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霍普——“聰名伶俐的小孤兒”
他們把比爾·布萊思葬在了霍普鎮的玫瑰山。在古老的橡樹和淺紫色的木蘭花掩映下的公墓算是小鎮最古老的聖潔之地了。路對面不遠就是弗吉尼亞父親的雜貨商店，再過去一些就是朱利亞·切斯特醫院，1946年夏末，弗吉尼亞將在這裡生下他們的孩子。
星移斗轉，南方的小石城歷來就是交通要衝。以路易斯安那的珀切斯為起點的西南邊界線，就從離這裡幾英里遠的地方穿過，快到得克薩斯州界的地方收住，這條線是最早的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分界，而華盛頓小道上的阿肯色不僅有為戴維·克羅克特和薩姆·休斯敦搭建的小屋，為詹姆斯·鮑伊鍛造那柄名刀的鐵匠鋪（SanHonston（1793—1863），DavyCrockett（1780—1836），JamesBOwie（1796—1836％）都是美國曆史上開發邊疆、擴張領土的代表人物。——譯註）而且還有墨西哥戰爭中美國入侵軍的陸軍司令部，一度雖是南部邦聯的臨時首都，更有北軍為在戰鬥中抓獲的拒降邦聯軍士兵設立的集中營。此地的政治和政治家，傳奇色彩濃厚，爭議頗多，但也嚴酷得出奇，從南北戰爭前的一無所知黨到在阿肯色占主導地位的分離主義者，莫不如此。據當地文獻記載，當亞伯拉罕·林肯1860年當選的消息傳來時，當地人認為“那無異於敲響了我們的喪鐘”。
戰後不久國內修建的第一條鐵路就從這條小道旁通過。那些在原居住地聽任命運擺佈的人們於戰亂後在開羅／富爾頓和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鋪軌的地方聚集起來，霍普就是在築路過程中在地圖中被命名的。這個地區的居民多是從卡羅來納、佐治亞和亞拉巴馬有種無收的棉田區遷來的，作家曾稱他們為“西行的南方人”。霍普和整個享普斯特德縣也帶上了永不消失的邊境風味——不光是地上的鐵蘭和只有東南部廣袤大地上才能見到的植被，還有那些被來訪者注意到的“寬邊牛仔帽和牧工靴，都在提醒我們，這裡離一直綿延至格蘭德河的大草原已經不遠了。”
移民們在朝西南流向比爾·布萊思故鄉謝爾曼的紅河沿岸的森林和草場盆地定居下來。他們相對隔絕，彼此不相往來，好像是土生土長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在遷移的過程中，人們按照對新教的熱情程度劃分開來，常能見到溫情脈脈或生離死別似的家庭聚散，人們只能勇敢地——或無可奈何地——面對在美國最貧窮的角落裡遭遇的一切。
他們中只有少數是商人或有技能者，絕大部分是貧賤的農民、職員和其他賣苦力的，他們自己和後代很少逃脫窮命的，有的甚至變得更窮，那種由貧富劃分的不平等似乎要成為阿肯色的百年憂患。
20年代的一位推銷商出於推廣最新雜交西瓜種子的需要獎勵當地廣種水果的農民。由於硬性在一般種子中搭配了將近200磅雜交種子，霍普很快成為阿肯色的西瓜之都。這種人工培育的西瓜給當地老百姓帶來了聲譽，但宣傳得很不夠。到1946年，這些西瓜已成為本地經濟的象徵和希望，而當戰時軍用設施和試驗場撤離後，霍普的7500居民發現自己仍生活在只生產些棉花和水果的窮鄉僻壤，戰前的地方工業少得可憐，一家磚廠，一家鋸木場，一家傢俱和板箱廠，再就是一家專做手柄的作坊。
帶嘲諷意味的是，霍普的黑人群體倒風光過一陣，這和整個密西西比三角洲和阿肯色其他地方的非洲美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那些日子過得緊巴巴的白人殖民者為開拓局面帶來一些黑奴。而除了收益分成的耕作制，鐵路也為黑人提供了穩定的工作機會。早在本世紀初，霍普就已作為吸引這些打工者的磁石，很快，新的氣象就出現了，黑人擁有的買賣以及非洲美國人開的店鋪一般都開在東街區或者更遠。就算是在大蕭條時期，下城舊磚路上的往來車輛和採購者也比其他地方多些，黑人新貴過著比較富裕的生活，然而，到了40年代，隨著鐵路的衰落和大公司對本地企業的蠶食或兼併，這段好日子也就壽終正寢了。“那是個去而不返的霍普”，舊報紙上有過這樣的說法。儘管黑色人種佔全鎮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大大高於全州的比例——到1946年，他們又退回到霍普東南部傳統的貧民區裡，白人又開始稱那裡為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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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一直從更小的城鎮吸引外來人口，弗吉尼亞·卡西迪就出生在附近的另一個小鎮鮑德考的埃比尼澤社區。
她的父母是第三代阿肯色人，像許多奮鬥的移民家庭一樣，往往是女人強悍，男人畏縮。她母親，伊迪絲·格里沙姆·卡西迪，堅持把家搬到霍普來養育他們的唯一的女兒，就是這個女兒，在廚房的條案上堅持學習函授課程，成為一名實習護士。伊迪絲的丈夫埃爾德里奇什麼活兒都幹過，門把兒廠、小酒店，在從本地有錢人那裡借到錢辦起自己的雜貨鋪之前，還幹過推銷冰塊兒的工作。各方面的說法都印證了這樣一點，這對夫婦儘管幹得辛苦，能掙到手的錢卻不多。
在卡西迪的家裡還有更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弗吉尼亞的記憶中，和氣、隨和、愛逗樂、愛講故事的父親，有時會因為無法滿足她們母女的要求而黯然神傷。“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是在一年的復活節前，那是因為他不能給我買節日穿的新衣”，她回憶道。而真正的煩惱是來自他們生活中的那個女人。用弗吉尼亞的話說，“她一天到晚都是氣哼哼的”，而直接承受她的怨氣的就是她的丈夫和女兒。
她是體態豐滿、令人過目難忘的漂亮女人，一頭濃密的捲髮和一雙的人的黑眼睛——“那是一雙能把你看透甚至溶化的眼睛”，這也是她女兒的評價——伊迪絲·卡西迪的強悍也體現在很多不那麼厚道的行為中。弗吉尼亞清晰地記得小時候頻頻遭受毒打的情景，比如那些專門用來當鞭子使的有樹刺的樹枝留在她小腿上的血刺。幾乎每天夜裡都能聽到對父親的訓斥。從中既能聽出強烈的佔有慾也能感到某種尖酸刻薄，伊迪絲指責她那對誰都很和氣的丈夫勾搭每個買他冰的女人，而且她堅信這個家庭的貧困全是他的過錯。在那徹夜不休的洩憤中，埃爾德里奇經常捱打，儘管他已謙恭到不能再謙恭的程度。在弗吉尼亞的印象中，這種充滿暴力的日子大約持續了十年。而那個分享這份屈辱，黑夜中被隔壁的暴虐聲吵得無法闔眼的女孩，只好以她自己的方式承受這身心兩疲的傷害。12歲不到的她已經學會如何享用她“黑暗中的秘密”。
儘管如此，外表看起來弗吉尼亞是個快樂成長的少女，樂於學習別人的長處，渾身洋溢著炙人的歡樂。她就這樣生活在阿肯色鄉下，一直到40年代前，她的消遣方式都很普通，當然也有出格之處，比如對道德觀的蔑視，性自由，性放縱，促成她我行我素的性格，在什裡夫波特的那個夏夜強烈吸引比爾·布萊思的正是這種特質，“一個傲氣的，自以為是的女人”，熟人中有的這麼評價她。
1946年，在丈夫暴亡、孩子還未出世時，弗吉尼亞己打定主意要把孩子留給父母去新奧爾良學習一年，以取得勝任報酬較高工作的資格，比如說麻醉護師。懷孕期間她就經常為如何照料孩子而苦惱，做出離家求學謀職的決定也是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的。儘管不時可以安排些你來我往的相互探望，但母子撕心裂肺的分別給幼小的生命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還記得母親的哭聲，有時她哭著跪在鐵軌上”，他對發生在新奧爾良火車站上的那一幕還依稀記得，當時他只有兩歲。“外祖母告訴我‘她這樣做全是為了你’。”
他的全名是威廉·傑弗遜·布萊思三世，可家裡人都叫他比利。四歲以前他就住在赫維街上卡西迪家那座兩層小樓裡，南方的靜夜中，紗門一響狗就叫，他的外祖母伊迪絲，他叫她“貓貓”，仍然在深夜裡大聲數落她丈夫，儘管再沒有她女兒充分領教的那種殘忍的體罰，但是，這位連目光都燃燒著憤怒的女人卻是他童年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人。在母親於新奧爾良求學期間，甚至在她剛回來不久，伊迪絲·卡西迪把她的孫子從頭管到腳，極盡嬌縱溺愛之能事。這種隔輩人的過分關愛使得做女兒的雖為人母卻不請為母之道，即使是做了母親四年之後，深情有餘但耐心不夠的弗吉尼亞仍感到進入不了角色，“像個完全不相干的人”。
一直到40年代末，不管是成年人還是孩子，都感覺不到霍普有什麼變化。“我們打發長夜的方式不外兩種：看球賽或是密蘇里鐵路公司南來北往的旅客列車”。卡西迪和格里沙姆兩家的親友從一開始就非常寵愛比利。“招人疼的小孤兒”，有人這樣叫他，到他會走路時，男人們就開始帶他到處跑，去得最勤的地方當然是埃爾德里奇那有著長櫃檯的雜貨鋪，在那裡他目睹了南方特有的商業：並不富裕的白人怎樣把東西賣給更不富裕的黑人。
很久之後，比爾·克林頓還能回想起在雜貨鋪裡看到的和氣生財和誠信無欺，還有他的家人是怎樣向身無分文但又被農時所迫的黑人農民賒帳的。但要說這一家人全都是種族和解的模範那倒也不見得。說到底，賒帳也是穀物分成制（這是新政的組成部分，即租地的農民可用穀物抵租。）的一部分，收穫季節幾周後就可以清帳。
除了雜貨鋪，比利也生活在鄰里中間，但只限於與白人孩子一起玩耍、上學。在後來的競選年裡，他曾偶遇一位童年在霍普認識的至今仍是單身的黑人婦女奧德塞，卡西迪家以前的女傭。他對記者說，“記得我曾在她家的門廊上跟她跳搖擺舞”。但他不記得她姓什麼了。
他記得更清楚的當然是家裡跟他說話最多，講故事最多的人。這裡面有外祖父、外曾祖父，還有她母親特別親近的舅舅，奧倫·巴迪·格里沙姆，一個平凡、善飲、隨處受歡迎、滿肚子下流笑話永遠講不完的人。這位只上過4年學的鄉巴佬幾乎可以說是阿肯色同類人中卡通化的幽默大師和土專家。他們的話題有時也涉及政治。卡西迪一家歷來是南方的民主黨人，隨著新政的日得人心，他們必然越來越支持以前一直支持著的黨。
阿肯色的男孩從小就被灌輸那種“好刀、真槍、睡覺也得睜隻眼”，善惡報應、有勇有謀的處世哲學，這是瞭解內情的人發出的忠告。在那裡能侃會編是有本事的表現。卡西迪家的鄰居有個叫文森特·福斯特的孩子是比利幼時玩耍的夥伴，他的老父親就是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如果說他是塊有魔力的磁石，那孩子們就像磁粉一樣聚攏到周圍來。
一位歷史學家在分析一種總覺得自己倒黴或受騙的人格時說過這樣的話：“天高地遠的阿肯色人就崇尚一種什麼權威都不迷信、凡事自己拿主意的人生態度。”在當地人代代相傳的故事中，主角或正面人物都有那種見風使舵的靈活性，只要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原則問題，需要就是理由，人為的政治和經濟活動就更不在話下了。
卡西迪家對比利寄託著莫大的希望，鼓勵他超脫阿肯色人世世代代的自卑感，力爭上游，出人頭地。“從我記事起”，他承認，“我就是在執意給我灌輸這種思想的人中間長大的。”而這種啟發教育又與當地人信奉的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的滑頭策略有所牴觸。這也許是做推銷員必須掌握的，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聰明人卻不是指責別人的不是，而是把這不是學來去制別人。“阿肯色人就是有這種天性”，加里·威爾斯剖析道，“這使他們從生活中（而且也從政治改革中）大有收穫”。
在40多年後即將就任總統的前夜，這個在哈維街的小屋和那間雜貨鋪裡領受教誨的男孩——後來也以一州之長或一國之尊的身份把那些經過消化吸收的教誨表達出來——稱讚他的愛講故事的外祖父和舅公是“影響我童年生活的主要人物”。在他的記憶中，舅公巴迪·格里沙姆“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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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霍普還有一個男人也是很有影響力的，但他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他的故事更有警世的作用。
羅傑·克林頓也是苦出身的阿肯色人。他是在20年代溫泉城的一個窮苦家庭里長大的，孩童時飽受煎熬，他父親曾是一位假釋官，後來成了個體肉鋪老闆，他母親，克林頓媽媽，有股說一不二的專制勁頭，很多地方讓人想起卡西迪家的女戶主。作為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動輒得咎，就是人到中年以後仍像乖寶貝一樣生活在繼承了母親遺風的自信的兄長雷蒙德的庇護下，親友們都說雷蒙德是羅傑的“後盾”，也是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周圍的人都認為羅傑·克林頓是那種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即使是閒逛他也不到人多的地方去，總是往角落裡鑽，這樣，他連高中都沒畢業。“羅傑無所事事的時間太多了”，有熟人這樣說。“他為了找工作，整個溫泉城都跑遍了，可就是沒人收留他。”
戰後，他給已經成為溫泉城的成功的別克車經銷商的雷蒙德於了一段時間。然後，40年代初，雷蒙德通過他在通用汽車公司的關係，讓羅傑取得了在霍普開自己的別克車經銷點的特許權。羅傑得到的這個差事是一段新的歷史的開端，其意義遠非兄弟情誼可以概括。儘管這個家裡的小兒子從未想過要背井離鄉，但他決定抓住這個模仿很有威信的兄長的機會。他在霍普銷售處為客戶和朋友舉辦排場的聖誕晚會，和雷蒙德每年在溫泉州舉辦的一樣。
年輕的汽車推銷人更給這個鐵路小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討人喜歡，出手大方，高高的個子，一頭黑髮又濃又密，服裝既整潔得體又做工考究，再加上一雙雙色的鞋子，這一切在沉悶的霍普非常醒目，而且也看得出來，克林頓對自己英俊的外表也頗為自得。難怪他的朋友都叫他衣裳架子。當然，他最突出的身份要算是晚會明星，對年輕的女性，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但是，除了微笑和雙色鞋，羅傑還有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喝酒不要命，賭錢沒夠，動不動就跟人家動手打架，對循規蹈矩不屑一顧，可偏偏當地那些違法犯紀的事都和他沾邊，其實他在這方面的名聲在法紀不嚴的溫泉城時就已傳出去了。他在那裡的一家檯球廳裡鬥毆時曾重傷了一個波多黎各男孩，要不是雷蒙德出面干預，他也許早被關起來了。後來羅傑在霍普設賭騙錢，“不小心”，有人這樣說。
“騙到當地一個權勢人物時，又是他大哥救了他。”
戰時亨普斯特德縣禁酒，羅傑賄賂當地警察和官員，把他們從本地酒販那查抄的私酒買了下來。在那些亂哄哄的私人宴會上，他貢獻出度數很高的威士忌，並且還向女朋友吹噓酒的來歷。他最親密的朋友加貝·克勞福德，也是後來的一位主要資助人，在阿肯色開有藥品連鎖店。當他40年代末在霍普開分店時，羅傑與他合夥從溫泉城購進三套賭馬系統和好幾台吃角子老虎機，就安裝在新開張的藥店後面。這可讓相當一部分霍普人開了眼，通過這些來自溫泉城的新人物，他們知道了“藥鋪”該是怎麼個開法。
連玫瑰山的雜貨鋪也有了變化，除了向度日如年的黑人農戶放貸餘賬外又添了一些新業務，哈維街上的小屋也不再是比爾·克林頓從政後稱其為“我的小木屋”的兒童大堂了。早在羅傑·克林頓進入弗吉尼亞生活之前，老顧客已經可以在這裡買上一兩瓶喝的，而不必驅車三四十英里跑一趟特克薩卡納。弗吉尼亞的父親並不是這個家庭裡唯一販私酒的，鎮上的人還記得，他那位令人生畏的妻子伊迪絲，在做鐘點護士之餘，也從哈維街的家裡往外鼓搗威士忌。
然而，什麼也不能改變羅傑·克林頓經營汽車必然失敗的命運。霍普的市場壓根不像雷蒙德預期的那樣，即便是在戰後出現了購車高峰時也仍然不行。到了40年代末幾年，羅傑開始在聖安東尼奧的狂歡週末舞會上肆無忌憚地揮霍批售車款，有時他直接從車行的錢櫃裡拿出上萬美元，還說這是他的工資，正像車行裡的一名工作人員說的：“這等於是自己偷自己。”親友中也有人這樣說：“他永遠也長不大，好像什麼對他都無關緊要。從心智上講，他仍是個孩童，從沒有真正成熟過。”
1947年，羅傑·克林頓遺棄了結婚十四年的妻子，妻子的孃家人懷疑克林頓早已與霍普那位生氣勃勃的年輕寡婦弗吉尼亞·布萊思有染，據親友判斷，在弗吉尼亞把孩子留給哈維街的父母時，他們已經同居了。比爾·布萊思死後不到一年，她就開始和克林頓交往，有時就留住在羅傑在霍普的公寓裡，還經常去溫泉城共度週末。這時他已30多歲。
比那位活潑快樂的護士大得多，她是被鎮上這位車行老闆揮金如土的派頭吸引住的。他們經常出入的喧鬧場所很多，弗吉尼亞還不時在溫泉城的夜總會上登台演唱些應景歌曲，要不就在加貝·克勞福德的公寓高唱她自創的歌曲：“我是亨普斯特德縣的傻瓜”，這些都變成霍普鎮街談巷議的內容，那的確是個“誰都知道誰”的地方，據一位戰後在那裡長大的人說，“你要是幹了什麼壞事，在你到家之前你媽就知道了”。
他們的感情歷程是起伏跌宕的，有幾次都是因為他與別的女人藕斷絲連鬧得不歡而散。有時弗吉尼亞會示威似地把三歲的比利帶到克林頓的住處，小男孩看著他母親一件一件地把別的女人的衣服物品撿出來，還把那些貼身內衣掛在外面，向那些以衛道士自居的鄰居們展示。當然也有溫情脈脈的一面，弗吉尼亞有兩次從新奧爾良飛回來看兒子都是克林頓付的機票錢。回到霍普做獨立的麻醉護師工作後，他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多，而羅傑與旁的女人來往便越來越少，“他倆也算是物以類聚”，一個朋友說。
伊迪絲·卡西迪可不是什麼事都好商量的。她一邊抱怨羅傑·克林頓愛惹亂子，一邊也密切注意著自己不安分的女兒正在往再婚的路上走，那樣的話，勢必會把自己當成第二個孩子撫養的孫子從身邊帶走，所以她在50年代初就告訴弗佔尼亞，她打算通過法律途徑爭得對比利的監護權。
做女兒的認為，母親“心裡的陰暗面是永遠也照不亮的，那股生來就有的怨氣使她看什麼都是陰暗的”。一時間，哈維街的那座小屋裡吵成一片，弗吉尼亞又是大哭又是尖叫，抓著自己的兒子不放手，而做外祖母的倒異乎尋常的冷靜和沉著，伊迪絲只是諮詢了當地的律師，並未把針對女兒的監護權訟爭訴諸法庭。
在1950年6月一個氣溫不高的午後，羅傑·克林頓和弗吉尼亞·布萊思結了婚，這時距朝鮮戰爭爆發只有幾天。
婚禮有意安排在霍普以外的地方，就在他們常去的溫泉城一家賽馬場附近的牧師寓所。加貝·克勞福德和他的妻子弗吉尼亞——羅傑的侄女——與他們在一起。雙方的家人一個也沒到場，比利仍由那位生悶氣的外祖母照管，而克林頓的家人根本就對這次婚姻持保留態度，因為羅傑在與霍普的布萊思的遺孀來往時仍是有婦之夫。很久之後弗吉尼亞才知道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經常拖欠法庭判付給前妻和兩個孩子的撫養費。還有，他的別克車早在1948年的離婚訴訟中象徵性地成為抵押品，到1952年他已拖欠了2200美元，接近他年薪的1／4。
克林頓把新娘及其4歲的繼子安頓在東13街一座有6個房間的平房裡，這裡位於鎮子的邊緣，是新闢出的住宅開發區，所以房子全都是一模一樣的。當他們去溫泉城賭錢飲酒時，仍把比利留給外祖父母。搬進新房不久，弗吉尼亞正式和比利談了一些他生父的情況，談到比爾·布萊思是個多麼有魅力，多麼可愛的人，他在戰爭中的表現如何受到軍方的嘉獎，以及他怎樣在回來接他們時死在密蘇里的高速公路上。比利像往常一樣，聽得聚精會神，以後也一直被父親的淬死和傳奇所迷醉。但是，比利也高興另一個男人來填補很久以來一直空缺的位置。從一開始他就叫羅傑·克林頓爸爸，上學他也樂於使用比爾·克林頓這個名字，不單為了方便，也是歡迎新父親的姿態。弗吉尼亞還記得新家的後屋是專門闢出的娛樂室，羅傑為他的繼子安裝了萊昂納爾牌電火車系統，兩人一玩起來就沒夠。像別的家庭裡做母親的一樣，弗吉尼亞懷疑兩個人中誰更喜歡玩具。
前次婚姻中也出現過這種繼父與繼子其樂融融的景象。“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問題，想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繼子之一說，但是，羅傑·克林頓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喝上了酒，也開始虐待前妻，如果不包括孩子的話。在她的離婚訴狀中指控丈夫用拳頭打她，用靴子後跟踢她。現在，搬進13街不久，新的婚姻也已開始遭受他酒醉後暴力的踐踏。
就在弗吉尼亞要帶比利去探望瀕死的格里沙姆祖母的那天，他咆哮著拔出一支以前一直隱藏得很好的手槍，醉醺醺地開了一槍，子彈打進了牆面。母子倆跑到街對面的鄰居家打電話報警，五歲的比利眼睜睜地看著警察把他的新爸爸逮捕。聽到風聲的雷蒙德當晚就趕到了霍普，以為出了人命，聽了弗吉尼亞的陳述後他仍想以行為不檢為由將羅傑保出來。但這一次，本地警察要保護霍普的姑娘，完全站在弗吉尼亞的立場上不予通融。不管雷蒙德怎樣狂呼亂叫，羅傑到底還是在霍普監獄裡關了一夜。這是一次給每個人都留下深刻記憶的事件。“牆上有一個槍眼，子彈完全有可能跳飛，傷著我母親或是我”，比爾·克林頓在40多年後回首這段往事時仍記憶猶新。“我跑出了房間，但那槍眼將伴隨我一生，我會每天都看到它。”在那次可怖而又危險的事故發生後的一週裡，他和弗吉尼亞離開了羅傑，但是，母親告誡嚇壞了的小兒子，再見到父親時還是要跟他說話並且仍然要尊敬他。
據瞭解內情的人回憶，開槍事件使“霍普這個造謠市場，更加活躍起來。多年之後，當克林頓夫婦已經成為名人，大部分住在13街的鄰居們，除了槍擊和逮捕事件，對羅傑耍酒瘋虐待妻子的其他事已不記得什麼，只記得在把角的那座小房子裡，夜間經常有吵鬧聲傳出來，羅傑大叫大嚷，指責在外工作的妻子對他不忠——她管這叫做“他的發作”——很像伊迪絲·卡西迪對埃爾德里奇通宵達旦的訓斥。有些鄰居還能像目擊者那樣生動地回憶起，那個頭戴著牛仔帽腳蹬牛仔靴的小男孩，在忍受了整夜不眠的吵鬧後，怎樣緊繃著小臉，從那所白色的小房子裡走出來，他像是在自己的腦海中飛行，產生千奇百怪的想象。“他會騎著一輛三輪腳踏車在人行道上不停地上下……反反覆覆，一次又一次”，布拉克·申克，這位從窗子裡就能望見克林頓家的鄰居回憶道。“斜刺裡衝上人行道，再旋風似地衝下來，騎得要多快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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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於溺愛他的一大家子人中，尤其是伊迪絲，比利三歲時就開始識字，1951年秋，弗吉尼亞讓他上了瑪麗小姐的幼兒園。對著東2街的人口有一座仿鄉村學校風格的白房子，有鐘樓和教堂尖頂，這座由民居改建的幼兒園是鎮上最受尊重的標誌性建築。一間獨立的大教室，課間活動的庭院，端莊整潔的女教師，瑪麗和南尼·帕金斯嫫嫫，教導著一群五六歲稚童如何彼此相處並適應社會。紀律雖然嚴格，但執行者卻是溫和的，愛國主義當然是近40名學生必修的品德課之一，他們個個舉止得體，衣著整潔，當然，他們清一色地全是白色人種。每天都凝視他們的是一幅由吉爾伯特·斯圖爾特繪製的喬治·華盛頓畫像的複製品。比利的同學中有人把畫像上的人當成了威嚴的瑪麗小姐，這也難怪，瑪麗小姐確實有一頭珍珠色的濃髮，有幾絡垂在她削瘦而尊貴的面頰上。
比利1951年至1952年班的同學喬·珀維斯說，“自由世界的”未來領袖是應該在瑪麗小姐的指導下成長起來的，這是大家公認的。“瑪麗小姐開辦的奢華的幼兒園接收的稚童都是來自鎮上中上層商賈新貴較好的家庭。”和比利同學的棕發男孩托馬斯·F．麥克拉蒂三世，即小麥克，日後繼承了南部最大的一家汽車租賃和經銷公司。還有以忠誠著稱的有一個很會講故事的父親的品行端正的文森特·福斯特，後來成為阿肯色最成功的地產商。他家的草坪與比利外祖父母家的後院相連，可是，正像有人看到的，“前者的院子能容一支管樂隊做行進表演”而後者的院子“只夠扯起一根晾衣繩”。
儘管對這座除了西瓜便無所長的鐵路小鎮的閉塞和死板多有不滿，但這些童年時期的朋友，不管是作為小石城的行政官員或是開業律師，反正都有了自己賺錢的買賣，以自己的方式成為這個由財產和權勢構成的世界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這是個非同一般的幼兒園班集體，不管有著怎樣或隱或顯的背景，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給這位頭髮捲曲，笑口常開的比爾·克林頓帶來這樣那樣的名聲，如果不是財富和運氣的話——他們都記得，為了把事情一一擺平，他確實盡了最大努力。
比利是非常念舊情的。“他想做每個人的朋友。如果他想接近的一夥人中有人不喜歡他，那他會坐立不安的”，同學喬治·賴特說，“那會迫使他反躬自省：為了使其喜歡我，我還能做些什麼？這一點我在六歲時就已有深刻體會。”由於比同齡人更壯實高大，他顯得有些笨拙，“和我們這些人有些不一樣”，另有同學說。他以他的能力和樂觀性格——“永遠是愉快的，友好的”——去彌合任何爭議。“一個和平的營造者”，喬·珀維斯說。“與大多數男孩子不同，他不喜歡看到爭吵和打鬧，他充當的永遠是勸架者或息事寧人的角色。他要讓每個人都滿意，過得愉快。”“比利·克林頓五歲時就是個天生的政治家了，”喬治·賴特這麼認為。
在瑪麗小姐幼兒園同學幾十年之後，他還強調一句：“現在聽到有人說他壞話，我很不舒服。”
由於管理不善和監守自盜，羅傑·克林頓1953年終於失去了別克車的特許經銷權。雷蒙德雖想挽回，但最終也只能讓失敗的弟弟回到自己蒸蒸日上的車行裡當個部門經理，比利正要升入二年級的時候，羅傑突然向弗吉尼亞和他宣佈，全家搬到溫泉城去。就弗吉尼亞而言，不說是興高采烈也可以說是如釋重負，因為這可以遠離熟知他們糟糕的婚姻狀況的家人和朋友。儘管小鎮上的許多人都對她諱莫如深的事實真相一清二楚，但她仍認為離開霍普就能保全家人的面子。
那以後的好幾年裡，比利還經常乘灰狗長途車回霍普探望母親一方的親友，有時還留下與卡西迪夫婦和其他人共度週末。“每當置身於那個大家庭中”，他都感覺到“被巨大的愛包圍著”，他曾對弗吉尼亞這樣說。作為一個阿肯色人，即使遠在千里萬里，他仍能把小鎮奇蹟般的西瓜吹得天花亂墜。作為政治家他也不可能不提自己的出生地：“我仍然信仰一個叫做霍普（希望）的地方”，在未來的日子裡他不知多少次這樣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