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牛津——“他要想盡一切辦發”
他未被徵召入伍，只是事出“偶然”，比爾·克林頓l992年很誠懇地對《洛杉磯時報》說。“我根本沒有做任何手腳或讓徵兵局對我予以特殊照顧。”但24年前的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儘管知道的人不多，但陰影在比爾·克林頓離開喬治敦前幾個月就已經存在了。1968年3月，溫泉城的徵兵局根據國家的政策把克林頓的待徵等級從緩徵2-S提升為應徵1-A這也就是說在他大展宏圖之前先要面對可怕的赴越參戰的前景以及怎樣才能不使自己的名字成為他在富布賴特辦公室整理的阿肯色籍陣亡名單中後面的一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雷蒙德伯父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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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阿肯色這樣各方面比較落後的州，直到1968年春夏之交才對越南戰爭真正重視起來。
在歷次戰爭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受高等教育者都彼免除了兵役，這次被送到東南亞打仗和戰死的多是有色人種和工人階級的子弟。政府的秘密文件的記載對這種醜惡現象也有所反映。根據當時大多數當事人的記憶，徵兵局樂於免除那些中產階級和富家子弟的兵役是因為他們多是“正在學習有用的本事”的大學生。於是就專挑那些學習成績差的去接受體檢。據一位歷史學家後來透露，1966年至L968年的時候，這種區別對待的辦法“是作為一種特權應用在徵兵事務中的”。1／10弱的大學畢業生會去越南，他們中能接近實戰的更是少之又少。而美國青年高中以下學歷者應徵人數則兩倍於此，上前線的比例也是一樣。窮苦人家出身的，特別是非洲美國人，大批地被選進那個無底洞。越戰陣亡人員中，黑人比白人多兩倍。
阿肯色的情況讓人一目瞭然，這個州的平均家庭收入在全國來講是接近最低的。越戰中美軍死亡總數近6萬，傷者超過25萬，周復一週，月復一月，阿肯色州所受損失逐漸高過其他州。密西西比三角洲的鄉村小鎮的高中裡，有的整個年級的年輕黑人全部死光。就是在相對繁榮些的溫泉城，約翰尼·梅·麥基校長情有獨鍾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也為弔唁立碑這樣的事忙得團團轉。克林頓一家的鄰居，比爾童年的朋友和同學麥克·托馬斯雖然給家裡掙來一枚金質勳章，但自己卻永遠躺在了國旗覆蓋的棺材裡。
到1968年，傷亡人數激增，光靠徵召窮人，未受教育者和非白人已不再夠用。約翰遜政府強行撤銷了研究生免徵而使很多中上階級的子弟得以倖免的舊辦法。這樣一來，逃避兵役就不是躲在研究生院裡那麼簡單了。
當他1968年的徵兵紀錄作為一個問題在20年後新罕布什爾候選人初選期間被提出來時，克林頓本人沒有交代他出於自身利益而進行的個人接觸和拜訪——儘管雷蒙德·克林頓和他的律師定時向這位焦慮不安的大學生及其家人通報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的進展情況。
比較親密的朋友們都還記得，從喬治敦回家探親的克林頓，尤其是在快畢業的那年，經常嘲笑他保守的伯父，故意用他的自由觀衡量老人的言行，從個人的角度拿雷蒙德那眾所周知的種族主義思想和見不得人的關係尋開心。
“儘管雷蒙德為他做了那麼多，我猜比利並不以他或他的觀點為榮”，家人裡有人這樣說。“我本人肯定是不贊成老克林頓先生的。他是個真正的老頑固”，一位學校裡的朋友說，“但比利則一貫採取挖苦的態度。”然而，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喜歡譏笑他的年輕侄子眼看就要被投入到那場血腥的、不受歡迎的戰爭中去，這可不是開玩笑。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是比爾·克林頓第一次政治危機，而眼下也只有他這位雖然是非不分但卻很有影響力的伯父是可以依靠的。
他被劃定為應徵1一A級是1968年3月20日，雷蒙德立刻開始行動起來。“得知比利要被徵召的消息，我們馬上著手工作，”雷蒙德開始賣車時的朋友兼私人律師亨利·布里特說。這是一次協同努力，“讓比利得遂其願”，布里特事後說，而且還補上一句，“比利當然知情”。
情況並不樂觀。2月裡林登·約翰遜發出除醫學院學生外一律撤銷緩徵的命令。年輕人開始向國民警衛隊、預備役、預備役軍團等單位裡聚集，以躲避一陣急似一陣的徵兵令，大家都知道，這時入伍的新兵至少有1／3要開往東南亞。但雷蒙德·克林頓卻知難而上。3月底他給老朋友，負責地方海軍預備役部隊的小特賴斯·埃利斯指揮官打電話。
他要求指揮官“特別為比爾·克林頓安排一個位置或開一個服役證明，”這是一個知情人的原話，“雷蒙德說他有個大學畢業的侄子，軍隊要徵募他，小夥子願意加入海軍”，埃利斯回憶說。但海軍預備役在阿肯色的名額己滿，而且等候加入的人已排起了長隊，埃利斯向雷蒙德保證，他可以負責與海軍在新奧爾良的第八轄區的指揮官接洽，看能不能特別安排一個位置。“找我的人很多”，埃利斯回憶說，“我總是回答說看我能不能做點什麼。”
在拜託這位指揮官的同時，雷蒙德又找到另一位老朋友威廉·s．比爾。阿姆斯特朗，溫泉城徵兵局主席，他和雷蒙德·克林頓和特賴斯·埃利斯一樣，同是海軍協會——全國性海軍支持者組織——地方分會的基本會員。雷蒙德給阿姆斯特朗施加的壓力更大，他強調的是他們對海軍承擔的道義責任更多，同時也附上了比爾·克林頓的畢業證書和操行報告。“為什麼不能給小夥子一個參加海軍的機會呢？”
布里特還能回憶起克林頓在徵兵局主席辦公室裡軟磨硬泡時的語調。布里特本人建議阿姆斯特朗“給比爾·克林頓開出一份已人徵的文件放在抽屜裡，過上一段時間後再說。”
連著好幾天，雷蒙德和亨利·布里特開著車到處跑，在阿肯色大壩落成典禮上纏住富布賴特參議員，非要讓他的辦公室給溫泉城徵兵局過個話。徵兵局工作人員中羅伯特·科拉多回憶，在那次慶祝活動過後不久，富布賴特的助手就打電話到溫泉城，敦促有關人士“給予一切方便”，以使年輕的比爾·克林頓得以赴牛津深造。“雷蒙德就像一位資深政治家一樣善於兩面出擊”，布里特解釋說。“事情再糟，他也要讓比利進海軍。他是想要個雙保險。”
溫泉城徵兵局對比爾·克林頓要去牛津深造這一點印象深刻。“按照他的年齡來說應該是首批入伍的”，徵兵局的執行秘書奧佩爾·埃利斯說，但“我們也為溫泉城的子弟能成為羅茲學者而驕傲。”但即使有千條萬條理由，威廉·傑弗遜·克林頓都不應遲於，％8年夏應徵入伍。但是，威廉·阿姆斯特朗迫於各方面的政治壓力，根本就沒有把克林頓的材料放到全體會議上討論。“我們要給他去牛津的時間”，科拉多記得主席是在離療養區不遠的辦公樓裡一間小辦公室裡這樣通知他的。
這時，埃利斯指揮官也在與新奧爾良的指揮部聯繫破例安排海軍預備役職務的事，並且很快就打電話給老朋友雷蒙德·克林頓，問“那小夥子的事怎麼樣了？”汽車商含糊其詞，“別擔心。他不會走背字的。各方面都有關心他的人。”
比爾·克林頓最後還是被安排了體檢時間，不過是在1969年2月，地點是在英格蘭的美軍基地，這就與他按期入伍的分配方面完全相反了。他的應徵期與他的體檢時間的間隔“比別人長了兩倍”，也有人說，“這樣的間隔比大多數地方長了5倍。”在血腥味最濃的1968年被阿肯色定為1—A級的適齡青年中，延期如此之久的只有比爾·克林頓這一個。
雷蒙德伯父和其他人的幕後活動使他得以離國赴牛津去完成他頭一年的學業，正式撤銷緩役的命令在他身上沒有執行，應盡的軍事義務也沒有荊這個足夠長的間隔使他置身於戰爭之外。“徵兵局對他寬厚到了極點”，奧佩爾·埃利斯事後承議，“我們超額滿足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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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968年秋開往英國的合眾國號輪船上，比爾·克林頓很快成為全船最受歡迎的人。同赴英倫的美國研究生中包括克林頓25年後工作班子的成員。剛一離開哈德遜碼頭，他就開始在甲板上和娛樂室裡用吹奏薩克斯管或講阿肯色的故事來招待同行的大學生們。就是風狂雨暴，大家因暈船躺在狹窄的艙房裡時，他也像親人似的噓寒問暖。
嘔吐不止的人裡就有他後來的顧問和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他還記得“一個身材高大動作笨拙的南方人”推開他的艙門，手端蔬菜雞湯和餅乾說，“我知道你很不好受，來點有滋味的。也許對你有幫助。”
這批人中唯一一位非洲美國人，羅茲學者湯姆·威廉姆遜，也是後來出現在克林頓任用名單中的一個，初見之下，對這個熱情洋溢的阿肯色年輕人持警惕態度。但當克林頓鄭重其事地告訴他，他們早在10年前就因對當時並不出名的奧瓦爾·福布斯在那次學校危機中採取的行動看法相同而聯繫在一起時，他很快就打消了戒備。威廉姆遜還為克林頓對“底特律流行歌曲的熟悉程度而歎服”。同船者中也有人對克林頓那麼容易就能討女人喜歡留下深刻印象，一個小地方來的青春小夥，不帶任何矯飾的魅力，還有像魔笛手一樣運用音樂迷惑人的本事。比爾“能連續不斷地吹奏薩克斯管”，威廉姆遜說，“一會兒用真誠的魅力，一會兒又用他那彬彬有禮的紳士風度，反正是要獲得年輕女士們的注意。”
前方等待他們的牛津是世界聞名的研學聖地，距倫敦西北50公里，是英格蘭最古老的大學，13世紀起就見載於史冊。1968年在校的1名學生是從31所有名望的大學召來的，克林頓所在的大學學院是首次被選中的3所學院之一。教學採用的是默頓學院傳統的導師制。與美國的高等教育不同，沒有必修課或講座，沒有課堂測驗和期中考試，只有一位在整個研修期間負責到底的導師加以指導，提示一些該讀的書目和應寫的文章。這種教學最終要進入大學考試系統，成績既不是簡單的及格也不是榮譽頭銜，不再做進一步的測試，直接授予一個在多個學科被承認的碩士學位。
美國的這批羅茲學者和其他一些人很快發現，在牛津那尊貴的外表後面是一個大不相同的，相當鬆散的真實內核。“牛津強調的是能言善辯和海闊天空的議論”，一位羅茲學者說。“嚴肅認真的討論問題是不受鼓勵的。”1個小時的導師指導課1周只有兩次，不為升級的論文只讀給導師聽，期末沒有考試，一切要看個別輔導時雙方投入的熱誠和議論的質量。60年代末，這之前和以後也沒多大差別，熟知牛津這些小秘密的羅茲學者“認真吸取經驗者”少，“不可救藥的敗事者”——至少在學習時新英語方面一事無成者——卻屢見不鮮。
一代又一代的美國學生帶回去的都是中世紀塔樓炮台和綠野仙蹤之類的故事，他們每週寫給不講效率的、昏昏欲睡的導師的文章被批上幾句不相干的話就算交差。牛津研學的經歷只是給自己“抬高一下身價”，等於得到“一張進入美國某個精英階層的入場券”。也許所有的大機構都一樣，條文規定得很齊備，但對那些相沿成習的不妥之處卻採取姑息態度。所以，大部分美國人最喜歡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學習，以彌補國內學習的不足。這樣一來，往往在兩年後離開時仍對牛津的底細茫然無知。“你可以想做多少就做多少，那是一種遊戲。”60年代克林頓的牛津同學德爾·馬丁說。
導師們無論怎樣變換花樣，都不出偏重教養的英語預備學校制度形成的大氛圍，雖然有令人厭煩之處，但牛津仍對大量求知者有很大吸引力。“刻苦用功不僅是不必要，而且還會受到懷疑”，曾在馬利奧爾學院學習的美國人戴維·西格爾在寫牛津時說。“其行為規範……已被半官方地確認為‘不戰而勝’。”在這所知名的大學裡也許就是為了磨練表面文章和嘴皮子上的功夫，那類讓大家掌握實際和持久技能和知識的要求幾乎沒有。
“大部分美國學生，他們在讀本科時多是特別勤奮的人，來到這個無需刻苦的地方後都經歷一個艱難的調整期，”西格爾回憶說。另有人總結說，美國的這批獎學金獲得者都樂於接受這褒貶虛實的一套，確實也沒見有人站出來打破對他們正當做神話的一部分加以享用的虛名的迷信，像比爾·克林頓這樣的兩年期的學者，很多並不在乎拿不拿畢業證書。只要他們參加“第三年”（實際上就是“兩年”後，西格爾解釋）的最後考試，總有那麼幾個體面的過關者，“直接拿到博士學位”。“我的第一印象是這也太容易了”，另一位繼克林頓之後來到牛津的羅茲學者說。“大家都保持著不揭破謎底的沉默。”
“牛津被評價過高了。在那裡學習的美國人基本上沒人管”，一位美國留學生說。“對他們來講，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不較真的根據。”多數人都找到了。克林頓的同學，後來成為希拉里·羅德姆的同事，最終成為共和黨馬薩諸塞州州長的富翁威廉·韋爾德，只記得他的牛津歲月裡全是“啤酒加巧克力，沒完沒了的牌局和酒會，每天下午在綠菌場上的10場網球，從沒有厭倦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向我們證實未來的總統在牛津接受過對他有特別影響的“指導”或有過什麼顯著的心智上的收穫——連他第一年的讀寫方面的記錄也沒有，除了同學們都知道的他對神秘小說和通俗讀物的喜愛。“他的論辯能力勝過寫作能力”，他頭一年的導師茲比格涅夫·佩烏琴斯基在1992年對倫敦一家報紙含糊地說，“他的文章技巧也許不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但他是個廢寢忘食的閱讀者。”朋友們都還記得1968年至1969年間他對英式橄欖球的狂熱以及他在經常光顧的特夫塔維思小酒館裡說個不停的情景，他也用那些阿肯色的故事和關於越戰或其他問題的長篇大論給大學學院的英語聚餐會留下了深刻印象。克林頓“老是顯得那麼自以為是”，一個當事人說。另外，他也像在喬治敦時一樣，成為那種難得一見的能與更妄自尊大的同學相處的人。英國人馬釘沃克回憶，“他經常以自豪的口氣大談家鄉的西瓜”，在牛津的美國人也像他的本科同學一樣，發現他身上許多吸引人的天性。“比爾是在一群貴族紳士中最令我們欣慰的人”，羅賓·拉斐爾說。
在英國的頭一年，學術成就平平，但他從沒忘記結交各種人，這是一件他一直認真對待的事——那份獨一無二的名單和長方形的卡片是走到哪裡都隨身帶著的，就像每天都不馬虎的日記一樣，從高中到現在一直如此。如果說牛津不能在阿肯色投票或捐資的話，這裡卻有可為未來實現更大野心提供幫助的有用的關係。“他仔細記下每天碰到的人”，一位作家在記述他們在英國一起度過的一段日子時說。“比爾會在晚上到酒館裡來和我們會合”，布里寧·麥克納馬拉回憶說，“白天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人把他元休止的政治經營活動視為漚異於牛津的外國作派，有人則乾脆視他為不加掩飾的機會主義者。“洩露這一點的是他那雙眼睛”，菲利普·霍德森1992年對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說。“它們在跟你說話時已在另覓新的目標了。”
當關系逐漸建立起來，重要的姓名也存蓄得差不多以後，現在，他增加一個比以前濃厚得多的興趣點——女人。
在牛津的兩年正好是他22到23歲的時候，克林頓表現出加里·威爾斯所謂的“一種危險的才能，因為他對所有朋友都是投其所好的，千方百計要讓每一個人都高興。”這對年輕女士來說是很有誘惑力的。“比爾屬於我見過的最能迷惑女人的兩種人之一”，一位英國朋友說。“你聽了他的話之後會對自己講：‘沒人會相信他這一套謊話的’，但是，她們相信了。”一段時間的同居者，英國小說家薩拉·梅特蘭對風帽式頭髮烘乾機敏感，比爾就安排她到一家美容院去烘乾頭髮。她認為這是“他真誠待人的一個實例”。
也是在牛津這兩年，他對女人的品味也有變化，不再是弗吉尼亞所謂“美人坯子”的層次，也就是以他母親、他父母夜總會的朋友以及他自己的約會對象為代表的那種外表時髦的類型。在一封家書中他偶然提及對一個女人的迷戀，並提醒弗吉尼亞這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有外在吸引力的女人，末了又加上一句可能冒犯她的話，“你不會理解的，母親。”但在牛津追逐各種各樣的女人的同時，他還源源不斷地給家鄉即將成為阿肯色小姐的沙倫·埃文斯寄去情書。就在埃文斯1969年3月訪問牛津時，克林頓還保持著與一位英國女士，塔瑪拉·埃克爾斯·威廉姆斯的關係。周圍的人都對他能波瀾不驚地周旋於所有女人之間由衷歎服。“在同一天內，他先帶家鄉妞去特拉法爾加廣場的一個反戰集會，把她送上旅遊車之後再去塔瑪拉那裡待一會兒”，一位朋友回憶說。阿肯色的一個老鄉還記得被介紹給埃文斯的情景。“她是真正的美女。他說那就是他愛的那種女人，未來可做他孩子母親的女人。可我再沒見過她。”
他會公開追求，也會私下勾引。另一個朋友記得跟他去參加一個歡迎澳大利亞女權主義者傑曼·格里爾的演講會，客人在演講時提醒與會者注意：女人的性高潮是性暴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被過度誇大了。“比爾坐在大廳裡像個聽傻了的鄉巴佬”，那位朋友回憶，“南方式的鬍子和外套，全身透著南方的鄉下氣。”演講結束後他急忙伸出手去要求認識一下。“關於被高估的性高潮”，他拉著南方的長音說道，“格里爾小姐，能不能給南方小夥子一個機會？”整個大廳都回響著他的聲音，快把女權主義者的風頭壓下去了。
在那些風花雪月的背後也有翻臉不認人的無情無義。
除了一些雙方認可的短暫的放縱，他的某些混亂的性關係也留下了忠誠與正直的困惑。“大型的鬧宴、葡萄酒、大麻以及倉促性行為。那屬於一種旋轉門式的關係，克林頓追逐著一大幫女人……包括他朋友的女朋友”，亞歷山德拉·斯坦利寫道，另有見證人記得，“有一段時間裡凡是他接觸到的女人他都不放過，就這種事而言，對克林頓，還有他的女人，我真不知該說什麼好。”
然而，他到牛津頭一年就要結束時，從遙遠的溫泉城政府辦公樓裡傳來的一個消息把一切都掩蓋了。儘管去年11月當選的理查德·尼克松己允諾結束越戰，而且1969年5月第一支美國部隊就要開始撤離，但戰鬥仍在進行，死亡的軍人已逾萬，徵兵工作還得繼續。華盛頓向地方當局施加了新的壓力。比爾·克林頓在2月裡通過了體檢，威廉·阿姆斯特朗主席以及他領導的徵兵局在1969年春突然做出決定，不能再保存他的檔案，即使有羅茲學者的身份和雷蒙德·克林頓的影響。這就是說，他的兵役問題又擺了出來，這次的期限是1969年4月。幸好有雷蒙德和其他人的加緊活動，日期被再次推延到l969年7月28日——“這樣他可以完成一個完整的學期”，有人這樣說。
他們都過於自信了，以為有去年春天的過問，“徵兵局會維持已經做出的安排。所以雷蒙德已把給比爾再安排一個預備役職位的事放在了一邊，現在連這個選擇都沒有了。
牛津的朋友建議他設法在美國某個大學弄個預備役名額。
可這條路上已排滿了等候的人，而且很可能要放棄牛津的學業，到1969年5月中旬，離新的寬限期還有兩個月，克林頓已掩飾不住感到的壓力——“我的情緒從沒有這麼低過”，他說。離開牛津時，他一邊謀劃著為逃避越戰做最後的一搏，一邊也懷疑此一去能否再來。
回到溫泉城不久，當他在近乎絕望中親自去徵兵局辦公室時，第一次在公共場合發了脾氣。在那裡，他與做了21年徵兵工作的老資格行政秘書奧佩爾·埃利斯打了個遭遇戰。埃利斯還記得克林頓聲稱自己學歷太高不能去當兵。“他打算報復我，利用他想到的一切關係。”1992年，克林頓否認他講過那樣的話或進行過任何威脅報復活動，相反，他暗示作為共和黨人的埃利斯“有著最糟糕的記憶力”。
反正克林頓是在一氣之下離開了政府辦公樓的，並且開始採取一系列近乎瘋狂的自救行動，目的只有一個：逃避兵役。
他很快進行了空軍體檢，很多高標準的檢查都通過了，最後因視力不行被刷了下來。他還手忙腳亂地參加了海軍體檢，這回問題出在聽力上，四個月前的一般應徵者體檢中這兩項都沒有不合格。絕望至極，他開始懷著焦慮的心情給朋友們打電話、寫信，訴說他的困境。後來，也就是7月28日期限的前11天，他靈機一動到費那特維爾的尤金·霍姆斯上校家登門拜訪，他是阿肯色大學預備役軍團的指揮官。在7月門日晚的兩小時談話中，上校記得，比爾·克林頓只有一個話題：“他非常急於加入”。
被他求到的人裡有一位阿肯色老鄉，克里夫·傑克遜，富布賴特獎學金獲得者，克林頓1968年在牛津認識他的，作為共和黨人，他曾為溫思羅普·洛克菲勒州長競選班子工作。根據傑克遜後來的講述，克林頓曾要求他利用華盛頓和小石城執政黨的關係“向溫泉城的徵兵局施壓”。雖說志不同道不合，但真正成為對手那是後來的事，傑克遜還是與那年夏天他要為之工作的阿肯色共和黨負責人範·拉什取得聯繫，正巧的是，這位負責人與洛克菲勒州長任命的阿肯色徵兵工作負責人威拉德·霍金斯關係密切。
傑克遜安排霍金斯與克林頓和焦慮不安的弗吉尼亞會面，後者已在比爾抵達溫泉城之前幾周與傑克遜談過。在與霍金斯面談時，後來傑克遜透露，比爾·克林頓表示如果7月28日的徵召令能被取消，“他將在今後以其他形式報效國家。”阿肯色預備役軍官的秋季錄取確實名額已滿，但下學期的事還可以安排。他讓年輕人到大學預備役軍團找他的下級吉恩·霍姆斯指揮官，克林頓說他可以以每小時500公里的速度直奔費那特維爾。傑克遜轉述他的同學7月11日信中的話，比爾“正像熱上鍋上的螞蟻一樣試圖找到一個離開‘當兵’這口熱鍋的出路。”
作為菲律賓巴丹戰役的倖存者，有過3年日軍戰俘營生活經驗的尤金·霍姆斯，雖是一身勳榮，但已走到他32年軍事生涯的末端。外表粗暴而內心慈祥，二戰中失去兄弟又把兩個兒子送去越南服役；按照同事們的說法，他算是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像其他阿肯色人一樣，他也為有比爾·克林頓這樣品學兼優的學生想加入預備役軍團感到高興。他後來寫道，他願懷著驕傲的心情，“促成一位羅茲學者成為他團隊中的一員。”霍姆斯仔細地向克林頓解釋他們兩人都很清楚的事——他必須被阿肯色大學錄取才有資格加入這裡的預備役。克林頓說他打算“入法學院”，他告訴霍姆斯他需要一段時間把牛津的事安排妥當，然後才能回到費那特維爾。“我也認為他需要一兩個月時間才能回到阿肯色大學”，霍姆斯後來說。
據克林頓自己回憶，他向霍姆斯保證“至少每月和他聯繫一次”。霍姆斯說他立刻就會著手辦理克林頓的正式申請的程序並通知溫泉城有關部門他新的緩徵期。但他補充一句，在阿肯色大學錄用他之前他不能在英國滯留太久。
“我不可能拖1年時間”，霍姆斯說他當時向克林頓交待得很明白，“那不合規矩”。
7月17日對費那特維爾成功的訪問還不能說解決了一切問題。霍姆斯在一份備忘錄上寫道，“第二天”他就開始向有關部門打電話，溫泉城徵兵局的人在電話裡說，“富布賴特參議員辦公室很關心比爾·克林頓這位羅茲學者加入預備役的事”，霍姆斯記得還有這樣的話，“富布賴特參議員向他們施加了壓力，因為他們也需要幫助。”不知道這是不是奧佩爾·埃利斯說的“報復”的一部分，這一點是永遠也無法證實了。但上校本人清楚地感覺到這中間各方面的政治關係。“我曾接到好幾個這樣的電話”，他後來肯定地說，“然後我做了必要的安排。”到7月底，預備役軍團正式發出威廉·傑弗遜。克林頓1-D級緩徵通知——“成為大學生接受軍訓的預備役成員”——這是徵兵局同時註明的，8月7日是正式的入伍時間，但就是這個期限在最後一刻也被取消了，他到底還是逃避了應服的兵役。
1969年8月7日，克林頓簽署了一份要求加入阿肯色大學預備役軍官團的文件，幾天之後拿到了合法的文件附本。整個夏天他都用來提申請做測試，這是進法學院所必需的，在1992年的總統競選中他聲稱自己是因為學術成就達到了才被法學院“破例”接受的——儘管像他這種學歷的人從未得到過這樣的特許。他連一件有形的學術成就也擺不出來。“他為自己做的就是爭取更長的緩徵期，一直到戰爭結束”，傳記作家查爾斯·艾倫和喬納森·波蒂斯在寫到這次免役時也是直言不諱的。
克林頓又立刻陷入深深的內疚和負罪感中，8月裡，他頻繁地打電話給牛津的朋友，斯特羅布·塔爾伯特，他未來工作班子中的成員，就是他在1992年就他們之間的對話在《時代》上撰文支持克林頓。“他拿到預備役軍官委任狀和法學院的錄用通知時內心非常不安”，塔爾伯特說。“有些地位沒有他這麼特殊的小夥子這會兒卻在本該由他佔據的位置上迎接越共的子彈。”
1969年9月9日，在他正式加入預備役軍團一個月後寫給牛津的同學裡克·斯特恩斯的一封信，被塔爾伯特形容為“說話前後矛盾……混亂。自我懷疑甚至自我譴責”。他用自嘲的口氣談到自己的雄心壯志以及轉學阿肯色，懷疑自己同意進費那特維爾的法學院是不是“有抱負的政治家該做的事”。其實，小石城那些將來在商界和政界與他密切合作的人們，當時也正在做著同樣的事情。他在寫給斯特恩斯的信中描繪了溫泉城那個令人痛苦的夏天，“這裡的人除了小孩子以外似乎都在軍中服役，大部分在越南。”
克林頓說他恐怕是“平生第一次在逃避什麼”。就在與霍姆斯達成協議1個月後他還對斯特恩斯說，他現在覺得接受預備役軍官團的庇護歸根結底是個錯誤。“我可以說已下決心要回到英國去，我要試一試……沒有什麼比留在這裡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更痛苦的了”，他對朋友說。“如果不能擺脫這個，還不如上前線一了百了。”
在給斯特恩斯寫信3天后，他在斯卡利街家中的一個不眠之夜給溫泉城徵兵局主席寫信。克林頓自己在兩個月後說，他在信中寫道，簽署申請加入預備役的文件是“自我妥協的結果”，“比徵兵局的決定更可惡。”而事實是，他對收信人這麼說，他對預備役軍團本身並無興趣，只是想“逃避肉體可能受到的傷害”。鑑於他自願放棄預備役和緩徵待遇，他希望能“儘快被送到作戰部隊去”。在這封午夜之信的最後，他誠摯地感謝主席“在力所不能及的範圍內仍試圖給予的幫助”。
克林頓到底還是沒有發出這封向徵兵局主席表示懺悔和獻身國家的滿腔熱情的信。“我每天都揣著這封信，直到登上飛往英國的飛機”，再後來他是這樣講的。“我沒有發出那封信是因為我看不出……就是真去了越南，除了滿足自我懲罰的慾望和得到咎由自取的下場外又能有什麼呢。”
9月20日，幾乎就在那封未寄出的信寫成一週後，尼克松總統宣佈，1969年剩下的日子裡不再徵召新兵，未完成學業的在校生也不再應徵，尼克松警告，如果國會不立刻改變徵兵制度，他將用總統令的形式發佈。全國各報都用頭版頭條對國會宣佈1969年12月：日起實行的新的抽籤式兵役製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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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那些以怨憤為基調的信件和電話交談的不悅氣氛中，克林頓踏上了返回牛津的歸途。在華盛頓稍作停留時，他自願參加了債務延付委員會總部的工作，準備在10月中旬召開全國性反戰集會，然後在11月15日組織100萬人在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街遊行。這時的反戰運動已不限於學生和要求變革的人參加，更多了一些溫和派和年長的富有的美國人。針對雖然還想打下去但已陷入內外交困的尼克松政府，1969年的延期償付派已逐漸成為記者們所謂的“主流勢力”——照託德·吉特林的話說，“地方上連續不斷的示鹹遊行、和平祈禱和請願運動，造就不少有威信的演講者和令人同情的媒體形象。”克林頓此前不久才邂逅組織者之一，老資格的活動家戴維·米克斯納——他稱米克斯納為“我親密的朋友”，但他們基本上還互不瞭解——他們暫時在一起工作是為了互相溝通一下國內外的情況。
華盛頓的超時滯留誤了牛津的開學時間，儘管他現在把希望寄託在尼克松新的徵兵制上，可他仍覺得心裡不踏實，斯特羅布·塔爾伯特記得，“那年秋天克林頓才在牛津露面，由於對未來幾個月還沒有十分的把握，他甚至沒有找住處。有一段時間他和斯特恩斯和另外幾個人合住，“過著一種居無定所的日子”。
也就是在那個秋天，他利用牛津的假期遊歷了奧斯陸和挪威各地，在那裡他碰上了理查德·麥克索利，喬治敦大學的耶穌會教授、和平活動家，當時他正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訪問各個反戰團體。克林頓自願做了麥克索利神父的陪同，得到允許後他們一起訪問了奧斯陸的和平研究院，並與一部分美國櫃服兵役者交談，並與挪威的和平團體和大學生有過接觸。“這是瞭解，一個國家的最好方式”，麥克索利記得離開挪威時克林頓說過這樣的話。11月16日，參加了倫敦格羅夫納廣場美國大使館前有500名英美人士組成的示威活動的第二大，麥克索利又碰上了克林頓，這次是英國各教派集體進行的和平祈禱活動。“比爾·克林頓……走上前來歡迎我”，麥克索利神父寫道。“他是活動的組織者之一。”
10年後，有人對他的“反戰”活動有所懷疑，克林頓對《阿肯色新聞報》說他只是“觀察”了倫敦和其他地方的抗議活動。不管他給麥克索利神父的印象如何或阿肯色的報上怎麼說，他所起的作用是含糊不清的，和其他人一樣，他也參與過“演講會”之類的活動，有一次還把反對戰爭政策的美國大使喬治·凱南請來給美國學生講話。他幫助延付委員會組織了倫敦10月15日和11月15日的兩次活動，還成為倫敦美國學生召集特別集會的發言者之一。但他是在小小翼翼地調和矛盾。就在他倫敦發言的前一天，英國的反戰團體也要在同一地點舉行要求美國從印支撤兵的活動。
但比爾·克林頓勸大家不要參加，說“那樣做太過激了”。
“他們的那些活動可算是對當局的一種溫和的反抗”，亞歷山德拉·斯坦利在追記牛津歲月時寫道。“他不屬於那種極端狂暴的組織者”，同是羅茲學者的克里斯托弗·基，後來的支持者說。“簡·方達去河內還不是一樣，沒有人說那是對國家的不忠。”事實上，在有些人眼中，克林頓和他的意氣相投者是自私自利的、按自己的好惡來反對戰爭，他們決不會把今天叫嚷得很兇的那些原則貫徹到他們將來的人生實踐中去的，除非它們不礙事，“他們幹什麼都嫖在一塊兒，他們左右逢源，沒有任何風險地把抗議活動翻來覆去地玩弄”，說這話的是戴爾·馬丁，牛津1968年—1970年間反戰運動的領導人，他不但認識克林頓，而且也認識塔爾伯特和他們那一幫人。“他們是些上了保險的人，坦白講，我不能容忍這些人。我覺得他們都是些不擇手段的野心家——他們還要在引發這場戰爭的社會里為自己謀求一個位置呢。”
在秋天的示威活動期間，克林頓終於找到了固定的住處，很快和塔爾伯特以及另一位來自華盛頓大學研究亞洲問題的羅茲學者，年輕有為的弗蘭克·阿勒一起搬了進去。
他們合祖的這套舊公寓在萊克福德路46號，室內景象猶如一幅牛津生活的漫畫——每個人都鬍子拉茬，60年代的唱片集上有一堆一堆的蠟燭淚，克林頓的床墊就直接放在地板上，電暖氣很費錢，但不用就抵不住英國的嚴冬。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這個臨時家庭的人員構成都是很有趣的。俄亥俄州富有的投資銀行家和重要的共和黨人士的兒子，尼爾森·斯特羅布裡奇·塔爾伯特三世，他之所以能不服兵役“多虧了他家鄉的徵兵局收到克利夫蘭一位整形外科專家的信”，有人這樣說：“失意、反盛反叛，這樣的事和這個年輕人毫無相干。”塔爾伯特一直在那魯研修俄語，在牛津他正參與一件他渴望已久的事，為《時代生活》雜誌翻譯由中央情報局走私進來的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此書的出版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不知不黨中影響了冷戰雙方的力量對比，更使年輕的斯特羅布本人作為《時代》的記者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更值得一提的是弗蘭克·阿勒，與財團顯貴沒有任何聯繫，他有的是更深刻的東西，他是“那種你願意與他共進晚餐的人”，朋友戴維·愛德華茲說，他也是“為我們大家付出代價的人”。他既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古典主義鋼琴家也是一位嚴肅的學者，精通中文，寫過一篇關於中國共產黨人長征的論文。他身上還有許多優點——文雅、和善、彬彬有禮。像一位作家形容他的，一個“保守的肯尼迪民主黨人”，在華盛頓州東部舊派的斯波坎長大。“我們都屬於伴著約翰·韋恩的影片長大的一代”，克林頓說，但阿勒還得加上一條，那就是表現出“適度的道德責任感”，弗蘭克和比爾是很親密的——很多人都認為他們是親密的朋友——關於越南問題這樣的話題他們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甚至克林頓引誘他的女朋友也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
但阿勒對他在其他方面的所作所為卻不以為然。就在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職典禮那一天，他向斯波坎徵兵局發出一封3頁長的信，直言不諱地說，“我不能問心無愧地加入美國武裝部隊……我還相信終有一天與此事有關的人們都不再盲從。”在信中他可能還提到克林頓本人與他在事業與道義之間兩難選擇截然不同的情況——雖然已很難說清他和其他人對阿肯色那裡手忙腳亂的交涉和幕後交易知道多少。阿勒哀嘆的是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我們許多不贊同美國軍隊介入越南政策的人卻受到可能危及我們緩徵待遇的法案的制約，而且不管政治上和道義上對戰爭的譴責，仍繼續執行徵兵條例”。事實充分說明阿勒說的一點不錯。
但是說到底，使阿勒和萊克福德同屋其他人相區別的是勇氣而不是眼光。他在家鄉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也用不著找什麼宗教或其他理由，因為他並不反對所有戰爭，只是反對這場戰爭。“最後”，他總結道，“我別無選擇。”在他發信的那一天，克林頓和因身體不合格而免役的羅伯特·賴克一起為阿勒舉行晚會。“那是一場喧鬧的聚會”，有人這樣形容，”他的蔑視在牛津被傳為佳話，對一部分人也算是一個提醒。”他們中最有能力的成員成了抵制官方的人。
阿勒的行動對他同宿舍的人以及整個圈內的人的種種權宜之計、他們的道德觀和責任感都是一種反襯。“他們中決無肯冒失去前途之險去抵制什麼的人”，亞歷山德拉·斯坦利一言以蔽之。“別人也許會利用弗蘭克去抵制什麼，但前提是自己沒事。比爾如果抵制什麼的話一定會反覆掂量，左右權衡。他比別人要更多地考慮後果”，一位認識他們的女士說。“弗蘭克才是對抵制戰爭確實做了些事情的唯一一位羅茲學者——他是在拿自己冒險，”同事戴維·薩特多年後對記者說。“猜猜為什麼？他做的是沒有人在乎的事，”戴維·愛德華茲“刻薄地”對同一位記者說。
有一段時間裡，克林頓以為自己對戰爭的反對態度——儘管是那麼小心謹慎的，但他在徵兵問題上耍的花招還是與弗蘭克·阿勒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會毀了他的政治前途。作為一條退路，1992年他對加里·威爾斯說，他曾“認真考慮過”做一名記者。“至少我能對時代發生的大事進行評論”，他說。但這大可不必。
同年10月——有人說是在月中，也有人說是月末——克林頓讓溫泉城的家人通知徵兵局，他希望恢復1-A級狀態，以便接受1969年12月1日開始實行的選徵制的挑眩兵役局在10月30日正式將他重新列入1-A組；在這期間，他並沒有與弗那特維爾的霍姆斯上校聯繫過。到目前為止，霍姆斯和預備役軍團仍以為比爾·克林頓這位羅茲學者還是要進阿肯色法學院和預備役的。就是在徵兵局他也不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雖然參加抽籤，他也可能抽到後籤，即使抽上，他還可以轉而履行他對霍姆斯的承諾，不管有沒有10月的1一A期限，他都享有預備役的緩徵待遇，即使在實行新的兵役制度的情況下仍然有效。如果真抽到前籤面臨入伍的那一刻他可以做出最後決定——儘快通知霍姆斯。
整個11月是緊張的倒記時。良心的不安明顯減少甚至消失。塔爾伯特——自稱“我的瘸腿……能讓我逃脫湄公河三角洲卻無法讓我避開牛津的牆網球和運動潮——還記得1969年感恩節期間克林頓和阿勒焦慮不安心事重重的樣子，兩個朋友在廚房裡給待烤的火雞塗香料油，一隻要塗三四個小時，因為那些關於愛國主義、公民責任和戰爭的話題總也說不完。
幾天之後，阿肯色溫泉城的鹹廉·傑弗遜·克林頓生日那天，在選徵制抽籤中抽了個第311號——離可能被徵的號差一百多位。第二天上午他歡天喜地地給那魯法學院發出一封下學期的申請信。12月3日，幾易其稿後，他給弗那特維爾的尤金·霍姆斯發出一封解釋信。12月4日，弗蘭克·阿勒因逃避兵役受到斯波坎聯邦大陪審團的起訴。
在室友們的記憶裡，阿勒勇敢地承受了這個消息。但萊克福德路沒有再舉辦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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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比爾·克林頓以及和他情況相同的人都沒少給自己家鄉的徵兵局和政府官員寫信。有的還是寫給遠在他鄉但又對當地政壇很有影響的人物，事情的成敗要看他們是否認真努力給辦。“像這樣的信往往都是經過仔細推敲用心寫就的，比他們在牛津做的任何事都認真”，一個見證人說。“如果細加觀察，會發現這些信寫得都很真誠，有些還是憤世嫉俗的”，另一位讀到過這類信件的人說。那些將來肯定要走上仕途或經營之道的人——對他們來說，冒失和不守規矩是不受鼓勵的——對徵兵問題所發的議論，不管是工於心計還是想出風頭，多少流露出一些他們的真實想法。“說到底”，戴維·愛德華茲說，“那算是我們第一次對是非的判斷。”克林頓致尤金·霍姆斯的信正是這種情況——字裡行間，有時非常明顯地暴露出他的為人以及今後將會成為怎樣一種政治家。
他一開始先向慈父般的上校“道歉”，“我當然記得向你允諾過的每月至少和你聯繫一次，從現在開始你肯定會看到我履行諾言的，而我必須在這第一封信上多花些工夫。”
“回到英國後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考慮寫這封信”，他要感謝霍姆斯“不僅為了在徵兵問題給予的幫助，而且更為了那年夏天對我的關懷和友善”，這一點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他對這位參加過菲律賓戰役的老兵說，“你對我們共同信奉的原則所抱的堅定信心，不但使我有很大的認同感，而且也使我對你個人產生極大的尊重。”
他自豪地向弗那特維爾的霍姆斯提及，他曾為富布賴特參議員工作過。但有一點他在那年夏天去上校家登門拜訪時沒有說過，“我做那些工作是為了取得經驗和錢，但也是為了能有機會，雖然不多，為抵制那場我所反對的戰爭做一點事，我有一種自責，因為我強烈地感到我是由於美國的種族主義歧視而獲緩徵的”，他對霍姆斯說，“我並沒有把這當兒戲，而是認真考慮才有那種感覺的，當時並不是有很多人像我那樣瞭解越南的情況。”和歐美包括亞洲的越南問題專家比起來，他說這話無疑是不知大高地厚，同是這個人，23年後對曾經自詡很瞭解的問題卻表現出驚人的無知。
如果說1969年他能給一個他認為並未受過什麼教育的軍人留下些好印象的話，那也提示出當時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克林頓式的虛張聲勢，這種靠耍小聰明或能說會道造成假象也許會在一時一地打動某些缺乏自信的人，但它也掩蓋了一種淺薄，一種地方性的狹隘的自以為是，一種對看到。
感到但卻未必真正理解的東西的一知半解。
他接著坦白曾“為反戰寫過文章、發表過口頭聲明、參加過遊行示威”。這使霍姆斯意識到，當初見面時他們的“尊敬也許並非是相互的”。也就是說到1968年春以前，他對當兵一直是持“拒斥態度”的，克林頓還提到他在喬治敦時做的一篇學期論文，討論的就是“拒服兵役”的問題。但是，對1968年3月溫泉城的徵兵令以及雷蒙德·克林頓在地方上各界進行的頻繁活動卻隻字未提。
“從工作實踐中我認識到，徵兵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沒有任何一個以代議制民主為基礎的政府有讓其公民為他們所反對的戰爭流血犧牲的權力，因為這場戰爭可能是錯誤的，不管怎麼說，這場戰爭並沒有馬上給國家帶來和平和自由。”所以，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徵兵倒是合理的，“因為人民的生活從總體來講處於危險當中。”但“越戰不是這種情況”，1950年至1953年間的朝鮮戰爭也不是，“當時採取的軍事行動是適當的，但徵兵不是”。
克林頓告訴上校，他對那些拒絕“為他們的國家（某屆政府採取的特別政策）的處置不當而去流血犧牲”的人們懷有“極大的同情”。他說他在牛津的兩位年輕朋友就是拒服兵役的人，他曾為其中的一個給密西西比徵兵局寫過一封辯白的信，“那封信是我在牛津期間寫過的文字裡最值得我自豪的。”他還告訴霍姆斯，“我的室友之一就是位抵制兵役者……現在可能正被起訴……也許再也不能回家了。”沒有點名，但他說的是弗蘭克·阿勒。“他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勇敢最優秀的人。他若被判有罪實在是說不過去。”
下面的話活畫出克林頓自己在做不做抵制者問題上的兩難心境。“我決定違心接受徵兵令的原因是：在這個體制中保住我的政治前途。”接著他描繪了自己準備過怎樣一種在政治能力和推動社會快速發展兩方面都很有特色的政治生活。“那是一種我認為值得追求的人生”。這時，年輕氣盛的比爾·克林頓又加上一句帶有諷刺意味的大話：“儘管危險和不足在這些年裡一直存在，但我不認為我們的政府體制就該被定義為腐敗。”（社會上也許有腐敗，但那不是一回事，如果是那樣，我們早就完蛋了。）“當接到徵兵令時，我為將要去參加一場我反對的戰爭而心情煩亂，”他接著向霍姆斯解釋，但仍不提在那段“心情煩亂”的日子裡進行的密謀策劃。他去費那特維爾登門拜訪霍姆斯是其中關鍵的一步。“預備役是留給我的一條出路，是一種可能性，讓我既能避開越戰又能免做抵制者”，他寫道。又一次忽略了基本事實——通過改1-A級為1-D級拖過夏秋兩季直到抽籤兵役制實行，預備役當然是一條出路，它既可以避開令人厭懼的威脅生命的戰場，同時也可使他免擔可能毀其政治生命的壞名聲。
要麼回牛津繼續學業要麼加入預備役“讓前功盡棄”。
“我回到了這裡”，他在12月寄自牛津的這封信中說，“我只能選擇阿肯色法學院，因為我別無選擇。”他也許會“拿出一年時間到某個小學院裡教書”，或為“某個社區行動計劃”工作，然後再決定是進法學院還是進研究生院，那時再考慮“怎麼把已經學到的東西忘掉。”而信寫到此還是沒觸及那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幾個月沒給霍姆斯寫信，為什麼根本沒有像商定的那樣向阿肯色大學提出申請，為什麼要回英國等候時機以及為什麼在最後一刻致信溫泉城徵兵局改變緩徵去抽籤。
克林頓在寫給上校的信中說，他8月簽了那份申請加入預備役的文件後，立刻就對自己的無原則“產生了疑問”。
他承認對預備役軍團並沒有什麼興趣，只是為了免受“肉體上的傷害”，“而且我開始感到我是在欺騙你”，他在信中說，“不是用謊話，因為我並沒有撒謊，而是沒有把我現在講的這些都告訴你。我懷疑自己當時的言談舉止己把內心活動透露出來。”這些可以說是與那年八九月間曾向裡克·斯特恩斯和斯特羅·塔爾伯特表達的憂慮心情類似的思想活動，從回英國“等機會”到參加抽籤前沒告訴霍姆斯取消預備役申請，他從這一過程中已看出自己“道義上的脆弱”。
“當時，在你我達成協議，你把我的應徵等級1-D送達徵兵局之後”，克林頓回憶道，“失去自尊和自信的我確實痛苦至極。有一週的時間我吃不香睡不穩，只好拼命讀書，直至不知不覺地睡去。”
這種週期性發生危機的模式是他以前經歷的磨難的重演，不過是那些反戰運動參與者和他的牛津同事——也許除了經常被他的遠方來信或電話所擾的斯特恩斯和塔爾伯特——在1969年的夏末秋初之前沒人向比爾·克林頓點破罷了。
他也向霍姆斯說起那封徹夜不眠寫出來但一直帶在身上沒向徵兵局發出的信。“我沒發信，因為我看不出即使上了前線，除了滿足自我懲罰的慾望和得到咎由自取的下場外又能有什麼呢”，他寫道。“所以我回了英國，看看我這個羅茲學者在第二年還能做些什麼。”還是沒提尼克松9月20日宣佈免除在校研究生兵役後參加抽籤的事。
在結束這封信12月3日的長信時他說，把這一切都告訴霍姆斯是“因為你一向對我那麼好，有權瞭解我的所思所感”。他最後還想讓他曾充分表達出來的，而且也確實使這位阿肯色指揮官高興的，對軍中老前輩的敬仰之情起一點兒作用：“我寫這封信是希望我講的故事能讓你切實感覺到，有多少優秀的人們發現他們自己仍深愛著他們的國家而不是某一次令人厭惡的軍事行動，對這個國家，你和其他一些好人貢獻了你們的歲月和時光，盡了你們最大限度的義務。而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什麼是盡義務什麼是幫倒忙已不再是一清二楚的事，或許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結局往往是不得人心的。”
像當時許多類似的表態一樣，話是深深打動了不同時代、不同知識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但像所有表面文章一樣，最終將被證明是毫無意義的。儘管當時當地他還羞於承認，這麼多年過去後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確實逃脫了他所耍花招會帶來的最糟的後果，但他本人及他的總統之路仍將為他致霍姆斯信中暴露的傷口付出代價。
他用一個俗套的、近乎冷漠的段落作結束，把他是不是婉拒預備役和不再去阿肯色法學院這個關鍵問題懸在霧裡：“原諒這封信寫得這麼長。要說的話還大多。還有許多未盡之言。好在來日方長。請代問瓊斯上校好。聖誕快樂。真誠的，比爾·克林頓。”
霍姆斯氣憤地撤銷了克林頓預備役的錄用程序。他沒有及時給這個遠在英國的阿肯色年輕人回信，但他在多年後還能根據記憶對新聞界談他當時的感受。“比爾·克林頓能夠操縱他本人並未參與其中的事情”，這位退休的上校對記者說。“從道理上講他應該加入預備役軍團。他做出了保證然後又食言。”
1992年9月，年老多病的尤金·霍姆斯，雖然在總統競選中是個無足輕重的人，但他顯然是不投比爾·克林頓的票的，經過宣誓作證對此事做了“最後的說明”，他描述了兩人在費那特維爾兩個小時的談話內容以及作為預備役下屬單位和溫泉城徵兵局所受的“壓力”，指出克林頓“有意欺騙我，以加入預備役為幌子……騙取軍方信任……既遮掩他在海外進行的反軍方行為，同時也拿虛假的從軍意圖大做文章。”到現在為止，上校已不是對黨派之爭和曲解的歷史有所醒悟的唯一的一個。“真奇怪，當弗吉尼亞被問及她兒子曾申請阿肯色大學法學院和加入預備役的事時還有些摸不著頭腦。“當他從牛津回來準備去耶魯時我真有點兒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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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越症緩解之後克林頓在牛津輕鬆地過了一個學年。
用12月至次年1月的假期，他短暫訪問了莫斯科，這次學生訪問後來被共和黨競選對手大加利用。在牛津的一個陰雨天，他和裡克·斯特恩斯一起談詩，克林頓提議去探尋威爾士詩人迪倫·托馬斯的出生地，他們在一個雨天出發，連搭車帶步行，用了幾天時間做了一次穿越威爾士的旅行。
1970年春，他和斯特恩斯乘公共汽車遊覽了西班牙，讀著導遊圖，親自踏勘了西班牙內戰的戰場，斯特恩斯說，這次經歷使他們的觀點“大大改觀”。“我們兩人都感悟到除了簡單的對與錯之外還有許多更復雜的東西”，斯特恩斯指的顯然是佛朗哥對共和國的法西斯統治。對克林頓來說，他的這位旅伴是牛津朋友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一個，裡克·斯特恩兩年後的一筆贊助金使其成為民主黨人喬治·麥戈文的總統競選班子的權威和當地很有利用價值的政治顯貴。
大家對克林頓在牛津的兩年裡留下過各種各樣的記憶，但唯獨不大記得他在知識探求方面取得過什麼成績。
“我讀了差不多300本書”，他曾說過，但這只是數量概念，與對思想內容的領會尤關。值得注意的是，像在華盛頓時一樣，英國人也把他當作一個正在自我訓練中的政治家看待，因為“他的言談舉止完全是政治家化的”，在爭論中，將新的觀點分析集中，“總能得出……所謂適中的結論”，他的牛津朋友彼得·海斯說。注意到比爾·克林頓在大學學院的餐廳飯桌上神侃不休的效果，道格拉斯·埃肯利認為他對英國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恐怕是那裡最受歡迎的美國學生了”。但凡事都有兩面，也有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這種廣泛的交際的，“這其實更像是‘買哄人心’”一位記者引用同是阿肯色人，後來成為對手的克利夫·傑克遜的話。“克林頓和他同時在英國的那幫人中有不少是粗俗之輩，他們自私自利，讓你膩煩”，這就是傑克遜和其他人的結論。
“我們那時經受的內心痛苦簡直不堪回首”，提到在牛津度過的那幾個月的徵兵期時克林頓仍心有餘悸。他1970年離開牛津，沒有學位，去了耶魯。作為流亡者，弗蘭克·阿勒仍滯留歐洲，“忍受了幾乎把我吞噬掉的孤獨”，這是別人引述他的原話。他在：1970年10月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可不想變成一個老掉牙的老頭，唸叨著已無人記得的褪了色的理想。”到底誰是那個“拒服兵役”的羅茲學者？
他在這之後的一封信中嘲弄地問道，他指的是大家都很瞭解的那位相對來說在各方面更有適應能力的室友。“我不敢肯定”，回信者也用阿勒那種揣測中又帶嘲諷的語氣回答。“你說的那個牛津的傢伙難道就是後來的克林頓州長嗎？”
阿勒最終還是回了美國，好笑的是，就在他體檢不合格的那天也撤銷了他逃避兵役的罪名。他和克林頓在加州舉行的萊克福德路室友聚會中有一次簡單的晤面。但它帶來的心靈折磨恐怕要多於重逢的喜悅。1971年9月回到斯波坎，就在他與比爾·克林頓熱烈地交換關於義務和命運的看法兩年後，弗蘭克，阿勒靜悄悄地借了朋友公寓的鑰匙，那裡有一顆即將穿過他腦袋的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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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克林頓與情報部門的聯繫早在牛津的時候就開始了”，一位接觸過那些已毀檔案的政府官員說。關於這一點有很多各種不同的尖銳看法。未來的總統在英國的最後幾個月確實顯得有幾分神秘，有些難以解釋的前後矛盾之處——儘管肯定和否定這兩個極端在某件事是否確定發生過這一點上都含糊其詞。
除了徵兵問題，整個牛津歲月還有在1992年競選時引發爭議的問題。共和黨人翻查了護照資料，想調查弗吉尼亞可疑的旅行，結果沒有找到對克林頓不利的證據。喬治·布什本人在10月裡曾要求民主黨候選人發表一次全國性講話，告訴他的選民“在外國土地上他參加過多少次反對自己國家的示威遊行”，想以此給克林頓1969至1970年間的莫斯科之行和他在反戰集會中所起的作用扣上令他身敗名裂的不愛國的罪名。
60年代，中央情報局搞的臭名昭著的“混亂行動”也是眾矢之的，這中間一直有國內外反戰活動中不名譽的外來勢力的操縱，這指的就是在美國學生中招募告密者和煽動者。“把那些學生後面的共產黨經費和組織者給我揪出來”，林登·約翰遜在他與他的國家安全顧問週三共進午餐時下過這樣的命令。中情局依令而行，通過國內外非法設立的情報網以及歐洲的分支機構把命令傳達下去——特別是那些有大量美國學生的國家，比如說英國以及拒服兵役者聚集的瑞典等國家——主要是僱用美國學生滲透進海外反戰運動，實際上就是當特務。
至少有兩位情報站負責人和副手承認，他們確實接到過這類命令和指示。對年輕的告密者提供的誘餌除了現金支付報酬，地方徵兵局的照顧，甚至將來就業等更廣泛的全面協助等等。“如果需要我們還可以提供一些經費和食宿方面的方便（這要看有關部門是否合作）”，一位前中情局官員說。“大部分情況下，情報官要告訴這些年輕人，他們提供的服務將在今後的日子裡作為參考。你應該知道，如果中情局說提供幫助，那一定是在未來的事業方面，功勞和成績是有適當記載的。羅茲和富布賴特獎學金的獲得者都是將來要成為大人物的，他們知道提供服務會帶來的好處。”
中情局的情報站一般都受到這樣的告誡，不得干擾東道國情報部門監視反戰活動。在英國，中情局與英國相應部門達成過協議，不在對方版圖內進行秘密活動，白廳的軍情五處就堅決反對中情局在英國土地上招募美國公民，也不支持在英國大學裡從事諜報活動。根據1967年至1970年間在職的許多中情局官員的回憶，“混亂行動”曾巧為謀劃避開秘密協議，讓駐英美國大使館情報站與牛津劍橋和另外一些大學裡的美國學生聯繫，據一些曾被試探過的人向英國人說，試探遭到“拒絕”，這些人都是反戰的，都認為學生有權做口頭的抗議。“事實上”，中情局一位高級官員回憶，“我們都是回國去找真正能幹的小夥子。可以這麼說，這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交易，可英國佬一直對這種辦法不以為然。”不管怎麼樣，事情真辦起來要嚴格得多，在聯合王國內招募學生告密者有比在那裡做諜報工作還要嚴格的安全措施。“很少有文字的東西留下來，經常銷燬文件，有很多保護措施”，一位官員回憶，“由於英國人的敏感，這些小青年都是被當做高級探員對待的。”
官方經與中情局商定後公佈的關於比爾·克林頓在牛津的情況說明仍讓人聽起來一頭霧水。一位前任情報官說到這位未來將成為美國總統的年輕人時稱他為訓練有素的“難得人才”，他定期“彙報執行任務的情況”，如此說來他恐怕出賣過他那些參與和平運動的美國朋友。同樣，在與麥克索利神父一起訪問瑞典時也出賣過那些抵制兵役的人，再有，1969年底他利用假期訪蘇時是在紅場對面蘇聯旅行社的民族飯店下榻的，房費想必是有人替他支付的——喬治·布什若有類似旅行肯定會被描繪成顛覆行動。一個來自溫泉城的窮學生能住民族飯店，這在阿肯色人聽來也難以置信。小石城一位專欄作家在得知此事後發表評論說，“就是在家鄉小鎮上食宿條件最好的飯店開房間也是一種奢侈的消費。”在蘇期間他與另外兩個美國人不期而遇，一個是弗吉尼亞州的承包商查爾斯·丹尼爾斯，另一個是請求蘇聯方面幫助他尋找在北越失蹤的兒子的農民亨利·福斯。
克林頓是被安排在一般用來接待顯要客人的房間，看不出他有什麼明確的來訪目的和意圖。他只是到處逛逛，但總是又累又餓的樣子”，阿肯色的記者梅雷迪斯·奧克利引另一位當時也在莫斯科的學生的話說。
另一位退休的中情局官員記得他在蘭利總部的“混亂行動”的檔案中看到過比爾·克林頓的名字——70年代中一次不公開的國會調查銷燬了一部分檔案——用阿肯色代理克林頓案件的律師的話說，以前的告密者通過苦心經營已進入重要的政治班子。“他在那裡是有案可查的”，那位前官員說，“並且擔負著特殊的使命。”另有來自中情局人員的消息說，“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明白嗎？即使抽籤抽到前號，即使預備役軍團的事因這樣那樣的原因告吹”，這位透露消息的人如是說，克林頓成為密探後已在徵兵問題上有恃無恐，“因為中情局在必要時可以讓他獲得緩役，這毫無問題。”
差不多25年後，有好幾位中情局人士都承認，60年代未在英國大學裡的美國人中有幾個被髮展的告密者，現在即使沒有進入最高層也已爬到相當高的地位。“讓我們這樣說吧，今天美國政府中的高層人物是從做反戰運動的告密者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的”，一位對克林頓本人的作用有所懷疑的前官員這樣說。“克林頓屬於有正式聯繫人的告密者而不是偶一為之的人”，另一位前任辦案官員說。“我不能也永遠不會告訴你那些人的姓名，但我肯定說出來你肯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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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1970年返回美國時，他是怎樣的人以及將會成為怎樣的人也就更清楚了，關於生活和事業，哪些屬添油加醋哪些是欲蓋彌彰也就一目瞭然了。
事後看來，關於越南問題的各種意見，唯獨他的那些最沒有意義，無論是從對外政策上說還是從決策上說或是從歷史上說。他只給人們留下一個不著邊際的虛象——文雅、有人緣，樂於取悅別人，聰明而不極端，博聞強記但不譁眾取寵或激怒別人，很能與環境協調一致。他後來的對手們並不抨擊他，多是抱怨他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夠，很少有人指責年輕的比爾·克林頓是“激進派”。
在徵兵問題上，克林頓確實經受了內心的折磨。1968年與他同去牛津的羅茲學者中，如果不能說是絕大部分的話，很多都享受了不同程度的特權，很多地方的美國學生迫於政治壓力都做過相互傷害的事，無非是為了躲避那場戰爭。華盛頓幾個共和黨對手，如得克薩斯的菲爾·格拉姆參議員，白宮發言人紐特·金裡奇，在那個時代都做過逃避兵役的事，正如後來的記者說的，“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道義上的歉疚或良心上的自責”，對戰爭的正確理解就更談不上了。
克林頓以及他周圍的那些人的確是懷疑那場戰爭的，所以也就懷疑他們可能做出的犧牲是否值得，但是，他們對造成那場戰爭的，以及他們在戰後所要繼承的美國卻沒有絲毫的·懷疑。“激進化意味著要樹立一種堅定的信仰，即社會結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像越戰這樣的現象就是一種徵兆”，60年代一位歷史學家和批評家約瑟夫·康林寫道。對成千上萬的人，包括在東南亞服役的人來說，戰爭決不是什麼不干涉政策，它還告訴我們：兩大黨的政治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是怎樣的狹隘和無知，那些中飽私囊的鉅額利潤是怎樣流動的，政府與政策之間，體制和文化上的裂痕是如何形成的。但是，越南問題並沒有把克林頓以及他周圍同樣有事業心的年輕人，即成為他後來工作班子成員的人激進化，更沒有使他們對本世紀末將要面對的是什麼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1970年春的入侵柬埔寨激發了又一次反戰高潮，使尼克松政府陷入停頓狀態。然而，轉過年來，徵兵明顯減少。
美國軍隊戰鬥死亡人數從每週200人降至35人，這一切都與反戰呼聲增高有關。但託德·吉特林卻認為“徵兵局權限的衰退與反戰活動關係不大”。不管因果關係如何，削減的預算不允許尼克松政府再進行4年的血腥戰爭，死亡的美國人又成倍增長，典型的“越南式”大轟炸已在亞洲造成近百萬的傷亡。
如果說當時克林頓在道義和事業上留下深深的創傷還是看不見的，但它們會在後來的血雨腥風中復發。在牛津的飯廳，在萊克福德路，在倫敦各種各樣的集會上他說了許多，在致霍姆斯上校的信中嚴肅地討論問題，賣弄對某個問題的獨特認識，但作為七八十年代初露頭角的政治家出現的比爾·克林頓卻再沒有就那些困擾他青春歲月的深刻的。
決定性的關於戰爭和平以及政治責任等重大問題表態，儘管他並不乏深入探討它們的公開場合，包括阿肯色的競選集會和全國性的論壇。
一旦徵兵危機過去，一切就好像根本沒發生過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