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喬治敦——“他們會知道我所為何來”
華盛頓西北，湍急的波特馬克河上游，有一塊佔地100英畝的校園建築，那就是喬治敦大學。從遠處眺望，首先看到的是藝術和科學學院的華麗的哥特式錐形塔樓的尖頂，而顯得樸素一些也新一些的駐外使領人員學院的教學樓，背靠第36大街林蔭遮蔽的圓石馬路，與商業和語言學院一道，構成東校園的一部分。總之，這所耶穌會創辦的大學與威斯康辛大街上時髦的商業大廈、高低不平的殖民地時期的磚路、平房、外表簡陋的豪宅和木屋相映成趣，構成華盛頓一條獨特的風景線。
比爾·克林頓所在的1964屆的課程設置完全是為培養使領人員和處理國際事務人才的需要，四年裡的必修課大多是社會科學的內容，相對而言，選修課很少。也許更多地被當作業務培訓基地而不是一所文科大學，駐外使領人員學院“幾乎可以說是一個訓練國務院官員的軍事部門”，一個畢業生說，“只是沒有銅管樂隊和軍事條令罷了”。60年代的在校生約900名，它之所以在國內外都小有名氣全賴耶穌會的巧妙宣傳。然而，儘管如此，在國內同專業的院系中，它從沒被排在前列過。
與那些學費高開銷大的名牌大學比較，喬治敦的學生男多女少，且多來自中上等階層的天主教富裕家庭，而且還有不少來自海外的有錢的留學生——“學校的真正財源來自海外”，一位畢業生說——多數是被拉美或中東國家的統治者送來的。按照一位教授的說法，這是“一所一日三換裝的學校，比起同是教會辦的福德姆、波士頓、聖十字等地方性窮校來，喬治敦大學要正規且富有得多。駐外使領人員學院和其他學院的年輕紳士們都一本正經地穿外套打領帶去上課。許多人就在與校園毗鄰的專為男士開設的商店裡購物，不太寬的人行道旁停著他們開來的一輛輛跑車。
這所大學在60年代中期仍帶有非常明顯的保守主義和貧富等級觀念。“那種求索的懷疑論思想在耶穌會這裡可吃不開，如果說1964年的喬治敦像個高爾夫球場的話，耶穌會的會士們就像是管理人員在這塊宗教陣地上警惕地守望著”，克林頓的同學羅伯特·薩巴格寫道。“在喬治敦，錢和社會地位——就像它們在別的地方一樣——是攜手而行的。”“與別的地方比較，也許除了舊南方，喬治敦是徹頭徹尾的保守學校，”當時的學生喬·漢密爾頓說。克林頓這一屆正趕上國家的多事之秋。1964年，一項重要的民權法案獲得通過，東京灣問題的秘密解決為美國干預東南亞事務鋪平了道路，林登·約翰遜又發出令人欣慰的“向貧窮開戰”的豪言壯語（此時越戰尚未把國庫吃空，也還沒有向引發激烈對抗的地方經濟政治權力發起挑戰）。這些重大事件構成比爾·克林頓在未來10年裡接受高等教育的大背景，正像一系列反叛、戰爭、對抗構成他在未來30年中作為政治家將要面對的美國一樣。
那年秋天，弗吉尼亞·克林頓陪著她熱心政治的兒子來到喬治敦美麗的校園——即將培養出未來總統的地方，下車伊始，他所受的阿肯色地方教育立刻捱了當頭一棒。“看在聖父面上，一個不懂外語的南方浸禮會教徒到耶穌會學校來幹什麼？”報到時面帶微笑的牧師嚴肅地問道。“別擔心，”她的兒子告訴她，“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我所為何來。”
剛安頓下來沒幾天他即開始著手競選大一年級學生會主席——“這一決定”，他的室友湯姆·坎貝爾說，“早在離開溫泉城時就做出了。”
當年的大一新生約翰·卡萊爾對那個高個的樂天南方人怎樣把同學團結在自己周圍形成一個“信任他的小團體”記憶猶新，他總是先伸出手來自我介紹，然後立刻就問：“要不要在請願書上籤個字，你不覺得這一層的休息室裡該配一台電視機嗎？”許多人與卡萊爾一樣有同感，覺得他“很有幹勁，而且看上去也真誠”。而坎貝爾和另外幾個人則對這位不知害羞為何物的新生懷有一種敬佩之情，他“那麼喜歡搞政治活動，和每個人講話，聽每個人的意見，想方設法讓別人向他的立場靠攏。”他似乎對每個人都深有研究，就是那些偶然相識的人，多年以後也能叫出名字，誰都不記得的往事他還能細細道來。“他時時刻刻都在耍他那套小聰明”，同學中有人這樣說。“那就是他的一種生存狀態”，坎貝爾說，“一段時間裡他會成為體育館的常客，打籃球時他會連續幾個小時練習單手投籃、勾手投籃或運球。”
克林頓挑選一位有經驗的學生活動分子鮑勃·比林斯利給他寫了競選大學生會主席的演說詞，就在宿舍的樓頂上開始排練。他把施政綱領認真打印了數百份發出去，“每個條目的可能性都經過仔細推敲”，他向投票人保證，要發行一份快報，改善校慶彩車製作和1968年畢業舞會的水平。他雖然贏了個十拿九穩，但從此之後，從學生宿舍到入主白宮，他不斷嚐到允諾不能兌現又不得不做出解釋的尷尬。“大學頭一年還不是進行十字遠征的時候，但卻給將來準備一個強有力的集體”，他獲勝後對學生雜誌發表談話，那語氣如果不是以攻為守就可以說是得意洋洋了，“在你能改變規則之前你必須先熟知它們”。在對舊的政治規則語有不敬之後，他還是把比林斯利和其他支持者安排到最重要的學生委員會中去。
同學中有人很快意識到比爾·克林頓是個很會“做表面文章的人”，他只幹了些往可樂杯裡倒幾粒鹹花生這樣的瑣事，但他吃到的卻是最大的餡餅和花生-奶油-香蕉三明治。
“從外表一點看不出他惦記家裡”，同室中對斯卡利街那令人不安的狀況一無所知的同學事後說。“他完全做到了在什麼地方說什麼話。”從一入學他就經常和來自新澤西的身段苗條的金髮美女丹尼斯·海蘭出雙入對，同學們都認為他們會是將來“鐵定的一對兒”。但大家都不討厭他和誰都能打成一片的本事——靠不停他講阿肯色的故事。到他的宿舍去總能碰上他那個核心圈子的人在聚會，比爾“款待他們的永遠是那些講不完的故事。”
他最初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謹慎的、對周圍的事缺乏敏感的鄉下男孩，甚至可以說是個土包子。他說話確實帶有羅伯特·薩已格記憶中“鼻音很重的阿肯色口音”，只有那坦露無遺的野心能立刻把他與那些故作高深狀的同學區分開來。當然，還有另外一部分學生乾脆對首都政壇上的你來我往持一種不耐煩的厭惡態度。那是一個“對政治幾乎全無興趣的學生集體”，其中一員這樣說。“那年頭競選什麼學生會主席可不時髦……起碼可以說明爭暗鬥不如笑臉相迎公開拉選票來得時髦”，同學德魯·巴克曼回憶說。“可陽光般天真的比爾·克林頓卻偏偏喜歡這個。”他一望而知的坦誠在充滿狡詐的校園裡給人鶴立雞群之感，但這也正是他很快取勝的得天獨厚的優勢。“他成了學校裡的紅人”，喬·漢密爾頓說。“但他經常停下來和你聊天不讓你覺得那只是一種看重你的姿態。即便你明知那是政治，但你不會以為那是不真誠的。”
克林頓主動報名參加預備役軍官訓練營，學習齊步走和向後轉，一輪下來就穿上了制服，由於計劃半途夭折他沒能得到軍銜。喬治敦的預備役軍官訓練營雖是個軍事單位，但已滿員，像許多其他1964—1965屆大學生一樣，他得在服兵役這件事上碰碰運氣，雖說名額極其有限，但總有讓大學生緩役的例子。“喬治敦頭一年的生活是豐富多采的”，湯姆·坎貝爾說。朋友們經常結伴去看籃球或馬球比賽，還經常往那些“女人很多的專科學校”跑。坎貝爾，畢業於耶穌會高中的紐約人，在入校時以為這個名叫“威廉·傑弗遜·克林頓的……準是個黑人。”後來才弄清楚，這個叫比爾·克林頓的南方白人“是我碰到的最不傲慢的人”。克林頓給人的印象與舊派南方人不同，絲毫看不出他是從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地方來的。他“是與窮苦黑人一起長大的”，有人記得他曾對大家講過這樣的話。“任何偏見都會令他不快”，坎貝爾說。當時公共權益法案還沒有提交討論。在一些古巴政治流亡者的慫恿下，他們曾去包圍蘇聯大使館，抗議俄國人出現在古巴的土地上。但克林頓和他的朋友從不參加針對美國政治的示威活動。而且1964—1965屆喬治敦大學的學生，總體來說，屬消極被動的一類。
“真正的激進分子”，有人回憶說，“是那些高年級學生，他們深入南方，作為自由之旅示威者和巡講牧師，進行那種抗議種族隔離制度的旅行。”
巴克曼和其他一些人看得很清楚，這位來自溫泉城的友善的年輕人“決心把一切經驗和知識盡收心底”，他做事的“熱情和興致之高對那些自信心還不及他的人是很有感召力的。”他對大一的一門必修課：文明的進化，表示出持久的興趣，其中講授歐洲歷史概論的卡羅爾·奎格利是喬治敦有色人種教授之一，學生們都知道，他講完古典政治理論部分時總要對柏拉圖的《理想國》以及其他不在教學計劃內的傑作做些炫耀性的討論。
奎格利無所不知地解釋了金錢、技術、階級以及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因為這在歷史上並非一目瞭然——比如歐洲貴族興起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金礦開採的技術難題怎樣促發了羅馬帝國的向外擴張。他的最後一講總要落在他所謂的“西方文明成功的關鍵”以及歐美雙方的“優先選擇權”這個話題上——正如一個學生在回憶中總結的，“那意思就是說，犧牲今天來保證明天會更好……選擇明天勝過選擇現在。”教授想要告誡他們的是，公民們有為後世建設的“道義責任”。
奎格利的“未來優先選擇權”也迴響在比爾·克林頓後來的講話中——“那些基本的原理一直是我政治生涯的指南”，他這樣說。1992年克林頓在得到總統提名時還講到過這位教授。但奎格利也是一個對美國政治不抱幻想的人。作為空間計劃、五角大樓和史密森學會的顧問，他寫了一本1300頁的書，冠以一個巨大的標題，《悲劇與希望：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界史》，對民主共和兩黨都有吹捧，對民主黨的大眾消費政策更是讚賞有加，但同時也指出了它們都服務於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本質。政黨是“被利用的組織”，他寫道，“自1900年開始，大財團就是各黨派的主導力量。”“說兩黨代表相反的理想和政策……那是一種愚蠢的想法。正相反，兩黨幾乎一模一樣，以致美國人可以閉著眼睛投票而不必在意政策上會有多麼巨大和深刻的不同。那些有活力的，於國家有益的政策未必導致重大分歧，只是在細節、程序、時間先後或方法步驟上有商榷的餘地。”
奎格利對以前的外交政策決策頗有好感，因為那時英美在經濟和精英人物方面不分彼此，他稱當時“倫敦和紐約之間的權力結構已浸透到大學生活、新聞出版和外交政策實踐之中。”威信很高的外交學會在他看來就是一個會商的——如果不是共謀的——國際網絡。他對學會的“巨大影響”和“在美國曆史上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深表贊同。
“他欣賞它的目標，也同意它的行事原則，”學生中有人這樣概括。但他誇大了學會本身的重要性，就好像撇開社會學的本體去奢談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但他那些莫測高深的學問的確贏得了許多在知識心理上有認同感的老派人士的心，他們的社會等級觀念和正統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即使不能在某件具體事務上合作，也不妨礙因共同的利益而暫時走到一起。
研究生哈羅德·斯奈德說，克林頓很喜歡聽奎格利“才華橫溢、魅力無窮、令人振奮的”課。“奎格利博士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他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奎格利認為，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的班子裡有“很多牛津出身的人”，是華盛頓上層的幸事，所以他一直希望他的學生能做好準備。像克林頓這類好學生經常受到他的鼓勵去爭取羅茲獎學金或類似的機會。
可事情就是這樣陰差陽錯，這位古怪的喬治敦教授直到90年代才從那些衣冠楚楚地出入各個竟選班子然後又上了喬治·布什和比爾·克林頓任命名單的志同道合者那裡得到已不再需要的重視。“如果說他也是可以信任的”，一位從前的學生在1992年大選期間議論起已故的卡羅爾·奎格利時說，“那11月3日投誰的票也就真的無所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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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務處的記載，克林頓的大一成績是令人矚目的，各門功課的平均分數是3．57，已初具入選全美優等生聯誼會的資格。在寄給溫泉城的朋友帕蒂·克里納的信中，他說學業實在很吃緊，儘管他的程度已與那些已通過大部分課程考試的學生相當。本著替校方分憂的精神。他自願把部分時間投入學生組織的戒酒診所裡，還真誠地幫助雙目失明的哈羅德·斯奈德在校園裡認路並記住周圍建築的位置。
說是天生的性情也好後天培養的志向也罷，始終不變的還是對政治的興趣。那年夏天，湯姆·坎貝爾和比爾·克林頓一起回家，造訪了雷蒙德伯父位於溫泉城附近漢密爾頓湖畔的別墅，他們在那裡滑水嬉戲，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印象最深的要算是“穿越阿肯色全境的長途旅行”，那麼多朋友，“在那個州里，幾乎每個地方都有認識克林頓的人。”另一位室友湯姆，卡普蘭也記得大二復活節訪問溫泉城的事，開著時髦的別克敞篷車到小石城機場來接他們的仍然是好客的雷蒙德伯父，當車子在柔和的晚風中駛進溫泉療養區時，路邊的孩子幾次叫道：“瞧啊，比利·克林頓回家了！瞧啊，比利·克林頓回家了！”卡普蘭多年後對記者說，“那個星期裡不論我們走到哪兒都會碰到這種情況。”學校裡跟他一起去過阿肯色的都相信這一點，他是天生幹大事的材料。
克林頓1965年秋返回喬治敦校園後順利過渡成為大二學生會主席，在“解決校園停車問題”時他有過幾次演講，頗得好評，還有同學記得他的基調發言：“把住校外的同學也考慮在內，讓每個人都參與決定的做出。”那年秋天他還說服耶穌會管理層降低學校食品的價格。在見過後來被刺的約翰·肯尼迪之後，他又設法見到了羅伯特·肯尼迪，以學生會主席身份邀請這位參議員和前司法部長到校演講並自豪地陪同肯尼迪參觀校園。但放在當時的背景來看似有過分謙恭之嫌，“於學校當局不利的話一句也沒說”，坎貝爾說，“也沒提越南戰爭”，而這個問題已很快成為校園和華盛頓的熱門話題。
60年代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已經揭開了學生騷動和變革的序幕，1963年聲勢浩大的民權遊行更給中西部乃至全國各大學的民主社會激進學生髮出了行動令。犧牲在東南亞的生命也激起普遍的抗議。離喬治敦校園只幾分鐘路程的華盛頓市區有25000學生參加了1965年4月間的反越戰示威，就在克林頓春天入學的那一年，東南亞的美軍已達20萬人。1965年10月，全國90個城市有10萬人參加到反戰遊行的行列中去。1個月後，一名年輕的反戰主義者和一個有3個孩子的父親在五角大樓前自殺，幾周內，華盛頓特區又有4人遊行。“只要不裝聾作啞，年輕人反叛的跡象隨處可見”，一位當年的參與者這樣寫道。然而，根據坎貝爾的回憶，這些社會動向儘管如此激烈和明顯，“但對喬治敦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到克林頓進入大二的那個年末，在越南的美國士兵已將近40萬。而此時的克林頓正急於加入各種學生聯誼會，它們以政治色彩濃厚、競選活動頻繁著稱，這期間還回阿肯色參加了一個競選班子的工作，當地的政客甚至已經給這個班子貼上了州長“核心候選人”的標籤。
這位候選人就是J．弗蘭克·霍爾特，前任司法部長和州最高法院法官，他被對手稱做“快樂的植物人”。在1966年的二次預選中，霍爾特最終還是輸給了種族主義者吉姆·約翰遜，就是有民主黨保守派，特別是威特·斯蒂芬斯，即在小石城經營著那些對全州政治經濟都有很大影響的證券。
銀行、控股聯合企業的斯蒂芬斯公司主要負責人的支持也無濟於事了。年輕的比爾·克林頓那年夏天全力為霍爾特拉票，雖只是競選班子外圍的一名志願者，但卻在州里各方政要面前做了個漂亮的亮相。像弗蘭克·霍爾特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他早晚也要和斯蒂芬斯帝國打交道的。
競選最重要的是影響力和贊助金，這一點克林頓算是領教了。儘管在喬治敦能拿到一些獎學金，而且弗吉尼亞的補助也很慷慨，但他仍需要在華盛頓打工掙錢以應付大三以後日益見漲的費用支出。現在，通過霍爾特的侄子和競選班子總管的介紹，他在富布賴特參議員辦公室找到一份差事。富布賴特參議員的助手對他說有兩個時段的職位供選擇。心急的克林頓口無遮攔地衝口而出：“我兩份都做”，辦公室的人答應了他，他立刻返回華盛頓開始工作。
“他們在我什麼都不是……還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可以說要什麼沒什麼的情況下給了我那份工作，”他後來說及此事時沒有提及霍爾特競選班子的牽線塔橋——還有像雷蒙德伯父以及其他一些在首都與阿肯色之間建立起來的穩固關係。
從1966年秋到1968年春，他一直是青年實習生協會的成員和國會的兼職工作人員，在參院那座舊辦公樓的走廊上和密室裡，耳聞目睹的全是越戰升級期間各種各樣的議論，從底特律到沃茲的種族暴亂，到處都有反戰示威者燃燒徵兵卡，然後是民主黨的分裂，林登·約翰遜總統的辭職，最後是羅伯特·肯尼迪和馬釘路德·金的被刺。社會學家和這個時期各種事件的見證人託德·吉特林曾經說過，“當歷史失去羈絆，現實也變得似夢般虛幻時，一切也就亂了套。”由於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富布賴特參議員的辦公室——而不是自50年代起就一直被阿肯色人領導、進行過許多政治活動的參院外交委員會——克林頓在戲末開場前就佔據了一個好位置。
羅茲獎學金獲得者、大學法律系教師、34歲就成為阿肯色大學校長、40歲已在國會脫穎而出、4屆民主黨參議員，J．威廉·富布賴特是阿肯色州甚至全國的政治奇才之一。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寫作能力著稱，而這兩樣本事在參議院裡並非人人皆備，作為外交委員會主席，他於1965年召集了關於越南問題的聽證會，自此把華盛頓內部對這場戰爭的批評公開化了。在比爾·克林頓為他工作一年後，富布賴特又推動了一系列調查以及對美國東南亞政策的質詢，實際上他在這一系列問題上已經成為自己所屬政黨的對立面，受到白宮主人和負責國家安全的官僚們的側目。
約翰遜總統就曾譏稱他做“窮布賴特參議員”（富布賴特（Fullbright）的字面意思是“很聰明”，約翰遜叫他“窮布頓特”（Halfbrisht），意思是說他不那麼聰明。——譯註）。
每日課餘他都準時到賓夕法尼亞大街上班，克林頓乾的多是些雜活兒，從整理文件到剪報拼貼，而一段時間裡乾的最多的是把越戰陣亡將士名單中阿肯色籍的人勾出來，方便富布頓特向這些家庭發去私人唁電。這是一件令人痛苦而且越于越於不完的工作。到1967年，越南已有50萬美軍，15000人陣亡，一半以上死在比爾·克林頓在國會山工作的那一年。在一聲不響忍耐著處理陣亡名單的同時，他特別注意參議員辦公室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他想了解政治家們如何處理那些地方性或全國性的棘手事務，尤其是富布頓特怎樣在經濟和機制上為1968年在阿肯色爭取連任的競選做準備。
其實，除了比爾·克林頓、雷蒙德伯父以及阿肯色和華盛頓的其他人都很熟悉的富布賴特之外，還有一個不能被羅茲獎學金、大學校長和戰爭的批評者完全涵益的非常不同的富布賴特。在他那些囿於已見的阿肯色選民、代表州里大地主利益的富有的右翼人士、種族主義者以及因他開明的反戰思想而擁戴他的大學生們看來，他作為一位多才多藝、氣質高雅的政治家能在複雜的政治關係中穿針引線實屬不易。他也曾在臭名昭著的贊成種族隔離制度的南方宣言上簽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凡是民權法案他一律投票反對，他還經常在一些諸如石油補貼和其他行業性補貼這類特殊利益集團特許權、民權自由尺度以及保護消費之間搖擺，在那些重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上，他的態度往往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而且越是在1968年這樣的競選年越是如此。
在受到奎格利教授讚賞的民主黨東方外交政策的確立者中，富布賴特被認為是喜歡憑“一時之勇出新主意”的“半吊子”，這是迪恩·艾奇遜的俏皮話，“遺憾的是這類新主意也並不多。”當然，在他們之間的私人信件和另外一些文件公佈後，人們會覺得上述評價放在艾奇遜或他淺薄的同僚身上也許更合適些，在華盛頓那些惡意的傾軋和翻臉不認人的政治遊戲中，經常聽到對某個人完全相反的評價，有說他極富治國之才的，就有人說他糟透了的，富布賴特最終就栽在了這上面——國家也遭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在種族問題或其他社會問題上顯得怯懦，並不妨礙這位阿肯色參議員在阿以衝突上保持公正，並對越戰的結局有先見之明。
當約翰·F．肯尼迪1961年考慮提名富布賴特出任國務卿時，哈里斯·沃福德（20年後比爾·克林頓總統面對的將是來自賓夕法尼亞的參議員沃福德）和其他民主黨人鼓動猶太人、黑人和自由聯盟扼殺了這項任命，向總統施壓，改用了迪思·臘斯克，使其成為越戰結局的促成者之一。同樣的用人政治在幾十年後克林頓總統任期內也屢起事端，不是弄巧成拙就是毫無效率。
60年代末在參議員辦公室審閱陣亡名單的這段經歷有著深刻的諷刺意味，其中更有深刻的教訓值得汲泉—那些政治上的妥協、黨派間的弱肉強食、高層人物致命的幼稚，應該對克林頓是一種警示。但他離開時是否已經領會或汲取了那些意味和教訓呢？至少在他後來的阿肯色和全國的執政中沒有表現出來。在以後近30年的時間裡，從沒聽他在公開場合說起這位他懷著崇敬之情為之工作的優秀參議員對他的重要影響是什麼。1966年至1968年，J．威廉·富布賴特似乎在全力搞一種政治平衡：必要時以學者的身份做個和事佬，更多是作為國會山的人在國內活動。皆大歡喜成了他的追求。“這不是肯尼迪的作風，是富布賴特的，真正的富布賴特是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對不同的人辦不同的事，這也一直是比爾效仿的”，一位熟識他們兩人的阿肯色人士說，“他崇敬富布賴特”。湯姆·坎貝爾根據自己的觀察評論道：“他們生活和事業的許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同是來自阿肯色的比爾·克林頓或許有過這樣的念頭，總統可能當不上，“但他卻堅信”，有人斷言，“富布賴特參議員的地位肯定能達到。”
大三的時候克林頓平生第一次做出暫時放棄學校政治活動的決定，為在國會山多工作，他開始應用向奎格利學來的一晚只睡個把小時就能恢復體力的方法，在他後來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應用這種打噸睡眠法。他的室友都佩服他在作息時間上的自控能力，他把小鬧鐘放在床頭，一躺下就入睡，別人起床時還困得東倒西歪，可他已經精神煥發地走出去了。這段時間裡他與一直迷戀的政治活動暫告分手，全身心投入到學業和工作中。
但到了1967年3月，他還是參加了東校園的學生會主席的競爭。此前早些時候，他在學生自辦的《喬治敦信使報》上發表的文章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他已有了應付社會上和大學裡混亂局面的新辦法。“如果說民選代議制政府有什麼意義的話，首先它必須有正視問題的高度責任感”，他寫道。“我們不能採取孤立的、只說不幹的或使我們的行動失去實質意義的政策，作為學生團體，必須使我們的代言人佔據他們最應當佔據的位置，播下改革的種子，收穫它帶來的碩果。這是時代的要求。”
他在全校範圍的競選活動是“一項複雜的運作”，他的室友回憶說，先列出一長串不住校同學的電話號碼，然後一一撥打，再手工繪製有“投克林頓一票”字樣的圓形宣傳品，它既可以掛在門把手上，也可以巧妙對摺塞進男士上裝的口袋裡或成為女士佩戴的徽章。像以往一樣，克林頓本人是最積極的競選工作人員，尤其是對異性工作對象。“他最清楚怎麼對姑娘們說話——就用男人對女人的方式——但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調情”，一位女同學回憶。“當他跟你說話時會讓你覺得很帶勁。”這次克林頓遇到的困難仍是資金和知名度不夠，還缺乏更好的顧問，只好重複以前的話題：學校伙食——“這才是喬治敦的政治主流”，薩巴格回憶說。
但組織工作和財政支持更遜一籌的特里·莫吉林是大二學生會副主席，他敏銳地抓住學校當局在“財務和行政方面過份膨脹”加以批評，主張學生應在校政上發揮更大作用，他根據比爾·克林頓在校園裡已經形成的形象來壓低他，稱他做常見的“政客”，“學校當局的候選人”，甚至給他起了個“滑頭威利”的外號，這個外號在他後來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追隨著他。從那時到現在，他顯然想把自己從這個外號中摘出來，但結果卻是舊的沒有了又現出了新的，那年他給家裡人寫信，吹噓自己在同學們中間如何受信任。
“人們——甚至一些政敵——都對我以誠相見”，他寫道。
我們真不知道所謂“以誠相見”意味著什麼。“當初我讀到這一段時莫名其妙”，一位讀過此信的朋友說，“後來我問自己：等等，一個20歲的人在談到他的政敵時應該這麼說嗎？”
“我在學校從事政治活動時就像後來一樣愛爭論”，克林頓在後來提到喬治敦的競選時曾說過這樣的話。事實上，他1967年的競選就吃虧在辯論題目的選擇上，他實際上是在避免爭論，而且不敢向以前很權威而現在已大為改觀的辯論方法發出挑戰。甚至他的個性魅力和好人緣也未能挽回變革的諾言無法兌現帶來的敗局。莫吉林以總票數1300票中勝出147票當選。像從前出現過的那樣，失利把克林頓打入顯而易見的消沉當中。“比爾有那麼一陣子抬不起頭來”，坎貝爾說。他還有一個很典型的特點，那就是不管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引經據典闡發的道義原則，像一位支持者所言，“失敗後就鑽牛角尖兒”，琢磨到底哪兒錯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那寬厚的微笑和安穩的小睡掩蓋下的是他對成敗得失的斤斤計較和極度憂慮。不過，“克林頓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人”，薩巴格總結道。“我們只能看到以後4年，比爾·克林頓卻把未來的20年看清了。”
那年春天的時候，美國空軍已有2000架次飛機飛臨越南，馬釘路德·金在紐約30萬人反戰集會上發表演講，60年代著名的“愛之夏”從舊金山嬉皮士聚集的黑什伯利向四處擴展。1967年10月，克林頓大四的最後一個學期，1000名激進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學生，舉行了“包圍”五角大樓的示威活動，另有10萬人在林肯紀念堂前進行徹夜默禱。
“我們這些人沒有參加遊行的，我們一心只想融入主流，不能和那些人為伍”，坎貝爾在解釋不參加抗議活動的原因時說，“比爾和基特（阿什比，室友之一）以他們在國會山的工作為由，說不能讓僱用他們的人受窘。”
但至少對克林頓來說，這種迴避有一種解釋不通的滑稽在裡邊，他拒不參加的運動正是富布賴特參議員出力鼓動起來的。比爾·克林頓的同學認為他不參加是因為他對自己觀察到的某些東西不安，可身為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富布賴特卻並不擔心什麼，他只從中獲得樂趣並贏得聲譽。
另有人對這位年輕的準政治家的動機更是直言不諱，“克林頓直到離開大學才參與反戰活動”，薩巴格寫道，“但他對這一運動的淺嘗輒止決不比他對毒品的嘗試更多，顯然，對後者的嘗試也差不多在同一時間。”
“從許多方面講……”，他們是從自己那一代“分裂出來的一群人”，同學約翰·卡萊爾這樣認為，在牧師、修女甚至很有影響的教會學校的師生都走在反戰和社會文化改革運動的前列時，處於華盛頓一隅的這所富有的大學裡卻是一片漠然。“我們應該算是某種生活方式的最後固守者”，另一位當事人說。沃爾特·巴琴斯補充一句，學校裡的大多數都對時局“無動於衷”。“經商被認為是最佳選擇，為政府工作也很實用”，同學中有人就是這樣概括大家的心態的。
“當時一些名聲受損的人都把喬治敦大學看成是了其餘生的體面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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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城那邊的情況也不斷向這邊反潰為消除丈夫的妒火，弗吉尼亞曾向他提交過一份有醫院同事簽字的文件，上面記載著她一個月來到達和離開醫院的時間。但羅傑不理會，仍然做一些危害她和小羅傑的事，知道他們日子仍不好過，身在喬治敦的比爾能做的也就是經常給弟弟寫去撫慰和鼓勵的信。“要誠實和公正地對待每個人。盡你所能善待每一個人”，他在信中勸道。當弟弟足球課不及格時，做兄長的除了表示同情之外，還拿自己的勝負經驗開導他，“我很遺憾你因懸空球沒處理好而未能通過測試……巨人當初也吹牛說兩試肯定過關，但實際上我試了11次”，他告訴他，“從這一點你可以看出，決心要做的話一定可以做成——只要你有必勝的信心。”
1965年，大羅傑被確診為口腔癌轉移。由於愛面子，他固執地拒絕醫生建議的面部手術，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裡，他往返於溫泉城和北卡羅來納的杜克醫療中心，接受試驗性的激光治療以及其他一些希望不大的療法。
羅傑病倒不久，比爾給他寫去一封絕無僅有的表示同情和鼓勵的信，給繼父和繼子之間充滿痛苦的互不理睬的關係留了一份文字記錄。比爾認為他現在開始上教堂是件好事。“我相信，爸爸，除非和上帝一樣面對生命，否則我們誰都不得安寧，要知道善終歸勝於惡，即使死亡也不能結束一個人的生命。”同情夾雜著心酸，這是一封顯示年輕人力量的信，其中甚至還提到了他曾予以抵制的復婚。“你應該放下架子，爸爸。還應該多給我寫信。”他諄諄告誡的語氣，儼然把大羅傑當成小孩看待。“咱們那次把車停在舊家環形路後面在車裡進行的單獨談話是一次真正的談話。那是6年前的事了，當時你和母親正在鬧離婚。後來你又回到我們中間來，我滿以為日子會過好，可你就是戒不掉酒，從那以後我再也鬧不清你到底要什麼了。”
接下來是一個真情流露的段落，每句話都是出於真誠、悔恨、拒斥、內疚和怨憤，這一切相加就是他們共同經受的煎熬。
當然，一直以來我沒能給你大多的幫助——或者說我從沒提起勇氣表露這一點。我現在寫這封信的原因是因為我不能忍受在這麼多年過去以後你和母親仍走不到一起來，我只想在你能做到的情況下幫助你拯救自己。
我想我現在就應該暫時擱筆等待你的回信，但還有幾句話還是說在前面好——1．我不認為你已充分意識到我們大家有多麼愛你和需要你。2；我不認為你對我們每個人一直以來受到的傷害有了足夠的認識……這並不意味著誰要和你過不去。
請快給我寫信吧，爸爸——我想聽到你自己說……不要羞於承認自己的問題……生活中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認真對待；那就讓我們一起面對吧。
你的兒子比爾
1967年春，大羅傑又去社克醫療中心接受延生治療。
儘管國會山工作纏身，下屆學生會主席競選在即，比爾還是南下北卡羅萊納探望他病弱的繼父，北卡羅萊納與華盛頓之間260公里的距離，克林頓駕駛弗吉尼亞當年送他上學時開的那輛1963產別克車往返過幾次，坎貝爾回憶說，他有時“週末開車去探望，星期日晚上回到學校後顯得精疲力竭”。還是那麼要面子，羅傑自己不能處理洗手間裡的事但又羞於啟口。“比爾還得連摟帶抱地替他料理……但又不失他的尊嚴”，弗吉尼亞回憶說。比爾·克林頓很久以後對記者說，他去看一個行將就木的人“完全是因為愛他”，“已經再沒有什麼架可打”，也沒有什麼值得計較的了。”在最後一次探望時，羅傑把戒指給了他，“他們終於和解了”，弗吉尼亞說。
他給母親的信更勤了，“南丁格爾小姐”他這樣敬稱她。
“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要讓你為我而驕傲”，他指的是學校的選舉。“不管輸贏，我要把滋養我的榮譽和勇氣反映出來”，他向母親通報探望大羅傑的情況，抓住病情不太嚴重的時機，他們一起到查珀爾希爾共度復活節，他把詳情告之她——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沒有說出最後該說的話。“沒有什麼‘真正的仟悔’”，弗吉尼亞說。
然而，那些寄往溫泉城的信雖都是恭順的，但總能反映出母子之間特殊的關係。“希望你現在除賭馬之外能再幹些別的——你大概永遠也贏不了那麼多的”，這是一句他早就想說的話，不過他馬上又說起了別的，“好姑娘！
l967年秋，羅傑·克林頓回到溫泉城度過他最後的時光，藏在斯卡利街那間背陰的臥室裡的他，雖然只57歲，但已口角流涎，瘦得皮包骨頭，還是為了愛面子，謝絕一切人探視，即使是交情最深的朋友。感恩節前夕，弗吉尼亞把比爾召了回來。照做母親的自己講，11歲的小兒子已經祈禱了“好幾年”，希望父親的死把大家的痛苦帶走。現在他祈禱這一切快點結束，就像弗吉尼亞·克林頓形容的，病人痛苦的苟延殘喘如“恐怖影片的最後一幕”，最後幾個夜晚是由比爾陪伴正被病魔吞噬的人。比預計得又拖延了幾周，如弗吉尼亞在日記中記載的，小羅傑“內心最深處最隱秘的祈禱終於得到了回答”。
僅過兩個月，66歲的外祖母伊迪絲·卡西迪也去世了。
這時已回到喬治敦的比爾·克林頓立刻給弗吉尼亞寫了信。
“貓貓死時我沒能陪伴在你身邊，沒有比這更讓我遺憾的了——現在你可以安靜幾年了。”這樣一來，弗吉尼亞確實可以對她們母女共同經歷的一切暢所欲言了，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指出，無論是伊迪絲還是羅傑，“再沒有逃回到黑暗中去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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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人，在富布賴特關鍵性的支持和推薦下，克林頓在得克薩斯和阿肯色地區的競爭中贏得了羅茲獎學金，全國32名獲獎者，但喬治敦大學只有克林頓一個，儘管早就有奎格利的鼓勵，在乘飛機接受最後面試時路過一個機場，克林頓隨手抓起一期《時代》週刊，恰巧讀到的一篇文章談的正是面試評議組提出的問題。但實事求是地說，獎學金是對他驕人成績、出眾才華和獨特個性的讚賞，當然，再加上他的運氣和無人能比的支持者。這本身就是一種了不起的榮耀，而已這次與考官的會見也使他與那些對他後來的事業起重要作用的小石城的權勢人物有了初步的接觸，也間接地包括他未來的妻子。在面試者中就有阿肯色首府羅斯法律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
贏得此獎在溫泉城給他帶來更多榮譽和名氣，其中就包括家鄉帕爾默新聞社的一次採訪。“學生們在求知的氛圍中聚集一堂，這樣的優勢確實不是普通老百姓可比”，克林頓對當地記者說。“如果我們獲得真知就可以對國際國內事務有一個清醒的觀察。我認為更多的介入是必要的。”
相對於“普通老百姓”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什麼是他所謂的“觀察”也許會在接下來的兩年裡讓我們在不經意間一目瞭然，而且我們也會看到他此刻對老家的人擺出既油滑調加以討好又屈尊俯就施以敷衍的姿態，確實沒有他後來的“介4入”來得複雜。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1968年他大學生活的最後幾個月，全國發生了一系列騷亂。1月裡越南的春季攻勢之後是林登·約翰遜退出總統競選，隨後就是馬釘路德·金的遇刺。克林頓對朋友說過，他是支持反戰的民主黨挑戰者、來自明尼蘇達的尤金·麥卡錫參議員的，另一方面，他像喬治敦大學其他學生一樣，一直與舉國上下的運動保持距離，直到金遇刺的那個下午以及4月5日華盛頓貧民區發生的暴亂。
克林頓志願參加學生救援行動，在他那輛白色的別克車上貼了個紅十字就開進了餘燼未熄的黑人區，在暴亂髮生的邊緣地帶向災民分發食品。從溫泉城來看他的卡羅琳·斯特利還記得，當他們經過發生暴亂的現場時“被看到的一切嚇呆了”，克林頓還對她拿照相機東拍西照的舉動不以為然，他認為那些景象“只是一時的”。回到宿舍後，她感覺到克林頓“很憂鬱”，口中還唸唸有詞，仔細聽原來是金5年前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的段落。
他們和其他同學還到樓頂上眺望隔著30個街區伴著警笛聲冒起的滾滾濃煙。像華盛頓的大多數白人一樣，他們害怕暴亂衝出黑人區。而實際上像以往一樣，一切只限於黑人住區和他們的產業。但白宮的草坪上還是架起了機槍，軍隊駐紮在喬治敦體育館，有人還特意在大學商店的櫥窗上塗上“黑人兄弟”的字樣，這家奢華的“名牌大學”男士商店“做過不接待黑人的決定”。
屆姆·坎貝爾回憶，除了比爾突擊性的救援行動之外，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呆在校園裡，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後來，當動亂剛剛平息餘煙未散時他們曾冒險走上街頭，又一次被看到的一切震驚。整個華盛頓的東北部幾乎已不存在，像是一片戰爭廢墟。克林頓的一位室友說，“城市中的這一部分我們以前很少注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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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頓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喬治敦大學，即使不是全校第一也是名列前茅。但他獲得的榮譽卻是本科生裡最高的，除了每次都參加競選外他並不是特別愛交際，大四剛開學他和丹尼斯·海蘭保持了三年的穩固關係就告吹了，儘管他還和其他女人一起去看她。他的業餘時間多是和男性朋友在一起，共處最多的要算是與他在波特馬克街合租一套公寓的室友湯姆·坎貝爾，他的這位同學對反戰示威多有微詞，所以很快入伍，成為一名海軍陸戰隊飛行員；基特·阿什比，得克薩斯一位富醫的兒子，去給華盛頓右翼參議員亨利·傑克遜工作；湯姆·卡普蘭，來自巴爾的摩的年輕人，進入白宮後成為一位能幹的撰稿人；湯姆·穆爾，來自肯塔基的軍人子弟，據說成了一位精通拿破崙兵法的專家。
和在溫泉中學畢業時一樣，比爾·克林頓給大學裡的人們留下的印象也是前途遠大、能說會道、頭腦敏銳——是個政治家的好坯子。“他算是思想的受用者”，喬治敦的一位朋友後來說，“是某種意義上的撤網人，對一切巧加利用的人，但卻不是（思想的）鍾情者，哪怕這思想再好。”坎貝爾還記得他們在波特馬克街的寓所餐桌上經常討論戰爭問題，說不到兩句就扯到政治和務實層面，決不在歷史和哲學意義上打圈子。“他的反對理由並不是說美國不道德，而是說我們在犯一個大錯誤，他奇怪的是偉大如美國者竟能容忍這個錯誤，他認為美國在浪費自己不可能再有的時間。”
在他們預計在6月舉行的畢業典禮前4大，羅伯特·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亞初選獲勝眼看就要把一國之尊的榮耀罩在頭上的那個洛杉磯之夜，被一槍撂倒。畢業的慶典周被突然取消，簡短的儀式也被一場傾盆大雨打斷。“似乎整整4年的經歷非要有一個隱喻的結束……當陽光突然又從黑雲中探出時”，羅伯特·薩巴格寫道，“校園之外的世界發出了一份非常黯淡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