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回家
諾曼·洛克威爾的經典油畫作品之一名為《回家的美國兵》，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就刊登在《星期六晚郵報》的封面上。畫上一個年輕的士兵手提行李袋，剛剛回到老家。他全家，包括狗在內，跑出來迎接；一位漂亮的姑娘羞怯地等在拐角處；滿面笑容的鄰居們將身子探出門口和窗外；孩子們從樹上向他揮手致意，歡迎凱旋的英雄。1963年我從越南歸來時可不是這般情景。
我走出伯明翰機場時，只有一個人在等我。她看上去十分美麗，亦似曾相識。若是兩個人相識僅有一年，接著又分開了一年，即便是夫妻，也會有些陌生。儘管我敢肯定她也在暗忖，這個人是誰？我真的認識他嗎？但當我把阿爾瑪擁進懷裡時，陌生感驟然消失。我們坐進我的藍色舊“大眾”牌小汽車時，心中又升騰起一種熟悉的感覺。接著，我們便朝伯明翰地區北部的塔倫特鎮她父母的新居駛去。我們開車到家已是黃昏時分。阿爾瑪催促我向一扇大玻璃拉門走去。至此，我的岳父母仍未露面。
幾個月來，我一直在為這次相見做準備。在玻璃門裡柔和的燈光下，可以看到一個嬰兒圍欄。我將門拉開，一個8個月大的幼兒，長著一頭亂蓬蓬的黑髮，穿著一身耀眼的紅衣服，正緊緊地抓住欄杆，瞪大眼睛抬頭瞅著我。我把他抱起來。“嗨，邁克！”我說，“我是你爸爸！”他一臉困惑，不住地四周找阿爾瑪。人人生活中幾乎都會遇到這種事：三角爭風。此刻，它發生在邁克爾·鮑威爾身上。
阿爾瑪及其雙親約翰遜和米爾德里德設宴為我洗塵，我的小寶貝卻繼續從他的高椅子上瞪著眼看我。到該送邁克上床睡覺去時，這個小娃娃又受到一次震驚，他以前一直跟媽媽睡，如今卻被打發到小孩床上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下來吃早餐。邁克正在高椅子裡歡快地咿咿呀呀。可是一看見我就不做聲了。這個人還在！他什麼時候走？也許他永遠不走了？一連串不安的想象。過了幾天，他開始友好起來。這個大人無微不至地照看我，跟我玩，儘管我肯定更喜歡要媽媽，但也許他並不壞。這種狀況眼下還得持續一段時間，直到陌生人和男孩變成父與子為止。
下一站是到紐約皇后區埃爾邁拉大道與爸爸媽媽共度聖誕節。到那兒以後，邁克生病了，聲音嘶啞，拼命咳嗽。我們趕緊把他送到離父母家最近的一家軍隊醫院，聖奧爾本斯海軍醫院。接待我們的年輕海軍醫生對嬰兒的經驗似乎和我不相上下。我們認為是咳嗽，他看得卻很嚴重，認為邁克患的是急性哮喘。他把邁克放到氧氣罩內的嬰兒床上，將一套應急氣管切開器械放在邁克床側，然後要求我們允許他在嬰兒停止正常呼吸時使用這些器械這是什麼意思？我想知道。醫生解釋說，他不得已時會切開孩子的氣管並插根管子進去。難道他們要給我的小孩開刀？我這個叢林武士腳都嚇軟了。阿爾瑪雖然也非常擔憂，但還能保持鎮靜，理智地問了幾個問題。她向醫生解釋說，孩子是母乳餵養大的，從來沒用過奶瓶，怎麼給孩子餵奶呢？醫生建議我們回家放鬆一下。我們的確回了家，但卻放心不下。我夜不能寐，天剛破曉就急忙趕回醫院。到醫院後我們看到，小邁克正直直地坐在小床裡大口大口地從奶瓶裡喝奶呢！就這樣，他奶也斷了，哮喘病顯然也好了，臉上露出了笑容。
運輸機飛行高度1200英尺，我身背T—10型降落傘，站在打開的斜板艙門上，風呼呼地抽打著我。我雙目緊閉，又一次被曾經有過的恐懼感懾住了。空降訓練期間，我已經跳過5次，無意再和地心引力玩遊戲。然而，我還是跳了，跳入那無邊的蔚藍色空間。
我從越南被調到佐治亞州的本寧堡，上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不過，這個被稱為“職業培訓”的訓練班要到1964年8月才開學，還有近8個月的時間。為了填補時間空白，陸軍派我去參加為期一個月的空降導航員訓練班，即空降別動隊員高級訓練班。
剛一抵達，我便立即去租房子。職業培訓班於夏季開學時，我才能搬進政府的住房。此前阿爾瑪和孩子若想與我住在一起，就需在駐地外面找個地方。又是布拉格堡那一套：哥倫布區雖有許多白人軍官住房，但我只能侷限於在黑人區找，這裡根本找不到像伯明翰岳父母家那樣的房子。找房之初很令人沮喪，後來我遇到一位黑人房地產代理人。他提供給我一所屬於一名浸禮會牧師的房子，地點在跨過州界亞拉巴馬州一側的菲尼克斯市。對此我態度比較謹慎。菲尼克斯市秩序混亂，是個罪惡之城，幾年前國民警衛隊曾進駐該城，徹底清理過一次。牧師的房子又坐落在一條偏僻的街上，周圍都是些破舊房屋。不過，房子本身倒是一所結實的磚砌平房，還帶個庭院，孩子有地方玩。於是我趕緊以85美元一個月租下了這所房子。慶幸總算找到了合適的住處。
在為阿爾瑪和邁克收拾房子期間，我仍住在本寧堡的單身軍官宿舍。有一天晚上，我又累又餓，鎖上房門便返回駐地。快走到勝利大道上一家免下車漢堡包店時，我心想，好吧，既然把車開進去他們也不接待我，那我就停在外邊。我停下車。過了好一會兒，一名女招待走到我的車窗邊。我說：
“請來一份漢堡包。”
她很不自在地看著我，問道：“您是波多黎各人嗎？”
“不是。”我說。
“您是非洲學生吧？”她似乎真心想幫我。
“不是，”我回答說，“我是黑人，是美國人，還是一名陸軍軍官。”
“哎，我是新澤西州人，”那位女招待說，“我一點兒也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可是他們不讓我接待您。要麼您到飯店後面來，我可以從後窗戶裡遞給您一份漢堡包。”
我再也容忍不下去了。“我還沒餓到那個份上。”我一邊說一邊使勁倒車，輪胎都擦出火星來了。當我驅車離去時，透過飯店窗戶看到店主和顧客們臉上帶著欣賞我受辱這一幕的表情。像這次這樣做出的反應，或者說，至少這種暴露內心所想的方式，不是我的一貫做法。平常我不會去惹麻煩，不參加遊行示威，也不參加靜坐，一心只想著自己在陸軍的前程和如何讓全家過上好日子。對於我來說，我的現實世界是部隊營房。我把南方軍事設施看作病體內的健康細胞。如果車開快些，我還可以在關門之前趕到營區快餐店或軍官俱樂部，並且和他人毫無區別地受到接待。
空降導航員是精銳中之精銳，他們要先於空降突擊部隊和直升機機降突擊部隊跳下去，標出著陸區和傘降區。空降導航員訓練班的要求十分嚴格。我的同班同學均是配屬機降部隊的老資格優秀傘兵，而我則是個並不情願的新手，5年沒跳過傘了。我們每天以健身操開始，每項運動都做到最後一個人倒下為止。恢復性運動則是5英里長跑，然後一天的正課才開始——導航課、傘降區域標示課、無線電信標使用課、引導飛機著陸課，然後又是跳傘訓練。
空降導航員小組落地需集中。為此，我們不能一個接一個地從艙口跳出去，而是由飛行員打開雙引擎“非洲馴鹿”的後斜板艙門，我們迅速從機尾同時一起跳下。跳傘通常在夜間進行，這樣更增添了一份刺激。誰知道下面隱藏著的是水域？是冒出地面的岩石？還是懸崖峭壁呢？然而對我來說，夜間跳傘跟白天差不多，反正我總是閉著眼睛往下跳的，而且，總是磨蹭在最後面，像嬰兒學步一樣小心翼翼地離開艙門，不是大步流星勇敢地躍入未知世界。因此，當其他人像雄鷹一樣翱翔而去時，我卻是先一屁股坐在艙門邊，然後再騰空而下。不過，一旦離機，我即刻會體驗到那種使人對跳傘運動心醉神迷的興奮勁兒和那種飄向地面、任風在頭上的傘中發出嘯聲的神奇感覺。只要不必頭一個跳就行。
該訓練班接近尾聲時，我們計劃乘直升機跳傘。首先，我們搞了一整天的越野行軍，直累得兩腿邁不開步時才結束。來到直升機旁時，天已黑了，一時間風雨交加。我們費力地爬上直升機，1月裡的雨水冰涼刺骨，猛烈地抽打著我們的臉。大家擠坐在機艙地板上，我是機上軍階最高的軍官，跳傘長是個面色嚴厲且富有經驗的軍士。直升機起飛了，我在發動機的轟鳴聲中大聲提醒全體人員繫好固定開傘索。開傘索系在艙底鋼纜上，我們跳傘時，此索可自動將傘拉開。在黑暗中，可以聽見都在用雙手順著艙底上的鋼纜仔細檢查。直升機恢復了水平飛行，風力的強度已經達到了會對跳傘產生危險的程度。我大聲喊要大家最後再檢查一遍固定開傘索的掛鉤，接著又像個愛瞎操心的老太婆一樣開始親自檢查每根開傘索。我擠過一個緊挨一個的同伴，用手順著鋼纜摸到每個人的傘上。突然不禁令我大驚失色，一名軍士的開傘索竟然沒有掛上。我把未掛上的開傘索往他面前一晃，他登時倒吸了一口冷氣。此係三重失職。他自己應該檢查，他的戰友應該檢查，跳傘長也應該檢查。否則，他一踏出飛機就會像塊石頭一樣掉下去，而且他打開備用傘的時間只有4秒鐘。
天氣更壞了，這次跳傘只好取消。我們在勞森陸軍機場走出飛機，開傘索未繫牢的那名軍士緊緊擁抱我，實際上還熱淚盈眶地向我說了些感激的話。先前有關專家的教訓又一次得到了驗證，不要怕在關公面前要大刀，即便是在其後院裡也一樣。同樣重要的是，千萬不要忽視細節，哪怕是落到人人討厭的地步。緊張、混亂與疲勞的時刻最容易犯錯誤。他人都頭腦遲鈍或思路不清時，領導者必須雙倍地警覺。“永遠不要忘記檢查細節”由此成了我的又一條行為準則。
畢業那天，我在原有的戰鬥步兵證章、傘兵翼形證章和別動隊員徽章之外，又帶上了空降導航員徽章。在我們這一行裡，這些相當於學術界人士名學後的一串頭銜。讓我感到吃驚的是，我這個喜歡在地面上的兵，畢業成績名列全班前茅。對於這一榮譽，我感到驕傲，不過從不為後來沒有遇到過非跳傘不可的情況而覺得遺憾。
說起游泳，我充其量只能勉強不沉底兒。可是，如今我卻呆在加拿大生產的一輛笨重的運輸車上正沉入佐治亞州的一個湖中。由於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6個月後才開學，陸軍只好再給我找個工作。這次是擔任步兵委員會的“測試軍官”，工作地點就在本寧堡。我們的任務是測試新的武器裝備，看其在步兵部隊是否適用，所測試的武器裝備從新設計的刺刀到新型機槍應有盡有。每件裝備均需用三條標準衡量，即是否好使，是否適用，保持工作狀態需花多少人力物力。陸軍把這幾條標準簡稱為“三可”標準（可靠性、可用性及可維護性）。我的任務是設計這三方面的指標，並對武器裝備進行全面測試。
我受命測試的是加拿大造的XM571型組合式運輸車。
這種車看上去很笨重，據稱是運載部隊通過沙地、雪地和水網地的理想工具。陪伴這匹鐵馬來的是加拿大聯絡軍官科林·G·福雷斯特少校。他身材高大、面色紅潤，是愛爾蘭人，身穿團隊制式蘇格蘭褶襉短裙。由於同屬前殖民地居民的後裔，加上我倆的第一個名字相同，我們一見如故。跟他一起來的是廠家代表，我現在只記得此人叫比爾。他倆都急切地想讓MX571好好露一手。加拿大的自尊和利潤全取決於美陸軍的決定了。
我們已經讓這個醜小鴨完成了陸路試驗。除了意外翻了幾次車外，它運行得都不錯。剩下的最後一道難關是航渡試驗。我將測試安排在上午11時於勝利湖進行。步兵委員會全體成員均應邀觀看，其中包括我的上司J·薩德思中校。為了保險起見，我計劃於當天早晨7點30分舉行一次預演。我和廠家代表比爾穿著救生衣上了車，隨後向駕駛員發出開車命令。因為XM571吃水太深，我有點擔心。在我們與湖水之間只有大約6英寸的幹舷。走了全程三分之一時，我意識到連那6英寸也沒了。我覺得腳有些溼，忙低頭一看，車底進了水。我向比爾指出這一點，他對我的憂慮置之不理，擺手說沒問題，艙底抽水泵隨時會開啟。艙底抽水泵的確開啟了，不過稍有點問題。它每分鐘可排20加侖水，但水卻以每分鐘40加侖的速度往上湧。
我說：“比爾，我們在下沉。”
“真見鬼，”他附和說，“真是這樣。”
救生艇來接我們時，我們氣急敗壞地瞠著水跳出來。隨即眼瞅著那輛XM571在眼前消失了。快到堤岸時，我抬頭看到福雷斯特少校那雙長滿紅色斑點的粗腿。他神態焦慮，這並不難理解，因為這肯定不是他想發回加拿大去的那種消息。
幸運的是，湖水僅有約10英尺深。我很快找到打撈船和絞盤機把這輛會潛水的“莫莉·布朗”拖了出來。我看了一下手錶，離委員會成員到達還有兩個小時。我們看著水從運輸車的各個縫隙裡流淌出來，焦躁不安地等著水排空，很快找出了問題所在。原來XM571上次翻車時底盤被摔裂了。我們想把它發動起來，沒成功，接著又繼續發動，但每次只聽到幾聲噼噼啪啪的咳嗽聲，就是沒有令人滿意的轟鳴聲。不管怎樣，我叫人把運輸車拖到演示現場，同時自己趕緊跑去換了一套幹作訓服。
我怎麼對步兵委員會說呢？當委員們到齊並就座後，我站在這台加拿大產品旁邊，如實講述了該車經過的一系列試驗情況，包括當天上午出的故障在內。出了什麼事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別含糊其辭。無論你的信心是多麼不足，人們想要了解你的自信心，而不是你所遇到的麻煩，即使這麻煩你並未誇大。決不能讓他們看到你心情焦慮。我們就這樣結束了演示。這裡我應該補充一句，XM571此後沒能成為美軍武器庫中的裝備。
我在步兵委員會工作了近5個月。高級訓練班快開學時，薩德思中校問我以後是否願意回到委員會來。在擁有別動隊員、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和天之驕子空降兵等多兵種的陸軍，調到步兵委員會任測試軍官從某種角度講並不怎麼帶勁兒。不過，該委員會顯然具有一種好處：它意味著我從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結業後可以留在本寧堡，而這時我已經愉快地適應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我對中校說，是的，我願意再回來。
陸軍有自己的一套晉升慣例。本寧堡的高級訓練班旨在使步兵上尉級軍官做好擔任連級指揮官及營級參謀的準備。實際上，我早已完成這一準備了。在德國和德文斯堡，我曾作為中尉在上尉職位上當過兩任連長，而且還在阿壽山谷的大課堂裡當過不掛名的營長。在那裡，打的可全都是實彈，並且不是像在演習場上那樣，讓子彈從你頭頂上飛過去，而都是瞄準你打過來的。此外，我在德國、德文斯堡和越南均曾擔任過參謀之職。儘管如此，該訓練班仍是我職業發展中的必由之路。再說，訓練班開學後，我便可以將家搬到營區內的政府住宅中去住。
我非常想見到同班的同學們。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第一次職業選擇。許多步兵軍官服完規定的兩三年兵役後便退伍了。在高級訓練班裡，我是400名上尉中的一員。我們既是戰友又是競爭對手，很可能都要以陸軍為職業。我們被編為兩個隊，每隊200人。另一個隊裡有一個真正平步青雲的奇才，名叫皮特·道金斯，西點軍校的全美最佳橄欖球后衛，1958年海斯曼獎盃的獲得者，此外還是羅茲獎學金獲得者。我們隊也有出類拔萃的人物，如托馬斯·格里芬。他後來晉升為三星上將，並擔任了北約南方司令部參謀長。在這裡，競爭帶來的興奮與威脅並存。
上訓練班期間，我的專業標號又增添了“前綴5”。在陸軍行話中，它意味著我有資格使用戰術核武器。我必須知道使用核武器（儘管仍需獲得遠比我級別高的上級的批准）的時機，一發核彈能消滅多少敵軍、平民及毀壞多少樹木，在互擲核彈階段如何掩蔽己方人員，如何計算核爆炸微粒沉降量，以及我軍部隊何時方能安全通過受沾染區域等。我們當時不是從核大戰的角度考慮問題，而是僅僅想到一門203毫米火炮發射的核彈當量為1000—10000噸，而投放在廣島的原子彈當量為1．5萬噸。我們的任務不是去考慮在戰場上使用這些核武器是否明智，也不是考慮敵方是否有將戰爭升級的可能性。既然海軍和空軍都已核武器化了，難道陸軍就該使用滑膛槍和米涅式槍彈嗎？再說，連蘇聯紅軍都已經配備上戰術核武器了。很久之後，當我升至決策層時，我會對在戰場上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持甚為懷疑的態度。但當時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上尉，只顧潛心鑽研本行，管不了那麼多事。
1964年夏天，我到勝利大道上那家免下車餐館叫了一份漢堡包，這次沒人再叫我到屋後去了。上次我在此遭侮辱之後，約翰遜總統簽署了《民權法》，規定在公共場所實行種族歧視為不合法。當年秋天，約翰遜和保守的共和黨候選人B·戈德華特參議員競選下一屆總統。我並不支持哪個政治黨派，但戈德華特在參議院對民權法投了惟一一張反對票，令我失望。戈德華特不是種族主義者，他是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反對該法案的。然而，他的反對雖屬無意，對種族隔離主義者卻是一種鼓勵。於是，我在自己的“大眾”牌汽車保險槓上貼了一張紅白藍三色不乾膠廣告，上面寫著“全力支持L·B·約翰遜”。這樣做也許有悖於營區關於當時政治活動的規定。
那年秋天的一個晚上，當我開車從伯明翰去本寧堡時，亞拉巴馬州一名警察在錫拉考加城附近示意讓我停車。我超速了嗎？不可能。讓我驚訝的是，警察對我的駕駛事宜並不關心，他在替戈德華特發放保險槓廣告。他打量了一番我的“大眾”牌汽車。在60年代的亞拉巴馬州，這種車還不多見。這算得上對他的第一次打擊。他檢查我的牌照，是紐約州的。這是第二次打擊。他又發現了支持L·B·約翰遜的廣告。第三次打擊。開車的還是個黑人。這幾條加起來，我算是給他實施了4次打擊。他搖搖頭說：“小夥子，你居然跑到這一帶來，這可不夠聰明。最好還是趕快走吧。”我遵命趕緊開車走了。
像我和普賴斯、馬伕魯蒂斯、德帕斯這類軍人在陸軍是有前途的。然而，在那個年代，軍官隊伍中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群體是白人新教徒，而且大多數來自南方，來自中西部的人較少。來自威克森林、克萊姆森、弗曼城堡和佛吉尼亞軍事學院的軍官遠比來自普林斯敦的要多，當然也肯定比來自紐約市立學院的要多。
我們訓練班的課常常在既狹小又無窗戶的教室裡上。因此，出來到走廊裡伸伸腿、抽支菸確實使人輕鬆愉快。有一天，我從教室出來後發現一群白人同學在談總統選舉問題，所有的人都在讚揚戈德華特。他們中的一個朝我喊道：“喂，科林，過來。”我不無戒心地走過去。他問：“我們有偏見嗎？見鬼，如果有的話，我們大家還能同你在一起上課嗎？”那傢伙繼續說道，這不是個喜歡還是不喜歡“有色人種”的問題，他和他的朋友只是不喜歡愛管閒事的一套做法，不喜歡這個教訓人民怎麼過日子的政府。另一位同學插話說：“這是個產權問題。如果一個人開了一個商店，在經營方面，他應該有權做他想做的事。”
我本可以挺直腰桿猛烈抨擊一通，或者孤獨無奈地退避三舍，可我卻想讓他們有所認識，於是就說道：“讓我來告訴你們產權意味著什麼吧，假如你是個軍人同時又是個黑人的話，你得有個結實的膀胱，因為從華盛頓到本寧堡一路上沒有幾個你能停車小便的地方。”我對他們講了黑人在南方的路上要找個像樣的地方吃飯，或者在夜幕降臨時找一個一家妻小能過夜的汽車旅館何其不易。前一年，全國有色人種協會的M·埃弗斯在密西西比河被暗殺，B·康納治安官曾放警犬咬人，犯罪分子在伯明翰教堂裡炸死4個黑人孩子，而他們卻在爭論什麼“產權”問題。我對他們說，“你們不能把這個問題縮小到白人店主是否應該不情願地把房間租給黑人住，不能將財產和人納入同一範疇。”
我不知道這番話使他們的態度發生了轉變與否。但是，把這些感覺傾吐出來，讓這些人瞭解寬容不只是意味著上課時坐在黑人身旁。
在此期間，來自南方的幾位黑人軍官在我心目中的威望越來越高。他們在長年遭受二等公民待遇、種族隔離和黑人學校的孤立之後，突然發現自己在肩並肩地與白人競爭，與以前不允許他們與之同住、同學習、同進餐的白人競爭，與他們見了就得畢恭畢敬的人相競爭。我從小到大在白人周圍從來沒感覺到過不自在，從來沒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不一樣，是的，但絕不低人一等。以前從沒人對這些南方黑人講過這些東西。在以後的歲月裡，當我看著他們在陸軍中崛起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們中大多數斷然拒絕揹負種族主義分子想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自從穿上和他人一樣的軍裝那天起，他們就開始把自己看成同其他任何人一樣的人了。幸運的是，他們參加的是美國最民主的組織，在這裡可以憑功勞大小升降進退。在我國的英雄殿堂裡，這些南方黑人軍人佔有顯著的地位。
1964年11月3日，即選舉前不久，我將我的缺席選票寄給了我在紐約的投票站。全力支持約翰遜。寄出之後，我又到勝利大道的那家餐館吃了一份漢堡包。
這一時期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之一。對一名步兵來說，有步兵之家美稱的本寧堡是個令人傾心的地方。我們的生活軌跡往往是這樣的：作單身中尉時幹年輕人的荒唐事，爾後結婚、晉升上尉，隨後便奉命來上高級訓練班，並且把妻子帶到本寧堡來。這裡常常是妻子所見的第一個兵營。我們這些青年軍官都是從同一家哥倫布百貨店賒購成家後的第一批傢俱，包括起居室、餐室、臥室和廚房的傢俱一車就送來了。我們的住房也相似，都是建在混凝土地基上有二居室或三居室的牧場式平房，我們經常相互串門。由於我們大部分人拿回家的薪水同樣多，生活水平也差不多。除了個別從父輩那裡繼承了大筆遺產的夫妻之外，根本不存在誰看不起誰的問題。
週末，我和阿爾瑪把小邁克塞進“大眾”牌轎車，一起去拜訪她在伯明翰的家人。在駛出營區的路上，我們經過高級軍官宿舍，他們的房子都是大蕭條時期由公共事業振興署建造的拉毛粉飾的白色住宅，既氣派又優雅。最壯觀的要數本寧堡司令官的官邸——河畔府。這是南北戰爭之前的一座建築，紫藤懸垂，木蘭環繞。每年，司令官都在此為訓練班學員舉行一次招待會。男士們均要穿黑色便裝禮服，女士們都要進城選購上尉們的錢包所允許的最漂亮的長裙。我們踏上修剪好的草坪朝河畔府走去時，儼然像是電影《亂世佳人》中某個場面的群眾演員。
為我們班舉行的招待會結束後，阿爾瑪問我是否能猜到她的夢想是什麼。是將“大眾”牌轎車換成旅行轎車嗎？不對，她說，是有朝一日能作為將軍夫人住進河畔府。我用她父親喜歡說她母親的話嘲笑她，米爾德里德還保留著奴隸心態，她想住進帶圓柱子的白色大宅子裡去。阿爾瑪的夢想再天真不過了，在1964年聽起來，就像人要到月球上去一樣。
本寧堡也是琳達·鮑威爾於1965年4月16日降生的地
方。我沒趕上邁克的誕生，到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是個小人兒了。但是這一次，琳達在馬丁陸軍醫院降生的那天，我仔細端詳那個無助的小東西時，心中充滿了父親對女兒的愛憐之情。我一定要彌補第一回做父親時失去的東西。訓練班不需費什麼大力氣。於是，我利用這一機會盡量和琳達一起多呆些時間，最後竟成了一名卓有成就的保姆。琳達該做6周嬰兒體檢時，阿爾瑪正在紅十字會做志願者工作，忙得不可開交，我就一支胳膊夾著嬰兒，另一支夾著她的尿布袋，自己將她帶到了醫院。在候診室，我高興地加入到年輕母親行列中，向人傳授治療哮喘和急性腹痛的經驗和其它知識。在這些方面，我此時已完全是個當之無愧的父親了。
那一天，無論何人走進我們班，都會看到一名美國陸軍少校在朝滿屋子學員拋擲一隻橡皮雞。我已經開始執掌教鞭，當時正忙著激發各類學習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動力。
1965年5月，我從步校高級班畢業，成績在我所在的那個200人的隊里名列第一。不過，在整個年級我排第三，第一、二名是一名坦克兵和一名炮兵。這使我感到有些自卑。
高級班結業後，我照計劃回到了步兵委員會。這樣做的原因主要出於個人方面——全家能在同一個地方居住長些。幾個月過去了，相當平淡無奇，還是鑑定新的步兵裝備。1966年春天，我奉命到步校教學大樓去報到，我被調到不久前我剛當過學員的學校去當教官。
一年半前，約翰遜總統利用北越炮艇在東京灣“無端”襲擊美軍事件促使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實質上等於向越共和北越宣戰。當我離開東南亞時，還只是牽涉到約1．6萬美國顧問與越南人之間的衝突。到我加入步兵學校教官隊伍時，美國捲入越南的部隊已接近30萬人，因此陸軍需要培養更多的軍官。步校教學大樓是一座嶄新的建築，它正是為適應培訓任務的擴大而剛剛建成的。教官職位是令人羨慕的工作，很多人孜孜以求。在職業發展方面，教職又是有力的資格證明。教官的任務是教那些日後將在戰場上指揮部隊的軍官，所以陸軍非常重視教官工作。
走上講台之前，我必須上教官培訓班。在緊張的3周裡，我們學會了如何在班上走動，如何打手勢，如何使聲調顯得威嚴，如何吸引學員的注意力，如何生動地表現自己，以及如何把自己頭腦中的東西灌輸到別人腦子裡去。我們被互相評比、按優劣排序、打分、劃分檔次及點評，折騰得要死。如果要我指出自己一生中哪次學習經歷最起關鍵作用，那很可能就是這次教官培訓班。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結業。許多年後，當我在電視上出現在千百萬美國人面前介紹海灣戰爭的作戰行動時，我不過是在運用25年前在步校教學大樓教官培訓班學到的交際技巧而已。
我佩帶著嶄新的橡葉形少校軍銜走進教室。我提前晉升為少校，應驗了當年在順化時步兵委派軍官的預言。我在軍隊服役尚不足8年，卻晉升到通常需10年或11年才能晉升到的銜級。這樣，我便進入了另一個層次。陸軍軍官大致分為三個層次：尉級、校級和將級。我剛剛進入校級。
作為教官，我教的學生從預備軍官生到後備役將官都有。
我與一位精力充沛的陸戰隊中校P·X·凱利合教兩棲作戰。他後來升任海軍陸戰隊司令。不過，我教的最重要的課要算是給預備軍官生上的課了。他們都是20出頭的年輕人，將作為新的步兵少尉被派到越南去。在那裡他們將要遭受最嚴重的傷亡。我知道，無論我教他們什麼，那一張張表情熱切的面孔中有相當比例是不會回來了。
教官之間也存在著健康有益的競爭。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史蒂夫·波利克少校，他是波蘭裔美國人，生龍活虎，教學一流，還是我耐心的手球教練。史蒂夫和我總是爭相表現自己，想方設法抓住並保持學員的注意力。他的辦法之一便是幽默。那個時候，有些做法也欠妥。由於步校教學大樓四周一英里之內無女性，以說笑話作為上課的開場白就成了男性文化的一部分，而此類笑話通常是最粗俗不過的。說笑話不是我的強項，但我有一個十拿九穩會逗人發笑的笑話，曾給每個新生班都講過。這個笑話講的是一個傳教士的故事。有隻老虎朝他撲上來，傳教士開始祈禱。老虎也開始禱告。傳教士說：“多麼虔誠的動物啊，竟然和我一樣祈禱。”可老虎說：“和你一樣祈禱？我是在做飯前感恩禱告呢。”這個笑話每次都引人發笑。
可是有一天我講完這個故事後，課堂裡一片暴風雨前的沉寂。我又補講了一個笑話，學員還是鐵板一般冷冰冰的面孔。這是怎麼了？難道我講過了頭，連本寧堡笑話的粗野勁兒都超過了？史蒂夫過後面無表情地問我課上得怎麼樣。“糟透了。”我困惑不解地說。後來我終於瞭解到了原因何在。史蒂夫在我上課前到我的班裡，勸學員們要對我板起面孔。然後，他溜到教室一面牆上的單向玻璃後面，一覽無遺地欣賞了我的痛苦。史蒂夫還將強烈的競爭意識帶到了下班後與比爾·鄧肯上校玩的紅心牌戲中。鄧肯也是教官，大家都是朋友。對我們而言，紅心牌戲是一種遊戲，但對於史蒂夫則是一種種族仇殺。
在教課中我們最大的困難是教預備軍官學員編寫部隊戰備情況報告。該課程上課條件太糟糕了，只能在畢業前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小時進行，即下午4時，而且還是在3天的強行軍和野外戰鬥演習之後。演習一直進行到第三天夜裡，整夜不能睡覺。然而又必須學會編寫戰備情況報告，否則就不準畢業。
編寫這種報告，對即使是最有耐性的人來說，都是一件煩惱透頂的事。它包括一份兩頁紙的表格。負責軍官要在表內登記上武器裝備處於的狀況。綠色表示隨時可用，黃色表示基本可用，紅色表示不堪使用。他還得逐班、逐排報告該單位的訓練狀況：C—1表示狀況優良；C—2表示存在少量問題；C—3表示存在嚴重問題；C—4表示不及格。學員們在進行了一整夜演習後搖搖晃晃地走回本寧堡，先衝個澡，吃頓熱飯，然後就來上這最後一課，盼望著在有空調的教室裡好好打個盹兒。
我的方法是把戰備情況表投影到屏幕上，然後一欄一欄、一個數據一個數據地連續不停往下過，千方百計地使學員保持清醒的時間長一些，以便把報告的重要性硬灌進他們迷迷糊糊的腦袋裡去。誰打瞌睡，就得起立到後邊靠牆站著。教官上課的效果以呆呆地站在牆邊的學員有多少來評定。在教編寫戰備情況報告課的過程中，我和史蒂夫之間的競爭花樣翻新到了新的高峰。
一天，我突發靈感，從禮品目錄中訂購了一隻不帶毛的橡皮雞，然後把雞藏到講桌下面。學員腋下夾著迷彩鋼盔襯帽列隊走了進來，拼命想顯得清醒一些。我發出“先生們，坐下！”的命令。沒過幾分鐘，就聽到鼾聲響起來了。當第一個學員站起身朝牆走去時，我突然問了他一個問題，他驚醒過來回答了。“不對，”我邊說邊抓起那隻雞在自己頭上揮舞。
“對你的懲罰是……”我把雞扔出去讓它飛了起來。這隻逼真的大雞在屋裡翱翔著，全班嘩地散向四面八方。待他們意識到扔的是何物後，全都大笑起來，並清醒了十分鐘之久。從此這隻雞就成了我的課程安排中一個固定組成部分。我感到教育和娛樂並非是毫無關聯的兩件事。
在本寧堡，我們過的生活與那個年代萊維敦郊區居民的生活差不多。爸爸下班回家，媽媽通報孩子們當天怎麼淘氣及家裡最新發生了什麼大災難。一天下午，3歲的邁克從樹上頭朝地摔了下來。急忙把他送到急救室處理後，醫生讓我們把他帶回家，每小時喚醒他一次，以保證他能恢復知覺。直到大約凌晨3點鐘時，邁克要我們不必再看護著他了，他好睡會兒覺。琳達已長成一個嚴肅而善解人意、且獨立性很強的小姑娘，逐漸成了父親的掌上明珠。我們的鄰居都是些情況類似的家庭，同樣多的孩子，同樣的歡樂，還有同樣的恐懼，因為一片可怕的陰雲正飄浮在這片寧靜而祥和的生活區上空。
哥倫布區是步兵之鄉，數千名軍官和士官出發去越南打仗時都把家眷留在這裡。這時美軍在越南每週的傷亡人數已大大超過100人。每當看到一輛黃色小汽車駛至一家門前，駕車人走下車時，人們便知道他是來送國防部電報的，本寧堡從此又要多一個寡婦和一家沒有父親的孩子們。送電報的做法雖非有意傷害人，但卻非常殘酷。隨著傷亡人數上升，各軍種後來想出了一個帶有同情心的辦法來傳遞這類悲慘的消息。由通報傷亡的軍官親自到陣亡者的家中去通知，安慰其親屬，並主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通報傷亡的軍官通常系本地徵兵人員，他們擔當了軍隊內最難做的工作。
一天，我走過步校教學大樓時，聽到在紐約市立學院時一個熟悉的粗啞聲音說：“嘿，夥計！”我轉身一看，原來是託尼·馬伕魯蒂斯，我在皇后區的希臘裔夥伴。他也從後備軍官訓練團轉入陸軍正規部隊，並且已去過一次越南，此時要來上我任教的訓練班。託尼從此成了我家常客，孩子們尤其喜歡他。阿爾瑪雖然外表斯文，但卻很會看人，漸漸地也開始欣賞這位外俗內秀的人。
託尼的訓練班快結束時，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已志願報名重返越南。
“急什麼呢？”我說道，“很快我們都會再去的。”
“別哄我了，”託尼回答說，“要不是為了阿爾瑪和孩子，你也會志願報名的。”他說得一點不錯，作為步兵，我們都認為越南才是我們該去的地方。
戰爭進行到這時，已經拖得太久，像我這樣的步兵軍官估計至少要去兩次，直升機駕駛員可能得去3次。我重返越南戰場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託尼說是趕早不趕晚。
數月後的一天夜裡，我剛剛安頓好孩子們睡覺，忽聽電話鈴聲大作。阿爾瑪接了後說是找我的。電話是我在“潘興步槍會”時一個戰友打來的，具體是誰我現在記不起來了。對方的話使我震驚：託尼·馬伕魯蒂斯陣亡了。我像人們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所做的那樣，詢問詳情。面對鞭長莫及的事，我們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託尼帶領他的連隊在熱帶叢林的小路上行進時，突然發生遭遇戰，他當即中彈身亡。我把所發生的事告訴阿爾瑪。我們坐在床邊，凝目沉思，沒有一句話。家裡驟然間似乎變得空蕩蕩的。那個愛笑愛鬧、熱心腸的人剎那間就離開了我們，一時間我難以接受這一損失。
不久後的一天晚上，我對阿爾瑪說我們得談談。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很幸運。在越戰期間，我們竟在本寧堡生活了近3年。陸軍顯然在計劃何時派我再赴越南。我說：“我不久可能被派往前線，你得對這事有所準備，這是不可避免的。”阿爾瑪的臉上呈現出她掩飾內心感受時那種木然的表情。我對她說，目前還有一種可能性，即我已具備上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的資格。該學院在堪薩斯州的利文沃思堡。這所學院是職業軍官生涯中一個重要轉折點。如果說高級訓練班相當於學士學位，那麼利文沃思指揮與參謀學院就相當於碩士學位，而國家軍事學院則代表博士學位。並非每個少校都有被選送到利文沃思學習的機會。被選中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五十。未被選中的陸軍軍官仍舊可以在軍內繼續服役，但一般說來升到中校就到頂了，只有極個別的能晉升到上校。但要晉升為將官，利文沃思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這時未被選去上學，我可以肯定將會再被派往越南。阿爾瑪對此表示理解。我們不想再說什麼，於是就安歇了。
1967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剛上完課，便看到渴望已久的利文沃思錄取名單貼在佈告板上。我立即給阿爾瑪打電話，聽得出她聲音裡透著輕鬆。越南暫時可棄之一旁，我要去指揮與參謀學院上學了。
只要看美國男子開哪種牌號的車，對於他處於人生的哪個階段，你大概便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在我們那個時代，趕時髦的單身漢開“野馬”車或“巡洋艦”車；新任丈夫開“大眾”車；年輕父親開旅行轎車。我們在本寧堡收拾行裝準備開車前往利文沃思時，我正打算換下一種型號的車。6個月前，我傷心地看著一位叫M·格斯特的先生把我心愛的藍色甲殼蟲小汽車開走了，賣了400美元。阿爾瑪堅持認為，有兩個孩子的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間。因為鍾情於原有的牌子和顏色，我很快把一輛價格公道、模樣類似的車開回了家，但不是旅行轎車，而是一輛孩子們喜愛的藍色“大眾”牌面包車。阿爾瑪開著它去過兩次軍人服務社後宣佈說：“那輛破車得扔掉。”她不願意坐著這樣一輛二手面包車到利文沃思堡的軍官俱樂部去。此後，鮑威爾家的汽車也像鮑威爾自己一樣，從尉級升到了校級。我們第一次買了輛嶄新的美國車——1967年型號的“貝爾艾爾”車，然後帶著4歲的邁克爾和兩歲的琳達向西部駛去，中途習慣性地到皇后區的艾爾邁拉大街繞了一圈。
我們終於來到密蘇里州密蘇里河上的美分橋畔。該橋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過橋僅需要付一美分，甚至到了1967年依然如此。過橋後我們進入堪薩斯州，來到利文沃思堡。我們沒有直接去蓋爾恩毫森時的老朋友“紅臉”巴雷特替我們在利文沃思城郊找的花園公寓，而是將車停在營區的紀念堂旁邊。我找到了想找的東西，伸向我們剛剛經過的那條河的一條綠草茵茵的谷地小路。開拓者們曾坐著平底船沿密蘇里河而上，到這裡後換乘牛拉的康內斯托加寬輪大篷車由陸路前行，走出了一條去聖菲和俄勒岡的路。我們腳下的車轍痕跡就是被這些西行的大車碾壓出來的。感受過去總使我神往，浮想聯翩，真希望我的孩子們早早長大，能在此處觸摸歷史的脈搏。利文沃思堡建於1827年。每天早晨去搞沙盤演習或去攻讀軍事史時，腳踏著聆聽過G·A·卡斯特、P·謝里丹、D·艾森豪威爾、G·巴頓及其他傳奇式軍事人物的腳步聲的道路，我總感到激動不已。
在此之前，我的視界僅限於幾百人的步兵營。在利文沃思學習的目的是把我們的視野提高到營級步兵軍官之上，讓我們理解更大的戰爭畫面。我首次學習綜合協調處理同炮兵、坦克兵、工兵、通信兵、軍需軍官的關係。這些人構成陸軍的整體，他們的工作任務與觀念就像會計師和牛仔那樣有天壤之別，可他們必須學會相互協調。到課程結束時，即38周後，我們應學會如何利用鐵路或公路調動兵力為1．2萬至1．5萬人的師，如何為其提供給養，如何為其補充武器裝備，最重要的是，如何指揮它打仗。
儘管我在紐約市立學院的成績平平，但在軍校學習成績一直不錯。但是，利文沃思在學術上屬於更高一個檔次。在步兵軍官高級訓練班學習時我的成績是第三名，在這裡很可能會發現自己處於倒數第三名的位置。所以，我學習努力，完成作業認真。其時我已學會如何回答多項選擇測驗題了。由於這種題容易判分，據稱也比問答題客觀，所以陸軍比較喜歡出這種題。我很會發現那種可以排除掉的湊數類選項和有意耍花招的錯誤選項，如此一來就只剩下兩個可能正確的選項了。選對的可能性是一半對一半，這就要你動腦筋猜了。我們的評分標準為1至4分。1分等於優等。我各門課都是1分，而且還有時間搞課餘愛好，尤其是玩金羅美牌。這種牌遊戲是我跟一個叫J·阿姆隆的搗蛋鬼學的，他是騎兵軍官。對這個遊戲，我像著了魔一樣。每逢課間10分鐘休息和一小時午餐時間，牌就拿出來了。不打金羅美的空閒時間，我都在壘球場上。儘管小時候玩球時表現得令人沮喪，在這裡，作為長球擊球員，我卻名聲漸起。
1968年2月1日早晨，我走出臥室，把咖啡壺放在火上，打開電視看新聞。我一下子驚呆了。出現在屏幕上的是，美國兵正在美國駐越使館的院子裡戰鬥，南越部隊則在位於西貢中心地帶的總統府前面作戰。在北越部隊的支持下，越共對南越108個省府與區府發動了協同進攻。那天我去上課時，營區內籠罩著一片難以置信的氣氛，好像肚子上猛地捱了一拳似的。此後幾天的戰鬥仍很激烈，26天之後順化才得到解放。其時，我曾呆過的可愛的古都已成為一片廢墟，至少有2800人被敵人打死。這次戰役是在春節前夜發動的。春節是越南農曆新年，該戰役在歷史上便以此得名為“春節攻勢”。
從嚴格的軍事意義上看，春節攻勢對越共和北越來說是一場慘敗。他們的部隊從其攻佔的所有城鎮中被擊潰，而且損失極為慘重，估計其投入戰鬥的8．4萬人中有4．5萬人喪生。不過，137年前克勞塞維茨說過一句至理名言仍然適用：“要想打垮敵人，我們就必須根據敵人的抵抗力來決定應該使用多大的力量。敵人的抵抗力是兩個不可分割的因數的乘積……這兩個因數就是現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強弱。①”我們打死多少名敵人並不重要，越共和北越手中擁有所需要的足夠部隊投入這次衝突，而且具有這樣做的意志力。這時，北方索性開始調其正規軍到南方來彌補所蒙受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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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勞塞維茨著，《戰爭論》，軍事科學院1964年版，中文版，第27頁——譯者注。
過去從沒露過面的敵人突然在南越首都中心冒了出來，並通過電視進入美國百姓家庭的起居室，這對公眾輿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春節攻勢標誌著一個轉折點，從此不只是在嬉皮士和校園激進分子當中，而且在溫和的美國人心目中掀起了疑雲。他們開始懷疑這場戰爭是否值得，因而反戰運動更加劇烈了。
我不喜歡觀看美國人在戰爭時期示威遊行反對美國人。我們這些知道自己要重返越南的人會履行我們的職責，不會被遊行示威、焚燒旗幟或者是逃服兵役而嚇倒。政治家發動戰爭，軍人在戰爭中戰鬥和死亡。我們沒福分等待打一場更好的戰爭。1968年3月31日，我還在利文沃思時，約翰遜總統對全國說，他不再謀求重新當選。這是具有政治家風度的姿態，亦是對不祥之兆做出的切合實際的判斷。約翰遜看到了國家意見分歧的危險狀況，而他卻無力迴天。然而，辭職不幹回到家鄉牧場去卻不是職業軍官、或者說也不是美國應徵入伍者可以任意選擇的出路。
利文沃思是我到過的第一個黑人能成為重要群體的地方。在課堂上和正式社交場合，學院完全是融為一體的。不過，在非正式場合，黑人軍官總是湊在一起。我們舉辦自己的聚會，搞黑人食品之夜，放A·富蘭克林的唱片。然而，正是因為有能力在星期一早晨回到白人統治的世界，我們才爬到了現今這樣高的社會地位。利文沃思是最能體現種族融合一詞含義的地方。黑人在空閒時間儘可以和黑人弟兄們在一起，絲毫沒有人會覺得這與西點軍校校友、坦克兵或工兵一起出去有何兩樣。這正是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那種種族融合，即給我們黑人的民族性一席之地，使我們在白人佔大多數的世界裡也能獲得成功。
約翰遜總統退出1968年總統競選後5天，小馬丁·路德·金牧師被殺害了。對於我和在利文沃思的黑人同胞軍官來說，金博士的死突然提醒我們，在美分橋那邊，種族主義仍困擾著美國。我們每個人都遭受過足夠的種族屈辱，不難理解金被暗殺後在黑人居住區接踵爆發的騷亂。我們理解美國黑人士兵的痛苦悲歡。他們就是有幸安然無恙地從越南迴到國內，面對的仍是惡劣的工作前景和新的屈辱。但我們首先把自己看成職業軍人，對自己的誓言和國家負有責任。加之軍隊有相對的自由，我們正在實現美國夢。我們已不再受卑微出身的影響，艱苦奮鬥，實現自我，晉升到了校級軍官，這證明我們不亞於任何人，而且正在為自己的子孫後代建立更美好的未來。聽了黑人激進分子S·卡米歇爾、E·克利弗和H·R·布朗的言論及後者的吶喊：“燒吧，朋友，燒！”我們心中甚為不安。我們並不希望看到這個國家被燒燬，我們在這裡幹得不錯。不過，在以後的歲月裡，我逐漸懂得了一場運動需要多種不同的聲音。鼓動者的長篇激烈演說宛如夜空中火警長鳴，它們能喚起安於現狀的人們，告訴他們該有所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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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文沃思，我遇到過許多在陸軍服役期間拿到研究生學位的軍官。這使我突然領悟到，我的能力報告、榮譽獎狀和勳章若再加上高級學位，就會使我更具競爭力。我在步兵人事處與派遣軍官商討利文沃思後的前程時，提到了自己對陸軍研究生民間教育計劃的興趣。那位軍官也是少校，態度很生硬。他指出，現在正在打仗。我說，這一點我知道，但戰爭並不妨礙其他人申請上研究生院啊！
他仔細翻閱了我在學校的成績說：“我看你似乎不是上研究生的料。”
我感到一股怒氣湧上心頭，可還是想法壓了下去。“那你就以書面形式拒絕我的要求吧，”我說，“因為不管怎麼樣我都要打申請報告的。”
我提交了被列入陸軍資助的研究生計劃的申請。幸運的是，上級注意到了我在布拉格堡、本寧堡、蓋爾恩豪森、德文斯堡和越南的表現及到目前為止在利文沃思的好成績，我被批准了。下一步就是參加研究生候選人考試。如果能通過，接下去即是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請。
冬天的一個深夜，阿爾瑪和孩子們上床睡覺之後，我在廚房裡複習，準備參加即將到來的戰術滲透考試。那是一個寒冷漆黑的夜晚，我不時聽到風在敲打窗戶的聲音。突然間，一個聲音使我周身打了個寒噤。起居室裡的電視還開著呢。我站起身走向前去。我的朋友，死了好多個月的託尼·馬伕魯蒂斯就在屏幕上。我叫醒阿爾瑪。她穿著睡衣跑出來，我們在沉寂中看完這個節目剩下的部分。那是全國廣播公司製作的一個紀實節目，由F·麥吉解說，題目為《一樣的泥，一樣的血》，講的是在越南部隊中的黑人。託尼身著作訓服，正在那裡用他那悉知怎樣生存的道理，明白透徹地講述該節目的主旨。種族在這裡無關緊要，託尼說：“它並不存在……我們都是當兵的。我們知道的顏色只是土黃色加綠色。爛泥的顏色和血的顏色全都是一樣的。”在節目末尾，麥吉說，“我們離開他5天之後，馬伕魯蒂斯上尉……就被地雷炸死了。”託尼在簡短的幾句話裡留下的真知灼見，文人雅士們可能得用好幾頁的篇幅才能說清楚。這天晚上，喪友之痛對我的打擊遠甚於初次聽到他死訊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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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完情報判斷課正向外走時，突然碰到我的指導教師。
“你知道你的成績怎麼樣嗎？”他問我。
“到現在為止，全是1分。”我說。
“喲，你都接近全班最高分了。”他指出，如果我能在終考中名列前茅，我就很可能作為優等生畢業。
大約一週後，我走進一間正面牆上掛著巨幅歐洲地圖的教室。課程終考不是多項選擇形式。它要求對幾個假設的戰術問題做出論述性回答。回答無所謂正確與錯誤，我們的決心只憑教官評定的恰當與否。在最後一個問題中，要求我們必須對坦克部隊襲擊我師側翼作出反應。我感到進退兩難的是，我是應該盡力揣摸出題者的用意並按其作答呢，還是應該按照我的真實想法回答。我選擇了後者。我讓我的師繼續保持戰術防禦狀態。待我更好地掌握了敵人的實力、部署和企圖後再行反擊。我的理由是，正確的決心是建立在對情況的充分了解之上的。從跳板上頭朝下跳水之前，要先檢查一下水池，看看水的情況如何。
我本該明白不能這樣回答。在最後一天的最後一次考試中，利文沃思雄心勃勃的教師們顯然想讓你進攻！進攻！再進攻！我得了我惟一的一個2分，當然這仍不失為不錯的分數。畢業時，我在我們班的步兵學員中位居第一，但排在一名炮兵學員，即才華出眾的少校D·惠倫之後。惠倫後來官升至准將。
要是當上第一名當然會讓人高興，可是我仍然認為，我的回答並不比教官想要的回答差。這揭示了我在未掌握足夠的情報之前謹慎從事的天性。一旦掌握情況，我會大膽地甚至是憑直覺就採取行動。那天在利文沃思，我只是個學員，回答的是假想的問題，即便有傷亡也是在紙上。我的建議和決心會真正造成傷亡的時刻總會到來的。就算到了那天，我也不會改變我的處理方式。依我看，這種處理方式可簡單地歸納為：一停，二看，三聽，爾後再用所需的全部兵力快速而猛烈地實施打擊。
利文沃思實際上將我帶進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其它國家也將軍官隊伍中的佼佼者送到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來學習。我們與他們同學習、同吃飯、同娛樂。這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認識將來可能（後來確曾如此）與之共同策劃聯合軍事行動的人。我在利文沃思的好朋友之一是比利時的陸軍少校約瑟夫·沙利耶。我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已經成了比利時武裝部隊的參謀長。我們在北約組織內還一起共過事。老同學關係網就這樣誕生了。
市民們紛紛接納了這些外國軍官，他們遠離家鄉，有些還離開妻小。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堪薩斯人邀請他們去野餐、參加感恩節和聖誕節晚宴、生日紀念及洗禮儀式。多年以後，正值我擔任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時，我們在巴基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齊亞·哈克訪問期間遇到過一次小小的危機。當問及他想邀請哪些客人到白宮參加為他舉行的國宴時，齊亞說他想讓埃德和多麗也參加。埃德和多麗是誰？原來齊亞當年還是個少校時，曾在利文沃思上過學。郵遞員埃德和他的妻子多麗幾乎把他當做自家人。齊亞心中對他的朋友仍充滿著溫暖的記憶。”因此，不免有些吃驚的埃德和多麗就這樣被飛機送到華盛頓出席了宴會。
阿爾瑪是作為公理派教友接受的洗禮，我們住在利文沃思期間，她成了新教聖公會教徒。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在精神上也想作為一個家庭一起成長。阿爾瑪的堅信禮和利文沃思的所有其它事情一樣，舉行時也有歷史作背景襯托。小紀念堂是紀念1876年6月25日在小盤羊陣亡的第七騎兵連的士兵的。在阿爾瑪施堅信禮過程中，我仔細觀賞了紀念堂牆上的飾板。緊靠前門旁邊的石板上刻有G·A·卡斯特中校，他弟弟T·W·卡斯特上尉及其他在那災難性的一天裡遇難軍官的名字。其它飾板的歷史意義雖沒那麼大，但也相當感人：“第六騎兵團……少尉J·A·魯克……奮力搶救另一名軍官的生命……溺水身亡。”在利文沃思流傳著一個笑話，講的是一個小男孩和他的母親在紀念堂的事。小孩問媽媽，飾板上為什麼刻著那麼多的人名字。他母親解釋說：“他們在服兵役時犧牲了，”小孩接著問道：“是8點半做禮拜時死的還是11點做禮拜時死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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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文SERVECE一詞，既有服兵役，也有做禮拜的意思，小孩把他母親講的服兵役理解為做禮拜了，故這樣提問。——譯者注。
我們過的舒適生活即將結束。我去越南的命令已到。那天我下課後回家時，看到當時已5歲的邁克騎著三輪腳踏車用兩個輪歪著車身在做轉彎動作。琳達在跟好朋友卡特的一對雙胞胎玩。我喊叫著孩子們，飛快地把他們抱起來。這次分別將會比上次難得多。另外，戰爭已不再是我1962年渴望去經歷的那種冒險了。如今我既是丈夫，又做了父親。
我把這種念頭撇開。託尼說得對。我們是職業軍人，而越南正是我們該去的地方。
我開車把家屬從利文沃思送往伯明翰。我不在家這段時間，阿爾瑪和孩子們將住在那裡。阿爾瑪的姐姐芭芭拉離婚了。她們兩姐妹及孩子們，共4個表兄妹，將一起租住在一所房裡，離阿爾瑪雙親居住的塔倫特鎮約一英里半。我喜歡這個地方，它似乎讓人放心。我也喜歡姐妹倆合付房租這一點，這樣比較節省些。
我出發前幾天，阿爾瑪有個想法。我們當時住在新南方。過去4年來，公共膳宿設施一直是對所有人都開放的。伯明翰最雅緻的飯店“議會大廈”以其出色的餐廳引以為自豪。阿爾瑪說：“咱倆去那裡吃頓飯，我為你餞行。”那天晚上，我穿上第一次赴越南時買回來的最考究的香港西裝。阿爾瑪像往日一樣時髦漂亮。我們進入餐廳時，看不到有別的黑人主顧。進入昔日的禁區，我們不是沒有一絲膽怯的。但是，如果不去享受我們久已被剝奪的日常生活甘果，那些靜坐、進軍、法庭和議會鬥爭、殉難、消除種族隔離等等，所有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在餐廳領班的引導下來到一張餐桌，受到殷勤的服務。
快吃完飯時，我遞給阿爾瑪一個信封。
“這是什麼？”她問道。
“把它放好，以防萬一。”
“什麼萬一？”
“萬一發生什麼事。”
信封裡裝的是萬一我從越南迴不來時該做的事。阿爾瑪不是那種逃避現實的人。我有不少朋友——“潘興步槍會”的夥伴、在蓋爾恩豪森和德文斯堡時的好友、步兵高級訓練班時的同學——都已經死於越南戰爭。我們在本寧堡認識許多陸軍軍人遺屬。我們簡單談了我的願望，例如，我想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然後我們又回到比較愉快的話題上來。
重返越南戰場令我難以接受的部分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的情緒。人們認為戰爭造成的損失似乎只是軍人及其家庭的事，只是那些不幸捲入這場混亂戰爭的人的事。人們不像在其它戰爭中那樣，把犧牲看作是為了共同目標全國應分擔的事。作為職業軍官，我願履行自己的職責。可對於國內其他人來說，我們是在孤軍奮戰。在這場戰爭中，我們的敵人堅信自己的事業，不管代價有多高都願意付出，而我們國家卻不是這樣。後來，我們的政府又花了5年時間才把我們撤出來。
為了趕上午8時30分從伯明翰起飛的航班，我們不得不在天明前趁孩子們還熟睡時就起床。這次，我讓阿爾瑪開車送我到機場，但我只想讓她把我送到停車場為止。我們在車裡道了別。1968年7月21日，我又踏上了去越南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