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兩岸猿聲
軍閥楊森請盧作孚再度“出山”，他搖搖頭，沉浸在自己的金色夢想
之中
1927年1月，民生號輪船從重慶碼頭出發——首航涪陵。盧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全體股東整整齊齊排列在碼頭上，目送民生輪遠去。為開闢這條新航線而舉行的歡送儀式格外隆重，代表地方勢力、時任民生公司董事長的鄭東琴和代表政界勢力、川府政學系的何北衡、陳學池等各界名流均參加了這一盛況空前的開航慶典。
民上公司的股東們第一次在柵搬來臨的晨光中親眼望見滿載旅客的民生輪迎著旭日順流而下，每個人的心情都異常冗奮，對這項投資事業充滿了信心。有的股東甚至為自己曾經認股時遲疑不決而產生幾分懊悔。
“民生號”正式涉足川江，而非川江的支流——嘉陵江，這意味著民生公司的航運業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走出了陰影，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股東們心裡很清楚，川江是長江的一部分，是長江的上游。它下起湖北宜昌，上至四川宜賓，全長1050公里——這段極有誘惑力的航程，將會帶來巨大的利益。
當“民生號”消失在煙波浩渺的江面，股東們才戀戀不捨地三三兩兩來到民生公司重慶辦事處，參加第2次股東大會。股東們懷著激動而又好奇的心情將目光集中到主持人座席上——身穿一套粗布中山服、剃著光頭、精力充沛的盧作孚頷首微笑。他的身邊是溫文爾雅、舉止莊重的董事長鄭東琴先生。在這次民生公司股東大會的會議記錄上有這樣的文字記載：分發1926年8月至12月的紅息。
股東們驚喜交加。川江航業上的中國公司無一不虧本，婦孺皆知；獨民生公司“獲利頗豐”，實屬奇蹟。
盧作孚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他的背景是民生公司的巨幅宣傳畫。他說：“我們決不能打小算盤，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視長遠的、更大的利益！”股東們報以潮水般的掌聲。
任過知縣的鄭東琴知書達理，有進士之才學，說起話來慢條斯理，造詞用句極其講究：
“諸位股東，古人云，創業維艱，斯言不虛。敝公司承蒙諸公大力鼎助，始渡難關。電水廠（原發電廠）收穫頗豐，民生輪風駛於川江，各方民眾，唯民生船頭是瞻。此時唯需剋制者，乃嘉陵江，水枯石露，頓使舟不能揚帆，客貨不能暢達。總經理盧作孚君，為此晝夜苦思，認為不造新船，不造吃水淺的船，難克此勁敵。造船者，唯需資金耳。本董事會議決，將公司股額由5萬元增為10萬元。難關已過，以求發展，萬事俱備，只待東風徐來。還望諸公慷慨解囊，踴躍認股，東琴在此拜託了。”
效益加名望，股東們紛紛將各自所認股額報出。一統計，原計劃增股5萬元，結果多認2.3萬元，超出原定股額46％。
盧作孚大喜過望。他一面派人去上海訂造吃水更淺的新船，一面準備籌建一座修船廠。
重慶位於長江與嘉陵江的交匯處，將川江分為上、下段。重慶古稱巴郡、渝州，現仍稱“渝”。據考，重慶一名啟用於宋朝。宋光宗（趙惇）因先封王，後稱帝，是雙重喜慶，故將封王的地方取名重慶。重慶是一座山城，坡地多、平地少，故它的建築多依山而砌，愈顯得巍峨壯觀，別具一格。它冬夏兩季多霧，有時一連數日霧靄迷濛，陽光照射時間短，所以又稱“霧都”。
重慶距宜昌，水路650公里，是四川與外界聯繫的咽喉。江水經萬縣、奪三峽，直落寥廓楚天。據《淮南子·要略》載：大禹“鑿江而通九路”。漢代時，《漢書》語“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萬船而下”，較為生動形象地記述了其交通之繁榮。到了近代，重慶開埠是1891年。在此之前，川江尚無機動船航行的歷史。直到1898年，英國冒險家立德樂率領“利川號”溯江而上，抵達重慶，這才開了近代川江航運之先例。“利川號”雖然只是一隻7噸的平底小輪船，但它卻是川江老百姓所看到的第一隻火輪、洋船。
立德樂揭開了川江近代航運史上新的一頁，同時也揭開了外國商船、軍艦橫行、控制川江航權，中國人民反控制、奪回航權。國權的篇章。
民生公司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註定要加入奪回航權的鬥爭之列！但民生公司只是剛剛起步，爭奪航權又談何容易！
盧作孚意識到必須發揮民生公司的自身優勢！但民生公司的優勢又是什麼呢？
人去樓空，一切又恢復了平靜。盧作孚久久站在民生公司的宣傳畫前陷入了沉思。窗外傳來三三兩兩的爆竹聲。呵，年關將至，該回家看看了。他很長時間沒回家了。
一身戎裝的楊森在兩名衛兵的簇擁下，人還沒進藥王廟的門，聲音就進來了。
“嗬，這就是鼎鼎大名的盧兄盧總經理的辦公室囉！不敢想，不敢想！”
楊森身上軍人氣質頗濃，走路一陣風，腳步咚咚作響，常是人未到聲先到。
聽聲音，盧作孚知是楊森，忙停下手中的筆，出門迎接。
“盧兄，新年好哇！”楊森一進門，沒等盧作孚讓座，就自己找地方坐了。
“什麼風把你吹來了，楊兄？”
“民生公司風囉！”楊森很風趣。
“看來，我這裡的風還挺大的！”盧作孚幽默地道。
“強颱風，100％的一股強颱風！”楊森道，“都吹到我的耳朵裡了，不是颱風是什麼風？”
“我哪有楊兄的風大喲！”
“嗨，我是樹大招風。”楊森話氣突然變得憤懣起來，“他孃的，格老子打洋人還打出不是來了！”
盧作孚知道楊森指的是萬縣慘案。
1926年是長江航業的多事之秋。據統計，從這年開始，長江海損事故造出，僅以後5年中，川江就發生海損事故166起，其中嚴重損傷輪船39艘，沉船8艘。
盧作孚對長江航業素來格外關注，因此，楊森的話語所指，自然明瞭。長江內河航權喪失後，外輪蜂擁入江，外艦借“保僑護商”為名橫行長江，無所顧忌。去年，公文長江上游川江就有英、德、日、美四國兵艦15艘，其中英艦6艘。這些外國商船在兵艦的保護下，為所欲為，屢起禍端，多次浪沉中國船隻。
6月13日，英“滇光”輪在萬縣箱子石浪沉中國木船1只，淹斃船民10餘人；7月8日，英“萬流”輪在豐都附近水域浪沉川軍划子1只，溺斃官兵23人；8月2日，英“嘉禾”輪在孤灘浪沉木船2只，淹死公差10人，淹沒公款6800元（銀元）；8月助日，“萬流”輪又在雲陽故意開快車，浪沉中國木船3只，淹死川軍楊森部官兵58人，淹沒餉款85萬元（銀元）。“萬流”輪肇事後，於當天開到萬縣，停泊在英艦“柯克捷夫號”外檔。川軍將領楊森在當地軍民的強烈要求下，派官兵登上“萬流”輪查詢肇事經過。不料，英艦官兵多名突將正在“萬流”輪上辦理交涉的楊森部官兵所帶槍彈全部繳去，並開槍打傷士兵2人，威逼將“萬流”輪放行。同時，“柯克捷夫號”兵艦架置巨炮，對準萬縣街區，準備轟擊。萬縣人民群情激奮，紛紛要求楊森自衛抗擊。
8月30日，適逢英國輪船公司的“萬通”、“萬縣”兩輪由渝下駛抵萬，停泊在陳家坦碼頭，楊森即派兵將兩輪扣留，並電告重慶，向英駐重慶領事盧思德提出抗議，要求嚴懲兇手，賠償損失。盧思德急赴萬，邀楊森舉行談判。談判中，盧思德要挾楊森“立即放還兩輪，始有交涉可言”云云。同時，以武力相威脅，令英艦脫去炮衣準備轟擊；又由渝調來“威警號”兵艦，並急調炮兵駛萬。一場武裝衝突已不可避免。
9月5日午後，由英國商船改裝成兵艦的“嘉禾號”裝配大炮、機槍，滿載英兵，由宜昌駛抵萬縣，與早先停泊在萬縣的兩艘英兵艦組成戰鬥隊形進行挑釁。下午4時30分，“威警號”拉響汽笛，示意行動開始。隨後英艦開始炮擊萬縣，雙方展開激戰。楊部傷亡30餘人，英軍遺屍13具，其中英艦長達扎爾被擊斃。英艦炮擊萬縣2小時之久，造成萬縣民眾死傷千餘人，財產損失2000萬元之巨。“萬縣慘案”激起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譴責。北洋政府在內外壓力下，派長江上游總司令盧金山與英軍艦隊司令辛克烈爾在宜昌談判。結果是：楊森釋放“萬縣”、“萬通”兩輪；英方停止派艦赴萬……至於懲兇、賠償、收回內河航權等要求，因北洋政府的曖昧無能，最後不了了之。
盧作孚為此曾致函楊森，對楊森敢於同列強分庭抗禮表示敬意。
大過年的，楊森專程前來給盧作孚拜年，怕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吧！盧作孚心裡尋思開了。
“聽說盧兄最近發財了？”楊森詭秘地笑道，“效益不錯呵！”
“哪裡，哪裡！還不是靠各位幫忙。”
“咱們還是言歸正傳吧！盧兄，我想請你出山。”楊森是個急性子，“到萬縣去怎麼樣？”
“公司事情多，走不開。楊兄還是另請高明吧！”盧作孚笑道。
“是怕我給的錢沒民生公司的薪津多吧？”楊森單刀直入，“盧兄現在每月拿多少薪津？”
盧作孚伸出3個手指，笑而不答。
“3000元？”
盧作孚搖搖頭。
“300元？”
盧作孚搖搖頭，還是笑而不答。
“那就是30000元囉！”楊森用肯定的語氣說道。
“30元！”盧作孚笑著說。
“30元？”楊森不相信，“這不可能，堂堂的民生公司總經理，每月薪津才30元？”
“千真萬確。”
楊森知道盧作孚說的是實話，連連搖頭，不再作聲。
對於做官，盧作孚已心灰意冷。兩度浮沉，使悟出了官場上的險惡。但他已經充分意識到民生公司的生存又不能遠離官場，應該是“既沾其利，復避其害；又主動靠攏，以防範鯨吞。”
“楊兄，民生公司創業維艱，愚弟難以脫身，實難從命。”盧作孚說的是實情，“不過，日後楊兄如有用得著兄弟的地方，請儘管吩咐。”
“好，一言為定！當然，盧兄你如果有事的話，盡請直言，我會盡力而為之。”楊森說完，起身告辭。
現在，盧作孚得以靜心思考民生公司的發展藍圖。
多年以後，盧作孚的這次對民生公司的總體勾畫，自始至終地貫穿於民生公司的經營管理之中。
首先，他為民生公司的發展設計了“三個運動”。
一是“整個的生產運動”。即：“將同類的生產事業統一為一個，或全部的聯合。”這是盧作孚企業集團思想的萌芽期。從1927年開始，他計劃“化零為整，統一川江航業”，進而謀求“連帶的生產事業為一個或全部的聯合”，即建立一個包括與航業相關的行業（如修造船業，為供船舶燃料的採礦業），並逐漸旁及其他事業的龐大聯合企業。發展之後，在航業之外，以航業為中心開始廣泛投資。
二是“集團生活運動”。即“企業的工作、生產、消費、生活等都是集團性的。在這個集團裡，應當拋棄個人理想，造成集團的理想，應該拋棄個人的希望，集中希望於集團，進而聯合若干事業組成更大的聯合集團。”
三是“幫助社會的運動”。即“盡民生公司現代所幸得的機會和力量，去幫助社會尋求現代文明的方法，走入現代文明生活當中去或竟超越他們的前面去。”
盧作孚深知，若想實現自己的這些理想，必須在民生公司的經營過程中，不斷探索，進行一系列的創新和實驗，形成民生公司管理上的獨特風格。
盧作孚認為：必須在民生公司強調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上的現代化。現代的物質建設，就必須有現代的技術和管理，把握了技術和管理這兩個武器，才可以推動事業跑到時代的前面去。10年後，盧作孚的這種夢想——一個大型企業管理體制便告形成：第一，有了一個大體適應近代大型航業經營的管理機構，完成了企業經營的組織建設；第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企業內部井井有條的工作秩序。
他在民生公司未來發展設想中寫道：“組成在總經理集權領導下，由分工不同、層次不同的部門集成的總公司，歸口統一籌劃、指導、管理、監督整個企業的人事、財務、行政、技術、經營各項活動。總公司下設分公司、辦事處、代辦處以及各個附屬企業和單船等相對獨立的基層單位，構成一個左右、上下之間，互相協調，分工合作的有機整體。
“在總公司內部，除各職能業務部門外，專設諸如人事委員會、設計室、稽核室之類機構，用此指導、監督、制約各職能部門，避免漏誤和濫用職權。嚴密的系統方能保證企業領導的意圖得以迅速、準確地貫徹實現。公司建立一套規章制度，用以規範每個部門、每個職工的工作，使每一工種、每一崗位、每一作業過程，都有章可循。
“採行會議制度，在思想上可以互相影響，情況上可以互相明瞭，免除隔閡；辦法上可以密切領會，聯絡一致，可為全部計劃及管理集思廣益……是促進事業唯二方法。”
一連幾天，盧作孚一直蜷縮在這座寒冷而又寂寥的破舊廟宇裡，忍受著飢寒，抵抗著零下30多度的嚴冬。他無法與家人分享過年的喜悅，在黃昏與黃昏之間思索、奮筆疾書。現在，一切僅僅是個開始，他的腦子裡出現了一座房子的模型，這個巨大的模型正支在他的頭頂。他忽然想起曾國藩和李鴻章，其功過若單就中國近代工業發展來說，功遠大於過！
他再次因過於激動而難以入眠。儘管睡眠在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睡眠於他，無異於穿衣可多可少。幾天來，他或趴在桌上小想一會，或是閉目養神少許，直到又一個黃昏的到來。
黃昏悄無聲息地再度降臨，他復又提筆，沉入那巨大的金色夢想之中。
隨之而來的是技術建設和技術管理。眼下創辦一個機器廠是必不可少的。這是為適應近期提高船舶營運率及遠期加強技術建設的需要。其後是創造條件，把技術研究和技術管理引向深入。總公司設駕駛研究委員會、船舶機器研究委員會，對宜昌和上迄嘉敘的航道進行詳細考察，寫出報告，繪製河床圖，編寫出《長江上游宜渝段航行指南》和《駕駛須知》等技術性文件。還要寫一份《川江船舶安全問題研究報告》，計算並繪製出各船安全裝載圖表等等。
一個巨大的光圈，最初使人眼花繚亂，現在，盧作孚已看到了它的核心。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都離不開人的因素，一個人須有理想，一個企業需要精神。人的問題又擺到了他的桌面。
盧作孚認為，實現現代化，根本在先解決人的問題，解決人的訓練問題。因此，必須要求人們圍繞著整個理想去活動，而尤其要求活動產生於思想。
民生公司草創之初，形成一個能吃苦、能辦事的精幹集體。他們是一群絕不畏事苦、亦絕不計較待遇的事業上的良友。正是依靠這種精神，破廟立業。此乃民生精神之基礎。隨著公司的發展，職工的來源、素質和管理，也就更加成為企業建設中十分重要的內容。眼下民生公司的高級職員，多是由公司訪求、招聘，或是由學校、機關推薦、甚至重金禮聘來的，因而羅致了不少在造船、機械、航海、海商、經濟管理等方面學有專長、頗負名氣的人才。但一般員工大都是通過公開招考錄取，有一定的文化基礎，並不能說明熟悉航業業務，必須要搞一些短期集訓。業餘教育之類，以提高文化水平和業務素質。部門經理以上的高級職員，必須達到90％受過高等教育，還要吸收一小部分留學生。只有這樣一個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領導層，才能吸取近代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方法，改進經營管理；而全員的教育普及，則有利於先進管理方法的推廣和普及。
盧作孚所標榜的“民生精神”並無確切的定義，但大致可歸納為幾個方面：
一是實業救國和愛國主義思想。19世紀末，資產階級中已有人提出“實業救國”的口號，以謀求自身的發展，並作為本階級的政治思想。盧作孚繼承這一口號，賦予它以實際內容，更加具體、生動地在企業中表現出來，使之顯得引人注目。
盧作孚把航業看作是“一切事業之母一立國要素”，指出：在航業工作，便是救國的企圖。提出用創建先進的現代化的民族航業，以與帝國主義的航運勢力相抗衡，不僅是把外國輪船趕出長江，收回內河航行權，而且要使中國迎頭趕上工業發達國家，甚至跑到它們的前面去。公司把愛國宣傳活動同企業的活動密切聯繫起來。在公司的船舶艙室和職工宿舍的茶具、臥單上，到處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毋忘國家大難”之類口號，號召人們關心國家危亡，並發動職工家屬訂出愛國公約。
二是集團生活思想。這是盧作孚改良社會的試驗主要內容之一，是提倡群體合作，互相幫助以成一個最後都不至失敗的集團。他寫道：“個人為事業服務，事業為社會服務；工人的工作是超報酬的，事業的任務是超經濟的，而民生公司就是這樣一種超個人成功的事業，超賺錢主義的生意。”他要求職工把民生公司當作自己的共同事業；而個人口要忍耐、苦幹就能成為出人頭地的時勢英雄。盧作孚以此桃源世界的幻境，誘使職工忘我地為公司的利益而奮鬥，把這種理想變為職工的行為準則和思想動力。
三是艱苦創業、勤儉樸素的思想。盧作孚非常重視開源節流，培養艱苦奮鬥崇勤尚儉的作風，以利於公司的壯大和發展。他寫道：“大膽生產謂之勤，小心享用謂之儉，我們應大膽用現代科學方法生產，現代有什麼，我們便要生產什麼；但須節省物質上的享用，任何東西我們不能生產，便不要享用。”他用禁令和查禁等辦法，要求職工不嫖、不賭、不吸鴉片、不做私生意、不貪汙受賄、不拿旅客財物等，以杜絕不良習性，培養職工忠於職守、遵守紀律的精神。同時，注意開展各種文娛活動豐富職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間喜慶喪吊不互相饋贈，慶儀從簡，以及為結婚青年舉辦免費集體婚禮等，以倡導新風，逐漸養成一種與其他企業截然不同的風氣這種風氣正好與社會上貧困、愚昧、落後、奢淫的奇形怪狀形成鮮明的對照。
一份權威資料在評價盧作孚積極革新企業管理時說：“自它創建之始，就十分重視吸取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經驗，對當時長江航業中舊的經營管理方式進行改革，並在不斷的除舊佈新中，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大體同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相適應的管理制度。”
盧作孚到底革新了什麼呢？
大致來說，盧作孚在川江航業史、民生公司發展史上做了三件大事——轟動了整個長江航運業，以致他的許多做法沿襲至今。
廢除臭名昭著的買辦制，實行經理負責制。此乃除舊佈新之基礎。所謂買辦制，就是輪船上的一切事務，全部由輪船公司包給大買辦。然後，再由大買辦包給二買辦、三買辦。這些大大小小的買辦像一群又一群吸血蟲一樣，層層剝削船員。他們為賺錢，不惜帶私貨、賣黃魚、剋扣旅客，哪裡還有心思想到改進客輪上的管理？在一條船上分成大小不同、多層次、多部門的承包單位，圍繞在每個承包主的周圍都有一個由封建買辦關係組成的小集團。由此，一船之中派系林立，盤根錯節，互相傾軋，而這種封建買辦關係又多與社會上的封建勢力相勾結，船上事務受其干預牽制，甚至為其操縱把持。同時，各大小承包集團，通過包攬、回扣、賄賂、貪汙等手段牟取暴利，並不關心企業經營的好壞和公司的利益和聲譽。這種承包主的利益同企業的經營效益相分離甚至相對立的狀態，導致企業主對船舶直接管理權力的削弱甚至於喪失。民生公司自創建伊始，便在它的第一條船上實行公司統制下的單船經理制，取代了買辦承包。單船經理制是每船設一經理，對內代表公司對本船的領導，對外代表公司全權處理本船的對外事務。全船職工均由公司統一派任，財務收支統一由公司掌握，物料供應由公司統一核發，全船技術、行政由公司統一授權歸船長、經理指揮。這一變革，其意義遠不止於其本身帶來的管理效果，而在於它突破封建買辦制度的束縛，為此後一系列的革新管理打下基礎。
第二件大事是改善客貨服務，提高運輸質量。民生公司的短航經營，初見成效，同眾多的中外航業公司進行競爭，能夠立於不敗之地並不斷髮展壯大，靠的就是優質服務，匠心經營。當眾多的航業公司，只顧追逐高額利潤，不顧旅客利益，以至運輸質量低劣，民生公司則注意在提高運輸質量上下功夫。民生公司提出“運費持平，限制盈利，工商航業，均等發展”；“船舶優秀，設備完善，服務周密，福利人群”；“客貨船舶，兩有種助”的口號，贏得了社會的信譽，形成了與同業競爭的巨大優勢。
川江水位漲落變化大，20年代行駛川江的船舶在技術性能上，多不能適應常年不斷通航的要求：同時，貸源不足，船舶往往需要等待裝足客貨後始能開航，因而大多數航線都沒有實行定期航行。盧作孚看到了定期航行“一切能先期計劃，如期到達”，“於旅客貨物運輸頗有幫助”的優點，及其成為“各國航業政策之一”的趨勢，開創之初，就努力實行定期航行。公司要求，參加定期航班的船舶定期開出，定期到港；轉口貨物做到毫不停留，以便客商信賴民生像信賴自己一樣。
抬價以牟取暴利，殺價以扼殺同行，兩者交替使用，運價大起大落，是舊時長江航業界常有的現象。盧作孚認識到“運費漲落無常不但工商業經營甚難，即航業本身經營亦不易”，“其結果縱不至共同失敗，至少亦難共發達”；“只有運費持平，限制盈利”，才能使“工商航業，均等發展”。於是他提出“求安定不求厚利”，並“每每尋求機會，努力謀實現”。這種“安定運費”的方針，對川江運價的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改進船舶設備，保證旅客安全舒適，是盧作孚的又一舉措。因陋就簡，勉強維持航行以求獲利，是當時航商普遍的做法。但盧作孚卻對改善船舶設備相當注意，力求旅客的舒適與安全。船舶上的消防救火救生設備配備齊全，往往超過規定數額；大口徑自動抽水泵、無線電收發報機等是當時頗為先進的設備，即使並非法定所必須，也次第設置。在船舶生活設施上，設置電冰箱、蒸汽消毒器、淋浴、瓷盆；分別艙級配備彈簧臥墊、木棉墊及普通臥墊；在艙內設置電扇、兒童玩具、巡迴文庫（流動書箱）、收音機、娛樂用品，併為旅客提供拍發電報、郵寄信件服務項目。這些都是盧作孚獨出心裁，率先創設的。
公司的茶房不僅要受嚴格的職業訓練，職責也在《茶房須知》中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因而茶房對待旅客態度和善，應對靈活，談吐禮貌，並達到規範化的程度。對於客人上船時接收行李、安頓鋪位和在船上飲食起居，下船時收拾行李，招呼力夫或划子，送客上岸；無不照顧周到、長途船上的各級艙位，都可聽到廣播的音樂及新聞，每天都要有新聞摘要，油印分送給各位旅客。沿江經過的地方，都要有風景照片，供客人傳觀，還要負責解說；船到碼頭後，岸上服務人員要為旅客代運行李，代覓住地。凡此種種減少了旅客在旅程中無限的困難，因而得到了無限的便利和安慰。
第三件大事是健全工薪、獎勵、福利制度。盧作孚革除了買辦承包制的私相授受、層層剋扣等陋習後，建立了一套新的人事、工薪管理和職工福利制度。這套制度是盧作孚改革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緩和勞資矛盾，協調公司和員工的利益發揮了積極作用。《長江航運史》在評價盧作孚的這項建設性工程時評價道：
1．工薪有定製。訂立了《職工年功加俸細則》，實行每年加薪一次；制定《職工薪級表》及《薪工條例》，從此奠定了民生公司工薪制度的基礎。
職工薪級分事務人員和技術人員兩大類，大體按照技術人員略高於行政事務人員的原則，將各種職務分別列出等階和級別，按等套級，按級支薪。船長最高可達600元，水手起點僅12元，總工程師工資月薪高於總經理。職務愈高，級差愈大。
民生公司實行“年功加俸”制度，即每年給予職工一次晉級提薪的機會，“增加薪津以成績為標準”，以《加俸細則》為依據，逐條對照考核。在一般情況下，大多數職工都可望加薪一級，成績特別優異者，可加俸2～3級。
職薪相對應，提職必加薪，晉升職務比年功加俸受益豐厚，這是公司工資制度中激勵職工上進併為公司創造更多財富的又一重要措施。
工薪制度中，還有所謂雙薪、借薪、減薪的規定，雙薪即在公司盈利時，年底按月工薪額加倍發給；借薪，在公司發生半年以上虧損時，得向職工借薪，月薪高者多借；低者少借；不足40元者免借；公司虧損一年以上時，則實行減薪，減薪比例與借薪相同。
這些制度把職工工資與公司盈虧聯繫起來，有利於激發職工盡心職守，關心公司經營效益，不僅遠勝於承包制，而且較之當時其他資本主義企業依靠壓低工資，延長工作時間以榨取高額剩餘價值的做法，也略勝一籌。
2．獎懲有定則。盧作孚強調實施獎懲，“尤在多獎而少懲。最有效的獎勵在使工作有成績，有成績者得賞識，有才能者得上升”，“至於懲處，在促人省悟，絕非表示厭惡”，“不可使黨絕望”。
基於這一精神，民生公司公佈了《獎懲規程》，對獎懲對象、獎懲標準：獎懲等級、獎懲辦法都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獎勵採取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相結合的方法，經常在公司刊物《新世界》、《簡訊》上公佈獎勵名單，介紹受獎事蹟，並按規定給予相應的獎金。懲罰則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給予告誡、記過、記大過、罰金、降級、停職以至開除的懲處。
盧作孚說：“管理人員主要的責任就是檢查工作人員的工作。”為此目的，民生公司制訂出一系列考勤、考績、考試的規章制度。考勤有《考勤規則》、《給假規定》、《船員離船辦法》等等。考績則有部門的《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個人的《職工手冊》、各類人員的《須知》、《職工平時考績表》、《逐日工作摘要報告》等等。考績的範圍總括為“工作、品行、言語態度和儀表四個方面”。至於考試，即對不同工種應具有的文化知識和技能，制訂不同的要求和標準，進行公開考試。考試合格者或優異者即可晉級加薪。
這樣，就把考績、考勤、考試製度同“年功加俸”和提升晉薪結合起來，把職工工作能力、勞動態度以及貢獻大小與工資待遇結合起來，以激發職工克勤克職，更加努力工作，同時也有利於促進職工素質的提高。
3．福利制度。民生公司的一套福利制度是對所謂新的集團生活中，勞資合作理想社會的標榜。盧作孚在《工商管理》中寫道：“為謀求職工福利，不僅為當前謀福利，並須為未來謀福利，不僅為謀職工個人福利，並須為謀家庭福利。有關福利的設施，如職工補習教育、環境衛生、運動及娛樂生活、醫藥及死亡保險、家庭住宅、家庭衛生、家庭娛樂及子女教育，皆所必須。其屬物質方面者應視經濟能力實施之，其在服務方面者應竭所有人力趨赴之。”民生公司的福利措施大體是按盧作孚的設想向職工許諾的。其主要項目是：
①全員的集體伙食。自開辦之日始，就由公司出資集體開伙，伙食標準相當於低級員工月工資的二分之一。這種伙食津貼，對於低工資職工是很有吸引力的。
②紅酬。公司章程中規定，企業盈利時，在純利中按一定的比例提成作為紅酬分給職工。紅酬以年資、職務、考績成績為依據，以工薪級別為基礎，分等分級發放，其間差別很大，高薪人員受益最厚。
③民生服津貼。為“振作職工之精神”，體現民生公司是“群的事業”，規定公司全體上下員工，在工作、外出、參加集體活動時，統一著民生制服並由公司給予服裝津貼。
④文化基金。公司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為文化基金補助費。這筆經費除用於補助中國西部科學院及社會辦學外，還用於培訓職工、購置圖書資料、職工俱樂部、職工子弟教育。
⑤醫藥津貼。在公司總部及分支機構，設有醫務室或簡易保健設施，免費為職工檢查身體，診治疾病，病情較重的可在特約醫院就醫，藥費九折優待；因公傷病，則醫藥費全由公司負擔。病假期間按不同情況，分別給予全薪、半薪及停薪處理。
⑥因公傷亡的補助及撫卹。《救助金條例》規定，職工因工傷殘“如能擔任其他工作，則改調其工作，不能再擔任任何職務者，給予終身殘廢救助金”。死亡救助分一次性撫卹及遺屬贍養兩種。一次性撫卹金為50～100元，遺屬生活費則按職工服務年限而定。此後作了較大的調整，撫卹金按照月工資的倍數發給，遺屬生活補助，則依工齡確定金額與享受年限……
⑦職工養老。職工年滿60歲不能繼續工作的，可以領取養老金，其金額因職務及服務年限而異，最低者可勉強維持一個人的生活費用。
⑧職工住宅。民生公司設有單身職工宿舍，並把它作為培養和體現“新的集團生活”和“民生精神”的場所。單身宿舍的房租、水電、伙食費用全部由公司開支。以後開始籌建部分職工家屬宿舍。
⑨職工儲蓄、保險。民生公司分別於1928年和1937年起，對職工實行強制性的儲蓄和人身保險，存款和保險金金額按工資比例遞增。儲蓄按月扣除，不得隨意取出。人身保險對月薪30元以下的職工，依工薪多少分別給予部分津貼。民生公司一面在職工中實行強制保險，一面在興華保險公司投資6.5萬元。這種儲蓄和保險的用意，一是集腋成裘擴大資本，二是藉以緩和勞資矛盾，三是推動“新的集團生活”，擴大社會影響。
⑩消費合作社和休假、乘船優待。1932年，公司成立消費合作社，購運米、煤等生活物資，一部分供給集體伙食團，一部分以低於市價售給職工家屬。後改為物產部，由職工自動認股，成為公司一個附屬商業貿易機構，但仍向職工供應一些低於市價的日常用品。
民生公司實行各種休假制度，對事假、婚喪假、災假、產假、病假不超過規定假期的，工資照發。此外，職工每年可享受12天的特別休假，假期不扣工資。在上述給假範圍內回家往返及集體參觀遊覽等，可免費乘公司的輪船，家屬半價優待。
民生公司積極革新企業管理，在當時航業界具有開拓性的新意，是近代航業經營方式從封建買辦制度束縛下，向資本主義現代化轉化的啟蒙，不僅給民生公司的發展帶來了較好的實際效果，而且對促進當時的航業界的共同進步，也具有較大的影響。
重返官場，腳踩兩隻船：借軍閥的武裝消滅匪患，借權勢造福於民眾
夕陽將最後一抹餘暉灑在木格窗欞上。盧作孚又在撰寫一篇文章（他似乎有寫不盡的文章）。他感到什麼東西碰了一下腳背，低頭一看，見是隻老鼠，便不動聲色，從桌上拿起一本書，狠狠地砸下。老鼠當即一命嗚乎。這時，從前殿風風火火闖進一個人來。
是民生輪船經理陶建中。
陶建中怒氣衝衝，將手中的一隻乾癟口袋往桌上一扔。
“一分不剩，這幫可惡的土匪！”陶建中恨恨地道，“總有一天，我非得扒了他們的皮不可。”
民生輪又遭土匪打劫了，這已經是第3次。
“算了，生氣也沒用。你累了一天，先回去休息吧！”盧作孚安慰道。
陶建中走後，盧作孚陷入了沉思。
合川是川北地區南下重慶的必經之路，渝合之間又隔著華瑩山餘脈，重山疊蟑，人煙稀少，是大股匪徒出沒的地方，陸上交通不便，唯有水路暢通。因而，合川至重慶的水路，是一條黃金之路，也是一條生命之路。由於匪患猖獗，這條路又是一條充滿危險和賭注之路。
暮色開始降臨，殿內已是一片黑暗。盧作孚摸黑找到電燈開關，打開燈，室內頓時亮堂起來。
四川處在軍閥割據的防區制時代。防區之間關卡林立。商貨過境，逢關納稅，遇卡抽捐；航行經過兩小時以上防區的船隻，如不多方打點應付，便要受到百般刁難；加之土匪肆虐，安全毫無保障。民生輪憑盧作孚的名望，一直航行暢達，但也有一些惡貫滿盈的土匪不吃這一套，見機行事，搶劫輪船商貨。民生輪前兩次被劫，損失甚重。損失了錢款盧作孚雖心痛，但畢竟是小事，旅客的安全卻是大事。安全無保障，誰還敢坐你的船！
在合渝航線上，上游合川是川軍28軍師長陳書農的防區，下游重慶是21軍軍長劉湘的防區，而渝合之間的北碚，則是兩個防區的交界處。盧作孚深知，民生公司的輪船要安全通過這一航線，一是要肅清土匪，二是要打通軍閥的關節。
民生公司剛成立時，盧作孚就意識到公司的經營將會日益擴大，維繫和拉攏軍政要人的關係，愈益成為盧作孚社交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策略。他忍氣吞聲，運用招待、送禮、社交等手段，極力維護著民生公司的利益。
鄭東琴，這位在合川數地任過知縣的一方“諸侯”，可謂合川地方勢力的代表。別看他已退出官場，但其影響卻決不在此時的權貴之下，加之他那極其清傲的品性，就連防區內的大小軍閥也要讓他三分。民生公司初創，盧作孚即把鄭東琴請出了山，加盟民生公司，並擔任董事長要職。盧作孚正是通過鄭東琴等合川地方勢力，爭取到了陳書農的支持，使民生公司的輪船在川江上游暢通無阻。為疏通下游航線，盧作孚結交了川省政界中的何北衡、陳學池等人，和劉湘拉上了關係，終於促成了兩個防區在北碚的諒解，使民生公司的輪船在川江上暢通無阻。
眼下，軍閥們的關節都打通了，匪患又如何對付呢？
鄭東琴退出官場，是為逃避官場黑白是非而歸隱，“春遊芳草地，夏賞綠荷池。秋飲黃花酒，冬吟白雪濤。”但自從他加盟民生公司後，這種心情亦不復存在。
民生公司輪船3次遭劫，已成為盧作孚的心病。匪患不除，安能使航線暢達？那麼，如何對付土匪呢？憑民生公司赤手空拳，顯然不行。憑軍閥圍剿？不僅土匪越剿越多，而且捐稅越加越重。看來，只好“借力”了。
合川至重慶航線上，有個三峽，此稱嘉陵江三峽，與長江三峽不是一回事。這三峽是合渝之間的三個峽谷——瀝鼻峽、溫塘峽、觀音峽——周圍一帶地區的總稱。此地貫連4縣：合川、壁山、巴縣、江北，轄39鄉鎮。峽區內群峰連綿、絕壁陡生，陸地無路可尋，全靠嘉陵江與外界連接。
民國初，由於川軍割據，戰火紛飛不絕，兵痞盜匪乘機而起，隱於峽中，殺人越貨，導致川江商旅劫難無計。1918年，當地各界名士，苦於匪患，為安定地方，初組建一峽防營，剿滅土匪，後不見成效，又於1923年，由4縣鄉紳民眾共議改組峽防營為峽防團務局；次年開始抽起過往船捐，充作經費，以御匪患，維持治安。峽防局設在嘉陵江畔的北碚鄉。
峽防團務局成立後，幾度圍剿匪患，收效甚微，民怨沸騰。鄭東琴和盧作孚深知，峽防局缺一個腳踏實地的領導者。
在鄭東琴、何北衡等各界地方知名人士的倡議下，成立了合川、巴縣、江北、壁山4縣聯防的峽防局，並極力推薦盧作孚出任峽防局局長。
一個融融春日，盧作孚帶著四弟盧子英走馬上任了。
盧子英到廣州黃埔軍校後，入第4期學習，因水土不服，染上了瘧疾，被迫回到了合川。
4縣39鄉鎮聯防的峽防局仍設在北碚。
盧作孚這次重返官場，迫不得已。4縣紳民一致舉薦，主要是因了他《兩市村之建設》一文中所表現出的才幹和新思維——那是嘉陵江三峽千萬民眾沉澱多年的夢想。對盧作孚來說也是天賜良機，可以嘉陵江三峽作為基地，進行他的現代集團生活的第二個試驗，推行他的鄉村運動理想。他稱這個試驗“不只是鄉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進這鄉村的教育事業；也不只是在救濟方面，如何去救濟這鄉村裡的貧困或災變”；而是“要趕快將這個鄉村現代化起來，以供中國小至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參考”。
正是懷著這種強烈的願望，盧作孚再度步入官場。民生公司的工作他一一交待完畢，之後，乘一葉扁舟，來到北碚。
北碚坐落在嘉陵江邊，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如畫，青山綠水間，群群蜂蝶翩翩起舞。盧作孚無心觀賞春日美景，和四弟向峽防局走去。
這是一座典型的20年代四川臨江鄉村。它背靠陡峭的山麓，乘山坡走勢而建起一排排灰色的瓦房、茅屋，俯瞰著嘉陵江。中午時分，盧作孚和盧子英站在街口，他們的面前是兩人來高的木柵，海碗粗的硬白檀樹段木讓人望而卻步。透過縫隙向街裡一望，幾乎每個路口都有。
這時，木柵內走過來一位老者，將他倆上下打量一番，確認不是壞人，問道；
“你們倆有何貴幹？”
“我們是來這裡工作的。我叫盧作孚，這是我的弟弟盧子英。”
“盧作孚？這名字好耳熟。”
老者開了門。
“這是幹什麼？大白天怎麼還用木柵擋著？”
老者嘆息道：“先生不知，這地方土匪出沒無常，擾得百姓不得安寧。這木柵是專門防匪壘設的。”
原來如此。盧作孚心想：匪患猖獗由此可見一斑了。
“大叔，你知道峽防局在哪裡嗎？”
“峽防局？知道，知道。過了三道木柵壘就是，有塊牌子。你揀直走。”
老者邊說邊回去閂上了木柵。
盧作孚沿著青石板鋪就的街道，走了約摸20分鐘的光景。他一直在左顧右盼，仔細地巡視著這條一眼望見頭的街道，以及兩旁參差不齊的門樓、屋簷、牌匾。街道兩旁流著黑乎乎的髒水，散發著一股股黴臭味。一群蓬頭垢面的孩子，好奇地打量著這兩個陌生人。
峽防局設在一處破廟裡。廟前掛了塊牌子，一名士兵拄著槍，站在門口。
士兵一見來了兩個陌生人，將槍一抬：“幹啥子的？”
盧子英上前答道：“找熊明甫副局長。”
士兵滿腹狐疑地上上下下打量著這兩位穿戴普普通通的人：“熊局長沒空。”剛說完，又覺後悔，人家一開口就找熊副局長，口氣蠻大的，怕是有來頭的吧？於是，又換了口氣：“找局長有事嗎？”
“麻煩你進去通報一聲，就說有個姓盧的想見見他。”
姓盧的？士兵沒吭氣。
盧子英可沉不住氣了，吼道：“你馬上給我進去通報，新任峽防局局長盧作孚上任來了。”
士兵一聽傻了，想不到這新任的局長不請自來，連聲道：“是，盧局長。”
又是一個難熬的春夜。盧作孚仰躺在硬木板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上任一週了，這裡的一切比原先想象的要糟很多，尤其是匪患，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三峽兩岸大山連綿、森林茂密，土匪隱藏其中，集散靈活。”有資料記載：
“自清代鹽梟張大同在此落草佔山為王以來，就開創了匪患的歷史。百餘年間，土匪就像田中的雜草，割了又生。土匪打家劫舍，殺人越貨，難以計數，僅各股土匪為爭地盤就火併400餘次。著名的匪首先後就有唐大鼻子、鐵匠老橫、磁器羅漢、三眼童兒、陳大娃子等。……百姓無計，逃荒他處；地主富豪修築碉堡，購置武器，豢養家丁，有的與土匪通氣結好，使百姓匪上加匪。事情有時荒唐到了如此地步：荷槍實彈、鎧甲鮮明的官軍過境，竟要與土匪有關係的團防護送！民國建立以來，官府對土匪一是剿滅，二是招安。華瑩山頂有個廟叫寶鼎廟，是土匪的老窩，四川軍閥對其招安，一夜之間封為軍官，人們譏諷他們是‘寶鼎軍官學校’畢業的。其中匪首唐大鼻子被封為川軍2師5營營長，帶著人馬駐守北碚。他公開宣稱，在他的防區內他要保民，不出搶案，交換條件就是地方按月給他納‘保險金’。結果，他不搶此地，就去搶彼地，冒犯了另一股土匪，互相殘殺，唐大鼻子被人亂槍打死。這樣一來，官匪難分，土匪日多，波及面日大，不管是富室，還是窮家，都實在受不了這種折騰……峽防局成立後，以防範為主，雖然也剿了幾次匪，但收效不大……”
如果不從根上清除匪患，只一味地圍剿，土匪勢必像割野草一樣，割完一茬又長出新的一茬來。盧作孚尋思道：必須進行人的訓練，從提高鄉村人的整體素質著手。
主意已定，盧作孚吹滅油燈，才發覺天已黎明。
一夜之間，北碚大街小巷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
“打破苟安的現局，創造理想的社會。”
“造公眾福，急公眾難。”
……
盧作孚深知，要建設，要創造，必須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有秩序的社會。他一面整頓峽防局，訓練士兵，一面對民眾進行宣傳教育，發動群眾參加肅匪鬥爭。
他大聲疾呼；
“社會不安寧，絕沒有安寧的個人或家庭。”
“要使地方安寧，必須使匪不安寧。”
他多次召開民眾大會，號召整個社會都武裝起來，消滅匪患：
“團防是被匪徒搶劫、逼迫得無地偷安了，才辦起來的。我們要想身家性命得到安全，社會有秩序，不是仗恃有團，而是仗恃無匪……必須使大家行動起來，不說使民眾武力化，也應使武力民眾化！”
一場全民肅匪運動序幕拉開了。
熊明甫這位副局長萬萬沒想到，一介書生意氣的盧作孚剛來北碚不多日，就在猶如一團死水的北碚，突然投入一塊巨石，激起沖天巨浪。
熊明甫服了這位新來的局長：“多少年的隱患，你一來就沒了，我徹底服了。”
“這才是一個開頭啊！”盧作孚道，“要肅清土匪，一要寓兵於民，二要化匪為民。孫子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攻心為上，殺戮宜少，以匪治匪，鼓勵自新。還得稽查奸究，就必須認真調查和登記戶口；要防止流氓的產生，以杜絕匪源，必須禁絕賭場、煙館。真正做到長期無匪，不產生新匪徒，還需從各方入手，來它個斬草除根！”
盧作孚抬起手猛地往下一劈：“這就是我的鄉村建設理想。”
盧作孚為北碚的鄉村建設營構著一個“現代中國的縮影”。他在《鄉村建設》中寫道；
“建設的意義是說：今天以前沒有舉辦的事情，把它舉辦起來。這是好多鄉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為他們驟然見著今天以前沒有舉辦過的事情，他們不會明白這事情的意義。……鄉村的朋友不但不懂得建設事業，而且不願有，深怕有建設的事業；不但是無知識的人們是這樣，尤其是那些在鄉村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好，權力很大的人是這樣。因為他們另有經營的事業，是他們向來把持著經營的。
“第一便是賭博，賭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店子，唱戲，酬客，一年大鬧一兩個月，是他們的面子。你要在場上去辦一樁什麼建設事業，絕對找不出一文錢來。他們卻是每天可以有上千塊錢以上的輸贏，每年有上萬塊錢以上的戲錢、席錢的開支……
“我們要提倡的事業意義卻不同，在消極方面是要減輕人民的苦痛，在積極方面是要增進人民的幸福。怎樣減輕苦痛呢？是要他們少些騷擾，少些病痛，少些天災，少些強力的壓迫，少些不應該有的負擔。怎麼樣增進幸福呢？是要他們多些收穫，多些壽數，多些知識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給，多些娛樂的機會。”
盧作孚深刻地認識了中國社會的背景，更認準認清了北碚的真面目。他將北碚匪患的癥結歸於鄉村建設不力。
每每盜匪問題是起於鄉村，不起於城市，在歷史上只聽說盜匪滿山，
不容易遇著盜匪滿城。盜匪一起，發生了鄉村的治安問題，鄉村地位之重
要，就此更可證明。鄉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過問利害切身的鄉村問題，
便完全讓土豪劣紳專橫；自然，他們更不肯過問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國家
的政治問題，便完全讓軍閥專橫。一個鄉村問題放大起來，便是國家的問
題。鄉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證明了。
盧作孚不改教育救國初衷，認為“鄉村第一重要的建設事業是教育”，其後是經濟、交通。治安、衛生、自治等方面的建設。
楊繼仁和唐文光先生評價道：“縱觀盧作孚一生，他以畢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鄉村建設、實業（主要是航運），這三件大事緊密相連，互相影響，都具有重大意義，構成了盧作孚生命的三部曲。”
1927年夏天，對於劉湘來說，再也沒有什麼好的消息令他慰藉的了。盧作孚在北碚推行的鄉村運動，很快就傳遍了全川。這對於偏僻、保守、落後的四川來說，無異於一部新的神話的誕生。誰不知道北碚是個四不管、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的窮山惡水之地。僅僅因了一個盧作孚，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是不是一部“盧作孚神話”。
劉湘派秘書去看看。秘書很快就回來了。他的秘書一五一十地向他彙報說——
街道很寬，也很清淨。匪患基本上肅清。見不到煙館、賭場、妓院。民眾精神振作。每個方面看起來都井井有條。
“他靠什麼將北碚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建設成這模樣？”劉湘不解。
“靠人。盧作孚認為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鄉村建設的第一需要，需要一群立志改革和獻身建設事業的人。盧作孚先生的理論是：現代是由現代的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形成的，而現代的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又都是由人們協力經營起來的，人都是訓練起來的。他對於人的訓練提出了三個要求：第一是要他們的頭腦有現代整個世界那樣大，能在非常明瞭世界的狀態下決定自己的辦法；第二是要他們的問題至少有中國那樣大；第三是要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創造一個現代的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關於人的訓練問題，他曾專門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秘書伸手在公文包裡掏出一張報紙，遞給劉湘。“這是盧作孚先生結合自己在北碚的工作經驗寫的，我帶回來一張，你看。”
劉湘接過報紙，一行醒目的大字豎幅標題躍入眼簾：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的訓練》。
他不由輕聲念出聲來：
“……為解決鄉村建設所需人才，須採取兩個途徑，即‘大才過找，小才過考’。根據事業的需要……”
盧作孚對人才之重視無與倫比。如同他曾經兩度為官辦教育一樣，四處蒐集人才。他每到一地，人才就匯聚一堆。在北碚也是如此。他尋求的人才中，有擅長民眾教育的，也有會園林藝術的；有教育專家，也有金融裡手；有懂經營管理的，也有會科研技術的，應有盡有。這些人才，來自五湖四海，大多是慕名而來，還有一部分是為尋求中國出路而來的有志之士。其中包括外國人才：法國人傅德利（昆蟲學者）、丹麥人宋而慈（鐵路工程師）、留學國外的唐瑞五（工程師）等等。
劉湘怎麼也不明白，盧作孚在經費緊張，困難重重的情況下，竟然能夠把形形色色的人都召集到一起。
“盧作孚在北碚搞了個訓練基地，設在公共體育場東端的一座一進三大間的草房內。兩邊各寫著一丈見方的五個大字：“忠實地做事、誠懇地對人。”
秘書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一點不漏地彙報給劉湘：
“訓練的內容，首先是紀律，還有政治知識、思想品德和業務知識。並且要經受社會服務的實習，都要經歷險阻，吃盡苦頭，目的在於養成他們的堅強意志、健康的體格、良好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
劉湘聽完秘書彙報，連聲稱讚道：“難得的人才！棟樑之材！”
正當劉湘對盧作孚讚不絕口的時候，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全北碚的老百姓異口同聲地罵起這個不嗜菸酒、衣著樸素、和藹可親的峽防局長來。
“你們峽防局的人打了菩薩，不怕上天報應嗎？你們這些遭雷劈的！”
這還是比較溫柔的罵法。
有的人竟指名道姓地罵。
老頭老太太更是如喪考妣，捶胸跺足，呼天喚地，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又哭又叫。
原來，盧作孚要辦學校、公共圖書館、醫院和公用設施，苦於沒經費，無錢蓋房子。北碚老百姓很窮，他不忍心攤派；辦實業一時半晌又不能奏效。思考再三，決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動員峽防局和學生隊一口氣將北碚的8座廟宇神像砸了個精光，準備用來做公共設施用房。
他說：“北碚才800多戶人家，3000多人口，卻修了8座大廟，老百姓連房子都沒住，卻讓這位泥巴石灰像佔著這麼好的地方。現在，讓我把它們請出去！”
沒想到，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盤踞在老百姓頭腦中的迷信、愚昧、保守等封建思想一齊向他開火了。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聞訊後，跌跌撞撞地衝到峽防局門口，指著盧作孚的鼻子：“老天會報應你，叫你不得好死！”
盧作孚笑了笑，沒事人一般。
峽防局的士兵氣憤地說：“盧局長，你可是我們這裡的父母官，怎麼說也是官府，哪能讓人隨便罵。我們抓他幾個，煞煞他們的威風！”
盧作孚搖搖頭：“不能怨他們，應該怨幾千年的封建思想。”
熊明甫副局長感到事情嚴重：“要不要開個民眾大會？”
大會在公共體育場舉行。
盧作孚不氣不惱，以理服人。
“廟裡的菩薩是什麼？只不過是泥巴和草塑的，人想怎樣塑它就怎樣塑它，假若屋頂漏雨，淋在它身上，還不是照樣啼哩嘩啦垮坍下來，有什麼可怕！可怕的不是廟裡的菩薩，是我們心中的菩薩。它在我們心裡壓了那麼久，幾百年，幾千年！必須打倒它！不打倒它，就不能建設美滿的三峽！”
會後，峽防局張貼布告，規定：“凡測字算命、觀亡相面、跳神圓光諸色人等，亟應一體革除。”佈告內容還有質問：
“如謂巫覡可通鬼神解災者，星命可以知吉凶，應有災皆解，何以到處還有病死、窮困無告之人？”
自此佈告一經貼出，即派士兵巡邏，宣告，對職業迷信者，一經查獲，定即分別處辦不貸。
中國西部科學院建起來了。
醫院建起來了。
學校建起來了。
……
北碚的老百姓等了又等，蒼天沒有報應。倒是盧作孚創建的事業給北碚人民群眾帶來了安寧和幸福！
深秋的一個清晨，盧作孚推開窗，一陣嘹亮的歌聲從山崗上傳來：
爭先復爭先，
爭上山之巔。
上有金壁之雲天，
下有錦繡之田園，
中有五千餘年神明華胄之少年。
嗟我少年不發憤，
何以慰此美麗之山川？
嗟我少年不發憤，
河以慰此錦繡之田園？
嗟我少年不發憤，
何以慰我創業之先賢！
盧作孚舒心地笑了。這是他請周孝懷先生為少年義勇隊所作的隊歌《爭先少年》。
盧作孚在北碚建起了學生隊、少年義勇軍、警察隊，共培養了500多人，為北碚的發展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盧作孚開了門，開始了每日的跑步鍛鍊。他的腳步從來就沒停止過，他的思維也總在運動之中。
繞過北碚博物館，再繞過禹王宮變成的織布廠，他突然轉向了街道——陰溝代替了陽溝，街道平整而清潔。人們紛紛向他揮手致意、問候。
“盧先生早！”
“盧局長早！”
盧作孚忽然想起剛建街道時的情景。他要求街道兩側拆除伸出的屋簷，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和詛罵：
“自有北碚場，便是這個樣的街道，至少也有幾百上千年，大家走得好好的，你偏偏一來就見不得，走不得了！”
想到這裡，盧作孚笑了。出得街口，盧作孚上了一座小山。樹葉沙沙作響響，滿山紅葉如染。
秋天到了。
三艘輪船，兩條航線。盧作孚水陸並進……
1928年春天快要過去的時候，盧作孚在兩岸疊翠的嘉陵江邊望見了他的第2只輪船——新民號，正破浪向他駛來。這是一隻載重僅34噸、吃水更淺的小船，能適合川江上游各個季節水位。這隻船後來改名“民用號”。
這段時間裡，盧作孚一直身兼兩職：峽防局長兼民生公司總經理。兩邊的工作均處在初創時期，困難重重，他不得不兩頭奔波。
民用號輪船解決了川江枯水季節的客運難題，保證了合川至重慶之間的四季客運，了卻了盧作孚造福於民眾的心願。
就在這時，盧作孚又意外地獲得了第3只船。這第3只船載重125噸，是南充的一位名叫譚謙祿的商人在上海訂造的，取名“順慶”。順慶輪竣工後，剛開到重慶，即被重慶駐軍範紹增師長扣留。譚謙祿四處託人求情屢次交涉無效，最後找到曾在南充任過知縣的鄭東琴。經鄭東琴說合，譚謙祿才將船領了回來。
譚謙祿原本是個商人，不懂航業。經此波折，方知隔行如隔山，於是要求與民生公司合作，成立一個“長江輪船公司”，將“順慶”改名“長江”，委託民生公司代管，專門行駛重慶到涪陵之間的航線。這隻船後來被民生公司收購，易名“民望”。
重慶到涪陵和重慶到合川的兩條航線，被航運界稱為“黃金水道”。在這兩餘航線上，貨多客多，加上盧作孚的地位和名望，匪患的肅除，往來客貨安全可靠，因此，旅客一般都願乘民生公司的船。
民生公司的3只輪船，每天在這兩條航線上奔波，但仍難以滿足客貨運輸的需要。盧作孚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兩條航線上每天都應該有對開的船，但必須有4條船才能對開。眼下只有3只，資金吃緊，不能訂造，如何是好呢？
在察遍川江水情之後，盧作孚獲取了川江水系的重要資料，並將這兩條航線親自動手繪製了草圖。他對江水的流速和輪船的時速作了比較，不禁恍然大悟——川江航運史上的奇蹟誕生了——3只輪船，兩條航線。他的理論是：
合川→重慶→涪陵均系下水，
涪陵→重慶及重慶→合川均繫上水，
按江水的流速和輪船的時速計算：
上水需一日，下水需半日。也就是說，兩條航線兩隻船上水各需一整日，而兩條航線下水只需一隻船一整日。他設想：
第一隻船由合→渝→涪，需一日；
第二隻船由涪→渝，需一日；
第三隻船由渝→合，需一日。
如此循環往復，3只船就能當作4只船來用了。
試航順利。從此，合川、重慶、涪陵三座城市每天都有對開船了。
經過幾次反覆試驗，3條輪船，行駛兩條航線，每天對開，準時到達，作為民生公司的輪船航線確定了下來。
盧作孚的創興彌補了民生公司輪船數量的先天不足，在川江航運業上傳為經營佳話。因為這時，各個航運公司的輪船極少定航線、定時定期航行，唯有民生公司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在川江上運行著，這本身就是民生公司的一次勝利。當一些人還在津津樂道地傳誦著盧作孚的經營天才時，盧作孚又開始籌謀另一個驚人之舉。
1928年夏，盧作孚瞄準了川江航運業的空白，計劃在重慶投資建設民生機器廠，主要用來修理船舶。當他的計劃剛剛透露出半爪一鱗時，遭到了部分股東的堅決反對。
反應最強烈的是一些小股東、他們認為盧作孚的這個計劃不符合實際，投資大，不適於本公司；認為民生公司眼下只有3條船，不需修理；廠址、設備將花費大筆資金，民生公司能否承受得住……
盧作孚堅持自己的主見。他的理由是，川江上共有120多條船投入營運，因整個川江尚無一家可修理船舶的機器廠，輪船損壞均需拖到2500公里之遙的上海去修理，費時、費力不說，還需昂貴的修理費用。民生公司的船眼下是不用修理，但將來呢？以後發展壯大了呢？不能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腳。
鄭東琴、陳伯遵等一批民生公司的“元老派”支持了他，使他得以按自己的構想去行動。
然而，建造一個機器廠談何容易！更何況合川電水廠擴建正在節骨眼上，而北碚的鄉村建設已全面鋪開，兩邊都離不開他。
選定廠址，繪出民生機器廠草圖，落實資金後，他又回到了北碚。
盧作孚巡視完北碚的新興經濟事業實體後很高興。在北川鐵路公司，他約見了丹麥工程師宋而慈，還有副工程師唐瑞五，商議北川鐵路的一些收尾工程。
嘉陵江三峽有豐富的煤礦資源，沿江北縣西山文星場至大田坎一帶的地下，煤蘊藏量相當大，煤不僅距地表淺，而且煤層厚。先後誕生許多小煤窯，像星星般點綴在山間。由於交通阻塞，煤挖出來後，只能憑靠人力肩扛手提，運到幾十裡以外的地方，或是嘉陵江邊出賣，大長日久，煤積壓得越來越多，以至山山嶺嶺都遍佈著一支支挑煤大軍。盧作孚出任峽防局長後，首先認識到辦交通的迫切性，多次召集合川和江北兩縣與煤業有關人士，達成共識，籌組了一個北川鐵路公司，董事長由盧作孚自己擔任。當年秋天就開始了鐵路的測量，計劃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建成北川鐵路。
僅僅一年時間，四川省的第一條鐵路在嘉陵江邊的崇山峻嶺中竣工了，它全長8.5公里，屬那種小型火車運行的窄軌鐵路，正式通車開始運煤。接著壁山縣東山之下的澄江鎮的寶源煤礦公司也築堤建成一條小運河，用木船運煤，同時改用機械採煤。從而促進了煤礦生產的發展。
縱觀盧作孚在北碚所進行的鄉村建設，他所做的事情是那樣多，以至無法理出頭緒。盧作孚之子盧國紀寫道：
“我的父親還從1927年開始，在峽防局內部成立了一個工務股，專門對峽防局的士兵進行職業訓練，先後辦起了石印社、織布廠和架設鄉村電話線，目的是使士兵掌握職業技能，逐步過渡成為工人。其中鄉村電話線的架設是極富意義的。”
1928年，盧作孚親自組織了嘉陵江三峽地區的電話線架設工程。整個三峽地區的工人、學生、民眾、士兵都參加了這項浩大的工程。他們先是架設了北碚至重慶、北碚至合川的電話線，然後在三峽地區建成了電話線網絡。就連當時的重慶都未設立公共電話。
“在興辦經濟事業的同時，開始了大規模的積極的民眾教育運動，從改變舊的宗法關係。舊的道德和舊的思想，到開創新的集團生活，建立新的道德和新的思想，是一種極不容易辦到的事情。”
盧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峽的鄉村運動》一文中稱：“在今天以前，鄉村的人們除了每年唱幾天戲以外，沒有人群集會的機會，除了賭博外，很少暇餘時間活動的機會；除了鄉村的人們相互往還外，沒有與都市或省外、國外的人們接觸的機會。因此他們沒有一切知識和一一切興趣。這樣死的鄉村如何運動到活起來呢？我們感覺到非常困難。”
於是，盧作孚決心用文化事業和公益事業把北碚“包圍”起來，造成一個新的社會環境，以此促使北碚民眾的思想和行動自然地產生變化。
他派一隊士兵和學生，擔任北碚的警察工作。任務是為民眾維持公共秩序，管理公共衛生，預防水火災害，在公共場所發生了問題時能有秩序地行動。
盧國紀寫道：“同時迅速創辦一個地方醫院，為遠近的人們治病，免費訂預防針；在江邊設立飲水消毒站，供應民眾的飲水；尤其是普遍送種牛痘到縱橫百里的各鄉間，每季達到數萬人。此外還迅速創辦了一個圖書館，供給附近的人們到館裡讀書，遠處的人們到館裡借書；興建了一個公共運動場，集中了青年兒童在那裡活動，也集中了許多中年以上的人們在那裡欣賞那許多青年和兒童的活動；創辦了一個嘉陵江報館，每三天出版一張報紙，刊登現代的國防、交通、產業、文化各種消息和峽區建設事業的進展情況，在一切公共場所張貼，供人們閱讀。還利用嘉陵江上離北碚四公里遠的溫塘峽中的溫泉寺有溫泉、森林自然之美，古剎、山川之勝，於1927年秋，開創了一個溫泉公園。我的父親親自為這個公園進行規劃，一草一木，一花一樹，一條小徑，一幢房屋，浴室，花園都作了精心的佈置，並親率峽防局的職員、士兵百餘人前往開荒，整地，修池，種花，建築亭宇，使這個公園後來成了聞名中外的旅遊勝地。這樣，北碚人民的生活就被這些文化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整個包圍起來了，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開始發生變化了。”
盧作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民眾教育上。他在峽防局特設了一個民眾辦事處。這個處有幾十名青年，他們白天工作，晚上兼職擔負起民眾教育責任。共辦了10所民眾學校。後又改辦挨家挨戶教育，即輪流將教室搬到家家戶戶，讓每個家庭都能夠親身感受到集會的樂趣。
“除了這種教育形式之外，還辦了一些別開生面的學校：如在船伕休息的囤船上，辦起了船伕學校。在力夫休息的茶社裡辦起了一個力夫學校；為了訓練婦女的職業技能，辦了一個婦女學校、在市場上，設置了三個報刊閱覽處。在各茶社、酒店裡，都張貼著各行各業的圖書和簡報。
“還設置了一個民眾向事處，幫助人解決疑難問題，寫信和寫契約；一個職業介紹所，一方面幫助需要人工作的企業和人家找到所需要的人，一方面幫助需要工作的人找到工作。這些業餘的民眾教育人員，與運動場、圖書館、動物園以及地方醫院密切結合，使每個地方凡有人進出的時候，都成為他們實施民眾教育的場合。尤其是民眾會場的活動，十分活躍。因為這裡不僅集中了市場上的人，還集中了四鄉的人。這裡的活動包括電影、幻燈。電影中有本地區的事業或人們活動的影片，有四川風光的影片；幻燈中有實物、圖書、照片、畫報；每星期有兩次演出——話劇或川劇，演員都是在各機關中工作的青年。尤其利用民眾會場各種活動的機會，作休幕或閉幕時的報告，其內容主要有新知識的傳播，國內重大時事以及生活常識，給予民眾以深刻的影響和巨大的幫助。此外，凡遇節假日，必開展大規模的民眾活動，如召開運動會，展覽會等等，其內容都富有教育意義。”
短短兩年，嘉陵江三峽地區在盧作孚的治理下，“開創出遠近聞名，人傑地靈，花團錦簇，盛極一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