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水上狼煙
臨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長。宜昌大撤退，被喻為“中國實業上的頓
刻爾克”
1937年夏，國民政府選派幾位實業界人物去歐洲考察，盧作孚是其中之一。他安排完建設廳的工作，制訂了民生公司的新規劃，經南京到上海，準備從上海啟程去歐洲。
這時，從東北傳來了舉世震驚的消息：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1937年7月7日凌晨，日本關東軍向駐守在北平的宛平縣城29路軍不宣而戰，抗日戰爭爆發……
仲夏的上海，抗日的熱情如同火山爆發。大街小巷，車站碼頭，到處都是抗日的呼聲。盧作孚徹夜難眠，輾轉反側，值此民族和國家危難之際，作為炎黃子孫，豈能安眠？他毅然放棄了去歐洲考察的計劃，準備投身抗戰。
面對戰爭，盧作孚清醒地意識到：“國家對外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
這時，盧作孚突然收到一封南京來電——國民政府邀請他前往南京幫助草擬抗日戰爭總動員計劃。盧作孚毫不猶豫地趕到南京。到達的當天，他即電示民生公司全體職工：“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
7月20日，盧作孚正在草擬動員計劃，忽又收到一封急電，電報是從北碚發來的，內容令盧作孚焦急不已：母親突發腦溢血，昏迷不醒。
秘書問他是否訂回鄉的船票。
盧作孚表情嚴肅而又痛苦地搖搖頭。
草擬總動員的計劃正在他的指導下緊張進行，離不開他。國難當頭，匹夫有責，自己豈能在此時離開。自古忠孝難兩全！
他留了下來，又埋頭工作之中。每天除從電報上了解母親的病情外，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將痛苦深深地埋在心裡。
3天后，他得到了母親去世的消息。他才匆匆飛往重慶，趕回故鄉。料理完母親的喪事，他又匆匆地飛回南京。
盧作孚萬萬沒料到，短短數日，平津淪陷，華北大部相繼落入敵手，而上海方面的告急文書不斷地向南京發來……
“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了。盧作孚立即電示民生公司：一切工作迅速地轉移到戰爭的軌道上來，以滿足戰時運輸的緊迫需要！
在重慶，一些人對民生公司表示憂慮，認為“國家的對外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結束了”。盧作孚悽然一笑。4年前，在民生公司紀念“九·一八事變”兩週年大會上，他就明確表示：“對國家：1、應作義勇軍的預備，訓練成軍人的身手。2、應作國家總動員的準備，調查一切人畜物的力量。3、應作犧牲的準備，於值得犧牲時不惜犧牲。4、應作有血性有肝膽的男兒，對於我們群眾議定的公約信條及一切議案，能努力去做。”
是考驗自己和民生公司的時候了。
8月末，盧作孚將公司所有輪船調集重慶港和萬縣港，準備隨時投入支援前線、搶運撤退，保衛長江、保衛祖國的戰鬥。
早在“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之前兩日，國民政府交通部已密令各輪船公司，迅速將航行中的海輪駛入長江，或者停留在香港等安全地帶，以免資敵。當時開入長江的江海輪船，數量甚多，據資料統計，僅漢口原有輪船450艘，共計46282噸，至此猛增至645艘，計143790噸。後來，當南京告急時，漢口航政局會同軍事運輸機關組織輪船大撤退。共計退至宜昌280艘，退至長沙60艘，退至常德16艘，後又由宜昌退入川江150艘。
各輪船公司還按照當局部署，將噸位過大不能駛入長江或航線較遠不及駛回長江的船舶駛送香港或其它港口。
1937年8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公佈了《非常時期輪船轉移外籍辦法》，准許未能退入長江的海輪及避泊香港或在海外的商船，暫時移轉中國國籍，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先後批准轉籍的船舶達130艘，計14.5萬噸。
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正在召開緊急會議。大家陰沉著臉，抽著煙，一言不發。
今天的會議很特別，有戎裝抖擻的軍人，也有身著便服的紳士。大家被通知來開會，具體內容卻不太清楚，但能看出，這次會議有些異樣。
知了在樹上熱熱地叫著，讓人更加心煩幾分。
隨著一串急促的腳步聲，大家不約而同地向門口望去。
“諸位，這位是海軍部長陳紹寬將軍。”
“這位是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陳以鼎將軍。”
“這位是招商局副總經理沈仲毅先生。”
“這位是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先生。”
……
一一介紹完參加此次會議人員之後，主持人宣佈開會。
陳紹寬部長開門見山：“諸位，日本人不宣而戰，意在亡我中華。由於敵我海空軍力量懸殊，我們不得不另圖他策。日本海軍擁有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等各型艦隻約300餘艘，共計約130萬噸，除戰鬥艦外，均加入對華作戰。而我國海軍僅有戰艦53艘，約5.6萬噸。如此，我海軍艦隻數量約當敵軍的六分之一，噸位約當二十二分之一，以這樣的劣勢，既無法拒敵於海外，也不能有效地守衛長江。加上敵人空軍的絕對優勢，我海軍朝夕難保……為防敵溯江而上，唯有消極抵制，自謀堵塞之法。然水上防禦工事之建築，並非一蹴而就，臨時應變，不得不徵用船隻，沉入港口，及佈置水雷，以為阻塞工具。”
陳紹寬一口氣說完，騰地從座位上站起：“經當局研究，蔣委員長訓示，選定地勢險要，航道狹窄的江陰港口，構築長江第一道禦敵工程。時間緊迫，還望大家同心同仇，共赴國難！”
陳紹寬坐下後，一名參謀站起來接著說道：“除了海軍的艦隻參加封鎖長江——江陰要塞外，當局決定徵用民船。這次徵用民船的原則有兩條：一是不能進入內河行駛的大輪，二是船齡較大者。望各位深明大義，慷慨應徵。”
這名參謀說著，從公文包裡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方案，念道：
首次調集江陰執行封江任務的商船共計23艘，計43963噸。這些船是：
招商局7艘，計13706噸；
三北、寧紹、天津……等16家民營航業商船16艘，計30257噸。
參謀唸完名單後，陳紹寬霍地站起：“軍令如山。散會！”
各商船主深明大義，很快將徵用船隻調往江陰，排成隊形，有的來不及卸下船上的貨物，便沉入江中。
江陰封鎖線順利構築成功。
首次沉船封江，沒有徵用民生公司的船隻。這是因為民生公司將要運送劉湘所屬4個師、兩個獨立旅出川抗戰，開赴前線。
這是一個陰沉的早晨，重慶碼頭上，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一隊隊士兵鬥志昂揚地登上了民生公司的船隊。
在汽笛聲中，民生公司的船隻一艘艘駛離碼頭，順江而下，消失在海天一色的碧波中。
值得往後提一筆的是，8年抗戰中，川軍共計6個集團軍和部分獨立旅，先後開赴抗日前線。川軍的兵力約佔國民政府總兵力的五分之一！而運送如此龐大的部隊的任務，大多落在民生公司的肩上。
“打兵差”，過去無異於談虎色變。船主們一聽要“打兵差”，一個個敢怒不敢言，他們寧願空跑一趟，也不願打兵差。現在，他們心甘情願！
民生公司首當其衝。
為構築江陰封鎖線之輔助封鎖線，國民政府再度徵用各種民船185艘，載近萬立方米的石頭，沉入江中。
民生公司這次也被徵用4艘鐵駁，計14811噸，沉塞於十六鋪，分別配置水雷，最後在長江上構成了數道封鎖線。
民生公司其餘的船隻仍參加搶運兵員的任務，整整兩個星期，民生公司的船隊在長江上川流不息，往來如梭，日夜兼程，勝利完成了運送兵員的任務。
盧作孚多少個晝夜沒合過眼，也記不清。他日夜趴在桌上，有條不紊地組織指揮著民生公司的抗戰行動。
槍炮聲連綿不斷地從遠方傳來，敵機終日在頭頂盤旋轟炸，成噸成噸的炸彈如雨落下。直到民生公司的船隻和器材全部撤退到川江後，他才鬆了一口氣。
然而，盧作孚又開始了新的忙碌。
上海失守。南京淪陷。一道又一道封鎖線被日軍迂迴攻佔。
在這危急關頭，國民政府於1938年1月1日任命盧作孚為交通部次長。
臨危受命，盧作孚沒有推辭。他帶了幾名隨從，在武漢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國民政府已宣佈遷都重慶，為長期抗戰作準備。民族工業隨之開始了大遷徙。
長江這條大動脈成為入川的生命線。
政府機關、逃難的人群、工廠設備湧入碼頭，有限的船隻難以為計。
緊急疏運任務異常繁重。
長江航業在他的運籌下，迅速地調動了起來。他想盡千方百計，爭取多搶運一些人員和物資。
什麼辦法都用上了。間道轉運、分段接運、水陸聯運……該用的辦法都用上了。
南京國民政府內遷重慶，中央機關、公物分別由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兩家承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隨從到宜昌後，就是乘民生公司的“民風”、“民貴”、“民政”等輪船，運抵重慶的。民生公司另外還派出部分輪船，搶運金陵兵工廠器材約2000噸至重慶。
當時，需要內遷的工廠，多達500餘家。所有的撤退遷移任務重擔，壓在了盧作孚一人的肩上。
為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船隻，盧作孚一面搶運人員、器材入川，一面運送兵員出川。
劉湘率領川軍出川抗戰，就是民生公司的輪船運送的。據資料記載：
經民生公司運到下游的部隊參加了南京保衛戰、台兒莊大戰、保衛武漢。僅一年時間，民生公司搶運到前線的作戰部隊共30餘萬人，4600多噸彈藥……後又參加了第二、第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整個抗戰期間，民生公司運送兵員270餘萬！
1938年夏，安慶失守，武漢告急。戰區機關、學校、工廠紛紛撤退，爭先恐後地湧向宜昌。
宜昌一時堵塞，搶運工作異常艱難。
接著，從徐州等地前線撤下來的大量傷員要轉運入川。6月21日，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電示民生公司：“前線傷兵，必以宜昌為唯一後送區域，預計傷兵在短時內，有5000人至1萬人到達宜昌，設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運力搶運，必難完成任務。”而此時，擁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員外，還有緊急待運的軍工器材12萬多噸，珍貴的航空油料1萬多噸，各類公物6萬噸。“可以說全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裡了。”
真個是“八方風雨會宜昌”。
此時的宜昌，滿地是人。然而川江天塹，灘多流急，船隻噸力轉小，運輸力有限。按常規計算，滯宜物資和人員的運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漢距宜昌630多公里，敵機頻頻轟炸，前有高山阻擋，後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亂。
1938年9月，盧作孚這位交通部次長風風火火地趕到了宜昌。望著堆積如山的物資，蜂擁的人群，盧作孚當機立斷，抽調最得力的人員參加搶運。民生公司的骨幹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陳國光很快趕到宜昌，與盧作孚一起商討搶運大計。
這個周密的計劃是：由民生公司領銜簽訂運輸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參加協運。計劃在40天內搶運完各種物資、人員。
次日，盧作孚通過軍事委員會駐宜昌船舶運輸指揮部，召集所有需要託運的單位，宣佈了自己的計劃，得到各方的擁護。之後，盧作孚又馬不停蹄地去碼頭巡視了一遍，然後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迅速召集雲聚在宜昌的24艘輪船的負責人和各輪船公司的負責人繼續開會。盧作孚根據長江上游只有40天是中水位，制訂出一套40天的緊急搶運計劃，確定了參加航行的船隻，定下了搶運的人員、物資數量，這個計劃採用了1936年民生公司在枯水季節創造的著名的三段航行經驗，採取分段航行，以最大的限度搶運。
盧作孚的三段航行計劃是：“各個交運物資的單位，必須按照分配的噸位，將自己的設備器材分出輕重緩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啟運；其餘不重要的，交由木船運輸，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計劃運輸；實在來不及運走的，甚至準備拋棄。至於什麼單位的器材由什麼輪船運輸，則全部由我的父親親自分配。”盧國紀回憶說，“長江航線，從宜昌到重慶，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兩天，費時太長，必須採取儘量縮短航程的辦法，以爭取多運物資。於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裝卸的笨重設備，由宜昌直接運到重慶外，次要的，較輕的設備，則縮短一半航程，只運到萬縣即卸下，交由其他輪船轉運。這樣就節省了一半的時間。更輕、更不關緊要的器材，再縮短一半航程，只運到奉節、巫山或巴東即卸下，留待以後再轉運。還有的甚至運進三峽即卸下，讓輪船當天即開回宜昌。這樣，每天早晨，必有六七隻裝滿物資的輪船從宜昌開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樣數量的空船開回宜昌來，充分地利用了難得的40天中水位時間，最大限度地增加了運輸能力，使成千上萬噸至關緊要的軍工和民用工廠設備，從宜昌搶運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據一份資料統計，抗戰初期，民生公司經由宜昌搶運入川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醫院等單位的旅客，共約64000多人。其中搶運入川的學校有復旦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航空機械學校、中央陸軍學校、國立戲劇學校等數十所。
為優先搶運傷兵，民生公司調派民聯、民生、民康、民俗、民貴、民風、民元等輪船，在一段時間內集中搶運。輪船艙底裝兵工器材，艙面裝運傷兵，傷兵船票實行半價結算，傷兵眷屬按6折計算。僅1938年搶運入川傷兵人數即達1萬多人。
為搶救難區兒童，中華慈幼協會、世界紅十字會、戰時兒童保育會等先後組織難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輪船免費運送到沿線各地兒童保育院。
由於川江航道特點，當時只能白天航行，為了爭取時間，改為夜間裝卸。凡是次日運走的物資，當晚就先裝好船。每當傍晚，當民生公司的輪船返回宜昌時，輪船待裝，駁船集載，港機起吊的各項準備工作，均已就緒。入夜，輪、駁、岸各處燈光輝映江水，交相輝映，裝卸號子聲、起重機的轟鳴聲、汽笛聲交織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民動員起來反對敵人的力量”。
經航運界的共同奮鬥，終於在預定中水位的40天內，將堆積在宜昌的申鋼廠、渝鋼廠、航空兵站及陝酉、南京等兵工廠的器材，搶運入川，勝利結束了戰時宜昌搶運最緊張的一幕。
整個宜昌撤退中，搶運軍工物資和工業設備器材的擔子完全是由中國輪船承擔的，其中，民生公司負擔了90％以上！
宜昌撤退運輸的重要意義，當時曾被比喻為“中國實業上的頓刻爾克”，而“中國的頓刻爾克的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頓刻爾克的撤退並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美國）還要艱苦些”！
發展後方水運，開拓戰時交通；再度赴難，改任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
盧作孚站在船尾，望著宜昌漸漸地變成一抹雲煙時，才轉過身來，江風撲打著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頭，望著風中獵獵的民生公司的旗幟在飄揚，彷彿在與他神秘地交談。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後，1000多名川江水手給國民政府參政會寫信，那發自肺腑的聲音再次在他的耳邊迴響：
“我們並不顧慮工錢太少，職業無保障，對於戰時的交通，曾盡了和正在盡著最大的努力，輸送殺敵壯了，搶救生產器材，護送傷員和避難同胞等，在敵人的飛機炸彈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說我們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而苟延殘喘，實在不如說我們是為了抗戰的勝利。”
民生公司不僅在經濟上遭受了重大損失，輪船經常被日本飛機炸沉，更讓盧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職工獻出了寶貴的生命，61名船員負傷致殘……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抗戰！
盧作孚的心情異常沉重，儘管他留給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嘯的人群，堆積如山的物資仍在他的眼前晃動。他不敢再去想象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點的時間，他決不會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陽悄悄地爬了出來，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紅。
這時，擔任警戒的船員一聲高喊：“敵機！”
盧作孚向天空望去，一群蒼蠅似的黑點開始放大，日本人的飛機追來了。
大副拉響汽笛，向船隊發出警報。
一名船員衝了過來：“總經理，快到艙裡躲躲！”
盧作孚沒理會，兩眼死死地盯著日本人的轟炸機群。
轟鳴聲越來越大，幾架日機氣勢洶洶地向盧作孚的這艘輪船撲來。
日機飛得極低，像一片烏雲一樣壓來。
盧作孚沒有動。他知道，船上沒有防空武器，只能躲著航行。當日本人的飛機快要投彈時，他大喊一聲：“剎車！”
炸彈在船頭掀起幾股十幾米高的水柱。
敵機一看沒炸中，在天空盤旋了一圈又繞了回來，向輪船俯衝掃射。
輪船時而加速，時而緊急剎車，躲閃著敵機的掃射。
幾串機槍子彈還是打到了船甲板上。
敵機正想再次襲擊船隊時，中國空軍的飛機出現在天空，敵機一看不妙，趕緊稀裡糊塗地洩掉炸彈，拉起機頭開溜了。
盧作孚再看江面，有幾隻木船被炸碎，還有幾隻在起火燃燒。
脫險的船員奮力地向岸邊游去。
盧作孚的這條船上，有名船員也受了傷，正在包紮。他跑了過去，關切地問道：“傷勢重嗎？需要送上岸搶救嗎？
受傷的船員忍受著劇痛，強作笑容地搖搖頭：“不要緊，擦破了點皮。”
盧作孚低頭仔細一看，血從受傷船員的大腿處滲出，染紅了他身下的甲板。
“誰有煙？”盧作孚問道，“給他一支菸抽。”
人群中有人遞過一包煙。
盧作孚要了火柴，划著，為這名受傷的船員點了支菸。
“挺住，很快就會到家。聽口音你也是合川老鄉囉！”
盧作孚坐在這名受傷的船員身邊，開始拉起了家常。
1938年底，盧作孚回到了久別的重慶。一下船，他就驚訝地看到，重慶人口爆滿，各種方言在這裡匯成了一條方言的河流。六七百萬人遷移到四川，重慶猛增至100多萬人。交通擁擠，住房緊缺，許多人露宿屋簷、街頭巷尾。
必須趕緊疏散難民。這個念頭在盧作孚的腦子裡一閃，定格了。於是，1938年冬到次年春，民生公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疏散難民。
戰時的交通運輸難題又擺到了盧作孚的面前。船隻不但不夠用，更主要的是柴油緊缺。民生公司46只輪船中，有32只是靠柴油為燃料。我國不能生產柴油，全依靠進口。戰爭爆發後，運輸線被切斷，柴油沒有了來源。幸虧盧作孚早有預料，在武漢撤退時，收集購買了4000多噸柴油，可是宜昌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夠使用半年時間。如果不早圖他策，半年之後，民生公司的輪船將全部停航！川江這條戰時的大動脈將不能流動，這勢必影響到抗戰的進行。
盧作孚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極早地預見到必須建造～批新的燒煤船來替代以柴油為燃料的船。
盧作孚的遠見卓識，總是一般人無法相比的。早在南京、武漢撤退之前，他就購買了2000多噸五金器材，儘管數量並不大，但還是很可觀的。因為這批五金器材可以暫時滿足民生公司船隻的維修，若建造新船就遠遠不及了。於是，在宜昌撤退時，他又極早有預見性地收購了一批馬力小、性能差的小船達60多艘，準備利用這批船隻來進行改造，以解決鋼材不足的難題。
盧作孚一面組織民生公司向四川各地疏散難民，一面加緊一改造輪船的工作。
改造任務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生機器廠的肩上。民生機器廠在戰前是個不大的修理船舶廠，但對改造舊船卻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1933年打撈“萬流”輪後，改造成功，取得了寶貴經驗，開始對不適於川江航行的船隻進行拆毀、改造。
這次工作進展速度極快。短短几個月，一批改造的燒煤船就投入了運輸的隊列。緊接著，民生公司又開始了新船的建造。
第一批新船的建造計劃是，建造15只中型的燒煤船，兩隻吃水淺的柴油船。
為實施這一計劃，民生機器廠在盧作孚的親自指揮下開始了擴建。
為適應戰爭的特點，盧作孚指示民生機器廠“向地下發展，向四處疏散”，以便在戰時能正常工作。
宜昌淪陷後，切斷了四川通往湘境的交通運輸線。中國的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成為唯一與國外溝通的運輸線。
川流不息的汽車隊在滇緬公路上蠕動，將抗戰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各抗日前線。但是，四川卻沒有通往雲南的公路。
盧作孚決心修築兩條公路，以解決戰時的緊張運輸。
第一條公路是從三鬥坪，經鄂西山區，入湘境，使之與長江上游的航運相連接，形成一條水、陸聯運線。
第二條公路是在川南，從瀘州，穿貴州西北部，直抵雲南囗益，同樣是一條水陸聯運線。
這兩條公路在極短的時間內搶修完成，被稱為抗戰時期的兩條大動脈、在這兩條大動脈上，國外的援助源源不斷地送到大後方，又源源不斷地送到各前線。
到1939年夏末，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最艱難的時刻。德國佔領波蘭，迫使英法對德宣戰，德軍已陷丹麥、挪威，佔荷蘭、比利時，橫掃法國。日本與德意法西斯遙相呼應，向東南亞各國虎視眈眈。英國迫於日本的壓力，關閉了滇緬公路，卡斷了中國唯一可接受外援的生命線。中國的抗日戰爭開始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不得不依靠大後方的物力來維持抗戰。
交通運輸問題更加突出，必須儘快地建立四川的公路網。
任務，再一次落到了盧作孚的肩上。
傾盆大雨中，一輛汽車“嘎”的一聲停在一處簡易的工棚前。從車上跳下4個人來，踩著泥濘，進了工棚。
“你們是什麼人？”
一個人披著雨衣大聲問道。
“交通部盧次長來視察川中公路。”司機大聲答道。
“什麼？”
司機不耐煩地重複道：“盧次長來視察。”
問話的人是工段長，他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著，竟一時不知哪位是盧次長。
盧作孚撣了撣身上的雨水，問道：“這裡有技術人員嗎？”
工段長這才緩過神來，判明問自己的就是盧次長，忙答道：“有，有一名工程師。”
“可以請他來一下嗎？”
“可以，可以。”
工段長返身鑽進雨裡，不一會領來一位40多歲的戴眼鏡的中年人。
“你就是這兒的工程師吧，請坐。”盧作孚待工程師坐定後說，“這條公路直接關係到戰爭的需要，非常重要。必須擬訂一個計劃，在最短期內建成通車，無論有多大的困難，都必須完成。”
工程師點了點頭：“請放心，盧次長。”
“需要多長時間？”
“大約得——”工程師還未說完，盧作孚一揮手：“3個月怎樣？”
工程師想了想：“差不多。”
“只能3個月，一天也不能推遲。”盧作孚斬釘截鐵地說完，一抬手：“走！”
工程師和工段長忙上前攔阻。
“不行，天黑了。前面的路不好走，又下著雨，太危險了。還是請盧次長明早走吧！”
“不要緊。”盧作孚笑了笑，“只要有路基就能通車。”
工段長一看挽留不住，只好說：“那就派兩個民工來幫你們領路。要是遇到困難，也好招呼民工幫助。”
“這樣也好。”
盧作孚冒雨駛上了榮縣的路途。此時，天已漆黑一團。
正當盧作孚忙於建設四川公路之際，又一項艱鉅的任務正等著他去受領。
在戰時，許多任務沒有迴旋的餘地。盧作孚突然接到了國民政府的任命，任命盧作孚為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
消息來得異常的突然。國民政府沒有徵求盧作孚的意見，就把任命在報上公佈了。
盧作孚憑直覺就判斷出：大後方出現糧食危機。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全國糧食管理局，足以說明糧食危機已威脅到抗戰。
再度臨危受命，盧作孚毫不猶豫地赴任了。他用了“僅僅兩三個星期，就形成了從上到下的整個糧食管理體系。與此同時，他還以最快速的行動，對糧食供應作了全面的調查瞭解。他發現造成糧食供應不上的原因，既不是由於災荒引起的糧食減產，也不是農村缺少糧食，而是層層官吏只知道貪汙受賄，沒有辦法將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廣大農村地區的糧食運出來，集中到城市。很清楚一問題的癥結，乃是一個運輸問題……”
原因找出來了，盧作孚又極富創造性地提出一個運輸糧食的“幾何計劃”。
所謂“幾何計劃”是：“把各個沒有公路的偏僻地區的糧食，首先用人力運送到鄰近的公路或水路邊上的一些特定的點或特定的地區裡，集中起來，然後又從這些公路或水路邊上的點或地區，用汽車、板車或船隻，將集中起來的糧食，轉運到重慶周圍以及各個交通要道上的縣城的政府糧倉中。這樣，就將複雜萬分的糧食運輸問題，縮小到易於管理的最小範圍，變得簡單明瞭了。”
一場糧食危機，盧作孚只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就消除了。
後人在評價盧作孚的這一貢獻時說：“其在戰時的意義，至少與宜昌撤退的‘奇蹟’相等，並且是以同樣有效和激動人心的機敏來完成的。”
當一車又一車、一船又一船的糧食，從四面八方彙集，又一批批地運送到抗日前線時，盧作孚站在高灘巖上問道：
“你們說，世界上最香的是什麼？”
望著長龍般的運糧車隊，人們異口同聲地答道：
“稻香！”
大家會心地笑著。盧作孚也笑了。但大家發現盧局長的面色蒼白，用手捂著胸，幾乎就要倒下去了。
緊張的工作，頻繁的敵機空襲，嚴重地摧殘了盧作孚的身體。他的脈搏間歇症復發並加劇了，時常出現身心衰竭。他不顧醫生的警告，一直帶病奔波，最後嚴重的脈搏間歇跳動，使他昏倒了，被送進了醫院。經檢查發現，他不僅心臟病很嚴重，而且雙肺的肺膜破裂。他冒著生命危險，只在病床上呆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又投入了工作，這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來指揮了。
1941年冬，盧作孚的病情再度惡化，民生公司在歌樂山上借了一所金城銀行的房子，開始強迫他接受治療。
他沒想到，這一病竟長達6個月！
6個月，盧作孚的身體在休息，但他的心一直掛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民生公司的船一隻又一隻被敵機炸沉的消息，使盧作孚那顆心越來越沉重……
令盧作孚不安的是，官僚資本對民生公司悄悄地生起了吞食之心。盧作孚眼前又浮現出1938年時的一幕：國民政府以統一調配，便利抗戰運輸為名，準備下令民生公司將全部船隻交由軍政部掌管調派，企圖以行政強制手段吞併。盧作孚得到這一消息後，先聲奪人，搶先向國民政府提交了一個運輸計劃，主動提出承擔包運所有的撤退物資，運價按平時商運價的十分之一計算，並在5個月內把積壓在宜昌的8萬噸兵工軍需器材物資全部運離宜昌。與此同時，他又通過張嘉璈向軍政部長何應欽陳說利害，才使當局改變主意。
當1939年民生公司的資產增至700萬元時，孔祥熙、宋子文都想用大量投資的辦法侵吞民生公司。孔祥熙暗地指使中央信託局出面，要出資佔有股份的50～60％；宋子文也暗示，他所控制的中國銀行也要投入60％的股份。盧作孚既要依靠他們的支持求得發展，又不願讓某一勢力控制，於是他通過政學系首腦張群遊說孔祥熙，示意不宜直接插手地方企業；又活動陳果夫、陳立夫門下的幹員錢新之出面揚言，民生公司是交通運輸業，投資不能沒有交通銀行的份。從而形成了政學系、孔、宋、陳在對民生公司投資上的僵持局面。最後以撤銷增股，代以發行公司債券了結。由17家銀行認購700萬元的公司債券，從而形成了一債多主。互相牽制的局面，避免了孔宋財團的吞併。
但是，孔祥熙並沒善罷甘休，想以暗中收買股票的辦法控制民生公司的股權。但盧作孚對公司的股票轉讓有著嚴格的控制。孔祥熙的意圖終於落空。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偏安四川，川江成為國統區交通運輸的主幹。而執川江航運牛耳的民生公司的地位也益顯重要。由於盧作孚深謀遠慮，民生公司同當時中央和四川地方各派勢力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官僚資本集團雖然對民生公司垂涎三尺，也不便一舉吞併。而民生公司既要求得政府當局的支持和資助，又要防範被鯨吞。而對如此複雜的局面，盧作孚周旋在中央財團與地方勢力之間，變不利為有利條件，不僅維護了企業的獨立存在，而且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民生公司在戰前即已壟斷川江，但戰前經營的航線僅限於四川境內及渝敘、渝滬兩條直達航線。滬戰爆發後，隨著戰局的變化及後方的需要，又開闢了30多條長短航線。這些航線是：
為疏運上海、漢口、宜昌西遷人員、物資，開闢了長江中、下游及漢湘、宜湘、宜渝分段運輸航線12條；為適應戰時後方交通需要，開闢四川境內的短途航線19條；為銜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聯運開闢航線6條。
此外，盧作孚審時度勢地派輪對金沙江、烏江、赤水進行了考察和試航，為輪船運輸開拓了新航線。在其經營航線的港口，設置了辦事機構和夏棧設施，組成了戰時後方的經營網。
民生公司在擴展後方航線的同時，為了解決進口貨源驟減，船用器材奇缺的困難，憑藉自己的技術力量，研製船用高壓水管鍋爐，自制船舶配件，以替代進口產品；以木代鋼製造木殼機動船；就地取材，試驗代用燃料以及其他船舶技術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維持了一支有效的運輸船隊，並不斷髮展壯大。
多年後，當人們重新審視民生公司的戰時發展時，不僅解開了民生公司在戰時如何發展的謎團，也對盧作孚的經營方法作出了準確公止的評價——
民主公司在後方營運中，承擔了大量的公差運，所收運費極低，航運收入劇減，1939年第一次出現帳面虧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而未能扭轉。
那麼，民生公司又是如何在這種情況下能飛躍發展呢？
表面上看，民生公司一方面出現帳面虧損，而買質上民生公司又在其他企業進行大規模投資。據統計，先後在48個企業投資，投資額達140萬元（戰前貨幣未貶值時）。投資總額佔股本的比重，1939年為25.6％，1941年為56.％。投資的範圍之廣是一般的企業無與倫比的。這恰恰應驗了盧作孚“將連帶的生產事業統一為一個或全部的聯絡”的設想。
戰時，中國幾家大的航運公司如招商、三北大都萎縮，只有民生公司才得到迅速發展。這與盧作孚的經營管理思想是分不開的。《中華水運史》評述道：
“民生公司主要之業務本來在川江。國府西遷，川江運輸繁要幾倍於往昔，民生公司以保有多數之內河輪船，適應急切環境的需要，業務進展，自非其他公司所能及。
“民生公司輪船在抗戰初期未被徵用，而在滬輪船亦於江陰封鎖以前駛入長江，產業保全毫無損失。
“長江中下游輪船自京滬武漢撤退，均感流亡之苦，民生公司得以廉價收買，增加它的運輸力量。
“陪都人才薈萃，民生公司大事羅致，內外管理亦多改善，以上各項，時勢人謀兼而有之。”
這一評論是中肯的。但所述多在“時勢”，而在“人謀”方面，盧作孚煞費苦心。
戰前，民生公司每收並一家輪船公司，即是增加一次股本。其在開辦以來至1945年的20年中，到1937年增至350萬元時，增資的方式除在接收船產時以產抵資外，還有者股增值、招募新股和發行公司債券。1937年增資時，以1936年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以前入股為時限，老股股本分別按100％、80％、60％升值；1939年擴資時，老股又升值50％。其實質固在增股擴資，同時也是對老股進行利潤的再分配。而擴招新股的對象則主要是面向銀行資本家。1929年以前，官僚、地方約佔全部股份的50％，1936年後，逐漸降低，1936年、1942年、1945年分別遞減為30.7％、23.4％和17.2％；資產階級股份分別為29.7％、54.4％和63％，其中銀行資本由1936年的3.2％激增至1945年的39.2％，近40％的股權掌握在僅佔股東總數的1％左右的14家銀行的手中。這一情況表明，歷次擴股使民生公司股東的社會結構逐漸由地方官紳轉向城市資產階級，並且股權日益集中於金融巨頭。股本結構向城市工商業和銀行資本轉移，可以為公司的資金調劑帶來極大便利。
發行公司債券是民生公司籌集資金的重要手段。繼1935年發行100萬元公司債券後，1939年為避免孔、宋財團吞併，改為發行700萬元公司債券，17家銀行認購，年息6釐，10年還清。盧作孚利用這筆資金，除付清購買船隻及其他用途的款項外，跑買了大量的五金器材及原材料。熟悉經濟的人不難看出，這筆公司債券貸款，貸期長，利息低，隨著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到償還時，只需以原購進的一小部分實物即足清還全部本息，這等於白白地獲得一筆鉅額資金。
此外，民生公司還同各家銀行建立了廣泛而經常的借貸關係。1941年到1945年，先後向“四行二局”（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央信託、郵政滙業儲金局）貸款10次，以低於一般銀行利息一半以下的低息，共計貸款5.28億元（摺合戰前幣值170多萬元）。借期短的3個月，長的達4年。借款抵押，除部分是船產等實物外，許多卻是“不實之物”。如1941年兩次貸款共500萬元，借款用途是購買油料。五金及添造新船，而契約中的抵押品則也是“借款所購油料五金”和“可能添造之新船”；1944年至1945年向中央銀行3次貸款共4.65億元，則是“庫撥補貼”作抵。這種借貸關係，如果不是因為這些銀行在民生公司佔有鉅額股份以及盧作孚的社會地位和影響，是不會建立起來的。
盧作孚還以民生公司修復被炸受損船舶及補貼公差虧損的名義，向政府申請了鉅額補貼，自1941年至1945年，8次共獲各種補貼摺合戰前幣值280多萬元，另獲補貼美金7.45萬元。
當然，民生公司獲得發展的因素遠不止上述這些。如擴大提留基金，緊縮企業開支；靈活運用資金，保持企業後勁等等。
“沒有盧作孚，就沒有民生公司；沒有民生公司，沒有這些犧牲，也就沒有這些創造，也許不能造成戰時的那種局面。”徐盈這樣評價道。
盧作孚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個島國和太平洋彼岸的全色海岸……
歌樂山離重慶市區20多公里，終日雲霧繚繞，松濤聲連綿不絕。盧作孚剛搬到這裡時，很喜歡這裡的幽靜環境，但時間一久，它的景緻再也提不起盧作孚的興致。1941年冬天，盧作孚害了一場大病，後來病情稍有好轉，他就又開始了奔忙。誰知不久後，他的病情又迅速惡化。為徹底治療，民生公司向金城銀行借了歌樂山上的一所房子，迫使盧作孚搬來靜心養病，接受醫生的治療。
他也是個閒不住的人，又豈能安度這種“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於是，他的病房又變成了辦公室。
雖說是治病，但公司的文件還是一份又一份源源不斷地送到他的床頭，經他一一批註後，又一份份發出；電話鈴聲不絕於耳，每日會議不斷。公司為此下了一道禁令：一般人員禁止打擾，一般的文件、電報禁止送來。可盧作孚不同意，但又執拗不過，只好同意每天在床頭召開一次公司高級領導會議，處理極少重要文件。
盧作孚在擔任了一年的全國糧食管理局長後，辭去了一切官職，只擔任民生公司的職務。這樣，他才總算又回到了自己的事業上來。這段時間，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讀書上。
盧作孚對讀書的喜歡程度超過了一般的讀書人。當初他在建設北碚圖書館時，借閱須知就是他自己親手起草的，並附在每本圖書的背唇。他以“書”的自白口吻寫道：
“一、請勿用齷齪的手拿我；二、勿使我被日光曬著雨點淋著，我同小孩一樣，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三、請勿用筆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種符號；四、勿將我的身體夾墊你的手臂；五、你讀我未完而停止的時候，可用書籤夾在我的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頁上）認為標記，切不可將我折角；六、勿把我放在不潔淨的地方，望你時刻保持我的清潔；七。你不讀我的時候，應立刻把我還給圖書館，因為我等著還要去會許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禁在你的屋子裡。”
盧作孚對讀書有自己的深層見解。一名叫劉同仁的職工給他寫了一封信，要求每日給半日的讀書時間。盧作孚回店時這樣寫道：
“當此全部事業萬分緊張的求前進之日，吾輩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讀書？最好辦法，工作時間仍自己作，需要參考圖書則儘量參考圖書；工作以外，苟有時間，不拘多少，皆以讀書……上作系經驗，讀書所以整理經驗。即就個人立場說，亦不可重視整理，輕視經驗，而況社會問題比個人問題更迫切，事業要求比家庭要求更為迫切。吾輩更不可重視個人與家庭之成功，而忽略社會與事業之成功。”
此時，他開始溫習英語，構思他的文章，注視著戰局的發展，圖謀著民生公司的長遠計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應該感謝這場病，它給後人留下了盧作孚先生許多見解犀利的文章，是病，給了他時間。
戰爭仍在繼續，可盧作孚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此時此刻，他所思所想的，不僅僅是若干年後的問題，而且也是眼前的問題。在他的靈魂深處，有著最深的苦痛，而這種苦痛，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的肉體和精神。他不是一個喜歡在公共場所談及個人苦悶的人，總是願意一個，人靜靜地坐下來，將心事注入筆尖。他渴望理解，又常常不被人理解。
凡是在盧作孚身邊工作、生活的人，都稱他不容易被人理解。就連《大公報》的記者也這麼說。張群則說盧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協調”的東西。
孫恩山於1944年在美國的一份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盧作孚和他的長江船隊》，他在這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諱地談到了自己的困惑：
“中國實業界這位第一號創造奇蹟的人，於50多年前出生於一個卑下和微賤的家庭。當他還是20歲的少年時，他開始自己謀生。今天，作為一個創造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就的全國聞名人物，他已將他童年時期的許多事物忘記，然而他卻從未拋棄他在普通人民中艱苦一生所形成的個人簡樸習慣和謙遜品德，儘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看起來多少有點兒不協調。在他的新船上的頭等艙裡，他不惜從謝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瓷器，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飯桌上卻只放看幾隻晉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他那被稱為家的6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
但是盧作孚之子盧國紀在回憶錄中卻稱這是“我們家有史以來住得最寬、最好的房子了”。這所房子在紅巖村4號，儘管它只有40多平方米。
1942年夏天的時候，美軍司令部贈給重慶的知名人士每人一台高檔收音機，盧作孚得到一台。送來時他不在家，孩子們高興得一個個手舞足蹈，可三個星期後，盧作孚回家一看，不由分說就搬走了，送給了民生公司電台。他的這種做法，也許有人又不理解。
盧作孚已是身兼數十個職務，除交通部次長、民生公司總經理、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職務外，由於民生公司投資事業遍佈川省，所以，他兼任了許多分支、投資企業的董事長。但他的清貧卻是那樣令人不可思議。他只在民生公司領取一份薪金，卻養活一大家人。他在患病期間，家人曾想買只雞燉給他吃，可家裡連這點錢也沒有！
那麼，盧作孚沒有錢嗎？應該說是有的。按當時的慣例，一般每個企業都要送一筆可觀的車馬費給他，外加稿費收入，為數也不少，但他將這些收入幾乎全部捐獻給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了。
家人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妻子蒙淑儀一針一線縫做的。
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的總經理，但他的家人幾坐公司的船，仍然照常買票，享受公司所有職工同樣的半票優待。
他配有專車，但家人從未單獨用過。
他吃飯，照常簽字，月底從公司的薪水中扣除，家人吃飯也是如此。總之，盧作孚被人稱作是“一位難以理解的人”。黃炎培先生曾在一篇遊記中說盧作孚“不矜誇，不驕傲，在不斷地刻苦奮鬥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來，他是耐勞耐苦的，是大公無私的，是謙和周到的，是明決爽快的，是虛心求進的，是富於理想又勇於實行的……”盧作孚正是以這種無私的獻身精神，贏得了社會的普遍讚譽。
1942年，盧作孚病癒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北碚的建設。這時的北碚已成為戰時的後方重要的科學、文化和教育中心，這裡已遷入外地各種機關100多個，復旦大學也在其中，此外還有中央研究院、國家編譯局、國家農業研究所及工業研究所、國立地質調查隊、國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來、陶行知、舒舍予、陳望道、李公樸、郭沫若、陽翰笙、田漢等領導人和社會名流、學者都曾目睹過北碚的花團綿簇、盛極一時的局面。
冬去春來，盧作孚又回到了民生公司。他現在辭掉了一切官職，準備重整旗鼓。
此時的民生公司，人員已多達近8000人，輪船噸位較之戰前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盧作孚隱隱地看到，民生公司正在發生變化，準確地說是“退化”。“民生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蕩然無存，更有人趁國難當頭之時，投機取巧，謀取私利。有的人是公司的高級職員，也有當初和自己同甘共苦創業的元老。盧作孚感到異常痛心。
在一摞公司的檔案裡，他隨手挑出一份人事檔案。他的目光最後落在了歷屆公司董事變更表上。
紙張有的已經發黃，字跡依然那麼清晰，每個名字他都異常地熟悉，但轉眼間又變得有些陌生。
他開始一頁頁地認真翻閱。
他合上卷宗，閉目沉思。良久，他睜開眼，夕陽開始西下。
這份卷宗告訴他：自己離開民生公司7年了！
官僚資本正是在這7年中乘機而入，並開始侵蝕民生公司的肌體。
暮色降臨，盧作孚這才意識到自己一整天都未離開辦公室。
他出了門，向碼頭走去。
1942年10月9日，美國政府正式宣佈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及有關特權，英政府不久也宣佈廢除一系列與中國不平等條約。這一消息，無疑是對長期艱苦抗戰的中國人民的巨大的鼓舞。盧作孚從這一消息裡敏銳地看到了未來的憧憬，他的目光開始轉向外部世界。他一面加緊整頓民生公司，一面與國外進行廣泛的合作。
1943年7月，盧作孚結識了美國水利專家濱海，並邀請濱海先生參觀了民生公司、民生機器廠等。
北碚一直是盧作孚的“理想國”，為尋求與外國的溝通，他先後邀請了美駐華大使赫爾利、英駐華大使卡爾、加拿大駐華大使歐德倫等赴北碚訪問。
1944年6月22日，美副總統華萊士訪華來到北碚，在盧作孚、盧子英的陪同下，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北碚。
秋天到來時，盧作孚為加深與赫爾利的關係，特地送上4幅中國仕女圖！
盧作孚可謂用心良苦。顯然，這時他已經看到了新的曙光。後人從他這一時期的著作中不難看到他對戰後建設的理想。
在《論中國戰後建設》一文中，他以高瞻遠矚的眼光，雄才大略的氣魄寫道：
“凡盟國人民沒有不希望勝利早日降臨的，尤其是幾千年來愛好和平、七年來忍受戰爭痛苦的中國人民不僅僅希望勝利降臨了，立刻結束痛苦，恢復和平；其於和平恢復以後的國家前途，乃更懷抱有無限希望的心情，希望國家迅速建設，迅速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強有力的國家。其自力可以防禦今後任何強鄰的侵略，其聯合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協力，更可以防禦今後任何強國對於任何弱國的侵略。不要有下次的戰爭，不要有下次弱國再被侵略的戰爭……
“戰後國家的建設，不僅可以防禦再來的侵略，防禦侵略僅為其消極的目的；確立公眾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質基礎的建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使國家成為一個本身健全的現代國家，尤為吾人必須全力趨赴的積極的目的。”
緊接著，盧作孚又寫道：
“一切都感落後的國家，事事皆系痛苦，不僅遏敵人的侵略而已。人民大多數窮困羸弱，食物營養不足，衣服洗滌更換不足，房屋空氣光線不足，道路泥濘，市街擁擠，環境汙穢，疾病流行，荒年飢謹，或水急驟發，流離轉徙者動輒若萬千戶。凡此都是落後國家隨時隨地可以遇到的問題；其與國際密切接觸，互為比較之後，愈益顯著。秩序清潔與混亂汙濁，高樓大廈與茅屋棚戶，輕車疾駛與徒步重荷，觸目皆是天堂地獄，其不平與難堪，日趨嚴重。唯有從根本上建設國家，以機器代替人力，以科學方法代替迷信與積習，使農業增產，礦業開發，工業發達，陸有火車汽車，水有輪船，空中有飛機，可資運輸；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術，皆有職業的機會，皆有服務公眾的興趣。以自力謀生者，收入增加；被僱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豐裕，住室寬舒，旅行便利；汙穢的環境，變為清潔，混亂的環境，變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預防天災；有醫藥衛生設備，可以預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後的國家，短期內即一切進步到與先進國家比美；使全國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後，獲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國家的人一向輕視中國者變為尊敬，批評中國者變為稱譽。”
這是盧作孚在戰爭尚正進行中，勾勒出的一幅戰後建設的美好圖畫。
盧作孚對理想充滿了堅定的信心：“我們國家的未來，卻可以依了理想畫成。一般已經成熟了的國家，是已經汙染了的紙。我們卻是在一張白紙上畫丹青。因此她的美麗是完全如我們的意，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值得努力。而這一幅美麗的圖畫是完全操在我們手上，只看我們的畫法了。”
盧作孚對中國未來的建設，尤其是四川的戰後建設，在大量的調查瞭解的基礎上，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不愧一位名副其實的實業家。
他在構想四川的水力資源開發藍圖時，這樣寫道：
“這個地區最驚人的是它的水力。一個可能修建比美國著名的田納西水利樞紐大好幾倍的、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的地址，最近已在宜昌附近找到。……這個水壩將把水面提高160米，以產生足夠的水力，發電1500萬千瓦。其中一半的電力即足以解決總人口約為兩億、直徑為1000英里的地區內的用電問題。另外一半電力可用來生產成百萬噸的化肥，除滿足中國的需要外，尚可大量出口。”盧作孚認為自己的這個計劃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將是農業。因為它將為土地的灌溉提供最豐富的水源。“必將大大提高食物的原材料的產量，並增加出口。”更為重要的是，如此勢必帶動工業建設。他寫道：“如此豐富的廉價電力必將給予所有需要電解的化學工業和所有需要電力的其它工業以巨大的推動力。”正是由於水力的豐富，“運輸和交通將能獲得引人注目的改進。這個區域的所有鐵路都可以電氣化。水壩將使長江上游的水位大大提高，終年四季通航大海。一萬噸以上的海輪可以從東海岸上溯1300海里，一直抵達重慶，使這個內陸城市變成一個海港……”
這，也許就是今天的葛洲壩的萌芽，遺憾的是，盧作孚先生不能親眼目睹今日葛州壩的風采。但他在幾十年前就已有了預言：
“長江三峽水電站將是最大的一個水電站，但決不是唯一的水電站，並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帶及其支流，將會找到許多適當的地點修建比較小的水電站。……一個位於灌縣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發電82萬千瓦。另一個則在大渡河與馬邊河之間。這兩條河差不多是緊挨著並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標高卻高得多。如果開一條隧道將兩條河連接起來，將有足夠的水位差發電200萬千瓦。另外還有長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著西康和雲南兩省邊界的大山脈迂迴流過，最後與岷江匯合。這條江的所有沿江地帶都可以修建水壩，同時解決發電和航運問題。這些水電站的總髮電能力如果超過巨大的長江三峽水電站，那將是毫不奇怪的。”
許多年後，當人們讀到盧作孚先生的這篇文章時，不能不拍案叫絕！
“任何開發計劃，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沒有意義的。當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災害的限制或危害時，人民的生活就永遠無法富裕起來。我的心中強烈地銘刻著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旱災之一的情景。從低空飛行的飛機上望去，數百英里範圍內，只能看到乾涸的田野由於缺水而開裂；覆蓋著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綠色，而是頭一年留下來的枯死的殘梗。一星期以後，我又一次飛過那片農村，景色卻完全改變了！代替旱災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穀的美麗秧苗。雨已經下過了，人們已經播種。迅速改變的景色，使我留下一個信念：人的力量同等於大自然的力量。”
盧作孚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文中，詳細地記述了民生公司的艱難歷程，對民生公司未來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宏遠理想：
“當著一般人都在高談戰後航業問題的時候，民生公司還是隻忙著戰時問題。……不是它眼光短淺，不能看到戰後，而是它認為問題排列的秩序應該是第一為戰時，第二乃為戰後。它相信國家對於戰後的航業，必有整個的籌劃，必責成幾個主要公司分擔各主要航線的責任。……民生公司在國家整個航業籌劃之下，也當然是主要負責的輪船公司之一。本著它戰前的計劃和現在的基礎，揚子江上游仍應以絕對優勢，保持航業上的長期和平，使不再發生殘酷的鬥爭。揚子江中下段，它應該是幾個主力中的一個主力，使足以與它的上游航業聯繫；沿海它也許視能力參加，以與揚子江聯繫。”
盧國紀先生在回憶父親的這段經歷時，深情地寫道：
“我的父親為民生公司的戰後發展制定了宏遠的計劃，準備從國外訂造一批最新型的現代化客輪，參加長江全線航行；從國外購買或訂造一批海輪，參加海洋航行，首先開辦南洋航線，造較大的海船行駛香港、呂宋及南洋群島各埠；然後開闢北洋航線行駛青島、煙台、天津等埠；最後我們便要與列強從事海洋航業的競爭，東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飄揚著懸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親為民生公司制訂的宏遠計劃並不只是為了民生公司，而是為了整個國家……”
盧作孚的戰後建設理想，正如孫恩山在《盧作孚與他的長江船隊》一文中所說的那樣：
“今天，經過六年抗戰之後，透過戰爭的硝煙，我們開始看到了一個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廣闊輪廓。中國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將居於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國的生活中將居於何等地位？盧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個島國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視這些地方並不只是為了事業，而是為了業務上和技術上的合作，以使他為之服務並如此熱愛的國家獲得更大的發展。……——
1944年10月1日，這天正好是舊曆八月十五——傳統的中秋節。北碚傳出一個特大喜訊：盧作孚將代表中國實業界出席國際通商會議。這次會議是針對二戰行將結束，安排戰後經濟秩序的重要國際會議，將著重討論戰後工商業的發展，包括國際商業政策、航業政策、新區域的工業化等問題。
北碚各單位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為盧作孚舉行了一個聯合歡送大會。
復旦大學校長章友三先生首先致歡送詞：
“在國際上，尤其是國際外交上，說話人的成份——即個人的力量，往往影響到會議的成敗，所以各國選任外交官，必選在事業學術上有成就的人，說出話來才有力量。盧先生是中國一位大實業家，一手經營北碚，艱苦締造並主持民生公司。抗戰期中，無論直接或間接，對國家貢獻之大，在國際上也已風聞。盧先生簡色、樸素、刻苦、篤實，不鋪張，不誇大，充分表現了中國事業家的風度，其氣魄已先聲奪人。中國工商團體的推舉，確是選擇得人。
“不過在國際外交上折衷樽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今天，戰事處處失利，物價飛躍暴漲，外人觀感日劣，國家事實上的困難也方興未艾的時候，我們有什麼方法和他們辯護呢？中國外交上，不管代表政府或民間，都沒有人民作後盾。
章友三先生一番語重心長的話語過後，又意味深長地說：
“今天是中秋佳節，今晨還可看見一輪皓月懸在太空。可惜現在雲層大厚太密了，不能觀賞，正象徵著盧先生此時出國去艱鉅重重。我們謹希望盧先生能夠‘撥雲霧而見青天’。”
盧作孚在家鄉父老的期待目光中，興奮而又激動地致起了答謝詞：
“……我希望中國能夠建成起來，先曾以北碚這個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經營的試驗，提出了一個理想，叫做‘將來的三峽’。最初進行起來頗困難，但畢竟能建設成功一個這樣的局面。尤以遷建事業機關的幫助，兩三年內便完全實現了原來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來的理想。以這小小地方的經營，可以證明：可愛的中國是可以建設得起來的，是能夠建設得起來的；使別的國家也認識中國，必決定有希望，必決定有前途。”
盧作孚的答謝詞，激起了全場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幾天後，一架美製軍用運輸機呼嘯著衝向跑道，飛向太平洋彼岸。
飛機上滿載著出席國際通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歷史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
五位正式代表是：張公權、陳光甫、李銘諸、範旭東和盧作孚；
三位顧問是：張嘉璈、王志莘、李國欽；
隨員是：盧作孚的秘書童少生、翻譯孫恩山。
據盧國紀先生回憶，盧作孚在這次大會上就航運問題，尤其是戰後世界航運問題，提出了一個提案。這個提案有三點內容：
第一，我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侵略最深、損失最重的國家；我國的廣大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遭受日本侵略軍的蹂躪，航業破壞殆盡。要求國際組織以物資和技術幫助我國恢復和發展被破壞的沿海和內河航運。
第二，為了徹底消除給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德、意、日侵略集團重新抬頭的可能，建議同盟國在德國和日本投降後，嚴格限制其航運力量和造船能力。
第三，為了幫助被壓迫國家的經濟發展，要求在戰後消除國際上設置的各種航運障礙。
此提案與會各國代表當即一致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