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耶魯之一——“她視權力勝過魅力”
1969年夏天，比爾·克林頓還在溫泉城為逃避兵役而忐忑不安時，希拉里·羅德姆又開始了她畢業後馬不停蹄的單騎闖蕩。為了躲避帕克裡奇溼熱的夏天，她決定去阿拉斯加謀取一份工作——她選擇搭免費車去的舉動令全家人和朋友大為吃驚。在那裡，她在一家罐頭廠找了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解僱了，因為她認真地對老闆說，他們提供給食品商店的魚罐頭好像已經腐爛。她對一位朋友說：“那些魚都變黑了，已開始腐爛。可是我想沒人願意承認這一點。”朋友們都覺得她從西北迴來後，帶回一種新的精神面貌，顯得很有自信。同年秋天，當克林頓帶著他緩期服兵役的證明回到牛津等待機會時，她已自信地跨入耶魯校內，成為法學院有數的幾位女性之一。
人們還記得她當時的樣子：法蘭絨襯衫、厚鏡片和樸素的衣著。簡樸得就像入學通知——或校方告示——所要求的，“有點讓人驚訝”，蓋爾·希伊後來描述說。她很快投入到反戰的罷課活動中，還組織了校園遊說活動，最終迫使校方在法學院女廁所裡配備了月經棉。塔米·懷尼特回憶起這一幕時充滿溫情，聯想起當時女友們的笑語歡聲。但同學們更深刻的印象來自她的“勤奮努力、嚴肅認真”，甚至獨來獨往。希拉里經歷過父親休·羅德姆的嚴格管束，所以還定時去大學生體育館練健身操。
從一開始，她一如既往地把精力和熱情放在學術上。
有一段時間，她參與了《那魯法學社會學評論》這份短命雜誌的編輯工作，該雜誌有意發出與校方正統觀點相左的激烈言辭，代表了對法學院傳統觀念的積極挑戰，裡面常刊登一些反對政府壓制的、代表黑豹黨人和其他一些人意見的慷慨激昂的文章，她回憶說：“當時對於法學院教育的真正目的，我們很困惑，滿懷熱情去論爭，對於將來是不是得到法學學位就能找到好工作也是意見不一。”
第一年她幾乎沒跟男孩子約會過。有人認為，她顯得很孤單，儘管她的性格外向，而且有時她還公開表示對異性和聚會的冷漠。一位好友評論說：“作為一位年輕的法學院學生，希拉里有意穿得很樸素，決不出風頭，只是有時帶幾分激進分子和女權主義者的色彩。讓我回想從前的話，不管她表面如何，像希望得到其他東西一樣她也希望得到異性的注目。”內心深處對自我和對異性的感受是一回事，但在公共場合則是另一回事了。她母親說：“我覺得那幾年她遇到的挑戰太多了。作為一個年輕女人，她與男人是平等的。可那時沒有什麼人能接受這一觀念。”但這不只是一個兩性差異的問題。22歲時，她已不願而且也掩飾不了這樣一種直截了當而又近乎苛刻的區別對待：哪些人吸引她，值得她注意和善待，而哪些人不值得。她的朋友艾·伯幸說：“她既能但言無礙又能尖酸刻薄，但對她所喜歡和信任的人則充滿溫情。”另一位男性朋友則補充說：“換言之，希拉里既可宛若天仙也能惡如魔鬼，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然而，她還是給學校的師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在威爾斯利一樣，她參加了一些針對校方的抗議集會，其中包括1969年到1970年紐黑文對黑豹黨的調查。當時，在那魯法學學者托馬斯，埃默森的指導下，她組織了一批批學生去法院旁聽。像以前一樣，她很快投入其中但不久奇怪地抽身出來。她中肯客觀地總結別人，特別是學生們的缺少藝術性但不乏說服力的演講，這位戴著厚鏡片、舉止嚴肅的女人很快受到歡迎，成為校內一位講效率的調停人，是持不同政見學生與深感不安的校方之間的最佳溝通者——儘管她很自信，但有人說，她從未站在會損害自己利益的立場上。一位同學對記者說：“她是如此野心勃勃……那時就已懂得關係的重要性。她開始與校方和老師們而不是學生們培養良好關係。”
然而，和在威爾斯利不同的是，她的角色給那些關注她釣學生和老師留下的印象並不一樣，1994年一位同學對布昏克說：“許多年來她一直掩飾著她的野心。但在耶魯法學院時，她不再隱藏她急於要成為重要政治人物的渴望。”她溝另一同學則說：“那時有許多爭取民權、關於外交政策及其他問題的集會，她總吶喊奔走其中，卻從未受過處罰。我想她談的最多的是在性別和工作機會方面，雖然所有這些看上去超出了她自身的能力。她真正的事業是她希拉里自己。”肯尼迪時代就是華盛頓政壇元老的那魯法學教授伯克·馬歇爾認為，“她非常聰明、勤奮、有吸引力，但是，在她的政治策略上和其他人一樣，缺乏想象力。”後來他稱她為“普通的民主黨人。”
《生活》雜誌刊出了她在威爾斯利的演說之後，她應邀參加了女選民聯合會組織的一個叫做“未來年輕領導人”的會議。該會議是兩黨促成的一系列成果之一，他們從各校的激進分子中選出六十位學生領袖。這成為希拉里·羅德姆與華盛頓微妙聯繫的開端——一位觀察家稱這些集會中魚龍混雜的學生政治新貴們為“現政權的候選人”，正是在那裡，她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議會工作人員和對她未來丈夫的政治崛起將發揮巨大作用的重要人物，年輕的雄心勃勃的黑人選民登記代理人弗農·喬丹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23年後，他成為大公司的遊說者，並主持了比爾·克林頓的權力交接儀式。
然而，更為突出的是，集會邀請她在聯合會成立50週年大會上發表講演。聯繫1970年春天的入侵柬埔寨、百所大學抗議活動，她發表了演講，在她從帕克裡奇到白宮的政治生涯中，這被認為是最有力的一次演講。言辭中充滿主顯節的宗教意味、挫敗感和時代印記，當時尼克松的統治日益衰微、戰爭留下的陰影四處可見，戰爭結束遙遙無期。她在會上對聽眾說：“剛剛過去的這十年，以追求高尚開始，卻以崇尚平庸結束。”她請求與會者“為制止希望破滅的惡性循環出一把力”。這是時代的要求。她接著說：“我們對社會進行譴責的面擴大了，原先我們擁護民權，現在我們鼓吹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重組；原先我們公開南方和貧民窟的生活質量，今天我們卻在抨擊工廠和公司裡的工作質量；原先我們攻擊剝削現象，而現在我們在批評自然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她指責廣大的中產階級白人婦女，她們並非缺乏能力，只要她們回答她們不應迴避的問題：“你該擁有什麼樣的底牌？該如何運用你的表決權？我們能讓公司支配我們多長時間？難道現在還不是我們的所有這些機構對人民負責的時候了嗎？”
接下來的發言全是冷嘲熱諷，彷彿是1970年的希拉里嘲諷20年之後的希拉里·克林頓——這位阿肯色州的第一夫人既不再抨擊剝削勞工，也不批評該州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而是把持著腐敗的期貨市場和南非種族主義分子的公司的高利潤股票。作為幾個大公司董事會的法律顧問，她早已不再鼓吹什麼“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重組了。”朝秦暮楚已成為她生活中的家常便飯，這進一步預示出今後她的愛情和事業。這次演講雖很快就被人遺忘了，但它清楚地顯現出她如何從應該成為的那種人變成已成為的這種人的發展過程。不管怎樣，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是知道這兩者的區別的。
與婦聯會的接觸為她的政治生涯打開了一條新路，集會上她認識的人中就有羅伯特·肯尼迪的前助手彼德·埃德爾曼，他的妻子，兒童權利保護律師瑪麗安·賴特·埃德爾曼說，希拉里一下子就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那魯一位保證人的支持下，希拉里向華盛頓研究項目署申請到了一個職位，她先是在工程部做過短時間工作，不久，就經埃德爾曼夫婦推薦在參議員沃爾特·蒙代爾的移民勞工委員會中找到一個肥缺，研究弗羅裡達州和其他地方由於不衛生而瘟疫流行的移民區的兒童及其家庭的生活狀況。
為右翼代表人物哈羅德·科利爾工作過兩年之後，她現在又作為蒙代爾工作班子的一員一頭扎進實地調查和文字歸檔——這也是美國政治經濟的一項副產品——的事務堆中去了，共事的人裡有人說她“顯然是個自由派”。在唐·瓊斯的衛公理會青年組織時她早已瞭解了一些移民家庭，但現在她所看到的還是把她嚇得夠嗆。她對朋友和同事說，這段經歷“令她震驚”。1970年7月底委員會就移民區的惡劣生活條件舉行聽證會，其中包括對可口可樂子公司新招計時女工一事進行質詢。7月24日當可口可樂公司總裁J．保羅·奧斯汀到議會聽證會作證時，希拉里在走廊裡截住了他。包括蒙代爾的職員在內的旁觀者看到希拉里一反常態，滿懷激憤地責問他，後來一位公司律師說，“她失去了往日的鎮靜，而且確實是個人物，咄咄逼人，毫不讓步。”許多人都記得當時的情形，她對驚惶的總裁憤怒地說：“我們要揍你，揍你！”
奧斯汀生硬地向委員會保證，要提高移民職工的待遇。
但聽證會後卻對此事不了了之，工人的工作條件也沒有多人改變。在華盛頓金錢萬能的環境中，揭露黑暗和進行改革都頗具諷刺意味，結果都是破碎的胞皂泡。1984年當蒙代爾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總統時，可口可樂的顧問充當他的資深智囊團，而許多農業綜合企業給予巨大資助，這些企業正是1970年聽證會上曾被曝光的，他們從移民身上榨取了巨大利潤。
可口可樂及其總裁奧斯汀並非這醜聞中的唯一涉嫌者。在聽證會上，希拉里·羅德姆和聽眾還聽到了被稱為“世界上工作條件最惡劣、最不人道的”得克薩斯移民區的情況，在那裡，工人及其家屬為前議員、百萬富翁莊園主勞埃德·本特森賣命。1970年本特森競選參議員成功，主要得益於他在銀行、保險和移民勞工身上攫取的巨大財富。
1992年，克林頓執政時他又被任命為財政部長。
聽證會後不久，希拉里又回到了耶魯。她為委員會所做的工作感到驕傲，對後來幾個月揭露出的移民勞工的慘狀非常氣憤。但這股熱情持續時間不長。7年後，在一份廣為人知的個人簡歷上，希拉里列舉了她從威爾斯利大學時代開始從事的主要活動時，抹去了她在議會中從事移民勞工研究的這段經歷，更沒有提在華盛頓與奧爾汀的短兵相接和在婦聯會上的有預見性的演說。
1970年秋天，法學院的新生們又開始聚集在紐黑文。
其中有一個絮絮叨叨的男生顯得格外出眾，他來自阿肯色州，留著貓上埃爾維斯的絡腮鬍，大談一個叫霍普的地方的西瓜是如何鮮甜可口。
在l992年的總統競選中，這一段故事總是被提到，所以希拉里·羅德姆和比爾·克林頓在法學院圖書館裡的首次見面幾乎已成為一段政壇名人的美談佳話。當時一位同學勸他去複習艱澀的法律書時，他卻在長長的閱覽室裡宣盯著希拉里看。最後，她站起身，走到他面前，生硬地說：“好吧，如果你還要盯著我不放，那我也要反過來瞪你，還不如現在就認識一下，我叫希拉里·羅德姆，你呢？”瑪莎·謝里爾後來寫道，“這簡直就是愛情電影中的一個情節。”用克林頓自己的話來說，當時他一反常態，啞口無言”，站在那裡苦苦想著自己姓什麼。
無論是根據私下的流傳還是後來公開的資料，這一故事的浪漫情調還有許多沒有揭示出來，這個樸素、用功、總是一臉嚴肅的年輕女人確實引起了校園中這個引人注目的高大、英竣愛說笑的南方小夥子的注意。他呢，多少年來一直像吹噓霍普西瓜一樣推銷自己，今天終於碰到了一個識貨的買主。後來他們坦誠地描述當時情形時說，兩人都是不經意地墜入愛河——至少在他們的體驗中那是一種新奇。她說：“他不怕我。”他則對一位記者說：“我看著她，告訴她，她看上去很有趣，有深度。”
在圖書館見面之前，他曾試圖接近她，但都未成功。蓋爾·希伊說，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悄悄地跟蹤她。克林頓則對一位傳記作者說：“那時，我剛跟一個女孩吹了。”毫無疑問，希拉里是他長長的女友隊伍中的最新的一個。她的傳記作者後來寫道：“在比爾·克林頓之前，希拉里在耶魯與好幾個男生約會過。”許多人還記得，在她的生活中，正如唐尼·拉德克利夫所說的，男人們“時進時出，更換不停。”但是在克林頓之前就與她很熟的一位男生認為，她不會經常跟某個人在一起——或者保持一種親密關係，一開始她對克林頓也是這樣。他說：“她當然不是他的第一個女友，但他對於她來說卻是最好的，在以後發生的一切中，這一點比別的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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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威廉·科爾曼三世進入了法學院，他是尼克松內閣中一位有錢有勢的部長的兒子，也是125名學生中的10名非洲美國人之一。當時他特別注意到了那位“友善的有著南方口音和大使般圓圓笑臉的青年人……來到‘黑人餐桌’旁就坐。”當時，科爾曼和他的黑人同學在法學院就餐時，都是與白人分開的。不久，比爾·克林頓卻加入到他們中間，他也鼓勵別的白人學生和黑人坐在一起，他的談吐歡快活潑、富有感染力。科爾曼說：“他有講故事的天賦、最簡單的事到他嘴裡也變成了有情節有寓意的好故事。”
對於法學院的那些課程，他不像其他同學那樣嚴肅認真。平易的性格使他常常是輕輕鬆鬆甚至有些漫不經心地對待功課。耶魯的朋友還記得克林頓第一學年就加入了“反課程”組織，這是一個學生自發的團體，試圖撇開特定課程去學習，他也認真地撰寫、修改學期論文。同學中沒人懷疑他在用軟綿綿的書法寫出的文章中透露出的是聰明、敏捷和善辯。同在別處一樣，他比起實際案例分析要來得更實在、更有個性——快樂、溫和，有吸引力、甚至也很真誠。
在紐黑文的3年中，科爾曼和其他同學都感覺得到他“對正經功課隨隨便便”的態度，很少聽講座或去探討那些重要的案例和憲法、法律原理，只是一個勁兒看偵探小說和探險小說。一位同學尖刻地說：“他根本沒花什麼時間去研究馬伯裡訴麥迪遜案。”（MarburyV．Madison：美國最高法院1803年首次宣佈一項國會通過的法令違憲。——譯註）他們只記得他習慣於臨時抱佛腳。學期結束前三週，比爾·克林頓向朋友們借了幾本筆記，閉門苦讀。同學們說，他最後的考試結果還“相當不錯”。
在耶魯時，他從未掩飾過急切謀取政治位置的野心，他的同伴和老師也從未對此表示異議或勸阻。布克·馬歇爾對一位作者說“他是個好學生，非常聰明，但我從不認為比爾·克林頓會是一個好的專職律師。他瞄準的顯然是總統候選人。”一位耶魯同學說：克林頓確實是個人物，“他在24歲時就已明確了政治家的身份。”像在喬治敦一樣，他孩子氣般的愛嘮叨使人覺得他並不工於心計，也不會懷疑或討厭他。一位同學評論說：“在法學院，沒有人會聲稱‘我要當一個惹事生非的人’，而他的所作所為卻有點像這樣。我想最重要的一點是，克林頓看上去一點也不狡詐。”他家鄉的落後甚至被用來解釋他為什麼在法學院如此敷衍塞責。威廉姆·科爾曼覺得“他的野心……是合乎情理的，”“政治實踐比學術地位更重要”，計劃又是那麼實際，而“在阿肯色那麼一個環境平和的小州里”克林頓確實大有被推選出來的機會。蓋爾·希伊總結大多數人的看法時說：“對克林頓來說，法學院只是為他撈取政治資本的地方。”
當然，在他慷慨大方的外表下還有一些更內在的東西，令他們不太適應——因為這裡有一個他們不願承認的假設：政治和高官需要資歷和聲望而不僅僅是嚴肅的知識和學識，未來的州長需要圓滑、靈敏，需要臨時抱佛腳期末也能考出好成績這種本事。一位教授談到這位未來總統對耶魯課程的態度時說：“這不僅說明比爾·克林頓是何人，也表明這所學校究竟如何。”克林頓早就發現，那些“追名逐利者”與電視上總是在奮鬥、艱難而又勞累的法學學生捍衛正義的形象並不相符。後來一位失望的教授說：“我們必須正視它。我就曾為華爾街經紀人和其他奸滑的律師講授過選舉的技巧。”另一位在耶魯法學院學習並工作過的教授說：“很少有人嚴肅認真，大多數人都敷衍了事，課程就這樣，所以他們都學得不錯，而且從許多方面來看，它像一個加工廠，是一個重要的交易場所，而我們知道，它並不是一所商貿學院。”
1970年秋，學期剛開始幾周，克林頓就搬到長島海峽，距紐黑文南25英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裡。他與科爾曼和羅茲學者道格拉斯·埃肯利和道格拉斯·波格住在一起，後者來自中西部的一個工人家庭。這所房子馬上成了熱鬧的聚會場所，在這裡，克林頓的同學們都還記得他對年輕女士的偏愛和渴望以及暴飲暴食的惡習。一位室友打趣說：他在茲茲作響四處飛濺的沸油中煎炸各類食物，然後在一系列“從平底鍋到盤子到嘴裡”的連續動作中狼吞虎嚥。
波格是這個圈子裡為數不多的60年代激進分子中的一個，他認為，同室的這位來自溫泉城的新朋友“對待每個人都有一種得體的禮貌，能使他們暢所欲言”。當克林頓和科爾曼以及其他非洲裔同學暢談時，他就譴責阿肯色的奧瓦爾·福伯斯那樣的種族主義政客；在跟埃肯利在一起時，他就大談南方文學，和波格大聲爭論對外政策，科爾曼說，討論最多的還是“體制內部的問題”。在這些爭論中他從不樹敵，他們一致認為，而且毫不懷疑“他的政治觀——就像他早已與這一體系達成一致，他也會微笑著接受唐·波格所要反對的各種折衷方案。
在耶魯，克林頓時常脫課，就像他經常不在他們海濱寓所一樣，忙於一系列的政治活動，或者去做一些臨時兼職。
他雖然在耶魯有獎學金戶頭，而且溫泉城那裡還有弗吉尼亞源源不斷的充足的資助，但他還得掙錢應付巨大的開支。
他曾在社區大學教過書，當過當地一位政務委員的助手，並協助紐黑文的一位律師做案件調查，調查工作為他提供了了解城市中無處不在的罪惡的機會。他後來說：“我走進那些屋子裡，人們正在那裡注射毒品，我覺得自己在做有意義的工作。”（下次他接觸到的吸毒場面就大不相同了，那是十幾年後在小石城投機家和他的政治贊助者們組織的可卡因聚會上。）當時他是一位法學院學生，在城裡的打工經歷將是這位未來總統真正接觸下層貧民的一次極好的機會。後來，他再也沒有在貧窮的街區工作過，或者住在貧民區及附近，接觸到阿肯色城鎮鄉村的真實情況——除了他當候選人或執政者時，精心安排了保護的那些巡迴訪問。
儘管如此，克林頓的主要工作還是政治活動。在耶魯時，他曾為康涅狄格州的一位議員和一位市長競選人工作過。但是他更重要的經歷和關係還是來自他與聯邦官員的接觸中。從牛津回來後，他利用裡茨，即著名的裡克·斯持恩斯的關係，參加了1970年夏天的財政緊縮計劃，這一項目是華盛頓遊說者支持哈蒂菲爾德·麥哥文提出的修正案，意在削減對越戰的財政撥款。在那裡，他遇到未來的民主黨政治顧問和支持者卡爾·瓦格納和安東尼·波德斯塔，後者在康涅狄格州的約瑟夫·P．達菲牧師的競選參議員活動中曾給克林頓做了引見。達菲是一個反戰分子，也是前議員尤金·麥卡錫的支持者，在初選中他擊敗了陳腐的民主黨機器，大選中則歷盡坎坷。一方面，達菲要面對醜聞不絕的民主黨人托馬斯·多德，他曾一度退出大選後來又作為獨立人士重新加入競選；另一方面，達菲還得對付財力雄厚的共和黨議員洛厄爾·韋克，他是斯奎帕藥業財團的繼承人。
當同學們忙於購買法律書籍、認真記著筆記的時候，比爾·克林頓正為達菲在康涅狄格州選區組織第三議會選舉，這一選區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意大利人工業區，是從紐黑文不恰當地劃分出來的一個城鎮區。這一地區的主要種族，甚至徑渭分明的藍領白領階層都非常痛恨耶魯，害怕大學附近的地盤雖小但聲勢很大的黑人居民，雖然他們只佔該區人口的2％。這一選區名義上是民主黨的，它在議會中的代表都是右翼民主黨人，在根本問題上是與尼克松的白宮政權高度一致的。
在該選區過去第三黨國會反戰勢力的基礎上，克林頓利用最先進的電訊手段和挨家遊說的學生志願者，將第三選區動員起來。在每一處他都大加宣揚達菲充滿智慧的反戰言論，同時避免觸及更微妙、根本的社會經濟問題。儘管有克林頓的巨大努力，但達菲與民主黨中堅人物多德鬧翻，最終在全州輸給了韋克。這位法學院學生在阿肯色的耕耘後來有了收穫：達菲後來成為美國民主黨執委會的主席和克林頓執政時的官員；而達菲競選組織的負責人，後成為他妻子的安·韋克斯勒則成為華盛頓引人注目的政治顧問、大公司的遊說者和克林頓的支持者。
l992年一個被稱為新民主黨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克林頓80年代在阿肯色州的經歷，它由二戰後不久古老的商業化了的南方民主黨蛻變而成的。某種意義上，它甚至可以追溯到1970年康涅狄格州的第三選區，當時困惑的中產階級痛斥“激進分子”或仇視少數民族，為保守派所支配，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毫不懈怠地投民主黨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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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曾有人問她是否體驗過她在威爾斯利畢業典禮演講中盼望的“幸福的……生活方式”，希拉里·羅德姆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在與比爾·克林頓相愛時。”一位朋友說，“她視權力勝過魅力，她看到了克林頓內心世界的複雜性。我想正是這一點令克林頓難以拒絕。”在氣質、思想和風格諸方面，他們似乎是那一代男女中的理想配偶。她傳統的“男性氣質”、活力和忍耐正好與他帶有“女性氣質”的溫和、多情和敏感相匹配。她的傳記作者朱迪思·沃納寫道：“這是理智與直黨的結合。”至少，也是他們身上的野心的融合。
多年來了解他們的人說：“她不僅知道他急於想當總統，也知道他有這個能力。她如願以償。”很多人都覺察到了她未來的打算，另一位好友對康尼·布魯克說：“而且她總是發現她能夠同他一起分享政治權力——而不只是當選”20多年後，蓋爾·希伊談到他們在圖書館那次著名的見面時說：“他們一直相互注視著，情感裡混合著興奮和焦慮。”
1971年秋，希拉里。羅德姆成了海濱宿舍的常客，對於他們既是情侶又是盟友的關係，大家都很清楚。他們之間越來越不只是一對情人，更像一對搭檔，羅德姆常幫他補習功課，在耶魯的出庭律師聯合會上組織的法庭辯論賽中，他們倆是最難對付的一組。在她的約束下，他們準備得極為細緻。朋友們回憶說，她整理案件材料，由散漫的克林頓去對付那些心懷敵意的證人們，可最後，他們還是輸了。20年後克林頓對一記者說：“我那大非常不痛快”。顯然，他們共同分擔失敗。
他總是放縱自己，事後又後悔，不願面對她的判斷——像她那樣的直言不諱正是他難以接受的。每個人都能發現，他們之間確實有著熱烈的愛情，但一開始他們之間就有潛在的矛盾，後來演變成了痛苦艱辛的政治婚姻——而且事實比這樣的概括更復雜。顯然地，這場20世紀政壇上最具影響的愛情故事，是兩個對國家統治有著難以估量影響的人一手造成的。在1992年的競選手冊中一位朋友談到他們在海濱宿舍的生活時說：“我現在還記得當比爾大談他的理想主義時，希拉里對他幽默而又疼愛的批評。”另一位朋友則更為坦率地說起希拉里當時的反應，她說：“哦，天啊，比爾，別說了，我們早就聽過了。”
她在法學院的第四學年，從1971年到1972年，他們在校園附近的一所舊房子裡開始同居，作為一對夫婦，他們吸引了許多人參加那裡的社交活動，就像當年在海濱宿舍時那樣，這裡包括後來的顧問和部下羅伯特·賴克。在外人看來，克林頓還是那個故事大王。1971年秋，他的上進心似乎有所懈擔11月17日，他寫信給阿肯色州的朋友詢問白宮的情況。他在信中說：“對於他們我也只知道這麼多：一個非保守人士把一個準激進女人弄得興奮不已，而這個女人因在白宮與林登·約翰遜睡過覺，於是，就學會了即使在做愛時也把和平的旗幟系在腰間的習慣。”然而在談論別人的政治野心時他嚴肅地評論說：“如果你有靈感，那就繼續努力吧！我在奮鬥中遇到大多的挫折，也許哪一天我就這樣渾渾噩噩地過去，讓這個痛苦的世界擦身而過。”他在那魯法學院信箋紙上又打上這樣一句：“做你想做的事吧，但一定得小心。”
聖誕節的假期裡，比爾·克林頓去了一趟帕克裡奇，多蘿西·羅德姆承認那確實是一次“冷淡的接待”。這位母親談到她打開門，迎接這位第一個為25歲的希拉里而來的年輕人時說：“我知道，他來是要帶走我的女兒。”他與他們待了“整整一星期”。羅德姆一家忍受著比爾睡在她兄弟的房間裡和“他待在那裡”的難受滋味。但不久，多蘿西就被比爾·克林頓吸引住了，因為他鼓勵她去上大學，他願意和她談論她感興趣的上學這一話題，而且她也得到了嚮往已久的但在郊區舒適生活中從未得到的尊敬。
他們不停地談論政治。她回憶說：“總是同一個話題。”
多蘿西問這位高大、英俊的律師說：“你要回阿肯色實現你的理想，那我的女兒怎麼辦？”由於自己曾受到大多的限制，這位母親希望女兒能得到更多更多，才提出這樣的問題。
克林頓早已宣佈了他的家庭計劃。阿肯色的一位老朋友說：“很久前他就告訴人們，他不要漂亮的王后，而要娶班上最聰明的女孩。”另一位朋友則說：“你們要記住，比爾的生長環境中，女人們都熱衷於打扮，塗抹許多化妝品，所以他並不想娶那種女人。”1971年與母親短暫見面之後，他在離開小石城機場時，突然對弗吉尼亞大聲說：“媽媽，我希望你答應我娶希拉里，我非她不娶。”
在去紐黑文的旅行途中，弗吉尼亞遇見了希拉里，在1972年比爾帶她去溫泉城之前，這是她們以後許多遭遇戰中的第一次——這位年輕女子看上去非常樸素，而且“不拘小節”，這位母親回憶說。弗吉尼亞還記得，比爾曾帶回家“那麼多來自各地的漂亮女孩”，帶她們去他常去的地方，然後去湖上划船，而眼前的這個女孩“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弗吉尼亞和16歲的小羅傑雖不太喜歡，但對她並未表現出不禮貌。當希拉里走出房間去卸行李時，比爾把他們拉到一邊，目光逼視，憤怒地斥責他們，弗吉尼亞寫道：“就像我母親當年那樣。”然後，他對他們說：“我現在已經厭倦那些漂亮姑娘，我要娶一個能談得來的人。”
他的責備壓制了他母親當時的敵意，弗吉尼亞後來承認，這只是“我們面前漫漫長路”的開始。那次見面後，她覺得希拉里“安靜、冷冰冰，反應遲鈍，使人不快”。她的判斷是對的。羅德姆家的一位朋友說：“從她踏進這個家庭的門檻時，她母親就顯得很緊張，覺得受到了輕視。她對阿肯色州不感興趣，對未來的婆婆和髒兮兮的小叔子也不太在意。”
後來，對於這種第一次會面就產生的並且從未中斷的厭惡，她們各有自己的解釋。在比爾·克林頓看來，這是被稱為阿肯色州典型的母親和芝加哥郊區的兒媳之間的“一種文化衝突”。不知道是因為弗吉尼亞後來坦誠道出她對希拉里聰慧的嫉妒，還是因為這兩位強勁的、與眾不同的女人身上隱含著相同之處，弗吉尼亞曾記得比爾有一次對她說：“好，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你和希拉里彼此都不喜歡對方，那麼，你們就是不喜歡你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