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帕克裡奇——“她不得不遷就他”
從某種意義上說，多蘿西·豪厄爾和休·羅德姆是美國的犧牲品，更是大蕭條的受害者，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弗吉尼亞·卡西迪和比爾·布萊思沒什麼區別。
多蘿西·豪厄爾既可以說是有著法國血統的威爾士-蘇格蘭後裔，也可以說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1919年她出生在芝加哥南的藍領階層居住區。父親是消防隊員，母親有一半加拿大血統，幾乎一字不識。後來，隨當時的移民潮，舉家來到加州南部。在洛杉磯盆地的陽光下，多蘿西在有苦有樂的希望中成長。在阿拉姆布拉的高中，她是獎學金的獲得者，一位令人羨慕的運動健將和學生活動的積極組織者。一畢業她就離開了西海岸，像有人說的，她從不“傷感”地回顧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苦難。聰明漂亮、帶著迷人的微笑和堅定的獨立精神，1937年，18歲的多蘿西又回到了芝加哥，在哥倫比亞花邊公司當秘書，就是那個時候，她遇到了一位名叫休·羅德姆的聰明、嚴肅、又有些悶悶不樂的年輕窗簾推銷員。
他比她大7歲，在一個嚴厲而又貧窮的英國工人家庭長大，父親3歲時就隨全家從英國北部的諾森伯蘭郡的窮鄉僻壤遷居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他父親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到斯克拉頓花邊公司打工，後來，他跟一位同樣來自英國的移民結了婚，新娘是一位十幾歲時就在血汗工廠工作的紡紗工，整個家庭籠罩著英國福音派教徒的墨守陳規和當時令人窒息的共和主義氣氛。休是家裡3個兒子中的一個，又和父親同名，他想靠橄欖球比賽獲得獎學金去賓州主修體育。大蕭條時期，他不得不輟學也到花邊公司工作，正如一篇文章所提到的，移民的第二代只好“靠撿破爛兒攢零花錢”，不久，他就離家到賓州環境惡劣的煤窯裡做工，有時也跑到紐約去找工作。後來，在芝加哥他終於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而且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白領階層推銷員。
他曾與斯克拉頓公司的一個女子訂婚，後來又告吹了。不久，他就注意到在辦公室裡總是面帶微笑的多蘿西·豪厄爾。他們相戀了五年，朋友們都說：“他們很浪漫”。休在將近而立之年時，就顯出那種節儉而又嚴厲的丈夫和父親的本色。多蘿西非常沮喪，雖處在大蕭條時期和戰爭年代，也享受過一段短暫的相對獨立的生活，可是後來，婚姻把她所渴望的平等和機會都無情地碾碎了，一位傳記作者寫道：她驕傲、有雄心，但卻與一位“不理想先生”相愛。珍珠港事件發生時她只是個打工妹，既惦記著羅德姆又想再上兩天學。
炮聲打破了她的上學夢，最後，1942年，他們結婚了。
二戰期間，休·羅德姆已拿到了體育學位，在海軍的“吉思·騰尼計劃”中負責新兵管理，那是一項以前重量級拳擊冠軍命名的心理調節和自衛術的訓練計劃。在海軍駐地，像羅德姆這樣的教官都應該是嚴厲、苛刻、而又冷漠的——不動感情，滿臉嚴肅，很少表揚人，很難接近，哪怕最微小的錯誤也不放過，他們相信這樣才能使士兵變得強壯勇敢，這正是國門外戰爭迫近的嚴酷氛圍所要求的。
1945年過後，羅德姆一家像戰後所有人一樣滿懷希望，期盼多年的戰亂之後能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埃萊尼·泰勒曾這樣描寫這萬眾焦心的情況，“他們渴望在一個安全的國家裡得到穩定的工作、住房和婚姻。”就像旅行推銷商比爾·布萊思當年夢想享有經營汽車零件的特許權一樣，休·羅德姆也準備做自己的服裝生意。他開始向旅館、大公司、航運公司等大宗買主推銷成衣。購買、裁剪、縫紉，他都親自動手，甚至還幫顧客裝窗簾。一般他只僱一個員工——像對待一位懶散的海軍新兵那樣嚴格要求，而且常常是暴跳如雷，雖然他也竭力掩飾。一位同行說：“他很少幫助人，但是他的行為舉止中有一種很好的幽默感——人們都不是隻以表面來看待他。”
從海軍退役後，他和多蘿西在芝加哥住了一陣子，那是一座只有一間臥室的小公寓，離比爾·布萊思的住處只有幾英里。1947年1月，多蘿西生了個8．5磅重的女孩，她說“這個溫順可愛的小傢伙是一個發育很好的新生兒。”多蘿西一反常規，給孩子取名“希拉里”，在她看來，這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不同凡響的”姓氏。
三年後，境況改善，休帶全家搬離市區，在許多人看來這是走下坡路，因為他們來到芝加哥西北郊的一個安靜的地方，那裡樹木叢生，有著一個時髦的名字：帕克裡奇。為應付潮水般湧來的移民，在本來是採石場的地方蓋起了木結構的、形狀各異的房屋。隨著芝加哥和西北鐵路的貫通，古老小鎮為交通發達的郊區所取代，順應地名稱也由布里克頓改為帕克裡奇。在整潔的小鎮中心，小店鋪和漂亮堅固的公共建築鱗次櫛比，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種獎賞，美國的生活方式就應該是這樣，一位居民說：我們不用服裝道具就可以成為費蘭克·卡普拉影片裡的人物”，另一位當地居民說，“帕克裡奇就是電影裡的天堂。”
五六十年代，希拉里就是在這裡長大，街上的孩子們不是戰後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就是從外地湧人的，希拉里家周圍就有很多這樣的居民。就在她家搬遷後的10年中，芝加哥人口增加了20％，郊區更是人滿為患，帕克裡奇的人口幾乎增長了3倍，已接近40萬。
帕克裡奇離芝加哥鬧市區只有12英里，但它與整座城市，甚至與芝加哥東那些繁華地帶是隔絕的。帕克裡奇屬於大都市的邊緣，在它西南幾英里外就是玉米地和蘋果園，後來又建成世界上最繁忙的奧黑爾機場。意大利人、波蘭人、墨西哥人、阿巴拉契移民、猶太人都各有自己的社區。
和其他郊區一樣，帕克裡奇也有隱秘和森嚴的階級和種族壁壘。更準確地說，這裡也跟全國其它地方一樣，富有的白人新教徒是與受歧視的少數民族相隔離的，這與你有多少不動產、收入的高低、經濟特權的大小無關。
大體上講，這裡的居民多屬受過教育的中上層，在他們中間，休·羅德姆雖然有著賺錢的窗飾生意，數年後也購置了嶄新卡迪拉克轎車，但他仍是沒有社會地位的人。用他女兒的話說，除了他的縫紉機和窗飾生意，他並不與那些“律師、醫生和印第安人首領”來往，20多年後，她對記者說：“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還有職業婦女這一說。”在日常生活中，多蘿西，羅德姆覺得自己欠缺學歷和知識背景，朱迪思·沃納寫道：“她對自己如此缺乏自信，以致於很少說話，或只是做他丈夫堅定聲音的一個忠實聽眾。”通常帕克裡奇的母親們都待在家裡做家務，照顧孩子，一位歷史學者寫道：“在30年代和戰爭時期，獨立婦女受到尊重，而現在她們卻被看成是一群神經質的怪物。”
希拉里·羅德姆的兒時夥伴，謝麗·黑登回憶說：“那是個清一色的白人區，我記得到高年級時整個學校才一個黑人孩子。”他們都經常到磚砌的有尖頂和彩色玻璃的教堂去參加主日學校的活動，長大後他們才意識到彼此是如此相像。有人說：“我上大學後才感覺到那裡的每個人都像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這對我觸動很大。”只有在合併的高中裡——那裡的學生來自鄰近和其它地區，許多人才第一次接觸到天主教徒、猶太人和來自藍領家庭的孩子們。
帕克裡奇的政治一直跟隨社會和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大家都以芝加哥傳奇性的保守派人士、報業和廣播業大亨羅伯特·R．麥科馬克上校的意見為自己的意見。一個政治分析家小組描述道：“這是一個白領地區，在這裡《芝加哥論壇報》是精神食糧，孩子們是在對市政當局的‘民主’的恐懼和蔑視中成長的。”在一個因保守而出色的郊區，帕克裡奇以其獨特的教條主義和嚴酷，與芝加哥湖北岸的幾個更富裕但政治觀點卻備異的郊區形成鮮明對比，這裡嚴格禁酒，只能去偏僻的小鎮才能買到。在地方、州和全國選舉中，帕克裡奇代表都是些以極右色彩聞名的《論壇報》共和派人物。
作為一個保守的群體，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來自窮苦人家的拔尖人物都格外嫉妒，50年代，這個美麗社區都是極右分子、搞陰謀的約翰·伯奇社（約翰·伯奇仕l958年12月9日由波士頓人韋爾奇創建，以反對共產主義，提倡極端保守主義為宗旨。另有一說稱約翰·伯奇系美國空軍，1945年在中國淪陷區蘇州附近為游擊隊所殺，所以，美國的極端反共組織遂以他的名字命名。——譯註）的發源地。他們猛烈抨擊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說他不是社會主義代理人，就是“共黨工具”，他們把民主黨看成徹頭徹尾的叛國者。在帕克裡奇，保守派的勢力如此根深蒂固以致50年代以來右翼共和黨一直佔據該區的國會議員席位。哈羅德·科利爾，一家火柴公司前任人事經理和麥科馬克上校手下的一個庸才，竟連任六屆，直到1966年才由州下議院政客和謙恭的理論家亨利·海德接任，繼任者又連任十幾屆，直到90年代捲入一樁銀行醜聞——，他以“郊區利益的捍衛者”著稱，也是國會山上老大黨（共和黨）右翼“最得力的干將”。
在芝加哥周圍與世隔絕的地區——就像阿肯色轄區其他地方一樣——家庭內外都被虛偽和陰謀包圍著，父母兒童都按照廣告和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流行形象進行自我塑造，這與大蕭條和戰後對穩定和安全的渴求形成巨大合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正是那時深刻的政治現實。在許多方面，與冷戰逆流和對外妥協相呼應的是，保守的男校家長制和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意識形態都非常害怕來自內部的反抗，這逐漸成為對付反叛的國家政策——通常是採取又打又拉的手段，正像阿肯色民諺中告誡要遵循當地社會秩序一樣，在帕克裡奇，正統觀念正就大家共享戰後新的富裕和穩定達成心照不宣的共識——這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持不同政見者和一味反抗的人少了，關於階級和財富的舊的基本劃分似乎已經消失，美國的社會制度在國內外都表現出它的優越性。歷史學者埃萊尼·泰勒·梅談到郊區戰後的混亂生活時說：“國內遏止政策是一種強大的政治文化扶持起來的，這種文化獎勵追隨者，放逐反叛者”。
在這樣的市郊區，自50年代以來也確實出現過危險信號——一種散佈不滿和虛無的文學正在滋生並影響人們，精神病科醫生增加六倍而精神病患者的增加則難以數計，在青年中，社會學家託德·吉特林所謂的“代溝正在形成”。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在帕克裡奇及其他地方，緊閉著的門後，尤其是兒童和婦女開始學會去適應、去忍受——對他們的惡劣處境，甚至用精神勝利法來自我安慰，顯然他們很少想去改變深層的生活方式，或者去探究他們的失望和幻火與更大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緊密聯繫。
美國最有權勢的第一夫人就是從這種磨鍊和禁錮中過來的——這一過程不免有些痛苦——那也正是一位未來總統當年走出風景如畫的霍普和溫泉城時所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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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姆一家住在一座建於戰前的喬治王朝時期風格的二層樓裡，這裡很幽靜，地處埃姆和維斯納的一角。很快希拉里就有了兩個弟弟休·朱尼爾和託尼，因為是唯一的女兒，她有自己的鋪有光滑木地板的臥室，還有一個陽台，從那裡可以望見四鄰。就是在這裡，她長成一個聰慧、果敢。
學有所成的女孩，她出自那樣一種人文環境，今天看來似乎有些難以置信。
她母親回憶當時責備她不敢面對鄰居家的壞孩子時說：“我們家沒有懦夫，你必須勇敢面對他，下次他再打你，你就還擊。”羅德姆家的這個小女孩遵照家訓，確實這樣做了，並以自己的拳頭贏得了男孩子們的接受，因有機會與鄰居的男孩一起玩而令別的女孩羨慕不已，多蘿西不無驕傲他說：“男孩子們對希拉里很好，她只是指揮他們，他們也樂意這樣。”希拉里也打乒乓球，學音樂和跳芭蕾，組織鄰里的“運動會”和其它活動，並和她的兩個運動員弟弟比賽，有時也用她維妙維肖的模仿本領逗得大家開心，這一點也被她帶人後來的政治生涯中。在尤金·菲爾德小學和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初中，她都“一直是老師的寵兒”，放學後，她虔誠地參加女童子軍，並且贏得了一條綴滿“獎章和閃亮別針的緩帶”。瑪莎·謝里爾說：“很有趣，她走路從不低頭。”星期天她又去衛理公會第一聯合教堂。儘管有人說她“在接連不斷的公共慈善事務中疲於奔命”，可是小希拉里·羅德姆看上去似乎“喜歡這一切”。在帕克裡奇，兒童就應該這樣成長。
她對隨後的兒童時代的反應就不再是公開神話的一部分了，朱迪絲·沃納寫道，在維斯納236號的那座房子裡，多蘿西·羅德姆成了鎮上的傳統“家庭婦女”和孩子們的“司機”，她自己說：“我所有時間都在開車。”“媽媽是鼓勵者和幫助者，父親帶來一些外面的消息”，做女兒的後來就是這樣平和地描述家裡的這種“傳統的父母分工”。可是，外面的“消息”常常是嚴酷的，慈愛的母親並不能幫助她的孩子們去對待作家尤羅琳·薩斯曼稱作的“他們生活中的一個時隱時現的存在”——一貫專斷嚴厲的休·羅德姆。休·朱尼爾在他父親去世後說：“一家人融洽無間，但並非人們想象的那樣，我父親是專愛較勁的那種人，從裡到外都是這樣。”
在希拉里成為名人以後，關於這個男人的許多回憶以及他的作用的各種說法也就多了起來——但在政治和個人決斷上的過度渲染顯失公允。但是，基本事實是沒有錯的。
諾曼·金總結說：“休·羅德姆是個鐵腕人物，難以接近，喜歡發號施令，雖然今天專制已不再盛行，休那時卻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父親和他的孩子們一起度過的時光的確很美好，只是他改不了自己的教官習氣，他幹什麼別人就得幹什麼，別人對他的遵循似乎就是他價值的體現。馬莎·謝里爾說，有一年春天，全家去當地公園玩，自始至終就站在那裡看別人“投球、投球、再投球”，直到希拉里看會了投出帶旋轉的球。”後來她成為一個優秀的游擊手和擊球員，她的棒球技術已相當高超，和鄰居家那些不太懂的小球迷已不可同日而語，她的父親就是這樣教他們的。一位兒時夥伴說：“她知道童子軍的每件事、每個人，並以此為榮。”
她的朋友們都還記得，休·羅德姆以同樣的方式培養女兒對股票價格的敏感，要求她仔細研究《論壇報》上的股票行情，以便進行“正確的投資”，有時鼓勵她，有時則以他一貫的嚴厲態度責罵她，一切都看她是否“成功”！有人回憶道：“在他們那個小遊戲中，賠錢會受到懲罰，她對這一行裡的竅門學得很快。”另一個人則說：“對羅德姆先生來說，賺錢太重要了，這是他竭力向女兒灌輸的觀念之一，如果你賺不到錢，不管你再怎麼能幹你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希拉里曾用置身事外的很客觀的語氣稱父親為“現實支票先生”，她說：“有一次我走到父親跟前說：‘爸，我很需要一雙新鞋，我的鞋上有好幾個洞了。’他會說：‘你做完了該做的家務了嗎？你做這個了嗎？你做那個了嗎？’”他經常提醒全家人他們現在條件有多麼幸運和值得珍惜，而他的父輩們在大蕭條時期又是如何如何艱難，有一次，他將孩子們帶到賓州的一箇舊煤窯，當年他在那裡做過短工，那裡簡直像是恐怖幽靈出沒之地，諾曼·金說“孩子們明白了他的意圖”。託尼·羅德姆動情地回憶道：“我們可能是全鎮上唯一得不到零花錢的孩子了，我們得掃落葉、修草坪、拔草、掃雪，而我們的朋友們那時都去看電影。幹完雜活後，你進門說：‘哦，爸爸，我要二三塊錢’，他會夾一塊土豆放在你的飯盒上，說：‘這就是你的酬勞。’”他怕“寵壞”了孩子們，他的妻子說得更坦率：“他們在家裡吃住不花錢，我們也不能不讓他們幹活就給錢！”
一篇文章裡曾提到，一旦做錯事，他們“偶爾會捱打或被剝奪某種權利”。鄰居和朋友們都把休·朱尼爾看成是他家裡的逆種——“就像一個小潑皮、小雜工”當地校長說一一可是他的姐姐卻是聽話溫順的“優秀孩子”。希拉里曾對馬裡安·伯勒斯說：“我學得很快，很少拂逆父母的意志，他們嚴格要求我要聽從權威，而不只是敬重父母。父親的口頭禪是‘在學校裡做不好，家裡也不會做好的’。”
然而，在休·羅德姆海軍新兵訓練營式的家庭裡，就是順從和成功也未必能受到他一句表揚。當他的驕傲的女兒拿著全A的成績興沖沖回家時，他只是冷淡地說：“你的功課肯定太簡單。”休·朱尼爾回憶說，後來，當她在大學預修課中取得優異成績時，他會說：“這肯定是個小學院。”兒子們參加橄欖球比賽時，羅德姆瞧不起露天座位和那些家長，自己獨自一人帶上一把摺疊椅坐在場邊看球。後來，休·朱尼爾繼續在賓州打球，10回合中有7次過人傳球以40比0獲得冠軍，當他回到維斯納的家中，見父親躺在沙發上，準備聽那習慣了的責罵，“我對你無話可說”，他對孩子說：“除非你把下場球打好。”
幾十年後，全家人和朋友們都試圖更加溫和地評價老休·羅德姆的動機，一個兒子說：“雖然他那樣，可他並不怎麼卑微或圓滑……他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告訴我們：我們還可能做得更好。”希拉里在一次談話中引用她父親的話說：“外面的環境是很嚴酷的，他的鼓勵方式也是情勢所迫。”然而，這種磨礪造成的深刻傷害，無論用怎樣的言辭都是無法掩飾的。親友中很多人都認為休·羅德姆的教子方式，簡直是一種精神虐待，會毀掉兒童，並且帶來負作用——在帕克裡奇，情形確實如此。這與她未來丈夫在霍普和溫泉城時受到的連續的陣發性的血腥虐待有別，前者是更輕的且有些微妙的壓迫行為，羅德姆一家與克林頓一家確實不同，希拉里後來告訴她未來的婆婆說，她家裡“幾乎每5分鐘就有一場危機”。從某種意義上，此話不假，只不過帕克裡奇發生的這種從未間斷的虐待更為平靜，更加隱秘。傳記作家朱迪思·沃納認為，“雖然這樣，可是她的精神堅不可摧。”有人不這麼認為，一位資深觀察家說：“我認為毫無疑問，當時的希拉里精神肯定被擊潰了，問題是在她的位置上她是如何恢復的。”
家裡人和朋友們習慣了羅德姆怪異的冷峻——這對他們固然有害，但也還能接受。同樣是受害者，她母親和弟弟們卻能理性地意識到希拉里身上正發生的一切，認為她與父親的這種關係使她個性更強，並培養了她有名的堅韌果斷和忍耐力。據家裡人說，九歲時她就決心婚後依舊保留少女時的姓名，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她比大多數人更堅定，善於處理事務，適應生存。。可是，這些並不能掩蓋住其中的冷酷和痛苦，得不到愛護的感覺，離家出走的念頭，時而溫順時而尖酸刻薄，時而熱情洋溢時而又冷嘲熱諷，怒火在難以穿透的防護屋裡緊緊地壓抑著卻又熊熊燃燒——所有這些在她日後獨立的卻又善於偽裝的女性形象中都有所見。簡·皮爾斯，自希拉里的童年和少年時起就非常瞭解她，她說：“她喜歡談論思想，問問題。一旦談到她自己，她就閉口不言了。是的，她可能問你問題，但馬上又顯得心不在焉。”另一位目睹這一切的女士也是這樣說的，並且感覺到了希拉里曾受到的傷害。多蘿西·羅德姆誠懇地評價她外向、堅強又能長期忍耐的女兒：“也許這正是她為什麼如此容易被人接納的原因。她不得不遷就他。”
一位觀察家寫道，父母“並沒有區別對待她與她的兄弟們”，然而，舊的教育模式依舊存在，經休·羅德姆的許可，希拉里可做保姆、救生員、文體顧問之類的工作，但不得經營布業，雖然她的兄弟常幹這方面工作，同時，朋友們都還記得，母親經常煞費苦心，有意識地激發女兒成才的慾望，雖然成功的標準總是由男人來確定，多蘿西曾回憶道：“我常像對待成人一樣對希拉里說話。”弗吉尼亞·克林頓也有同樣的記憶。這個在帕克裡奇長大的女孩將成為她母親在阿拉姆布拉、在芝加哥市郊未能成為的那種人——最重要的是，要在充滿競爭，以貌取人，由男性統治的外部世界中爭得一席之地，甚至成為其中的某種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比結婚成家這類點綴更為重要，這也正是她母親沒有完成的願望。多蘿西后來說：“我決心不再讓女兒遭受這樣的痛苦，連心裡話都不敢說出來。不能因為她是個女孩，就要受到某種限制。”
一位同學回憶道，60年代初她們的中學是“一個大工廠也是一個專門追名逐利之所。像他們富有的父母，每個男孩都為了將來找一份好工作而上大學，女孩則為了結婚。
擁有他們那樣的人才有的大房子和汽車”。以沉靜、嚴肅而又忙碌的姿態出現懷有同樣的期待的希拉里·羅德姆似乎輕易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但在某些方面，她又有意讓自己區別於那些人。在東緬因學校讀了3年，又在新建的有4000多學生的南緬因學校裡讀了最後一年，她的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出色。同時，她也打曲棍球、排球，參加辯論賽、戲劇演出和演唱會。數年後有人曾問起她和朋友們是否逃過課或公開挑戰過學校當局，她的一位好友說：“你別開玩笑了。”
她穿著守舊，經常是公眾熟悉的榴裙、小圓領上衣、及膝短襪和平跟鞋，她不注重打扮，甚至從來不化妝或做髮型。馬莎·謝里爾寫道：“她拒絕穿耳孔……從不在浴室吸菸，也不在學校圖書館裡的隱蔽處和男孩們廝混，甚至連黑色毛衣套衫也不穿，她根本不在意別人會怎麼看她。”同學珍妮·斯諾德格拉斯認為，“正因為這些她才討人喜歡。”多蘿西·羅德姆可沒這麼確定，她回憶說：“她十五六歲時，別的女孩都已開始化妝、做頭髮，她卻不感興趣，這有點讓我擔心。我那時常想：‘為什麼她不化點妝呢’。”希拉里當然有時看上去和別人一樣，像1964年在一次低年級舞會上，她就身著晚禮服，戴著長長的白手套，施了胭脂，短髮也特意修飾了一番，但那時，她的日常穿著都有些奇特，總不太和諧。離開南緬因學校後的15年中，她再也沒有那樣打扮過，直到80年代，她作為阿肯色州州長競選人的妻子，才以一個精心裝扮的形象出現，她不事修飾，對男孩子們沒有興趣，除了課外活動外很少對外接觸，也幾乎從不跟異性約會。她只帶著童年夥伴參加“女孩選擇舞伴”的舞會，她選了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作為舞伴，但也沒有太把他當回事。像對待化妝、服飾一樣，在社交活動中她既沒時間，也沒有興趣與異性交往。
一位老師說：“她也不會讓無話可說的小夥子們主持會議。
她也從不故作矜持、嫻靜，花時間打扮來吸引別人。”但是也有人認為她與男孩交往中有某種程度的限制，有某些更微妙的東西，因為對於智力上不如自己的小夥子她總不太耐煩，好像一直在尋找聰明的男孩，然後冷靜地與他們競爭，樹立自己的主宰地位。這也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要求平等，事實上她是想保持令人尊敬的優越感。她的一位成績更好的同學鮑勃·斯坦森說：“她堅強，自信、優雅，但又有些冷漠。我總覺得她顯得有些可笑。她是個可怕而又強硬的競爭對手，我總希望她會犯點錯誤。”
某一期校報上有人嘲諷道，就希拉里·黛安·羅德姆那凡人不理的高傲勁兒，她應該去當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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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對孩子們的要求一成不變一樣，羅德姆一家的政治傾向也是一成不變的。一位朋友說：“休一直投共和黨的票，不僅投票，而且是全身心投入。”在孩子們還小時他們很少在家談論政治。有一年夏天，羅德姆家族在賓夕法尼亞。
東北部湖濱聚會，共和黨親屬們痛斥民主黨人，他們相信約翰·肯尼迪1960年之所以能從尼克松手中奪去總統位置，全靠包括梅厄·戴利在內的庫克縣民主黨中堅人物那不光彩的默許。
那時，帕克裡奇來了一位溫文爾雅、精力充沛的年輕牧師，他改變了希拉里後來的生活，羅德姆一家常去紅磚砌成的第一聯合衛公理會教堂，那裡是60年代鎮上極右翼勢力的堡壘。在肯尼迪在達拉斯被殺、菲德爾·卡斯特羅和蘇聯的外來勢力的陰謀被揭露出來的那一週裡，負責的教區牧師向信徒寫來一一封謹慎安撫的信：“他們總不會在每一塊石頭縫裡都能找到共黨分子。”一個牧師後來說：“教堂裡，約翰·伯奇分子大多了。”肯尼迪一尼克松大選那年，希拉里·羅德姆13歲時，一位年輕教士唐納德，瓊斯來到這裡，他年方三十，剛從那魯大學神學院畢業，以其對職業的熱情，給他那些囿於一隅的年青的衛公理派信徒展現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
在神學院時，他的思想深受保羅·蒂利齊（PaulTillich（1886-1965）德裔美國神學家、哲學家。）的影響，正是他那堅決介入社會，注重救贖的新教主義形成了他在帕克裡奇的傳教風格。與60年代初的社會背景——民權運動、肯尼迪政府的流行風格、年輕的叛逆一代的第一次躁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為一群青少年創辦的週四夜校成為令他們有些敬畏的生活大學。瓊斯解釋說，他的小集體“不只是為了拯救個人，逃避現實，而是真正地尋找上帝，尋找現實生活的深刻意義。”
他租來放映機放弗朗索瓦·特呂弗的精典電影《四百下》和羅德·塞林的《拳王輓歌》。他用吉他伴奏彈唱鮑勃·迪倫的歌，讓孩子們分析歌詞。有對畢加索繪畫的生動討論，也有對斯蒂芬·克蘭和E．E．卡明斯作品的賞析，以及關於無神論與基督教的辨析。通過這些活動他試圖讓學生能“推己及人”——人們還記得他曾說過，他要使他們信念中的“良知和幸福”復甦。瓊斯後來說：“我總是將神學與流行文化、藝術和現實世界聯繫起來談，在到帕克裡奇之前，我讀過很多書，我也想讓他們多讀一些。”
他們堅持集體靜修、游泳和滑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瓊斯組織的戶外活動，這把他們帶人了一個奇異的世界。
他帶他們尋訪芝加哥內城，到娛樂中心和其它教室與黑人和拉美裔年輕人見面，甚至包括幫派頭目。一度他曾帶著《格爾尼卡》的複製品，將它放在貧民窟裡的孩子們面前，讓他們找出自己的生活與畢加索繪畫中表現的西班牙內戰時的苦痛和折磨是否相似。他還記得，這樣的活動深深震動了那些人和未受教育者，而對那些生活優裕的人卻觸動並不大。後來他們還拜訪了傳奇人物、社會活動家和組織者素爾·阿林斯基（SaulDalidAlinsky（1909一1972）美國社會組織者。1938年始在芝加哥勞工區進行社會組織活動。1940年創建工業區域基金會，井組織城市黑人居民。——譯註），當時，他已贏得了瓊斯的年輕信徒、宗教團體和芝加哥貧窮者的擁戴，這位浮躁、桀傲不馴，而又常常酗酒的阿林斯基經常向權力部門發起挑戰。最典型的一次是，他曾組織抗議者們在一家公司總部上演了一出“有屎拉不出”的活動，並迫使芝加哥市議會作出讓步，因為他們威脅當局要砸爛奧黑爾機場的所有衛生間。對帕克裡奇的少年來說，這是他們見到的又一個奇特人物，不管這一幕如何短暫，這次會面的影響卻非常大。若干年後，希拉里·羅德姆在她的一篇大學論文中多次提到阿林斯基和他的活動，而這位粗獷的活動家在她心目中己成了如何把不可能的事變為現實的老師。
城裡的這些活動對帕克裡奇的孩子們來說無異是一種新發現，對最熱必此項活動、受震動最大的希拉里更是如此，她在一次接受採訪時，對記者說起那次參觀芝加哥的鮮明印象，“我上中學時就知道人們面對的是什麼，也知道了我自己是多麼幸運！”瓊斯回憶說：“我想這些孩子們原先從不知道什麼是貧窮，也從未接觸過與他們境遇不同的孩子。”962年4月15日，他帶著孩子們去芝加哥音樂廳聆聽馬釘路德·金題為“革命中必須保持警醒”的佈道，佈道之後，他鼓勵孩子們上前去見見這位聲名赫赫的民權領袖。
30年後，瓊斯和大部分人早已忘記了這一幕，可希拉里還記憶猶新：瓊斯把他們逐一介紹給馬釘路德·金，她還與他握了手。有人這樣評價金的訓導對她的影響：“人們有理由指責她簡直把那些話奉之為金科玉律了。”
終於，在一次星期四夜校討論少女懷孕問題時惹惱了孩子們的父母，引發了人們的爭論並遷怒於聯合衛理公會。
瓊斯向他的上司辯解，試圖將這個青年組織辦下去。l962年到1963年，他的學生們忙於組織為窮人運送食物。城西的流動農民住在茅草屋裡，只能飲用露天水，他們就看護這些農民的孩子。然而，這些慈善活動和努力並沒有在精神或情感上觸動帕克裡奇的權貴或政治生活。瓊斯的年輕的衛理公會教徒們共享的理想主義不免顯得蒼白無力——後來發生的事令人傷感。謝里·海登說：“我們相信假如思想觀念變了，社會面貌也會發生不可思議的變化。”
希拉里開始在放學後或夏天午後去瓊斯在教堂的住所，熱切地和他討論課堂上的新的觀念和見解。他則熱情接待，讓她第一次接觸到現代新教神學及蒂利齊、瑟倫·克爾愷那爾、迪特里希·邦赫費爾、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文章，兩人還進行長時間的嚴肅討論。年輕的教士說：“她很好奇，坦然接受生活，她的求知慾永不滿足。”
中學時他曾送她一本J．D．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希拉里在大二時寫給瓊斯的一封信中說：“那時我沒有告訴你當你讓我讀這本書時，我並不愛看，覺得這本書對我來說思想太超前了。現在我已讀完第二遍，我才意識到你為什麼要讓我讀它。實際上我現在不會覺得它有些超前。”
教士還向她介紹蒂利齊宗教改革的社會政治意義，同時也探究被許多神學家視為戰後社會異化和價值淪喪的表現形式對基督教理想主義的淡化。他記得他們還一起討論過克爾愷那爾帶有理性懷疑主義的“信仰的跳躍”，邦赫費爾關於公眾道德和倫理的“無宗教基督教”，尤其是尼布爾關於民眾統治中的權力必要性和關於歷史、人性的更悲觀的冷峻觀點。瓊斯說：“她完全意識到了人們處於怎樣一種生存狀態，她是一位地道的基督教徒，知道為了社會公益行使必要的權力是合理的。”回顧過去，如果說天下聞名權傾一時的第一夫人是從那個年輕集體中好提問的小女孩變化而來的，那麼成為政治人物的希拉里·羅德姆就是早期宗教活動和阿肯色經歷造就而成的。
那時，在瓊斯的教堂辦公室裡，他們在安靜的午後進行的討論與其說是政治指導，還不如說是試探性的發現和發問，是一位善於思考的年輕女人的懷疑精神和敏銳感覺的初次覺醒。他知道，本質上她是個謹慎。自制又善於自我保護的女孩，就像她對《麥田裡的守望者》一書的看法一樣，她的世界觀也正在形成。瓊斯後來談到她漸進式的、終生都在進行的變化過程時說：“她不像某些人在某一個年齡段上對某一件事情著迷，而是不斷地豐富和完善自己。”
瓊斯給希拉里這班學生養成了隨身攜帶衛公理會祈禱書的習慣，在希拉里·羅德姆一生中，她與瓊斯的溫暖友愛的私人關係是獨一無二的，這在當時更是彌足珍貴，瓊斯不僅思維活潑、善於啟發人，而且總是持鼓勵和傾聽的態度。
用瑪莎·謝里爾的話說，那是“一個沒有休·羅德姆吼叫的世界”。瓊斯說：“男孩子們都喜歡她。”當記者對希拉里在中學時是否太缺少社會交往提出質疑時，瓊斯總護著他所喜愛的學生，他說：“這倒不是因為她賣弄風情，實際上她沒有驚人之貌，但相當有魅力。吸引周圍人們的是她的個性，是她與人平等相處互相交流的品格。”有人說，這是一位30歲教士的更成熟的、更慈愛的描述，而不是60年代郊區男孩們通常的態度。
對於唐·瓊斯，她願意提出自己的疑問，說出心裡話，對別人則不然。有一次她提出自少年時代起一直困擾她的問題：“我不明白一個人能否心智保守但又胸懷寬大？”在她讀完中學之前，瓊斯在帕克裡奇待了4年多後又被派遣到了另一個教區。（後來他又回到那魯大學讀博士學位，並謀取一份不像在第一聯合衛公理會時激犯眾怒的教職。）在東緬因學校，希拉里被選為年級學生會副主席，但1964年春大她在南緬因學校競選高中學生會主席時失敗了，她給瓊斯寫了封拉雜的“富有哲理”的信，信中談到她遇到挫折，正在調整自己，這位教士清楚地記得“希拉里痛恨失敗”。這只是他們之間通信的開始。她的信通常只有一頁，正反面都是滿滿的。此後30年中，她一直寫信給他，從帕克裡奇到大學、法學院、華盛頓、阿肯色、直至白宮。
1964年在瓊斯離開芝加哥後不久，她在信中表達了對新來教士的不滿：“他竟然認為我是個激進分子。”她不無誇張地向她的良師益友這樣描述，當然，這是一種他們雙方都能理解的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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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秋，帕克裡奇以非同尋常的熱情支持保守的共和黨總統競選人——來自亞利桑那的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AnH2O’64”（戈德華特GOldwater直譯為金水，AuH2O是金和水的化合式。——譯註）的標語滿街都是，希拉里·羅德姆作為官方指定的戈德華特小姐參加競選活動，這令她的父母高興不已，她頭戴草帽，身披緩帶參加集會，麻利地向堅決堅持共和黨的鄰居們拉選票，並且像朱迪思·沃納所描述的那樣，“以一個少女的全部熱情，為右翼吶喊助威。”同年秋天，她作為高年級學生代表入選學生會，在南緬因學校的新體育場中精心組織了一場模擬全國大選的活動，表現出了她對政治的熱衷。她甚至還在教堂的走廊上策劃政治活動。11月，林登·約翰遜以1600多張得票擊敗了戈德華特，而帕克裡奇依舊故我，那些宣傳招貼畫原封未動，只是在流逝的時光中，在中西部的溫暖陽光中慢慢褐色。同年12月，希拉里·羅德姆在南緬因學校的校報上發表了一篇自我宣傳的東西，用檢查官辦案的語氣鉅細無遺地描述了她的中學生活，當問及她的理想是什麼時，她的回答使人們大吃一驚：“嫁給一位議員，在喬治敦定居。”
1965年她畢業時，在1000多名學生中排第15位。大多數家庭富有的同學都準備繼續深造，而那些來自窮人家的男孩們命中註定要去越南打仗。有人把他們的這一段的集體生活看成是60年代動亂歲月到來之前令人懷戀的一段大好時光。希拉里·羅德姆被認為是最可能獲得成功的女孩。班裡獲得同樣殊榮的另一位男孩在60年代服毒自殺。
她一直是全國優等生、獎學金的最後角逐者、全國榮譽學會成員和學生會的領導人。她以堅決果斷、富有競爭力和信仰堅定著稱。同學們都說她會為自己所堅信的東西大聲疾呼，並且站在獨特的立場上，調解各種衝突，從未表現出一種反叛的性格。
同她未來的丈夫的經歷相像，希拉里·羅德姆中學時代的突出表現一直籠罩在深刻的孤獨和被傷害的陰影之下——這一點當時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果說比爾·克林頓的偶像是羅傑·克林頓和弗吉尼亞的話，那麼，她的偶像就是飽受熬煎的多蘿西·羅德姆和她嚴酷的丈夫。但與比爾不同的是，她還有一位真心的思想導師，也接觸過與帕克裡奇和溫泉城完全不同的各種思想和生活方式。這對夫婦在經歷上本質的不同實際上很多方面是雷蒙德·克林頓伯父與唐。瓊斯教士之間的差異。
在她身上抹不掉童年生活的時代和地點的印記。她的朋友薩拉·埃爾曼曾無意中帶著嘲諷說：“人們似乎並未意識到希拉里是如此保守，有著中西部人的特點，又帶有中產階級的烙印，她的藝術品位是中產階級的，音樂品位也是如此，她的衣服……她是很質樸、能幹、友好的人，她是生長環境的產物。”
遵循南緬因學校兩位青年教師的建議，她考慮去東部有名的女子學院讀書，像拉德克利夫和史密斯學院。她母親說“她準備上女子學院”。也確實如此，當她一看到該學校在波士頓城外的田園式校舍——“校園中心的小湖、古老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教室、四周環繞的小城鎮”，她就選擇了威爾斯利。
1965年秋天，父母開著家裡的卡迪拉克轎車把她送到了馬薩諸塞州。說再見的時刻，這位母親忽然意識到她的女兒實際上一直生活在孤島般的受到嚴格約束和責罰的家庭之中。多蘿西回憶說，“除了偶爾和幾個女伴出去玩玩，希拉里從未離開過家。當我們把她送到目的地後，我跌坐在車後座上，800多英里的返鄉路上，我都一直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