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溫泉城——“蓄勢而發”
美國這樣的小城不多，到處都是溫泉療養院。紐約州北部的薩拉託加溫泉或羅斯福故鄉佐治亞州的沃姆斯溫泉以及別的有溫泉資源的城鎮也都很有名，但沒有哪個能與阿肯色的溫泉城相比，換句話說，這裡吸引人的決不僅僅是溫泉和美景，而巨還有那些可以胡作非為的地方。
“給你一個休養生息之地，養精蓄銳之所”，當地流傳這樣兒句話。“哪怕是病人膏盲，奄奄一息的人，只要洗了溫泉，就能橫著來立著走。”兩面長滿林木的山坡之間，洗浴設施順著47條冒著熱氣的溪流的走勢而設，每天從遠山深處流出的有療效的泉水難以數計。慕名而來的遊客發現，“這個南方的景點……到處能看到幸福的笑臉，花叢中有鳥在鳴叫。”而《哈潑斯》的一篇文章則做出相反的判斷：“這裡是江湖騙子大行其道的地方”，儘管美國政府自稱已剪除了這種弊端。在佈滿溫泉浴室的山坡上面是一座十層的塔樓，旁邊就是建於上個世紀，又在大蕭條之後重修過的有五百張床位的陸軍海軍綜合醫院，到50年代仍住著二戰和朝鮮戰爭的傷殘軍人。
1953年，當羅傑·克林頓把家搬來時，座落在沃希託山脈中的小城己有“幾分大都市的氣象”。戰後興起的製藥業雖有取代溫泉療養業的勢頭，但仍然有追求健康的人出入那些已日見破舊的浴室——那些富有的名人權貴從他們的高級轎車鑽進浴室，而在他們身後也有一些無依無靠甚至還有殘疾的窮人趕來，因為國家公園服務處的廣告說“這裡有為窮人免費開放的浴室”。人們匯聚此地不光是為洗溫泉，還為了季節性的旅遊高峰帶來的熱鬧。夜總會里貼滿巡迴演出的招貼畫，預告著澤維爾·庫加特的拉丁樂隊、流行歌手帕蒂·佩奇和喬治亞·吉布斯、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米基·魯尼即將到來，各種名目的節慶活動以及跑馬嘗打靶嘗鱷魚塘和鴕鳥飼養場，不管你有什麼喜好，這裡都安排相應的節目，所以，這裡才全年遊客不斷。
表面上看，這是一種旅遊經濟，其實市政當局也鼓勵附近的農戶和定居者興辦各種有利可圖的實業。市中心街道兩旁既有低矮的平房也有英格蘭風格的大宅屋。當地中產階級人士喜歡模仿莊園主那種俗豔的裝飾，他們的日子顯然比大部分阿肯色人好過得多。比如說在溫泉城東南的5000名非洲美國人中，大多在旅遊設施中做護工、清潔工。
廚師和侍者，靠日積月累，他們已擁有了自己的飯店、醫院。
學校，當然，還有浴室。然而，在所有這一切的後面還有另一個溫泉城，與城市不可分割的已不是溫泉浴，而是它藏汙納垢的另一面。
本土作家迪伊。布朗曾經指出，“當地姑息養好的傳統由來已久”。近一個世紀以來，群山懷抱的這座小城可以說是民風不古和官僚腐敗的發源地，賭博、賣淫、包庇不法以及各種形式的謀取不義之財的活動，構成了隱藏在興隆的溫泉浴生意後面的更興隆的黑色經濟。20年代，稱霸一方的江湖好漢曾宣告此城中立，把它當做自己獨享的休養地。
據說，座落在市中心的很有氣派的阿靈頓飯店443房間就是阿爾·卡彭①長期租下的，即便在他被關進聯邦監獄時，那個套間仍給他留著。然而，到了50年代，腐敗早已不限於賭博和招妓，當地的黑勢力當然會因分贓不勻而開戰。
就像美國的其他地方一樣，溫泉城的惡勢力變得越來越有團伙性，與此同時，有組織的犯罪以及官商勾結的牟利活動最終控制了賭博業和其他賺錢的黑市交易。
“私酒氾濫、極有吸引力的奧克朗賽馬、設賭場營娼寮，這一切都是在官方的眼皮底下繁榮起來的”，這是羅傑·克林頓的新家搬來以後，當地報紙上的一段話。一個與比爾·克林頓同輩的人回憶說，“每家店鋪的後堂密室都設有賭桌和吃角子老虎機”。一份60年代司法部門主持的調查報告得出結論，風光如畫的溫泉城有著全美國“最大的非法賭博行業”。威廉·哈普這位當年《哨兵紀事報》的記者說，“只要講得出來的東西，這裡都能買到”。
固定的客戶就是政客們自己，行賄受賄、拉攏選票、弄①Alphonse（1899—1947）：美國著名的黑幫首領，綽號“疤痢臉”。
虛作假、揮霍浪費，什麼都幹。娼妓和鴇母每個月公開向官員納“娛樂稅”；這些人在警察的護送下定時到加蘭縣法院交納協商好的回扣。30年代時，每個妓女五美元，鴇母則十美元。1946年，退伍軍人發起了一嘲老兵造反”，推舉他們自己的代表錫德·麥克馬恩做溫泉城的市長，甚至州長。然而，變革是一閃而過的事，而政治家們則是江山永固，阿肯色歷來如此。而60年代當本地一位老鴇從本市最大一家妓院退休後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其中對戰後發生的這次變革從轟轟烈烈到一切照舊的始末做了生動的描述。好像是有意證明什麼，這個女人豐富多采的歷史遭到本地圖書館的抵制。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溫泉城最富刺激性，弗吉尼亞·克林頓在談起往事時說，當時給人的感覺是，全城上下對賭博這類惡行簡直“著了迷”。
“就羅傑·克林頓的生活而言”，弗吉尼亞說過，“溫泉城是這麼一個地方……為所欲為者如魚得水，規矩定出來是為了讓人破壞的，金錢和權力——只要你能抓到手——才是衡量一個男人的最終尺度”。在許多方面，成功與否取決於虛假的真誠，取決於遍佈教堂和公眾俱樂部的清白的溫泉城與以州府小石城為代表的更廣泛的腐敗勢力在共謀大業上能否合作愉快，當事人之一回憶，溫泉城的政客定期向“一大批州官”行賄。弗吉尼亞·克林頓在談起她溫泉城一位最親密的朋友時說到這樣一個情節，在州政府加強整肅時期眼見她“給州長辦公室背去一個裝滿錢的褐色提包”。
一位在這個時期裡在溫泉城長大的律師說，“這一切人人心裡清楚，作為浸禮會教徒的阿肯色人只是裝做不知罷了，很多人都學會了明哲保身。”這座比爾·克林頓成長其間的城市在一位歐洲記者的筆下被歸納為“南方聖經地帶（BibleBelt：指美國南方主張固守《聖經》的教派，信徒以是否嚴格遵守《聖經》互相監督。——譯註）的一個腐敗縮影”。
如果你更深入觀察還能發現更可悲的情況。城裡有為數不小的一批年老力衰的赤貧者。離療養區不遠有供人們尋求刺激的夜總會，包伙食公寓昏暗的後門廊是那些面色茫然的夜遊女的留連之所，城區邊已廢棄的汽車旅館成了精神病患者的聚居區。一位本地人士在回顧戰後歲月時說，“泉城人永遠是以低級趣味娛樂自己，真是可悲又可憐，歷來如此。”
這樣一種地方免不了要給人不安全感，雪莉·阿博特名為《制書人的女兒》的回憶錄對人們價值觀的衝擊力更大。最後，她認同了已有許多人得出過的結論：泉城從上到下的腐敗“宣告了美國道德夢的破滅，也證實了辛苦工作才能成功、民主進程、美國特色的小城鎮生活等等，全屬無稽之談”。
羅傑·克林頓是從生活實踐中深刻領悟這一切的，儘管他本人“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他的遠房兄弟羅依，朋友們都稱他為“黃狗民主黨”（“YellowdogDemocrat”：意即不登記的民主黨黨員。——譯註）。曾在50年代當選過阿肯色州議會的議員，克林頓家族這時已是溫泉城的一股勢力，小比利·克林頓很樂意幹那些分發競選宣傳手冊的差事，到他自己也從政、回鄉探望霍普的舅公巴迪時，還做過讓羅依叔叔做他的政治顧問的努力。但是，在這麼大的親戚圈子裡，真正有政治實力的一個也沒有。在政治上，和在家庭生活中一樣，在幕後起關鍵作用的還是雷蒙德——正是這位偉大的雷蒙德伯父才是比利那次對故鄉做禮儀性孝道回訪時就政治前途等問題虛心向其請教的人，只是做得很謹慎罷了。
雷蒙德·克林頓是個出眾的人物，一位高大的美男子，腦筋靈活而又盛氣凌人，他對克林頓家族的小輩人期望最高。弗吉尼亞和其他人都承認，是他讓軟弱得多的羅傑也過上溫泉城高水準的生活並贏得城裡權勢階層暗中的照顧——儘管他遠非小城的主宰而是受害者。雷蒙德小時候在那家緊挨著不名譽的南方俱樂部的藥店裡工作過，經常能看到阿爾·卡彭在前後左右的保鏢簇擁下從人行道上走過去（“你要想不注意他是不可能的”，雷蒙德曾對一位記者這樣說過）。30年代，他找了一個合夥人投資汽車買賣，然後，他很快將合夥人擠走，自己取而代之，克林頓家的別克車行很快成為“溫泉城宮場政要的匯聚之所”，正如有人描繪的那樣，這位“很有魅力”的老闆成了這夥人的召集者，當他在電話裡安排一切時，羅傑就在他身後的櫃檯旁垂手而立，雷蒙德把賣車的贏餘投入不動產，酒館和其他實業，出入那些他認為值得加入的各種俱樂部，廣泛結交志同道合者。“他要的是門路、交情和影響”，家人這樣說。
像溫泉城別的商人一樣，雷蒙德·克林頓也以廣開財源著稱，“明面上”的買賣或投資只是他收入來源的一部分。
“他經營的吃角子老虎機散佈在全城各處”，聯邦調查局前任探員兼加蘭縣警長克萊·懷特說。也有明顯的證據表明。
這位成功的汽車商與有組織的犯罪以及令人聞風喪膽的阿肯色三K黨有牽連。像溫泉城許多同類人一樣，他的這種雙重生活是一種公開的秘密。有一次雷蒙德的家被人扔了燃燒彈，富人區的鄰居們懷疑這次事件就是他明人做暗鬼的結果。“我們中很多人都認為，那件事不是三K黨就是黑幫乾的——也許是合謀，反正是為了雷蒙德乾的一些見不得人的事”，當地一位熟識他的心理醫生說。
克林頓家族的一家之長在嚐到權勢的甜頭時不得不承受它帶來的風險。而兄弟之間的關係在雷蒙德填補並繼承了克林頓媽媽的權威地位後有了微妙的變化。然而對羅傑那生氣勃勃的繼子比利，雷蒙德一開始就喜歡得不得了，把他當親侄子而不僅是被保護人對待，關心他，甚至想法防止他受到愛喝酒的羅傑·克林頓的虐待。“其實羅傑倒是很注意，不在克林頓家人面前對比利動粗，尤其是在雷蒙德面前”，一個親戚說，“我就好幾次看到或聽到老雷蒙德悄悄地或大叫大嚷著把男孩高高舉起”，大家都看得出來，男孩的反應是喜悅的、報以親情的。後來，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與保守的家長之間雖產生了觀念上的分歧，但這絲毫不妨礙比爾·克林頓對雷蒙德給予的庇護和所起作用懷有刻骨銘心的感激和敬重。“在任州長期間”，一位專門採訪州議會的記者寫道：“比爾·克林頓總是把雷蒙德·G·克林頓當成他生活中最有主見的人來請教的，有時簡直就是把他當父親。”多年以後，一位家住溫泉城的老輩親戚看到克林頓白宮的混亂後深有感觸地嘆息道：“他需要一位雷蒙德那樣的朋友，可他沒有得到。”
有人認為這位有權勢的長輩早就看出了比爾的政治才能，也許己把他內定為已開始籌劃建立的雷蒙德王朝的繼任統治者。“雷蒙德想利用每個人，包括像比利這樣他真心喜愛的孩子”，一位對他知之甚深的女人這樣說。他的責任感似乎永遠不出自私自利或自家合適這個範疇。弗吉尼亞記得他曾支持過一位老朋友競選縣治安官，然後又因此人竟然與他強勁的對手結成兒女親家而放棄了支持。到了60年代，雷蒙德·克林頓在溫泉城以外也有了一些有勢力的朋友。在出類拔萃的民主黨政治家中，他選擇了阿肯色出身的美國資深參議員約翰·麥克萊倫，給予慷慨的資助，而同時他也是亞拉巴馬頑固堅持種族隔離政策的州長喬治·華萊士的積極支持者，無論何時造訪阿肯色都是由他親自駕車接送。“他與政界有著莫大的關係”，一個侄子說。“如果你想做出某種安排，交給雷蒙德大叔辦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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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搬回來時羅傑·克林頓攜妻兒住在距溫泉城幾公里外屬加貝·克勞福德所有的一個佔地4oo公頃的農場裡。
自從貪杯誤事毀了霍普的買賣後，羅傑儘量拖延回到兄長公司上班的時間，這時他突發奇想，自以為可以務農謀生。
這位花花公子每天早晨穿著那雙兩色靴子和皺皺巴巴的褲子去照看牛羊。但環境的嚴酷，住室裡的穿堂風，幹不完的戶外勞作，馬上就讓他領教了厲害。當他把回到雷蒙德處作為“新機會”告訴妻子後，全家搬迸溫泉城，住迸克勞福德家正待出售的一套兩層結構的舊房子裡，這裡位居城北，離市中心也就是1公里。
這所都鋒式建築就座落在一個高坡上，再往上就是狹窄的七號高速公路，從這條被稱做公園大街的地方往南轉彎就可以直達阿靈頓飯店和溫泉浴療養區。室內佈局與他們的生活品味和泉城整個氣氛都很吻合。穿過裝修了粉紅色牆壁的亮麗的起居室就是比爾的臥室，緊挨著的是弗吉尼亞和羅傑的帶一間側廳的臥室，床頭擺了一張用來玩牌的小桌子。據弗吉尼亞回憶，樓上是一個沒有隔段的大通間，可用來開晚會，傢俱是墨西哥式的，牆壁上掛的是帶神話色彩的小狗打牌的圖畫，一個嵌入式的酒巴台，繪有條紋圖案的那面牆上是一面大鏡子。弗吉尼亞覺得這一切“正是他們三口之家所需要的”，她老早就希望羅傑能從他們的朋友加貝·克勞福德那裡，用從藥店和賭馬中賺到的錢做抵押，買下這所房子，為此她甚至把自己掙來的錢也交給丈夫以支付房款。可到頭來，像以前別的事情一樣，這所房子還是由雷蒙德·克林頓悄悄地買下，羅傑和他的妻子，還有他的繼子，只是成了房客。
弗吉尼亞先在教會辦的聖約翰學校為比利辦了註冊手續，本來不願把他放在名聲不好的公立學校，那裡面的教師到50年代仍未拿到大學文憑。而實際上他不得不先在公立的蘭布學校的紅磚教室裡上了兩年的學，那裡的學生每天早晨要在禮堂的木地板上排好隊，“發願、祈禱、唱聖歌”。
在這裡，像在霍普一樣，比利仍受白人基要主義多數派思想的薰陶（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是指基督教內部在神學上持保守態度的一批會派，反對自由派迎合新科學而放棄福音。——譯註）。相對開放些的溫泉城零零星星地有幾個猶太家庭和天主教徒，他們有自己的教會學校。50年代在小石城爆發種族主義危機時，那裡的幾個白人家庭曾把他們的孩子送到55公里外的溫泉城來“避難”，原因就是這裡嚴格執行種族隔離政策，有非常傳統的南方學校。
管家換了一個又一個，有白人也有黑人，父母不在時，比利就由他們照料，他們都說比利乖巧好帶。特別愛給小主人做美食的厄爾萊恩·懷特回憶道，“讓他高興很容易，用不著糊弄，拿他當孩子就是了。”另一位管家從他與別的男孩大異其趣的能言善辯中看出他有從事宗教復興事業的領袖氣質。“你有沒有考慮過？”她曾對弗吉尼亞建言，“也許該讓他來給那些不知基督在哪裡的人帶路”。做母親的本人不常去教堂，但不管是在霍普還是溫泉城，她卻常帶兒子去主日學校。在他6歲時已開始顯露出對宗教的狂熱，星期天早早起身洗漱，自己打上領帶穿上外套，獨自走過四個街區，來到這座執行種族隔離制度最堅決的城市中的浸禮會教堂祈禱，在那裡，他初次“明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還有人記得當時受洗的情景，在佈道會上特設的水池旁，象徵性地行了浸禮。家人送給比利的那部《聖經》也被帶到教堂，上面寫的名字是“威廉·傑弗遜·布萊思三世”。
他親善安寧的舉止早在霍普的瑪麗小姐幼兒園時就給其他孩子留下過深刻印象，“我從未見過比利和什麼人打架”，一位同學回憶。差不多整個童年時期都與比利共同度過的羅斯·克蘭認為，“他是我見過的最誠懇的人。”在公園大街高坡上的家裡這段時間他發育得很快，就實際年齡而言，他長得恐怕過於高大了。羅斯看到過這個十一二歲的胖男孩怎樣以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心情照料生於1956年的小弟弟小羅傑。多少年之後她仍清楚地記得，比利·克林頓是怎樣讓每個人都感到自己是被別人所需要的，比如說在朋友聚會時播放受歡迎的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唱片，他看到誰受到冷落就去招呼誰，他甚至會蹲下來和她的小妹妹跳舞，因為她太矮，得不到別人的邀請。
光是一味克己本身並不可齲進了聖約翰中學，他的操行分數並不高，但老師賞識他的能力，要求他學會跑前先把走練好，爭取搶在別的同學之前回答老師的提問。家人回憶，有一段時間比利變得非常早熟，自以為是，實際上已到了弗吉尼亞不得不經常採取些措施“遏制這種勢頭”的程度。但這樣做的效果並不好。“比利是很難壓服的。”一、般來講，做母親的更多地是為兒子感到驕傲而不是擔憂。在她的記憶中，小比爾總是盡其所能免受懲罰，因為那大有損尊嚴。她曾用誇耀的語氣講自己10歲時就懂得為別人分擔責任，“母親，如果你用這個”，他聽了故事後指指自己的頭，然後又攤開巴掌說，“那你就用不著這些了。”
比利在溫泉城完成他的中學學業時，弗吉尼亞正是三十幾歲、需要對自身的價值和魅力做出自我估量的世俗的女人。她利用雷蒙德的影響，打破當地排外的醫療體制，很快贏得了一系列麻醉師的業務合同。因為隨時會有人來請，她養成了不卸妝睡覺的習慣，後來改成早上用90分鐘化妝，下午再用45分鐘卸妝，羅斯·克蘭從自家後窗經常看到仔細化妝的弗吉尼亞·克林頓，穿著漿得雪白的挺括的護士制服，更襯托出一頭濃密的黑髮，腳上穿的不是護士鞋，而是亮閃閃的皮便鞋，連精心修剪的手指甲都光潔異常。
有時她會在醫院輪班，中午回家時，如果是夏季她肯定會換上短褲和頸上繫帶的三角背心去修剪花草。然後美美地喝上幾杯，在院子裡一把躺椅上伸開四肢曬太陽——像她自我描述的那樣，“黑黑的四肢、肚皮和乳溝，描眉，長長的翹起的睫毛，黑眼線，唇膏要光潔亮麗的，還有手指甲和腳趾甲，一切都要像我花園中的花一樣生機盎然”——這一切當然受到鄰居和過往行人的注意，更不用說她兒子以及其他孩子了。“她總是那樣惹人注目”，克蘭說，“總是精心修飾自己，講究式樣”。除了挺括的制服和花園背心，弗吉尼亞有時也喜歡穿一件自己改制的男式睡衣，踏一雙毛絨絨的拖鞋，一根接一根地吸鐵圈牌香菸，用略帶粗嘎的嗓音給兒子和兒子帶來的同樣年齡的孩子們講些詼諧的笑話。
當時在場的孩子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其中就有人說，“那是一種真正的好萊塢氣派。她是一位長得很好看的女士，經常逗得我們笑疼肚子……她可以說是女中威爾·羅傑斯。”（WillRogers（1879—1935）：美國幽默作家兼演員。——譯註）。
她和她的丈夫，就像當初相愛時適應霍普一樣，現在已經與更熱鬧更有誘惑力的溫泉城融為一體了，他們開著車到處跑，只要與克林頓車行有關的地方都去。像高塔俱樂部、觀景台、大車輪和南方夜總會，他們經常光顧，有比較重大的演出時，弗吉尼亞肯定盛裝前往，對枝形吊燈、紅色的天鵝絨幕布，她有一種天生的喜愛，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密室裡，吃角子老虎機，雙骰賭檯，輪盤賭和二十一點，各種玩藝應有盡有。
有時他們也會成為奧克朗的賭客，因為泉城只用運動場內的小高爾夫球場賭馬。有一段時間，羅傑甚至還買下了一匹良種馬，儘管它一次也沒有贏過。在賽馬季節裡，弗吉尼亞儘量把她的時間安排好，趕在中午以前到達賽場，很多人都見過她在班上讀賽馬小報。她總是從工作崗位上直接奔往賭場，把比利留給管家或別的什麼人，或者乾脆在他的脖子上掛一把鑰匙——後來還得照顧自己年幼的弟弟——自己則每天準時在奧克朗賽馬場的兩元窗口前報到。
她給多數人留下的印象是，在花哨的外表下面是一種有影響力的，很認真的，頗有心計的，堅強的性格，這種性格在當時的婦女中並不普遍。家人和鄰居都知道，她作為麻醉師掙的錢比她丈夫掙得還多，所以很明顯，她對家庭所負的責任也多些。親友中有人評論道：“比爾是由一個真正掙錢養家的女人帶大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成人。”羅斯·克蘭則深有感觸地說：“在我看來，弗吉尼亞·克林頓是個非常有力量的女性。”
母親與長子之間的紐帶越來越緊密，儘管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溫泉城的家人和朋友都記得她是怎樣把仍然幼小的比利當“成年人”對待的。“在把比利當大人對待這一點上我從來沒有含糊過”，她說。連同輩人也經常注意到這一現象：比爾幾乎從不做雜七雜八的家務事——“在這方面他的確是一團糟”，有人說——“他似乎總有足夠的時間自己來支配”，另有人回憶說。
小男孩已迅速成長為可依靠的同盟者和夥伴。“即便是在未成年時”，做母親的回憶，“比爾在家裡既是父兄也是兒子。”
通常情況下，弗吉尼亞從醫院或賭場歸來先煮上咖啡，興致仍然很高地對兒子和兒子的朋友們打開話匣子，說的是她看到、聽到的，當地醫療界以及其他她必須打交道的領域裡發生的大事小情。話題基本不涉及政治和社會問題，多是街談巷議的家長裡短。只有八九歲的比利大部分情況下只是聽，後來他也開始發言，有時還爭論。童年朋友戴維·利奧波洛斯說，“高中時他們母子曾發生過激烈的爭執”，而且“雙方各不相讓”，“出現過那種紅頭漲臉的場面……但不好說誰更佔上風……分不清誰對誰錯。”
據說他也和溫泉城其他男孩一樣，在密室裡嘗試過吃角子老虎，“但由於手頭不寬裕很快就不玩了。”他還和朋友們一起給當地很出名的一位老鴇打專線電話，主要是聽她在電話裡說髒話”，他後來說。“我們都從未聽過一個女人使用那樣的語言。”年輕而又虔誠的浸禮會教徒在這座頹廢的小城裡既不能說一塵不染也不能說是完全無知的。
作為未成年人，當比爾第一次被弗吉尼亞帶到她熱衷的賭場和劇院看賽馬或聽著名的傑克·蒂加登演奏，後來比爾自己也學著吹奏的次中音薩克斯管時，他感到很不舒服——覺得不體面，如果還說不上是恥辱的話。“這是天下最愚蠢的事”，剛跑完第一圈馬他就嘀咕著要離開奧克朗。弗吉尼亞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蒂加登的表演剛一結束，比爾就直截了當地對她說他要離開。
她覺出比爾對這座開放城市的腐敗深有惡感，但她認為“這種對奢靡的反應對他的成長也有幫助”。也許這種厭惡使未來的總統更有家庭觀念。一位作家寫道，“他把事分得很清，她生活方式中的某些部分並不當然就是他的。”兒子雖親，但有自己的主見，他開始慢慢地、心地、不留痕跡地把自己與這個家庭區別開來，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離開並重返阿肯色，除了那些他無力控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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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克林頓的脾氣隨著酒量增加而變得更加狂暴。
搬家後不久，他不但打妻子，而且開始打繼子。到溫泉城的最初幾年，弗吉尼亞經常在她應診或值夜班時把比利帶在身邊，不讓他和醉得很危險的繼父待在一起。儘管羅傑已多次提出要正式收養比利，而且孩子已改姓克林頓，但做母親的卻遲遲不履行法律手續。
比利在霍普的同學喬·珀維斯回憶，“他的大部分課餘時間是在朋友家裡度過的。”50年代初的那些週末，當他母親和繼父忙著賭錢、飲酒、吵嘴打架時，比利經常自己搭公共汽車溜回霍普，週五晚上來，週日下午回。雖說外祖母在哈維街的家也有吵嚷，但還是被他當成避風港。可是除了週末的大部分時間裡還是無處可逃。弗吉尼亞還清楚地記得他們母於在公園大街家的廚房裡等羅傑回家，聽到他的車開過來停在門外，兩人就會“緊張”起來。剛到溫泉城在一次吵鬧之後，弗吉尼亞收拾行李帶比利到朋友家住了幾天。在那惱人的夜晚裡兒子不安穩的哭鬧聲，彷彿40年後仍響在她的耳邊。
羅傑仍然愛在公共場合滋事，以前往往是為了他那位密室朋友加貝·克勞福德，他偏偏愛打那種只靠自己打不贏的架。可現在更多是為了吃弗吉尼亞的醋而發生肢體衝突，有一次在高塔俱樂部她和別的男人跳舞，結果，據她回憶，羅傑差點兒把那傢伙“揍扁”，那一段他“總和我過不去”，她回憶，他的生活越是混亂，他傾洩給妻子的憤怒也就越多。她後來承認，自己有時是故意在夜總會或賭場裡用與別的男人調情來報復他，而實際上，酗酒帶來的問題以及夫妻之間別的問題已經夠多了，就是沒有外力觸動也隨時會爆發事端。
夫妻之戰會從夜總會一路打到睡不著的男孩的臥室門外。“那些夜晚，我們的家庭混亂局面會從半夜持續到天明”，弗吉尼亞回憶說。從8歲到10歲這段時間，比利躺在床上經常能聽到母親列數羅傑·克林頓的樁樁罪行：“不忠、酗酒”，一夜一夜地爭吵，時時發生肢體衝突或褻讀行為。
每次吵架都能聽到母親影影綽綽地提到霍普的一個小姑娘以及什麼人用老婆與小石城的州長換房子的事。（具有諷刺意味的巧合是，差不多40年後，華盛頓的記者也用混亂這個詞形容克林頓政府做出的雜亂無章的決定。）禍不單行，5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裡，比利又經歷了一件與一向很有威信的外祖母有關的事。在他們搬離霍普不久，伊迪絲捱了一次打，在神志不大清醒的情況下被送進當地醫院，因為她表現得非常狂躁，不大負責任的醫生開始用嗎啡使她安靜下來，很快她就上了瘤。沒等痊癒，卡西迪夫婦也搬來溫泉城住進一所離公園大街不遠的小公寓，為的是離女兒近一些。此時的伊迪絲已有很重的毒癮。在萬般無奈之下，弗吉尼亞安排她住進設在本鎮的阿肯色州立精神病醫院，那裡距溫泉城30公里。“天吶，那個地方糟透了”，弗吉尼亞在寫給一個研究機構負責人的信中這樣說，而且直到比爾·克林頓幾十年後自己當了州長，那裡仍然是全州最糟的地方之一。伊迪絲·卡西迪在那裡一住就是幾個月。1955年裡，有好多個週末弗吉尼亞都帶比利去探視，兩個女人總是爭論不休。滿頭白髮的伊迪絲在無邊鏡片後面的人的目光瞪著女兒，乞求或說服弗吉尼亞讓她離開瘋人院。
出院後，她的嗎啡痛得到了控制，可見她有著驚人的毅力，從此，伊迪絲重新成為她外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經常光顧公園大街的女兒家，提醒他不要忘記殉難的比爾·布萊思以及她有多恨羅傑·克林頓。別的孩子也記得她經常抓住機會展示照片或頌揚“比爾生父”的許多優點。
l955年秋天，弗吉尼亞又懷孕了，她和丈夫都想再要一個孩子。儘管她也知道這對改善他們的境況恐怕沒多大幫助。她這時已開始悄悄存錢，“每週我都像松鼠一樣做些貯藏工作”，這是為了必然會發生的離婚做準備，儘管她不願這一大到來，因為她覺得那太丟人，而且經濟上也不合算。在1956年7月羅傑·卡西迪·克林頓出生的那個夜晚，做父親的丟下九歲的比利出去喝酒慶祝。弗吉尼亞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給被拋下的長於打電話，後來只好再通過電話讓雷蒙德·克林頓過去照看一下。這都快成老套了：羅傑·克林頓時不時地會突然消失好幾天——他父親死的那天夜裡就是在他女朋友家裡找到他的——回來後用來搪塞的理由荒謬得可笑，連自家人都譏笑他。而比利和家裡其他人都知道，高做的弗吉尼亞·克林頓從不盤問也不打聽。丈夫的背叛已司空見慣，讓她有了某種免疫力，連常把這一切看在眼裡的孩子們也覺得這是正常的了。“那種到處找自己的丈夫擔心他於這幹那的女人簡直要我的命”，弗吉尼亞晚年發表的許多看法都很有份量，不管是針對自己那位著名的兒媳的還是針對其他人的。
小羅傑，人們都這麼叫他，出生後，她帶著兩個孩子離家到附近一家旅館避難。弗吉尼亞發現自己的出逃已被其他男人所注意，這裡面就包括賭場上結識的一個朋友和為她做頭髮的理髮師（未來的丈夫）傑夫·德懷爾，後來證明他還算是一個守信用的騙子。羅傑這時已改用大杯喝酒，車行的買賣也快完蛋了，連在家裡他都會有不堪的舉動，甚至在孩子們的生日晚會上都會口出穢語。公共場合他對弗吉尼亞連踢帶打，要不就把她掀翻在臥室的地板上用她的鞋打她。
即使受虐待的妻子在回憶過去時加以掩飾，但城裡親近的朋友和兒科醫生的病案中都記著這樣的事實：比利和羅傑受父親的打罵遠比別人給他們的多。朋友們回憶，醫生在自己的辦公室或診所為兩個孩子處治傷情的次數已記不清了，“家裡人也有人趕上這種情況，臨時給他們的傷口上點藥什麼的”，溫泉城的一位律師說。可弗吉尼亞卻千方百計要把那些就診記錄抹去，生怕日後受窘。而且看得出來，每次比利受到傷害時在報不報警這個問題上都是幾經猶豫的。弗吉尼亞經常央告醫院裡的護士保守孩子受到虐待這種不光彩的事，一位當事人說，“她自己似乎應付不了那一切。”
1956年裡，警察兩度光顧公園大街的家。有時在夜間會聽到小羅傑為找媽媽而哭喊，比利在覺察到有某種危險時曾給母親的律師打電話叫警察，羅傑本人又因為舞槍弄棒被捕過一次。酒醉中他不服從警察讓他穿好衣褲的命令，結果就身穿褲衩背心被帶上警車，1959年4月，弗吉尼亞憤然提出離婚，但旋又在羅傑要求給他改過自新的懇求中放棄了。
比爾·克林頓平生第一次挺身抗暴是在他14歲時，那是1960年，作為高一的學生，體重已超過兩百磅，身高已接近6英尺，實際上他的塊頭兒已經比繼父還大。那一夜當父母的臥室裡又傳出母親遭毆打的聲音時他破門而入。
“我一腳踹開門衝了進去”，他回憶說。“爸爸，我有話要告訴你，我要你站起來聽。如果你站不起來我可以幫你”，他對癱坐在那裡的克林頓說，“我再不允許你在發酒瘋時動我母親一指頭，否則你就要小心我了。”這次，弗吉尼亞還是報了警，大羅傑又在監獄裡過了一夜。
“克林頓家有三件事是受到城裡大多數人稱道的”，羅斯·克蘭念舊地說。“一是隨時都有貨的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二是可兌換證券，三是克林頓媽媽用來待客的雞肉餡餃子。”羨慕他家的鄰居們回憶往事時都注意隱惡揚善——那些夜間的打鬧和報警都閉口不提——那些恐怖事件更是諱莫如深。羅傑·克林頓即使在醉得路都走不穩的時候，只要碰到克林頓家的人，哪怕是接家裡人打來的電話，也會變得步態正常且說話連貫。他妻子更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戳穿假象，而且警告孩子們不要把家醜外揚。“我母親最能把苦水往肚裡咽”，克林頓自己在l992年對一位作家說。“許多事情都是悄悄處理的。”
但是，若把從各方面收集到的情況彙總後可以這樣說，少年比爾·克林頓之所以給人留下討人喜歡、活潑開朗的印象，那是因為他一直戴著一個看不透的面具，“現在我才知道發生在他家裡的事”，一個朋友說，“我被他的不動聲色所矇蔽。他把一切都深深地埋在心裡。”很早以前，這位將來要當總統的少年就有後來角色所需的生活在雙重世界中的本領：人前人後兩張臉。像許多生活在嗜酒家庭的孩子一樣，他也學會了不說實話，”一位冷眼旁觀者說，“而且沒有任何愧疚感”。他的家庭，很多人在回憶中證實，有大多不為人知的事，有些事被說得天花亂墜只是為了誤導外人，未必真實。
中學時代，或者說剛升中學時，他就很有迷惑人的手段了，說的話都是人們愛聽的——而且用的是最親密的家人之間才用的語氣。“現在我們也只能猜測當時的他是多麼憎恨那一切”，一個幾時的親密朋友說——“那位繼父，也許還包括他母親，對事情負責的人，以及家裡幫不上什麼忙的人，他們構成的整個生活是充滿謊言的，但也是真實的，而總而言之又是不得不遮遮掩掩的。”直到1992年總統競選班子成立，比爾·克林頓才開始在公開場合講他幼時所受的折磨，他的顧問班子認為應該有一個去留適度的版本，那些虐待和言行失控是令人痛苦的，但人格化的故事以及動情他講述則肯定會成為一筆無價的政治財富。
60年代初，當弗吉尼亞偶然得知公園大街的房子將歸雷蒙德·克林頓所有的“毀滅性的”消息時，了斷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她決定一旦攢夠另起爐灶的費用立刻就走。這個被她稱之為“可怕的”決定已在她心裡徘徊了兩年。“羅傑曾經是那麼甜蜜、風趣”，她回憶道。“我總想他會變好的。”
1962年4月，她鼓起勇氣向克林頓宣佈她要離婚，這無異於點燃了一顆炸彈的引信。第二天，母子三人收拾行李，最後一次離開了山坡上的家。
用自己這些年的私房錢，她在溫泉城南郊的開發區新置了一個家，並且逞強地把孩子送進當地中等的——還不是最好的——學校，“那是我用眼淚掙來的”，弗吉尼亞承認。房子則是50年代最先進的，全電氣化。這座紅磚結構的建築屬於那種草原小屋的風格，玻璃窗很大，窗框是白鍛鐵的，整所房子裝有值得誇耀的中央控制的通風系統，每個房間都有排風道，主臥室很大，有帶鏡子的梳妝檯，人地式的浴盆，寬大的儲物間，另外還有兩間小臥室。與房子相連的是個兩車位的車棚，正好停放弗吉尼亞開慣了的軟篷車，比爾上高中後經常開這輛黑色雙座的別克車，羅傑和弗吉尼亞到處跑時用的是一輛舊的福特車，頂蓬可以拆去改裝成軟篷車，夏天的時候比爾也開它出去過。
這個住宅區房子很多，車道在其中縱橫交錯，有些人家的門前立著鐵製的黑僕模型，這種笑模笑樣的人形作為上流社會的標誌在白人中間挺受歡迎。鄰居們的檔次也比公園大街的要高些。擁有溫泉城商業區大部分不動產的惠特曼家就在這個區裡。近鄰是肅穆的浸禮會牧師寓所，其主人對弗吉尼亞的四季裝扮給予適度的關注，她的園藝工作是全方位展開的，包括三角背心、緊身短褲、暴露的上腹部。
她對自己在社區以及牧師心裡攪起的波動頗有些得意。作為新住戶，他們很快就與三家近鄰熟悉起來，因為他們幾家茂盛的玫瑰、石竹和黑紫色的牡丹已先於侍弄它們的主人打成了一片，每年的母親節他們都向鎮上大量供花。在朋友們看來，這真是一首田園詩。比爾·克林頓的一個同學在看到他在斯卡利街的新家時發出了由衷的讚歎：“真不錯！”
但這些對改變家庭的內部氣氛並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春天裡，母子二人還要在離婚訴訟中作證，揭示那些發生在他們生活中的暴力。“他不停地對我和我兒子比利進行肉體傷害，一喝酒就對我動粗”，弗吉尼亞作證道，其餘的由15歲的比利做補充聲明——主要說的是在他站出來保護母親時羅傑·克林頓做出的過激行為，儘管他已比繼父高大，從1960年事件發生後，虐待和打罵一直持續不斷；l962年4月，就在他們離開前夕，比利又一次報了警。“他經常恐嚇我母親，他怨恨我母親，和她爭吵，我可以肯定他說她是不幸福的，我認為他們不可能再作為夫妻生活在一起”，用律師提示的語氣他做出鄭重聲明。他還補充了一個真實的細節：“我最近一次救助我母親時，他威脅說要打爛我的臉。”
l962年5月15日，加蘭縣法官在溫泉城開庭判準離婚。有一段時間，比爾陪著他情緒不穩定的母親在當地各個夜總會亂轉。“我感覺他是在扮演四五歲時扮演過的角色”，一位密友說。“但現在羅傑已出世，比利臨時擔當起父親和丈夫之責。”這段時間並不長。一夜之間瘦了許多，變得憔悴蒼老的羅傑·克林頓不久就開始出現在斯卡利街，把車停在路對面，直到無可奈何的弗吉尼亞出來和他說話。
在這期間，充滿了乞求和解的哭鬧，他經常一個人在駕駛座上過夜，看上去“像個無家可歸的人”，她回憶道。
克林頓家人也來訴說羅傑·克林頓是多麼難過。出於憐憫，她早晚會接他回來，甚至比爾對這次離異也是“心情矛盾”的，正如她在回憶錄中寫的那樣。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他還是堅決地抵制了任何形式的妥協，他料定繼父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據一位朋友說。在鬧離婚期間，比爾和大羅傑曾開車到城外單獨談過一次。兒子認為那是“一次真正的談話”，討論了他們之間的分歧，肯定觸及到羅傑·克林頓的愧疚。但即便如此，比爾也不為所動。“是弗克尼亞不顧比爾的反對回去找他的”，這是朋友中的一種說法。
他們顯然再沒有討論過和解的事。“鑑於羅傑已沒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他不可能說服弗吉尼亞與他復婚”，此事已廣為人知後，一位心理諮詢專家說。而比爾再次把自己的惱怒放在一邊，儘量讓母親滿意，“她大概覺得小羅傑必須有父親”，比爾後來的這種解釋有意避開了旁觀者做出的另一種判斷：“真正的原因很明顯——弗吉尼亞愛羅傑。”
弗吉尼亞經常把那年夏天比利主動到溫泉城法院把布萊思的姓改為克林頓的事掛在嘴邊。這可以說是為了和弟弟有同一個姓，也可以說是為了向他仍然愛著的繼父做出的一個姿態，弗吉尼亞是這麼解釋的。後來被記者問及此事時，比爾自己無論如何想不起採取那一步驟的準確時間和原因了。事實上，阿肯色法院的記錄顯示，是弗吉尼亞·卡西迪·克林頓申請變更的——1962年6月12日，也就是離婚後一個月，羅傑開始以哀求的姿態出現在斯卡利街上時。
不顧比爾·克林頓的反對，弗吉尼亞和羅傑於8月6日復婚，就在他離異83天后。但這次大羅傑重新入夥後，和弗吉尼亞住進門廳旁的小臥室，因為家裡顯然已經有了被公認的“第三位成年人”。那間壯觀的主臥室現在歸16歲的比爾所有。
從這一天起，一切恢復原樣，佔據了主臥室的男孩又開始在外邊強顏歡笑掩飾自己內心極大的痛苦。像從前住在舊房子時那樣，他把朋友們召來練習樂器，組織其他活動，有時自己也不知道把他們召來的原因是什麼。那位比鄰而居的浸禮會牧師擔心自己的女兒與這樣一個父母都能飲善賭的家庭做伴是否安全。而比爾的朋友們看到的多是少年比爾正常的、開朗的、甚至興致很高的一面，他們尤其喜愛他那個同母異父的弟弟。對小羅傑來說，比利是巨人普巴，一切都有主宰—在外面，他是寬厚仁愛的、循循善誘的大哥哥，在家裡，他又是父母的替身和暗中的保護人。對這一點毫無異議。
弗吉尼亞現在天一亮就把小羅傑帶到學校去交給看門人代管，避免他單獨與父親在一起。復婚後時間不長，羅傑·克林頓在洗衣間打弗吉尼亞，並把剪刀抵在她喉嚨上，小羅傑撞見後跑到鄰居牧師家找他哥哥，歇斯底里地叫著：“普巴！普巴！爸爸在殺媽媽。”接下來又是一場雞飛狗跳，最後的結局是比爾把醉成一灘泥的繼父拖出門外。
在高中同學的記憶中，常掛在臉上的笑容、小型福特車、一頂巨大的四角闊邊帽、再加上他的能言善辯和熱情奔放，是辨認普巴·克林頓的標記。幾乎沒有人覺察到他內心掩藏的憂慮，某一段時間內，他會急不可待地往家裡打電話瞭解母親和弟弟的狀況。幼年的時候他曾是“很幸福”的，比爾·克林頓在幾十年後就是這樣自我評價的，可當被問及對繼父有什麼溫馨的記憶時，他頓時無語，離開霍普後就沒有過那樣的時刻。“有一次他送我上去聖路易斯的火車”，長長的沉默之後，他解嘲似地對記者說。“只是這樣的事情次數不多。這是令人遺憾的……我很懷念這僅有的一次。”
“我認為那使比爾變得堅強起來”，他母親指的是那些狂暴的恐怖之夜。一般來講，做長子的也同意這種說法，至少在公共場合是如此，“她確實給我以教益，讓我在後來的政治生活中都受益不淺”，他這樣說過。“靠她給我這些教益我撐過了許多艱難時刻。”其他人也從別的方面指出了同樣的問題。“他總是關照自己的小弟弟，因為大羅傑根本靠不住，所以他不在家時經常打電話回去，唯恐出亂子”，認識他們全家人的一個朋友說。“心理壓力是非常大的，現在回想起來，比爾·克林頓根本沒工夫做少年。”在面具的後面是內心激烈的衝突，這衝突造就了一個年輕人，在他緊繃的神經下，潛藏著崩潰的危機，時時處於不穩定狀態，隨時有可能波動起來，越是想讓諸事順遂、大家相安無事就越是如此。“我成長過程中碰到的首要問題是”，他在偶做反省時說，“該怎樣在不喪失原則、不大動干戈、不費盡口舌的情況下化解矛盾。”
最終的喪失莫過於死亡本身，死是最好的老師。“我時時都在思考這件事”，談到生父的死亡事故時他說過這樣的話，“我覺得我沒有理由不抓緊時間，因為我對人終有一死有過切身的感受”，多年之後，在一個競選旅行之夜他透露了年輕時的一次傷心經歷，那就是他朋友的哥哥神秘的死亡，那是一個與比爾·克林頓有相同遭遇和追求的年輕人。
“他是個非常好的小夥子，漂亮……聰明……有人緣，人人都愛他”，說話人的語氣令聽者難忘。“他前一天晚上睡下，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他已經死了。什麼前兆也沒有。就那麼說死就死了。”
同是一個比爾·克林頓，小學時是個有問必答的規矩學生，升中學後，心氣兒都用在娛樂和爭強好勝上。由於身高體笨，他有意不參加靠體力取勝的活動，而是在音樂和學識上力爭上游，除了功課他還做一些難度很大的事，通過參加奧扎克夏令營，他逐漸贏得全州最佳少年薩克斯管演奏者之一的聲譽。作為樂隊首席，他以學校音樂計劃的名義舉辦募捐會，平生第一次接觸到非洲美國人，“他們成了克林頓尊重的黑人”。他組織的爵士樂隊很成功，最終獲得全州大獎和音樂獎學金，正如一位成員說的，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在全州範圍內結識了許多朋友。音樂一直是業餘愛好，雖有時也會成為主業的很好陪襯，但比起學校無處不在的政治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談及個人他極為謙虛，幾近自卑，有很多事可作為他這種不自信的旁證。比起別人來他更需要有人來說他做得好”，這是小石城最親密的合作伙伴對他的評價。另有人說，“他對自己的聲音歉疚，對自己的臉型歉疚。反映這種歉疚的笑容常常掛在他的臉上。他對自己的存在都感到歉疚。”
溫泉中學的校長約翰尼·梅·麥基，可以說是除雷蒙德之外的頭一個支持他從政的人。二戰使她守寡，但她仍幹勁十足地在退伍輔助軍人協會工作，每年的國旗日都組織慶祝活動，像學生們回憶的，她善於用濃重的南方口音“表達她的愛國熱誠”。當護旗隊沒有照規定走過雨水浸泡的球場而是繞邊走時，這位身軀胖大的女人會大呼小叫著衝到那群怕弄髒衣褲的護旗手跟前，“你們不是美國的熱血青年嗎？立正！”克林頓的朋友卡羅琳·斯特利在論及學校生硬的規範時說，“來自上方的姿態就是最高的命令，憤世嫉俗被視做不受歡迎的衝動。”
麥基毫不猶豫地把全校首席少年薩克斯手推上了眾目睽睽的中心位置，因為她很快看出他有很大的政治抱負，所以她樂於栽培。這時的克林頓似乎想成為每一個他參加的組織的一號人物。嘲笑中帶著怨妒，同學們給他起了個“比爾·競絢克林頓”的外號。最後，他那旺盛的攫權欲觸動了領袖慾也很強的麥基，結果，她對自由參加的課餘活動小組數量做了前所未有的限制。“不然的話，比爾會成為他們大家的校長的”，她坦誠不諱。事實上有許多學生認為，學校的體制是由不運動的、有“愛好的”、像克林頓這樣的學生“操縱的”。“對此我們曾在禮堂舉行過靜坐示威。”啦啦隊長佩吉·詹斯基覺得比爾這類人“好得不真實”，代表校方過多，而不是做學生的代言人。“我認為麥基夫人是在迎合比利”，多年後她對記者說。
他確實有爭強好勝的一面，“我在數學競賽中擊敗了吉姆·麥克杜格爾！我在數學競賽中擊敗了吉姆·麥克杜格爾！”卡羅琳·斯特利對克林頓在贏得那次比賽第一名後“歡呼雀躍”的情景記憶猶新。在擔任著二、三年級的學生會主席的情況下，克林頓曾與一個老朋友競爭四年級的主席職位，投票時，他相當嚴肅地對對手說，“如果你擊敗我，我將永遠記住你”。他輸了，他們仍然是朋友——但她再也沒有忘記那幾近猙獰的、冷不丁發出的警告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快。
比爾善於與別人打成一片。親近的朋友中很多人是因為他的才智而敬佩他，有的人則喜歡他的堅定和熱誠。當全州和全國性的報刊就誰將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家進行問卷調查時，回答可謂五花八門。在克林頓當選了美國總統，實現了少年時代就開始規劃的宏偉藍圖時，一個土生土長的溫泉城人說，“我們中不少人的確小看了他，不管是在可能幫他還是在可能害他的成年人面前，他都應對自如，他總能巧妙地掩飾自己真實的感情”。也有人在克林頓由於厭惡或反感繼父的酗酒惡習而對酒精和毒品所持的拒斥態度中看出了類似的性格特徵。“他不過是不想上癮罷了”，一個和他一起長大的人說。“比爾只是不想聽到不贊成他的聲音，他不想冒失去未來政治前途的風險。”從小到大，他性格特徵中的矛盾在朋友和熟人中一再釀成衝突和嫌隙。
“放學後總有姑娘幫他拿書回家”，弗吉尼亞向一位朋友誇耀。而實際上，至少在剛進入少年期那幾年，在這個粗壯的男孩身上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將成為對女人多麼有魅力的男人，“我感覺當時的他有好幾年都因自己太胖受排擠而不快活”，一位同學說。克林頓自己的某些表現似乎也印證了他自己確有這方面的困惑。為了鼓勵自己政友的兒子克服羞怯心理，當時的州長在小石城的某次晚宴上曾把這個少年招呼到身邊。“我是個小胖子，姑娘們都討厭我”，比爾·克林頓極其坦率地對州長說。“可是看看您，幾乎皮包骨頭，但她們都愛您。”
中學的最後幾年他開始長高，不再顯得那麼胖了，這時的他似乎急於把過去的損失彌補回來，凡有舞會他必到場，夏天的長夜裡他開著軟篷車做環城巡遊時總有姑娘做伴兒——只是這種活動並不經常有。“比爾的品味有非常顯著的變化，這是一種我完全贊同的意向”，弗吉尼亞的行文也像她濃妝豔抹的美容術，“我喜歡那種我稱其為美女皇后——想讓自己樣子好看的姑娘。”這位母親後來承認，不論是她還是她那位浸在酒精裡的丈夫，從沒跟兒子開誠佈公地談過性的問題，他們對男孩子在這方面應具有怎樣的倫理道德觀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受弗吉尼亞·克林頓的影響，比爾也是個“直性子”，價值觀和個性“也大致相同”，這個特點比當時當地大多數家庭更突出一些，男女之間的關係該是怎樣一種模式——性、忠誠、責任、公正、平等，以及友誼和愛情——這個家庭裡有許多東西都在等著比爾和小羅傑自己去看，去切身體會。
在約翰尼·麥基的慫恿下，比爾在即將升入四年級的那個夏天準備競選州里的美國軍團童子軍的首領。出身富貴之家的麥克·麥克拉蒂，比爾幼兒園的同學，已在州童子軍會議上被選為“司令官”。就在他躊躇滿志要大幹一場時，克林頓獲得提名赴華盛頓特區參觀國會會議，那是1963年7月24日，就在約翰·F．肯尼迪遇刺前四個月，這位總統在白宮的玫瑰園握了他的手，並由此產生了一幅隔代的兩位美國總統的合影照，一位來自阿肯色的露出羞怯笑容的16歲少年，另一位是年紀差不多是男孩父輩的英俊的在任總統，後者的政治風範被後來者在未來的日子裡多方仿效。
阿肯色參議員——他伯父雷蒙德的朋友約翰·麥克萊倫以及另外一位偶像兼未來的僱主威廉·富布賴特請他到參議員餐廳共進午餐。他以前曾動過在醫務界謀職的念頭，“因為他看到過母親對醫生是多麼尊重”，一位朋友回憶說。但有那次充滿傳奇色彩的華盛頓之旅後他決定選擇仕途。“他回來時我從他眼睛裡看出了這一點”，弗吉尼亞對記者說。克林頓自己也曾向一位朋友坦言：“在見到肯尼迪那一刻我已經確切地知道我要幹什麼了。”這位朋友還補充了一句：“他總是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甚至在知道怎樣做之前。”
他也曾向富布賴特和麥克萊他的工作班子成員以及中學的高考顧問請教該選哪所大學。最後他選定了隸屬華盛頓駐外機關事務局的喬治敦大學，完全是因為它更靠近華盛頓——儘管他並沒有從事外交工作的打算。他的決定令高考顧問困惑，本以為他會在“對南方人來說很難考進去的常青藤大學中選一個的”。他在溫泉中學323班結業，是全國優等生獎學金的競爭者，拉丁語和音樂都獲過獎，背誦英國文學作品的能力突出，奇怪的是，並沒有見到對他早熟的評語。在他的美國史課本上，佩裡·米勒的《荒原慈旅》一章中有這位未來總統的手澤，他把作者對美國60年代的樂觀、而不是含糊的結語圈了出來：“這將是一個記述社會覺醒過程的年代。”
在斯卡利街的家裡，他的雄心壯志受到為他自豪的母親的鼓勵，弗吉尼亞曾把他的獎章獎品和獎狀擺在絲絨鏡框裡，在起居室闢出一角辦了個“比爾·克林頓展”，有幸參觀過此展的人回憶道，有人說那個展台像個“聖壇”。這更把越來越孤僻的羅傑·克林頓襯得一文不值，到60年代中期，他的威信在老朋友和顧客心裡已徹底垮掉。“現在回想起來”，有人這樣說，“弗吉尼亞肯定是看不起丈夫的，她在很多場合數落過丈夫酗酒的惡習，這實際上是一種姿態，表明比爾才是她真正引以自豪並寄予厚望的人。”她用家庭攝影機記錄下兒子在公共場合的頻頻露面，並且對親友說他早晚會當總統的。她還把他即將在畢業典禮上的答謝詞仔細打好複印，分發給親友和有關人士。在熨平他的畢業禮服的過程中，激動的淚水一直在流淌。“我為他自豪死了”，在寫給母親的信裡她祈禱兒子在禮堂的演講能成功並給聽眾留下深刻印象。“那將是他最榮耀的夜晚”。
喬治敦大學於1964年夏錄取了他。溫泉城在他離去的那幾年裡，在州長溫思羅普·洛克菲勒1967年至1970年期間推行的改革中，一大批非法的賭場被關閉了。有一段時間，市中心的某些店鋪門面被釘上了木板，拉皮條的人和販毒的人都被擠到了街上。但地方特色沒有改變。旅遊收入並沒有因密室裡賭具減少而下降，因為那些神奇的溫泉水仍然在日夜流淌。就算是在整肅最嚴的日子裡，幾家著名的溫泉療養院，每家的年收入都不少於50萬美元，這個數字是內部的人向聯邦官員透露的。雷蒙德·克林頓以及其他一些有勢力的老溫泉城人又找到了新的聚斂財富和施加影響的渠道。有組織的犯罪也適應新的變化繼續存在，阿肯色成了毒品販賣的中心，就像它從以前的一個單純的溫泉療養區變成一個度假勝地一樣。
比爾的離去，用弗吉尼亞的話說，給她和比爾的弟弟的生活中造成了一塊“空白”。8歲的小羅傑“覺得能保護他的人沒有了”。比爾剛去華盛頓時，弗吉尼亞把母親接來一起生活。但雙方很快又都後悔了。
在比爾童年生活過的那個小鎮上也有很多成績優異的同齡朋友，有些還是他的師長，這些忘年交也是在他年幼時彼此接觸中培養起來的。這裡面也包括一些商界人物，在他們中間他也算是知名人物，比如基瓦尼斯俱樂部，慈善互助會和西維坦俱樂部，他獲得過“本年度最年幼商人”、共濟會主持人助理以及別的不容易獲得的美譽。“他總是彬彬有禮，表現出適度的尊重和良好的舉止”，他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崇拜者說，“得到他的同學、老師甚至本地政要的喜愛。”
他對這些人卻予以充分的重視。在即將離家赴學之際，他精挑細選拉出一份溫泉城通訊錄，上面有幾百人的姓名、住址、電話號碼和簡單的個人狀況——這些都是為將來的投票竟選機構和各種基金會的建立做準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