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創辦民生公司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詩句會讓千百年後的一個青年得到啟示，並忽發

奇想：赤手空拳辦航運

“總算回來了，回來了就好！”母親望著兒子清瘦的面容，“瘦了，瘦多了。”

母親邊說邊抹著眼淚。

“娘，這幾位是我的朋友。”盧作孚指著幾位年輕人說：

“他叫趙瑞清。”

“他叫彭瑞成。”

“他叫黃雲龍。”

……

盧作孚的母親忙說：“快坐。叫淑儀煮飯，都餓了吧？”

“嬸子，我們哥幾個還有些事，想在你家商量一下，打擾了。”黃雲龍道。

“別見外，當是自家一樣。你們有事就忙去吧！”盧作孚的母親爽快地說。

盧作孚哥幾個應聲退出。

這時，鄰居們紛紛前來探望，問長問短。許多鄉親還前來請盧作孚吃飯，不答應就不走。為騰出時間，他只好一一應允。

吃完晚飯，送走鄉鄰已是夜深了。盧作孚哥幾個湊在一盞昏暗的油燈下，輕聲交談著，直到天明，方才散去。大家約好半月後再聚。

時間過得飛快。盧作孚白天被挨家挨戶請去吃飯，晚上開始琢磨著自己的事業。

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約來臨。

在盧作孚家臨時騰出的一間小屋子裡，盧作孚和幾位朋友侃侃而談。

“我琢磨好了，”盧作孚用低沉的聲音說，“靠軍閥辦教育是不可靠的。川南如此，成都亦是如此。每每隨軍事上的失敗，而使事業共浮沉。這些日子我反覆琢磨了，我們不能靠誰，要靠自己。為了改造舊的社會，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實現國富民強的理想，必須找出一條新的途徑來。”

盧作孚越說越激動。

“要救國，必須發展文化教育；要發展文化教育，必須首先辦實業；只有有了實業作基礎，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

盧作孚猛地將話題打住，望著窗外黑沉沉的夜空，自言自語道：“辦實業，談何容易。但我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

窗外黑漆的天空隱約有幾顆寒星忽隱忽現，微弱的星光給那死寂的夜空增添了幾分活氣。

盧作孚喃喃道：“辦實業，辦什麼實業？這是最主要的，必須選準。”他猛地轉過身，對幾位朋友們說：“還記得李白的詩句嗎？”

朋友們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什麼詩句？”

“就是那首‘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盧作孚興奮地說。

“當是什麼呢！”彭瑞成不解地問，“李白的詩跟我們辦實業有何關係？”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句詩說明了什麼？”盧作孚自問自答，“這說明川境多山，交通不便。我們辦實業，應從交通著手。”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詩句會讓千百年後的一個青年人得到某種啟示，並忽發奇想。

“我們創業，交通應擺在第一位，實業放在第二位，其次才是文化教育。”盧作孚思維敏捷，才學過人。

接著盧作孚提出了他的理由：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富冠西南諸省，又是西南通向全國的門戶。《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外國列強侵略勢力不斷沿長江向西深入，加速了中國西南腹地的殖民化進程，四川不但成為外國勢力直接掠奪的地區，同時也是它的侵入西南廣大地區的跳板。但是，由於四川交通不便，迄20世紀20年代中葉，不僅沒有建立起一寸鐵路，連通往毗鄰各省的公路也沒有一條。早在1904年，四川人民就決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一點一滴地由老百姓集資多達1645萬元，自己修建川漢鐵路。但腐敗昏庸無能的清政府為滿足帝國主義列強之無理要求，竟然以“鐵路幹線國有”為藉口，強行接收川漢鐵路公司，濫借外債，把川漢鐵路拱手出賣給帝國列強，激起了四川人民的義憤，他們自發地組織保路同志會，展開了反清鬥爭，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殘酷鎮壓……

只有長江可以使用近代交通工具，溝通四川與外界的聯繫。利用長江進行輪船運輸，是投資少、見效快的事業。

盧作孚列舉了20世紀20年代初以來，各種勢力在長江上爭相大辦航運的事實——

1920年6月，英商隆茂洋行“隆茂”輪、美商大來洋行“大來裕”輪駛入川江。

這一年，日商天華洋行創立，年底即開辦日本至漢口間航線，次年初開始運行。

1921年，招商局添置“江安”、“江順”、“江慶”、“新江天”等5艘江海大輪躋身航運。

這一年3月6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香港成立，這是中國海員工人第一個工會組織，也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工會之一。這一年的9月，重慶國民外交會成立，抵制外輪裝運貨物，致使外輪停駛一月。

1922年4月26日，日清公司“三陽”九入川，繼以“宜陽”丸、“德陽”丸加入宜渝線營運。

1923年6月4日，日清公司“德陽”丸開行渝敘航線。

同年9月，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復勘長江水道，11月提出復勘報告。

1924年，美商捷江輪船公司接承其來洋行，經營川江航線……

由此可見，辦航運是一個獲利頗豐的事業。

但是，辦航運之艱難也是眾所周知的。

辛亥革命失敗後，四川長期處於軍閥混戰、割據之中，30年代前夕，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沒有在四川實現過真正的統一。軍閥征戰，強令商船運載兵員、武器、彈藥。不僅一無收入，有時甚至連船也被扣，開不回來。更為頭痛的是，武裝土匪出沒無常，攔截商輪，殺人越貨，民族航業愈遭摧殘，發展極為緩慢。自1917年華輪“聯華號”詭寄英籍得免兵災匪患後，華輪便紛紛改掛外國旗幟，外商也踴躍派輪行駛川江。華輪改懸外國旗需支付鉅額掛旗費。據一份資料表明，僅聚福洋行懸掛法國旗的華輪，每年的掛旗費高達3萬兩！但由於四川陸路交通閉塞，水路使用木帆船速度既慢，又不安全，而輪船運輸則能獨佔快捷之便，往往獲利“對本有餘”。外商自行經營則獲利更豐。因此，到1925年，中外航業在四川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盧作孚決心趕這個“熱市”。

1925年秋，盧作孚在成都創辦通俗教育館受挫後，回到家鄉合川。他一面在親朋好友中大力宣傳興辦實業和航運的理想，一面從重慶調查了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輪船，提出“航業應作新的試探和試驗”，“應以客運為主，實行定期航行”，避開以貨運為主和船舶擁擠的航線的主張，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友的贊同。

然而，盧作孚身無分文，又如何辦航運？

他赤手空拳上陣了。

對於自信的人來說，自信即是成功的一半。

一樁頗似賭博的事業，在沒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會輕易投下賭注的

正當合川縣城被盧作孚創辦實業一事鬧得沸沸揚揚時，盧作孚突然從縣城裡消失了。

1925年初冬的一個黃昏，盧作孚作為民生公司創辦發起人之一，出現在嘉陵江三峽地區的崇山峻嶺中。

一樁頗似賭博的事業，在沒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會輕易投下賭注的。

他開始了對合川地區廣泛調查。

合川地處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匯處，歷來就是交通要道。川北商賈、農副產品均需通過這些河道，匯入合川，然後運往重慶，進入長江流域。因此，合川之繁榮，乃是川北任何一地都無法相比的。但是，偌大一個合川，一無電燈，二無自來水，三無工廠，四無礦山，更無企業，只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作坊屈指可數。如此風景秀麗、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令人吃驚地貧困和落後。

客觀來說，是因交通阻塞，但也有人為的諸多因素。

他在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合川、嘉陵江三峽地區的構想。這篇宏論名為《兩市村之建設》，他用石印刻印出來，分送各界人士。這本小冊子分兩個內容：一是《合川縣城南岸市村建設的意見》，提出“將合川涪江對岸的南津街作為建設和改革的地方，以發展經濟事業為基礎，徹底改變城市的舊面貌”。另一個內容是《輔助渝合間三峽諸山經營採礦之意見》，介紹了嘉陵江三峽地區的豐富的煤礦和森林資源，提出開發煤礦、森林和進行交通、治安建設的計劃，以使這個地區成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區和遊覽區。

之後，盧作孚和摯友黃雲龍來到重慶，對重慶所有的航運業進行了徹底的調查。

盧作孚驚訝地發現，外國航業早就開始了對川江的滲透。

早在19世紀90年代，《新訂煙台條約續增專條》約成，重慶、宜昌陸續開為商埠。重慶開埠之初，英美兩國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員到渝設立洋行。以後，英、法、日、美、德、意等國依次在重慶設立領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輪公司已多達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國的捷江公司。

其時，太古公司在川江擁有輪船6艘，共3388噸；怡和公司擁有輪船3艘，計2881噸舊清公司擁有輪船4艘，計3169噸；捷江公司擁有輪船5艘，計2074噸。

此外，還有許多華商懸掛外籍旗，託庇外人。

外國航業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國民族航業的興起，從而形成～支抗爭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紳為防止外輪染指川江，開始投資以獲其利。1908年，川江輪船公司最初成立。這是一家官商合辦的民營公司，經營初見成效。一些人紛紛效仿，川路、華川兩公司繼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閉。華川公司1912年籌建，旋即分化為瑞慶、利川、慶安3個公司。但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曇花一現。

這些民族航業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敗，為日後的民族航業的興起墊上了軀體。

中國的輪船公司雖有幾十家，輪船也有幾十艘，但還不足以達到與外輪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國輪船公司的噸位小，幾家甚至十幾家公司的總噸位還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條船的噸位。加之中國輪船公司勢單力薄，一直處於外輪排擠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運，幾乎被這4家外商輪船公司所壟斷。

盧作孚後來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書中寫道：

“當時正是長江上游航業十分蕭條，任何公司都感到無法撐待的時候，而不是在航業有利的時候。”

盧作孚認為：長江上游自從開始有航運以來，不過十幾年，然而它已經歷了極其複雜的發軔時期、繁榮時期、過剩時期，正在進入衰微時期。他說：

“在這幾十年中，由中國公司的創始，到外國公司的繼起；由著重一時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經營，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憑揚子江中下游的基礎，有計劃地伸入揚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勢力。……有一時期，揚子江上游宜（昌）渝（重慶）一段，觸目可見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蘭等國國旗，倒不容易看見本國國旗。”

他將筆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質的核心：

“在揚子江上游初有航業的時期，航業是最時髦的事業。由於輪船不足，運貨商人爭先要求運貨的迫切，運費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幾乎一隻輪船一年可以賺回一隻輪船。……所以航業以極短的時間，發展到極盛，而且發展到過剩。……大多陷於船本折完，欠債無法償還，以致於轉相賣船，其情勢非常紊亂，尤其是中國籍輪船公司非常危險。”

擺在他面前的困難已經一覽無餘，“沒有任何理由要開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箇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

那麼，後退嗎？

後退不是他的性格！

細緻的調查，周密的思考過後，他果斷提出“航業應作新的試探和新的試驗”，“不應在原有輪船過剩的航線中，去與正在失敗的同業競爭，以加速其失敗”。

絕對的慧眼！絕對的商業道德優秀品質！

盧作孚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合川。

他對黃雲龍說：“箭已削好，就缺將箭射出去的弓和絃了。”

籌股一波三折，盧作孚揣著八千元錢辦成了兩件大事

1925年10月11日，盧作孚在合川縣通俗教育館內主持召開了第一次發起人會議。其中有盧作孚幼年時的恩師、時任合川縣視學（縣教育局長）的陳伯遵先生，還有重慶名流——曾在合川等地當過知事的賢達鄭東琴先生，以及同學、好友黃雲龍、彭瑞成、趙瑞清、周尚瓊等，一共10多人。

這次會議決定了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民生公司。為何取“民生”二字？盧作孚解釋說：早年他崇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學說，受之啟發，並願為之奮鬥。故從孫中山先生三大主義中取其一：民生。

“茲事體大，必須有本地士紳和有名望的前輩鼎力致成。”盧作孚說。

已厭倦仕途的鄭東琴，正打算棄官從商，一聽盧作孚要辦實業，忙問道：

“不知為何選中航運？鐵路、公路不是也可使四川走向繁榮嗎？”鄭東琴有些不解。

盧作孚若有所思地說：“別的我也考慮過，修鐵路、公路耗資大，四川山地多，很難辦。唯有辦航運投資少，收效快。”盧作孚侃侃而談，“目前航業不景氣，眾所周知。對此我已作過細緻調查，只要經營得好，管理得當，還是可以賺的。長江是大自然賜予我們的財寶，無需集聚大批財力去修通，只要有船有人，就可以辦航運。辦了航運，四川就可以和長江中下游相溝通，一改閉塞局面，使四川經濟迅速繁榮起來，以不負家鄉父老祈盼。”

“好！只要用得上老朽，當竭盡全力。”鄭東琴一言九鼎，“川江乃是黃金航線，創辦航業實屬必要。合川系我舊遊之地，與當地人士相處亦得，正可為此事臂助。”

盧作孚忙道：“鄭先生對晚輩信任之至，就請您老儘早來合川吧！”

陳伯遵也表示，願以己之名望，遊說親朋故舊，促成此事。

最後，發起人一致贊成盧作孚的設想：開闢嘉陵江上的合川至重慶航線，以客運為主，定期航行。另一樁事業是興辦合川發電廠。兩樁事同時起步，籌股2萬元，分為40股，每股500元，由發起人分頭勸募。等股金籌齊後，一部用於購買供電設備，一部用來訂造新船。

募股之艱難始料不及，10多位發起人大多沒有積蓄，只能向親朋好友勸募。有的老師、朋友、同學，好不容易湊到一起才能合成一股，為數有限。於是，募股的對象轉到了合川工商界人士和士紳身上。但是，大多有錢人熱心於購置田地產，放高利貸，不放心將錢投到幾位青年人身上，還有些有錢人隔岸觀火。

盧作孚將公司籌備處設在合川。他被公推為籌備主任。整個籌股期間，全部發起人一無工資，二無車馬費，食宿均各自解決。幸虧各界名流、士紳出面，方才將全部股金認了下來。雖說已籌齊股金，但只籌到現資8000元，其餘的12000元只是認了股，尚無現資支付。

盧作孚未等籌齊全部股金就和黃雲龍上路了。他身無分文，向別人告貸借得300元，又由陳伯遵先生暫墊200元，來到了上海。

上海的老朋友黃炎培和黃警頑先生再度熱情地接待了他，還抽出時間來，陪他走遍了上海的幾家造船廠。他和黃雲龍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根據嘉陵江水淺流急的特點，反覆與各造船廠研究，對輪船的造型、性能、造價進行了討論和比較，經過慎重考慮，最後選定上海合興造船廠訂造新船。

合興造船廠是上海所有造船廠中最有實力的廠家之一。盧作孚說明來意：訂造一艘載重約70噸、吃水淺的客輪，不知需要多少錢？

對方告訴他，訂造這麼一艘客輪，至少也需3－5萬元！

全部股金只有2萬元，這如何是好？

此時，盧作孚又得到從合川帶來的消息：已認了股的股東，大多不願交付股金。在上海川裕公司樓上，盧作孚和黃雲龍陷入了焦急不安之中。

“雲龍，購買發電供水設備5000元差不多吧？”盧作孚說，“這樣一來我們只剩3000元了。”

黃雲龍想了想：“是不是我們先回去募股齊了之後再走？”

盧作孚沒作聲，望著窗外，沉思良久，忽地轉過身來，斬釘截鐵地說：

“沒時間等了。先把合同簽下來，錢回去以後再想辦法。”

黃雲龍擔心地道：“那樣風險太大了。”

“但我們已沒有退路了。”

“我想訂造新船的事暫時緩一緩，先把發電柴油機買回去——”

黃雲龍正說著，盧作孚突地抬起右手，示意他將話題打住。

“走，籤合同去。”

倆人來到合興造船廠。盧作孚將所剩的3000元錢往桌面一拍：“這是造船的訂金，其餘的部分，等船造好後一次性全部付清。”

“這個——我們還從未有過如此先例。不過看在盧先生率直、真誠之品格，本公司可以破一次先例。”

“一言為定！”

合同很順利地簽訂了。黃雲龍大喜過望。他們倆匆匆趕回合川。

“已經說好了的事情，股東們為何反悔？”一踏進籌備處臨時辦公室，盧作孚就迫不及待地問。

“我想，還是股東們不信任我們，怕把錢丟在水裡打漂了。”陶建中說。

“是啊！”盧作孚輕聲道，“這些年來，川江航業蕭條，航運業幾乎全在外國商船的控制之下，中國輪船公司紛紛被排擠，生意不景氣，常有破產者，瀕臨破產者更不在少數。這些足以讓股東們擔心的了，更何況常有公司倒閉，累及股東事件發生。”

正當盧作孚舉步維艱之際，鄭東琴不改初衷，“大膽從宦囊中借了幾千元”。陳伯遵也冒著風險從教育經費中挪借了七八千元。加之再東拼西湊了2萬多元，總算初步解決了購船及購買電燈廠設備的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