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奪寶奇兵
那些古老而優秀的週末娛樂系列片將以其完美的形式奉獻給今夏。
《時代》雜誌副總裁，1981年6月
《1941年》拍完之後，貝勒西和阿克勞依德聯挾主演了約翰·蘭迪斯的寬銀幕影《鬼馬兄弟》。它講的是兩位來自芝加哥的歌星傑克·布魯斯和埃伍德·布魯斯的故事。這兩位身著黑套裝、頭戴黑帽子、鼻子上架著黑眼鏡（只有襪子是白的）的兄弟歌星曾在《星期六的夜生活》中有極佳表現。在環球公司的支持下，《鬼馬兄弟》起初在比較正常的條件下開始運作，但後來，有關斯皮爾伯格用於《1941年》一片費用的傳聞激起了蘭迪斯與之競爭的奇想。一部關於兩個男人為挽救一個孤老頭的生命集資5000美元的普通故事被演繹成了一部汽車追擊喜劇，大量的撞車場面使斯皮爾伯格的《橫衝直撞大逃亡》和《這是一個瘋狂世界》都顯遜色了。《鬼馬兄弟》最終以開銷3300萬美元而告終，超過了《1941年》的費用。（對《1941年》的費用眾說不一，在重新編輯、重新配音之前，斯皮爾伯格對外宣稱是2650萬美元，但據推測它的總支出應接近4000萬美元。）蘭迪斯勸說斯皮爾伯格在《鬼馬兄弟》中扮演一個小角色，一個在庫克縣城收取布魯斯兄弟付款的稅務員。
1979年4月14日，弗朗西斯·科波拉在納帕城他自己的莊園裡舉行了一個慶祝他40歲生日和他的左特羅培公司成立10週年的聚會。在樂隊伴奏下，各啦啦隊的隊長們盛讚“弗朗西斯的權威”。科波拉帶領著他的客人們，其中包括羅伯特·德·尼羅、丹尼斯·胡波、威姆·文德爾斯和喬治·盧卡斯高喊：“我們統治好萊塢！我們統治好萊塢！”當斯皮爾伯格向此目標邁出了自己酸澀的第一步時，他僅僅是搬進了盧卡斯電影公司位於環球公司黑塔樓對面的一座由倉庫改建而成的綠磚樓。
由於這位十分自信的貝勒西在美國影迷心中仍有一定位置，斯皮爾伯格把勞倫斯·卡斯丹寫的一個劇本給了他。卡斯丹是兩位作家的後代，生於邁阿密，畢業於密執根大學，就像斯皮爾伯格與盧卡斯一樣，是電影世界裡的公民。這位多產而敏銳的作家奮鬥了整整7年，才在洛杉礬獲了一個廣告撰稿人獎。這之後，他決定用一個被民意測驗表明很受歡迎的本子進軍電影業。一次午飯時間，他坐在洛杉礬現代藝術博物館前的草坪上寫著本子，突然他看見一個保鏢，於是一個搖滾歌星和一個硬漢保鏢之間的浪漫故事便躍然紙上，他希望它能成為斯蒂夫·邁克奎恩的一部影片。然而邁克奎思和其它66個製片人都拒絕拍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搖滾音樂和貝爾埃爾公寓的背景建築耗資太大。卡斯丹立即呈上了另一個對最吝窗的製片人都有吸引力的劇本，這是一部浪漫喜劇，它是卡斯丹在霍華德·哈克斯的強烈影響下寫成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憤世嫉俗的芝加哥記者和一位很有魅力的鳥類學家。他們2人是在一架飛往懷俄明的飛機機倉裡相識並墜人愛河的，當時，這位鳥類學家正在觀察一對老鷹。卡斯丹把這部影片叫做《大陸分水嶺》。斯皮爾伯格很喜歡這個劇本，因此1977年底，他把它拿給盧卡斯。盧卡斯立即僱傭了卡斯丹，並從正在患病的莉·布雷克特手裡接過《星球大戰》續集，《帝國反擊戰》的創作。
斯皮爾伯格發現《大陸分水嶺》一片中有他所喜歡的屈塞和賀伯特影片中常有的那種矛盾魅力。如果貝勒西能減減肥、戒掉毒品，他一定能把這部影片中的記者演得非常好。伯尼·布瑞爾斯坦同意斯皮爾伯格的這一看法。有關這部影片利潤的傳言招致了一場喊價大戰。最後環球公司付給了卡斯丹15萬美元，他感到心滿意足。如果它被拍成電影，環球將再付他10萬美元。
斯皮爾伯格在涼水谷與卡斯丹、海爾。巴伍德和馬修·羅賓斯開了個會。1979年，巴伍德、羅賓斯已經成立了製片公司——布羅託，它得名於影片《巡航艦的夏天》。《巡航艦的夏天》是羅賓斯執導、巴伍德製片，兩人共同創作的喜劇，講述了一個名叫馬克·哈米爾的人為了尋找一艘被竊的古老巡航艦走遍整個洛杉礬的故事。但在觀眾眼裡，它不過是對《美國風情畫》的簡單模仿。如果貝勒西同意演的話，納德·泰恩將會以環球公司提供給《我想抓住你的手》和札梅斯斯、蓋爾創作的第3部成功影片《舊車》的同等條件接受羅賓斯、巴伍德為《大陸分水嶺》的導演與製片。而斯皮爾伯格必須擔任執行製片，如果需要的話，他還必須參與導演。
那天晚上，屋裡的每個人都感到《大陸分水嶺》是巴伍德、羅賓斯最後的機會。而這隊人馬：盧卡斯《美國風情畫》一片的作者威拉德·慧克和格洛麗亞·凱茲以及南加州大學的導演約翰·高蒂似乎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新好萊塢理所當然的經營者。
貝勒西與妻子萊迪一起來了，他仍是那副醉醺醺的儀態。他說他喜歡《大陸分水嶺》，他很喜歡劇中的主要人物厄尼·舒喬克。因為他在芝加哥居住並和第2城市喜劇劇團一起工作時，曾遇見過一個讓他十分敬仰的記者麥克·羅依科。
那麼下一步的問題是羅賓斯，他還導演過什麼片子？當羅賓斯解釋說只有《巡航艦的夏天》一片時，屋裡的人都感到掃興。他僅僅導過一部片子而且還遭到了慘敗這個事實使貝勒西異常憤怒，他開始不著邊際地聊起在拍《去南方》時如何被一位毫無經驗的導演傑克·尼克爾森欺負，又如何受到某人庇護的事。
“傑克對我就像對他媽的蠢驢，”他怒吼著說，“我恨他，如果我現在看見他，我準會揍他。”
斯皮爾伯格沉默著。羅賓斯徒然無奈地望著被這位趾高氣揚的刺兒頭演員拉開的這一浪漫的序幕。有哪位女演員願意跟他配戲？有傳言說斯皮爾伯格本能的判斷力都已被《1941年》耗盡，這次他的本能會不會讓他失敗呢？兩個小時後，貝勒西消失在夜幕中。其他人愁眉苦臉地圍坐在一起，斯皮爾伯格向大家道了歉，又給大家打了打氣。無論如何，這部影片是要拍的，如果必要的話就放棄貝勒西。
《第三類接觸》讓斯皮爾伯格醒悟過來，他對自己可以為任何影片籌到錢而感到愉快。然而，可氣的是，當他拿著《大陸分水嶺》的劇本和一些課外教學片走遍各大公司時，他發現成功幾乎成了他的義務。
我說：“我可以用2500萬美元來拍這部影片，這裡面有3個主要演員，
這是個很棒的故事，”而他們說，“我們不想讓你拍這種影片，這種事許
多其他導演可以去做……我們想讓你拍的是向世界貿易中心進軍的片子，
用上所有的特技、所有的效果、所有舞台上的感覺，錢就在這兒。”說著
門開了，幾輛裝著1億美元的手推車被推了進來。
斯皮爾伯格盧卡斯讓卡斯丹寫《奪寶奇兵》。自從他們2人在“沙灘城堡”會晤後，這個故事已有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從許多其他作品中挑出了環球公司1941年拍攝的12集系列片《海軍溫斯洛先生》，看過之後感到索然無味。老演員福特·比伯和雷·泰勒的表演自始至終平平淡談，人物性格十分呆板。在冗長的動作場面、追車場面與整個故事情節之間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差，這些場面都是為了活躍氣氛有意採用著名的“西部18格”拍攝法拍攝的，就是運用每秒18格的速度拍攝，用每秒24格的速度放映。人們後來漸漸明白了這點：為什麼系列片中的英雄總要戴著前沿低垂蓋任眼睛的軟氈帽？是因為導演們要掩蓋這種多數動作場面都是由替身來做的事實。盧卡斯說：“25年之後，這種方法肯定不會再用。”
聽了這話，斯皮爾伯格和卡斯丹暗自高興，他們都不喜歡系列片。當斯皮爾伯格說到電影時，大多指的是像斯潘賽·屈塞、凱斯艾林·賀伯恩的浪漫色彩濃厚的A級影片。這種色彩曾在《奪寶奇兵》中多次出現過。《奪》片中的許多鏡頭都是依據電視系列劇中的鏡頭髮展而來的，但更多的鏡頭是從50年代影片中提取出來的。《奪寶奇兵》和後來幾部《瓊斯》系列片能使人一下子想到詹姆斯·邦德的影片。似乎無力實現自己某方面野心的斯皮爾伯格正想盡辦法從另一方面努力。其實，動作鏡頭從未在這個系列片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因為製作者們還得通過那些奇怪的、毫無幽默感的嘮嘮叨叨來體現他們故事中的意圖。從哈里森·福特的縱慾場面和他遇到某種壓力時表現出的那種嘲諷神態的鏡頭來看，它們明顯出自塞恩·康納利的邦德性格。
盧卡斯和他的第一個合作者菲利普·考夫曼已為該片寫了62個故事情節，每個情節都有一個高潮，由於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都不會寫劇本，卡斯丹又習慣單獨工作，於是他就拿著一台錄音機與他們2人一起呆上兩個星期，討論劇情、設計場面、爭論出印第安納的人物性格來。盧卡斯把印第安納看成一個有魅力卻不可信的女人氣十足的人，一個凱瑞·格蘭特式的動作英雄。斯皮爾伯格把他想像得更象弗萊德·C·杜伯，他是由哈姆弗雷·鮑格特在影片《馬德嶺的財富》中扮演的一個衣杉檻樓的流浪漢。這種人物個性和故事情節都傾向於冒險片的感覺，然而兩代瓊斯最終都成了40年代邦德的翻版。
卡斯丹從他們幾個人士百頁的對話記錄中整理出了劇本，並使之成為好萊塢又一封鎖最嚴的秘密。鑑於工作人員仍對劇本內容有所瞭解，也鑑於《大白鯊》和《第三類接觸》拍攝時出現的洩密問題，斯皮爾伯格同意盧卡斯提出的該片必須在英國拍攝的建議。10月，甚至還在《1941年》公演之前，他們的設計師威爾士人諾曼·雷納德斯已經在四處尋找外景地了。他在法國大西洋海岸的拉羅歇爾港灣外側的拉帕里斯發現了一些潛艇庫，它們是1942年德國海軍為隱蔽德國潛水艇以便迅速出擊盟軍船隊而修建的。混凝士制的掩體比現有最大的攝影棚還大。法國海軍現在已把它做為拉帕里斯的一個海岸防禦基地了。法國海軍同意把它租給他們，但最後僅僅在這裡拍了這麼一段戲：島上有一個設在洞穴中的納粹軍事基地，印第安納乘著一艘潛艇來到這裡，他發現這裡面有直升飛機、尖端軍事武器和一些納粹勳章。有架運輸機從愛爾蘭飛到班圖文，反面人物波羅和幾個納粹軍人帶著寶盒乘機來到一個希臘島上，他們是為最終得到能打開寶盒的啟示錄和一個全套德國潛艇大模型而來，這個大模型是從一家造船廠裡租來的。雷納德斯為了拍攝這一場面，還在拉羅歇爾飯店定了一個最大的房間，他向盧卡斯強調，拍攝工作一定要在這座城市8月份旅遊旺季到來之前結束。
突尼斯這個位於地中海邊，被夾在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中間的非洲國家，很象盧卡斯一直在修建的《星球大戰》的大本營，這個大本營位於那夫它附近。在那裡，被遺棄的卡車和用聚苯乙烯材料建成的巨大的怪物群中，一個名叫班薩的支架仍在沙漠中腐爛。拍攝現場這些富有戲劇性的殘留物，儘管經歷了各種天災、風沙、雨水一遍遍無情的沖刷，卻仍在向人們證明著，它們曾為盧卡斯壯觀的電影場面立過汗馬功勞。由於盧卡斯有過長時間在郊區工作的災難般的感受，他勸告斯皮爾伯格一定要在接近夏天時拍攝，而不要像他曾經歷的那樣，而且一定要讓糧食充足。然而，這兩種預防措施最終仍沒能讓攝製工作避免災難。
《1941年》的剪輯和《奪寶奇兵》的籌備工作進行了幾個月後，斯皮爾伯格繼續試著為《大陸分水嶺》選演員。德里福斯拒絕了這個應由貝勒西來扮演的角色。彼特·弗爾克、達斯汀·霍夫曼、羅伯特·德·尼羅和喬治·塞格也都拒絕了這一角色。塞格將劇本拿給了曾跟他在《加里弗尼亞的裂縫》中一起扮演角色的明星艾利奧特·戈爾德看了，戈爾德又拿給了他的前妻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她漫不經心地在腦子裡轉了轉這個故事，心想也許可以讓羅伯特·雷德福德來扮演記者，由自己來扮演那位鳥類學家。
巴伍德、羅賓斯已經厭倦了這個項目，他們放棄了。而斯皮爾伯格卻仍在繼續堅持這個項目。為什麼他非要堅持？也許這個故事本身在向他暗示著什麼。這位鳥類學家是個新時代的老派婦女，個性獨立，對周圍的一切充滿好奇，對工作全心全意，她熱愛工作的程度超過愛任何男人。而這位記者正相反：都市氣十足、不起眼兒、不善交際，雖然有位情人，但雙方達成協議只有感情需要時，兩人才彼此互訪一下，平時各過各的。這一情節反映出了斯皮爾伯格與艾米之間的關係。也許斯皮爾伯格覺得這個角色由自己來扮演倒挺合適。
《聲音》一片顯然是失敗了，斯皮爾伯格與艾米的關係進一步走向破裂。他在奧斯卡頒獎大會上那種默默的愛的表示曾經如此令她陶醉。“但從那以後他對我沒做任何事”，艾米心情抑鬱地向一位記者抱怨說，“我猜他已經估計到了這種狀態需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她說她正在考慮是否應該“去歐洲工作”，也許與理查德·凱爾和麥克·傑傑一起去演《忍受或者死亡》。這部影片將由邁其蘭蓋羅·安東尼奧尼導演，但後來沒拍成。她有沒有過讓斯皮爾伯格來做她的導演的想法？“我知道他是一位令人難以置信的導演”，她曾愉快地這樣說過，碧綠如波的睜子中放著光芒，“但是他拍的那些影片不是我需要的那種影片。”
《1941年》的首映式於10月在丹佛舉行，約翰·威廉姆斯作的樂曲讓斯皮爾伯格想起他最喜歡的一首樂曲，艾瑪·伯恩斯坦為約翰·斯特格斯1963年的一部戰時軍營冒險片《大逃亡》所作的那首曲子。它還讓斯皮爾伯格想起《星球大戰》進行曲式的主題音樂，它就像為《第三類接觸》預備的那首樂曲一樣高亢有力。“太鬧了”。首映式民意測驗的結果反映出了公眾的不滿。和《大白鯊》一樣，公眾的反應幾乎是異口同聲，但這次收到的卻是異口同聲的反對。10月下旬，在達拉斯的梅達里昂劇場，這裡曾經是《大白鯊》和《第三類接觸》的幸運之地，卻使第二次《1941年》試映慘遭失敗。斯皮爾伯格意識到噪音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影片戰鬥場面的欣賞。它的視覺效果太鬧、人物太鬧、事件也太鬧，尤其是開頭的45分鐘，竟擠進去了7個情節。正如斯皮爾伯格的《小精靈》的助手和導演喬·丹特所說，這些影片大都因過分依賴於動作和特技而損害了人物表演，“素材元素過於擁擠”。但人們也沉重地看到，這些素材是很難從《1941年》中摘除掉的，它就是這種靠素材堆積的片子，如果把它們從影片中拿走，就彷彿你枕著個空心枕頭。
11月8日，全國範圍內有8處原定上演該片的劇場被取消了上演。斯皮爾伯格把影片中冗長、枯燥乏味的內容剪掉了，又調低了影片的聲音，然而人們仍在抱怨。12月14日，在洛杉礬電影大樓舉行了一次慈善義演，這次的反應比他們所擔心的還要壞。極富影響力的全國影劇院協會主席馬文·戈爾德曼輕蔑地把它說成是“一個過於誇張、誇大的製作，一個一切都過火的東西。它就像你為捉一隻廚房老鼠而花100萬美元製作一個老鼠夾子一樣過分。”
在這個當口，霍梅尼政權在德黑蘭扣留拘禁了美國人質井激起了全國的憤怒與恥辱感。沒人再想看一部嘲諷美國武器的片子。兩家制片公司都指責斯皮爾伯格在製片方面管理不善，費用支出過大，想以此來逃避責任。這會兒如果《綜藝》的記者問起斯皮爾伯格《1941年》的拍攝教會了他什麼時，他準會回答：“我學會了不再邀請環球公司和哥倫比亞公司的官員和銷售人員參加任何試映式，讓他們呆在家裡觀看《拉維恩和雪利》這種電視節目就行了。我將放映我的新片，創造新的變化。”
儘管斯皮爾伯格聲明再也不去讀有關《1941年》的評論了，可他還是因新聞界把他說成像邁克爾·西米諾那種專門製作高成本失敗影片的人而回敬了新聞界。邁克爾·西米諾曾花了3600萬美元製作了一部西部片《天門》，它幾乎使聯合藝術公司破產。斯皮爾伯格告訴《星期六評論》的記者：
新聞界一向很善於製造他們自己的失敗。雖然沒人喜歡《鬼馬兄弟》，
卻沒人願意承認在世界範圍的發行中，它的價值高達6000萬美元。至於
《1941年》，我們應賺到6000萬美元，目前我們還差1100萬美元。可環
球公司相信，僅從這部影片的電視播放、磁帶、有線電視以及2次發行中
他們就能賺回1100萬美元。然而評論家們卻故意把他們的腦袋埋在沙子
裡說：“當我發表了我發表過的最壞的評論後，他們怎麼還能賺5000萬
至6000萬美元呢？”相信我，好萊塢不會因為幾部微不足道的3000萬美
元的片子而受什麼損傷的。
斯皮爾伯格同時也堅定地認為，大導演們已為自己“贏得了花什麼人的錢的權利”，以此他們可以去拍任何受人們歡迎的電影。這後來成了斯皮爾伯格與新聞界交涉的一種基調。根據這種基調，斯皮爾伯格不斷要求給予高成本影片以公正評價。1995年，CNN公司的影片《拉里·金萬歲》讓觀眾當即產生了一些疑問，斯皮爾伯格說：“這片於花了多少錢，這種問題是錯誤的問題，人們應該問‘這片子值7美元美國電影院的票價嗎？’”。
在意志消沉時，斯皮爾伯格也為《1941年》生氣，他曾去找幾位當初曾警告他改變一下路子的朋友或同事痛罵了這片子一通兒。但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從不聽他們的。他說，約翰·威廉姆斯“把我從札梅其斯和蓋爾手裡拿來的那個誇張的劇本，根據我誇張的意圖給編得越發誇張了。”當斯皮爾伯格意識到自己的確該為《1941年》承擔責任時，已經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
斯皮爾伯格1982年提到這場災難時說，“直到這時，我才想到我本來是可以避免失敗的。但是我不能失去拍攝大場面影片的機會。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扔進了這口鍋裡，結果它們毀了這鍋湯。《1941年》是我與經濟現實的‘接觸’”。斯皮爾伯格的感情生活也在走下坡路。《綜藝》7日曾有消息說，艾米將於10月12日到l1月24日在洛杉磯阿曼森劇場與理查德·查姆伯萊恩同台演出《哈姆雷特》，她演奧菲麗婭，這之後她將與斯皮爾伯格結婚。同時，她還將在傑瑞·斯凱茲伯格於德克薩斯拍攝的《忍冬玫瑰》擔任一個角色。國家級歌手威利·尼爾森將於該片中扮演他自己。這是一個走向成熟的音樂家與年輕漂亮的吉它手（艾米飾）雙雙墜人愛河後將妻子遺棄的故事。生活與藝術的相似，在電影中已不止一次地被表演過了。艾米開始與這位灰白頭髮、腦後留著一個馬尾巴而且很有誘惑力的尼爾森有了風流的傳聞。
斯皮爾伯格想不到德克薩斯正在發生的事，他照例計劃著到夏威夷的一週休假，這次他要同艾米一起去，而且正好趕上《1941年》的發行。他打算休假回來後去參加美國廣播公司的一部電視情景喜劇的導演，他將導演其中《拉維恩和雪莉》一集，這片子的製片是他的朋友潘尼·馬歇爾。由於這個劇目的收視率在下降，製片人決定把拍攝背景從密爾沃基挪到加利弗尼亞以瞄準更大的市場。
由於斯皮爾伯格對《1941年》的牴觸情緒極為強烈，他向艾米建議到日本一下子休上幾個星期的假，並在那兒結婚。他們離開之前，艾米告訴朋友們，“我將於4月份懷孕，我們等不到先建立一個家庭了。”但就在這次旅行的飛機上，他們的關係突然爆炸性地結束了。究竟是因為艾米不忠、因為她反對結婚還是因為他希望有孩子，當時乃至後來都無人知曉。幾年後艾米說，她當時決定等到30歲再安定下來，“我想如果不這樣，我會失去什麼的。”
心情憂鬱的斯皮爾伯格帶著他毀滅了的私生活的秘密隻身一人返回了洛杉礬。記者本·斯坦幸災樂禍地說：“這個好萊塢天才的孩子，人們都鄙夷地把他說成製片廠大食堂裡的揮霍者，一個30歲之前就看見了自己的好日子的人，誰也不相信一部影片需要花他說的那麼多錢。”甚至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對此都感到不舒服。他仍在舊金山周圍地區從事電子方面的工作，並與斯皮爾伯格保持著聯繫。他告訴斯皮爾伯格：“我討厭《1941年》。”他這話就像導火索，“別這麼說，爸爸！”斯皮爾伯格煩躁地嚷道。
艾米的離棄對斯皮爾伯格來說是一件極為糟糕的事。它深深地傷害了他，他告訴朋友，這件事是自從他父母離異後最傷害他的事。“生活已經拋棄了我，”他嘆息地用《世界公民》中的一句台詞對萊奧·傑諾斯說，“我用了那麼多年來隱藏我的痛苦，恐懼地躲在攝影機後，我整天忙於拍電影，以此來避免一切可以使這痛苦加劇的事情。我把自己扔進電影的天地裡，因此到現在，在我近30年的生活中，我一直是在這種被延續了的青春中渡日。我的痛苦就像16歲時的痛苦。我真奇怪我居然沒再長出些粉刺來。”
他對這次遭遇的反應就像他對其他所有他不喜歡的事一樣，只當它不存在。《大陸分水嶺》很快被處置掉了。他把他的拍攝權賣給了泰恩，泰恩仍熱衷於用貝勒西去拍這部電影，但不用馬修·羅賓斯作導演。斯皮爾伯格說：“當我們中所有的人都去幹其他事情的時候，在沒人注意此事的時候，（泰恩）立即把邁克爾·阿普太德推上了這部電影……從協議上說，如果我不是導演，我必須是該片的執行製片，因此我的名字始終與這部片子連在一起。”英國導演阿普太德以1150萬美元的製片經費開始了這部影片的拍攝。1980年10月，在斯皮爾伯格對《奪寶奇兵》進行最後整理時，貝勒西開始與布萊爾·布朗聯抉主演《大陸分水嶺》，但作為一個主角，他並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
在青春時期，拍電影可以排解斯皮爾伯格的寂寞和絕望，現在它仍如此。他的感情生活是可以被拍片的壓力吞食的，但也必須為此付些代價。後來，斯皮爾伯格儘可能地使自己巨大的感情挫傷逐漸減弱，使之成為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後全身心地投入電影的懷抱。
我一直在注意，看看是否有什麼女人讓我感興趣，或者是否自己會被
什麼人邀請參加什麼聚會。我沒時間去展示自己的成功或是賺錢的榮耀。
我不停地享受工作的樂趣。當《大白鯊》在影院上演時，我已經投入《第
三類接觸》的製作中，在《第三類接觸》上演時，我又投入《1941年》的
製作中。《1941年》完成之前，我又已完全投入《奪寶奇兵》的前期製作。
所以我從沒機會坐下來給自己點兒鼓勵或花點兒時間、花點兒錢到歐洲去
渡渡假，我已經做完了一些……我已經把我的影片拍得優於某些影片了。
我想如果我停下來，我就永遠不會再開始了。我會喪失對自己感興趣的工
作的衝擊力。我害怕如果我停下來，我會因為欣賞自己的成功而受到失去
自己感興趣的工作的懲罰。
認識斯皮爾伯格的人知道斯皮爾伯格在發表談話時很善於迴避。其實他曾有過一些轉瞬即逝的性夥伴。他完全可以，而且也確實曾經為自己的成功而狂喜。在他的朋友中，斯皮爾伯格影片的票房利潤是眾所周知的。約翰·米留斯曾說：“是史蒂文自己跑出去賣報紙的，他總喜歡談利潤。”朱麗婭·菲利普斯記得《第三類接觸》公映後，她開車帶斯皮爾伯格到街上幾家影院門前觀看擁護的人群的情景，他們還把排著長隊等著買入場券的人群拍錄下來。
哥倫比亞公司一直在向新聞界介紹《午夜星空》，並向外界承諾《第三類接觸》的續集將低成本製作。聽到這種消息，斯皮爾伯格感到十分震驚，他開始為續集挑選編劇。卡斯丹是一個合適的人選，但盧卡斯已經僱他去寫《星球大戰》的續集《帝國反擊戰》了。斯皮爾伯格只好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約翰·塞勒斯。約翰·塞勒斯又瘦又高，是一位紐約的心理學科畢業生，他擁有在創作低成本影片劇本方面極富想像力的名聲。斯皮爾伯格很喜歡他寫的《吃人魚》的劇本，這是塞勒斯為2級影片之王羅傑·考曼寫的，劇本中殺人魚無情地破壞了德克薩斯。在喬·丹特的《大白鯊》續集拍完後，環球公司本打算起訴他，但斯皮爾伯格把丹特的影片看作是《大白鯊》最後的偷盜者，他勸說環球公司別去尋此麻煩。同時，斯皮爾伯格也在觀察著丹特，認為自己的事業有了他的幫助定會興旺發達。
至於導演，斯皮爾伯格建議讓一對兒獨立工作的新人來幹，他們中一位是託伯·胡波，他是德克薩斯電影學校的畢業生，後因拍攝了一部關於詹姆斯一世時期郊區內容的恐怖片《德克薩斯大屠殺》而出名，該片彼人們稱作“公民凱恩加人肉影片”。它使託伯·胡波一躍躋身於好萊塢的行列。
另一位是羅恩·克伯，他出生於伯班克，在他轉向從事幻想藝術之前，因拍了幾部反映政府施政原則的卡通片《洛杉礬的新聞自由》而大受歡迎。離開《科幻影片》雜誌和《電影界著名怪物》雜誌後，他到越南參戰去了，回來後他與約翰·米留斯和編劇唐·歐班農這些電影界人士成了朋友。卡伯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視覺論者，他有著一種奇怪的生活方式。他不是右翼政治人物，而米留斯卻同意人們稱他為“爆破手”。不管怎麼說，卡伯的設計技巧是不可否認的。他曾為約翰·卡波恩特的影片《神秘的明星》工作過，也曾在倫敦花了兩年半時間為阿萊克斯·喬德羅維斯基執導的《異物》寫過劇本。他所設計的巧妙而逼真的怪物和宇宙飛船，也曾給盧卡斯留下很深的印象。盧卡斯把其中一部分用在泰圖恩小酒館那組鏡頭中，使它成為《星球大戰》中最受人喜愛的一幕。
像胡波和卡伯這對兒獨立工作的人是很難適應斯皮爾伯格的世界的，如同斯皮爾伯格自己後來認識到的那樣，他自己的個人問題即那些傷心與悲痛給他帶來的巨大影響，已然扭曲了他的判斷力。他在頭腦混亂的狀態下僱用了約翰·蘭迪斯的老朋友瑞克·貝克爾去設計一組外星人，這些玩意兒僅比他當初為卡羅·拉貝爾第的影片設計的那些木偶效果稍好些。
貝克爾1976年為影片《金剛》設計的大猩猩系列已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迪諾·德·勞倫蒂斯曾接受委託去生產一個30英尺高的機器人，但這機械傢伙就是不工作，看上去似乎也太簡陋。貝克爾富於表現力的類人猿完成了影片其餘部分的表演。因為貝克爾要同時為約翰·蘭迪斯的《一個美國狼人在倫敦》工作，於是《午夜星空》的工作人員被安置在他工作的那座樓裡。他根據斯皮爾伯格的描述想像這些外星人猙獰而兇殘的樣子，他想起自己曾看過的山姆·帕金夫的一部名為《稻草狗》的影片，裡面有許多流血強暴和郊區大屠殺的場面。他設計的外星人大多是令人恐怖的，他敢肯定，如果在機器上再多花點錢的話，他至少可以保證這些外星人對觀眾的震撼力不亞於大白鯊“布魯斯”。
1980年4月，《綜藝》發表了哥倫比亞公司第2年出品的候選影片介紹。斯皮爾伯格對他們以這種方式公佈尚未定名的《午夜星空》節目中的影片十分生氣。他期待著與哥倫比亞公司好好“理論”一下。公司的製片負責人約翰·威其說，“史蒂文不是惟一的候選人。”一篇文章說：“（弗朗克）普賴斯表示根據斯皮爾伯格最近一段時間與哥倫比亞公司和環球公司聯合出品的《1941年》的表現，他不太關心自己與斯皮爾伯格一起工作的安排。普賴斯說：‘坦白講，《1941年》對史蒂文來說是個很好的經驗。’普賴斯還說，‘我想，在他再想拍下一部大場而喜劇片之前還要等上一段時間，但這部影片所引起的公眾對他的懷疑是很難一下子過去的”’。
1980年期間，一位身材纖細、長著一頭可愛的金黃髮、32歲、離了婚的編輯凱瑟琳·卡瑞成為斯皮爾伯格固定的伴侶。凱瑟琳·卡瑞也像艾米一樣冷靜，她鼓勵斯皮爾伯格去學習更多的東西充實自己，並花些時間來享受自己的成功。“她教給了我電影以外的生活”，斯皮爾伯格說。由於在斯皮爾伯格的記憶中還留存著與艾米一起生活的痛苦記憶，他與凱瑟琳不生活在一起，只是到了週末他們才在一起享受家庭生活。凱瑟琳總是給他做比薩餅和冰激淋，他們坐在一起看看電影或與老朋友們聚在一起聊天。朋友們認為在這段日子裡，凱瑟琳對斯皮爾伯格最大的願望，就是他能從少年人格面具後面走出來，走向成年。到了這年夏天，儘管斯皮爾伯格與凱瑟琳保持著戀人關係，但他仍不斷地追求女演員，其中有維拉莉·伯蒂納麗，一位褐色皮膚的18歲女明星，她曾演過《某天某時》；還有精力旺盛的巴巴拉·赫雪以及戴伯拉·艾文格爾，她後來與斯皮爾伯格成了老朋友。儘管謠言四起，斯皮爾伯格對此也只是聳聳肩了之，他把這種關係一律視為“哥哥和妹妹”的交往，“從未有超過拉拉手的表演。”
艾米，還像以往那樣生活多變，她幾乎未從獨立生活中得到任何樂趣。她與斯皮爾伯格分手後的第一部影片是喬爾·歐連斯基的《競賽》，在這部影片中她扮演了一位鋼琴家，並與理查德·德里福斯配戲，這正好使德里福斯有機會把長期以來內心的壓抑發洩在她身上。1980年底，她沒再去拍新影片，而是走上了百老匯舞台，在彼特·沙菲爾的《莫扎特》中扮演莫扎特年輕而輕浮的妻子康斯坦澤。在隔壁，皇家莎士比亞公司正在上演大衛·埃德加根據狄更斯的小說《尼古拉斯·尼克來比》改寫的劇目。曾在《紐約》一片中扮演過角色的公司負責人之一埃米麗·理查德那時剛剛從流產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她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這兩個劇場在一個樓道里，因此我時不時能碰上艾米，我們倆是一次
在後台休息室遇見並認識的。我們開始聊天，我告訴她我剛剛流產了，說
著我哭了起來。艾米也哭了，她說，“再也沒有什麼事能阻礙她去組成一
個家庭了”。在那兒，我們倆坐在屋子角落裡，邊喝著飲料邊落淚。
儘管《1941年》沒太成功，可斯皮爾伯格當時仍被人們認為是幾位新好萊塢的導演中最適於戴上影業公司負責人桂冠的人。他對人們把他棒為將接手各類製片公司，其中包括迪斯尼這類製片公司的大能人並不感到奇怪。多年來他一直密切注視著迪斯尼內部所發生的種種矛盾，注視著羅依·迪斯尼這位迪斯尼創始人的侄子與公司最大的股份持有者、瓦爾特的女婿羅恩·米勒之間的權力之爭。羅恩·米勒經營著幾個很賺錢的主題公園，而且他還不斷地通過公司一邊生產出大量粗製濫造的兒童片，一邊無休止地從《白雪公主》、《幻想曲》這類老片於的重複發行中撈取利潤。
1979年，迪斯尼公司最年輕的導演，一位外表溫和的至善論者、從前的摩門教傳教士杜思·布魯斯由於厭倦了所謂“9老”對動畫片製作部門的統治，與其他16位同事一起離開了迪斯尼另立門戶。他們認為這“9老人”一直在以靜電覆印方法和其他省錢的製作技術敗壞公司的傳統。斯皮爾伯格非常敬佩布魯斯的膽識，更不用說對他工作水平的羨慕了，後來斯皮爾伯格成了他金融方面的有力支持者。
迪斯尼只顧拼命地佔領年輕人的市場，卻失去了《大白鯊》和《星球大戰》這些好項目。米勒於1980年2月成為迪斯尼公司的總經理和辦公室主要負責人後找到斯皮爾伯格，希望他來接手製作部的負責工作，但所拍的片子只能通過他們的布埃納維斯塔網絡發行。斯皮爾伯格很感興趣，著手談判此事。但或許是由於對布魯斯離去之事的反應，米勒不允許任何形式的獨立，也不同意與斯皮爾伯格分利潤，他擔心斯皮爾伯格會設計出一些不符合公司傳統的東西來。在迪斯尼公司裡，有一項嚴格的規定：米老鼠和唐老鴨是不可轉讓、不可改變、永遠存在的。所有新來的行政官員都受到這樣的警告：“千萬別跟老鼠胡來！”
在彼此猜疑的氣氛中，談判沒有持續太久。迪斯尼沒有費心去安置這位“神童”，他們決定還是自己去面對年輕人的市場。迪斯尼決定去拍一部科幻片《特隆》，它將使用昂貴的電腦動畫技術製作。迪斯尼為斯皮爾伯格曾執導過的《厄運將至》提供了製片費用，但這次他們是讓雷·布萊德伯瑞執導的。兩部片子都遇到失敗的結局使這個“魔術王國”危機四伏而且日趨嚴重。
斯皮爾伯格正在使自己的製片公司的美景一天天展現出來，這是一個與獨領風騷的迪斯尼公司毫無共同之處的製片公司。斯皮爾伯格很羨慕盧卡斯公司的那種氣氛。他曾對《滾石》雜誌的記者說：“喬治手裡掌握著眾多你願意把他們帶回家吃飯或在業餘時間像朋友一樣相處的能幹的人。”盧卡斯的管理風格是徹底放手。除了大的決策以外，他很少過問公司的事。斯皮爾伯格則不同，由於接受委派的人總是讓他失望，因此他認為許多事他必須自己天天盯著。當大衛·帕特乃姆輕而易舉地成了哥倫比亞的負責人時，他有機會看見斯皮爾伯格是如何工作的。他說：“史蒂文在細節管理方面是個專家，他要求知道他所運作的每一項目、每一時刻的進展情況。這一點加上他那些非常好的顧問是他成功的基礎。”
在斯皮爾伯格理想的公司中，它的組織結構應該使人有種家庭的和諧感，他隊伍裡的人應像他的母親和妹妹們那樣幫他避免錯誤的決定，使他能靜下心來一心一意地追求他的夢想。有段時間，他發現自己在菲利普斯夫婦的家中可以享受這種平靜，但他們後來拋棄了他。他所需要的人是那種無論公司付給多少報酬，都能完全自覺自願地忠實於他的人。
拍攝《奪寶奇兵》時，斯皮爾伯格從盧卡斯的隊伍中發現了他的理想副手，他是《奪寶奇兵》的劇本製片人，弗朗克·馬歇爾，這位風度翩翩、熱情開朗的人是一位大學運動員和技藝非凡的業餘魔術師，他與斯皮爾伯格就像布朗與扎紐克一樣形成強烈的性格反差，他也是新舊好萊塢之間的架橋人之一。他的父親是位作曲家，經常為約翰·福特這些人改編曲子。但馬歇爾早在跟著彼特·伯格當維奇導演影片《靶子》時就已步人了電影行業。
馬歇爾回憶起以前那些日子時說：“我們當時實際沒有錢，因此我們不得不什麼都幹。我們沒有組織成員，因此我不僅在《靶子》中扮演角色，還要搭佈景、拍片子、開車、東跑西顛。我知道一部影片從頭到尾製作下來的全過程。”舊好萊塢不喜歡這類忽視工作界限和社會等級的作法，但新好萊塢喜歡這樣。1976年，當馬歇爾參與《尼克羅德恩》一片拍攝時，他已成為一個可以信賴的助理製片人，將這部未能讓人稱心如意的影片完成之後，伯格當維奇決定離開一段時間，馬歇爾便與馬丁·斯考塞斯以及他那個音樂片《最後的華爾茲》的樂隊一起工作了一段時間。在去盧卡斯電影公司前，他還為沃爾特·希爾工作過。
斯皮爾伯格的另一位未來管理隊伍中的能人是來自《1941年》的凱瑟琳·肯尼迪。這位製片秘書曾在與貝勒西的鬥爭中表現出了對斯皮爾伯格的忠誠。拍攝《奪寶奇兵》時她被提拔為斯皮爾伯格的助手。她是阿姆伯林公司舉足輕重的人物，是各類事物的綜合秘書，是斯皮爾伯格的得力副手和姐妹。在待人接物方面，她有一種神奇的魅力與能力，而且從不向斯皮爾伯格那些強硬的商業手段讓步。不久馬歇爾和肯尼迪成了一對戀人，爾後又成了夫妻。
盧卡斯在英國做出決定，把拍攝《奪寶奇兵》的費用削減一半。位於倫敦西南郊區的埃爾斯特里拍攝場地，現已成為《星球大戰》理想的大本營。到了1980年春，場地上7處台子和26英畝土地的大部分面積都被《奪寶奇兵》所佔用。這種事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阿爾弗萊德·希區科克1929年曾在此地拍過第一部有聲英語片《敲詐》，1950年《怯場》也拍於此地。大衛·裡恩、邁克爾·鮑威爾甚至羅納德·里根都有過在這裡拍片的經歷。里根於1948年在這裡參加過《心慌意亂》的拍攝。在這個拍攝場上，堆積如山的灰白色化學原料正在腐爛變質，所有這些都是約翰·修斯頓1956年製作根據梅爾維爾的故事改編的那部損失慘重的影片《白鯨》時殘留下來的東西。
在盧卡斯用《星球大戰》拯救埃爾斯特里之前，它已是一片荒涼，但現在這裡已不再寂寞。《奪寶奇兵》剛一起動，在伯哈姆森林附近買下一處公寓住宅的斯坦利·庫布里克，就在此為斯蒂芬·金的《閃靈》開拍做準備。在這裡的一個全歐洲最高的攝影棚中，有一個被用來做風景飯店大廳的場地，它在庫布里克租用的最後幾天著起火來，這火幾乎釀成了一場災難。盧卡斯迅速將它修復起來，他還把天花板重新修高以適應《靈之泉》的拍攝。
又一次由“美國電影演員協會”發動的罷工開始了，它使多數好萊塢的製作陷於停頓狀態。聯合王國的演員們和專業技術人員也基本上不工作了。英國聯合會不像美國的IATSE（舞台戲劇工作者國際聯盟）和卡車司機協會，他們只是想讓他們的成員的日子過得舒服些，而不願為製作方面的錢廳斤計較。即便這種時刻，英國政府仍敢於用稅的問題刺激來訪的製片人們。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帶著全部《印第安納·瓊斯》的系列片回到美國剪輯和拍攝特技，然後將最主要的工作人員派去英國。《奪寶奇兵》的攝影導演道格拉斯·斯洛克伯、羅曼、保蘭斯基和弗裡德·茲奈曼在出國拍攝的問題上不受任何限制。在約瑟夫·勞塞根據艾林的喜劇《淡紫色的群山》和《好心與王冠》改編成的電影中，全部鏡頭都是道格拉斯·斯洛克伯拍攝的。《奪寶奇兵》使他與斯皮爾伯格在拍《第三類接觸》時建立起來的合作關係進一步牢固了。
卡斯丹、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聯合起來，用他們的想像力把《奪寶奇兵》的故事創造成了佳作。它沒有停留在那個星期六下午僅憑最初的靈感產生的一個系列故事上。印第安納現在已有了個情人，馬里昂·拉文斯伍德，她精力旺盛，憤世嫉俗，是印第安納老同事和老對手的女兒。當她第一次在尼泊爾的雪線附近她自己開的小酒吧裡被他發現時，她並不高興見到這位往日的情人。印第安納來此地是為了尋找一個與寶盒下落有關的線索——被馬里昂的父親收藏起來的護身符的一部分。在這些尋蹤路上，還有一些納粹爪牙，其中有托特和波羅。托特是一個看上去有點兒像彼特·勞瑞的只知道咯咯傻笑的傢伙，波羅是個彬彬有禮的法國人，他和瓊斯一樣是位真正的學者。他在鎮上發現了一些罕見的古董仿製品。印第安納也有他自己的幫手：校友馬克斯·布魯迪，他在大學教考古課程；抄來，被稱作“埃及最好的挖掘者”，同時，他還是一位重要的嚮導，在他的幫助下，他們找到了塔尼斯城，在這裡，那個寶盒已被埋在沙土裡長達幾個世紀了。
好萊塢所有虎背熊腰的演員幾乎都被拉來試演印第安納了，包括約翰·貝克、湯姆·塞萊克和哈里森·福特。塞萊克位居候選人名單的前列。印第安納首先必須是塊笑料，同時還得是個風趣的能打善戰的人。塞萊克粗擴彪悍，鬍鬚又濃又密，鼻寬口闊，笑起來露出兩排白牙，加之他對自己謙遜的開價，使他成為理想的角色。福特可沒有塞萊克這種自信。《星球大戰》之後，他先後在《英雄們》、《來自納瓦羅恩的武力》和西部喜劇片《舊金山的孩子》等影片中扮演了第二男主角。他惟一主演的一部關於戰時倫敦的一個浪漫故事的影片《漢諾威大街》還是在開機前的最後時刻取代克里斯·克里斯多夫遜而參加的，並且還遭到了失敗。他勉強同意再在《帝國反擊戰》中扮演漢·索羅，但他要求他的角色必須“更富衝擊力”。
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叫福特回來的目的是為了測試他對演這一角色的自信心。事實上，最後究竟讓他們倆誰來演這角色還很難確定。卡斯丹編寫的劇本使劇中的主角很接近福特的氣質，但最後他們還是選了塞萊克。在斯皮爾伯格還沒來得及向福特解釋，也沒來得及與哥倫比亞公司達成最後協議時，角色已定的消息被洩露了出去。當哥倫比亞公司等待新偵探系列片《大酒瓶P·I》試播的反應時，他們要求塞萊克等待結果。福特看了《綜藝》上第一篇關於他最終末被《奪寶奇兵》選中的文章後，勃然大怒。1980年12月，當《大酒瓶》的試播片表明它即將成功時，哥倫比亞公司緊緊地將塞萊克控制起來。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又返過頭來找福特，然而他不肯原諒他們。
斯皮爾伯格根據漫畫藝術家吉米·斯特朗科畫的幾幅福特扮演漢·索羅時的畫像，對由福特扮演印第安納這一角色有了大致的概念。他讓福特相信《奪寶奇兵》期待著他來扮演主角。既使這樣，福特仍堅持重寫這個角色。此外。他還苛刻地要求得到一份高額利潤，即《奪寶奇兵》純利的17％。（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斯皮爾伯格本來還是可以用塞萊克，因為就在拍攝《大酒瓶》第一集時演員們的罷工開始了，但最終卻沒有用他。）
斯皮爾伯格一直在想艾米是否適合扮演馬里昂·拉文斯伍德。開始他讓戴拉·文格爾來扮演角色，但她拒絕了。自從哈里森·福特提出了他過高的條件後，斯皮爾伯格開始尋找其他適當人選。廣告宣傳員傑弗·沃爾克記得有一天他來到斯皮爾伯格的辦公室，只見他正笨拙地在一個裝滿從雜誌上剪下來的模特照片夾中找什麼東西，他對助手說：“叫她來……叫她來……。”
艾米來得太晚了。對斯皮爾伯格來說，這個不幸的艾米的替代者至少能在拍攝場與人保持較好的關係，卡倫·艾倫成了這個人。斯皮爾伯格是從她在《動物屋》中扮演的一個小角色上注意到她的。儘管卡倫長著雀斑、紅頭髮、綠眼睛，性情溫柔文靜，但她仍與艾米有很多相似之處，她的紐約生活背景、她對舞台的嚮往超過對電影的嚮往，以及她的小脾氣等等。斯皮爾伯格曾努力替她遮住雀斑，把頭髮染成粟色，惟獨只保留住那小脾氣。
至於其他演員，斯皮爾伯格打算到歐洲去買。考慮到沙來的角色應該是一個靈活的阿拉伯人，他找了卡沃克·馬裡基安等幾位演員來談這一角色，他後來決定選一位年齡不大的演員來演，於是他選中了嗓音洪亮身體結實的威爾士人約翰·瑞斯一戴維斯。羅納德·拉塞扮演托特，丹霍姆·埃利奧特扮演馬克斯·布魯迪。特拉福特在《第三類接觸》中的成功表演，使斯皮爾伯格很想讓他來扮演該片中的另一個法國人波羅。最開始，斯皮爾伯格希望歌唱家及曲作者傑奎斯·杜特羅思能來參加這部影片，他曾在克勞德·萊魯士的幾部影片中演過角色。他又高又瘦、說話簡短，不但酗酒還整天與自暴自棄的搖滾歌星兼演員的朋友塞格·蓋恩斯伯格混在一起。斯皮爾伯格四處尋找也找不到他們，因此他去見了意大利人基安卡羅·基安尼尼。當他們就要簽約時，斯皮爾伯格從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中看到了一部影片《女王之死》，故事內容是關於沙特阿拉伯一位女王的一段豔史，英國演員保爾·弗里曼在影片中的表演給斯皮爾伯格留下很深的印象。弗里曼一直在伯里茲參加由弗萊德里克·福塞斯的小說改編的一部描寫僱傭軍的影片《戰爭之犬》，他在途經好萊塢回家的路上來到盧卡斯電影公司見了斯皮爾伯格和盧卡斯，當即就被他們選中。
3個月後，弗里曼正同他的新歡在牛津運河的一艘舶船上享受浪漫的假日，在經過閘房時，看見牆上有行粉筆字：“保爾·弗里曼請回電話，你的代理人。”他猜想他們準是把他的名字與另外什麼演員的名字搞混了，他知道這一定是斯皮爾伯格來找他了。
弗里曼第二天到了埃爾斯特里，一架大型的小行星電子遊戲機安裝在聯合執行製片人哈沃德·卡贊基安的辦公室裡。這是斯皮爾伯格的象徵。弗里曼進來時，斯皮爾伯格正饒有興趣地擺弄著它。1980年春，斯皮爾伯格把所有業餘時間都花在電子遊戲機上了。小說家馬丁·艾米斯選他來為自己1982年那本關於電子遊戲的書《太空侵略者的侵略》寫一篇介紹真是找對人了，這本書曾被稱為“最神秘的電子遊戲中的一種！”艾米斯曾解釋說：“在碳灰色的屏幕上，光譜石頭翻滾下來，你就是中間的那個三角，你開始放出炸彈，每按一次放出4枚，你要連續放。每當你擊中一個‘石頭’，它就破成兩瓣兒，你再擊中那半塊的‘石頭’，它又破成兩瓣兒。”
“小行星”的遊戲對斯皮爾伯格的生活和事業中遇上的麻煩也許是一種比喻，每當他衝破一重障礙，更多的障礙就出現了。與艾米分手所遭受的感情挫折使斯皮爾伯格經常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這種缺少關心、缺少人來分擔或分享他的事業與生活的寂寞無時無刻不在煩擾著他。斯皮爾伯格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吉姆·斯特朗克所說的那種“目光敏銳的動作片導演’。他說：“其實，我喜歡做一個故事片導演，但這點除了我自己以外沒人明白。幾年以後，當我開始去拍一些小電影時，人們準會說，‘他不也拍過《奪寶奇兵》那種動作影片嗎？’”
弗里曼雖然時常感到斯皮爾伯格心煩意亂，但他對這一點什麼也不知道。當時他不得不呆在那裡等著好萊塢的人來找他談話。而這會兒，盧卡斯和斯皮爾伯格正躺在地板上擺弄著那件最時髦的音樂玩具——索尼牌的便攜收錄機隨身聽。凱瑟琳·肯尼迪為他們提供磁帶。
《奪寶奇兵》僅僅是弗里曼拍過的第三部影片，但他知道一次緊急召喚往往意昧著考慮再三。也許他會被別人取代，就像他曾經取代別人那樣。弗里曼回憶說，“這件事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1941年》已經失敗了，大家對斯皮爾伯格是否真的那麼偉大都拭目以待。”當人們走進斯皮爾伯格的辦公室時，他似乎從不認真地跟什麼人談論角色問題。
“我只想知道你對你的法國口音打算採取什麼辦法。”斯皮爾伯格說。
聽了這話放下心來的弗里曼想了想，然後操著濃重的法國腔用支離破碎的英語說：“我想我就這樣說。”
斯皮爾伯格笑了，說：“好極了！那麼，就這樣吧。”於是他再沒什麼問題了。
雖然有許多多嘴多舌的技術人員和好打聽消息的小報記者，可在埃爾斯特里沒人知道太多有關這片子的情況。盧卡斯已經派出了他自己的管理隊伍，他們都是些像卡贊基安一樣的南加州大學的畢業生。就連英國本地這隻左手也不知道好萊塢這隻右手正在玩什麼把戲。為什麼有關的演員們要被迫在洗手間更衣，所有化妝室都配有堅固的長鎖和大澡盆，而大澡盆卻不安裝管道？埃爾斯特里現場上的工作人員對此一無所知。
由於弗里曼在最初的幾個鏡頭上就出現，因此他知道大多數演員包括卡倫·艾倫都不知道的故事情節。參加試鏡的演員只能照他們手中的本子來表演。比爾·胡特金斯生於倫敦，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克薩斯演員，有著洪鐘般的嗓音。他被要求表演超出劇本以外的內容。自從他演過美國軍事顧問艾頓少校後，他乾脆把印第安納和布魯迪都演成那種模式，他使他們完全成了同一種味道。就在試鏡的這天晚上，他給一個朋友打電話說：
“我參加了斯皮爾伯格的一部影片。”他有意這樣對人說。
“是關於什麼內容的？”
“是關於聖經的。”胡特金斯侵吞吞地回答，這時他好像剛剛意識到自己極有可能沒被錄用，“反正與納粹有關！”
與此同時，哈里森·福特也在為這個劇本苦惱。隨著他明星地位的上升與確立，他這種焦慮越來越明顯。導演菲利浦·諾依斯稱他是一個“相當聰明、定位準確的演員。他經常為每一個鏡頭每一種狀況感到擔心。”由於體格方面的魅力，福特的表演受到一定限制。對於福特來說，嘗試著去擴大他的感染力比起僅僅用動作、冒險那些俗套而乏味的技巧來展現自己更為重要。一位評論家曾輕蔑地說道：“他那些讓人熟悉的小動作，什麼抱歉地聳聳肩、猶豫以及歪嘴一笑，就是他的全部技能了。”
6月上旬，福特與斯皮爾伯格從洛杉礬乘機飛到倫敦，他們一起對印第安納的角色一段段分析，進行提煉和修改。所有那些使人產生懷疑的內容都被俏皮話和插科打譯的場面所代替。
當馬里昂脫下印第安納的外衣給他治傷時，悔恨交加地說：“你已經不是10年前我認識的那個男人了。”他回答：“這不是時間的錯，是距離的錯。”這句台詞是福特的貢獻。他貢獻的另一句台詞還有：當寶盒神不知鬼不覺地從他們的鼻子底下溜到了開羅納粹軍人們的車裡時，沙來問印第安納有何打算，他說：“別問我，我甚至連自己在哪裡都不知道。”
就像《大白鯊》中的鯊魚和《奪》片中的印第安納一樣，斯皮爾伯格自己也只有處在找準了目標的情緒狀態中才能工作。斯皮爾伯格始終保持著的這種工作習慣，使每一位有關人員心中對劇本產生的疑問比拍《第三類接觸》時更多，但卻得不到什麼回答。影片一開始，印第安納通過了一道由秘魯人設在寺廟裡的古老卻極巧妙的機關陷阱，得到了一個小金像的那一幕簡直就像穿越迷宮，但仔細想想，不得不讓人懷疑，這些以水力學、光電學技術設制的陷阱與圈套是最有靈感的工程師也想不到的。尋找埋藏在泰尼斯城的寶盒的地點，線索就在一個護身符上，必須將這個護身符效在某一具體高度的杆尺尖端，將這根杆尺插放在一個成比例的泰尼斯城模型內，當太陽光通過護身符上的寶石照射下來反射到泰尼斯城模型上，“靈之泉”的位置才能被揭示出來。但是為什麼泰尼斯的居民非要製做一個成比例的模型來確定寶盒的位置呢？
隨著故事的發展，這類自相矛盾的事多了起來。當這個寶盒沒完沒了地被傳來傳去時，波羅從班圖文號船上把它搶走了，在這之前印第安納拼命想把它帶出埃及，曾把它轉移到了一個潛水艇裡，他縱身人海，隱身在船的甲板下面，卻被另一邊地中海的人們看見，他在很深的水下被船拖著走了大約幾百海里後爬上岸，雖然渾身溼透卻絲毫沒有受傷。（斯皮爾伯格還拍了一個鏡頭，最後沒有用上，印第安納用他的鞭子把自己捆在潛水艇的潛望鏡上。）
不管怎麼說，印第安納·瓊斯的系列影片給孩子們展現了一個幻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故事情節完全服從於幻想。印第安納這個人物，在福特和斯皮爾伯格將他重新提煉了之後，成為一個完美的幻想世界中的公民，一個刀槍不入的彼特·潘，半個神，半個孩子。《奪寶奇兵》中的成人只有波羅。只有他最知道寶盒的重要性（“它是一個能與上帝交談的電台！”），他能對與眾不同的印第安納闡述清楚考古學和哲學。馬里昂對印第安納不像情人，倒像是一個男孩氣的女伴兒。只有波羅把她當個女人對待，在埃及沙漠中，送她一件時髦的衣服，高跟鞋，並且費心地嘗試去勾引她。（從另一方面說這是不可能的，儘管她是一個迷人的女人。）
10個小時的飛機會議，使福特對《奪寶奇兵》有了具體的感受。這之後，他便可以在拍片過程中自導自演了。
比爾·胡特金斯回憶說：“史蒂文說，‘這次你打算怎麼做，哈里森？’史蒂文從鏡頭裡看著他的表演，然後說：‘可以’，福特就這樣演起來！”
胡特金斯曾與福特一起拍過《漢諾威大街》。有一次當他們進行到極為悲痛的一幕時，當時發生的事使胡特金斯開始欣賞起福特的實用主義來。“《漢諾威大街》是他主演的第二部影片，這次拍的鏡頭對於他也是很重要的鏡頭，當時我問他，‘你是願意我給你點時間想想再演，還是想讓我啟發啟發你，幫你進入角色？’福特是惟一敢於在拍一個大場面時對我說這種話的人：‘別擔心，裝裝樣子就行了。’”
《奇寶奇兵》的拍攝場地很快安排好了，埃爾斯特里的工作人員這時才知道這些澡盆是給那些從南美運來的蛇預備的。斯皮爾伯格飛往拉羅奇拉去拍地下巖洞的鏡頭了，然後到突尼斯拍沙漠勘探的鏡頭。這兩組鏡頭都得在夏天之前拍完，每超期1日，派拉蒙公司的罰金對他們來說都算得上一個災難。由歐文·克石納導演的《星球大戰》第二集《帝國反擊戰》被拖延了，它不僅使盧卡斯電影公司的費用嚴重增大，而且也加重了《奪寶奇兵》的緊張程度。盧卡斯與20世紀福克斯公司談好，一旦他們收回成本，他們保證付給他影片收入的77。5％，但在他最終成為億萬富翁之前，他已陷入現金週轉不開的困境。
根據計劃，《奪寶奇兵》需要85個工作日完成，但盧卡斯讓斯皮爾伯格73天完成此事。他們砍掉了許多場面與對話，並縮小了許多場面的規模。印第安納在拉帕里斯的潛艇上意外發現了納粹的高級武器的戲不見了，那架載著寶盒從突尼斯到柏林的試驗飛機（在印第安納將它炸燬之前），從4個發動機降為2個發動機。羅恩·卡伯由於十分賞識托特的忠心耿耿，送給他一隻看上去樣子很怪的機械手，其實是隻槍，它可以從拇指開火，這一幕也被去掉。為了安慰觀眾，斯皮爾伯格給了托特一個小玩意兒，一個由鏈條和鋼棍組成的東西，它本來是拍《1941年》時特意為納粹潛艇軍官克里斯多弗·李發明的。這個東西看上去讓人以為是種刑具，但實際上它只是為托特掛皮大衣的衣架，毫無幽默感的李當時沒能讓這玩意兒引起觀眾的任何反應，但當羅納德·拉塞猛地抽出它，併發出陰險的竊笑時，他為自己贏得了《奪寶奇兵》中一個最引入發笑的場面。
4位藝術家構思出了這個劇本。“我僅僅是搭好骨頭架子。”斯皮爾伯格說，“我只是根據要求去講述我想講的故事。《奪寶奇兵》讓我學會以滿意代替愛，如果拍過一個鏡頭後我滿意了，我就把它洗印出來，我不再為達到喜愛的效果而一條條地拍上17遍。”每當盧卡斯看出斯皮爾伯格對這部影片表示懷疑時，就立刻對他說：“《奪寶奇兵》將成為今年夏天最轟動的片子。”他怎麼知道的？他只是說：“相信我。”
保爾·弗里曼在一個星期天上午抵達達羅奇拉，併為自己佐進了一家4星級飯店而感到心滿意足。有人告訴他先休息一會兒，斯皮爾伯格晚些時候再來看他。弗里曼看到這家飯店能提供14道海鮮午餐，便愉快地住下來接受款待。他說：“這裡沒有一個美國人吃飯，過了一會兒，有個人走來對我說：‘史蒂文現在要見你。’我說，‘我剛吃到第3道菜’，他們一次又一次來叫我，可我們直到下午才見著面。”
這是他吃的最後一頓安生飯。星期一，拍片工作開始運轉了，弗里曼說：“我從未見過一個電影劇組如此賣力，你經常會看見他們的臉伏在午飯上就睡著了。斯皮爾伯格在幾架攝影機前來回跑，就像拍電視片那樣，他們有時一天拍30個鏡頭。劇組人員簡直跟不上趟，他們一個個累得筋疲力盡。”為了不讓拍攝複雜場面時的暫停耽誤時間，斯皮爾伯格有時要對著四面八方喊叫。弗里曼說：“我不得不去習慣人們在拍攝中間說話。在一段戲的中間，斯皮爾伯格會喊到：‘保爾，看這兒！’這可不是每個人都能習慣的。”
這種進展說明他們很快就要搬到突尼斯的凱魯萬去了。斯皮爾伯格遵循盧卡斯小心當地食品的警告，加上他對吃什麼都沒胃口，因此他們吃的幾乎完全都是罐頭食品，尤其是哈羅德斯牌的罐裝麵條。但在這麼熱的天氣裡完全避免飲用當地自來水是不太可能的。多數劇組成員和演員都染上了阿米巴痢疾，第二組導演邁克爾·穆勒也遇此劫難，他被輪船送回了美國，盧卡斯接替了他後來的工作。
福特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他意外地給這部影片增添了一個大笑話。在城堡中與人高馬大的短刀手太瑞·理查德斯搏鬥時，福特應該是戰勝他的，他們的搏鬥應該是劍對中鞭，然而等到拍攝這幕時，福特虛弱地甚至站都站不直了，最後只好改成他怒視著理查德斯，拔出左輪手槍將他擊斃。
共9個星期的拍攝過程中，盧卡斯參加了3個星期，在突尼斯的5個星期拍攝中，他參加了2個星期的拍攝，他還參加了在拉羅奇拉和夏威夷的全部拍攝工作。許多人認為，他這樣做僅僅是在盯著他的投資。但有些人卻觀察出他在扮演一個更復雜的角色，充當化解人們對斯皮爾伯格不滿的避雷針，特別是在突尼斯54度的炎熱氣溫下充當這一角色。有一群年輕的德國旅遊者也加入了該片的表演，他們即興扮演納粹軍人們。盧卡斯拿著幾頁對話來到現場啟發他們，還花了一天時間親自來拍這一幕。保爾·弗里曼說：“我猜他準是在向我們暗示，‘瞧，表演並不難，誰都可以幹。’”
在突尼斯現場拍攝的日子裡，弗里曼漸漸瞭解了斯皮爾伯格。“我和史蒂文經常一起吃午飯，因為有時我是在現場惟一跟他說話的人。哈里森經常生氣，主要是因為他不滿意斯皮爾伯格這種工作進度。”他們在沙漠中散步，這時斯皮爾伯格會想起亞利桑那的生活，想起同他父親的短途旅行，以及捉蠍子的情景。
福特已經疏遠了他的妻子，與劇作家梅麗沙。馬斯遜糾纏在一起。梅麗沙·馬斯遜是凱瑟琳·肯尼迪的好朋友，來自倫敦，她們倆曾在倫敦一起工作過。她是到突尼斯後才遇見福特的。凱瑟琳·卡瑞偶爾也來看望斯皮爾伯格。馬斯遜曾為科波拉的《黑駒》和《逃跑的藝術家》做過編劇工作，但十分不愉快。這兩個劇中的主角都男孩子。當斯皮爾伯格感到孤獨無聊時，就給馬斯遜講述《午夜星空》和被擱置已久的《清水／長大／放學以後》的設想。現在他把它叫做“一個男孩的生活。”在他的頭腦中，這兩個故事應該發展成一個像他一樣的郊區孤獨男孩兒與一個迷失了的外星人最終成為親密無間的好朋友的故事。這是他整個童年時期一直在尋找的一種友誼。
“我一直在想……這個故事究竟該往什麼方向發展，”斯皮爾伯格說，“我請求梅麗沙坐下來讓我好好把故事講給她聽。於是我們坐了下來，我把故事講給她聽了，她哭了。”
後來，馬斯遜突然抓住斯皮爾伯格的胳膊，搖著它急切地說：“你必須把它拍成電影。”
她那富於女性同情心的建議給了斯皮爾伯格很深的印象。他請求她試著動筆寫寫這故事，它就是後來《E。T。外星人》的劇本。令他驚訝的是當時她拒絕了。替反覆無常的科波拉編寫劇本已然成了一種折磨，馬斯遜一直在考慮放棄劇本創作這一職業。就在從那夫塔開車去蘇塞拍攝場地的路上，福特和斯皮爾伯格都逼著她去寫。被痢疾搞得相當虛弱的馬斯遜無法拒絕他們的請求。在《奪寶奇兵》的拍攝過程中，她與斯皮爾伯格每個空檔兒都在討論這個故事。1980年10月，她正式開始寫這個劇本。就在1年後的某一天，在《奪寶奇兵》公演之前，《E。T。外星人》的劇本誕生了，並定於次年6月在全國範圍內公映。於是，為了急待觀賞它的人們，斯皮爾伯格開始拼命地工作。
工作人員從突尼斯飛往夏威夷，去解決那被好萊塢的高級官員們認為花錢太多的11分鐘吊人胃口的開頭。“這根本不是《奪寶奇兵》的一部分，”斯皮爾伯格說，“它是《奪寶奇兵》之前的《奪金像奇兵》。”但是這一幕就像其他系列片一樣，每次開頭都要將前一星期的驚險內容重複一遍，它關係著這系列片的整個風貌。這一幕展現了印第安納的盜墓技巧和與波羅的鬥智，所展示的那些小把戲使它產生出漫畫書帶給人們的那種活力。英國演員阿爾弗來德·毛利納發現自己扮演的印第安納的秘魯導遊，是個很不討人喜歡的角色。他初次接觸電影，就差點兒在這次經歷中被嚇死，他們讓這位養蜘蛛人的背上、肩上爬了許多盤子大小的多毛毒蜘蛛。
到了7月中旬，劇組人員回到埃爾斯特里，開始抓緊拍攝“靈之泉”那一幕，飼養員邁克爾·庫林已找好了幾條小船和幾條充當主要角色的眼鏡蛇。但那些蛇多數都是從南美弄來的無害眼鏡蛇，另外，2000多條用橡膠製成的眼鏡蛇也要被用上，只有福特、卡倫和與他們配戲的人需要面對眼鏡蛇。到時，工作人員將通過玻璃拍攝。即便如此，演員們看著他們的這些正在蠕動的“合作明星”仍感到毛骨驚然。更過分的是，當斯皮爾伯格第一次通過鏡頭看這場面時斷定蛇的數量還不夠，還要再從丹麥進口4500多條蛇。
製作經理羅伯特·瓦茲加強了安全防範措施。比爾·胡特金斯說：
我從未見過這種事。攝影棚的門始終開著，一輛救護車停放在裡邊，
車門也開著。門的兩邊站著兩個穿白大褂的急救人員。他們每人手裡都拿
著裝有抗蛇毒素的注射器。這些藥都是從印度空運來的，它們是很久以前
生產出來的。當時看上去好像要給我們注射水似的。
斯坦利·庫布里克已將他的製片辦公室和編輯室搬到了附近他自己那所公寓裡。有幾個人仍留在埃爾斯特里，包括他的女兒維維安，她正在這裡剪輯她的紀錄片《閃靈》。庫布里克的一位編輯戈頓·斯坦福斯在幫助她。
斯坦福斯清清楚楚地記得在埃爾斯特里的那段時光。斯皮爾伯格每天早晨被人從阿斯那姆飯店接到皮卡迪裡大街，到這兒以後，時間還足夠他到餐飯裡喝杯咖啡，再與《閃靈》劇組尚未離去的人們或同瓦倫·比蒂即將開始的《赤色分子》的先遣工作人員們聊上幾句。《赤色分子》是一部反映俄國革命的影片。《奪寶奇兵》當天要拍的故事已在提示板上展示出來。雖然在拍那些費錢的鏡頭之前還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演員們都因能瞭解到斯皮爾伯格的一部分計劃而感到高興。由於同樣的原因，斯皮爾伯格總願意把一開始排練的鏡頭拍下來，以備在表演過程中有誰會即興表演出與劇本不太一樣的好東西來。每個星期，斯皮爾伯格都為劇組人員、演員開一次招待會，在會上，米高梅公司、環球公司和華納公司的發行商們會提供一些老片子給他們，這些片子大多是斯潘賽·屈塞或其他斯皮爾伯格喜歡的片子。隨著《靈之泉》的開拍，愉快的氣氛悄然消失。“一天維維安哭著走進剪輯室，”斯坦福斯回憶說，“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動物的人，她因看到人們如此對待那些蛇而感到氣憤，因此她拉著我去看他們在幹什麼。”
現場的地板上又搭起了一層7英尺高的地板，上面鋪滿了沙子，沙子上又被一層扭來扭去的蛇覆蓋著。一些蛇已經從上面掉到下面的石灰地上，維維安相信肯定有許多蛇正在被演員、特技人員、技術人員的腳踩來踩去。斯坦福斯認為那些不動彈的蛇大多都是塑料的，但後來他才知道：“周圍那些死蛇一定是遭到了某種虐待。”
斯坦福斯回憶說：“斯皮爾伯格站在架子上搖著鏡頭，維維安也爬了上去說：‘史蒂文，這樣太殘忍了。’
“斯皮爾伯格被這情景搞得極為尷尬，他說：‘維維安，它們一直被照顧得很好，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們回頭再研究，現在我們太忙。’
“他對這一切好像相當心安理得，但這對她來說可太不好了。我們走回剪輯室，維維安拿起電話，接通RSPCA（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向他們抱怨說這些蛇遭到了何等對待。
“這部片子因觸到了這塊礁石而停了下來，它被停了整整一天。負責照料蛇的工作人員非常生氣。如果維維安是個男孩，她準會被他們殺了的，但事實是她只是個女孩子，是庫布里克的女兒……
“幾天以後，我有機會又回到現場，這裡的變化令人詫異。他們做得實在太過分了。在現場周圍放著一大排一眼望不到邊的垃圾箱，每個垃圾箱裡都有一些稻草、一片萵苣葉子和大約3條蛇。那些有危險的蛇全被放在大玻璃箱裡，附近有3位穿白大褂的醫生。”
庫布里克也親自趕到現場來看熱鬧。斯坦福斯說：“當醜聞這樣發生時，斯坦利卻完全為它著了迷，他顯得十分輕鬆愉快，當然他站在維維安一邊，而且當時為了此事，斯皮爾伯格與庫布里克之間肯定也有了些衝突，我記得斯坦利抽著雪茄咧著嘴說：‘史蒂文是個笨蛋。’”
從表面上看，卡倫艾倫似乎與庫布里克很合得來。隨著拍攝的進行，她對斯皮爾伯格的怨氣越來越明顯。不單因為那被染了的頭髮和濃豔的化妝，斯皮爾伯格完全把她當成了艾米·歐文的替身。這一切足以讓她心情惡劣。於是她把這氣都撤在表演上。
每當遇見斯皮爾伯格，艾倫就告訴他，“我來自阿爾帕西諾表演學校。”她曾在影片《兜風》中演過帕西諾的女朋友，一個專門研究受虐與施虐雙重人格的學者。那次拍片她也很生氣，本來很理智的帕西諾也很生氣，因為導演威廉姆·弗裡德金把她的戲砍掉了許多。
斯皮爾伯格則回答她：“你打算讓我把你介紹到山姆·帕克金夫的表演學校去嗎？”
經過幾次這種方式的交談以後，他們的關係日趨惡化。保爾·弗里曼承認：“艾倫特別不喜歡斯皮爾伯格的工作方式，因為她喜歡排練。她認為不讓她好好研究她的人物便去表演簡直是件糟糕透頂的事。在拍攝這部影片的過程中，她總是在談，等她回去後將如何用賺到的錢成立一個戲劇公司。”
拍“靈之泉”一幕時，她的脾氣更大了。雖然演到馬里昂越過橫溝、塑像向她倒塌下來時，特技藝術家們代替了她的表演，可當她面對那些蛇時仍有許多足以讓她擔憂焦慮的場面。她不滿地說道：“這些巨蛇真的很厲害，它們雖然沒有毒，但它們會咬你，纏住你。我總是緊緊地盯著它們，看它們是否會接近我的光腳，我來回轉身，要麼就趕快離開。”
斯皮爾伯格不喜歡她這種獨立性格，也不喜歡她表現出的過分激動。“我把幾條蛇扔到她頭上，”斯皮爾伯格坦率地說，“因為我想她的尖叫不代表真有那麼害怕。我把她惹火了。我還往她腿上扔去幾個蜘蛛。但每拍完這種鏡頭，我總是吻她，給她以安慰。”倒底是那些可怕的小動物還是斯皮爾伯格的吻更惹她光火，人們就不得而知了。
馬里昂有兩大場戲都十分可笑，先是在波羅的帳棚裡，後是在為最後爭奪寶盒的對抗中被綁在杆子上，最可氣的是連嘴都給綁上了。保爾·弗里曼說，“我知道她很討厭被別人綁起來，每當一場戲快拍完，她被捆的時間太長時，她的表情就不對勁兒了，她不喜歡這樣，他們不得不馬上停下來，把她解開，然後再拍。”在工作中，對導演最好的獎賞就是工作做得標準。後來艾倫曾酸楚地評論斯皮爾伯格說：“我和史蒂文不是最好的朋友，他把演員都看成道具的一部分。但我想，他會慢慢有所改變的。”
《奪寶奇兵》比預定時間和預算提前一個星期出籠是電影技術發展的一個驚人壯舉，也是對人的意志力的一種讚頌。它證明了斯皮爾伯格的創造能力，他從此更讓同行們刮目相看。這一創造性成就的取得可以說完全歸功於他。他的演員們在不完全瞭解他的想法的情況下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並儘可能地傳達出了他希望表達的思想。
當下屬們不能達到斯皮爾伯格所要求的程度時，他會冷靜地捨棄拍完的東西。那些不經常上好萊塢影片的演員們有時的確顯得有些大大咧咧，他們親眼目睹了斯皮爾伯格是如何處理這一切的。保爾·弗里曼說：“每次拍片子時，人們都會把你的大大例例說成是很好的事，斯皮爾伯格是我見過的惟一不這麼說的導演，他會說：‘不好，我們必須重來。’當然，這部影片有一些是其他人拍的，不管怎麼說，他經常是正確的。”
《奪寶奇兵》的每個技術方面的處理都證明斯皮爾伯格的眼光是準確無誤的。他第一遍剪輯成的片子是3個小時，但他很快就又重新加以提煉，最後減至不到2個小時。秋天，後期製作一旦開始，約翰·威廉姆斯就又會來為它配曲，配上他特有的進行曲式的、雄壯有力的鋼管音樂，它將是人們始終都樂於模仿的曲子。《奪寶奇兵》的廣告宣傳畫上是幾個由深紅逐漸變成淺黃的卡通字母，它漸漸成為電影廣告中最醒目的一種標誌。這回，斯皮爾伯格至少把自己投入於影片之中，並使它大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