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941年
我不是個喜劇人物。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
克里夫·羅伯特森因為大衛·伯格曼違揹他的意志自作主張拍了影片《我想我擊落了紅爵王》而憎恨他。1977年8月,他又發現這位哥倫比亞公司的現任負責人偽造他的簽字籤走了一張1萬美元的支票,並用這錢為自己買了張假日旅遊支票。羅伯待森立即通報了這一偽造簽字事件。與此同時,他還將伯格曼挪用6.1萬美元公款的事件曝了光。這事件成為好萊塢最令人震驚的醜聞之一。整個電影界都為此大吃一驚——並非因為他這種偷竊行為,而是因為那相當微不足道的錢款數目。伯格曼年收入30萬美元,租著一套每月5000美元租金的公寓,並享受著租金免費待遇。他的另一些更為厚顏無恥的弄虛作假情事也很快被公之於眾。其中之一是一份來自耶魯大學的聲明,它證實這所大學從未有伯格曼在此上過大學的記錄,這與他平日聲稱曾在這裡讀過法律的說法不符。
伯格曼因此在這行業裡出了名。多數人都認為他事出有因,都猜他可能由於賭博或類似賭博這種事出現了經濟危機,要麼就是如他所說由於性格方面有嚴重缺陷從而使他的精神衰敗,走向崩潰邊緣。就在提審傳票即將到來之際,儘管當·梅爾尼克已經接手了哥倫比亞公司,伯格曼卻仍繼續為公司賣命。如果有什麼人應該遭受指責的話,這行裡的人大概都會反過來指責羅伯特森,是他沒有遵守行規使此事公之於眾。伯格曼的醜聞曝光之後,經過了一個階段的平靜,他又恢復了原有的地位和權利。羅伯格森卻因沒能做個堂堂正正的君子而到處受譴責。
斯皮爾伯格同好萊塢其他人一樣始終站在伯格曼一邊。他承認伯格曼非法侵吞財產是公認的事實,“既然製片廠可以用各種方法證明他們根本沒掙過什麼利潤,”斯皮爾格格聳聳肩說,“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從中做點什麼呢?”如果說這件事給人以教訓的話,那就是:在你做這種事時要比別人快,比別人策劃得好,比別人準備得充足。
朱麗婭·菲利普斯這會兒也由於把精力用錯了地方而受到懲罰。她為了控制一部她已經花了很多精力的影片的宣傳與發行,與哥倫比亞公司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直到伯格曼被她喋喋不休的抱怨和她對烈性可卡因的依賴惹怒了,這場爭執才算終止。伯格曼在這年夏天的後幾個月裡把她從拍攝場趕了出來。朱麗婭·菲利普斯的丈夫麥克這時從“找回自我”的旅行中回來並接管了他們的公司。
斯皮爾格伯在1968年拍《阿姆伯林》時與丹尼斯。霍夫曼籤的那份合同又來煩擾他,它要求斯皮爾伯格10年之內為他導演一部影片。根據1995年霍夫曼保留的記載,斯皮爾伯格當時的回答透露了他的真實年齡。他向霍夫曼解釋說在與他籤這份合同時,自己年齡太小,所以這份合同是無效的。最後,霍夫曼同意接受3萬美金的賠償,於是這份合同就康止了。後來斯皮爾伯格答應買下霍夫曼公司20%的股份。
伯格曼、梅爾尼克和他們的下屬們不知道《第三類接觸》將會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斯皮爾伯格沒有在哥倫比亞公司內剪輯此片,而是帶著它來到離道格·特朗布爾大本營不遠處的一家飯店,剪輯工作是在極為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當斯皮爾伯格帶著剪出的樣片回到公司時,人們立即興奮起來。負責廣告的副經理鮑伯·卡特竟像個未經事的小孩子激動得又蹦又跳。被特·邁克林寫道:“他大喊大叫,咯咯地傻笑,不住地捶打斯皮爾伯格,特朗布爾簡直像參加全美棒球賽贏了第17局的棒球手。”
哥倫比亞公司董事長阿蘭·黑爾謝費爾德被影片中最後一幕的眠曲“當你對著星星許願時”所感動,斯皮爾伯格對這段音樂可沒有一點兒把握。10月19月和20日在達拉斯的邁達林影院試映之事正在準備之中,可斯皮爾伯格卻還在對3首被用於影片結尾時的音樂猶豫不決,一首是克里夫·艾德華最初為《皮諾曹》所作的音樂,一首是用交響樂隊演奏的歌曲,還有一首是威廉姆斯寫的,它使影片有一個樂觀向上的結尾。黑爾謝費爾德堅持讓斯皮爾伯格至少在試映時用埃擅沃茲的音樂。然而試映時,1400名觀眾中有許多人聽到埃得沃茲那段刺耳的男高音時,都暗中發笑,因此最終還是用威廉姆斯的曲子取代了它。斯皮爾伯格根據人們對這部影片長度的意見於試映後剪掉了7分鐘的鏡頭,但它仍需要放映兩個多小時,這讓電影院的老闆們十分惱火,因為這樣一來,如果他們打算一天之內放映5場,那最後一場就得從晚上10點鐘開始了。
由於剪輯工作使發行拖後了幾個星期,因而打亂了哥倫比亞公司精心安排的促銷計劃,記者比爾·瓦倫在回憶中寫道:
我兩次被邀請參加了在聖波那文都拉舉行的盛大的新聞發佈會……這
的確是一個場面奢華的盛會。那裡不僅有許許多多的食物,還有許多免費
使用的錄音機,你可以用它採訪你見到的每一位客人……所有這些新聞工
具包括錄音機,都是為一個月前被取消了的新聞發佈會準備的……許多電
池都不能用了。
大多數看過試映的人們都喜歡這部影片,但黑爾謝費爾德卻失望地告訴朋友們,它“沒有《大白鯊》或《星球大戰》好。”曾在《紐約人》雜誌上就個人財產問題發表過文章的新聞記者威廉姆·弗萊納根同意他的看法。10月31日星期一,他告訴記者:“依我之見,這部影片一定會遭到巨大失敗。它在製造懸念、拍攝動人場面、啟發智慧以及表現想像力方面都很欠缺。廣大觀眾呼籲著《星球大戰》這樣的影片,華爾街的大人物們也認為它至少應該與《星球大戰》達到同一水平。”這些打擊與伯格曼的醜聞一樣令人投資者們心灰意冷。由於人們都在指望此片大獲成功,哥倫比亞公司的股票曾一度從7美元漲至18美元,後又跌落到15美元。到了星期二,拋售哥倫比亞公司股票的股民強烈要求交易所對該股票實施停盤。星期三,為了控制任這一災難,《時代》雜誌通過電影評論家弗朗克·裡奇發表了一篇胡言亂語的文章,弗朗克·裡奇騙人說他參加了《第三類接觸》在達拉斯的試映場,他讓一位售票員確信《第三類接觸》是一部迪斯尼關於野生動物的紀錄片。當市場在等待11月15日《第三類接觸》正式公映後的結果時,哥倫比亞公司的股票慘局暫停在15美元的價位上。
然而,在齊格菲爾德城第44街上,腫瘤研究院院內的試映卻是盛況空前的,而且好評如潮。儘管那天紐約下了幾個小時大雪,可人們仍在街區前排隊觀看了這部電影。它的市民情調、鄉村風情、水晶吊燈般的宇宙飛船,甚至影片中那些招人喜歡的外星人,把最憤世嫉俗的觀眾都震住了。斯皮爾伯格的天才不僅表明他是一個電影詩人,而且表明他是一個能操縱電影院力的工程師和元帥。他是一個市場方面的軍事指揮家,一個有著豐富知識的歷史學家,他那無以倫比的天才正在一天天嶄露出來。
但是也應該看到,如果說是《大白鯊》讓斯皮爾伯格在這行裡擁有了有實力的話,那麼《第三類接觸》則是他作為一名藝術家藝術水平下降的標誌。另一種觀點認為,它也是美國電影水平開始下降的標誌。
由這部影片開始,斯皮爾伯格就像《第三類接觸》的片名一樣有了他自己的“接觸”,他接觸了攝影特技。這些特技把他引誘到遙遠的銀河系,彷彿他在那兒被施了換腦術。當他再回到地球上時,他已擁有了一種自信,他認為對於電影來說一切都是可能的。在他的影響下,好運便漸漸從好萊塢的影片中飛走了。庫布里克曾同攝影師約翰·阿爾科特為拍《巴雷·林登》(又譯《亂世兒女》)一起工作了幾個月的時間,他們發明了一種用燭光再現18世紀畫室基調的攝影方法。很快導演們都發現用光學原理變換影像來取得這種效果是狠容易的。特拉福特非常高興地將這個偶然的發現用於著名影片《以晝為夜》之中。在這部影片中,飯店裡的花瓶被一個道具所取代。根據這個原理,在某種情況下或是在特殊情況下,比如一個明星死了,拍攝仍然可以繼續下去。對好萊塢來說,運用這些特技解決這類問題僅僅是時間的問題。1984年,導演阿萊克斯·普羅依斯在拍攝電影《烏鴉》時遇到了與拍《以晝為夜》時類似的情況。李小龍拍功夫片時,意外地被一支有故意的道具槍殺死,導演不得不找一個與他相像的人繼續完成拍攝。李小龍的角色被一個新人所取代,影片放映時不僅沒有人注意這個變化,而且它還獲得了成功。邁克爾·克里奇頓早就感到用一個完全不相干的替代物,即用影像模擬與電腦動畫來代替演員是完全可能的。早就對演員沒有耐性並一直熱衷於可以完全被操縱的動畫的斯皮爾伯格,充當了把克里奇頓預言變成現實的急先鋒。在他的努力下,所有好萊塢電影都在等待著動畫時代的到來。斯皮爾伯格忠實的門徒羅伯特·札梅其斯在《誰陷害了免子羅傑》、《死亡屬於她》和《阿甘正傳》3部影片中,將電腦合成圖像與人物動作巧妙地結合起來。
1979年,《紐約人》電視評論員邁克爾·J·阿倫成為第一批對這一傾向越來越不安的作者之一。他曾有過這樣的提法——“視覺統治權”,也就是說視覺的感受越來越成為人們的一種偏愛,尤其是電視節目,由於它比語言敘述要生動得多,而且還能表達許多語言所難以表達的內容,以及某些不願意用語言表達的含義和內容,它可以把那些最荒蠻的歷史年代用賀卡與古典漫畫的形式使之看上去生動迷人。用虛光拍古老的建築、用特別形式裝飾那些被舊的東西,可以使它們別有味道。(1982年,奧斯卡最佳服裝獎授給了依據這種方法拍攝的影片《甘地》,這種做法簡直是把斯皮爾伯格當成了犧牲品。)
斯皮爾伯格一直在好萊塢鼓勵這種變革,但對他其他藝術也有很大興趣,特別是對那些超級明星,像邁克爾·傑克遜、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和安德魯·勞埃德·威伯,斯皮爾伯格在藝術方面與這些明星有很多相似之處。爵士樂評論家懷特內·巴爾雷特曾經給過斯特雷斯坦一個評價,他也同樣把這個評價送給了斯皮爾伯格,“她唱的歌曲本身很普通,……它們都屬於自然而然的曲調……斯特雷斯坦卻能把每首歌曲處理得就像在山谷中滑行的感覺一樣,起伏跌宕,舒展動聽,彷彿是絲綢裡包著一首舒情詩,洋溢著柔美的光澤。”這種評價貶低了斯皮爾伯格的天才,它彷彿在說斯皮爾伯格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也沒注意到別人正好也都這樣看他。而斯皮爾伯格本人卻好像對此默許了。要是換了馬丁·斯考塞斯這種古板認真的人就不可能這樣,這正是斯皮爾伯格敬佩斯考塞斯的地方。斯皮爾伯格也喜歡斯考塞斯的電影《憤怒的公牛》,斯皮爾伯格知道自己不敢拍這種片子,卻相信自己肯定能拍好這種片子,因此他對這類片子一直很留意。有朝一日,假如他不小看自己的話,他一定要試一下。
***
現在由於有了許多比斯皮爾伯格還年輕的導演,他已變成了一個衡量導演能力的標準,一個榜樣。年輕導演們都希望與他一起工作或為他工作。環球公司很信任他的判斷力,因此他們願意為他推薦的任何片於投資,無論這位天才對那部片於是多麼沒有把握。甚至就連很少大驚小怪的《綜藝》雜誌都不以為然把環球公司對他的這種嬌寵寫進報告中去。1977年l1月30日,《綜藝》在報告中寫道:“這也許是一種最新穎最妥善的合作,它要比倫敦勞埃得公司的保險政策還能吸引投資。”
最先從中受益的是札梅其斯和盞爾。他們的電視劇本《甲殼蟲》是關於新澤西州年輕人瘋狂她想看他們的偶像埃得·舒力文於1964年2月在紐約電視台上的表演的故事。米留斯的電影《非凡星期三》的執行製片人塔馬拉·阿薩耶夫和亞力山大·羅斯已經把劇本拿給華納公司看了,他們很感興趣,認為如果這部影片的歌曲選集能超過銷售最好的《美國風情畫》中的搖滾50首就好了,面作為導演的札梅其斯並沒有這種熱情。
斯皮爾伯格把這個片子推薦給了環球公司的威爾娜·菲爾德斯,她把它拿給了納德·泰恩,他將其改為《我想抓住你的手》後,投了260萬美元。《綜藝》敬畏地評論道:“肯定地說,札梅其斯將負責這部影片,斯皮爾伯格將擔任該片的執行製片人,但如果最後證明斯皮爾伯格的判斷錯了的話,他狠可能親自承擔起這片子的導演。”結果,斯皮爾伯格對這片子什麼也沒做,他後來說,他對札梅其斯惟一的勸告就是:“要穿舒服點兒的鞋。”
環球公司將與斯皮爾伯格原來簽訂的合同做了些修改,在新合同中他們讓斯皮爾伯格從導演改作製片,這是阿姆伯林娛樂公司後來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好心的評論員們把斯皮爾伯格對環球公司的感激,歸結於環球公司多年來一直在努力找人來贊助他的第一部影院電影,事實也的確如此。但實際上他的頭腦中始終有一個更強烈的思想在支配他的一切,這就是恐懼,恐懼自己的世界失去控制。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斯皮爾伯格開始著手實現長久以來的那個願望:他要建立起自己一個人的製片廠。
1978年,札梅其斯與一群除了德·帕爾馬的妻子、明星南希·艾倫以外都沒什麼名氣的演員一起順利地按照預算拍完了《我想抓住你的手》。斯皮爾伯格讓《追殺》一片的剪輯弗朗克·毛里斯來剪這部片子。4月份該片上演了,引起了各種各樣的評價。然而18歲的孩子卻不可以去看,甲殼蟲樂隊在頂峰時期,這些孩子尚處在搖籃階段。這片子在頭3年比環球公司任何電影損失的錢都多,這個失敗給了斯皮爾伯格一個警告,年輕人更喜歡當代美國故事和發生在過去或未來的神奇的故事。
1978年2月,斯皮爾伯格到了哥本哈根。這是他為推銷《第三類接觸》而安排的歐洲之行的一站。在這段日子裡他談及一些計劃情況,聲明他要為環球公司給正在成長的一代推出低成本的影片,並且他已責成札梅其斯和蓋爾根據他自己的經歷編寫了劇本,準備於3月份在亞利桑那州開拍。他說一部好電影,尤其是在電視裡放的電影,最重要的是要能吸引孩子。他很想為孩子們設計出像50年代好萊塢《查爾雷的天使們》那類受人喜愛的影片。然而,他從沒為“正在成長的一代”去拍什麼片子,反而又把視線轉移到他最初熱衷的項目即那個高成本的喜劇片《1941年》上,這部片子將由哥倫比亞公司和環球公司聯合完成。他告訴丹麥的新聞界說,目前已經有20個人在製作這部影片的提示板了。
兩家制片廠的聯合對日漸高漲的影片預算來說是個新對策。1974年,華納和環球兩家公司都買了幾部關於摩天大樓起火的小說,而且都敏感地意識到應該把他們的資金合起來去拍這部《摩天大樓失火記》。環球公司對於出資拍攝《1941年》這部影片很緊張,因為預算已高達900萬元,誰都不願意再對他們這位惟一能賺大錢的導演在財政方面再施恩寵。米留斯帶著這部片子來到對該片享有保留權的哥倫比亞公司。經過磋商,一項協議達成了,哥倫比亞公司將負責此片在美國境內的發行,環球公司將負責它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發行。阿蘭·黑爾謝費爾德對哥倫比亞董事會宣稱:“《1941年》是一部與《這是一個瘋狂的世界》風格相近,充滿滑稽可笑的情節,帶有豐富的特技效果的喜劇片,它將會有一個非常宏大的場面。”約翰·米留斯說這部影片將由他來編寫和製作。
斯皮爾伯格為了幫助他們下決心,以一種連大衛·伯格曼都嫉妒的勇氣向董事會保證,“如果這部電影的花銷超過1000萬美元,我就放棄。”他的聲明表明了他的自信。《第三類接觸》刷新了全世界的票房紀錄,3個星期之內,僅美國國內就贏利7200萬美元。在倫敦它被選為“皇家最高節目”影片。斯皮爾伯格與艾米被後來經常出現在他周圍的秘密保鏢護衛著,與黑爾謝費爾德、德里福斯、特朗布爾、威廉姆斯、特拉福特和卡里·戈菲一起來到倫敦接受英國女王的接見。朱麗婭·菲利普斯在最後的時刻被取消了參加接見的資格。大衛·伯格曼也由於白宮的謹慎而被納入拒絕接受訪問的名單而未能露面。
幾天後,斯皮爾伯格走上了倫敦國家影劇院的領獎台,開始了他自己的電影時代。在前去領獎的路上,斯皮爾伯格告訴國家影劇院的節目主持人阿德瑞恩·特納說,他與斯坦利·庫布城克一起呆了一整天,他正在籌拍艾爾斯特雷斯的《閃靈》。“這是我來這兒的主要原因。”斯皮爾伯格說。在國家影劇院,斯皮爾伯格遇見了一位熱心人,他不厭其煩地向斯皮爾伯格獻殷勤,當斯皮爾伯格說他不打算討論《第三類接觸》一片,因為還不是時候時,特納問在場的人有誰看過這部片子,幾乎全場的人都舉起了手。
回到洛杉磯,斯皮爾伯格在涼水峽谷買下了一套用木頭和石頭修建而成的有著14間房屋的新公寓,他同他的生活伴侶艾米佐在這裡。《一週新聞》雜誌把這公寓說成“一個組合家庭,一個滿是賭博桌、彈球機、電子遊戲和其他一些能使一顆怪異的心得到愉悅的娛樂場所。”斯皮爾伯格也為度週末在馬利市的沙灘租了一處房屋,並在那兒設了一間帶有斯坦貝克雷剪輯台的剪輯室。他和歐文是好萊塢最引人注意和最情投意合的情侶之一。除了德·帕爾馬和米留斯經常找他來談電影以外,來訪的客人中還包括一些有紐約背景或有廣泛文化趣味的人。他們中有羅伯·雷納、麗沙·艾喬恩、潘尼·馬歇爾和蒂姆·馬斯遜,雖然他們也邀請了一些像約翰·蘭迪斯這種將來有可能合作的人一起吃飯,但仍有一種跡象表明他們只接受圈子內部的人。
在斯皮爾伯格從事《第三類接觸》這部片子時,艾米在為德·帕爾馬拍《鬼》,她在影片中扮演了一個有某種潛在毀滅力量的超人,她那天生的火爆脾氣使她的表演十分自然。斯皮爾伯格的外祖母死在弗那克斯的家裡時,斯皮爾伯格自己也遇見過一種超自然現象。他母親是在凌晨2點聽說外祖母過世的消息的。可早上5點電話又響了,她聽見她的母親在叫“救救我!他來接我,他隨時都會來這兒,我害怕。”第二天,母親的哥哥回到了母親在洛杉礬的家,他是在母親還很小的時候離家出走去參加馬戲團的。讓人迷惑的是,洛杉礬一位通靈人塞爾馬·毛斯與這個死去的女人的兒子即母親的哥哥取得了聯繫,死者或許是想通過這個幽靈電話表示她所害怕的人就是她的兒子。斯皮爾伯格總體上是接受有超自然現象存在的觀點的,他對此事以及其他生活中出現的來自另一個時空的幽靈的暗示一點也不感到奇怪。他對這種超自然現象的困惑導致了他於1981年拍了影片《搶劫約櫃的人們》。
1978年3月29日頒發的奧斯卡獎以極有保留的讚譽肯定了《星球大戰》和《第三類接觸》。《星球大戰》被提名為最佳影片,盧卡斯被提名為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阿萊克·貴尼斯被提名為最佳配角演員。《星球大戰》同時也因藝術指導、音響、剪輯、音樂、服裝設計和視覺效果等方面表現出色而受到提名。斯皮爾伯格因《第三類接觸》被提名為最佳導演,梅林達。迪倫被提名為最佳女配角,同時這部影片也因攝影、藝術指導、音響、音樂、剪輯和視覺方面的出色而被提名。理查德·德里福斯被提名為最佳男主角,但卻不是因為他在《第三類接觸》一片中的表演,而是因為他與賀伯特·羅斯共同主演的內爾·西蒙的喜劇《再見,女孩兒》。就在斯皮爾伯格忙於他的特技“CE3K”並沉浸在影迷們的歡呼聲中時,德里福斯抽空兒在《再見,女孩兒》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斯皮爾伯格陪伴著朱麗婭來到奧斯卡頒獎儀式上,但他的腦子卻完全在別的地方,在艾米身上。艾米正在現場參加《聲音》一片的拍攝,她在該片中飾演了一個聾啞舞蹈家。這是一部低成本的片子。斯皮爾伯格與艾米之間的情感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熱火朝天”後漸漸冷卻。“在我倆再度成為好朋友之前,我和艾米必須再在一起呆上一年或半年。”艾米曾對她的好朋友談起要孩子的事,斯皮爾伯格面對這種承諾一直在退縮。艾米也不希望讓自己的事業半途而廢,她說:“認識你的人,”她指的是斯皮爾伯格的那些同行們,“並不認為我除了與斯皮爾伯格有關以外還是別的什麼人。”對於導演的妻子們來說,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許多朋友認為妻子本來就是丈夫的私有財產,因此聽到她的話都很不舒服。如果某個導演沒有僱用她,他也許會不安,而如果他們僱用了她,或許他會更不安。
當艾米決定去演《聲音》的時候,她特意讓人們知道在她接受拍片之前並沒徵得斯皮爾伯格的同意。這種作法在好萊塢許多人中所引起的反應也不過是相互交換一下眼神,彼此揚揚眉毛而已。艾米用這種做法給斯皮爾伯格提出了一個左右為難的問題,如果這部影片紅了,將證明她知道的比他還多,沒有他,她照樣生活;如果片子失敗了,她會看起來很傻,無疑她會責怪斯皮爾伯格。為了扮演《聲音》中的角色,她學會了手語,還教給了斯皮爾伯格幾句,其中包括“我愛你,艾米。”在後來那個宣佈他當選了最佳導演的頒獎儀式閉幕後,斯皮爾伯格答應與艾米登記結婚。由於缺乏勇氣,他沒有親口說出那幾個字,面是默默地將它們融匯於他的鏡頭之中。
斯皮爾伯格如果希望僅僅一部《第三類接觸》就能讓他從舊好萊塢那裡得到應屬於他的一切的話,奧斯卡投票對他說來就是另外一會事了。儘管茲格蒙德為自己的攝影技術感到驕傲,但《第三類接觸》與《星球大戰》相比,還是盧卡斯贏了。不過盧卡斯的勝利是毫無價值的,因為重要的獎項都讓伍迪·艾倫拍的《安妮·霍爾》和弗裡德·茲奈曼拍的《朱麗婭》領走了。29歲的德里福斯成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獎得主中最年輕的演員。艾倫輕視奧斯卡和好萊塢,頒獎那天晚上他跑到紐約麥克小酒館吹單簧管去了,然後回家睡覺,他說他不知道也不在乎得到奧斯卡最佳畫面獎、最佳影片獎,更不在乎與什麼人分享什麼最佳編劇獎。
在斯皮爾伯格到世界各地去推銷《第三類接觸》時,人們經常會問起這樣的問題:“它會有一個續集嗎?”在最初的新聞發佈會上,斯皮爾伯格承認,哥倫比亞公司正在籌備劇本。但事情並不令他高興,因為是麥克和朱麗姬·菲利普斯把他帶到哥倫比亞公司去的,而非他自己的本意,但現在,是他而不是他們被哥倫比亞公司拍一部續集的決定卡在那裡。如果麥克願意的話,他可以委派別人去拍《第三類接觸》的續集,而且他可以與任何他認為合適的人籤合同,就像環球公司重拍《大白鯊》的情況一樣。為了讓人們的注意力轉向別處,斯皮爾伯格寫了一篇關於“午夜星空”的簡述,以此作為這部新片子的基礎。
在研究《第三類接觸》的拍攝過程中,艾倫·海內克講述了一件1955年發生的事件,當時住在肯塔基的一家人說,有9位外星人來到了他們的農場,讓他們感到非常害怕。這些外星人不像是《第三類接觸》中那些愛開玩笑的參觀者,這些搗亂分子危害人類,有時還十分兇殘。斯皮爾伯格想像著當時的情景,這家人恐懼地蜷縮在屋裡、屋外,外星人因搞不清這裡哪種動物是最聰明的生物,它們就試著跟雞說話,與牛對暗號。外星人所到之處都是牲畜的殘肢斷臂,這些外星人解剖過動物之後準備開始解剖人,最後,是一個孩子傳出了一個求救信號拯救了這家人。
1978年3月,美國航空航天管理局宣稱斯皮爾伯格花了500美元為他1980年的拍攝工作在第一架航空運輸機上預定了貨倉。斯皮爾伯格說為了《第三類接觸》,他打算到地球和月球之間的軌道上拍攝,如果拍成了,他會十分珍借地使用它們。《午夜星空》放到僻靜的郊區去拍,他心中的模式是電視系列劇《迷離境界》,這也是他一直試圖在他的影片像《搶劫約櫃的人們》、電影《迷離境界》、《驚奇故事》、《E。T。外星人》中模仿的榜樣,這些影片中的孩子們多數都像《搶劫約櫃的人們》中所表現的那樣,夜裡溜下床跑到院子中尋找外星人。
哥倫比亞公司仍處在伯格曼醜聞的餘波中。在是否應該拋棄他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加深了忠實於雷·斯塔克與支持哥倫比亞公司董事會和黑爾謝菲爾德的人們之間的裂痕。在好萊塢,多數人的意見是:如果不是出於正義,即使是為消除他繼續在公司留任所引起的公眾輿論的災難,他也必須被解僱。然而,在紐約的會計師們,則要求應該將一位被證明能賺錢的人留住。在製片廠實權人物當·梅爾尼克僱用某人佔居了他走後留下的空缺後,兩派勢力的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當·梅爾尼克選用的人是環球公司電視部的弗朗克·普賴斯,他的野心曾受過辛伯格與瓦薩爾曼的阻礙,這位30歲的“戰爭”老手與斯塔克建立起了同盟。斯塔克曾贊助他拍過許多影片,像《中國綜合症》和一部指望像《第三類接觸》一樣成功的影片《克萊默夫婦》。作為回報,普賴斯贊同一項斯塔克的項目,拍一部音樂片《安妮》。這種權力平衡上的變化,破壞了黑爾謝菲爾德抵制伯格曼被制裁的陣線,1978年,伯格曼被解僱了。
絕對支持前伯格曼班底的斯皮爾伯格不喜歡新的哥倫比亞管理班子,尤其不喜歡普賴斯。斯皮爾伯格從環球公司中拉出了一支隊伍,似乎準備著手引導哥倫比亞公司走一條聯合的路子以完全適應大市場,尤其是電視市場。無論是福克斯公司的小阿蘭·萊德,還是華納公司的製片負責人特里·寒梅爾,他們似乎都對斯皮爾伯格的這種製片方法更著迷、更關切,也更適應。斯皮爾伯格對斯蒂夫·羅斯的印像極為深刻,他的金內服務公司1969年買下了華納兄弟公司。羅斯,高高的個子,說話溫和,一頭銀灰髮,他在人際關係方面狠有一手。現在他正等待著時機介入到斯皮爾伯格的生活和事業中去,他就像一位溫文爾雅的50歲的好萊塢米菲特(“魔鬼”)一樣,總在魔術般地變幻這裡的一切。
現在人們對《第三類接觸續集》的呼籲已變成想知道尼瑞究竟在宇宙飛船中看到了什麼的要求。斯皮爾伯格決定,如果這就是人們想要的,他一定會讓他們和哥倫比亞公司滿意的。為此他要對許多細節再做些加工潤色,要對一些因時間限制、輿論干涉、錯誤的指手劃腳而造成的內容上的混亂修改一下,對由於製片廠準備提前發行該片面給後期製作造成的粗枝大時進行一番修整。斯皮爾伯格並沒有讓人重寫一部新片,而是建議他們再給他一個改寫書。與此同時,他也在默默地進行著他的《午夜星空》。他打算作這部片子的製片人,並由他來挑選具有天分的新人寫劇本、當導演。哥倫比亞公司對他的合作感到十分高興。這部新片子將作為“特別版”於5月份在嘎納節上首映。新的《第三類接觸》事實上將是1980年夏季一部在成本方面低於任何影片的新片。投資方同意該片再增加7個星期的拍攝經費,採用新的改寫本,其中包括大家都呼籲的那一幕:在宇宙飛船中見到的景色。
當宇宙飛船內部結構被修建好,並被拍攝完之後,斯皮爾伯格饒有興味地開始剪輯了。在菲利普斯夫婦建議下編寫的水門事件式的情節,美國空軍對人類與外星人接觸之事秘面不宣的情節被剪掉了。斯皮爾伯格還將美國空軍少校本切利極力向相信飛碟存在的人們解釋根本沒有這種事的那場戲剪掉了。這一幕最後成了當長官羅伯茲·布普薩姆開始向人們講述他所見到的巨足獸時,會議在一片混亂中結束了。
德里福斯的表演使人感到不太舒服。斯皮爾伯格認為他在城郊生活的那場戲的表演太過頭,他還將德里福斯去發電廠,以及當他在舒拉德爾的陰謀中死而復活後如何到鄰居家的雞窩去掠奪,如何建起了一個巨大的魔鬼塔,如何在舒拉德爾念過咒語“到佛的園地去吧”之後將自己的房屋推倒的那些場戲剪掉了。試映之後,斯皮爾伯格又把剪掉的7分鐘內容的大部分重新復了原,其中包括在戈壁抄漠裡發現了一條貨船那場戲。這部新片子比原來的那部短了3分鐘,但估計對多數觀眾來說,還是這部更好一些。特別有趣的是,許多人都認為宇宙飛船內部很像是一座華麗的商場。
弗朗克·普賴斯的市場負責人諾曼·拉威對外界說舊的劇本“退休”了,已經拍完的800個畫片毀掉了,只有底片和幾個存檔的拷貝還保留著。為此斯皮爾伯格很氣憤,他認定拉威是因為看到《綜藝》登載的一篇題為《哥倫比亞的‘接觸’計劃,有關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新消息》的宣傳報導後,誤認為兩個版本都在流傳。哥倫比亞公司有他們自己的辦法,很快,“特別版”就成了惟一可採用的版本。普賴斯曾為公司的一次不切實際的捐款從這部片子的經費中抽走了200萬美元,這無疑使之雪上加霜。朱麗婭·菲利普斯就此事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她認為,這種做法最終使這部在電影史上最成功的影片,在第一輪發行後的兩年裡,帶著國內贏利770萬美元的業績被壓下來而無人問津。從嚴格意義上說,它成了賠錢的片子。哥倫比亞公司為此減輕了自己因支付給菲利普斯夫婦的利潤而產生的壓力。
一連串的事件影響著斯皮爾伯格拍攝《1941年》的決心。就在《第三類接觸》拍攝的最後一天,他仍把這片子稱做“初升的太陽”。影片《安妮·霍爾》的成功被斯皮爾伯格認為是對自己的挑戰。1976年,斯皮爾伯格告訴英國記者巴巴拉·帕斯金:
我一直都是一個受挫的人,一個受挫的喜劇導演。長久以來我一直都
像伍迪·艾倫那樣幹得出色。當我告訴人們這話時,人們都笑我,但畢竟
我真的開始從事拍喜劇短片的事業了。我要拍的就是那種完全都是對自的、
有許多插科打渾場面的、不時使人想起滑稽表演和幽默小品的影片。我曾
為此遭受過失敗,我非常願意再來一次,再回到喜劇中去。
另一個越來越讓斯皮爾伯格羨慕的人是約翰·貝勒西,斯皮爾伯格把他看作一位軟弱但卻好心的兄弟。他說:‘約翰對我來說正好與他的銀幕形象相反,他在追求愛情,追求被人欣賞,或追求他欣賞的人時是溫和的……另一方面我認為約翰是我們大家混亂生活的代表。約翰幾乎可以代表全美國一踏糊塗的‘臥室狀況’。”斯皮爾伯格很賞識貝勒西的第一部影徵《全國諷刺的動物屋》,該片由約翰·蘭迪斯導演,它是在《第三次接觸》拍攝期間上映的一部影片。就像布魯托(狗的名字)是人類最好的夥伴一樣,貝勒西是“無能君主”們的夥伴,並且他還喜歡“食物戰”和淫穢的東西。
許多人後來感覺到,《1941年》這部精神錯亂般的喜劇,是斯皮爾伯格試圖以更大的規模複製《動物屋》,當然他的理由是,他和貝勒西所要面對的觀眾是對某一類喜劇已有能力欣賞的青少年。這裡面當然也有與蘭迪斯競爭的因素。由於蘭迪斯當時在好萊塢的名氣正如日中天,兩個人自然成了對手。幾年後,《迷離境界》使這一災難般的敵對情緒變得明朗化了。
斯皮爾伯格在洛杉礬與貝勒西會面不久,就隨他一起去紐約討論他的角色問題去了。這位男影星帶著斯皮爾伯格到他的領地——馬爾頓大街上一個裝有完備的音響設備、十分隔音的隱身處。殘留的食物、糖紙亂七八糟地扔了一地。當斯皮爾伯格小心翼翼地坐下後,貝勒西放上了一張布魯茲音樂唱片,並把音響放得大大的。然後他開始對斯皮爾伯格高談闊論起他對“節奏與布魯茲”(美國黑人音樂的一種)的喜好來。斯皮爾伯格努力了幾次才把話題引到《1941年》上來,他說他再也不想讓貝勒西扮演日本副官那種小角色了。斯皮爾伯格不打算用演員來扮演託士羅·米夫恩,而打算僱其他什麼人來演,後來他的確僱用了米夫恩自己來演自己,他還僱傭過恐怖片電影演員(兼德國發盲人)克里斯多弗·李來扮演一名納粹軍官。而貝勒西這次將在《瘋狂的比爾》中扮演重要角色凱爾索。他將駕駛著飛機橫衝直撞飛過西部上空追隨“零式飛機”的幽靈支隊,然後非常壯觀地在好萊塢的森林大道上墜毀,這幕場景就建在伯班克城。
斯皮爾伯格後來認為他還是有些忽視了《1941年》,因為它似乎不如在雜誌上讀《瘋狂》這片文章時那麼有味道。斯皮爾伯格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這種能招致人們議論和關注的活力。札梅其斯和蓋爾已經寫完了《回到未來》這部更富吸引力的劇本,可當時他們仍被故事中許多與人物和事件有關的機器方面的事佔據著大量精力。這一切更激發了他們熱情。《1941年》是部很獨特的片子,它敘述了一件發生在1941年12月13日這天的事,凱爾索駕駛著飛機瘋狂地飛行,夜晚的時候墜落在“瘋人”麥道克斯(瓦倫·奧特斯扮演)的營地裡,最終機毀人亡。加利弗尼亞海洋保衛指揮官斯蒂爾威爾將軍(由羅伯特·斯塔克扮演。最初人選是約翰·威恩,當他聽說影片中有兩架美國飛機相撞的鏡頭時,他從基督教的立場出發拒絕了這一角色)正打算放鬆一下到好萊塢森林大道電影院觀看影片《小飛俠》時,聽見了巨大的聲響,他認為對這聲響惟一合理的解釋是日本的威脅。
在這部影片中出現的故事還有:以斯塔爾斯基(特里特·威廉姆斯扮演)為首的軍人和穿著蘇特軍服的當地士兵之間在營地附近的舞會上發生衝突;美國空軍上尉伯克海德(蒂海·馬斯遜扮演)一直在勾引斯蒂爾威爾的秘書當娜(南希·艾倫扮演),而當娜卻只對飛機感興趣;一艘日本潛艇帶著一名納粹軍官在聖菲尼卡附近巡航;一直以持家有道而自命不見的道格拉斯夫婦(納德·貝蒂和勞瑞恩·加里扮演)由於看到炮兵駐紮在他們的聖莫尼卡花園而驚恐不已。這些故事都是在最後兩盤膠片中以暴力為結局的。如吉特巴舞比賽會上的軍人騷亂、道格拉斯家的房屋以及附近公園慘遭毀壞等等。最後一幕是這樣的:一個阜氏大轉輪滾下碼頭,掉進太平洋。貝勒西對這個故事很感興趣,但他在這片中的表演並沒有什麼突破。
他曾向斯皮爾伯格保證說:“我們一定會在現場做好這一切的,在這方面我是最好的,也是最敏捷的,我喜歡即興表演,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當斯皮爾伯格離開馬爾頓大街時,貝勒西被他委派這個角色後的感激之辭還在他耳邊迴響。由於不習慣從演員嘴中聽到感激的話,斯皮爾伯格被解除了精神武裝。當貝勒西的代理人伯尼·布瑞爾斯坦告訴斯皮爾伯格,他的開價已升到35萬美元時,這位演員的熱情減弱了這個開價對斯皮爾伯格的打擊。這個數額超過了德里福斯拍《第三接觸》所得到的報酬。斯皮爾伯格忍痛同意了他的要求。
貝勒西在好萊塢與斯皮爾伯格第二次會面時,不經意地把一位軍人朋友當·阿克勞依德介紹給了斯皮爾伯格,這位很有進取心的坦克部隊指揮官喋喋不休地發表了一通他的愛國主義演說,並對約翰·韋恩的幾部影片中有關在太平洋島上設立攻擊日本潛艇炮兵部隊這一情節,以及納德·貝蒂的小屋等問題直言不諱。他與貝勒西比起來似乎更是一位好演員。更重要的是,他更有自制力,他不知不覺地進入角色中,滔滔不絕地講出許多關於坦克和炮兵方面的數據。斯皮爾伯格當即就選用了他,不僅因為他是個天生的演員,也因為他能幫助斯皮爾伯格控制貝勒西,斯皮爾伯格還希望他能讓貝勒西離開毒品。
阿克勞依德和馬斯遜就像喜劇《上星期六的夜生活》中的情節那樣被斯皮爾伯格找來,斯皮爾伯格相信他的這些作法就等於在給這部片子上保險,會使他的成功愈加有保障。即使這片子內容本身不可笑,演員的表演也一定有趣。布瑞爾斯坦卻不那麼肯定,他讀過這個劇本,而且發現它極平淡乏味。他擔心這會讓他的客戶貝勒西在洛杉礬因無所事事而放縱自己。貝勒西缺少自信,而且一直都在自我毀滅,他到了洛杉礬這個毒品超級市場,是很難抵制毒品的吸引力的。貝勒西沒理會布瑞爾斯坦關於本子和導演都缺少喜劇色彩的警告,因為他一直對《第三類接觸》很著迷,他對斯皮爾伯格的《第三類接觸》的創意喜愛之至,甚至有種近乎宗教式的狂熱。貝勒西漸漸對這位導演著迷起來,他認為他的手裡掌握著點金術。一切看似平常的事物到他手裡都能發出耀眼的光來。《1941年》選中了貝勒西,它為他奠定了明星地位,貝勒西告訴布瑞爾斯坦:“我不能拒絕斯皮爾伯格。”
當《1941年》跌跌撞撞地迎來了斯皮爾伯格令人煩惱的生日時,斯皮爾伯格正在座付另一宗尚未完成的生意。米高梅公司最後把《一個名叫喬的傢伙》的版權賣給了他。一連串的劇作家都開始改寫這個劇本。斯皮爾伯格認為讓德里福斯來扮演影片中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飛行員太顯年輕,於是他把這個本子拿給羅伯特·瑞德福德和保爾·紐曼,這兩位都對此片感興趣,也都想扮演喬。在斯皮爾伯格的頭腦中,女主角當時也找不出適當的人選。於是他暫時把這事停了下來,但他後來坦白說,讓他暫時擱置這個項目的真正理由是:“那時在感情方面我還不夠成熟。”
6月份,丹尼絲·斯坦菲爾從福克斯公司辭掉了小阿蘭·萊德。於是萊德和他周圍的一些人尋機組建新的組織:萊德公司。但斯皮爾伯格卻在這種時刻對他關閉了希望之門。科波拉在那個時候想出了一個不尋常的賺錢計劃。他要買下位於舊金山百老匯廉價地段的全部編劇俱樂部和無上裝酒吧,並把它們改造成現代夜總會和劇場。斯皮爾伯格同意與搖滾樂隊節目主持人比爾·格雷漢姆一起成為這個計劃的贊助人。
斯皮爾伯格同盧卡斯一起開始認真推敲他們即將聯合制作的影片《奪寶奇兵》的細節。他們兩人都在對他們之間已經存在了11年,而且變得越來越複雜的友誼及生意關係進行嘗試,尤其對導演和製片這種複雜多變的關係進行嘗試。斯皮爾伯格在這方面的變化與盧卡斯比較起來更為多些。人們都在觀察他們,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包括他們的朋友,都不會因為他們的友誼出現危機而感到驚奇和遺憾。斯皮爾伯格承認:“這部影片將會提供一個依據,證明我們,不單是我和盧卡斯,包括所有朋友在內,大家是否可以不帶任何嫉妒、攀比或是憎恨的情感在一起拍電影。”
可以相信,一開始,沒有人來攪渾水,他們倆都不理睬中間人。他們在沒有代理人的情況下,在他們學生時期使用的那些橫格練習本上列出他們的構想。10月份以後,盧卡斯那位不穿套裝不繫領帶穿著自由自在的長期律師湯姆·波洛克,將他們的構思交給了所有制片廠。這是他在70年代代理巴伍德和羅賓斯時開創的一種方法,他曾一下子將《棒球隊的明星與車王的旅行》的劇本提供給了許多家公司。
這個項目的細節馬上就被人洩露給了專欄記者利茲·史密斯,她在文章中寫道:“好萊塢將要爆炸,伴隨著這一爆炸,在這個大影院中的每一位行政長官在經歷一番愕然尖叫、抓耳撓腮、捶胸頓足和歇斯底里的摔碟子、砸碗之後,都不得不重新修整一下自己。”
就像事先預料的那樣,行政長官們把讓他們為該片投資2000萬美元看作是一種巨大的侮辱,其中包括斯皮爾伯格的150萬美元和盧卡斯的400萬美元,這裡還包含所有發行費用。官員們同意從掙到第一個美元開始就付給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利潤。有人認為要拍這樣一部片子,2000萬美元太少了。單就第一個鏡頭——印第安納擠進一座設有陷阱的英卡教堂——那個噪雜的場面就至少要花5000萬美元。沒有相信這部影片會如他們承諾的那樣用25天拍完。斯皮爾伯格的《大白鯊》既超支了時間,又超支了預算。有什麼東西能保證他不會再這麼做呢?
斯皮爾伯格他們中沒人有熱情和精力去拍系列片和電視劇。電視劇《蝙蝠俠》從1966年至1968年一直都在上演,但根據系列故事《野人博士》和《飛俠戈登》電視劇拍的片子卻遭到了慘敗。盧卡斯解釋說:這一切告訴我們,拙劣的模仿只會像裝成女人的同性戀者一樣造作。英國評論家約翰·布羅斯南寫道:“《奪寶奇兵》成功的秘訣無疑是因為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兩人同親具備不被素材所束縛的個性,而被他們搬上銀幕的東西顯然都是令人賞心悅目或與觀眾密切相關的東西。”
就這個項目而言,沒有任何部門能趕上環球公司的反應強烈。在這裡,瓦薩爾曼和辛伯格召開了一系列痛苦不堪的討論會來商討這個項目,一位內部人員說:“魯和西德兩人快被這個項目給逼瘋了。就他們所知,這樁生意的發起人要求得到一份聞所未聞的利潤分成和所有權。最後他們放棄了這樁生意,因為他們認為它已遠遠超出了合理回報的界限。”憤怒使人們看不清這是一樁什麼樣的生意。一位聰明的行政官員把它稱之為“革新的前奏曲”。然而,甚至迪斯尼公司也放棄了這個項目。
人們對這一項目的反應充分展示了新舊好萊塢的哲學家們在經營之道方面的戲劇性對比。製片人唐·斯蒂爾將環球公司的作法作了一個明確的闡述:“對人們來說,面對一份合同和一樁生意最重要的是要記住‘慾望’,而不是這樁生意將會給你帶來多少希望的利潤、你願意為之付出的代價或難度這些毫無意義的細枝末節。……一樁生意要根據人們的慾望而定價,然後緊緊地咬定這個價錢。”但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都是苦行僧,就像律師和財務人員所熟悉的那樣,他們沒有什麼慾望。直升飛機、汽艇、豪華公寓、能被城市裡的人們甚至各處的服務員們認出,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毫無吸引力。朱麗婭·菲利普斯曾不快地說起斯皮爾伯格,“在這個小傻瓜懂得什麼叫頭等艙之前我就告訴過他,他應該擁有加長轎車。”
如果人們非要讓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給他們的需求下個定義的話,他們都會回答他們只想保留少年時期對一些事情的情趣,如:看漫圖書,看電視,看電影,和同伴們一起玩耍。在他們記憶中的少年時期,每天都在渴望玩遊戲、吃糖、吃漢堡包、開老式汽車與朋友一起四處遊逛,找個什麼地方做他們想做的事。一般情況下,大代理商和製片廠裡的頭頭們都願意到馬梅森飯店用餐,而盧卡斯總是在哈姆雷特飯店用餐。其實多數男人都像斯考特·菲格拉德所說的一樣,希望出名並受人愛戴。
說話輕聲細語,身著黑色套裝的派拉蒙公司的製片負責人邁克爾·艾森納,是惟一一位看到《奪寶奇兵》的合同,又測覽了那些聳人聽聞的條款後認為值得冒冒風險的人。雖然在電影廠見到利潤之前,這片子就必須掙到6000萬美元,可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過去的工作足以成為鉅額利潤的保證。艾森納告訴波洛克說:“既然我們期盼著有創造力的人,那就讓我們籤一份有創造力的合同吧。”
艾森納把該片中的具體事宜交給了商務負責人迪克·茲姆伯特,他是一個能將比客戶們想像的還要多得多的鈔票扔進派拉蒙公司籃子裡的鈔票計算機。茲姆伯特發明了“滾動運作法”,即只有當影片收回本錢後,演員、作者、明星才開始根據他們在這片子中的“分數”,也就是他們在工作中表現的好壞來掙錢。但在茲姆伯特的慣例中成本持平的尺度往往是不確定的。當影片快要接近收支平衡時,利潤支付會因為銀行利息和市場的變化、發行量與印刷量的增加等原因而被拖延或縮減。茲姆伯特的精於算計讓所有的人都感到驚異。唐·斯蒂爾,當時派拉蒙公司的老製片人寫道:“許多人在談判時都提到滾動運作法,其實他們對它的含義並不瞭解。”
在茲姆伯特的指導下,艾森納誘使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擔負一部分市場費用和銀行信貸利息,而且還讓他們支付派拉蒙公司一小筆發行費。與此同時,艾森納把拉蒙公司租金收入的比率從40%增加到50%。這樣一來這份合同的成功率就有了保障。“我們建立起了一套嚴格的懲罰制度以防他們違約。”艾森納說,“他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我估計這也許是因為他們不在乎,也許是因為他們早把這件事算計好了。”如果是後一種情況,艾森納也早就想好並已寫進條款中,他們至少要為派拉蒙公司連續拍出4部續集。
艾森納為了證實自己的道理,他把這份合同送交給首席行政長官查爾斯·威伯,威伯詳細徵求了他那位企業家朋友羅伯特·斯蒂格伍德的意見,他曾為兩部成功影片《油脂》和《週末狂熱》提供過贊助。斯蒂格伍德同意他們的判斷並積極鼓勵他們去做這件事。他自己與盧卡斯電影公司就將來的幾部片子還有一份私下合同。1978年12月,艾森納簽了《奪寶奇兵》的合同,無論事情好壞,它都將成為斯皮爾伯格《1941年》的下一部影片。新好萊塢就這樣悄然取代了舊好萊塢。對斯皮爾伯格來說,他與盧卡斯在沙灘城堡的這次會面有一種近乎迷信的意義。這以後,任何一部新片開始之前,離開美國大陸到夏威夷放鬆上幾個星期,幾乎成了斯皮爾伯格的一種習慣。
讓我們大家回想一下,1978年對《1941年》這部影片是很不利的一年。有關越戰之事已成為讓美國舉國上下感到尷尬的事。公眾除了約翰·威恩的《特種部隊》以外,拒絕在10年之中再看任何一部這類內容的影片,並且變得越來越愛看帶有性虐待內容的影片,不巧,這時威思做了一次心臟外科手術。科波拉在菲律賓緊鑼密鼓地趕拍了《現代啟示錄》,簡·方達也正在當時上演的《歸家》一片中與癱瘓老兵喬恩·沃格特表演著床上戲。《獵鹿人》就像現在的《辛德勒名單》,用了182分鐘無情地剖析了陷人道德沼澤困境中的美國心態,影片以一首俄國音樂作為主旋律,它正好與全國民意測驗反映出的那種由自我矛盾的創傷而引起的苦惱相呼應,於是它大獲成功。看電影時成年人都落下淚來。心滿意足的導演邁克爾·西米諾跑進洗手間扶著同伴的胳膊抽泣起來,一時間,對於謙卑與羞辱內容影片的渴求掃蕩著好萊塢。這期間出現過影片《午夜快車》,一個優秀的美國男孩佈雷德·戴維斯因毒品而被捕,在士耳其監獄中受盡凌辱。伍迪·艾倫決定與英格莫爾·伯格曼競爭,拍了影片《內心世界》,這是他第一部正劇內容的影片,也是他第一部失敗的影片。在當時,喪服和骨灰成了一種情感的象徵,烏鴉也作為一種忍辱含垢的情緒表露,出現在各星級餐館的餐桌上。
為了與這種焦慮不安的潮流相抗衡,斯皮爾伯格堅定不移地向滑稽戲的彼岸進發。似乎他的行動使整個社會有了反應,《1941年》以一顆顆閃亮的明星、各種各樣有趣的事件和深厚的影響力而大受歡迎。1978年8月,斯皮爾伯格讓《綜藝》的記者相信,接下來他打算拍一部“動作災難片……裡面充滿難以預料的難題。”喬克·瓊斯將被聘為視覺效果顧問。斯皮爾伯格告訴一位倫敦觀眾說,他曾希望把《1941年》拍得像卡通片《公路賽跑者》一樣。他說《1941年》也會同諾曼·朱威遜的《俄國人來了,俄國人來了》有相似之處,這是諾曼·朱威遜1966年拍的一部成本不高的喜劇片,是關於蘇聯的一艘潛艇在美國東部海岸附近擱淺的故事。
影片終於公演了。這次在影片中穿插了一個斯皮爾伯格以前拍的鏡頭。在電影《大白鯊》一開始就被鯊魚吞食了的那個裸體游泳者的扮演者蘇珊·白克里尼,這次又被召來扮演另一個游泳者,這次打擾她的不再是大白鯊,而是米夫恩的一隻正升出水面的日本潛水艇。這部影片充分展現了斯皮爾伯格童年時的愛好。影片《1941年》在某些素材方面與影片《奇愛博士》和《文靜的人》相仿,如:在維克多·揚熱鬧的舞會上出現了打鬥場面,在約翰·福特導演的老片子中也曾出現過威恩和維克多·邁克萊格倫之間的打鬥。《1941年》與1963年斯坦雷·克拉摩爾的片子《這是一個瘋狂世界》也有相似之處。這些都是斯皮爾伯格刻意追求的。該片除了鏡頭上與其他影片有很多相似之處外,如食物大戰、歡宴會及打鬥、建築物被炸燬、飛機和汽車相撞、遇難者們被困在精心設計的圈套中、從正在燃燒而且即將崩潰的建築中逃離等等,在人物方面也有很多相似。克拉摩爾曾選用他的老朋友斯潘賽·屈塞扮演C·G·丘爾派波,一個瘋狂地想從瀕死的犯人吉米·都蘭特嘴裡得到財富所藏之處秘密的男人。在《1941年》中,羅伯特·斯塔克恰巧也有類似的表演,而且,該片中蒂姆·馬斯遜和南希·艾倫在飛機上的那些表演使人一下子想起克拉摩爾影片中巴迪·哈克特與米切·羅尼拼命發動著飛機和保爾·福特通過話筒導航的那些場面。《1941年》中的那德·貝蒂和勞瑞恩·加里簡直就是《瘋狂世界》中米爾頓·伯爾和艾斯爾·摩曼的小一號的複製品。那個克拉摩爾曾打算拍成“空前絕後的最棒的喜劇片”的《瘋狂世界》,曾給了人們一種重要的提示:再多的情節也趕不上一個幽默感。這一點成為斯皮爾伯格一個重要的經驗。
斯皮爾伯格用他常勝不敗的富於創造力的眼光拍完了這部巨片,他告訴助手威廉姆·弗朗克,他不想拍好萊塢那種過分道染的華而不實的喜劇片。因此,攝影師把所有場面,包括格萊格·傑思製作的聖莫尼卡海洋公園的遊樂車場和碼頭模型,都放在煙霧發射器噴出的煙霧中拍攝。他們還與斯皮爾伯格的一貫作法相反,先把模型和效果作好,再與演員表演進行合成。
這部影片是一個早期的徵兆,它表明人們關心的不僅僅是笑話。
斯皮爾伯格在1978年去歐洲推銷片子的行程中發現了Louma起重系統,把一個輕型攝影機放在一個可伸縮的15英尺長的機械手上,這個攝影機可以在沒有攝影車的情況下在現場來回滑行。這種高級電影攝影機完全適於他的軍人與穿著蘇特製服的人們打鬥場面的拍攝。為了拍攝這一場面,斯皮爾伯格租了好萊塢伯班克攝影棚,那裡有好萊塢最大的舞台。那些80英尺長的潛水艇場面都是在拍過《大白鯊》的米高梅公司那巨大的蓄水池中拍攝的。
貝勒西於1978年10月到達洛杉礬。斯皮爾伯格帶他來到好萊塢森林大道那座新建的機庫,這位演員完全驚呆了。這裡已不再是《星期六的夜生活》中那簡陋的拍攝現場了。
“嘿,夥計,你正在創造真正的好萊塢影片。”他說。
“是啊,”斯皮爾伯格驕傲地說,“我們把它建起來,然後再毀掉它。”
整個11月份的拍攝工作都是在這種自我慶幸的氣氛下進行的。在現場,不像在車裡,涼爽而舒適。每個人都體會著這句玩笑:在現場的情緒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真正的狂歡。斯皮爾伯格受到這種情緒的啟發,他漸漸放棄了提示板而又發明了一個新把戲:一個聯鎖反應機。它就像盧伯·戈德伯格發明的那個讓斯皮爾伯格羨慕並於1985年用於影片《古尼斯》拍攝的新裝置。
克拉摩爾在《瘋狂世界》一片中曾僱用了許多像布斯特·凱頓和3人滑稽小組這類喜劇演員,並表演了許多滑稽可笑的場面。《1941年》這部影片也許同樣受益於這一想法,但斯皮爾伯格所僱傭的主要配角演員,除了斯里姆·皮克思斯以外,多數演員都是像林奈爾·斯坦德爾和小艾利沙·庫克、約翰·蘭迪斯這種戲劇演員。因此對於米留斯來說,老牌導演山姆·福勒比起斯皮爾伯格來更是一位英雄,山姆·福勒曾為埃德·迪茲恩在這影片中找到一個角色。埃德·迪茲思是一個長臉、大耳朵、嗓音聽起來像指甲劃在黑板上發出的那種聲音,山姆·福勒是從《我想抓住你的手》一片發現他的。他認為迪茲恩的長相很像少年時期的自己。迪茲恩在該片裡扮演了一個費力不討好的角色。
貝勒西是個很難對付的人,他僅憑著對劇本的一點膚淺的理解就來到拍攝現場以他自己的方式來表演這個角色,連最簡單的鏡頭也需要重複7、8次。阿克勞依德根據斯皮爾伯格的要求像個保姆似的把他哄離拍攝場,出於對朋友的忠誠,他一直在替貝勒西掩蓋著他這種失常行為的真正理由:不斷大量地吸食可卡因,沒有它,貝勒西的注意力就沒法集中,精力就沒法旺盛。夜裡,貝勒西還要同演員和劇組中的一些癮君子聚在一起。有個人數了一下,他們中共有26個常用毒品的人。有一次扮演西塔爾斯基的演員特里特·威廉姆斯暗著貝勒西從酒吧到俱樂部去找“貨”,他驚恐地看著貝勒西一下子吸了500美元的可卡因,然後抱著吉它直到天亮。這種行為很快顯出了結果。12月4日,貝勒西上班來晚了,這在斯皮爾伯格這種以光一般的速度工作,對每一分每一秒都斤斤計較的人眼裡是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第二天,叫他的電話打過一小時後,他仍未到場,又過了30分鐘後,模特兼演員的勞倫·哈頓開車來到現場,把一個爛醉如泥的貝勒西送來了,他幾乎是從她的車裡摔出來的。
在拍攝《1941年》的新工作人員中,有個人叫凱瑟琳·肯尼迪,她31歲,是聖地亞哥電視台的製片人,為了向電影進軍,她接受了安排特技拍攝程序的工作。她感到斯皮爾伯格的辦公室像是個耗子窩。“我到了那兒,發現他在餐巾紙、信封背面和所有在房間內能找到的碎紙上寫他的構思,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時間才把它們整理出來。”由於肯尼迪傑出的組織能力和絕對的忠誠,她很快被授予獨立工作的權力,並很快被提為米留斯的助手。
肯尼迪陪著憤怒的斯皮爾伯格來到貝勒西住的汽車房中,發現哈頓試圖努力將那天的台詞硬灌進他醉熏熏的大腦中。見到斯皮爾伯格的怒容,哈頓趕快溜走了,於是斯皮爾伯格便衝著貝勒西發起火來。貝勒西一直都在按一個演員、一個著名演員的標準領取報酬,然而他卻根本不好好幹。斯皮爾伯格派了一個副製片詹尼特·黑利緊緊跟著他,每時每刻都和他呆在一起,以確保他能準時到達現場,並知道自己的台詞是什麼。
斯皮爾伯格拍片子時,總是使自己越來越投入,他的本能常常警告他不要一直這樣下去,他告訴自己說:“拍任何一部片予時,你如果感覺很開心,那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錯。”為了找出自己可能出的錯,他總要對一個場面拍上幾遍,希望達到更好的效果。貝勒西駕駛著P一40型飛機衝著好萊塢的森林大道向下俯衝、撞擊的鏡頭反覆拍了3次,每次損耗100萬美元。拍攝阜氏轉輪滾下碼頭落進太平洋這一精心設計的鏡頭時,他也重複了多次。有一位很詼諧的工作人員在自己的T恤衫上印了一句斯皮爾伯格無意中的一個承諾:“如果超過1000萬美元我就放棄這個片子。”每過一個星期,T恤衫上的數字就換一次,換一個更大的數字。劇組的人們公開穿著這些T恤衫,這對斯皮爾伯格的幽默感是一種考驗。他從未對這事抱怨過。
左增加一點內容,右增加一點內容,這個片子越來越難拍。斯皮爾伯格吸取《動物屋》成功的經驗,這部片子中的那些食物大戰和玩笑場面都是以喜劇內容為基礎而與那些器材無關。《1941年》這部影片缺少一種依託,人物角色應該永遠與故事情節聯在一起,圍繞著故事發展,像希區科克的《麥克古芬》,動作在影片中是微不足道的。斯皮爾伯格在預感自己肯定是發了一枚啞炮的心情下結束了拍攝。在拍攝即將結束時的聚會上,到會的每個人都得到了一條紀念授帶,傑弗·沃爾克說:“授帶上寫的是:‘我終於從《1941年》活了過來。’”他後來收集了這些授帶和與《1941年》一片有關的棒球帽,並在不同的市場銷售它們。12月9日,斯皮爾伯格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說:“我將要花上後半生的時間去擺脫它。”這個聰明人又一次證明了自己的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