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費那特維爾——“志在必得”
離開耶魯，比爾·克林頓開始經營他在阿肯色的日子。
這才是事業和人生目標的開始，這已不僅僅是獲勝，而是要真正意義上的當家做主。
留著一頭蓬亂的長髮，身著隨隨便便的他，除了略顯懶散外，大體上還算得上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年輕有為的法學院講師。學生們對他的熱情有一種“說不清的好感”，像有人說的那樣，儘管能看出他“並不是多麼全身心地投入備課和教學”。他們還得學會忍受他對期終考試成績的久拖不決，有時要等個把月才能張榜。1974年五一勞動節，在一次高爾夫球比賽中，他的一個學生扔下球杆激動地狂呼大叫著跑過球嘲向一位剛被比爾·克林頓宣佈為學年第一名的同學報喜”。他在學生中培養了不少未來的政治支持者和部下，其中相當一部分改弦更張，而另一些人則始終忠心耿耿。他這個階段發展的某些關係到後來的白宮期間才產生影響。
就任法學院伊始他就請富布賴特為他鋪平從政之路。
參議員給州議員小魯迪·莫爾和費那特維爾的另外一些人打了電話，預告了這些曾在他手下實習的新人的登常有人回憶，克林頓幾乎毫不費事就建立了自己的小圈子，向每一位新朋友大講他的計劃，並且“滿懷深情地”談到希拉里·羅德姆。莫爾記得，這對夫婦幾乎立刻成為奧扎克社區的知名人士——先是他本人，然後是他們倆——這跟“他們在此前做的大量鋪墊工作”有關。亮相沒多久，克林頓已開始無所顧及地談論他所要做的大事，他醒目的能力、蠱惑力和熱情把人們心頭的疑慮一掃而空。“剩下的問題只是樹立一個合適的目標”，莫爾說，誰都看得出，克林頓已不再需要在較低的位置上實習，而且，像“是瞄準地方政要還是謀求某個司法界職務”這樣的彷徨也不再成為問題。
在1973年至1974年的阿肯色政壇，有影響的年輕民主黨政治家還真不少，而且個個都很棒，可以說是前途無量。戴爾·邦珀斯州長年僅48歲，剛剛完成被莫爾稱為“取得了巨大改革成就”的兩屆任期。正準備挑戰、1974年富布賴特參議員位置，足智多謀的邦珀斯已在私下裡被當做潛在的總統或副總統提名人廣泛提及。覬覦可能空出的州長位置的是39歲的戴維·普賴爾，已在國會中任三屆議員，因勇敢地調查病弱老人被虐待案而名聞全國，1972年競選參議員時以微弱差距敗給號稱地位難以動搖的約翰·麥克萊倫，最後，還有被譽為阿肯色政壇神童的吉姆·蓋伊·塔克，1972年，27歲時任小石城檢查官，兩年後，被選為州首席檢查官，1973年夏，他們都成了比爾·克林頓的攔路虎。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隨著他們的各奔東西或相對降溫，將成為他異軍突起的關鍵因素。
“安排辦公地點沒用太多時間”，莫爾說。真正的問題是前面有難以超越的民主黨精英人物，他決定避實就虛先做點什麼，於是他很快選擇了一個顯示口才的競選活動，挑戰共和黨議員約翰·保羅·哈默施米特在阿肯色第三區的第四個任期。比起阿肯色州北部、西北部，包括史密斯堡以及兩個最大城鎮費那特維爾和溫泉城，這個以白人為主、鄉區面積較大、藍領階層聚居的區被觀察家稱做“阿肯色最易搖擺的地方”，唯一的一個議員席在過去10年中一直是兩黨爭奪的焦點。這幾個由所謂山民共和主義思想控制的縣，自內戰以來就是共和黨的地盤，其他地方是被民主黨一黨把持的，這次競選對克林頓來說難度不校作為富有的木材公司老闆在第三區並沒有切身的經濟利益，所以哈默施米特才在趁1966年反對約翰遜運動高漲時意外擊敗民主黨在這一地區的長期統治，開始自己的任期。他的和藹可親猶如教皇保羅，在議會中決不是那種鋒芒畢露的類型，每個私人的請求他都儘量滿足，州里或區裡定的事他總是一絲不苟地執行，在爭權奪利的場所也難見他上竄下跳，投票時也不講情面地以選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依據。他在議會中永遠是站在極端保守的立場上的。對節水法案、本地為患黑肺病礦工設立醫療保險、農場移民勞工的社會經濟權利、把選舉權年齡降為18歲、結束越戰等等，他一律反對。相反，對公共停車場計時收費、警察“不敲門”進入私宅、反對希拉里·羅德姆和其他人搞的社區行動計劃等等，他卻傾注極大熱情。在國會山，他成了另一位共和黨新人，休斯敦石油富翁喬治·布什的密友。在60年代末，他倆經常乘布什的快艇沿波特馬克河疾駛而下，激起高高的浪峰同時，偶爾也開兩句玩笑，說年輕的喬治總有一天要當總統的。
哈默施米特的經營範圍包括原木、家禽飼養、商業，他的買賣主要集中在阿肯色西北部。有人說，他屬於那種“民主共和兩黨都喜歡的”類型，這恐怕是由於他廣開財源的緣故。“即便是在1974年那樣的情景”，一位政治觀察家寫道，“我們的‘保羅教皇’……仍像是一個樂善好施的公益機構。”
面對這樣一種地方勢力，克林頓已決定因勢利導，利用一下水門事件的未平餘波；一位觀察家說，“他早已成竹在胸，尼克松就能幫他扳倒哈默施米特。”有組織有計劃地，克林頓的班子有條不紊地開始運轉起來。魯迪·莫爾陪同他在第三區逐個拜會主要的民主黨人士。北方的那些鄉村領袖因與哈默施米特有生意往來而對拜訪者不冷不熱，而那些“城市元老”，據莫爾回憶，“又因他太年輕，思想太活躍而不喜歡他。”但還是有一些老關係可以利用。週末，他不請自來地出現在溫泉城一位兒時夥伴的家中，讓她至少負擔兩個縣的協調工作。他把那些已用舊的四乘六見方的卡片攤在廚房的桌子上，每張都記載著自高中以來每位同學以至熟人的情況。一位朋友說，“我相信，那些卡片到現在他還留著呢。”
他很快發現還需要更多普通黨員的姓名，這個問題在他與·卡爾·韋洛克成為朋友後立刻就解決了，這位阿肯色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曾為一位未能被哈默施米特拉下馬的民主黨議員工作過。1973年秋的一個夜晚，坐在韋洛克在費那特維爾的家中壁爐前的地板上，克林頓表示他背水一戰的決心後，老人爬上樓梯，取來了前任議員用過的已落滿灰塵的卡片資料。比爾的反應可以說是感激涕零。“到那時為止，除了他母親，還沒有人鼓勵過他”，韋洛克記得他曾這麼說。
“我競爭這一議席的唯一原因是他們再找不出另外的人”，克林頓喜歡這麼對記者說，而實際上，被提名的還有另外三位民主黨人。如果說他的這次政治亮相是非主動的，那是很難服人的。“他在普波縣的野餐會上露面……我們歷來是以它作為競選活動的開始”，一位民主黨人士回憶說，“他一張嘴，每個人就都清楚了。”
莫爾和其他克林頓的追隨者都以為，他們這位年輕的競選人缺少“一位能給他提供大筆資金的大亨。但事實並非如此。一開始他並沒有求助第三區那些經費籌措人、政壇元老、政府官員以及後來才贊助他的那些長期捐款人。
不過，1973年至1974年的政治活動資金，他確實是從自己的大亨那裡籌來的，最開始，克林頓的錢來自一些更新的。
更年輕的銀行家和律師，其中有的贊助者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如前共和黨州長溫思羅普·洛克菲勒的繼女。還有大量捐款來自阿肯色州外，包括紐約銀行家E．戴維·愛德華茲的1000美元，有的來自牛津、耶魯、麥戈文組織中的朋友，比如在得克薩斯時同住一室的泰勒·布蘭奇，甚至還有署名希拉里·D．羅德姆的4oo美元，所在部門欄填的是“兒童保護基金會律師”。
他最具決定性意義的一筆個人貸款是1974年2月來自溫泉城第一個國家銀行的1美元，這個數目相當於貧窮的阿肯色普通家庭的年收入。這真是一場及時雨。他在這種“關鍵時刻”總有雷蒙德伯父“為他在銀行間奔走”，一位親戚說。“雷蒙德總是在給他最需要的幫助，這一點毫無疑問”，家庭中另一位成員說。“沒有他，比利根本拿不到那筆貸款。”
在兒子說要參選時，弗吉尼亞就在斯卡利街的家裡召開過一個會議。與會者除了雷蒙德伯父這位“退休的投資者”，還有溫泉城的“藥店店主”加貝·克勞福德，那個在密室裡登記賭注的人，羅傑·克林頓形影不離的酒友，會上，雷蒙德表示免費提供幾間老房子做競選總部，克勞福德捐了一架私人飛機。“他們過去都曾對他有所支持，”做母親的在寫到這些過去與這個家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今天又將對比爾邁出仕途第一步有所貢獻的人們時說，“現在，他們要讓他成為他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19科年3月末，初選兩月前，溫泉城銀行貸給比爾·克林頓的錢要超過與他最接近的民主黨參選人七倍。那麼多申請個人貸款的，屬他得到的最多，但這還只是開始，這種決定性的支持要延續到他的總統競選而且，支持他的還不只是銀行和溫泉城的三親六故。他還去找了老朋友文森特·福斯特，這位在戴維森和範德比爾特受過教育，兩年前才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阿肯色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正準備正式加入小石城最有聲望的羅斯法律事務所。福斯特與克林頓的關係隨著歲月流逝變得日益複雜，最終以20年後一個夜間從白宮打來的電話而悲慘地結束。可是，在1973年，他確實是以最真誠的少年夥伴情誼歡迎克林頓的到來。
福斯特對他挑戰哈默施米特很吃驚。“我懷疑那個決定”，他對記者說過。“可當時那已是箭在弦上的事了。”像以往一樣，他準備站在朋友一邊。不久，在幾年前見過這位羅茲學者的資深合夥人的默許下，比爾·克林頓第一次找到了一個可以大吃特吃的大戶——靠羅斯事務所的良好聲譽，他開始在該事務所代理的工商界精英中挑選他的贊助人。一位當時供職於事務所的律師回憶，“他們起了他們應起的作用，然後就輪到了其他一些人。”
5月中，初選前兩週，他已募集到了36000美元，不但超過了本黨競爭者，而且也超出不緊不慢自以為是的哈默施米特。他為初選籌措的款項已達到5美元。和其他選區比，這也許只是個小數目，而且對全州範圍的競選旅行來說，也的確太少。而在當時當地，錢是最大的決定因素。即便在第三區那樣的綠色山區也得靠它買到至關重要的優勢。在初選的5月28日，克林頓得票44％，領先其他三位比他名氣大的競爭者，這裡面還包括一位參議員和市長。
決勝投票時他又以77％超出，事實證明，他確實是那種令人目瞪口呆的競選者。
克林頓在籌錢方面很順手，似乎不用費他什麼事。助手們回憶，他對那些掏錢給他的人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
而他自己，那股從容不迫的勁頭，不管是在小鎮的辦公室裡還是在小石城豪華氣派的套間中，一直保持不變。全國性的勞工組織——鋼鐵工人聯合會、機械工人協會以及另外一些機構——也都慷慨相助。錢雖然大部分來自商界、銀行、保險業以及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律師們，但他們從選區得到的既得利益和權力大大彌補了金錢的損耗。“錢從有錢人那裡到了這裡就不一樣了”，一位民主黨人說。“那個與哈默施米特鬥法的白衣騎士在奧扎克初選得手後已是有了更高目標的幹大事的人。”
克林頓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一天工作18個小時。先是乘1970產型小型飛機。然後又上一輛設有躺椅的雪佛蘭轎車，沿高速公路穿越北部的山林和峽谷。他以其充沛的精力，尤其是夜間不休息，令工作班子中的人歎服不已。一開始他只是偶爾用一下克勞福德的飛機，寧願開車，可以隨意停留，但在競選緊張的最後兩個月他經常飛，儘量擴大活動範圍。他會在工作人員的手電光和車燈指引下降落，只為了多和幾個人握手。“我們要和這些人談話，還在營業的商店我們都應該進去走走”，帕蒂·克里納記得他是這樣要求的。
他的鬍子剃了，頭髮也剪短了，“但鬢角還有”，卡爾·韋洛克記得，這樣的一張臉在同事們看來“不單是難給人信任感，而且還有些招人討厭了”，尤其是在偏僻的鄉村。為贏得本地人的好感，他什麼時候都不忘提一提自己所受的教育：從瑪麗小姐幼兒園開始，一切大家想知道的他都可以直言相告。韋洛克，莫爾和其他人都看出這一點，在藥店，在街頭，在理髮店，在小餐館。”我說服比爾，每三個選民中他得爭取到兩個支持他，”韋洛克說，“只要他一對一地與他們談話。”
然而，像許多喜歡虛套的政治家一樣，他也會籠而統之地談一談社區計劃。本地區的貧窮是華盛頓的責任，但如果有什麼實惠的東西那肯定是議會努力的結果。克林頓談到教育應該得到聯邦政府更多的援助，但必須“由本地政府來控制”，國家健康保險是應該“對每個人有益”的，還應該有能防止水門醜聞發生的政治改革。他對人們說，他贊成採取控制通貨膨脹的有效措施，提高教師水平，對工人進行再培訓，徵收超額利潤稅，對隨著阿拉伯石油禁運而猛烈抬高油氣價格的石油公司進行嚴格管理，以免引起新的憤怒。
“當我聽到這位28歲的法學院教師在保守的‘扶輪國際號社’講話時談到濫用權力的危險時我感到非常驚訝”，一位報道競選的記者說。“他說要警惕跨國公司時贏得了扶輪國際成員們的鼓掌歡迎。”他的話得到喝彩，那是因為阿肯色人歷來就是這麼看問題，包括扶輪國際成員中的小企業主，這些選民視外國勢力和華爾街為非人格化的東西，他們把失望都傾注在代表跨國公司利益的政治家身上，而不是面對近在眼前的問題。
克林頓從這些聽眾身上也覺察到一些東西，不安穩的1974年，美國的經濟在全球範圍內從戰後的興旺開始走向衰退，在尼克松被迫辭職期間，某種似乎可以稱做平民主義的東西，成了兩黨制的一個新花樣。“我們的首都成了某些人稱兄道弟維護其自身利益的場所，而納稅人維繫的國家卻對創造財富的勞動者的需求不聞不問”，當時的一位批評家給克林頓提供了不少談資，“今大要找一個靠自己的獨立見解為我們解惑排難的政治家領袖實在不易——不管是在國會、官僚機構、遊說集團、大商業財團和大勞工組織。”說這話的是羅納德·里根。
這位年輕的民主黨國會競爭者敏銳地覺察出阿肯色西北部的老百姓對公共機構缺乏信心，認為它們可有可無。
“他把將國會建成辦實事的團體為己任，這個團體應把全部力量傾注於為民造福，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私人機構，只要是造福於民就是好的”，《巴克斯特公報》的一篇署名文章這樣說。而他本人在一次黨的秋季會議上說，“我們所喜愛的好政府也經常被一些私人的和自私的目的所利用。我們所說的濫用權力者是指那些忘記了人民的人。”說到國會本身，他主張進行改革，黨的領導人對國會中的代表應合理安排、適度增減。佔據一個席位就應代表黨的整體利益。
但政治現實卻是“權力的集中”和“私人的自私目的”的膨脹，它們在他的改革記事本和宣言中沒有任何改變——國會里仍然是金錢開道，州長某至總統的政治、興旺的遊說大軍以及他在麥戈文競選班子中親眼所見的錙銖必較的職業性黨務活動，概莫能外。就像希拉里·羅德姆悲憫美國兒童的慘況，他也開始煞有介事地探討什麼樣的才算是“好政府”，而對那些更值得汲取的失敗教訓，更深刻的危機，被他視而不見地撇在一邊。
夏秋過後，在哈默施米特指責他“欠成熟”並“有激進的左翼傾向”的猛烈攻擊下，克林頓一再發表反擊聲明，但他用的是適合當地口味的代碼性語言，這是本地區一種舊有傲慢——談外交政策要從本土利益出發，憎惡官僚體制，說到犯罪和刑罰也是用早已過時的同態復仇的尺度來衡量。
“我們首先要滿足美國自身的需求。就是施捨也應先輪到自家人”，他在9月全州黨代表大會說這番話也是針對華盛頓的“揮霍無度和機構臃腫。這些政府中的掮客見事不足敗事有餘。”那個讓理查德·尼克松頗費腦筋但真處理起來卻很棘手的共同犯罪問題也被他大談特談。
錢這個字眼在競選班子中是個凶兆，像這種不吉利的意思要用一種多音混雜的華麗音色來表達，既有平民主義思想又有革新派貨色，出於自身需要進行的蠱惑宣傳是要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已成為克林頓作為一個現代政治家的獨特標誌。
☆☆☆
在這頭一次的競選期間，家庭內部爆發了一場危機。
在他從耶魯返回之前就因希拉里未能同來而與母親發生過一連串不愉快的磨擦。“我沒有對她表示出熱情來那是很自然的……她沒有贏得我的尊敬。”她1972年的冷淡接待無疑加重了希拉里的退縮，儘管無法弄清程度如何。“假如希拉里反覆考慮過在阿肯色創業”，當地一位熟人說，“那她會再去看弗吉尼亞和羅傑以及他生長的地方。”上高中和大學時很少發生的事現在倒經常起來——與母親吵嘴，這除了讓那些最親密的朋友們想起他繼父的暴怒沒有別的。爭吵的目擊者感覺到，他對待母親的態度也會用來對其他親人，比如說對待他妻子，愛，用憤怒來強調，接下來是痛悔不已，再用甜言蜜語重歸舊好。
一般來講，愛面子的弗吉尼亞是不向別人低頭的。固執而又高做的她對兒子認定的那位對她本人和她的阿肯色都不大看重的年輕女士本無和好的意願，但由於害怕失去兒子，她平生第一次要道歉了。根據她的講述，那大她從霍普開車回家時決定寫，一封謙卑的致歉信。她說她的意思是“與她停戰”。可那位年輕女士沒有回信，後來的20年裡她們誰也沒有再提那封信，弗吉尼亞至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又可以重新開始了”，她說。
1969年她嫁給了她的理髮師傑夫·德懷爾，第一次使她的長子失望。德懷爾曾經涉嫌投資詐騙，所以，弗吉尼亞說，比爾開始時“擔心我們之間的關係”，但這個講究衣著。
愛開玩笑的理髮師同時也是一個聰明、開朗、招人喜歡的男人——對年少的羅傑慈愛寬厚，對弗吉尼亞更是溫柔無比——比爾慢慢也就接受了他。“一切由你吧，母親”，當她在羅傑·克林頓剛死幾個月就宣佈要嫁給她的理髮師時，他在從牛津打回家的電話裡表了這麼個態。1974年，比爾曾把傑夫也拉進競選班子。德懷爾在感覺到妻子與兒子的情人關係緊張時，曾友好地打電話給坐陣總部的希拉里，表達了他的安撫之意。
1974年8月，德懷爾突然死於糖尿病併發症，41歲的弗吉尼亞失去了她第三個丈夫。克林頓放下手中的工作，寫了一篇感人的悼文，聲稱在這位剛剛故去的人身上，人們看到了正直和忘我等優秀品質，他的一生使自己受益也惠及他人，“有過錯也有美德，磨難和挫折使他心願未了。”之後，希拉里也發來溫情的短簡，算是對做母親的那封致歉信的遲復。“我從未見過比你更大度更堅強的女性。你對我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是一種鼓舞”，她寫道。“一封意蘊無限的信”，弗吉尼亞回憶說。
這位母親很有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個性。她把羅斯·克蘭和其他鄰居以及朋友都動員起來，自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競選工作中去，楔而不捨地打那些募捐電話，還發展新的志願者，在她那輛褐色的別克車上印上“克林頓進國會”的標語，在接下來18年的8次競選中，她想出了許多宣傳手段和工具，比如鈕釦、窗簾、帽子，她不聲不響地聯絡雷蒙德·克林頓功口貝·克勞福德和其他一些人，讓他們聯合起來支持比爾，她還從溫泉城那些密室中掙來的錢為兒子買了一身合體的皺紗套裝和辦公設備。就在傑夫·德懷爾葬禮結束的那個上午，把骨灰撒在死者喜愛的湖水中後，她立刻回到克林頓的競選總部，“我仍然一如既往”，她說。
後來的歲月裡，她一直保存著比爾·克林頓在第一次競選中穿舊的一雙13碼黑鞋。
☆☆☆
在眾多追隨者中不乏富有獻身精神的，甚至也有愚忠的類型。競選班子設在溫泉城阿靈頓飯店的辦事處被來訪者稱做“非貴賓套間”，裡面侷促得轉不開身，工作人員同時接待好幾個死乞白賴的採訪記者。“我們希望那將是一篇好文章。貴報為我們爭取了不少選民”，有的記者還記得有一位幹練的年輕僱員總是重複這句話。那時候他們表現出的全是熱情，可以說是不厭其煩，同情記者，替記者著想，提供有益的建議，這與18年後新聞界在他的總統競選中感受到的大不相同。克林頓的手下對政治對手持敵意，視有傾向性的批評家和中立者為假想敵，所以記者要採訪他們的大本營是要頗費一番周折的。
志願者大多是婦女，有的是出於政治觀點有的則完全是應候選人的個人感召而來。有人形容他們是一群“從前的校園政治家、攙和者和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反正都是些能和克林頓踩在一個點兒上的人。”邁克爾·格拉斯彭尼為費那特維爾唯一的一家報紙《葡萄藤》撰文指出：“那都是些怪人，他們能在雨天站在高中足球場上分發競選手冊。”但是，在與候選人以及他的競選人員相處一段之後，格拉斯彭尼在這些人身上看出某些奴性，這也許是克林頓的候選人身份造成的，如果不是這種身份所要求的話。“工作人員都受了這種影響，像是同時吃了同一種藥，眾口一詞，都是一個腔調”，他在1974年9月寫道，“這種不實在的作風造就了一批盲目崇拜者。志願者都為情勢所迫失去了自我，壓低聲音說話時也總把志在必得的候選人名字掛在嘴邊，動不動就‘比爾認為……’‘比爾覺得……’‘比爾決定……’我感覺就像是在懺悔室裡，要不就是在一年級的背誦課上，所有人說話都是一個腔調一個頻率。”
希拉里·羅德姆很快接手了總部的工作。為表示對這對兒年輕人的支持，也為了親眼驗證一下女兒的選擇對不對，她全家人也都從帕克裡奇趕來，臨時加入競選工作，共和黨人體·羅德姆負責安裝電話，她弟弟興高采烈地上街刷標語掛橫幅。
初選早期暴露出的問題現在顯形了。“他的運籌決斷往往是出於本能，多少還帶幾分狂躁，這使他很難在一段時間裡集中在一個問題上”，一位觀察者指出。但自發性的民間組織“效率大會全國委員會”浮光掠影地考察了這位能說會道的候選人和他的幾位富有獻身精神的助手們之後，對他們的戰鬥作風讚賞不已，宣佈比爾·克林頓的班子是“當今在基層工作的最有效率的集體”。委員會的讚揚被迅速地在全國範圍內宣揚開來，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意外的驚喜。為幫助這個前途無量的新人，委員會立刻向阿肯色派來專業顧問，但這位顧問像派他來的委員會一樣，起不了什麼實質作用。“競選班子最主要的戰略戰術的制定者是比爾·克林頓”，說這話的是戴維·馬修斯，未來的阿肯色議員，1974年的鼓動者之一。
角逐的最後兩週，結局已初露端倪——克林頓溫和的改良主義似乎敵不過在任者在他自己選區多年經營的本錢，儘管有水門事件和尼克松辭職。“教皇似的恩威大有要挫敗克林頓全身心努力的勢頭。”“我再也不要聽到說哈默施米特的好話！”隨著揭曉日期的臨近，克林頓對他的助手吼叫著。這次發脾氣有點兒像五年前在溫泉城徵兵局辦公室裡的那一次，但是，這樣的失態大多是在私下裡。哈默施米特的不慍不火的風度掩蓋了他政治上的弱點，除了開始時攻擊克林頓“激進”，他沒對年輕的挑戰者過多置評。
共和黨陣營散佈的關於比爾·克林頓的流言蜚語並沒有起什麼作用。1969年一位越戰老兵從阿肯色大學學生聯合會拿了一個床墊架在柳樹權上宿營，以此抗議戰爭升級，幾天後被捕。共和黨人散佈的謠言說那個爬樹的激進分子壓根就是比爾·克林頓，這個張冠李戴的笑話在阿肯色政壇流傳了好久。而且，比爾·克林頓至今未婚也成了人們嘀咕的話題，一個二十七八的俊小夥早該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了，這個疑問在阿肯色西北的城鎮鄉村進一步擴大。
“他們甚至關起門來說他可能是個同性戀者”，本地一位聽到過這類傳言的編輯說。
如果說共和黨人是瞎編亂造的話，那麼阿肯色的新聞界和另外一些人對克林頓逃兵役搞陰謀以及參與反戰運動併為麥戈文競選工作等事實的揭露是要斷送他的前程的。
正是懼於這一點，克林頓對戰爭以及1972年競選活動的事能不說就不說。但關上門後，他顯然為共和黨要揭他的老底而煩躁不安，一位見過他與另一位志願者談論此事的助手回憶說，他為這事“確實有些擔心”。接下來就是想方設法掩蓋並銷燬記錄。
1974年6月至7月間，克林頓向一位支持者保羅·弗雷坦露了寫信給霍姆斯上校的事，據弗雷本人20年後說，他當時對年輕的候選人講，如果信落到哈默施米特手裡“他可就完了”。當時，上校已退休。像5年前一樣，年邁的上校受到四面八方的壓力，包括富布賴特辦公室打來的電話，雷蒙德伯父和他的朋友也使勁攙和，而且還加上他的前助手，一位阿肯色大學的行管人員，他現在已與克林頓打得火熱。
“他們對老人發起一輪又一輪的攻勢，讓他交出原信”，雷蒙德·克林頓的一個朋友說。夏末，霍姆斯打電話給大學預備役軍團未受銜的指揮官埃德·霍華德，告訴他，據霍華德後來轉述，“要把克林頓的原信撤檔。”對這一請求他不敢做主，於是請示了上級指揮官蓋伊·塔特懷勒並向堪薩斯賴斯堡的司令部備案，塔特懷勒的命令是把複印件給霍姆斯，扣住克林頓的原信。霍華德記得，霍姆斯的家人很快到學校來拿走了那封信。另有一種說法是，學校通過自己的渠道很快將信交到克林頓手上。至於這封在萊克福德路費盡心神寫出的信是原件還是複印件顯然沒人注意，每個人，包括神經緊張的候選人本身，都認為“萬事大吉”了，弗雷就是這麼看的，正像當時面臨同樣問題的另外一個人說的，“戰爭的陰影也該過去了。”
在霍華德打電話請示的同一大，塔特懷勒又打電話給霍華德，指示他把克林頓的原信以及其他有關反戰人員的類似文件，以穩妥的方式寄到賴斯堡來。塔特懷勒告訴霍華德，他“燒掉了那堆檔案”，因為軍方不準備保存在徵兵問題上搗亂的人的材料，至少從官方的角度來說是這樣，他不想讓記者把它們“用於政治目的”，他們兩位預備役軍官以及被困擾的霍姆斯——更不用說比爾·克林頓——都不知道另有一份複印件在霍姆斯的副手克林頓·瓊斯上校手裡，1969年的事，他也和霍姆斯一樣震驚，但他的存在卻被忽略了。
☆☆☆
選舉揭曉夜，他們都焦慮不安地聚在雷蒙德伯父在費那特維爾的家中。當傳來克林頓在奧扎克地區的鄉下要贏得哈默施米特控制的21個縣中的13個的消息時，開始有歡呼和擁抱。但到夜深時，希拉里開始急躁起來，打電話給其他地區，那裡的消息慢得奇怪。塞巴斯蒂安縣和哈默施米特早先控制的地盤，票數統計結果比預計的晚了幾個小時。結果到底還是出來了，共和黨的優勢顯然大些，越是哈默施米特苦心經營的地方越是如此。這個結果似乎是在報復克林頓開始時的領先。克林頓以極其微弱的劣勢敗下陣來，哈默施米特以51．5％的得票重新坐穩原來的寶座，以險勝開始了他第三個十年的任期。
“那些選票就‘丟’在那幾個小時裡，我毫不懷疑它們是被偷去的”，克林頓手下一個縣級協調員事後說。“據我所知的確如此”，1993年時另一位協調員仍持此說。哈默施米特的優勢在史密斯堡這樣的地方體現出來毫不足奇，奇怪的是像克林頓的家鄉加蘭縣的回票結果，特別是那裡第一次使用投票計算機。“在加蘭縣設19台計票機是不適當的”，一位監票人事後承認，“我不知哈默施米特本人牽扯與否或者到底是誰的責任”，另一位阿肯色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判斷，“但計票結果肯定有失真之處”，這倒也決定了比爾·克林頓的道路，或許他註定要前往小石城，在阿肯色這個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去磨鍊，暫時不到華盛頓顯要的席位上報到，而是被1977年本地一次欺詐行為耍弄一下，也許是未來的總統繞不過去的一段彎路。
魯迪·莫爾還記得克林頓那天夜裡在費那特維爾的表現，“我想他為自己的失敗感到了真正的震驚。我們大多數人都驚異於比分如此接近。”儘管記者和小道消息關於選票有詐的事說了很長時間，但挑戰方畢竟是失敗了。克林頓本人還算大度，有時還說些自我貶低的話。在選舉結束後幾周舉行的新聞協會的招待會上，他哀嘆在任議員有明顯的特權上的優勢，而且有拿工資的工作人員，但卻對可疑的選票未置一詞。他表示現在“可以為民主黨做任何需要他做的工作”，這是《阿肯色民主黨人》的報道，人們對他的謙虛和恭敬很有好感。
每個人都認為他獲勝是理所當然的。“克林頓的這次選舉結果使我迷惑不解。他的勝局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不久就將人主州府”，阿肯色新聞聯合會的比爾·西蒙斯說。“他已被政界精英內定為州長或參議員”，阿特·英格利希認為，這就是說，連阿肯色大學的學者也已看好克林頓的政治前程。
後來，關於克林頓的失利又有新的說法——比如說他怎麼栽在最後一筆不乾淨的捐款上，結果還欠下45000美元的債務，194的《新聞週刊》上有文章說，他是在政治基金上與共和黨對手較量才敗下陣來的。反正有一點是事實——這也是政治家與他們的基金提供者在競選中最應吸取的教訓——年輕的比爾·克林頓在資金運用上沒打贏人家。
事情過後——不算明面上和私下裡的饋贈，如加貝·克勞福德的飛機以及雷蒙德伯父的房產和其他——克林頓一共積聚了181000美元，這是阿肯色競選史上最大的數目，僅次於他的是哈默施米特的97000美元。在1974年的競選中，包括其他獲勝的民主黨議員，他作為挑戰者，無論是從募集到的還是花銷掉的錢來說，都是別人的一倍以上。
這些錢由戴爾·邦珀斯和黨內負責財務的人安排在全州範圍的州長競選中去。後來，在競選州長和總統時，他仍然從同樣的來源找到更多的錢。
☆☆☆
比爾和希拉里那年秋天和冬天是一起在費那特維爾度過的，為做給外人看，他們分別租公寓。她別處的朋友會對她仍滯留在阿肯色“感到不解”，她說。而事實是有很多女人包圍著克林頓，有舊日的女友，有競選班子裡的女人，她們對克林頓與希拉里的關係感到奇怪。“他的朋友覺得不可思議”，有人說，“很有女人緣的比爾，會選擇……博學而邋遢的希拉里。”
選舉過後她離開了一段時間，直到1975年1月才回到該學院。競選的事情剛過去，克林頓又拿出當時的幹勁來向希拉里展開求婚攻勢，讓他那些政治上的朋友在家裡安排活動，邀請她參加，用殷勤和溫暖包圍她，用文化活動吸引她。“比爾懇求我們讓她感到來費那特維爾的好處”，卡爾·韋洛克回憶說。“他就怕她感到對這個地方格格不入。”
由於克林頓本人用她在約翰·多爾工作班子裡幹過這一背景做了許多宣傳，這使她的到來在地處偏僻的法學院成為某種“盛事”。朱迪絲·沃納根據記憶形容她，“嬉皮士風格的衣著，北方口音，並不威嚴，但卻震住了她的學生們。”
她在課堂外開闢了新的工作領域，成為阿肯色大學法律後援會臨時機構的業務指導，以臭名昭著的特克斯卡納和卡明斯和補贖悔罪做法為鑑，創立新的居住人權利計劃這個計劃在別的州已很普及，但在極需執行它的阿肯色卻還不為人知。她初上法庭時對阿肯色法官仍使用“女律師”這樣的字眼兒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在大學裡，她向校董事會施壓，讓他們在尋找新校長時把婦女考慮在內，熱情幫助新同事，比如鼓勵政治學老師就平等權利修正案與菲利斯·施拉夫利爭辯。
在每個重要關頭總有這樣那樣的人或事提醒她，這是“他的州和他的政治未來”，一位同事回憶。在參與一項監獄計劃時，羅德姆與人合作寫了一份不帶感情色彩的辯護狀，結果為一個關在死囚牢裡的死刑犯上訴成功。後來當她的丈夫成為州長並進一步覬覦總統寶座時，她卻堅定地支持死刑，並幫助他加速轉變立場，因為當時正是他們在政治上爬升的關鍵時刻。還有她的法律後援會臨時機構，一年內大概能代理300個沒能力聘請律師的客戶，她也用“相當精力安撫律師協會”，像一個學生回憶的，“有時也在壓力下把一些最後能支付費用的客戶案件交給當地律師接手”，這個臨時機構更像是“一個同仁好友的工作介紹所”，一位參與者這樣說。這時，那位受到過她的幫助與施拉夫利打嘴仗的同事，黛安娜·戴弗斯·金凱德，很快成為吉姆·布萊爾的第二個妻子，而吉姆·布萊爾早在1972年代表大會期間對在“沸騰的辦公室”裡的克林頓有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現在作為律師代理泰森食用雞公司的利益，他的其他客戶也都是當地或某一地區有錢有勢的人，這兩對兒夫妻經常在一起，成了最親密的朋友。在這個過程中，布萊爾逐漸成為民主黨的顯要，是比爾·克林頓最有影響力的顧問和贊助者。除了婦女權利和公民自由，還有阿肯色權力塔尖代表的更大利益，正是這股勢力決定著克林頓的未來。
1975年初，希拉里·羅德姆被阿肯色海軍徵募辦公室叫去，據她事後追憶，那裡的人問她“是加入作戰部隊還是加入預備役”。對那些瞭解她童年的人來說，對休·羅德姆的女兒考慮入伍是不會感到奇怪的。這既不是海軍陸戰隊的吸引力也不是政治認同和社會責任感。這裡的主要原因是她在迴避隨著春天的臨近不得不做出的決定。這都快成一個笑談了。“你太老了，你自己還不知道，而你是個女人”，一位女性徵募人員對這位27歲的法律工作者說。“也許打仗的地方需要你。”
☆☆☆
1975年夏她從鄉下出發看望了芝加哥和中西部的朋友，然後去了華盛頓、波士頓和紐約——像她對蓋爾·希伊說的，希望能發現“一些我認為更激動人心更富挑戰性的事來幹，而不是擺在我面前的那些煩心事”。後來有人認為這次旅行是她在尋找新的機會，另有人認為那只是決定做出以後出去散散心。
在與一對兒關係非常密切的夫婦談話時，她曾痛苦地坦言心中的苦悶，那就是比爾·克林頓即使是在向她拼命求婚時也和其他女人攪在一起，這是阿肯色眾人皆知的事情。
1974年國會競選期間，也就是在她一天工作18個小時，只要有可能就和他睡在一起的那段時間，克林頓還曾向別人吹噓過自己的情場得意。“我遇見一個年輕女人，是阿肯色重要政治人物的女兒，有人告訴我，她是比爾·克林頓的未婚妻”，一位當事人回憶。“克林頓當然是騙了她。他當時和希拉里住在一起。”儘管這樣，希拉里對她的朋友說她愛他，相信他，願意冒險試試他們的關係。對愛情和婚姻她也得給自己一再打氣，就像做別的事情一樣，比如辭去預備役的勇氣，“我知道他是什麼機會都不放過的人”，那對夫婦記得她是這麼說的。“我知道他乾的事，但我打算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算哪。”
“兩個人彼此需要互相適應。這就是愛。也可以說是一種協議”，一個朋友事後說。“但不管怎麼樣，我認為她沒能得到協議中定的她應該得到的東西。”“這真是個諷刺。”
另有一種說法認為，“她本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但卻挑選這麼一個男人託付終生。”還有人相信，他們之間一直就存在嚴重的失衡。“什麼事都偏向比爾，他的身份、地位和目標，即便是在阿肯色”，在法學院就熟識他們的人說。“在希拉里的內心深處還是有女人最平常的心態。她需要有所歸屬。”而大多數朋友都同意這樣的看法，她的選擇並非出於特殊的原因或理由，而是各種動機攪和在一起的結果——“希拉里式的混合”，有人這樣說。這位來自帕克裡奇的，心靈受過傷害的小姑娘很早就發現了自身的力量，作為潛力很大的女中豪傑，在別人看來，現在與自己的心達成了一個浮士德似的協議——出於愛、野心、失望、希望，甚至還出於某種有保留的憤世嫉俗。
幾星期後她又回到費耶特維爾。“我只知道我要為改變這個世界做點什麼”，她1992年對一位作家說，多少也流露出做出自我犧牲的感覺：“比爾的獻身公共生活的願望要比我做些有益的事情的願望特殊一些。”在她出門期間克林頓在費耶特維爾的加利福尼亞街石牆後面買下一間刷了油漆的磚石結構的小房子，她曾表示過對這所房子的興趣。
現在，他從機場把她接到這裡，是想給她一個驚喜。多蘿西·羅德姆總是直言不諱。“那是個又小又窄的小房子，值不了幾個錢。我想裡面只有兩個房間”，她對《巴黎競賽畫報》的記者說。
在他們決定結婚的初秋前幾天，她母親飛來費耶特維爾。他們這時正在進行內部粉刷和整理。幾乎到了最後一分鐘多蘿西才帶她的女兒去迪拉德百貨商店買一身傳統的結婚禮服。希拉里“根本沒有想這些事”，一位朋友說，“她確實有與精明強幹正相反的另一方面，迷糊懵懂，的確是這樣。”
弗吉尼亞也從溫泉城開車來了，婚禮的那天早晨她正與幾個朋友一同在假日飯店吃早餐，這時比爾走過來，說要和她談點事情。餐桌上立刻靜了下來。“希拉里要保留她的姓”，他說。他開始解釋自己不在乎，而且在乎也沒有用。
她母親流下了眼淚，同桌的女人極力剋制著才沒有哭。“那真是一個打擊”，弗吉尼亞還記得自己當時的反應，“我從來沒遇到過這種事，那想必也是從芝加哥學來的新東西。”19歲的羅傑·克林頓反應也很激烈，這也許因為他和這位新嫂子的距離太大。
10月11日，牧師在粉刷一新的小屋裡為他們主持了簡單的儀式，到場的人僅限於家庭成員。多蘿西·羅德姆百感交集的心情事後才表示出來：“看著這兩個有著高學歷的高材生站在那裡，在阿肯色，在那間最簡樸的小屋裡，他們的本事會把這個世界上的金錢和奢侈帶來，因為他夢想著實現自己的理想。這真動人。”
接下來是在州民主黨主席莫里斯·亨利寬暢的家中舉辦招待會。“來了好幾百客人……從第三區的四面八方起來”，安·亨利回憶，在那個溫暖的週六之夜，室內和院子裡擠滿了人。晚會成了最隆重的政治盛事，不但是在本區，就是在全州範圍內，也算是規模最大的。摘了眼鏡，燙了頭髮的羅德姆讓很多人都認不出來了。出席的每個人都明白，這既是婚禮也是集會——這表明比爾·克林頓還要出山。
也就是在這期間有人抓拍了那張照片，她因站在台階上而高出她的新郎一頭，微笑地看著那個將與她榮辱與共的男人。
客人中有阿肯色總檢察長吉姆·蓋伊·塔克，他已決定在1976年與醜聞不斷的威爾伯·米爾斯爭奪議長席位，他邀請比爾·克林頓參加進來，並且暗示他空出來的辦公室門是開著的。這又是一個在黨內爬升的機會。當希拉里出外旅行期間，他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只是這個工作要投入大量精力”，塔克記得他提醒過克林頓。他還對記者說過，克林頓看問題很準，“他有那種從法律角度判斷你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的能力。”
克林頓以競選臨近為由想不度蜜月了。但多蘿西·羅德姆送給新人兩張飛往墨西哥阿爾科普爾的機票，而且羅德姆一家也去（特別說明也包括弗吉尼亞和羅傑，所以才叫做家庭“旅行團”）。“我們過得非常愉快”，這是休·羅德姆對女兒的婚姻給予的唯一的一次公開評價。新婚夫婦秋天從墨西哥回來時就開始計劃總檢察長5月份的民主黨初眩希拉里·羅德姆對朋友們說，她一定要保留孃家姓，這是早在做小姑娘時就定下的事。她要做一個“擁有自己權利的人”，她對安·亨利和其他幾個人都說過，不是通常那種“奉獻型”的政治配偶。當戴維·普賴爾州長的妻子，芭芭拉，因為在那年秋天做了一個異國情調的髮型而招人嘲笑並導致夫妻於1975年底分居時，希拉里出於義憤，在克林頓支持者的晚餐會上以滿頭捲髮對芭芭拉·普賴爾表示“聲援”。“我認為這才是真正原則性的事情”，她們中間的一個對唐尼·拉德克利夫說。她們當時都贊成她，這使她深感欣慰。這位曾在女選民聯合會全國代表大會上呼籲權力集中共同負責的女人，現在越來越多地以這種象徵性的姿態來表達她的好惡。
“希拉里早就給自己定了規矩”，威爾斯利時的室友簡·皮爾斯說，“我認為她是強迫自己不去回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