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赴越南

1962年所見過的西貢如今像是被巨人踐踏過一般。過去滿是人力三輪車的街道，而今擠滿了吉普車、指揮車和軍用卡車。以前美國存在不事聲張的地方，而今到處都是美國兵。安靜的夜總會已代之於嘈雜的酒吧，裡面雲集著以美軍士兵為服務對象的酒吧女郎。這個迷人的，具有殖民地特點的首都四周環繞著美軍兵營、指揮所、倉庫、機場、醫院，甚至還有軍事監獄。如今的西貢已不再是東方的巴黎，倒更像一座美國大兵營。我迫不及待地想到內地去。

1968年7月27日，我到達德普，被分配到重建的二戰時期的老部隊第二十三步兵師，又稱美喀師，擔任第十一步兵旅一團三營的副營長。美喀師的師部駐在北部沿海平原上的朱萊，由此向南，坐直升機向內地飛行大約半小時就到德普。

大多數軍隊都是戰爭機器和官僚猛獸的結合物，而我們這隻猛獸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作為副營長，我的任務是負責全營處於戰備狀態所需的一切後勤保障。因而我的職責包括往前線調集彈藥、保障直升機有充足的燃料、將郵件發往部隊等諸如此類一應事務。我的新上司，營長漢克·洛德中校，是一位好鬥之士。我一到營裡，他就交給我一項任務，要我準備應付年度大檢查。這項任務更適於和平時期在德文斯堡進行，而不適於戰爭時期在越南搞。不過，陸軍對這項檢查很重視。H·洛德想讓我把檢查準備工作中行政上的麻煩事都抓起來，他好抽出身來集中精力打仗。因此，當他在戰場上領兵打仗時，我卻留在德普，想方設法備齊消毒日程表、部隊預防注射紀錄表及其它沒完沒了的官樣文章，準備接受檢查。

我的處境有點令我想起半島戰役中的威靈頓公爵。傳說威靈頓曾致函在倫敦的英國外交部：“我們已清點了馬鞍、馬籠頭、帳篷、帳篷杆以及陛下的政府認為我應負責的各類龐雜物品……不幸的是，有一個步兵營尚餘總數為1先令9便士的現金瑣賬查無下落。另外，配發給某騎兵團的莓子醬罐數一直處於可怕的混亂之中……這使我不由地產生了現在的意圖，即要求對給予我的命令作出澄清……1、是為了倫敦那些會計與內勤人員的方便在西班牙訓練一支穿軍裝的英國職員隊伍；2、還是，或者是為了想辦法將拿破崙的軍隊逐出西班牙呢？”在越南準備應付年度檢查時，以及在我後來的軍隊工作中，每當任務的目標被淹沒在形式主義的繁文縟節之中時，我都會想起威靈頓的莓子醬罐。

德普雖遠離越共主力部隊，卻不是世外桃源。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營房邊上放著一個“康納克斯”集裝箱，就是用於運輸重型裝備或傢俱的那種。聽說這個巨大的貨運箱是我們的土造太平間，是用來盛越共死屍的，一直要放到我們想出處理辦法為止。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營房裡的氣味，整天在55加侖容積的大桶裡燒糞便，搞得整個營區散發著茅坑廁所的那種臭味，臭得幾乎要把人燻暈過去。燒糞便這活和洗衣服、幫廚及其它粗活一樣，也是由我們僱的越南人乾的。僱工們忠誠與否據稱是由當地村長們調查過的。可是，天曉得在德普基地裡亂跑的人中有多少在夜間替越共做事呢，包括村長們在內。

我們經常遭伏擊，有時還捱上幾發迫擊炮彈和火箭炮彈的轟擊。從德普出去的路每天早晨都得先經掃雷才能通行，因為越共夜間可能埋設地雷。雖然五角大樓高技術專家們正構想設計超尖端掃雷器械，我們部隊採用的卻是最實在的土辦法。士兵們把一輛載重5噸的自卸卡車裝滿土，駕駛員掛上倒擋，順著路倒著行進。倘若碰上地雷，車輪可能會被炸飛，車尾也有可能被炸壞，但汽車通常卻能再修復。用這種辦法排除路上的地雷，偶爾我們也損失一兩輛汽車，但很少傷及駕駛員。

除了要整頓德普的營區之外，我還得出去，確保戰地部隊同樣做好年檢準備。有好幾個火力支援基地和著陸區——龍、里茲、雪佛——分佈在我們負責的區域內。8月初，我乘一架直升機去龍著陸區檢查。我聽說那兒的伙食設施不合標準，結果卻發現伙食差在龍著陸區的問題當中是最微不足道的。我並沒有指望能看到像美國本土那樣的整潔衛生。儘管如此，所看到的一切讓我大為震驚。走出直升機時，我差點兒被著陸場地隨處堆放的鏽彈藥絆倒。衛生等於零，武器骯髒不堪，設備無人管理，人員的軍容舉止邋邋遢遢。自從美國顧問首次大批進入越南以來已有7年，東京灣決議之後進行大規模集結至今也過去了4年，戰爭結束仍然遙遙無期，紀律和士氣顯而易見越來越糟糕。我下達命令要求龍著陸區必須恢復良好狀態，並告訴軍官們我會返回來檢查命令執行情況，隨後便前往下一個地點。

這些兵其實都是好兵。與我國曆史上為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曾經戰鬥、流血、犧牲的美國青年人屬於同一類人。他們的勇敢精神和戰鬥技術並不差，可是，仗打到這會兒他們缺乏鼓舞和目的感。在國內，政府想在儘可能少給國家添麻煩的情況下進行這場戰爭，沒有徵召後備役，沒有徵集支持戰爭的稅收。家境好的子弟利用上大學可緩服兵役這一條來逃避服兵役。總司令L·B·約翰遜本人在任期結束時也將捲鋪蓋回家。接受援助的南越盟軍開小差的每年多達10萬人。那位飛行員政治家阮高其，儘管在我第二次去越南時已降為副總統，但34歲就由空軍司令當上了南越總理。他娶了一個年輕的民航小姐，倆人坐著他的專機在全國到處兜風。她也穿著和他一樣的絲綢飛行裝，拖著一條長長的紗巾。阮高其說過：“我只崇拜一個英雄，那就是希特勒……不過，這裡目前形勢十分嚴峻，一個英雄是不夠的。我們在越南需要有四五個希特勒。”1968年，每週200、400，甚至於500名美國人為之而亡的就是這麼一種人當權的政府。儘管這些美國人與在福日山或諾曼底犧牲的人結局相同，但卻缺乏目的的崇高性。

在戰場上冒著敵人的炮火艱苦跋涉在草叢之中的士兵們是沒有時間去相互敵視的。可是在德普這樣的基地，種族分裂卻日益嚴重，這完全和60年代開始困擾美國的種族分化相同。德普基地內有幾十名等候被送往戰場上去的新兵和在越南服役期將滿等著回國的人。對這兩組人而言，不存在什麼共同的任務與共同的危險那種把人團結在一起的力量，代之而起的是種族摩擦。年輕黑人，尤其是應徵入伍的士兵，認為這場戰爭若不是白人的事，就更不是他們黑人的事。這也難怪。他們回國後所得到的比白人更少。這一代黑人更容易被H·R·布朗的激情而不是被已故的馬丁·路德·金的理智所打動。不過，不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越來越憎恨當局為了達到危險而不明確的目的把他們困在這裡。他們的頭號目標是堅持下來活著回家。我住在一個大帳篷裡，天天晚上都要挪動行軍床的位置。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挫敗打我主意的越共間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能排除本營內部有人想襲擊當官的。

在德普，生活的鐘擺不可思議，可以從重複出現的老一套一下子擺到十分棘手的事情上去。一天下午，我正派人把可口可樂和啤酒用直升機運往各火力支援基地（這是副營長每天不敢疏忽的大事），洛德中校突然發來電報說，他在里茲火力基地遇上一場惡戰，需要增援。我叫來一架“輕裝直升機”，即只保留UH—1型直升機骨架的直升機。機上沒有座位，只有空艙和架在艙門上的兩挺機槍。我讓人裝上5．56毫米步槍子彈和7．62毫米機槍子彈，貼著樹梢出發了。將近黃昏時分，我們降落在里茲，之後趕緊卸下彈藥。洛德面色陰沉，叫我把9名陣亡人員運回去。因為直升機在地面上易遭襲擊，所以未及詢問詳情。這9名“在敵對行動中陣亡”人員（陸軍以此術語取代了原用語“作戰行動中陣亡”）被人用雨披裹起來裝進直升機裡。因起飛時光線昏暗，我重重地摔在艙板上，與9位陣亡的美國青年人摔了個臉對臉。他們不久前還健康結實地活著，如今卻像木頭一樣被摞在一起。黑暗中，我們降落在後送醫院，即陸軍流動外科醫院。帳篷裡忙碌不堪，傷員不斷從四面八方運進來。

打仗的人都逐漸處於一種保護性的麻木狀態，這樣他們才好繼續幹下去。那天夜裡，我看到這塊防禦盾牌發生了裂痕。我們運來的屍體被從輕裝直升機上抬進野戰醫院，確認死亡。醫務人員將各個雨披打開，快捷地檢查著，檢查到最後一具屍體時，我聽到護士發出一聲驚呼：“啊，天哪，是……”最後一個是他們單位的一名年輕軍醫，前天剛自告奮勇到火線上去的。醫生和護士們都哭起來。我轉身離開，讓他們去料理後事。

接下去還是搞數字統計，迎接年檢。最後實際檢查時，我們是由一位觀察仔細但很公道的軍官檢查的，他是美喀師的監察主任C·溫中校。我們營在全師得分最高。但我肯定，這一成績對師部比對數著日子等服役期滿的士兵更有意義。

1968年10月31日，約翰遜總統下令暫停對北越的轟

炸。對我們這些在地面作戰的人來說，這種地緣政治把戲離我們像太陽黑子一樣遙遠。儘管國內全國上下為這場戰爭辯論得熱火朝天，我卻想不起在越南期間軍中同僚們議論過一次這場戰爭的長短。懷疑戰爭並不能使仗打起來更容易些。如果停止轟炸對我們有何意義的話，那就是敵人承受的壓力減少，而我方將士忍受的痛苦將加大。

我的照片被刊登在報紙上，這件事改變了我在越南的生活。《陸軍時報》上登了一篇關於利文沃思堡指揮與參謀學院畢業班的報道，我的照片就出現在該篇報道之中。在朱萊，指揮美喀師的C·M·格蒂斯少將翻閱這份兩個月前的舊報紙時認出了我，因為他在里茲著陸區和我匆匆見過一面。一看見那篇報道，格蒂斯便對他的參謀說：“利文沃思畢業生的第二名就在我們師裡，怎麼弄到邊遠地區當什麼副營長去了？快把他調到這兒來，我要讓他給我當計劃參謀。”

師長一般配有5個主任參謀：G—1負責人事，G—2負責情報，G—3負責作戰與計劃，G—4負責後勤，G—5負責民事，即負責處理與平民的關係。在這5項工作中，由於作戰是軍隊所以存在的原因，因而G—3一職最令人嚮往，通常由師裡提得最快的中校軍官擔任。

格蒂斯其實已物色好了一名炙手可熱的人物——R·D·勞倫斯中校來填補新近空缺的G—3，可是勞倫斯的裝甲中隊長一職還有3個月才滿期，而格蒂斯當下就需要一名G—3。他放著好幾名中校不用，直接把G—3的職位給了我。這樣，我就沒從G—3的副職——計劃軍官幹起，一下子成了駐越美軍中擔任作戰與計劃主任參謀的惟一的少校軍官。在我之前，曾經考慮過讓另外一名軍官擔任此過渡時期的G—3。但格蒂斯將軍的副官R·圖梅爾遜上尉不顧一切地在格蒂斯面前力陳了原候選人的弱點。這一大膽的舉動很有可能毀掉圖梅爾遜的前程。值得高興的是，格蒂斯被事實說服了，他準備拿我這個他幾乎不瞭解的少校冒險一試。我對這些一無所知，直到25年後圖梅爾遜寫信給我時提及此事方有所聞。將軍的決定極大地影響了我的職業生涯。一夜之間，我便從管理800人生活的副營長一下子躍升為為近1．8萬名官兵、炮兵分隊、陸航營和全師450架直升機制定作戰計劃的主任參謀了。

美喀師不是通常建制意義上的師，它是一支具有光榮歷史的部隊。該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組建於新喀里多尼亞，番號為第二十三步兵師，美喀師就是美利堅與喀裡多尼亞兩詞縮合在一起的簡稱。該師在瓜達爾卡納爾戰役、布干維爾戰役及菲律賓戰役中曾立下赫赫戰功。美喀師於1945年12月撤銷以後，僅在50年代中期短暫復建過一段時間。該師之所以在越南得以復建，是為了將來自美國不同地點、毫無關係的3個旅合編為一體。這3個旅未曾在一起訓練過，甚至都不是一起到達越南的。一到越南，各旅所屬各營像棋盤上眾多的棋子一樣被任意調動。恢復建制的美喀師缺乏傳統和凝聚力，更無發展前途可言。一俟戰爭結束，該師又將被撤銷。儘管存在上述種種不利因素，它仍是一個了不起的師。但是，在一個叫美萊的地方，它的良好聲譽卻永遠地被美國軍事史上黑暗的一章所玷汙了。

介紹情況是一種表演藝術。你手拿指示棒站在地圖與圖表前，有極好的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能，而且常常是展示給你的上司。接任G—3不久，我便和其他手提地圖懷抱圖表的參謀人員一起到朱萊的情況室去彙報情況。該室設在一座用瓦楞鐵皮搭成的活動房子內，意想不到的是，在這間簡陋的房子裡，卻擺放著6把豪華的將軍椅和一個反光有機玻璃圖板。這天，美喀師要向駐越美軍總司令G·艾布拉姆斯將軍彙報情況。

艾布拉姆斯將軍是一位仍活著的傳奇人物，享譽全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突圍戰役中，他率領一支坦克部隊突破德軍防線，解救了被圍困在巴斯托涅的第一○一空降師。當時他的上司巴頓將軍曾對記者說，如果你們想採訪這位軍官，最好抓緊時間，“他這麼出色，活不了多久。”艾布拉姆斯如今仍和我們在一起，依然是個十足的軍人，為人光明磊落，講話直率得像照鼻子給你一拳似的。他的助手們發明了一套方法譯釋其上司簡短的語言。艾布拉姆斯低沉地長哼一聲表示什麼？感到滿意。短促一哼呢？不滿意。要是艾貝（艾布拉姆斯的暱稱）把雪茄從嘴上拿下來，那你就等著挨批吧。有個彙報人員疲勞過度，想把舊情報改頭換面兜售給艾布拉姆斯聽，被他當場撤了職。

我們坐著等待，差不多都能聽到緊張的神經在迸裂的聲音。幾分鐘後，艾布拉姆斯將軍大踏步地走進來，我們趕緊起身立正。格蒂斯將軍小心翼翼地跟在他後面。他倆雖是老朋友，但格蒂斯還是不敢掉以輕心。

在我之前彙報的人都是中校。最後，格蒂斯站起來說：“下面由鮑威爾少校彙報。”為了做好彙報準備，我又拿出了在本寧堡教官培訓班所學的一套本領，併發揮了在利文沃思堡上學時考試前死記硬背的技巧。我介紹美喀師的情況時，一個營一個營地說明各個單位所在位置，戰備狀態，目前正在實施何種行動，進而預測了未來幾周的情況。我沒用講稿，全憑腦子裡所記的材料講。

彙報完畢，我轉向艾布拉姆斯將軍問道：“長官，還有問題嗎？”他哼了一聲。我辨不出這哼聲算長還是短，是肯定還是否定，是同意還是不同意。聽完彙報，他起身走出去了，格蒂斯緊跟在他後面。

幾分鐘後，送艾布拉姆斯的格蒂斯回來了，我們當時正在房外轉悠，等著聽消息呢。格蒂斯滿臉堆著笑。“艾貝很高興。”他說。

“是嗎？長官，”我問道，“您是怎麼看出來的？”

“舉個例子說吧，他問那個年輕的少校是誰。”格蒂斯邊說邊用一隻胳膊摟住我的肩膀。

再說伯明翰。1968年11月22日早晨，那是個星期天，阿爾瑪在父母家過夜後回到她與姐姐合住的房子。門把手上掛著一個通知，說有她一份電報，可以到西部聯合電報公司辦事處去取。阿爾瑪打電話詢問情況，但西部聯合電報公司拒絕在電話上透露電報內容。她又返回父母家去接她父親，以求得精神上的支持，然後才進城去看電報的內容。電報是從陸軍部發來的，通知她丈夫C·L·鮑威爾少校，序號083771，遇上一次直升機墜毀事故。給他寫信可寄至電文中說明的越南某基地醫院。僅此而已。除了說是輕傷之外，其它情況隻字未提。

一週前，即11月16日那個星期六下午，我們乘格蒂斯將軍的UH—1H直升機朝廣義西邊飛去。這架飛機是師裡最好的一架直升機，空中飛行記錄只有90小時。那天陽光明媚，將軍的心情很愉快。我仔細打量，他和其他美國軍人一樣，身穿叢林作訓服，頭戴軟帽，腳上一雙帆布加皮革的靴子，身材矮胖，和藹可親，寬闊的臉上總是盪漾著微笑。他有理由感覺良好。在這場貓與鼠的戰爭中，雖難得有什麼決定性推進，但他這個命運不濟的美喀師卻打了一個漂亮的勝仗。前一天，第十一步兵旅發現了29個北越陸軍基地，包括一個司令部和一個訓練營地，另外還繳獲了敵人貯藏的大批武器和文件。該旅的一個營長奉命在叢林中開闢一塊著陸場地，我們現正在向那個地方飛去。格蒂斯將軍想親眼看一看那個營的戰利品。

我們緊貼著陡峭的山坡飛行。我突然想到，這一架飛機是否超載了，飛機上有師長這位兩星將軍，師參謀長J·特雷德韋爾（榮譽勳章獲得者），將軍的副官R·圖梅爾遜上尉，我——師作戰與計劃主任參謀，還有4名機組人員。早些時候我曾想過，如果讓那些有開保險櫃鎖般的敏銳觸覺，並具有操作像鞋拔子一樣小的直升機的經驗的19歲年輕人駕駛小型輕裝直升機，這次著陸或許會更容易些。將軍的駕駛員一級准尉J·D·漢南也是位有經驗的飛行員，這是他的將軍，他的直升機，他的著陸任務，因此，他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發現了用發煙手榴彈標誌的在茂密的林子裡開闢出來的著陸場，便朝該處飛去。駕駛員開始進場，意識到進場速度太快後又拉起來重新進入。第二次進入著陸區時，他先在空中旋停，而後開始下降高度。我們降到低於樹梢時，砍掉的樹枝和樹葉被捲起，在空中打著旋兒。因為坐在外側，我清楚地看得出周圍有多大空隙，槳葉末端以外僅有約兩英尺的空。我剛要喊“復飛！”可惜太晚了。眼看著駕駛員在與樹形成的反氣流奮力搏擊，情況十分危險。隨後便是啪地一聲！在大約3層樓高的地方，旋翼碰在樹幹上。一分鐘前我們還在飛，一分鐘後則成了靜負重，主旋翼葉片頃刻之間從每分鐘324轉降到了零，直升機像突然斷了鋼纜的電梯一樣往下墜落。我本能地採用了墜機時的標準姿勢：低頭，雙臂抱膝。聽著發動機絕望地嘎嘎響了似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才摔到地上。

根據標準程序的要求，要在飛機起火前儘快離開。我解開安全帶便跳出艙門。跑在我前面的是直升機的射手，一等兵B·派爾。我們沒跑多遠就意識到其他人還在機上，一個也沒動。派爾跑回去把駕駛艙的門撬開。我又爬回機艙裡，這才頭一次感到踝關節疼痛。發動機仍嘎嘎地使勁響著，開始往艙內灌煙。我發覺格蒂斯將軍幾乎沒什麼知覺了，肩膀的角度很怪，可能是斷了。我想法給他鬆開座椅安全帶，把他拖到樹林裡。這時，當我們回去找其他遇難者時，地面上幾名士兵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我找到了特雷德韋爾並設法把他拖到安全處。接著我又爬進飛機，一等兵派爾奮力將駕駛員救出，我聽到駕駛員在痛苦地呻吟。將軍的副官R·圖梅爾遜倒在座位上，頭被夾在電台和發動機之間。發動機像砸蛋殼一樣砸穿了機身。圖梅爾遜渾身是血，看不出一絲生氣。我以為他肯定是死了，就用力推開已被摔離了原位的電台，想把他拉出來。就在這時，他發出呻吟聲。我這才注意到，發動機把他的鋼盔砸了個坑，多虧鋼盔護著頭，才保住了他的命。我把他拖進樹林中，與其他人安置在一起。最後，所有人都被救了出來。傷勢最重的是駕駛員，他的脊椎骨斷了。

每當一位司令官的直升機摔下去，其它飛機就會不知從哪兒都飛過來。我抬頭一望，一大群直升機在著陸區上空盤旋，可這個著陸區小得容不下一架飛機安全降落。最後，它們都閃開，給一架撤運傷員的醫療專用直升機讓路。我們被一個個地用絞盤起吊到飛機上，無依無靠地在微風中東搖西擺著，不清楚那一雙雙觀看的眼睛裡流露出的是否全是善意的目光。

回來後經朱萊基地醫院檢查，我除了擦傷和瘀腫外，X光檢查還發現我踝關節骨折。一般情況下，這意味著會把我撤離越南。陸軍醫院規定，由於我們戰區環境潮溼，不利於創傷癒合，凡是骨折者均需送往日本。然而，我們師可不想只因為我骨頭裂了點縫兒就失掉新找到的G—3。醫生給我打上石膏後，我一瘸一拐地儘量自己行走。我可不像我的司令官那樣因受傷而感到惱火。格蒂斯將軍已經計劃去夏威夷與妻子一起休假。他對我抱怨道：“他媽的，科林，一個男人胳膊挎在懸帶裡怎麼去做女人想叫他做的事呢？”

我腳上的石膏剛過一週就開始碎裂。我換上一條急救繃帶，然後照樣工作。醫生警告說我是在犯傻，不過我的踝關節過了約7年的時間還是痊癒了，只是在踩到腳後跟上那個硬塊角度不對時會感覺如同上電刑一樣疼。幸運的是，現在它倒沒給我找什麼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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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將在越南度過第二個聖誕節。節日期間，朱萊散發著一股敗臭氣味。希克瑞農場郵購公司從國內運來的禮物薰香腸和火腿是當時最風行的聖誕禮物，開始也的確大受歡迎，可後來多得連收發室都盛不下了。臨時搭建的房屋盛滿了，甚至官兵宿舍裡也盛滿了，我們幾乎要被熏製食品的氣味燻得喘不過氣來。從此以後，我再也吃不下熏製食品了。

聖誕節前夜，我和朋友們去看B·霍普和他帶來慰問部隊的演出團表演。他們之中有美貌超群的安—瑪格麗特、L·布朗和他的聲望樂隊、職業橄欖球明星R·格里爾以及世界小姐P·普盧默。這樣才像那麼回事兒，像我們記憶中新聞短片裡看到的戰爭模樣。後來，我們回到軍官俱樂部去聽一支菲律賓搖滾樂隊演唱。我尤其記得他們演唱的P·克萊因最走紅的《我摔成碎片》那支歌。歌詞到了他們嘴裡別有魅力。此外，我們還喝了不少酒。喝得最多的是直升機駕駛員，尤其是第二天有飛行任務的駕駛員。他們很多人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來越南執行任務。他們的傷亡率很高，冒險程度又當屬衛生勤務部隊的撤運傷員機組為最大，即我剛剛乘過的那種直升機。要把傷員接上來，他們就不得不在敵人看得一清二楚的情況下空中旋停，而後慢慢地盤旋而下。他們動作快1分鐘就意味著挽救更多的人的性命。對於他們的勇敢，我們無比敬仰。而他們則以黑色幽默式的宿命論來面對自己的命運，將飛機冒著火掉下去的駕駛員同行稱為“脆皮牛”。

我作為擔任師G—3的惟一少校這一殊榮不可避免地結束了。G·勞倫斯中校已完成他6個月中隊長的任期，到師部擔任格蒂斯答應給他的G—3職位。格蒂斯對我說，他知道這種局面很尷尬，因為在我任G—3期間，偶爾曾迫不得已對勞倫斯發號施令，不過，他仍希望我能留下給勞倫斯當副手。我愉快地接受了第二把手的工作。在隨後的幾年裡，勞倫斯成了我的又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

到1969年1月為止，我在越南的服役期限就度過一半

了，因此，我開始考慮下一步幹什麼。我明白自己想幹什麼。我曾被批准列入陸軍研究生培養計劃。下一步要闖的難關是通過研究生入學考試。我想法搞到了一本應考指南。因為朱萊沒什麼娛樂活動，我就把晚上時間都用來啃這本書。一個細雨濛濛的星期六早晨，有架輕裝直升機送一批短期服役者去峴港等待回國。我擠上這架飛機到了峴港，來到一間用瓦楞鐵皮搭成的活動房屋內，在那裡和一群看上去並不像會成為學者的人一起參加了考試。幾個月後，我得到消息說，我考得很好。於是，我申請進入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該大學就坐落在五角大樓外的波托馬克河對面，可以說已成了華盛頓軍事人員的進修學校。許多軍官拿的是國際關係方面的學位，這樣似乎比較對口。不過，大約就在這時候，陸軍鼓勵軍官學習現代管理專業，以便使軍官們為進入計算機時代做好準備。因此，我向該大學政治與工商管理學院提出了申請，目的是攻讀工商管理學碩士。這個學位還有另一種吸引力。當時我在軍隊已呆了10年多，估計到我的軍事生涯結束時，作為一名工商管理學碩士會比一名西歐政治制度方面的專家在市場上機會更多一些。

1969年1月22日，陸軍包機P2102航班降落在夏威夷

的希克漢姆機場，即檀香山國際機場劃歸軍用的那一邊。休假，上帝賜給的休假啊！我走下飛機，迫不及待地想見到我的家人。這一切太好了，簡直令人難以相信。我已在海利庫拉尼飯店預定了房間，給阿爾瑪及孩子們買了機票，還租了一輛車等候。順走廊進入機場大樓時，可以看到前面好多家屬探身翹首，極力在尋找熟悉的面孔。接著，我聽到一串美妙無比的尖聲呼喚：“爸爸！爸爸！爸爸！”小邁克這時已快6歲了，正拼命朝我衝過來。3歲的琳達腳步蹣跚地跟在後面。他倆每人抱住我一條腿，死也不鬆手。他們的小胳膊緊緊地摟住我的那種感覺是我感受過的最快樂的一種感覺。

接下去幾天我們沒有什麼別出心裁的事。我們去了海灘，我試圖教邁克衝浪（好像我會似的）。我們參觀了《夏威夷》這部片子拍攝的村莊，去了動物園，看了海豚表演，還去看了間歇泉的噴口。不定在什麼時間，太平洋那蔚藍色的海水便會穿過岩石從該處噴湧而出。我和阿爾瑪只單獨出去了一個晚上。我們設法找了個人臨時照管孩子，然後去參加在魯西堡舉行的夏威夷宴會。在國際市場，我們聽了唐霍的演唱。他一定給每個能有幸去夏威夷度假的士兵都唱過“小泡泡”。之後好幾周內，這支曲子一直迴響在我腦海中（“小泡泡，在酒裡，小泡泡讓你真愜意……”）。

假期終於要結束了。最後一個晚上，我們若無其事地送孩子上了床，就好像他們在家裡一樣。然後，我和阿爾瑪走出房間坐在迷人的夏威夷夜空下。越南縱有萬里之遙，可一上飛機也就到了。我沒有談過去6個月的事，阿爾瑪也沒問。通常職業軍人與妻子之間都是這樣。感謝上帝，阿爾瑪不是那種覺得自己和丈夫一樣屬於軍隊的軍人妻子，喜歡談軍隊的事情。那些人知道誰提前晉升了，誰未被提升，誰得到了好差事，誰又升到頂再也上不去了。阿爾瑪從不為這種職業政治瞎操心。她營造自己的安樂窩，撫育孩子，讓我高興，並且在我們所服過役的所有兵營都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夜裡，我們談的話題是孩子。我第一次從越南迴國時，邁克過了好長時間才熟悉我。接著，4年之後，我又不住在家了。我們在夏威夷僅共同度過了幾天的時光，而我又將離去。我不願意在孩子們心目中成為一會兒來一會兒走的那種父親，因此期望阿爾瑪能起到超出一般母親的穩定家庭的作用。從各種跡象來看，這方面她的作用發揮得相當出色。

午夜時分，陸軍一輛轎車停在飯店門外，我短暫的家庭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呆在兵營的辦公室裡，突然得到通知，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監察主任派人來找我。在陸軍裡，接到這種消息，不亞於聽到國內稅務局的人要來查你的賬。調查員口風甚緊，態度也不明朗；他不肯吐露來訪的目的，問及我的姓名、軍銜、職位及在師裡的職責時，還用一台老式開盤式錄音機錄了下來。他具體什麼也不解釋，只是一股勁兒地以瞭解內情的得力助手那種單調的聲音猛烈發問。繼後他問我是不是師作戰日誌的保管人，我說是的。他要我把1968年3月的日誌拿出來。我解釋說，當時我不在師裡。“把日誌拿出來就行，”他說，“然後檢查一下該月登錄的內容。要是哪天擊斃敵人的數目不同尋常就告訴我。”

我感覺他已知道我會發現什麼內容。我開始翻閱日誌。翻了幾頁之後，有一條跳入眼簾。1968年3月16日，第十一旅的一個單位報告，在巴坦加半島被擊斃敵人的屍體數為128。在這場既磨人又嚴酷的戰爭中，一般不大有什麼輝煌戰果，這個數字算很高了。“請把這一條錄進錄音機。”調查員說。

至此，我的好奇心和警惕性都升騰起來。我請他允許我給師參謀長打個電話。“好好配合他工作。”參謀長斬釘截鐵地說。調查員問我是否相信日誌上的記載準確無誤，我說一般是準確的。隨後，在他準備離開時，問我是否認識F·梅迪納上尉。我回答認識，梅迪納是我所管轄的戰術作戰中心的一名參謀。調查員說他下一步要去詢問梅迪納，說完就走了。對於他來的目的，我還是和他剛來時一樣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直到近兩年後，我才弄明白這次來訪的前因後果。當時我正在華盛頓地區服役，R·皮爾斯中將在弗吉尼亞比弗堡主持的調查委員會要求我前去作證。委員會要我描述一下1968年巴坦加半島上的作戰條件。我知道那地方如同地獄一般可怕，是一片崎嶇複雜的地域，居住在那裡的都是越共的同情者。法國人當年曾被逐出該島，再沒能進去。每次我們派部隊前去，都能預料到後送醫院將要做幾十例外傷截肢手術。這些傷員都是由敵方游擊隊和農民同情者，包括婦女甚至小孩埋設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

然而，上述這些都不能作為為1968年3月16日事件開

脫的藉口。原來，我到越南前3個多月的一天，第十一旅的部隊開進南中國海海濱的山美村。威廉·卡利中尉率領一個排將數百名老人、婦女、兒童，甚至還有嬰兒從一個叫美萊的村莊驅趕進一道溝裡射殺了。後來調查發現，卡利及其部下共殺死347人。我在日誌裡看到的那128名“被擊斃”的敵人只是其中一部分。軍事法庭查出卡利犯有預謀殺人罪，判處他終身監禁。不過，在尼克松總統干預下，其刑期改為3年舒適的軟禁。E·梅迪納上尉也受到了審判，他因准許打死約100名越南人而被指控犯有謀殺罪和非預謀的殺人罪，但後來被無罪釋放。那位沉默寡言的調查員那天下午詢問我的事，將以美萊大屠殺之名留在人們記憶中。

在越南有很多事情都不對頭，美萊事件只不過是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例罷了。因為這場戰爭拖了很長時間，而且並非每個被任命為軍官的人都是當軍官的材料。同樣嚴重的是，職業軍士的人數因傷亡也在急劇減少，而這些人恰恰是任何一支軍隊的基礎力量，他們需要幾年的軍旅生活才能磨鍊成材。為了能不徵召後備役人員而打完這場戰爭，陸軍在培養速成軍士。我們稱此類人為“速烤軍士”。找個二等兵，稍微訓練一下，考驗一兩次，然後就宣佈他是軍士了。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肩負的責任遠遠超出其年齡和經驗。有一些確實相當出色，令我佩服。然而，這麼多未訓練好的軍官與軍士加入部隊，導致了士氣、紀律和職業判斷力方面的崩潰，導致了像美萊那樣的恐怖行為，因為部隊對似乎永無休止、魯莽愚蠢的屠殺已經麻木不仁了。

我想起我們在戰場上用的一個詞“兵齡男子”。假如直升機發現一個穿黑色衣褲的農民，遠遠看上去有點兒可疑，那可能就是個“兵齡男子”。這時飛行員會作盤旋飛行並向他身前射擊。他要是一動，其動作即被認為是有敵意的證據。下一個點射便不再是向他身前，而是向他身上打了。殘忍嗎？也許是的。但是，W·普里查德中校，一位與我在蓋爾恩豪森一起服過役的能幹的營長，就在從直升機裡觀察兵齡男子時被敵人的狙擊火力射死的。而普里查德不過是許多人中的一個。作戰的性質決定了你不打死別人，別人就會打死你。這便模糊了正確與錯誤的概念。

我這次服役期1969年7月結束，單從一個職業軍人的角度看，可以說是成功的。作為少校，能在駐越美軍最大的師裡任作戰與計劃主任參謀，可謂一種殊榮。上級的鑑定對我評價很高，並授予我榮譽軍團勳章。另外，格蒂斯將軍為表揚我在直升機墜毀後營救過程中的表現還授予我軍人獎章。這就是我的越南經歷。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只想讓自己從這方面考慮問題，作為一名軍人聽從召喚，儘自己的最大努力，“甘心情願地躺進士兵的墓地”。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眼界的開闊，我大腦的另一部分開始比較深入地剖析在越南的經歷。1962年，我是踏著原則與信念的基石去的越南，後來卻眼看著這塊基石逐漸被含糊其詞、謊言和自欺欺人所侵蝕。我最初在蓋爾恩豪森發現的極為有害的把戲，在我第一次去越南時已出口到了越南，第二次去時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就拿“在敵對行動中陣亡”這樣的用語來說吧。它抹掉了較為熟悉的“在作戰行動中陣亡”一詞明白無誤的鋒芒，似乎是為了不驚動國內的親人，不讓他們知道在那些稻田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兩者之間的區別毫無意義，大概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官僚主義者們才能覺出箇中奧妙，那些在敵對行動中陣亡的可憐的人們是絕對感覺不到這毫微差異的。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期間，海軍陸戰隊均是以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的名義投入戰鬥的。在越南，他們被翻新成了海軍陸戰隊兩棲部隊。為什麼呢？“遠征”一詞容易使人聯想到被運到海外去打仗送死。但是，兩棲演習在北卡羅萊納海灘上就可以舉行。我們除了欺騙自己之外，還能欺騙誰呢？多年以後，也就是在我當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之後，海軍陸戰隊司令A·M·格雷將軍拋棄了越南時代的糊塗說法，海軍陸戰隊又離開祖國進行軍事遠征了，格雷使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恢復了原有名稱。

越南時代的戰備情況與訓練報告一般都有浮誇，目的是為了取悅於人和掩蓋真相，而不是為了作出評估與糾正不足。就像沃伯根湖的孩子們一樣，每個人的成績都“超過平均水平”。當權者們似乎相信，只要控制住詞彙的使用，就能改變事實。我們簡直是與現實世界脫節，而且對技術抱有幻想，認為敵人太原始，而我們是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因而這個仗沒什麼可打的。例如，麥克納馬拉的工廠裡曾有過“探人器”之類的驚世之作問世。這是一種能從飛機上探測出地面上尿跡的儀器（也是後來提供“橙劑”的人制造出來的）。倘若在敵人可能出沒的地域發現尿跡，我們的火炮便有了射擊目標。可是，無辜的農民或水牛若碰巧把尿撒錯了地方，那可就倒黴了。“探人器”只是麥克納馬拉防線中的一環。該防線由將南越各地連成一片的一系列電子感應器構成，每當敵軍踏上胡志明小道，它們會立即向我們報警。這個主意從一開始便胎死腹中了。

你也許會問，我不是獲得了榮譽軍團勳章嗎？假若在戰爭中不是不加區別地濫發獎章，它也許對我更為珍貴。然而在越南戰爭中卻不是這樣。記得有一次，我作為G—3到一個火力基地出席某營的指揮官交接儀式。離任的營長被授予3枚銀星獎章——國家發給作戰英勇者的第三級最高榮譽獎章，外加一大把其它獎章，而他在那裡只幹了6個月。他表現得精明強幹，有時也稱得上英勇，受到部下愛戴。然而，士兵們得站在那兒，傾聽對相當普通的表現作言過其實的誇張。這麼多獎勵堆在一起，連寫嘉獎令都成了一門小小的藝術。離任營長的“包裝”包括：一枚銀星獎章、一枚榮譽軍團勳章和數枚僅因積累了直升機飛行時間而獲得的空軍獎章。這些幾乎成了標準的發放物資。因為別人用此包裝自己，你也就接受同樣的包裝。如此不加區別地濫發獎章，使得那些真正英勇非凡的英雄——無論是列兵還是上校——作出的業績也為之聲名貶值。我記得，在頒發3枚銀星獎章那天，我看過士兵們的表情。當時我心中思忖，這真是愚蠢透頂。我們竟把這些年輕士兵拉到這裡來觀看這些愚蠢表演。我們在給他們傳授些什麼呢？那套廢話管用嗎？一味追求名利的有害做法已腐蝕了軍隊，而我是其中之一員。

類似美萊那種醜惡的事件之所以發生，部分原因在於美軍熱衷於另一種虛構的神話，即越南戰爭中創造出來的令人厭惡的衡量標準——“數屍體”。實際上，在真相大白之前，第十一步兵旅曾因在美萊擊斃128名“敵人”榮獲了特別嘉獎。迫於五角大樓要其證明國家在人員和財力方面的投資沒有白費這一壓力，陸軍極為需要找到某種可以計量的東西。在本週的情況報告裡，我們可宣稱贏得了什麼軍事目標呢？一座山頭？一條山谷？一個村莊？這種可能性極小。結果，屍體就成了衡量標準。其實，屍體數也靠不住。新聞界可準確獲知我方的死亡人數，他們只要數數運出去多少具棺材就一清二楚了。20具棺材，那就是20個人在最近一次交火中陣亡。我們以什麼來證明敵人死了多少？要查明這一點決非易事。越共和北越軍都不用棺材，他們很擅長於脫離接觸並帶走死者。我們本可以用繳獲的武器作為衡量標準，但你得把武器拿出來，這樣記者們就會數。敵人的屍體是不必帶回來的。每天晚上連隊都登記。“你們排打死多少？”“我不知道，我肯定看到的有兩個。”“好吧，你要看見兩個，那可能就有8個，那我們就算是10個吧。”數屍體由此成了死亡人數統計競賽。連與連比，營與營比，旅與旅也比。好的指揮官報上來的屍體數高，他們因之得以晉升。假如你的競爭對手誇大屍體數字，你能不誇大嗎？

敵人的確是在遭受慘重傷亡，但這不起什麼作用。正如一位軍事分析家所說，用造成對方傷亡的經濟成本除以對方的傷亡數，然後再乘以承受傷亡的政治代價。只要敵人願意付出那種代價，屍體數就一文不值。我們的敵人顯然準備付出代價，而且不講什麼體育道德，拒絕按我們的計分方法進行比賽。我們總想與北越軍決一死戰，來一次越南的滑鐵盧、硫黃島、仁川，但他們拒不合作。無論我們的打擊有多重，北越軍部隊總會隱沒進山嶽地帶的庇護所內，或進入老撾，重新武裝，重新組建，然後又出來打。我們也有庇護區，從南中國海一直延伸到美國。兩支軍隊在越南的山區與濱海平原之間交手，相互廝殺。每週五晚上，我們將本週的屍體數加在一起，隨後便上床睡覺。第二天，一切再從頭開始。

我第一次在越南服役將近結束時，曾估計得要50萬部隊才能取勝。6年後，我第二次到越南時，我方投入兵力已高達54．34萬人，但仍然不夠。考慮到地形、北越軍和越共的作戰樣式，以及他們願意承受的傷亡，美國投入多少力量都防不勝防。

記得我當副營長時，有個士兵踩上地雷，一條腿被炸斷了，僅連著一點皮，肺也被炸穿了。我們把他抬上一架輕裝直升機，向離德普最近的後送醫院飛去，兩地相距大約有15分鐘的路程。他還是個孩子。我永遠忘不了他臉上那種表情，那種吃驚、恐懼、好奇、最主要是不理解，交織在一起的表情。他總想說話，可就是說不出來。他的目光似乎在說，這是為什麼？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無法回答。我們尚未到達德普，他就死在我懷裡了。

最近，我又重讀了B·福爾關於越南的書《沒有歡樂的街道》。福爾令人痛苦地指明，我們幾乎不理解自己使自己陷入了何種境地。我不禁在想，倘若肯尼迪總統或約翰遜總統在戴維營花上一個週末，安安靜靜地讀一下那本頗有見地的書，他們週一上午回到白宮之後，一定會立即著手想辦法，把我們從越南這個陷阱裡解脫出來。在我兩次赴越南之間那些年中，武公孝上尉的解釋法——基地設在這裡是為了保護機場，機場建在這裡是為了給基地提供補給品——根本沒有改變，而是更甚了。我們在這裡是因為我們在這裡，因為我們……

戰爭應該是政治的最後手段。既然打仗，就應該有個人民理解與支持的目的，就應該動員全國的資源去完成那一使命，而後才能投入戰爭，去贏得勝利。在越南，我們陷入的是一種半心半意的半戰爭狀態，國內很多人對此持反對或漠不關心的態度，只有少數人揹負著這一負擔。

在越南，我親眼目睹過英勇無畏，這和我期望在任何戰爭中所見到的毫無區別。對自己能在美喀師服役，我感到自豪。我們也有過輝煌的時刻，有過傑出的戰士。在那個師服過役的還有一位中校軍官，名叫H·N·施瓦茨科普夫。我、施瓦茨科普夫及其他不少後來走上主要軍事領導崗位的人，肯定從這一經歷中帶回了有用的東西。儘管戰爭構想如此不明，打得又如此糟糕，而且國家領導者們又很少給予清楚的解釋，但我仍為美國士兵在這樣一場戰爭中響應徵召感到驕傲。我的數十名朋友都死於那場戰爭。紐約市立學院“潘興步槍會”這麼個小圈子1968年在越南就失去了它的第三位成員——J·楊。所有這些英雄行為和犧牲恰恰說明了這樣一個觀點：沒有明確的目的，沒有全國的支持，沒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就不能去浪費勇敢與生命。

我尤其要譴責我國政治領導人為那場戰爭提供兵員的政策。那些決定誰該應徵、誰該緩徵、誰該服役、誰可免服役、誰該送死、誰該活命的政策，是反民主的恥辱之舉。我永遠不能原諒有位領導人實際這樣說的話：這些青年人比較貧窮，文化低，又沒有什麼社會背景，可以去送死，死了也沒什麼了不起（有人稱他們為“廉價炮灰”），但其他的青年人是優秀分子，不能讓他們去冒險。我尤其感到氣憤的是，很多有權有勢的達官顯貴的子弟和職業運動員（他們可能比我們任何人都健壯）中，很多人想方設法在預備役部隊和國民警衛隊部隊中找個差使，以此來逃避服現役到越南去打仗。在我看來，在這麼多的越南悲劇中，這種赤裸裸的階級歧視是對“所有美國人生來一律平等，對國家應有同樣的忠誠”這一理想的破壞最大。

當我逐漸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這場戰爭的認識時，相信總有一天，陸軍作為一個組織，也會這樣做的。我們承認，我們曾被派去執行一個已告破產的政策。我國政治領導人依據千篇一律的反共原理，將我們投入了一場戰爭，結果卻發現這一原理在越南只是部分適用。在那裡，戰爭有其自身的歷史根源，除了東西方衝突之外，還有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內部鬥爭因素。這場戰爭打得很糟糕，這一點我們的高級軍官是清楚的。然而，他們屈從於集團思想的壓力，繼續不斷地弄虛作假，謊報屍體數，滿足於“安全村”的幻想，在情況報告中誇大其辭。作為一個團體，軍方未能對其政府領導或者對自己本身直言相告。軍隊的最高領導人從未到國防部長或總統那裡去說：“照這樣打法，這場戰爭贏不了。”我們那一代許多人，經過那場戰爭錘鍊的職業上尉、少校和中校們均曾發誓說，等輪到我們發號施令時，我們決不會一言不發地默許為了美國人民不理解或不支持的膚淺理由而去打一場半心半意的戰爭。倘若我們能很好地實踐對自己、對文官政府領導及對國家許下的諾言，那麼，我們在越南的犧牲便不會白費。

1969年6月15日，離期滿還剩幾周時間，我收到喬治·華盛頓大學來的信。我已被政治與工商管理學院秋季班錄取。那天早上，我出去到一個著陸區觀看步兵連巡邏返回情況。士兵們疲憊不堪地爬上山，身體前傾，把帆布背囊的重量全壓到背上，胸前挎著M—16步槍。又活著過了一天，並在日曆上又劃掉一天。這是越南戰爭中又一件具有諷刺意味的事。當日歷翻到某一特定日子時，你就可以走了。

我和阿爾瑪早就計劃好了，我回國後，我倆先單獨過幾天，然後再去伯明翰與孩子和岳父母團聚。我倆計劃在亞特蘭大住幾天，阿爾瑪到時開車到機場接我。事先我曾寫信給阿爾瑪，告訴她我希望她梳什麼髮式，穿什麼衣服，而且衣服的顏色希望是橙色與黃色。我們頭腦中孕育著一種稀奇古怪的幻想。我想一走下飛機便能幻想成真。阿爾瑪沒有讓我失望。我們開車進城，住進了飯店。那天夜裡，我做得很不合時宜，早早就入了夢鄉。雖然阿爾瑪費盡心機，可就是不能使我醒過來。她不住地拉我的耳朵，邊拉邊叫我看電視，因為宇航員正在月球上行走呢！那天是1969年7月20日。可我疲憊不堪，不單是因為時差關係，而是疲憊到了極點，想睡掉一年來在越南積累的身心兩方面的疲勞。我們才獨處了一天半，阿爾瑪就知道我更想要什麼了，我要趕回家去看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