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夢之隊

鯊魚和恐龍又一次圍住了史蒂文。

——湯姆·漢克斯,一位出席過1995年4月美國電影協會頒獎大會的觀眾

斯皮爾伯格輕鬆地得到了他的榮譽。在1995年奧斯卡頒獎儀式之後的第二天,斯皮爾伯格與羅賓·威廉姆斯一邊站在遊戲機前,玩著名叫“罪魁集團”的戰爭遊戲,一邊為遊戲的畫面和音響的優劣在激烈地爭論著。在最偉大的夢想實現之後,斯皮爾伯格感到空虛。他說:“我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更成問題的是我不在乎。”他已經答應凱特去休一年假,並保證在這一年之中不幹導演。想到自己的私人財產估計已達4.5億美元,他認為自己完全可以抽出時間稍息片刻。他和瓦薩爾曼一起參觀了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消費者電子博覽會,當有人發現他在這裡時,MCA公司的隨員立即將他團團圍住。一位正在擺弄遊戲機的年輕人對他的朋友嘟囔著:“看,那就是上帝。”

在休假的這一年裡,斯皮爾伯格有時間通盤考慮在這個變化莫測的行業中自己未來事業的命運。好萊塢的政治家們一直在緊追世界的變化。隨著柏林牆被推倒,大國喪失了影響力,小國開始爭權奪利。小企業也開始爭權奪利。米高梅公司已經垮了,哥倫比亞公司歸屬了索尼公司,MCA歸屬了松下公司。隨著斯蒂夫·羅斯的逝世,時代一華納公司內部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鬥。像泰德·特納這種剛獲得實權的中間企業經營者們控制著這行業裡的優勢,當他們的興趣擴展到了有線電視、廣播電視、雜誌、電腦廣告牌甚至出版業時,他們選擇的棲息之地常常是好萊塢。

《綜藝博覽》雜誌在1994年10月把這些暴發戶稱為“新型當權派”。艾麗斯·奧紹格耐斯在她的文章中指出,人們應該把他們叫做“信息時代虛張聲勢的鬧事者”,或者說是“電腦信息業務中的攔路搶劫者;他們是電腦娛樂、信息工業領域的領導者,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使華爾街和華盛頓都顯得黯然失色。”斯皮爾伯格就是其中的一個。一份調查結果中提到的其他人還有——巴巴拉·斯特雷斯坦,麥克·奧威茲,邁克爾·艾森納,巴里·迪樂,奧普拉·文弗瑞和大衛·蓋芬,這些人大都是斯皮爾伯格的朋友和同盟者。他們中有些人甚至直接影響著他的生活,特別是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和加拿大飲料公司的負責人小埃德加·布朗夫曼,他們一直虎視耽耽地想成為一名電影鉅子。但值得注意的是,《綜藝博覽》的名單上既沒有盧卡斯,也沒有科波拉。在人們的心目中,他們都是新好萊塢不可缺少的人物,即所謂的“三位一體。”

調查結果顯示,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蓋芬、奧威茲、迪樂和傑弗瑞·凱贊伯格,都是那些掌權的經紀人俱樂部的非正式內部成員,他們每年都要在太陽谷相聚數日,在投資銀行家哈伯特·阿蘭的庇護下編織社會網絡。哈伯特·阿蘭是雷·斯塔克的密友,還是幾家大公司的顧問,其中包括松下公司。

美國《時尚》雜誌攝影家安妮·雷波威茲拍攝下了這些先生和女士們以及他們的附屬品的照片。大衛。蓋芬開著他的私人飛機在洛杉礬上空盤旋;泰德·特納在他的農場裡騎馬;邁克爾·奧威茲一個人坐在影劇院裡看電影;邁克爾·艾森納在迪斯尼公司的套房裡,人們諷刺地把他稱作“米老鼠”先生。

身穿粗斜紋綿布襯衫,水磨布牛仔褲的斯皮爾伯格,與幾位穿一色運動服,挽著褲腿赤腳站在東罕普頓喬治卡池塘裡的人站在一起,望著落日。他那雙躲在阿曼尼眼鏡後面的眼睛好似在凝望著他吉凶難卜的將來。這是一幅諾曼·羅克威爾田園幻想畫:湯姆·索耶的中年時代。隨著自己的世界已經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中,斯皮爾伯格開始設計他後半生的人生畫卷。這幅畫卷無疑應該是這樣的——斯皮爾伯格成丁東海岸的人,而不是加利弗尼亞人;他不再是革新派的新人,而是深思熟慮外加一點神威的人;不再像裡恩一樣易與人發生衝突,而是一位和藹、有教養、遠離社會喧囂的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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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萊塢那些生意興隆的餐館裡,在馬里布,甚至在由傑弗瑞·凱贊伯格這種著名演員發起的漂流旅行中,人們都在談論麥克·奧威茲,這裡的每個人都把他當作對他們的權力最有威脅的人。這位總是雙唇緊閉,像貓一樣微笑的環球公司的導遊後來證明是位笑裡藏刀的高手。這位一向給人一種可愛的小貓印象的奧威茲曾在1992年與世界最高價劇作家喬·伊斯特哈斯(《本能》和《希爾弗》的劇作家)的爭鬥中體面地警告這位對手說,CAA公司的“戰士”每天都在貝佛利山莊巡視並會開搶打爛任何公開反對他的人的腦袋。

沒有人懷疑奧威茲會做出這種事來,如果他決定了的話。通過CAA公司,他可以與好萊塢大部分主要演員和製片人說土話——達斯汀·霍夫曼,瓦倫·比蒂,凱文·科斯特納,羅伯特·德·尼羅,巴巴拉·斯特雷斯坦,邁克爾·道格拉斯,肖恩·康納利,湯姆·克魯斯,羅賓·威廉姆斯,西爾威斯特。史泰龍,馬丁·斯考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羅伯特·雷德福德,奧立弗·斯通,巴里·列文森,蒂姆·伯頓,甚至連斯皮爾伯格都是他的客戶。成為一位真正的製片人後,奧威茲蒐羅了一大堆項目並把它們一股腦兒地賣給了那些曾因他要價太高而拒絕過他的電影製片廠。他曾經代理過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的業務,但就索尼公司目前的現狀,他拒絕了他們讓他經營哥倫比亞公司的條件。當魯·瓦薩爾曼和西德·辛伯格與松下公司就MCA公司控制權問題爭論不休時,許多人猜測日本人可能會安排奧威茲作為MCA環球公司的下一位總裁。奧威茲曾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他的朋友和一些像赫伯·阿蘭這樣的顧問們坦白地說過,他已對代理業務中那個充滿競爭意識的自我感到厭煩,因而也許他在期盼著一個令人愉快的變化。

在新當權派人士中,有一個反奧威茲的聯盟,在它的成員們自己幾乎還沒有意識到它的形成之前,就已經發生了變化。聯盟的中心人物是大衛·蓋芬,他討厭而且不信任這位CAA公司的老闆,這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傑弗瑞·凱贊伯格已成為聯盟中一份子,不僅因為他與蓋芬的友誼,而且因為他看到奧威茲掌握權力對這個行業是一種危險。凱贊伯格對邁克爾·艾森納的迪斯尼主席的職位垂涎已久,而艾森納又是奧威茲的最好的朋友。忠誠於瓦薩爾曼和辛伯格的斯皮爾伯格,如果不是出於其他方面的考慮也會反對奧威茲的,因為他不想看到自己像當初拍《霍克船長》那樣被降低為CAA公司那一攬子交易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斯蒂夫·羅斯曾向他展示了權力的威力,並且教會了他一些使用權力的方法。儘管,他仍然對投靠任何一個他不能完全實施控制權的組織抱有將信將疑的態度,斯皮爾伯格仍能看出加入一個聯盟對保護他已經得到和打算去爭取的利益是十分有益的。

由於凱瑟琳·肯尼迪和弗蘭克·馬歇爾現在正致力於興辦他們自己的公司,因而阿姆伯林公司的管理權便交給了另外一對夫妻沃爾特·帕克斯和勞麗·麥克唐納。帕克斯給阿姆伯林公司起了個“阿姆伯林U”的綽號,他與斯皮爾伯格的關係早在公司創建的初期,在這個公司支持了他的劇本《軍事演習》時就開始了。他接受了這個企業,至少相對而言他使其打破了原有的規模。阿姆伯林公司固定工作人員已從1983年的18人增加到現在的60多人,目前《誅羅紀公園》的製片隊伍都要乘大轎車去環球公司的拍攝現場。一幢被稱之為“影片就在你等待時出現”的獨立大樓建了起來,供那些為斯皮爾伯格的項目工作的導演們辦公之用,目前,他們正有許多項目在發展之中。

動畫片這個可以被人完全操縱的事物一直讓斯皮爾伯格忙個不停。在《菲威爾走向西方》、《我們回來了:一個恐龍的故事》,和系列片《家犬》都失敗後,他把阿姆伯林公司搬到了洛杉礬,這樣他就可以密切注視它的動向。在這裡,音樂動畫片《貓們》、人與動畫結合的影片《一個友好的鬼魂卡斯勃》,和一部從60年代漢納·巴巴拉的電視系列劇《摩登石頭人》改編的影片都在製作之中。

為了電視台的需要,阿姆伯林公司開始著手拍攝一部根據電影片改編的系列劇《小腳板走天下》,和一部1994年在福克斯公司經營下開始獲得巨大成功的影片《安尼梅尼亞斯》,——995年它被轉給了華納公司。影片的主要人物亞考和瓦考,這對兒華納兄弟,與他們的姐姐多特一起住在一個畫有華納公司盾牌標誌的水塔中,這是在伯班克拍攝場地最顯眼的標誌,影片中3個主要人物從水塔上下來和他們的朋友們一起接連不斷地做一些自以為得計的冒險事,這些冒險事經常與電影生意有密切關係。好萊塢和百老匯也經常捲入笑料中。其中有一集,一個不成功的木呆呆的明星和他的朋友向兩位電影評論家施加報復,這兩位評論家的形象是以受人喜歡的電視評論員吉恩·西斯凱爾和羅傑·艾伯特為原型的。兩位評論家被他們引誘到《侏羅紀公園》的首映式上,他們被一個從銀幕上走出來的大恐龍踩扁了。這集的其餘部分都是些無情地爆炸、摧毀、跳水、受辱的鏡頭。

現在的阿姆伯林公司主要的辦公機構還管理著龐大的市場企業,這個掌握著斯皮爾伯格大部分收入的企業,估計每年要收回7000萬美元。它的項目包括給前賽馬運動員西蒙·施伍德在英國的賽馬比賽投資,給丹尼斯·霍夫曼“設計師都納特”連鎖店20%的投資,以及為一家名為“代夫”的洛杉礬三明治代理店的投資,這家代理店是傑弗瑞·凱贊伯格和一家芝加哥餐飲公司共同擁有的。“代夫”是斯皮爾伯格經常吃飯的地方。每隔半小時,餐廳內便響起音樂,各種各樣的表演突然間使大廳喧鬧起來。在1995年,“代夫”的第二家餐館也在拉斯維加斯開業,這是他們根據自己的意願開辦的。半個模擬潛水艇的艇身從建築物的正面突出來,水流不時從玻璃牆上噴射下來。斯皮爾伯格和凱贊伯格宣佈還有6個以上的分店即將開業,巴塞羅納的代夫將最先開業。“日本人正在從東向西擴展勢力”,斯皮爾伯格開玩笑地說,“所以,我們要朝著與他們相反的方向擴展。”

1994年4月3日,迪斯尼的總裁弗朗克·威爾斯正在滑雪渡假時,他的直升飛機撞到了內華達州的魯比山上。這位邁克爾·艾森納在公司裡最親密的同盟者的逝世使迪斯尼公司陷入一片混亂。凱贊伯格為得到他的位置很好地表現了一番,製作了《美麗與殘暴》、《阿拉丁》和《獅子王》,這將把迪斯尼公司推上動畫世界的頂峰。艾森納勉強應付著事態。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1994年7月他因患有4倍擴張冠狀脈管炎佐進了醫院。當他回到公司後,他告訴凱贊伯格他決不會提升他。取而代之的是喬·羅斯,他是約翰·休斯1990年的成功喜劇《孤獨家庭》的設計者,這部影片開拓了兒童明星麥考利·卡爾金的事業,20世紀福克斯公司已派他去製片廠負責公司的管理。這種侮辱實在無法容忍,8月,凱贊伯格辭職了。

他離職的消息傳開後,斯皮爾伯格從牙買加打回電話,當時他正與羅伯特·札梅其斯呆在一起。他試圖寬慰凱贊伯格,並商討他的未來。鑑於這位行政長官缺少大筆個人財產和曾在迪斯尼長期工作的履歷,他的未來是沒有什麼希望的。斯皮爾伯格引用克里斯托弗·勞埃德在《回到未來》中的最後那句台詞對他說:“你要去的地方,不需要現成的路。”

“你這傢伙為什麼不願同大家一起做些事情?”札梅其斯在電話裡喊著。

“我們一直在開玩笑,”凱贊伯格後來說,“但是過了一會兒,我們的話題從開玩笑和空想轉到了一個偉大的構想上。”

他抓住了這位像生活保護神一樣的人所賦予他的暗示,一個星期之內,就將他的計劃交給了斯皮爾伯格。他們兩個人曾使“代夫”餐館獲得成功,現在他建議創建他們自己的製片廠。作為一種從屬關係,他提供給他一些很專業的見解,特別是在動畫片方面。斯皮爾伯格也把計劃送給蓋裡·戴維·高德伯格這樣的老朋友們看,高德伯格曾是《家庭關係》和其他一些成功的電視節目的製片人。

斯皮爾伯格對凱贊伯格的計劃沒有信心。他在MCA很愉快,況且心裡對辛伯格和瓦薩爾曼始終不渝的那種忠誠一直左右著他。

他對反覆無常的權力變動像以往一樣敏感,權力是好萊塢用以衡量成功與失敗的尺度,他說:“你是被‘請’出迪斯尼的,而我沒有理由離開MCA公司。”

此外凱特也在猶豫不決。她很喜歡凱贊伯格,但她不願讓斯皮爾伯格受他那種瘋狂的野心的影響和驅使。要不是MCA公司內部發生了權力的變化,他們這個舊的聯盟很可能到此就不復存在了。急於擴展公司規模的辛伯格和瓦薩爾曼請松下公司接收富於創新精神的英國公司,它的前身是“弗吉唱片公司”,他們還希望松下公司能將一個電視網和在東京附近修建的環球公司的主題公園買下來。由於瓦薩爾曼和辛伯格一心希望他們的要求會被輕而易舉地接受,因此當松下這個大財閥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時,他們感到異常憤怒。這一舉動是這個日本財閥對他們平日發表的輕蔑松下公司的言辭以及動輒就以辭職相威脅的行為的報復。9月17日,他們2人乘了14個小時的飛機,到大版去討論他們的計劃。松下公司的老闆讓他的手下來傳達他的決定,而且是在他們到了兩小時之後這位手下才來同他們會面的。

這位手下平靜地說:“我怎麼沒看到笑臉,我猜你們已經知道結果了。”

這件事引起了騷動,當辛伯格和瓦薩爾曼回到洛杉礬的時候,發現全城到處都在傳說他們打算辭職,並說松下公司可能會讓邁克爾·奧威茲來經營這個影業公司。

這件事突然促使斯皮爾伯格又一次產生了離開MCA的想法。他再次與凱贊伯格一起商量此事,而凱贊伯格這會兒已經有了新的想法,“為什麼不把大衛·蓋芬拉進這支隊伍中呢?”

“我同大衛是競爭對手,”凱贊伯格說,“而且我一直都在對你說,他已經完全把我甩在後面了,他在簽約聘用明星或是尋找劇本方面,都勝我一籌。我們需要他。”

斯皮爾伯格不敢相信,這位曾與他在斯蒂夫·羅斯面前爭寵的對手蓋芬,後來竟成了對羅斯直言不諱的批評家。1985年蓋芬把唱片公司賣給了華納通訊工業公司,這之後,他得知華納通訊工業公司已打算兼併《時代》和《生活》雜誌,他因羅斯未能提前告訴他這項兼併計劃而被激怒,這不僅僅是因為他不喜歡彼人置於無足輕重的境地,更因為他錯過了一次大撈一把的機會。1990年當蓋芬公司所有權重新歸屬他的時候,羅斯打算全部將它買下,而蓋芬卻以6億美元的價格將它賣給了MCA公司,並且把他的總部搬到了伯班克拍攝場。

MCA公司的內部衝突警醒了這位天生喜歡獨往獨來的蓋芬,與凱贊恩伯格和斯皮爾伯格結盟將會保護他免受任何公司內部變化給他帶來的侵害。斯皮爾伯格也對合作之事作了一些調查,他發現金融界人士對此事的意見竟驚人地一致。一個使新好萊塢的先進事業得以發展的製片公司的出現,無論對娛樂界還是對個人都是件好事。化工銀行同意在他們將2.5億美元存入銀行做為押金後,將10億美元貸給他們。這對於蓋芬和斯皮爾伯格來說沒有問題,但是對於凱贊伯格來講,幾乎要用自己的一生來做抵押。為了他們的藍圖,他們3人對魯·瓦薩爾曼進行了一次鄭重其事的拜訪,一旦他同意,剩下的事就只是起個名稱和宣告成立了。

在9月28日,蓋芬、凱贊伯格和斯皮爾伯格作為比爾·克林頓的客人出席了為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立欽舉行的盛大晚宴。宴會之後,蓋芬以克林頓密友的身份,睡在林肯臥室裡,斯皮爾伯格和凱贊伯格回到位於白宮對面的海亞當斯飯店,繼續籌劃他們的電影製片廠一事。凌晨1點30分,他們決定,無論有無名字,他們都須馬上宣佈他們的計劃。他們打電話給蓋芬。

凱贊伯格說:“現在,馬上到這兒來。”

“我怎麼去那兒?”迷迷糊糊的蓋芬問。

“叫一輛出租車。”

“白宮裡不能叫出租車。”他抗議說。早晨6點30分,一輛白宮的車把他送到飯店。簡短討論之後,他對同伴們的意見表示同意:是開始乾的時候了。

新聞發佈會在10月l1日舉行。所有重要報刊的編輯都接到通知在報紙的頭版為他們的聲明留下位置。奧威茲也擠在聚在一起聽消息的人群中。在此之後,邁克爾·艾森納分別打電話給這幾個合作者向他們表示祝賀。從第一次討論到他們的聯盟宣告成立,前後只用了7個星期。人們非正式地稱他們為“夢之隊。”

在第二個月裡,電影圈裡的人幾乎都在談論著下面幾個問題:這3人聯盟不打算從松下公司手中接手MCA嗎?其他獨立製片人會來加入他們的隊伍嗎?他們將公開發行股票嗎?他們會把阿姆伯林公司吸納到這個新公司裡來嗎?他們究竟會去拍什麼樣的電影呢?錢將從哪裡來呢?到底該給這個組織起個什麼名字呢?

其中的幾個問題很快就得到了答覆。由於擔心會失去控制權,這3人都否決了向股東出賣自己的股份的提議。但他們將把這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權出售給個人投資者,以換取9億美元作為週轉資金。至於項目計劃,24部影院影片將在10年之內發行。除了一部根據《舊約聖經》改編的動畫片外,他們沒有提到其他將被拍攝的影片。他們打算把這部動畫片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創世紀》,記者比爾·默耶爾是名義作者。在那一年,這個3人小組宣稱打算投資一部由小普雷斯頓·斯塔吉斯編寫劇本,麥克·蓋里斯任製片的電影。小普雷斯頓的父親曾經寫過或導演過一些斯皮爾伯格最喜歡的影片。有傳言說這3個人可能會接手《星球大戰》後3集影片,但是在1995年8月下旬,喬治·盧卡斯謹慎地聲明,有關這幾部影片,沒有舉行過任何討論會。

這個新組織的權力分配是明確而詳細的,蓋芬將主管音樂部門,凱贊伯格負責製片公司日常經營。斯皮爾伯格同意讓阿姆伯林公司最終成為新公司的一部分。但是,有一段時間,他答應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公司來,但保留他為任何他願意的人作導演的權利。根據他與環球公司和華納公司籤的合同,他還欠他們7部影片,因此,還要過段時間他才能為自己的公司拍片。1994年10月19日,他宣佈阿姆伯林公司用250萬美元購買一部由邁克爾·克里奇頓和他的妻子安妮·馬雷共同創作的劇本《龍捲風》,這是一個關於追蹤颶風的科學家的故事。依然是出於慎重,斯皮爾伯格始終都對“獨立”敞著一道門縫。

“SKG夢工廠,”它的名稱是由“夢之隊”和3位主要人物姓名的第一個字母合併而成,它在1995年初正式拉開了帷幕。成立後它所召集的那些會議證明,它的結果就像一幅由現實主義者所創作的人體畫,每個人都在不看別人如何畫的情況下畫上自己的一筆,最後它既不生產產品,也不能使任何人滿意。但此時此刻,斯皮爾伯格這位新領導人就像新做父親的人一樣驕傲。在新聞發佈會上,他無意中說錯了話,他把新公司稱作“我們的新國家”,這表明他如此喜歡這種概念,並已開始稱“夢工廠”為“我們的主權國”了。

到1994年年底,這個3人小組已經開始購買房地產。他們被一堆行政區和商會的人們追著,這些人都迫不急待地渴望這幾個會賺錢的人物能降落到他們的稅區。他們最後決定在普雷亞威斯塔的霍華德·休斯的老飛機工廠買一塊100公頃的土地作拍攝場,他們3人計劃在這裡修建20個錄音棚、餐館、學校以及13000套房子,邊上還有一個人造湖。蓋芬說:“我們希望那些已經從潘伍德的《007》拍攝場上消失的東西,將會留在這裡。”這樣可以使人對斯皮爾伯格支持歐洲電影的承諾有所信任。接手MCA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也吸引著這3個人。這個製片廠聚集了太多的死腦筋和舊好萊塢的代表。然而,在新的企業裡,瓦薩爾曼與辛伯格究竟該佔據什麼樣的位置呢?這3個人非正式地與公司商討了幾次,提議夢工廠將通過MCA出售一部分產品,作為回報他們希望公司能准許瓦薩爾曼和辛伯格仍然保留現有的權力。

1994年11月,默裡塔讓哈伯特·阿蘭飛往大販,與松下公司協商MCA公司買賣案一事。1995年1月,日本公司授權阿蘭賣掉了MCA公司的80%的股份。4月,MCA被轉到了賽格拉姆公司的小埃德加·布朗夫曼名下。在簽字儀式上,MCA被正式移交給了布朗夫曼。儘管奧威茲暗地裡是松下公司日方代表,可他卻坐在默裡塔對面、布朗夫曼身邊,阿蘭還穿著在農場騎馬時一直穿著的那雙中仔靴,站在一邊,天真地看著他幫助促成的這樁生意。對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好萊塢又一次在為一位外國對手送行。

布朗夫曼的第一組行動就是與“夢工廠”協商發行的問題。他加入了一支長長的隊伍。美國廣播公司已經簽訂了一個1億美元的製片合同。在1995年3月,保爾·艾倫這位隱遁多年的微軟公司的合作創始人,與比爾·蓋茨一起花費5億美元得到了夢工廠18%的股份。幾天以後,蓋茨為夢工廠“公司”提供了3000萬美元作為起動資金的一半,這是一個生產CD盤和其他電腦產品的附屬公司。5月,朝鮮三星集團公司的一個成員“世界梅地亞公司”,注人了最後3億美元的投資基金。

迪斯尼公司不能坐在一旁看著權力結構發生這種新的、根本性的排列組合,特別是看到人們極有可能將無限大的資源都投給最近幾部最大最成功的影片的締造者,把大量財富放進對手的營地中。1995年的夏季,迪斯尼公司為金融家沃倫·巴菲特在布拉斯加州的媒體企業付了190億美元,這些媒體包括美國廣播公司電視網絡和ESPN有限電視體育頻道。邁克爾·艾森納為了這項新舉措,在克羅拉多州阿斯本附近一條林蔭小路上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提出讓麥克·奧威茲擔任迪斯尼公司董事長的職務。在他接受這個職務的消息在好萊塢傳開之前,沒傳出一點兒風聲。就這樣,爭權奪利的遊戲又開始了。

即使斯皮爾伯格只有一部分時間工作,他仍用許多項目推著阿姆伯林公司前進。克里奇頓為環球公司編寫了《佛羅紀公園》的續集《失落的世界》英國小說家費伊·韋爾登正在寫一部關於洛杉礬暴亂的劇本《貝爾艾爾的騷亂》,喜劇作家布魯斯·魯賓遜正在把另一部成功的喜劇《我和威內爾》編寫成電影劇本。而卡里·菲舍爾正在改編她的《拉斯維加斯的聖誕節》。其它幾項計劃包括:將萊斯莉·卡羅恩1953年的電影《莉莉》改為動畫《狂歡節》;道格拉斯·卡特·比思的戲劇《功夫》、《感謝》和《朱麗葉·紐瑪》;根據英國科幻系列劇編寫的影片《什麼博士》;由斯皮爾伯格的《永遠》的攝影師米切爾·索羅門導演的《佐羅》;一部根據威廉姆·哈里森的小說改寫的影片《上游》。對所有的項目,斯皮爾伯格都積極參與。他向哈里森建議說應該給劇本一個動作性更強的高潮,這位作家後來不僅重新改寫了劇本的結尾,也重寫了小說的結尾。斯皮爾伯格還購買了《廊橋遺夢》的拍攝權,這是一本由羅伯特·詹姆斯·沃勒創作的極其暢銷的小說。它講述的是一位攝影師與一位鄉村主婦之間的浪漫故事,主婦去世之後,主婦的家人才發現了這段浪漫故事。斯皮爾伯格把它交給了布魯斯·貝爾斯福特,但後來因為對貝爾斯福特的工作有些不滿,又把他免去了。最後他把這個美差給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既是導演又是演員。即使那樣,斯皮爾伯格仍保留著對該片的控制權。他讓伊斯特伍德和作曲家萊尼·尼豪斯把歌曲《為我們相識》延長,從伊斯特伍德與梅爾·斯特里普那個愛情鏡頭開始,直到孩子們通過一封信發現了這段秘密戀情的鏡頭為止。聽著這首歌曲,他推測觀眾們將會明白,孩子們這時已經知道了一些有關他們的母親的故事。

1994年11月,斯皮爾伯格創辦了“舒赫倖存者歷史見證基金會”,他解釋說:

我在波蘭拍這部影片時,至少有6、7位這次大屠殺事件的倖存者把這

部影片作為一劑減輕痛苦的良藥,因而他們旅行來到這裡希望結束他們的

惡夢。他們經常流著眼淚向我們講述他們的經歷。我不斷地對他們說:“

非常感謝你們告訴我,但是,我希望你們能夠對著鏡頭說,因為這是很重

要的證詞。”我問他們是否願意這樣做,他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一年之內,這個基金會在全世界範圍內的9個辦事處有了90名全日制工作人員。他們拍下了有關採訪、有關地圖、文件的照片,並把它們錄了音、輸入了電腦、整理到CD光盤上。一位工作人員說:“如果你想要了解他們在哪兒睡覺,吃什麼,用什麼樣的廁所,你就敲某一個鍵——如“廁所”———然後,你可以通過觀看對這件事的採訪,準確地瞭解你想了解的情況。”

斯皮爾伯格把從《辛德勒名單》中掙到的600萬美元都捐給了“正義者基金會”,通過他們將這筆錢支付給那些猶太人慈善機構、藝術家和作家。這些錢還為類似“猶太教2000年”活動提供了基金,這個活動的目的是使猶太教的教規更合理更簡化。第一個得到這筆基金幫助的項目是阿姆斯特丹的二戰歷史遺址——安妮·弗朗克的住宅。斯皮爾伯格投資250萬美元用於這個遺址的修復。在1996年,報界公佈斯皮爾伯格在其他國家捐贈了第一筆資金後,他又將6.5萬英磅捐給了英國的薩西克斯大學,以此作為對一個德國猶大事務研究中心的贊助。斯皮爾伯格巧妙地從魯。瓦薩爾曼基金會、時代華納公司、全國廣播公司、索尼公司和巴里·迪樂公司分別爭得了100萬也許更多的美金後,出人意料地去了東海岸名人募捐會,並出現在曼哈頓和罕普頓的雞尾酒會上,他向喬治·索羅斯這樣的金融家爭取捐款,告訴他們,他希望他的基金會過7、8年後能拿出4000萬美元以上的捐款。

然而,1995年10月,斯皮爾伯格的名譽令人窘迫地染上了一個汙點。丹尼斯·霍夫曼公開宣揚,1968年他為《阿姆伯林》一片籤的那份合同,使他從斯皮爾伯格的影片中被騙走了大筆利潤,他為3300萬美元起訴斯皮爾伯格,因為他估計從那樣一部影片中他該得到這個數。

1995年初,就在紀念電影百年曆史之際,斯皮爾伯格獲得了一個凱撤榮譽獎,這是法國的“奧斯卡獎”。由於他在關貿總協定會議期間發表的那番有關法國貿易保護主義的言論,這個獎的頒佈引起了法國人的議論。其實斯皮爾伯格這會兒已經改變了立場,他聲稱自己曾被好萊塢電影公司的遊說者和白宮發言人傑克·瓦蘭蒂有關電影方面的政策說明引入了歧途。

2月25日,他在聚光燈的照射下步人巴黎香榭麗舍大劇院面對法國娛樂業各位先生女士。這個獎項是由影片《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導演克勞德·萊魯士頒發的。他通過向斯皮爾伯格保證說,斯皮爾伯格的影片惟一讓他不喜歡的部分就是“結束”這個詞,而為當晚的講話定了調。斯皮爾伯格向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凱特微笑著,坐在凱特旁邊是格里高利·派克和珍妮·默里奧,他們兩人都是凱撒榮譽獎獲得者。

斯皮爾伯格躊躇地從口袋中拿出一個名單,他說他感謝那些他早該對他們說謝謝的法國電影界人士。從讓·魯克·哥達德開始(他對斯皮爾伯格作品的影響是連最敏銳的評論家也注意不到的),他一口氣報出29個人名,從盧米萊兄弟和喬治·米麗艾斯到克勞德·蘭茲曼,當然還有特拉福特,他那番關於講故事的人需要有真實生活的話曾給斯皮爾伯格很大的啟發,斯皮爾伯格滿懷真情地引用了他當時的原話“我的許多電影都追求表現幻想技巧”,斯皮爾伯格接著說,“但是,我認為《辛德勒名單》和我的妻子凱特及我的孩子,使我第一次能夠拋開模式,像一個真正的電影人那樣生活。”他以一個自相矛盾的承諾結束了他的發言,他告訴觀眾:“我想說我將與你們這個為了自己的文化而戰鬥的國家站在一起為公正而鬥爭。”

這句話因它的荒謬而給聽者留下了很深的印像,因為像《侏羅紀公園》這樣的電影,在他們眼裡正是一部扼殺法國電影業的作品。截止到1995年,由《侏羅紀公園》帶來的9.13億美元中,有5.56億美元來自於其他國家的銷售。但是,幾乎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特別是瞭解電影過去歷史的人。美國的歷史是一部文化侵略和掠奪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電影一直扮演著一個積極的角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在中國和日本的領事館就把美國新版影片作為政治和文化宣傳的材料來發行。派拉蒙公司和米高梅公司在20年代就將破了產的德國影片公司收購過來,並在30年代通過獲取影劇院的壟斷權侵入英國和歐洲共同體,為好萊塢的產品保留著對這些影劇院的統治權。

從歷史的角度講,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以及他的影片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的產物。充斥於市場的麥當勞影片、可口可樂影院是這個世界所一直等待的,它們代表著一種觀念,而“這種觀念的時代已經到來了”。道義是在嚴陣以待的歐洲一邊,可是利益卻在別處。電影,首先是一種有機體,而它的媒介是金錢。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在這個他為之努力創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究竟是什麼角色?在目前條件下,他沒有別的路可以選擇,創造更多的利潤和贏得更多的奧斯卡獎對他自己、對這個世界來說什麼也證明不了。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樣做只能使他淪為對成就、對那些他已經擁有的最高榮譽的無休無止的追求者,只能使他像他所崇拜過的偶像大衛·塞爾茲尼克和大衛·裡恩一樣漸漸走向失敗。原因就像再也不可能出現另外一部《飄》,或者《阿拉伯的勞倫斯》一樣,也不可能再出現另一部《辛德勒名單》。

除此而外,還有一條路就是體面地隱退,或是接受自己在大市場中滄海一粟的角色。如果他能把自己的形像設計得好些,他可以像喬納斯·索爾克,如果他不能,他將會使自己成為克羅內爾·哈蘭·桑德斯。他是否願意通過回到多數人贊同的那種簡單經濟的拍片方式上,來恢復他原有的聲望?但可悲的是,他已經幫助社會創造了一個不接納這類影片的市場。對於他這樣一個具有如此驚人天賦的人,這個現實一定是苦澀的。

在評價斯皮爾伯格到50歲時的生活時,人們不能不把他的生活與兩位典型的從失望走向成功的美國人傑伊·蓋茨比和查爾斯·福斯特·凱恩的生活相提並論。他們把自己關閉在他們用勞動創造的生活中,整日無精打彩地在自己的住所中轉悠,彷彿生命的終結指日可待。

威爾斯、斯皮爾伯格和菲茨傑拉德在無情的美國境域裡感覺自己是像蓋茨比一樣的受害者。就像影片《偉大的蓋茨比》中最動人的那幕,菲茨傑拉德稱美國人為“奇事容器”。美國人天生渴望新奇,永不滿足地追求娛樂,如果誰想要試著去滿足他們的話,一定會被累死。凱恩和蓋茨比對待他們那些奢華的朋友,就像斯皮爾伯格和威爾斯對待他們的電影一樣,把自己完全貢獻給觀眾並被自己的痛苦所吞沒。

他們所得到的獎賞就像一個美好而短暫的節日,一種與一個理想中的美國同步了幾年的感覺,在這一瞬間,理想的美國景象和他們在影片中所創作的一切都在他們眼前清晰起來,它放射著如此燦爛的光芒,令世界矚目。

斯皮爾伯格和威爾斯一次恰巧看到了同一種景觀。在1940年,威爾斯和赫爾曼·曼科耶維茲在好萊塢山莊的一處住房裡共同編寫《公民凱恩》。演員喬治·庫羅里斯來拜訪他們,威爾斯帶他來到平台上。庫羅里斯回憶道:“我們看到整個城市燈火輝煌。那時戰爭正在進行。他說:‘看,這個世界上有座城市燈火通明。’然後,他把影片《公民凱恩》描述給我,概括地講了整個故事。我們站在那裡,頭上是滿天繁星,腳下是燈火閃爍的洛杉礬城。”

30多年之後,斯皮爾伯格在與保爾·謝拉德進行了一次茅塞頓開的討論後,從菲利普斯回家。路上,他停在默爾霍蘭德大道上,也許離當年威爾斯工作過的那幢房子只有幾碼之遙,斯皮爾伯格茫然地仰靠在汽車車蓋上,注視著聖·弗南多河谷中交織成網的燈光倒影,他被《第三類接觸》的構想吸引伎了,他不知道威爾斯也曾被他所見到的景象所迷惑,他面前的這座城市和這迷離的燈光也曾喚起威爾斯的樂觀,讓他對未來滿懷希望。

1973年,對斯皮爾伯格這位帝國的建造者和商業巨頭來說再也不會重現。但他那種使別人感到愉快從而使自己感到滿足的心態卻絲毫未減。他再一次借用了達蒙·奈特的一段話來描述自己,“……這個長大的孩子他仍能記起,而且仍然相信,在那些孤獨的夜裡,從那個孩子腦海裡進發出的思想的火花。”此時此刻,斯皮爾伯格同蓋茨比一樣,對美國(任何人都有機會成功)的特殊承諾信心百倍。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彷彿感到他屹立於成功的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