸戰隊上尉，他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充當了我與我所離開的世界之間最緊密的聯繫人。每隔兩週，當他的直升機要來時，我期待他的心情好似等待心上人一般。他給我帶來最新一批平裝小說，“塞勒姆”牌香菸和我的郵件——我正盼著阿爾瑪來信告訴我說我已當上父親了。我從沒能真正和這位陸戰隊飛行員交談過，因為他總是高高坐在貨艙上面的駕駛艙內，發動機開足馬力，隨時準備緊急撤離。我常常是站在輪胎上，他探出身子來，我們相互之間扯開嗓門蓋過發動機的轟鳴聲喊著說幾句話。他是個大塊頭，人很坦率，臉上總是帶著讓人寬心的微笑，那意思是說，一旦你們這幫傢伙遇到麻煩，放心吧，我會把你們接出去的。對於我們幾個在異國荒野上游蕩的美國孤魂來說，他象徵著家。我對他和他的直升機那份依戀之情，猶如一個在水中絕望的人死死抓住救生筏不放一樣。
無論日常生活多麼艱苦，我倒覺得身體比任何時候都好。雖然看上去人消瘦些，但身體狀況極佳。在阿壽山谷蒸汽浴般的悶熱天氣中，我減掉了在德國喝啤酒及在德文斯堡吃奶酪長的25磅贅肉和脂肪。你要是一日三餐都吃米，一週吃上21次，米飯也就開始對你的口味了。起初，那些黏糊糊的一團團東西確曾讓我望而卻步，過了些日子，我倒喜歡上各種米食了。我們的食譜模式固定。補充給養後頭幾天，菜譜令人胃口大開，有新鮮蔬菜和鮮肉活雞吃。家畜宰殺後，肉切成小塊放在鍋裡煮，然後儲存在裡面還殘存有考斯莫林槍油味的彈藥箱裡，儘管箱子上面印有“切勿用作食物容器”的警告字樣。過不多久，考斯莫林槍油燒豬肉便美味無比。這種吃法要麼造就了我今日這副好身體，要麼已經在體內某個部位潛伏下了什麼隱患，總有一天會將我毀滅。幾天後，肉就吃光了，接著青菜也被吃光了。給養再次到來前幾天，我們只能靠大米過日子。如果大米也沒了，仗就不打了。越南人幾乎什麼苦都能吃，就是不能沒有米。沒有米，他們一步也不肯定。米養育著東方人的肉體和靈魂。米袋子快見底時，我就開始侷促不安地觀察地形，想找一塊能供我們的陸戰隊救星著陸的區域，好讓它給我們投送下一批給養。
我解悶的方式只有寫信和看小說，凡是看過的書我都記在筆記本上，如菲茨傑拉德的《夜色溫柔》，麥卡勒斯的《心靈孤獨的獵手》，赫西的《買小孩者》，斯特格納的《流星》，瑞安的《最長的一天》，還有足能堆滿五六家汽車旅館辦公室書架的末流偵探小說。
3月份，我暫時告別基地和巡邏任務，被召到廣治的團部去了。去那裡一是彙報二營的進展情況，二是學習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神童們在五角大樓搞出來的最新戰略。去廣治算不上什麼回家，甚至比不上去西貢，但這意味著能重溫美國人的音容笑貌，暫時不挨槍子兒。我在廣治的美國上司是喬治·B·普賴斯少校，他是南越軍第三團的顧問。此人膽大無畏，聲若洪鐘，頗為自信。他身材高大，體格強健，有運動員氣質，能言善侃，他的嘴從來就不閒著。按照陸軍的說法，他是個“火箭式人物”，即一個有發展前途的軍官。他的表演才能和嗓音顯然是遺傳得來的。他妹妹就是歌劇名星L．普賴斯。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普賴斯成了我又一位良師益友。他也是黑人，比我早一代。他的成功得益於個人奮鬥，退休時是准將軍銜。對年輕的黑人軍官，他總是慨然提攜。
這次去團部，我熟悉了五角大樓的最新理論，即“油滴擴散”理論。其意思是，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一個村莊，就會使周圍的村莊產生安全感，使穩定像一塊良性油滴一樣慢慢擴散到受越共威脅的區域。在廣治那幾天裡，我印象最深的其實並非這些時髦戰略，而是G·普賴斯帶我去軍官食堂享用的真正美國早餐——煮雞蛋、臘肉、烤餅、麥片粥。不過，此時我的口味已取得越南國籍，這頓豐盛的美國早餐吃得我很不舒服。
我一直在計算兩個日子何時到來，一個是我哪一天當父親，另一個是哪一天回家。阿爾瑪和我相互為祝賀聖誕節錄的錄音帶效果很不理想，不足以用來表達我們之間的感情。於是我還是選用傳統的寫信方式。阿爾瑪覺得我的煩惱已夠多的了，因此在信中沒有提及國內的種族形勢。有一份黑人週刊《匹茨堡信使》曾將伯明翰稱之為“美國最糟糕的大城市”。這一殊榮不是輕易授予它的。我在越南期間，伯明翰黑人區發生了第18次爆炸案，當時黑人稱伯明翰為“爆炸翰”。就在我與越共打仗時，一位年輕的浸禮會教派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博士，因領導抗議進軍在伯明翰的市政廳被捕。被捕後，他發表了喚起美國良知的文獻，即著名的“伯明翰獄中來信”。就在我為尋找共產主義分子在阿壽山谷巡邏時，我的岳父約翰遜卻夜不能寐，腿上橫放著一杆散霰彈獵槍，隨時準備還擊膚色不同的美國同胞，保衛自己的家。我根本不曉得父母親曾打電話懇請阿爾瑪離開伯明翰。對所有這一切，我幾乎一無所知。難得有消息能傳到阿壽山谷。再說，阿爾瑪寫信時只想用她的愛支持我，並不想用她的憂愁讓我驚恐不安。
關於我當爸爸一事，我和阿爾瑪約定了一個暗號。孩子一降生，她就給我來信並要在信封上標上“嬰兒信函”幾個字。我已請廣治的團部留意這封信。一俟信至，即打開信封將內容用無線電發給我。一個新的天真的小生命即將來到這個小小的苦難世界，他（她）使我個人的生命顯得更有價值，我要在這場戰爭中活下來顯得更加重要。
我對武公孝的後任已失去信心。謙上尉既不能和其部下溝通，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顧問。我跟希克討論過這個問題。謙是我倆都瞭解的那種軍官，即那種不會進行明智的判斷，只知道一味亂吼些愚蠢的命令，以此來炫耀自己權威的人。這種人靠不住。
4月3日，我躺在小良掩體裡的竹床上，想借燭光看看小說。希克和部隊出去了，謙在睡覺。聽到遠處有迫擊炮開炮的聲音，我奔到外面想瞧瞧炮聲是從哪兒傳來的。原來越共想向這個新基地遞張名片，但因地址不詳，炮彈全在叢林中爆炸了，遠未擊中我們。
謙上尉躍出掩體，跑過來命令還擊。我對他說這樣做也許不夠明智。我們在山頂上，周圍的樹都砍光了，我們一開火就會暴露自己的位置。他們現在沒擊中我們，是因為他們在黑夜裡和我們一樣什麼都看不清楚。謙說，不行，作戰條令要求必須還擊。
當即，幾發炮彈打出去了。幾分鐘過後，一團巨大的白色火球在我頭上大約20英尺處炸開來。我本能地臥倒在地，趁下一發炮彈還未打到我們頭上趕緊鑽回了掩體。我檢查了一下自己，安然無恙，但掩體外卻傳來呼喊和呻吟聲，我趕緊又回去幫忙。
第二天早晨，我才弄明白昨夜情況是多麼危險。越共的炮彈碰上了一棵樹的樹幹，我當時就站在那棵樹下。炮彈的彈片散佈在我左右兩側，每一邊都炸傷了五六個士兵，但卻未碰我一根毫毛。假如炮彈沒有碰上樹幹，就會擊中我，幾乎可以肯定我將必死無疑。這次襲擊中受傷的人當中也有謙。因其魯莽，他等於給越共充當了彈著指示員。他腿上的傷剛好重得夠後送條件並被替換掉。對軍事這一行來說，他的離去稱不上什麼損失。謙的繼任者是廣上尉。儘管他對顧問們有點冷淡，可他是個幹練的軍官。我欽佩廣，但我們之間從未像武公孝和我那樣迸出過友誼的火花。
迫擊炮襲擊後的第二天，送補給品的直升機來到營地上空。郵件中有我母親來的一封信。我站在樹下讀信裡的家常話。“噢，順便說一句，”我母親寫道，“我們對小寶寶的降生萬分高興。”
寶寶？我們的嬰兒信函呢？阿爾瑪好嗎？是男孩還是女孩？我趕緊讓報務員用古老的ANCGRC—9電台跟基地兵營取得聯繫，並設法接通了廣治。原來我的信遇到了通訊故障，在軍事行動中這並非鮮見。有明確標記的那封信仍躺在一大堆未投出的信件裡。我對報務員說：“跟他們說，給我立刻把信讀一遍。”就這樣，我得知了邁克爾·凱文·鮑威爾早產的消息。他1963年3月23日降生於伯明翰天主教聖家醫院。我們的朋友、在布拉格堡時的恩人施瓦爾的兒子中有個名叫凱文·邁克爾，我們照他們這個兒子的名字給兒子取名邁克爾。
我這時的心情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母子康健令我高興，但環顧四周，身處異國他鄉又使我困惑；此外，我還感到焦慮不安。我曾與死神如此相近，險些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已經做了父親。國內的家人，包括一個新生兒，依靠我養活。
我渴望見到我的孩子，我必須挺過這一年。
從編制職務上講，廣是營長，他也確實是個好軍人。但由於我在這個營的資歷比他長，又得到部下的信賴，於是開始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軍士長是個法國殖民軍隊留下的志願兵，精瘦而蒼老，活像當年在蓋爾恩毫森基地老練的愛德華茲軍士。他很信任我，於是我們開始做一些小動作。我假裝不是我說了算，軍士長也假裝沒有直接聽命於我。按說我是顧問，不是指揮官，然而我們就這樣心照不宣地達成了默契。領導權，像大自然一樣，不容真空存在，於是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進去填補了真空。
南越軍士兵既勇敢又肯幹，但訓練起來卻不那麼容易。我教他們，他們面帶微笑，點頭哈腰，可常常對我所教的內容置若罔聞。我一連花了數小時教他們從直升機上卸貨。這事的關鍵在於速度，因為直升機易受敵人火力攻擊，因此要求儘可能快地卸貨。最快捷的方法是，直升機一著陸，兩個人馬上跳進貨艙向外扔貨，班裡的其他人應從直升機到叢林排成一行，像救火隊員傳遞水桶一樣把物資傳過來，最後堆在樹能遮蓋的地方。我在地上畫出一架直升機的輪廓，讓他們演練了一遍又一遍。飛機著陸，兩個人上去，其他人排成行，傳遞貨物，這樣反覆演練了數遍。
次日，送補給品的直升機落在我們的環形防禦圈內。我給卸貨組發出信號，全班衝刺般地跑到機艙口，所有人都想同時爬進飛機裡去。當我又重新訓練他們時，他們倒也沒怨言，最後終於學會了。
那是5月份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們正在巡邏，腳下踩著克拉莎草，渾身大汗淋漓，手不住地拍打著蚊蟲。這時一架L—19“獵犬”觀察飛機飛來，在頭頂上嗡嗡作響。飛行員用無線電說，他帶來了我的專遞航空郵件。須臾，郵件就拴在一塊很大的黃手帕下搖搖擺擺地飄落到地面上來了。我跑到空投區，發現一隻裝滿一瓶瓶“里茲牌”花生醬的盒子，盒子底部有一隻標有“嬰兒信函”的信封。我撕開封口，一張照片露出來。一張胖胖紅潤的臉兒帶著在世上只滿一天的全部驚喜凝視著我。他像誰？他長得怎麼樣？我道不出個所以然，但他是真實的，他是我的。歡迎你，邁克爾·鮑威爾。越南士兵都圍上來，我讓他們看照片，他們讚歎不已，併為我高興。然後我就把照片裝進了上衣口袋，讓它一直伴隨著我。
5月份下半月，我又有一次短暫脫離戰鬥的機會。我被召回到順化，那是南越軍第一師顧問團所在地。我要去見的是步兵人事處的委派軍官。假定我能安然無恙地在阿壽山谷熬過來，任職期滿後人事處還會把我派往別處。我是從野外直接乘直升機飛來的。當我們接近這個越南古都時，我被這座城市的美麗吸引住了，波光粼粼的香江，具有歷史文物建築意義的城堡，還有那法國殖民地的迷人風光，一切盡收眼底。一下飛機，我立刻產生了每個前線老兵驟然回到後方時的那種感覺：這裡出奇的乾淨，似乎什麼都井井有條，平常的聲音聽起來也那麼不尋常，所在之處與曾在之處相比較如此的不協調。我肩挎M—2步槍，皮帶上掛著手榴彈和匕首，靴子上還帶著阿壽山谷的泥土。除了在溪流中簡單擦洗過一下之外，我已經一個月沒洗過澡了。內衣呈黃灰色，布料幾乎被汗水腐蝕透了。我先到軍官食堂去吃美國飯。食堂裡著裝整齊的參謀人員看著我，他們的那副神態好像在說，你到這兒幹什麼來了？我用目光回敬他們說，我知道我為什麼來這兒，但也許你們忘記了。我吃了一塊牛排和法式炸土豆條，喝了一杯牛奶，胃裡又是很不好受。離開食堂時，我感覺全身無力，噁心，甚為想念我的米飯糰子。
我到師部委派軍官斯皮爾斯中校處報了到。至此我已在軍隊服役快5年了，在越南還剩約7個月的時間。我渴望知道步兵人事處對我下一步作何打算。在那個年代，陸軍對有功的軍官有一套巧妙的安排方式。關鍵是你在派遣點的表現要達到一個符合鑑定報告的一系列數據。中校翻了翻我的個人檔案，抬起頭來說：“鮑威爾，本寧堡，步兵軍官高級培訓班。”
我甚覺意外。“我剛剛學完基礎課程，沒上過高級班。”我說道。
“沒關係的。”他回答說。他面前有那個有魔力的數據，可他不想透露，不過他還是說：“如果你提前晉升為少校，不要感到意外。”
我剛當了7個月上尉，這位就在談什麼橡樹葉了①。儘管他說的話讓我覺得沒準兒，離開他辦公室時，心裡還是免不了得意洋洋。過去和未來數月的所有艱難困苦和恐懼不安，不知怎麼似乎變得容易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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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國陸軍和空軍中，少校和中校級軍官的銜徽為橡樹葉圖案。——譯者注。
回到阿壽山谷，我又開始在筆記本上作單調的記錄：
5月16日，星期四，8點10分交火。被越共手榴彈炸傷3人。搗毀2所房屋，3公頃木薯，1公頃水稻。
5月17日，星期五，一連16點15分交火，1人陣亡。
5月18日的記錄值得一提。“8點5分交火，越共亡1人……”當時我們一直沿著一條峽谷巡邏，流向峽谷的一條小溪的流水聲掩蓋了我們的動靜。這一次，我們的尖兵班在越共發現我們之前先發現了他們。這一次是我們打了伏擊戰，我們盯住了他們。一陣掃射撂倒了好幾個越共，餘者趕緊逃走了。我們小心翼翼地走過去，看到一個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這是第一個可以明確證實是我們打死的越共。他仰面朝天躺著，無神的雙眼朝上凝視著我們。這個人身材瘦小，麵皮粗糙，臉呈深棕色，穿一身做工粗糙的黑布短衣褲。我們將這種衣服稱為睡衣褲。我的目光落在他腳上。他足登舊輪胎做的涼鞋，剪下的一條輪胎胎壁權做鞋帶。這就是我們見不著面的可怕敵人。我心無所動，同情肯定談不上。我們這一方的死亡和痛苦見得太多了，誰還管他們怎麼樣呢。我們俘虜了受傷的越共就離開了。
首次證實有越共斃命一事大長了南越軍的士氣。後來稱之為“數屍體”的數字遊戲當時尚未實行。不過，越南人早就猜出美國人想聽到什麼了。他們總是給我看順著丟棄的武器找到的血跡和其它因環境不同而不同的證據，以此“證明”有被擊斃者。我對他們說，這不足以為證。後來我竟成了這種令人厭惡的遊戲的裁判。我規定，證明越共在戰鬥中被擊斃需要見到越共的屍體，沒見屍體就不能作數。
首次確實擊斃越共之後不久，一名越南中尉興奮地跑來報告又確實打死了一名越共。我說：“讓我看看。”他回答說：“太遠了，太危險。”我又重複了一遍規定，他晃了晃食指，好像在說我拿證明讓你看。半小時後他回來了，交給我一個手帕包。我打開手帕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氣，原來裡面是一對剛割下來的人耳朵。
是日夜晚圍坐在營火周圍時，我把連長和軍士長們都召集過來。我說規定需要進一步完善，證明擊斃了敵人要有全屍，而不是屍體的一部分。不許再割耳朵，不許再肢解敵人的屍體。
7月23日，我們營在邊遠叢林地帶轉了6個月後終於可以稍事休息了。我們奉命離開小良基地，撤出阿壽山谷，到特種部隊的一個營地去休整。一天上午，我們重又踏上小路，沿著一條溪流的河床行進。太陽當頭照著，我走在縱隊先頭。突然間，我的右腳踏空，立刻覺得一陣鑽心的刺痛。我把腳從一個約一英尺深的小坑裡猛地拔出來。原來我踩進了竹籤陷阱，竹籤刺穿靴底扎進了腳心。我只能罵自己笨，然後繼續朝目的地一瘸一拐地走去，路程大約還剩兩三個小時遠。要說當時的心情，我的尷尬勁兒比疼痛還難受。我不想讓越南人知道我傷著了腳。
然而，還沒走出20分鐘，我就疼得受不了了。我找了根樹枝當柺杖，又繼續前進。最後一英里，我是搖搖晃晃堅持下來的，差點兒倒下去。到了營房，美國軍醫沒有費事去脫我的皮靴，而是把它剪開取了下來。他只看了一眼傷口，就叫來了直升機。竹籤從腳底一直扎到了腳背，腳腫得很大，牛糞的毒素已擴散，全腳發紫。他給我包紮了一下傷口，我就坐上直升機朝順化飛去。
一到順化，L—19“獵犬”式飛機的飛行員鄧賴普便開始照料我。鄧賴普待我立刻像老朋友一樣，可是我以前從沒跟他見過面。他對我說，是他給我投遞的嬰兒信函。鄧賴普把我送到單身軍官宿舍開的診所。那兒的醫生為我清理傷口的辦法令我刻骨難忘。他把一種消過毒的碘酒紗布從傷口的下邊塞進去，從上邊拽出來，接著便像擦皮鞋一樣在我腳裡來回拉動。我死死攥住鄧賴普的手不放，心想我一定會疼昏過去。隨後，醫生給我注射了各種抗菌素，把我安頓在單身軍官宿舍的一個房間內。
我康復很快，但作為戰地顧問的日子卻結束了。我所剩時日無多，不便再回營去。我是該營7個月來的第34名傷亡人員——7名陣亡，27名受傷。要說不願意離開戰鬥那是假的。艱苦與死亡這兩個夥伴是易於拋棄的。不過，到受傷時，我實際上已成了不掛名的營長。我和部下經歷同樣的危險，同睡一片地，同吃一鍋飯，而且和他們一樣灑下了鮮血。在佐治亞州懸崖上共同面對的挑戰曾將我與同類人團結在一起，在阿壽山谷共同經歷的死亡、恐怖和小小的勝利喜悅將我和幾乎無法交流的南越軍人同樣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當我離開二營的戰友時，真有些依依不捨，留在心裡的遠不止是一種遺憾。
我極力想阻止陸軍採取的軍人傷亡後自動通告其親屬的做法。我踩上的不過是一根竹籤，而不是地雷，我不想讓家裡人受到不必要的震驚。但是，官僚主義的車輪還是無情地轉動起來了。關於我受了輕傷的事，陸軍用電報通知了阿爾瑪和我父親。阿爾瑪倒能平靜對待，父親卻斷定陸軍沒把最壞的情況說出來。南越當權家族的做法更是於事無補。單身總統吳庭豔的弟妹儒夫人——吳庭豔的弟弟、秘密警察頭子吳庭儒的妻子，扮演著南越“第一夫人”的角色。每當有美國兵陣亡或負傷時，儒夫人便給其家人發一封信。行文的口氣讓人莫名其妙。她的信似乎是說，對不起，但你應該知道我國人民也作出了犧牲。美國兵都稱儒夫人為“撒旦夫人”，此稱號她當之無愧。
由於我行動不便，脫離了戰鬥部隊，被調到南越軍第一師師部，擔任負責作戰的助理顧問。一天，我在軍官食堂聽到一個響若洪鐘般的聲音，轉身一看是喬治·普賴斯。其時他已晉升到一個關鍵職位，南越軍第一師的作戰與計劃顧問，就是我的新上司。與喬治一起工作，我感到信心百倍。他說起話來還是滔滔不絕。不過，因為他講的一般都很有道理，我總是洗耳恭聽。
在這裡，我想談談在師部所接觸到的許多糟糕的事情。我離開阿壽山谷，觀察戰爭的角度從仰視轉為俯瞰，這一新的視角並不令人感到寬慰。我的任務之一是給師情報軍官提供數據，讓他分析何時最容易遭敵迫擊炮襲擊。他的辦公室是一扇綠色門，門上標有“禁止入內”字樣。他搞的東西叫“反饋分析”。我提供的數據送進了那扇門，我卻不能進去，因為我未得到保密部門的許可。一天，這位情報軍官終於走出辦公室，鄭重其事地報告說，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預測出在某些時間段裡敵人的迫擊炮火襲擊會增加。什麼時間段呢？月黑之時。嗨，這簡直是拿個米飯糰子就想讓我吃驚。天黑時戰場上更危險，這本是任何一個南越列兵5秒鐘內就可以告訴他的事，而這位老兄竟花了好幾個星期進行統計分析才搞清楚。
步兵在叢林中來來回回地跋涉在同一地帶，天天遭伏擊，不時有傷亡，而敵人卻悄然而去。可以理解，但不禁要問，所幹的這些事到底有什麼用。有人可能會自尋安慰地想，雖然他也許不知道，但上頭什麼地方總會有腦瓜聰明的人知道答案。我在師部參謀機關工作這段時間卻戳穿了這種假設。我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正在把最優良的技術送給南越軍隊使用。深邃的思想家們，比如綠門後面那位情報軍官，又是打印數據，又是填寫表格，又是處理數據，最後不過是對顯而易見的事情得出令人莫名其妙的結論。而敵人身穿黑布衣褲，腳踏費爾斯通廢輪胎做的涼鞋，卻能用根蘸了牛糞的竹籤讓一名軍官喪失戰鬥力。
在叢林中，我們隨身只佩帶有用的或者說救生用的東西。可在順化，每位直升機機長都彆著一把引人注目的大匕首，匕首把上雕著花紋，刀鋒閃閃發亮，反射太陽光暴露自己的位置倒最合適。往師垃圾場運送垃圾的年僅18歲的卡車司機們個個都佩戴著肩挎式手槍套，這些都是在順化的皮革工匠那裡專門定做的。皮革工匠們幹這種吸血鬼的行當肯定發了大財。我曾見有些人帶著6響左輪槍到食堂進餐，皮帶後面像牛仔一樣裝飾著子彈。假如突然發生槍戰，他們可怎麼裝子彈呢？不過那算不了什麼，子彈放在後面更顯得威風，完全又是陸軍戰略軍那一套。
這種行為還不過是傻里傻氣而已。真正讓我困惑不解的是我第一次接觸越南高級軍事指揮人員的情景。我們營裡大多數軍官和軍士都是既有獻身精神而又能幹的職業軍人，普通步兵英勇而無怨。可是，無能、腐敗與軍服的奢華似乎與軍階的高低成正比。其中有那麼一位火箭式的人物便是阮高其。他32歲就當上了越南空軍司令。這位喜好奢華的阮高其在空中打仗與在夜總會里一樣的華而不實。他留著細細的小鬍子，戴著墨鏡，腰裡挎著珍珠把柄的鍍鉻左輪手槍，黑色飛行服上飄曳著一條紗巾。我不明白，難道這些就是南越軍的普通士兵在阿壽山谷為之犧牲的人嗎？
我必須承認，經歷了戰鬥的艱難困苦之後，覺得在後方任職頗為愉快。作為受過傷的參戰老兵，我享有一定的地位，況且順化有著秀美的景色，不少好餐館，還有給部隊提供的各種娛樂活動，因而這算不上什麼艱苦崗位。就連去理髮店也不失為一種樂事。理髮師不僅把我的頭髮修剪得整潔漂亮，還用熟練的雙手按摩我的頭皮、脖頸和肩膀以消除緊張疲勞。我的消化系統經過重新改造，又開始吃牛排，喝南越很有名的“33”牌啤酒了。如此一來，在阿壽山谷流汗減掉的體重又恢復了回來。於是，為了減少體重，我開始玩壘球。
加入師部參謀人員行列不久，我飛往香港去度休整假期。對有些美國兵而言，到這座人慾橫流的城市去度假意味著無度縱慾。對另一些人而言，香港則意味著瘋狂購物。我買了必購的定做鞋子（每雙10美元），定做套裝（30美元），另外還買了世界上最便宜的立體照相機。我給阿爾瑪買了日本的御木本珍珠，絲綢連衣裙和一匹綢布料。4天后我便一文不剩地返回順化。
在順化，我又接受了一項在我職業生涯中打下烙印的不尋常任務。作為一種補充任務，我被任命為順化城堡機場的指揮官。該機場負責C—7“美洲馴鹿”運輸機、L—19及其它小飛機的勤務。有一位態度傲慢的飛行員顯然對非飛行員管理他的機場感到憤憤然。一天，他要我乘他的“獵犬”上天去兜一圈兒。我因自尊心受到挑戰，所以就接受了。這位自命不凡的高手的意圖很快便暴露無遺。他時而橫滾，時而作垂直俯衝，時而又做些其它催人慾吐的怪動作，試圖把我，或者說把我的腸胃扔出L—19。我以為自己要死了，但純粹出於憤恨，還不甘束手待斃。最後他恢復了水平飛行狀態。我朝下一看，驚奇地發現一個不熟悉的地標，一條建在路堤上的鐵路。我不記得我們區域內有這種地物。
“你知道我們在哪裡嗎？”我喊道。
“廣治北部一點。”飛行員自信不疑地說。
“你這個該死的傻瓜，”我在怒號的風中大聲喊道，“把這玩意兒朝南開，咱們離開這兒。我們跑到北越上空來了！”
結果證明我是對的。跟聰明的行家和自命不凡的飛行員打過交道後，我形成了又一條行為準則：不要被專家和精英們所嚇倒。專家通常佔有更多的數據資料，並不是判斷力。精英們會近親繁殖，生出血友病患者來。一旦被現實世界所碰傷，他們會流血致死。
11月1日，我回到西貢，國外服役期亦隨之結束。我先得辦完手續，而後便可以很快回家轉了。南越當時正處於混亂之中，吳庭豔總統是天主教徒，他想禁止佛教徒的宗教活動，鎮壓反對其政權的佛教徒示威遊行。有張寫真照片震驚了世界：為了抗議吳庭豔政權，一位僧人盤腿坐在西貢一個十字街口，把自己全身澆滿汽油，擦了根火柴自焚了。自焚時他全身紋絲未動。8月份，當時我仍在順化，西貢已處於軍事管制狀態，美軍已不許出營區。大約一週之後，吳庭豔總統在整個國家全部實行了軍事管制。
一天，當我開車去新山一機場託運行裝時，顯然發生了更為嚴重的事件。總統府遭到槍擊，街上除了乘著裝甲人員運輸車的軍人之外空無一人。我到西貢來正趕上一場政變。南越一夥將官剛剛推翻政府，並已將吳庭豔總統及其弟弟、秘密警察頭子吳庭儒處決。以26歲之齡，我對所發生的事尚無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我的思維方式如同一個只熟悉自己的環形防線的士兵，僅此而已。對我來說，這次政變不過是這片陌生的土地令人困惑的另一方面而已。
儘管剛剛發生了動亂，我照樣被安排提前一個月回國，據說原因是我們在越南乾得很出色。實際上，美國顧問的數目已略有下降，從最多時的1．66萬人減到了1．63萬人。麥克納馬拉時代主導美國人對越南看法的分析衡量法那時剛剛開始實行。如果一個村莊周圍設有一定長度的籬笆，有民兵守衛，村長在過去的3周內未被越共殺害，我們就把該村列為“安全”村。我還在小良基地時，麥克納馬拉部長曾來到越南。他在那裡進行了48小時的訪問後總結說：“……各種定量分析的結果都表明我們在贏得這場戰爭。”定量分析才有意義。定量分析才能瞭解真情。然而，我在阿壽山谷所見到的一切卻沒有一件事能表明我們在戰勝越共。戰勝越共？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連他們的影子都見不到。麥克納馬拉的計算尺精英們算出的精確指數不過是在衡量不可衡量的東西而已。
陸軍對此的態度似乎是不要對高明者表示懷疑，其中包括這些計算尺神童。倘若它不奏效，也要假裝它奏效，說不定它能自行修正呢。這種軟弱無能的思維方式我最初在西德領教過，現在又被輸送到越南來了。在後來幾年中，這種默然態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除了“安全村”的荒謬做法，我們還有“搜索與摧毀”行動、“數屍體”等更荒謬的做法。
所有這些我們知道都是荒謬的，但還是照辦了。
在這以後，美軍的傷亡人數慢慢地開始上升，一些熟人的名字逐漸出現在死亡名單上。在蓋爾恩豪森時跟我在一起的J·李陣亡在越南，還有A·帕斯科，他是我們“潘興步槍會”成員中陣亡在越南的第一個，不過不是最後一個。
雖然如此，美國當時很少有人瞭解或關心在那遙遠的國度所發生的事情。嚴格說來，越共不過是個次要問題。與在越南的1．63萬美軍比起來，當時美國在歐洲駐有25．2萬人，在朝鮮有4．9萬人。1963年時，還談不上什麼反戰運動。
儘管疑慮重重，我離開越南時仍不失為一名忠實的信徒。我經歷了失望，但非幻想破滅。我仍相信幫助南越保持獨立是對的，仍然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應劃定反共界線。縱然方式有些缺陷，但目的還是正確的。不管麥克納馬拉部長有何發現，任務比我們的預想要重得多，也艱鉅得多。我在順化做情報參謀工作時有位分析人員曾經問我，從上過戰場的人的角度看，我們在越南到底需要多少兵力，我信口開河說了一個數：“獲勝須得50萬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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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機場裡等下午去伯明翰的航班，手拿雜誌翻著看。突然間，我注意到人們都聚集到休息室一台電視機前，以出奇的緘默盯著電視機。當天是11月22日。3周前，南越總統遇刺身亡，政府被推翻，當時我正在那裡。這天下午，我國總統亦遭刺殺。儘管我在外為外國人的自由賣命，4名黑人小姑娘卻在伯明翰16街浸禮會教堂內被埋在那裡的炸彈炸死。我回到家，宛如回到一個被顛倒了的世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