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耶魯之二——“她從不靠他來證明自己”
1971年秋天，康涅狄格州的達菲要求他以前的競選陣營加入到緬因州議員埃德蒙·馬斯基的總統競選陣營中去。
埃德蒙·馬斯基是漢弗萊1968年的競選夥伴，現在則是1972年的主要競選者。安·韋克斯勒回憶說：“我們已爭取到了每個人，除了比爾。他只是平靜而堅定地說，他擁護麥戈文。”
喬治·麥戈文對謹慎、瑣細的馬斯基非常反感，因為麥戈文早就是華盛頓執政者的奴僕，也是他們的主要資助者，不僅代表了對結束戰爭的不懈努力，還代表了一種更開放。
代議制的政府形象。這位南達科他州的最真誠的參議員吸引了一大批對華盛頓遊說者和騎牆派的民主黨核心的潛在反對者，而這些遊說者和騎牆派為馬斯基和大手大腳的漢弗萊工作。雖然許多麥戈文的黨羽最後還是受到華盛頓的銅臭味的薰陶，但20年後，自1972年以來的兩派間的嚴格分野在克林頓當局中還是昭然若揭。一旦麥戈文派在白宮和各部門有了一官半職，那麼在內閣和克林頓的經濟和對外政策中的高級顧問中就有許多原先是馬斯基或漢弗萊的支持者。他們中有人說：“很難說，哪派是最後的贏家。”
在見到達菲幾周前，克林頓在財政緊縮計劃中已接觸過卡爾·瓦格納、安東尼·波德斯塔和裡克·斯特恩斯（後者是第一批麥戈文競選組織的僱員），他們要在競選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位麥戈文的前顧問說：“克林頓20多歲時，我們就給他一個機會，在總統大選中指揮全國，當然阿肯色州也就不在話下了。嗯，他不會回絕這樣的好機會，儘管我們都知道他內心深處可能願意選擇馬斯基這類人的。”
一年後，1972年秋天，麥戈文贏得了與尼克松競選的提名，參議員的助手薩拉·埃爾曼一早就開車來到得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機場，要在麥哥文去參加阿拉木的一個集會時與這位候選人會合。埃爾曼驚訝地發現，已有人早早來到機場，急切地等候飛機，她記得那是“一位穿著亞麻上衣的高高的年輕人，站在弦樓腳下”。另一助手對她說，那是比爾·克林頓。他是德克薩斯州競選活動的協調人之一，準備跟麥戈文討論時事和政治形勢。與這位穿著白上衣的年輕人談話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自言自語說：“這個小傢伙真是個人物。”
在聖安東尼奧時是克林頓那一時期政治生活的巔峰。
他和希拉里自願為民主黨做選民登記工作，光是1972年一年，他們就在那魯校園外花去大量時間，尤其是在得克薩斯州時，他們曾在奧斯汀和泰勒·布蘭奇合租一套公寓，布蘭奇也是擁護麥戈文的志願者，後來寫過馬釘路德·金的傳記。
後來，希拉里·羅德姆對《阿肯色時代》雜誌說，當在骯髒、炎熱的聖安東尼奧的西班人居住區做選民登記並進行遊說時，她發現人們“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原本相信“政治是一種變革的過程——你參與了，就能影響結果。可是在得克薩斯，她感到的是麻木、冷漠和恐懼。她非常驚訝：“他們竟然是些不願登記和投票的‘美國公民’”。
克林頓受州民主黨組織的禮請而成為麥戈文的支持者，他的經歷與希拉里不同，後者壓根就是堅定的鐵桿捍衛者。麥戈文的身後是得克薩斯的自由派。可是，當競選組織竭力去安撫本特森和其他保守派時，他們又不得不表現得很高興。同其他州一樣，這一舉措很少有什麼實質性的成果，除了一些不足道的進展——為集會做準備，讓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對少數民族選區適當照顧。但當布蘭奇在面對“危機時刻問題的嚴重性與我們平時必須做出決定的愚蠢”形成的對照時，他驚得目瞪口呆。
布蘭奇回憶，比爾·克林頓“熱愛這些活動”，他從這派到那派，從這批聽眾到另一批聽眾，巧妙圓滑地向每個人致意，告訴他們愛聽的東西。在布蘭奇看來，“在縣一級政客和激進分子中，他顯得遊刃有餘。”希拉里則記得在1972年他“總是不停地在說”：“看，我們的影響越來越大，已經吸引了與我們看法不同的人們。”但是在自由派寡頭政治佔統治地位的得克薩斯州，他只是舉辦了一些臨時性竟選集會而不是在思想上皈依麥戈文。
這段工作結束後，克林頓結識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地方私人偵探，來自得克薩斯州阿爾派恩的奧涅·伊麗莎白·賴特，她是個酷愛抽菸的組織者，是60年代得克薩斯大學的積極分子，而且是該州青年民主黨最年輕的主席。後來，在小石城她被稱為“執行者”，孤傲、忠誠而又能處理危機，貝齊·賴特（貝齊·賴特（BetseyWright）是奧涅·伊麗莎白·賴特（OnieElizabathwright）的暱稱。——譯註）後來成為克林頓的心腹顧問，並作為一個不知疲倦的州府總管工作了近十年。在1992年的競選中，她被任命管理他最隱秘的阿肯色州檔案，並且整理材料以反擊當地的批評家們。再後來，雖然只是個行政班子外的遊說者，但她實際上成為一個處理危機的政府官員，專門處理有關總統的桃色事件和其他阿肯色州的醜聞。可是1972年，她還只是得克薩斯州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小姑娘，對與布蘭奇住在一起的這對特別的年輕夫婦滿懷敬畏。她說：“在這以前，我從未像那樣拋頭露面過。我是說，他們在得克薩斯州打發整個學期，從不去聽課——然後他們又回到耶魯，趕期末考試。他們真讓人膽戰心驚。”
1972年秋天，貝齊·賴特和其他人顯然不知道希拉里·羅德姆已從耶魯法學院畢業，並自己在為學校做獨立的研究工作，而此時克林頓還在上四年級，常常逃課，然後在考前惡補。賴特，這位熱情的女權主義者，認為這位來自帕克裡奇的年輕律師擁有領導新一代婦女的政治家的能力，她曾對一位朋友說，比起克林頓來，羅德姆顯然更有潛力。羅德姆似乎很少考慮下一步要幹什麼，對政治也不太投入。
布蘭奇說：“當他的目標已那樣明確時，她還不知道何去何從。”
在來得克薩斯之前，克林頓曾在康涅狄格州為麥戈文工作過，在那裡，他從全國性大選中第一次獲得進入阿肯色政壇的資格。1972年6月初，麥戈文已確定被提名，克林頓來到了小石城，要在先於全國代表大會之前舉行的民主黨州會議上修築他的政治籬笆，最重要的是，做一次自我亮相。只要從耶魯一回到家中，他就到議會大廈，憑藉雷蒙德·克林頓在溫泉城的一些老關係，如阿肯色州政府發言人雷·史密斯，被介紹給立法要員和地方政客們。現在，僅僅離他的26歲生日只有幾周時，他作為總統候選人的一名工作人員，突然以同樣的身份與阿肯色資深民主黨政客打起交道——同樣重要的是——以一種他們期待已久的慷慨大度形象與當地媒體接觸。在他所喜歡的候選人中，他既要爭取人們去支持麥戈文，又不能冒犯阿肯色顯赫的國會議員威爾伯·米爾斯。《阿肯色新聞報》特別指出：“他在阿肯色政壇中小心翼翼地穿針引線。”他談到與米爾斯、戴爾·邦珀斯州長和其他人的友誼時說：“我到阿肯色來主要是為了要結交儘可能多的朋友。”
在一次主要談及他在喬治敦、牛津和耶魯的特別經歷的採訪中，克林頓指出，與同時代的大多數年輕人不同，他的政治經驗與尤金·麥卡錫或者博比·肯尼迪沒有什麼關係，倒是來自土生土長的一些著名的阿肯色政客那裡，像弗蘭克·霍克特和富布賴特議員。儘管南方對麥戈文心存疑慮，但土生土長的比爾·克林頓願意跟每個人合作，而不會在乎他們的觀念如何。
在州會議的走廊上，克林頓顯得尤為咄咄逼人，他聲稱知悉各種選舉的內幕，並試圖給代表們施加壓力，要求他們站在麥戈文一邊，在米爾斯的代表們棄權之後，他們會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投麥戈文的票，斯蒂芬·史密斯，當時最年輕的一代州議員——年前比爾曾在州議會大廈見過他——拒絕了克林頓的巴結，在代表選舉中取勝，不過他很快成了克林頓的好友，後來又成為他的助手。
接下來的事情對人前人後的克林頓都是一個小小的警示：表面成功的形象還遠不是板上釘釘的事實。1972年夏天在阿肯色的麥戈文競選班子中，克林頓一直小心地避開了當時爭議最大的問題：尼克松在整個地方的種族主義呼籲、共和黨對阿肯色至關重要的消除貧困計劃的改革，以及當年5月美國對越南地毯式轟炸並炸燬了海防港之後戰爭繼續升級，還有幾周前的“水門事件”，那已經被證明與白宮有關。《新聞報》滿懷同情注視著這個“在棘手的情況下如履薄冰”的年輕人，並稱他為“一個好政治家”。
當時，希拉里第一次與克林頓一道來到阿肯色，她並不在乎要拋頭露面。當他四處尋訪他在溫泉城的那些老朋友，包括以前的女友們時，希拉里卻在家閉門讀書。許多人都注意到這一點，一位前女友說：“在比爾·克林頓的生活中，幾乎沒有哪位女人不想總和他泡在一起，可是她卻有自己的興趣所在，而且從不靠他來證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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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在邁阿密大會前夜，克林頓對一位阿肯色記者說：“在麥戈文總部，最奇特的事是那裡沒有追求自我表現的人。我們中的大多數——不管他如何優秀——都只是集體中的一員”。他這麼說，儘量淡化自己在邁阿密的幕後表現。通過斯特恩斯和競選組織中的其他上層人士的關係，克林頓將自己定位為阿肯色代表團中被提名人的唯一協調人。在州協調員們“幾近沸騰的屋子裡”，他的小桌和對講機跟前總是擠滿了人，候選人的活動宣傳車就停在會場外——這裡是各顯神通的地方，什麼樣的本事你都可以使出來。許多人都清楚地記得，比爾·克林頓和他代表的州格外引人注目。
麥戈文的一個助手說：“他將成為阿肯色州的一個大人物，其他人做不到的事他卻能做到。沒有人能像克林頓那樣熟悉阿肯色。”一位工作人員聽到過這樣的囑咐：“你只能通過比爾來為阿肯色工作。”如果有人冒犯了克林頓所持的權威，那你面對的就不再是平常燦爛的微笑，而是暴跳如雷，一位同事說：“哪怕是最細微的過錯，他都大為光火。”
可是克林頓有裡克·斯特恩斯這樣的人來給他“打圓潮，給他做些“善後工作”。一位競選組織的協調員說：“我當時就在離他幾英尺的電話機房工作，可我卻不能同阿肯色州的代表布朗尼·萊德貝特或其他人討論我正做的其他工作，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很不平。”另一位麥戈文的助手——他的桌子離克林頓僅幾步之遙——說：“你不可能有機會，比爾·克林頓要當阿肯色州州長或更大的官，每個人都開始明白這是他一生的抱負所在，他簡直著魔了。”
與此同時，在會議上，人們有一種感覺，溫泉城的比爾·克林頓已成為代表團與會議之間的溝通者和代言人。阿肯色州的代表們——很多都對克林頓的事業有決定性影響——都看出他的大氣象：他的影響力已上升到全國範圍。
斯蒂芬·史密斯說：“這個25歲的耶魯學生在黨內名流和權貴之間的活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密斯當時和其他人一樣，還不瞭解克林頓的內在性格，在邁阿密被克林頓征服的代表中，還有一位來自阿肯色州斯普林代爾的律師、富布賴特的前助手，37歲的詹姆斯·布萊爾，他與克林頓夫婦的親密關係和他的建議不僅在克林頓的政治生涯中極為重要，而且對希拉里·羅德姆的自我完善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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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在水門事件指控者和參議員調查員第一次作證前大約6個月，理查德·尼古松以近1800萬張選票大獲全勝，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優勢票數。當克林頓和羅德姆在得克薩斯緊鑼密鼓地開展工作並初見成效時，尼克松已以領先100萬票或者說領先30％的得票率的驕人戰績擊敗了麥戈文。大選後的第二天，在華盛頓的一次私人聚會上，麥戈文競選組織者負責人之一、精疲力盡的弗蘭克·蒙柯威茨語驚四座，讓垂頭喪氣的失敗者們心頭又升起了希望。
他說：“用不了多久我們就要揭露出大選期間被掩蓋的水門事件的真相。人們將發現自己選出來的是個騙子。這一切太醜惡了，人們將不願回顧1972年發生的事情。”
不管尼克松是否下台，正像寓言中說的，災難過後，往往是兩敗俱傷。首先是麥戈文的競選組織代表了一種美國政治中的強烈的激進主義。其次，同樣地選民們反過來也表現出巨大的向新政迴歸的保守潮流。H．西奧多·懷特稱之為“在公開控制、平衡私有財富和集團影響時減緩權力的膨脹”。
這種簡單想象力的背後，是麥戈文在陣營裡的千差萬別，從南達科他州的溫和的領袖到下層人士，他們對戰爭的一致反對的態度掩蓋了在平等、權力等基本問題上認識的深刻差異。一位高級助手說：“他們的政治基礎是戰爭，在競選活動中，根本不談及其他話題。正是漢弗萊和一些民主黨人在初選中攻擊麥戈文，然後又攻擊尼克松，稱他們為激進派，麥戈文陣營中除了戰爭的話題沒有別的。”幾年後另一位競選組織中的老兵說：“操縱競選組織的像加里·哈特或裡克·斯特恩斯這些人，沒有一個是60年代的反抗者或者是真正的改革者，他們只是雅皮士、意在掌權的實習政客——誰也不能否認這一點。”
同樣地，在關於國家趨於保守的鼓譟中，美國政府和政治正為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調整政策，並主張介入。與此同時，公眾痛斥政府“干涉”幫助少數民族和平民的計劃。
1972年大選本身就是一條分界線，其中鉅額金錢滾滾進入國會和總統選舉中，儘管後來在政治資金中有所謂的水門改革，但腐敗現象越來越多。毫不足奇，正是尼克松——福特政權及相應的1973年——1976年的國會為隨後發生的一切奠定了基矗80年代有龐大的五角大樓財政預算，後來，各大公司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從聯邦財政中攫取利益。
正如在那次聚會上弗蘭克·蒙柯威茨對同伴所說的：“沒人想了解這些”。
正當民主黨人迅速向右翼靠攏，竭力醜化他們痛恨的1972年的候選人時，比爾·克林頓也緊跟潮流。在他第一次參與總統競選時，克林頓嚴肅地對專欄作家戴維德·布魯德說：“對大多數美國選民來說，令人頭痛的倒不是（麥戈文）對戰爭的自由派態度，而是整個運動是不穩定的，是非理性的。這一競選組織和這個人沒有一個核心或中心，國內的大多數組織都是這樣。”
為了謀取官職，克林頓再也沒有提起他在阿肯色時與麥戈文非同一般的關係。像當時的一些民主黨人一樣，他在1972年後，對自己的政治觀點表示痛悔，這些民主黨人也開始用理查德·尼克松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且發現事實地的如此，雖然麥戈文的幾個前助手都找到了相同的歸宿——蒙柯威茨自己則當上了薪水豐厚的華盛頓遊說者——可是其它人卻靠邊站，一位在邁阿密的會議期間曾與他共司工作的人士說：“那些願意與1972年以後接管的政權妥辦的人自然都成功了，克林頓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另一位則回憶說：“克林頓非常關心這場戰爭的意義。但是他既不是後來自稱的那種自由派，也不是一個成長起來的革新派。我想，他表面是自由派，本質上是馬斯基的信徒。”
1972年一位與他關係很密切的人士說：“在那次競選活動中，克林頓比起後來要自由得多。在阿肯色時，他學會了如何隱藏，當一個私下裡的自由派，而且長時間都是這樣，你不得不疑惑他究竟‘站在哪邊’，從麥戈文那裡，克林頓學到了什麼？這很明顯——在人格取向上你能有自己的好惡，可是在這種政治體制下，尤其是在那次大選之後，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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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又回到了紐黑文，依舊住在一起。在回阿肯色參加第一次政治競選之前，他得拿到他的法律學位，她則要完成研究，而這項研究正是為了他在耶魯的最後一年兩個人能待在一起而安排的。
不管希拉里對比爾·克林頓的愛如何讓人感動，她在1972年—1973年的研究工作可不只是一項輕鬆任務。在耶魯法學院、醫學院和兒童研究中心的一個特別項目中，她被要求去調查在國家政策、法規和司法實踐中兒童權利的保護情況。她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在威爾斯利時她對兒童心理學的研究，在蒙代爾委員會工作時她所目睹的移民兒童的悲慘境遇更加強了她的信念，而且在耶魯她還研究過婚姻家庭法。研究計劃中她寫成了三篇文章，1973年到1979年相繼發表在《哈佛教育評論》和《耶魯法學期刊》上，並出版了一本論文集《兒童權利：一份當代報告》。
這是她以關心兒童問題為長久職業的開始。
不像她後來的演說或講授，她在耶魯時的寫作並沒有因比爾·克林頓的選舉而受到影響，因此，這些文章是作為很少見的材料獨立保存下來，從中可以窺見那時希拉里·羅德姆深信不疑的是，有那麼一天，她將和克林頓一起帶領人們進入到那樣的一個社會。
在60年代末政界和知識界的運動中，出現了一個關心兒童權利的潮流，這一潮流推動並幫助了她的研究。她曾一度作為耶魯法學院約瑟夫·戈爾茨但教授的助手，戈爾茨但和安娜·弗羅伊德、阿爾伯特·索尼特編撰的論文集《關於兒童的最高利益》和社會學心理學家肯尼思·凱尼斯頓的《我們所有的孩子》，都是當時的名著，希拉里當時也參加凱尼斯頓的研究課題。
自70年代以來希拉里·羅德姆的文章大多隻是一些關於法學的線條性提綱，在許多人看來也不過爾爾。她不再倡導當時某些人支持的兒童權利的恢復，而只是主張法庭應該停止以前的做法，即除非已滿18歲或21歲，法庭會自動視未成年人為無民事能力者，取而代之的是，法官和其它仲裁者應根據具體個案來確定孩子們是否有能力對他們的父母作出某種特別的明確表態，至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應該如此。她寫道：“我認為這種對家庭問題的介入應該加以限制，如果不能很好解決，這將造成深遠的不可挽回的損失。”她的這種觀念似乎只能成為這一領域的腳註，而絕不是出自一位未來第一夫人的手筆。
文章後面附有一些具體而生動的事例——諸如流產、醫療、居住區和選擇學校的之類的問題，這些對一個兒童來說，通常都是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必備條件。在1971—1972年間，她在當地的聯邦法律援助項目工作，這是一項為窮人和紐黑文法律援助協會設置的計劃，也是針對康涅狄格州盛行的官僚作風導致兒童扶養問題被忽視而創立的一個組織，在那裡，希拉里親眼目睹了虐待和剝奪兒童權利的慘狀。她經常在財政會議上講述她的所見所聞，這樣，給她的前任僱主和愛做表面文章的兒童保護者、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留下了一個喜歡批評別人的印象。紐黑文的一位同事說：蒙代爾“對她常常感到頭痛”。
同她在移民勞工委員會工作和得克薩斯州的西班牙人居住區做選民登記一樣，這一次的工作經歷又向她展示了另一個美國形象。後來，在希拉里·羅德姆的法律實踐和對國家政策的參與中，批評家們不解地發現，裡面很少有對人類現實的關注。一個人寫道：“這些文章太抽象了，不能令人滿意。”在文章中“正常的家庭不是建立在情感、限制和犧牲之上的組織，而是一個勁要求自由的單獨權利承受者的任意組合。文章中並未指出孩子們究竟需要什麼，而且他們的需要又是如何五花八門”。另外一些人，像瑪格麗特·奧布賴恩·斯坦菲爾斯，在《公共福利》週刊上寫道，她文章的要點暴露了她“歷史和社會學上的幼稚”。當然，斯坦菲爾斯和其他人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但我們知道帕克裡奇和希拉里·羅德姆暴虐的父親在這位70年代的年輕女律師心頭投下的陰影，以致於她時常激烈反對“任何形式的家長專制”。並已把倡導兒童權利視為“一場與家長制長期鬥爭中的重要步驟”。
著名歷史學者克里斯托弗·拉希認為她只是20世紀初最熱誠的改革者們的一種並大創見的傳聲筒。他說，她關於兒童法律權利能力的論斷“等於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上，要求保護個體的自主性”。正像拉希描述他們圓滑的綱領時所指出的那樣，“只是試圖去幫助”這個革新時代的“兒童救助者”，而不涉及混亂的國家權力機制如何誘發了許多不幸家庭中的虐待兒童事件。
然而，在羅德姆耶魯時期發表的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並非是其中的心理學或歷史學和政治學方面的見解。在她關於“無權利能力的”家庭的洋述背後，是少年犯法庭和最熱心社會計劃不可能涉及到的巨大社會現實。如果家庭正在解體，如果在鄰居、學校和機構裡發生了驚人的財政赤字，那麼這場災難就應該追溯到這個國家的社會文化根源——追溯到這樣一種政治制度，它為特別財團服務，把國家弄成現在這樣。
美國的兒童狀況正是這種價值、這種權力和特權安排最明顯的結果，他們只是政權市場規則下最大的犧牲品。
在這一市場中，當學校和其他公共機構度日維艱時，大公司巨頭們正中飽私囊，大肆搜刮；當公共日常保健和醫療保險及高等義務教育越來越依賴於政府幹預時，巨大的官方援助和免稅政策卻大行其道。正是孩子們成了商業化和物質消費狂潮中最大的受害者。最重要的是，美國兒童早晚會親身領受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教訓——在“真實世界”的金錢和權力面前——盛行和持久的東西中，再沒有什麼比政治和政府更不嚴肅的了。
70年代中葉羅德姆寫道：“只有在這個國家中執行一個統一的家庭政策，那樣我們為孩子們做什麼才是有效的，才能使他們免受傷害。”在某種意義上說，她心裡也明白，要保護兒童，必須深入到造成惡果的更大的社會體制中、維護私人利益的國家意識形態中和各州首府及華盛頓複雜虛假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當她在威爾斯利研究貧困問題時，她已經多少意識到問題的核心是政治，事實確乎如此，她所忽視的這一社會體制仍將使她的建議成了治標不治本的“靈丹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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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春天，他們在紐黑文的最後一週裡，多蘿西·羅德姆無需解釋的疑問困擾著他們：“我女兒怎麼辦？”好幾個人都還記得克林頓對跟他一起生活的強烈自主意識的女人充滿了愛意，急切地想擁有她。他對每個人都大談希拉里如何是一個“明星”，一位朋友說“好像他已擁有了她”。對她來說，要為自立而鬥爭的話，現在在雄心與愛情之間面臨著新的難題。跟克林頓一起回到阿肯色並非易事。她曾對一位記者說：“他從某個地方來……他知道他想去那裡要做什麼。”如果她跟他去阿肯色的話，她自己的位置和目標似乎很模糊。他顯然希望她喜歡並適應那個地方。她第一次來小石城時，克林頓去機場接她，去溫泉城只有50英里，他開車竟用了八個小時，一路上像個孩子似的對她大獻殷勤，向她描述淡綠色小山中的每一個景觀、勝地和路邊餐館。
他告訴他的朋友布朗尼·萊德貝特——小石城的一位像她一樣熱衷於家庭問題的積極分子，說：“她是個女權主義者，非常棒。”她希望在當地找到一份工作，“不只是一般的工作”，最好是在她熟悉的兒童權利保護領域。而在阿肯色這種工作太少了，對一位與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聯繫在一起的女人來說就更是如此。
事實上，70年代初，阿肯色人正開始瞭解到公共利益法的重要性。那裡，只有初期的消費者運動和社區行動，有效約束當地政府的工作也只是剛剛開始做，初步的捍衛民權、勞工權利和性別平等的運動剛剛對該州的統治者發起挑戰。從事這一工作的律師和積極分子們站在低收入的貧民一邊，常常為他們自己的選民所不理解，還遭到地方政權和社會精英們的排擠和嘲諷。跟小石城權力結構中的權貴、律師和政客們相比，他們只是些孤軍作戰的散兵遊勇。
一位熟悉兩派的關注公共利益的律師認為，“這是一項幫助人們創立新生活的工作，但並非總是如此，有時也可以幫助你自己或使你丈夫當上州長。”另一位談到公共利益對阿肯色權力的挑戰時說：“在那些名單和提綱上不會出現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這樣的名字的。”
這一對在當地公共利益法方面做出的讓步大還是遷就克林頓的政治野心時做出的犧牲大，以及多大程度是她個人的選擇，已很難說清楚。雖然朋友們相信，這一充滿思想鬥爭的決定既是她也是他做出的。在她的職業獨立和政治責任問題上，他們達成了一致。布朗尼·萊德貝特後來對一位作家說：“顯然一段時間以來，他們在計劃如何這樣做，而且我認為，在她的獨立問題上，根據他倆的私人關係，不會有什麼問題——他對這一點很開放——但有可能是她感到自己有些影響了他的政治前途，很清楚，那正是他的一貫目標。這樣一種關係比許多人描述的要複雜得多。”
5月，沒有參加畢業生和著名法律事務所的供需見面會，他們離開了耶魯。正如他對自己一貫期許的那樣，比爾·克林頓只想回去。他在費那特維爾停留了一下，在阿肯色大學法學院申請一份教職，從前他曾對霍姆斯上校說過他會進入該校學習的，現在他拿出了他在牛津和耶魯的文憑，並且以他明快的坦誠贏得了校長的信任。克林頓對他說：“你或許想要我在這裡教上一年，因為我什麼都可以教，而且不會在意是什麼工作，我也不會在乎聘用期，你什麼時候想攆我走都可以。”
利用以前華盛頓的關係以及她研究課題的贊助人的幫助，羅德姆又重新與瑪麗安·賴特·埃德爾曼一起工作，不過現在又成了埃德爾曼保護兒童基金會的一名律師，這是一個大公司資助的華盛頓方面的團體組織，旨在保護窮人、少數民族和殘疾兒童，曾在各州和全國範圍內引發了一場爭論。雖然1973年夏天她也參加了小石城的律師資格考試，但在她的朋友們看來，這也是一個自然、明智的選擇。
一位在考場上巧遇的威爾斯利的朋友艾倫·布蘭特利驚奇地問她：“你到這來幹什麼？”她解釋說，在華盛頓的工作要求她務必通過某個州的律師資格考試，這樣她就隨便“選擇了阿肯色州”，布蘭特利記得她是這麼說的。
在兒童保護基金會工作還不滿半年，她就被約翰·多爾招募去了。這位國會司法委員會首席顧問，因為在1974年要求彈劾理查德·尼克松而發跡。多爾是一名來自威斯康星的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時代加入司法部，曾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手下任職，在投靠肯尼迪在紐約的貝德福德——斯圖維尚建築公司之前，負責嚴重侵犯民權事件的調查，他屬於那種逐漸退出舞台的類型，是舊共和黨中的溫和、正直、廉潔黨員，其才智力各派所敬重。為了招募一個職員，他叫來了他在司法部的老同事，耶魯的伯克·馬歇爾，他則給多爾推薦了兩個人：比爾·克林頓和希拉里·羅德姆——對後者，馬歇爾評價說：“非常聰明、思維清晰，有組織才能。”克林頓當時早就全身心投入到他的國會競選中，自然拒絕了這一機會，但很快就推薦了他的女友。多爾不動聲色他說：“我儘量叫她來吧。”
1974年1月中旬，希拉里·羅德姆開始和從事調查的新同事們一起工作，在60名調查者、職員和秘書中，有44人是律師，在其中她的職務最低。其中的大多數律師，不管是低級的還是高級的，都是多爾從紐約和華盛頓的大公司法律圈裡挑來的。弗雷特·阿特舒勒是一位來自西部的沒有大公司背景的律師，不久就和這位來自保護兒童基金會的年輕女人成為朋友，他說：“我們都被認為是激進派，我想我們都是僱主作為政治姿態的體現而被僱來的。”在她的其他年輕同事中，另一個典型人物是與她關係很好的威廉·韋爾德，後來他成了馬薩諸塞州的共和派州長。一位多爾的職員說：“這是一個非常保守的頭牌法律事務所那樣的機構，可以說是專門對付心狠手辣的尼克松先生的。”
調查組的職員們後來又搬進有些破舊的舊議會旅館裡，它坐落在雷伯恩議會辦公大樓的對面。這份工作也意味著暗地裡的性別歧視，如果說還不是很公開的話，阿特舒勒說：“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國會山就是一個搞性別歧視的地方。”羅德姆是專職人員中僅有的三個婦女中的一位。由於容易受到批評和歧視，她常常顯得好鬥，但在這裡也像在別的地方那樣，她也小心翼翼，不拋頭露面。後來一位年長的男性同事說：“她對問題很敏感，但從未大喊大叫。”
在這種環境中，希拉里·羅德姆第一次感受到的政府氣氛，是為一些骯髒的秘密所包圍，並且要嚴格保守秘密。多爾將職員們的房間又改造成裝上柵欄和鐵絲網、嚴格看護的堡壘，嚴防任何外洩。他堅持職員間應該一絲不苟，超越黨派偏見，對媒體和公眾保持緘默，一位來自密蘇里州的國會議員在司法委員會上抱怨說：“我們做得太隱秘了，以致於對尼克松的指控一直在暗地裡進行，他或許將永遠不會知道這一點。”
按她事後的講述，她曾被指派去聽尼克松那些聲名狼藉的磁帶錄音，並聽過一盤被稱為“精品”的帶子，裡面記錄了這位苦惱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裡的談話，以及對自己真實意思嗑嗑巴巴的解釋。然而，年輕的律師們是很少有這樣的特權的。保守的多爾主要依靠文件和其他人的證詞，而不大相信計算機或其他電子“小把戲”。一位觀察者寫道，裡面煞費苦心編輯了50萬張可稱做“交叉檔案系統”的文件，“精確地記錄了他的一生。”可是在嚴格的職員等級制度中，哪怕是高級律師們也不能接觸到司法委員會的機密材料，這一重要角色只被賦予給首席顧問和他的最高助手。
同樣地，她只能在其他男性律師手下協助工作，監管調查程序，處理一些傳票、證件移交，充當白宮的辯護律師的角色。這些程序性工作使她只能處於邊緣，不能像某些人那樣，能接觸到水門事件中關於濫用權力這樣的激動人心的證據材料。但是，儘管有多爾的嚴格保密制度，職員們還是經常談論這一醜聞，而且不管她的職責如何，羅德姆還是有她獨一無二的優勢。
那個春天和夏天，他們都忘我工作，顧及不了生活。像當時大多數人一樣，她居住在離國會大廈不遠的一個朋友家中，獨自一人，生活很簡樸。多爾自己則睡在一間破舊的地下公寓裡，離國會旅館隔了一個街區。唐尼·拉德克利夫寫道，她和比爾“經常電話聯繫”。一度克林頓曾計劃去華盛頓一趟，而希拉里對一位已開始涉足政界的高級律師伯納德·努斯鮑姆說，她希望他能見見她的“男朋友”，努斯鮑姆回憶說，有一天晚上開車回家的途中她非常自信地說：“他真的很不錯，他將成為美國總統。”當時努斯鮑姆覺得“這有些像瘋話，我們當時在調查組壓力很大，而現在這裡竟有人告訴我她男朋友將成為總統。”第二天，他們兩人相互道歉，而此後數年努斯鮑姆一直和希拉里·羅德姆保持聯繫，並一直幫助她處理法律事務，最後，還做了一段短暫的、運氣不佳的白宮顧問。
到1974年仲夏，多爾的卡片工作已近尾聲。委員會仔細研讀了大量活頁材料，他們稱之為“資料提綱”，涉及到了水門事件中的所有作惡者。儘管受到國會司法委員會大多數人的指責和嘲諷，並受到特別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和利昂·賈沃斯基的公開非難，但正是約翰·多爾的調查最終不斷地涉及到了理查德·尼克松。這項工作最終招致了議員表決提出彈劾，要求總統在證據確鑿的參議院審查之前辭職。
儘管多爾已盡了全力，但更大的更可怕的濫用政治權力是在尼克松下台之後才為公眾所瞭解，即便如此，還是得到傑拉爾德·福特的赦免。在某種意義上，通過真正的彈劾來除掉一位腐化的總統，這種政治進程只會關起腐敗之門，而不能清除它。水門事件所暴露出的骯髒的金錢政治，和一些更無恥的政治手段，在這一時代浮光掠影般的改革中，只會在90年代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地方繼續下去。
對於這位為多爾工作的年輕婦女來說，有一點特別具有諷刺性。20年後，希拉里·羅德姆作為第一夫人，將會目睹到這一幕。理查德·尼克松作為一位著名的老政治家，在國會上受到共和黨領導的歡迎和民主黨人的愛戴。1994年春天尼克松去世後，希拉里的丈夫代表整個國家，對他表示稱讚和敬意。在加利福尼亞州約巴林達舉行的奢華葬禮儀式上，他們將會聽到水門事件中未受審判的共謀犯被奉為一個英雄和國務活動家。這一切看起來好像調查團那本嚴肅的“材料提綱”從未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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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尼克松於1974年8月下台，希拉里·羅德姆決定去阿肯色加入比爾·克林頓的隊伍。弗雷特·阿特舒勒談到她的這次行程時說：“這並非她的意願所在，也不是她開始想做的那些事。”有人認為她或許回到保護兒童基金會工作，也有人猜測她將為自己的政治事業開始奮鬥。
卡羅琳·埃利斯說，一部分人對她在阿肯色的政治優勢看好，可是“她這邊也有一種擔心，那就是會成為他的一個附屬物。”埃利斯對朱迪思·沃納說：“我那時的反應是，她自己沒有什麼政治基礎，在阿肯色，即使她有才能也很難幹出點什麼名堂來。”
就如同他當年推銷自己一樣，克林頓為她的第一份工作到處打通關節，把她推薦給了阿肯色大學法學院。他們談起這一段故事時說，夏天之前他就把希拉里介紹給校長，8月裡她跟學校聯繫上了，並得到一份“合適”的教職。可是與此同時，她又跟威廉姆斯和康納利著名的華盛頓遊說和政治組織接觸，那裡的合夥人史蒂文·烏明已準備僱用她。烏明記得希拉里·羅德姆“在1974年那個夏天快要結束時，已瞭解了華盛頓政壇的大致情形。她知道在這裡事情如何運作，國會山的路數也已摸清。”
後來，她在調查組時的同事弗雷德·阿特舒勒和其他人都看出她在去阿肯色教書一事上猶豫不決。他後來說：“這工作不適合她，她的期望更高，我想那一陣子她很為難。”他曾向唐尼·拉德克利夫描述過那“令人傷感的”一幕：在多爾職員們的最後一次聚餐上，他們所有人看上去都各自找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阿特舒勒去洛杉磯的一個公益機構，而他們都認為希拉里的前途就像費那特維爾的那一潭死水。另一個人描述當時的情景說：“我想她最終的目標是白宮，她不會提及最終的復仇，而且她也拼命工作，達到這兩個目標。”
他們的朋友薩拉·埃爾曼開車送她從華盛頓去阿肯色，一路上都在試圖勸說她，車子剛離開華盛頓幾英里，埃爾曼就問她：“你幹嗎為了這個小夥子，捨棄自己的生活？我們現在走得還不遠，你還可以改變主意。”當時她們兩個站在蒙蒂索羅，18年後，正是在這裡，希拉里·羅德姆和她丈夫開始進駐華盛頓就職。
在一個暖和的星期六，她們驅車開進了費那特維爾，那天正舉行阿肯色對得克薩斯的足球賽。她們先前往克林頓的競選組織總部，那是雷蒙德伯父名下鄰近學校的一座破舊的平房。一個志願者正在數著那些亂七八糟的卡片和便條。克林頓經常這樣做，把它們扔在桌子上，讓別人去整理。有人回憶，當時希拉里·羅德姆“目瞪口呆，發現克林頓的總部裡如此亂哄哄，沒有紀律”。當然這不是最糟的。這兩位剛從華盛頓來的女人還能聽到球場傳來陣陣尖叫：“噢羅羅羅、噢羅羅羅、豬，豬，豬”，這是阿肯色主場啦啦隊的隊歌“叫豬歌”。
最後埃爾曼問她：“上帝啊，希拉里，你瘋了嗎？在這裡你怎麼活下去？”
“我愛他”，她回答說。
第二大，埃爾曼就看到這位決心己定的朋友正有條不紊地管理競選辦公室工作。埃爾曼聽了比爾的一段競選演說後突然覺得希拉里·羅德姆的犧牲似乎是有道理的了，無論是從情感上還是從政治上說，都顯得很合乎情理。這位麥戈文的前助手說：“我知道，他將成為我國總統，而且我再也不懷疑她的判斷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