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綜述與評價
1．瓊瑤的形象
瓊瑤自稱“生來就不夠漂亮”，但是在許多見過她的作家記者眼裡，卻另有說法。
1988年，瓊瑤第一次返回祖國大陸時，著名電影導演史蜀君曾對她有過描述：
“電話裡，瓊瑤說話聲音甜美、柔和，與照片上高高發胖的形象似乎難以統一。聯繫她人生中兩次痛苦曲折的愛情遭遇，不知何故，我想象瓊瑤一定是位老練、持重的富婆形象。”
但是當史蜀君真地面對瓊瑤時，卻又另有說法：
“14日上午10時，我和老搭檔辜朗暉走進外觀樸實、內部裝飾華麗的建國飯店。瓊瑤坐在前廳咖啡座上，被一群記者包圍著。我們沒有立即打擾她，站在她六七米處，用電影的行話說，我們的焦距在她前後慢慢平移。進入我視野的瓊瑤，細眉細眼，是一個十分十分嬌小秀慧的小婦人。身高一米五五左右，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她神情活潑，在她的身上絲毫也找不到一丁點兒昔日的苦難痕跡。她本人與照片上大相徑庭，但卻與她的聲音統一起來。我傻了半天，心想，這麼一個小女人，肚子裡怎麼會生那麼多有趣的故事。後來與她熟了，我打趣地提起這話時，兩人都笑彎了腰。
“瓊瑤送走記者，笑吟吟地走到我們身邊坐下，動作那麼輕捷，神態那麼嫻靜，我忍不住對平先生說：‘你夫人比照片漂亮啊！’”
瓊瑤這年回大陸，還有其他記者對瓊瑤作了跟蹤採訪。如《文學報》記者曹曉鳴談見到瓊瑤的印象：
“我才仔細地打量起她來：款式別緻、色澤鮮亮的大紅毛衣，雪花牛仔褲，嬌小的身材配著這身衣裳顯得十分得體，雖化妝得濃了些，卻豔而不俗。特別引人注意的是那雙眸子異常明亮，少女式的，裡面沒有矜持，沒有倔傲。”
2．瓊瑤的性格
當《文學報》記者曹曉鳴採訪瓊瑤時間“您認為自己是傳統女性還是現代女性”時，瓊瑤對自己性格的看法：
“我想不是傳統的，但崇尚東方的智慧。”
“我想我不是傳統的，我自幼性格中就有一種叛逆性。《窗外》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自傳。自小我就任性、倔強、我行我素，為此吃了不少苦頭。‘三歲看到老’，你想我會是傳統的嗎？”
記者進一步問：“那是您的性情。在思想觀念、道德倫理、為人處世上您是否尊重和依循傳統呢？比如您是如何看待女人的幸福的？”
瓊瑤笑著回答道：
“如果這樣說我就更不傳統了，因為我是價值多元論者，女人幸福以她自己的感覺為度，沒有統一衡定的標準，不過這種各不相同的感覺都要有一個明智的前提，那就是作為一個女人要清醒地意識到在這個男人為主的社會里女人的種種不可更變的侷限，一味心高志遠是不行的。對女人來說幸福的含義是雙重的，簡單說就是社會價值的實現和個人情感如婚姻、家庭、生兒育女的滿足。這兩種要求總是發生衝突，雙重滿足的可能性較小。所以一定要接受這一事實，坦然處之，才可能走向幸福。”
記者問：“那麼，您是否認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
瓊瑤回答道：“是的，我盡力而為。我不過是得到了我想得到並且能得到的東西。”
瓊瑤把“能”字說得特別重，表現出她的自信來。
記者又問：“那麼您是否相信有永恆的愛？”
瓊瑤的回答巧妙而又出乎人意外：
“兩個人到老都有話說那就是永恆的愛了。”
記者問：“您覺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瓊瑤認真地思索後回答說：
“我覺得自己是個複雜的矛盾體。在情緒上我起落較大，時而快活、時而沮喪、時而天真、時而瘋狂，說不上有什麼原因。至於人生態度，總的說來我是個悲觀主義者，相信人生下來就是受苦的，人生既痛苦又無聊，但在具體的生活中我又留戀著每一陣清風，每一片雲彩，為一點小事或喜或悲，當然最終我總是能超脫出來而不陷得太深以致不能自拔。”
瓊瑤顯然善於辭令，且還有著一副悅耳的嗓音。她隨之讓人感到她的傳統還體現在她與丈夫平鑫濤先生的關係中。
說起平鑫濤瓊瑤反而顯得平靜，甚至有點從容不迫了，全不似平先生談起妻子來時那脈脈含情的情態。
瓊瑤說：
“婚姻美滿很大程度是依賴雙方的心智素質水平，尤其是女方，比如平先生總是牽著我鼻子走卻又總讓我覺得自己贏了，而我非常重視雙方精神上的溝通，哪怕寫作再緊張，他出版社的業務忙，我們也總是要抽出相當一部分時間交換對各種問題包括對方的看法，不斷地瞭解對方，也讓對方瞭解自己。若產生分歧，我們不迴避也不掩飾自己不愉快的情緒。雙方是互相依賴，又尊重彼此的獨立人格。”
瓊瑤還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她寫作時經常忘了吃飯，全由平鑫濤到時送到面前，所以平鑫濤開玩笑地說：“如不送飯去，瓊瑤會餓死在書桌前。”
瓊瑤說，其實平鑫濤要真地不送飯給自己，自己還是會去找東西吃的，依賴往往是對方培養的，真要依賴不到人也就會自尋出路了，難道還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呀？瓊瑤說完自己爽朗地大笑起來。
對於自己的作品，當記者談到有的評論家認為她是在重複自己時，瓊瑤並不願意就此多討論，只是簡單地回答道：
“讀者被觸動的神經往往也是單一的，只要能打動人心，重複怕什麼，不能打動人花樣再多也沒用。”
瓊瑤說她很少去考慮應該寫什麼，只憑本性，自然的衝動寫。她告訴記者她寫的常常就是身邊發生的真實故事。像《匆匆，太匆匆》中的好孩子就真有其人，她的許多信件至今還保存在他們手中。
記者問瓊瑤今後會不會涉足其他題材領域，瓊瑤認為至少目前不會，因為她喜歡她習慣的題材範圍，輕車熟路，一往情深。
瓊瑤還半開玩笑地說：
“我有時覺得自己在某些方面老長不大，不過我並不認為這是件壞事。”
當記者問瓊瑤是否重視文學界對她作品的評價時，瓊瑤聳聳肩漫無邊際地說：
“評論界的褒貶我並不在乎，我只要讀者，越多越好。我覺得有這麼多的人喜愛我的作品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最大成功和幸福，有什麼權威的評價能與這帶給我的快樂相比呢？”
瓊瑤還告訴記者兩件在大陸上碰到的事：一是她剛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一件禮物，是一隻絨毛玩具狗，送的人沒留下名字，一張小紙條上寫著：“為了讓您喜歡它們，想起時會愉快的。”還有是接到一個電話，對方也不通報姓名，只說了一句：“瓊瑤，我們非常非常非常地愛你。”就擱了話筒。
“我好感動，好感動呀！”
瓊瑤說著有些激動，兩頰顯出了紅暈，表現出典型的瓊瑤腔。
不過喜悅中也有苦惱事。
瓊瑤告訴記者，她發現大陸有一些冒用她名字的偽劣作品，已確證的有《蛇女》、《噴泉》和《同裡百合》。
記者看得出她極為在乎這點，很重視自己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
瓊瑤說這次來大陸除旅遊、探親訪友外，另一件重要事情是瞭解其作品在大陸的出版情況，並希望有關方面能像台灣一樣列出她的書目並進行編號。
3．瓊瑤談創作、談女性
1988年，瓊瑤回大陸時，《中國婦女報》記者高博燕、趙世民於1988年4月11日在北京建國飯店瓊瑤下榻處採訪了瓊瑤，下面就是這次採訪中瓊瑤談自己的創作和談女性的對話。
記者問：“您寫了四十多部長篇小說，經濟效益是否是您的目的？”
瓊瑤回答道：“最初我的一些作品是為稿費而寫的。因為我要靠它來生活。後來經濟不是問題了，但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都會對你說：‘屬於你的，就要得到，不要放棄你應有的權利。’”
記者問：“開始讀您的《窗外》和《我是一片雲》，很喜歡，可再讀其他的，感受似乎都差不多了。”
瓊瑤感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味。在台灣有人批評我，說我的作品總是一個風格，沒有突破自我。我說你不必到四川館子去吃北京菜。我可能是一道川菜，你要覺得可口，就吃，不喜歡，可以上別的館子。台灣的雜誌多，作家也多嘛。在以後的寫作中，我還要保持這樣的味，這是人的個性。”
記者問：“您一定了解大陸的瓊瑤熱吧。有人說：‘瓊瑤的小說是戀愛教課書。’有的說：‘瓊瑤給我的心提供了純淨的棲居地。’特別是有的中學生讀了您的書茶飯不思，功課無心，整天躲在幻想中，您是否考慮到您的作品的社會影響？”
瓊瑤回答道：“作家有寫作的自由，讀者讀書也有選擇的自由。我是寫我的情。不一定只寫男女之情，也寫父子、手足、朋友之間的感情；我也不只寫愛也寫恨。至於我的書給人帶來狂熱的幻想，那是因為讀者也有情，也有我的這樣的心態。其實《戰爭與和平》也給人帶來幻想，《西遊記》更令人想入非非，只是幻想的指向不同，除非你的書沒有深度，沒有人情味。”
瓊瑤又說道：“我在創作過程中，沒有刻意的追求和預期的目的。我對自己只有一個要求，必須通過自己這一關，而這可能比任何人對我的要求都嚴格。我喜歡中國的古代文化，我是在唐詩中長大的，我寫書常借鑑詩詞的形式和意境，常常不露痕跡地把中國‘根’的東西，借現代語言傳達出來。我的作品沒有色情和暴力，而是寫人類的愛，這怎麼會給人們帶來傷害呢？”
記者問：“您是一個女人，一個作家，一個妻子，一個母親，這麼多社會角色，您是怎麼承擔的呢？”
瓊瑤道：“二十多年前，台灣評選‘十大傑出女青年’。當時我二十多歲，有人讓我參加，我不肯，因為“傑出’的定義很難下。在台灣，女性大多是崇尚傳統美德的，一個女人不但要在社會上做事，還要把家庭弄得很好，但這二者非常牴觸。如果要兼顧，通常是放棄事業。因為上帝創造了兩性之間的不同，從生理上講男性高大，健壯，是支柱，女性能夠成為附屬品，也不錯，只要她甘於附屬。那麼打仗呀，衝鋒陷陣，男人去做。女人本身就很嬌弱，男人覺得有保護你的快樂，你何不享受被保護的快樂呢？”
瓊瑤繼續說：“我的小說中多是極端個性的女人，一方面非常倔犟，一方面又非常脆弱，這也是我的一種心態。女人作為女人必須獨立的時候，要有獨立精神，但當有人保護你，愛你的時候，要放棄自己的獨立，肯於犧牲，因為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我很早就有一個孩子，他今年26歲了。我當時就知道，男女不會平等，因為女人要生孩子，帶孩子，為了孩子甚至可以放棄工作。這種感情男人也有，但不會像女人這麼強烈，母親哺育孩子是本能，不是義務或責任，無法選擇。
“我覺得真正做到男女絕對平等，女人是不會幸福的，除非上天調整，男孩歸男人生，女孩歸女人生，夫婦商量好，想生什麼誰就辛苦。”
記者問：“那麼您怎樣看待女性的自由呢？”
瓊瑤回答道：“我覺得女性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我選擇的是順其自然，像河水那樣自由地流淌d可河流常常有衝擊，遇到石塊和急彎，一定會濺起浪花，這個浪花也是自然，你見過浪花的河流嗎？我是一條會濺起浪花的河流。
“我有孩子後，還想寫作，這樣和第一任丈夫發生了衝突，和他離了婚，面對生活的挑戰，我不會說‘唉呀，算了吧？’我會說：‘那麼好吧，就讓我們戰吧’！我仍在追求自己的事業。我現在的丈夫平鑫濤是個出版家，我們的合作實在是太好了，我寫書，他出書，他不僅是我的經紀人，保護人，更是我的讀者。我成了他的太太，好幸福呀，因為他理解我對生活的自由選擇。”
記者問平鑫濤的出版社出三毛的作品，是否對瓊瑤有衝擊時，瓊瑤回答道：“不，我是三毛的朋友，雖然我們的作品風格不一樣，在台灣也有文人相輕的習氣，我倆之間不存在。這次回大陸，我邀請她：‘一塊去吧！’她想了想：‘不，我們的方式會不一樣！’她說得對，我要走進都市，找一個好飯店，生活得舒服，才能玩得好。三毛就不了，她背個布袋，可能就浪跡荒原了。我說：‘好，各走各的，回來我們交流觀感。’”
4．批評之一：侷限性
對瓊瑤小說的批評實在是很多，很氾濫，也是很容易。這裡，我們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說法來看看吧。
其一，批評瓊瑤小說缺乏社會意義，具有侷限性，題材過於狹窄。
如有這樣的議論（見郭建平《細膩深沉的抒情藝術》一文）：
“瓊瑤的小說由於過分地追求了刻畫人物的個性，從而忽略了這些人物所存在的典型環境，致使人物也就失去了社會意義。作品本身在人們匆匆讀過之後，也彷彿成了逝去的煙雲，不過是曇花一現罷了。文學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瓊瑤的小說獨立地將幾個人物組成了超脫社會生活以外的空中樓閣，在狹小的天地裡生活，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又如，《漫談瓊瑤的小說》（聞居廷、張弛）一文中，也有同樣的評論：
“瓊瑤是一位擅長描寫戀愛和婚姻、家庭的小說家。她的小說很容易引起青年讀者心靈上的共鳴。但是，她的愛情故事帶有明顯的侷限性。
“事實上，瓊瑤小說最能誘引讀者的是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和悒鬱悱惻的感傷情調。在她的多數作品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離合無常的愛情遭遇和突兀奇變的三角關係，特別是體現在女主角身上的那種近乎絕望的愛情追求中、那種愛與仇的靈魂搏鬥中的莫可名狀的、令人迷惘和惋嘆的意緒，對於讀膩了那些充溢著政治、道德說教或柏拉圖式風範的讀者，尤其是“不知愁滋味”的青少年讀者來說，的確是夠神眩目奪的了。然而這也正是她的侷限所在。瓊瑤過多地沉湎於對才子佳人式的愛情悲歡的描寫，並且也圍困在自己的這種似乎一成不變的感情模式裡，因此不能站在一個超越自我的高度上向讀者展現廣闊豐富的生活畫面。她的小說，例如《煙雨濛濛》、《彩雲飛》、《雁兒在林梢》、《心有千千結》、《月朦朧，鳥朦朧》等等，儘管寫的都是發生在台灣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愛情故事，但讀者卻很難從中看到理應通過人物性格和人物間的相互關係顯現出來的社會關係的狀貌與品格，即環境的變化，有的彷彿只是至高無上的愛情、愛情、愛情，——不是愛情虛妄的勝利，就是愛情空泛的破滅，不過是一群理想化了的“情聖”、“情痴”而已，幾乎再也找不出更多的底蘊，也極少能傳遞出新鮮的時代社會生活的信息。瓊瑤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環境往往侷限在家庭、客廳、咖啡廳，極少呈現台灣廣闊的社會現實背景。此外，瓊瑤對她的女主角們，例如陸依萍（《煙雨濛濛》）、陶丹楓（《雁兒在林梢》）等，多采取哀其不幸、豔其心跡的態度，她的小說格調，基本上也可用“哀豔”二字歸結；這種“哀豔”，雖然也含有些許與世俗抗爭的意味，但又往往被淹沒在兒女情長之中，淹沒在愛情折騰裡，因此顯得軟弱無力。總之，瓊瑤作品的社會批判力是十分微弱的。”
再如《花呀草呀雲呀天呀水呀風呀》（蕭毅紅）一文中也批評瓊瑤小說是沒有時代感的泛濫的“愛情”。
瓊瑤小說裡的“愛”到底是什麼？蕭毅紅把瓊瑤小說裡的“愛”歸納成三大點：
1．真正的愛情中一定有痛苦（《幾度夕陽紅》）。
世界上沒有一份愛情裡，是沒有驚濤駭浪和痛苦的（《彩雲飛》）。
因為有了這個大前提在先，所以瓊瑤勢必要在她的小說裡“製造”出“大量”的“痛苦”，否則就不足以顯示出這份愛情是“真真正正”的。這種“驚濤駭浪”般痛苦的內涵，又可細分為四項——
大量的“激情”；大量的“衝突”；
大量的“痛苦”；大量的“眼淚”。
瓊瑤的小說裡，擠滿了“滿懷的激情”。具備這種形態情感的人，不論男女，多少都是欠穩定、未成熟、少理性的“情緒性”人物。愛的時候“那樣專注、強烈和一廂情願”的，一旦發生了什麼變故或誤會，能夠猝然“尖銳、嚴厲而殘忍”的口出譏諷惡言，惡之慾其死。罵完打完之後，才“震驚於自己所做的事”，又是詩、又是詞、又是玫瑰、又是眼淚、又是電話的“你……能原諒我嗎？”
在戀愛中的雙方的“激情”，可能還不能滿足瓊瑤想象中的“驚濤駭浪”，所以再加了一項，變成“內有激情，外有衝突”。衝突，本是小說戲劇中不可或缺的，衝突的本身，最能暴露人性，同時能啟發人性。瓊瑤小說裡的衝突卻絕對不會在戀愛中的當事人身上出現，因為他們太“一廂情願和強烈、專注”而忘了衝突，她小說中的衝突是以“代溝”為主的。
一對對“瓊瑤式”的男孩與女孩，男人與女人、男人與女孩，陷入了“瓊瑤式”的激情裡，害怕、期待、折磨、哭泣、誤會、分離、重聚，誰要是從中反對這“真正的愛情”，誰就是“不懂得愛情”。而這個“誰”的惡人角色，往往派給父母來擔任，這就是瓊瑤小說中的衝突。
我為什麼不說是探討瓊瑤的人生觀，而要直指愛情觀呢？因為在瓊瑤的小說裡，除了激情以外再無其他。好的文學作品必然具備了可為象徵的時代性，瓊瑤每每說她自己“身為作家”，卻自動放棄或有意輕視了這項價值，這是很令人不解的；或者正因為“是不能也，非不為也”的緣故？
內有激情、外有衝突之下，“痛”“疼”是必然的產物，種種顛過來倒過去的疼呀痛的泛濫在“瓊瑤式”的愛情裡。疼痛之餘，眼淚當然是免不了的。被淚水浸潤過的愛情最美麗，瓊瑤對這句話是迷信不疑的。
同是上面所引述的文章還批評瓊瑤小說所描寫的愛情有侷限性。
2．瓊瑤小說的愛情觀，是她所謂“有靈性”者的專利品。
看過瓊瑤任何一本小說的人，對“靈性”“氣質”這類動人的名詞一定都不會陌生。在瓊瑤的小說中，只有被這些名詞形容過的人，才有資格瞭解“真正的愛情”，這個讓瓊瑤這麼著迷的“靈性”，到底是什麼東西？這兒我試著擬了一道公式——靈性一美麗的名字十詩詞的修養十易感的心。
這麼一看，“鐘樓怪人”在瓊瑤筆下，是絕絕對對找不到活路的了。“詩詞”是瓊瑤對“有靈氣”人的要求。從小說中，我們知道，瓊瑤本人在這方面的學問有詞話叢編、百家詞、納蘭詞、詞選等，有技而不露，她似嫌手癢，所以無一本不詩來詞也來。藉著小說裡的人物，管她或他什麼個性的，來作瓊瑤自己的詩歌。《紅樓夢》中，“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是衡蕪君，“嬌羞默默向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是瀟湘妃子，各具風致。而在瓊瑤筆下，任何能吟詩填詞的“有靈性”人的作品，卻全是一個模子：為文而造情，只嫌太露而含蓄不足，同時混淆了書中人的個性，真是不如不要。
美麗的名字、外表，懂一點詩詞，多利用直覺情緒，這就構成了所謂的“靈性”。我當然承認世界上必有這種人，但是第一，瓊瑤大可不必舊酒換裝十幾次的新瓶子；第二，瓊瑤在此犯了一個價值判斷上的大錯誤：任何人如果不具備“靈性”，她即否定了這人一切其他“為人”的價值。瓊瑤似乎根本以為“人”的價值，是在他所表現的“激情”上，所以我在前面直指瓊瑤的人生觀就是愛情觀，而她的“愛情”觀，又只限於肯定“瓊瑤式”人物的存在，這真是空前的霸氣、狹窄而又情多自作。
3．瓊瑤小說的“愛情觀”中，女人角色的心理形態。
瓊瑤肯定一個大前提“愛情必有痛苦”，而這愛情又是屬於“痛楚的激情”，男女雙方都那麼非比尋常的痴情言語、痴情行動，隨時“拿出證據來”，否則簡直就維持不了這類爆炸似的激情。
作品經常透露出作者的心境、際遇和理想。瓊瑤本人的婚姻不圓滿，在有意無意間，她筆下的女主角，不論是嬌怯的、柔弱的或野性的、堅強的，都強烈地需要一種“特別痴、特別狂、特別專橫有力的愛情”，她們隨時要求“愛”的證明，來印證這愛的存在，所以這些“瓊瑤式”的男人，有的沉痛有力的啜泣、有的大信封裡夾六個小信封、有的痴立在電燈杆邊、有的連彈三小時吉他、有的被捅了一刀、有的埋於醉鄉，為什麼？因為“瓊瑤式”的女主角需要這樣的力和愛。
我想，這也許正可以說明，為什麼“瓊瑤迷”多半是些初高中的女孩子，“瓊瑤式”美麗的、奇異的、悲壯的、曲折的愛情，給她們“如詩如夢”的嚮往。
真正的愛情看似淡水，其實濃甘。它不必因為當事人自身的不穩定，平地掀引巨浪，相反的，它能夠憑著雙方的理性和信賴，安然度過許多實際生活中的“驚濤駭浪”。
再如《簡論瓊瑤的小說》（慄多桂）一文批評瓊瑤小說題材上的狹窄：
“它的題材過於狹窄，通過男歡女愛的悲歡離合所展示的社會生活環境與意義，既不廣泛、深刻，也難以令人置信。作品對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不平與黑暗，雖有過觸及與揭露，憤怒和抗爭，但很不深刻，很不徹底，對帶根本性的社會問題，採取了迴避的態度。其故事情節，往往是由‘愛’引起新奇的波瀾和糾葛，經過一番曲折的磨難，或痛哭、絕叫，或離異、出走，或瘋顛、自殺的哀愁之後，最後仍是雪解冰消，多為大團圓的結局。像《煙雨濛濛》中的陸依萍，人們多認為她是瓊瑤筆下的‘反抗女神’。她最初對父親的封建家長專制統治有所反抗，但最後則致力於少女的憐憫之心，對獨斷專橫而遭致破產後的父親卻轉恨為愛了，大大削弱了它的思想深度，何況它還僅僅侷限在一個小小的家庭圈子之內呢！其他像《月朦朧，鳥朦朧》中的劉靈姍，起初還似乎大有幗國“成人之美’，能犧牲自己的愛以反抗傳統陳腐觀念的壯舉，但一經動起真格兒來後，那也只不過是一場美麗、浪漫的幻夢而已。最終還是害怕別人搶走了自己的愛，不顧一切地一頭栽進了戀人的懷抱裡，這都損害了這些人物的形象，有悖於作者理想的思想內涵與社會意義。
“但問題還不完全在這裡，更為人難以置信的是，作者精心構制的這些美的花環的具體環境與土壤像是天上飄浮無定的浮雲，是沒有任何依託的。像美麗如畫的‘風雨園’（《心有千千結），“空氣中瀰漫著濃郁而香醇的咖啡味’的“雲濤畫廊’（《浪花》），以及‘花木扶疏、楓紅似錦’“優美靜謐’的‘霜園’（《星河》）和松濤溪水間那棟“雙溪別墅’（《在水一方》）等等中的人和事，很像與現實無關，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看不出它們的根基在什麼地方，或什麼時代的典型環境來。這些空中樓閣，這些人際關係，似乎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台灣現實很遠、很遠——。這是瓊瑤對充滿複雜矛盾鬥爭的台灣社會現實的有意迴避，或是有意識地追求純情似的愛和美？或是在粉飾現實，可能都兼而有之。這和瓊瑤成名後長期生活在她感到的幸福環境中，“掉進自己的陷阱裡”（三毛語）有關。因為她曾直言不諱地說過：“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太幸福了，自然就不易再去追求什麼了（《瓊瑤印象記》）。”
5．批評之二：自我重複
對瓊瑤小說的第二種批評，是瓊瑤小說的自我重複（見郭建平《細膩深沉的抒情藝術》）：
“再就是人物和事件的重複性。翻看瓊瑤的作品，大多人物都是可以在另一部作品中找到他的姐妹兄弟的，男主人公頗有才氣，女主人公更是長相迷人，而且十分‘灑脫’，故事情節大都是以多角戀愛為主線的，使人大有似曾相識之感，這些也算是美中不足吧！”
《花呀草呀雲呀天呀水呀風呀》一文還批評瓊瑤小說的自我重複，技巧的缺乏，詞語和情節的重複，角色安排的公式化：
“如果抽走了‘愛情’，瓊瑤的小說就成了個空殼子了。而這‘愛情’，瓊瑤大半以一種‘說故事’的方法來進行，有一些插敘、倒敘什麼的，其他也沒什麼可談的技巧。
“前面關於‘激情’、‘眼淚’、‘疼痛’，已經舉過一些翻來覆去的詞語，顯示出瓊瑤在遣詞用字方面，還不如在設想人名時來得花心思。在《窗外》可以看到的詞，在《碧雲天》裡照樣找得到。
“至於情節方面，首先一定有個恍如作夢的初見場面，認識之後，‘愛情遊戲’就如是展開。彼此的探索、確定、熱戀、誤會、譏諷、罵、打耳光、尋找、相互折磨、道歉、重聚、誤會、譏諷……繼續的循環。
“這種詞語和情節不斷重複，是其來有自的。每一本書的主題都是‘真正的愛情’，每一本書的主角都是“瓊瑤式’的特定人物，要想不重複，那倒也太難為瓊瑤了。這麼看來，除了角色的名字，得重新往窗外的煙呀雲呀薇呀白呀的尋找以外，其餘的就是把故事怎麼開頭，中間怎麼曲曲折折、怎麼結束給想好；套上一個從“詞選’裡找出來的“好美好美’的詞做書名；然後再把這些‘盈盈的大眼睛’、“可憐兮兮的’、‘刻骨銘心的疼痛’等等的陳詞濫語在上加色也就成了。這樣的‘創作’，如何能有前途可言。
“瓊瑤在《給竹風》中寫道：‘我是個生長在童話故事中的孩子’，那麼很顯然的，這種‘灰色加淡黃色’的“成人童話’，是‘還適合’讓‘孩子’看的。
“前面說過，什麼樣的男男女女，都可能在瓊瑤的小說中產生戀情，我也指出，瓊瑤對她筆下的男主角，在心理上可能隱含著一種‘補償作用’，塑造得一個個俱是堅強、有力而痴情，所以角色的安排的可能性，依次排列是這樣的：男人與女孩最常見，然後是男人與女人、男孩與女孩；只有一種題材，是瓊瑤‘不願”嘗試的，那就是‘少男的初戀’式的‘女人與男孩’，雖然這男孩很可能是痴情的，但絕沒有‘金錢’，也絕不堅強有力，無法構成‘瓊瑤式’女主角的‘水中浮木’之感。除此以外的題材、角色的安排，可想而知的，瓊瑤將極盡能事地加以“排列組合’，變化出七十種以上不同的形態，縱使‘亂點鴛鴦’也無妨。
“‘習慣成自然’，有時候會造成一種很駭人的效果，瓊瑤在寫《窗外》、《煙雨濛濛》、《幾度夕陽紅》時，還見得幾分用心，而在《皇冠》及《聯合報》連載的《碧雲天》、《浪花》，情節的荒謬、詞藻的膩濫，簡直是不知所云。而從瓊瑤的觀點來說，這種造夢說夢的‘不自然’，已經變成了她的‘自然’了。”
《簡論瓊瑤的小說》（慄多桂）一文也批評瓊瑤小說風格單一，自我重複，缺少變化：
“瓊瑤的作品風格單一，情節結構、人物形象都缺少發展變化。就單部作品看，無論就其內容或是形式，是有多彩的風姿與獨特的韻味的，還能深深地打動著讀者的心，能使人沉醉在她編織的那些如幻、如夢的美麗的愛的花環中。但接觸她的幾部作品之後，興致和韻味，就大不如先前那麼強烈，那麼有吸引力了。原因是它的內容實在單一，除了愛和情外，就顯得乾燥、空虛、缺乏新鮮空氣和營養。情節也多是男歡女愛所造成的種種糾葛，矛盾，且多重複、雷同、失去了新意的開拓。而人物形象也大都似曾相識。如耿若塵、韋鵬飛、蕭人奇、盧友文等，這些人物，在心靈深處都曾在愛情上受過嚴重的挫折與創傷。在外貌、氣質上，都是那麼身材魁偉、熱情、剛毅，對愛情熱烈專一，是一些真正的男子漢、偉丈夫。在事業上，多是在不景氣中，卻得到了一個美若花仙、溫柔多情，而又很有才智與富於性感的美女的支持與拯救，走上正路，興旺發達起來；其歸宿都是在歷盡劫波之後，多以‘大團圓’為其美好結局。”
6．批評之三：愛情呈上
其三，批評瓊瑤小說為編造的“才子佳人”故事，愛情至上。
如張薇在《虛構與病態的誘惑》一文中道：
“回想十年前自己也是一個純情少女，面對瓊瑤的迷惑心旌神馳，滿腦袋的浪漫。當時的中國剛剛從文化沙漠中獲得生命的復甦，人們飢渴於文學、生活的極度貧乏。瓊瑤溫情軟調的小說無疑是注人人們心臟的一劑強心針。十年後的今天，當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的時候，我們的文化生活似乎依舊停留在兒童的增長期。港台文學和港台流行歌曲以及港台歌星造就了一大批大陸“追星族’，當港台電視劇的男女主角在電視裡為愛情折騰得死去活來的時候，他們生命和生活中所謂的奇蹟似乎也在填充著大陸男男女女的精神空白。我們的讀者和觀眾實在是太可憐了。當瓊瑤坐在黃金屋中編造那些早已重複了無數次的才子佳人式的愛情故事時，讀者也把自己因固於天方夜譚式的感情糾葛中，滿足於那些男男女女反覆無常的多角追逐。瓊瑤實在是精力旺盛，我相信當她的眼淚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淌成河的時候，男女主角身上的那種近乎絕望，除了愛情沒有別的事可做的無聊與瘋狂也一併傳染給了讀者。那種震耳欲聾、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猶在耳邊餘音不散，使人不免有一種心神疲憊、窮途末路、萬念俱灰之感。”
《簡論瓊瑤小說》一文也批評瓊瑤小說的“愛情至上”：
“瓊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理想色彩過重，又有‘愛情至上主義’的思想傾向，給人以虛幻不實之感。在《船》中，作者力圖通過她的理想人物紀遠以歌頌‘友誼戰勝愛情’的壯舉，將自己美麗多情而又心愛的戀人唐可欣成全給他的朋友杜嘉文，自己卻忍著痛苦與失愛的煎熬躲進深山的一家礦場裡，以表現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在愛情上應有的犧牲精神。但事與願違，事實上紀遠完全知道唐可欣與她從小青梅竹馬的嘉文只有友情，而從沒有愛情，他倆根本難於結合的事實，但紀遠最後還是逃走，以致使可欣歷盡艱辛與磨難達兩年之久，才在深山裡找到了紀遠，並與之結合。這一離奇曲折的情節，既未表現出紀遠在愛情上的自我犧牲精神，以達到‘成人之美”的高尚精神境界，反而顯示出人為編造的過於理想的痕跡，失去了人物、環境的真實性。《彩雲飛》中的孟雲樓同樣有這種情況。儘管瓊瑤從外貌的翩翩英俊，到心靈的誠摯、純淨，把反傳統的精神與自立、自主的精神，都集於他的一身，以使他完美無缺，成為少男少女仰慕的一個具有剛柔之美的對象。然而像這樣超越塵世的人，反而失去了靈魂與血肉，成了現實社會中虛幻不實的偶像。此外，像《心有千千結》中的風癱‘怪老頭’耿克毅，把自己一生積蓄的萬貫家財，毫無保留地轉贈給一位他素昧平生、只曾短暫看護過他的特別護士江雨薇。在那金錢萬能，充滿銅臭的現實社會里，不過是虛幻的天方夜譚。即使有個別的例外，也是不典型的。這無形中影響了瓊瑤作品的真實價值。
“至於誇大愛情的力量，讓愛情主宰一切的愛情至上主義，在瓊瑤的作品中，則比比皆是。在瓊瑤筆下，“愛’是至高無上的，‘愛情’更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它成了左右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的神靈，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親疏、愛憎以及與社會矛盾衝突的惟一籌碼。瓊瑤自己曾說：‘人類的故事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我是比較著重寫愛情的——我是以感情本身的立場為出發點的。’事實上，在瓊瑤作品中的表現，愛情就是一切。一個特別小女護士江雨薇，就可以通過她那天使般的‘保護神’似的愛，拯救了一個身體癱殘的‘古怪老頭’和一個風流蕩子的回頭。按照瓊瑤作品中所說的，就是‘把野馬變成了良駒’，以她一個人的愛，‘拯救了兩個殘廢人’。更為甚者，一個身心備受摧殘，精神失常，以致於瘋顛狀態，又失去了記憶的美麗少女梁心虹，卻被一位素不相識，而又比她大十多歲的已婚男人狄君蹼，以愛情的魔力，終使她恢復了正常的青春生命力（《星河》）。總之，有了愛，就有人生的一切，愛情，就是人生的最後歸宿。相反，失去愛情，就會使人生暗淡無光，失去生活的意義，就會失去一切。
“瓊瑤作品中這種濃厚的愛情至上主義思想，對青年人的影響是很值得人注意的。我們的評論家們，應明確地指出這種影響的危害性，並予以正確的引導。讓廣大青年認識到，瓊瑤所編織的那些誘人的愛情故事，確是一個個美麗的幻夢，並非是真的現實。”
7．批評之四：精神麻醉
其四，更有甚者直指瓊瑤的小說是“病態人生”，是精神麻醉劑，是“殺手”，是“貴婦人的消食片”。
張薇在《虛構與病態的誘惑》一文中道：
“當我和許多人一樣，用瓊瑤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時，我被自己的‘夢中情人’充滿詩意、充滿浪漫情調的多彩多姿招搖得神魂顛倒。滿街滿巷的‘好美啊’、“好漂亮啊’、“好純潔啊’、‘好——’使得人們的語言在一夜之間一元化了，當一個滿口無牙的老太婆說‘我好愛曬太陽啊’時，真令人忍俊不禁。我就是沿著這條充滿了“好極了’味道的沙漠小道去尋找心中的地平線的。
“那是一個陷阱，一個海市蜃樓，美則美矣，卻大虛幻。在現實生活中你只能得到更加絕望的傷害、更加無聊的空虛。瓊瑤乃至港台的大多數女作家（李昂、三毛除外）用一個個家資萬貫，才貌俱佳的男女主角顛倒了芸芸眾生，引誘著少男少女去追求一種神搖目眩的繽紛生活，卻不曾理會那只是“故事’而已，其實，那只是一種虛假人生、一種病態的人生態度，生命本身的內涵和價值被稀釋，甚而化為烏有，人似乎進入了無序的情緒軌道。人生如戰場，當疲倦於戰場廝殺的生活弄潮兒企圖在港台小說中尋找心靈的避風港時，殊不知那只是一針精神的麻醉劑，暫時能夠消疲解乏，甚至能產生飄飄然的快活輕鬆，但睜開眼睛落到現實的地面上，那些愛情虛妄的勝利，或者空泛的破滅，不啻是對自己的一種嘲弄。尤其是‘不識愁滋味’的少男少女們，在瓊瑤小說裡尋找到他們的理想愛情以後，必定會在嚴酷的現實生活中碰得頭破血流。青春的萌動、脆弱的靈魂，在瓊瑤多情地為大家編織的一簾幽夢裡，被真實的人生演化為巨大的心理失落，甚而至於鑄成千古遺恨。有人曾傳某中學某少女因為承受不了失戀的壓力抱著瓊瑤的小說選擇自殺。‘愛’這個小圈子只能摧毀年輕心靈的發育成長，在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世界的時候，他們的心已經千瘡百孔，他只有選擇死亡。當刺骨的絕望和冷漠書寫在一個正在開花的生命裡的時候，我想我也不懂得這個世界了。蒼老哀痛的父母搖著女兒的軀體是一幅殘忍的圖畫，這是謀殺啊。孩子，你殺死了你自己，也殺死了你的父母。
“這是一種詩意的毀滅。實際上，現實中的絕大多數人都過的是平凡而又普通的生活，人們在雞毛蒜皮、雞零狗碎的歲月中建立著親情、友情和愛情。生活的內容很豐富，吃飽了沒事幹成天追逐愛情的人恐怕為數不多，勞力傷神不說，人的一生中哪有那麼多可以稱之為奇蹟的豔遇？人說“知音難求’，有一兩個就足夠了。詩意和愛在人的心中，只要你的心靈深處擁有一片淨土，即使是不被祝福的喜悅或憂傷，那也是一種生命經過洗禮之後的安詳與寧靜、寬厚與充實。何必流於形式和表面上的轟轟烈烈？瓊瑤的小說是貴婦人的消食片，是關於愛的浮淺演繹。”
8．反批評
對於瓊瑤小說的批評我們已經看得很多很多了，這些批評，有的是善意的誤解或是簡單化，還有的則是令人不敢恭維的“罵街”和“棒殺”了。
現在，就讓我們對以上幾個方面的批評，簡單地來總結和反批評一下吧。
文學是什麼？不同的文學理論，有著不同的回答。而那些不同的批評意見，也是基於它們不同的方法論的立場。
我想強調的是，正如那些批評是片面的和輕易的一樣，我的回答也同樣可能是方法論的結果。
許多文理學都認為，文學或是詩，它只是一種創造，它並不反映什麼，它構成一個內在獨立的文學世界，所以尼采甚至說藝術家是“撒謊的人”。
用符合論真理觀來看，藝術或文學並不表示什麼真理。許多哲學家也都認為真理只是與斷定和陳述有關，這些斷定和陳述都包含著一種描述關係，即是對現實世界某一方面的描述。因此，它們是與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相對應的，這才談得上真理與否。
而文學，或者廣義上的詩就不是這樣了。它常常作出錯誤的陳述，或者描寫不存在的事態，因此，在嚴格意義上它既不可證實也不可否認。
正如一句著名的形式主義的格言：“重要的不是表達什麼，而是怎樣表達。”
文學或廣義上的詩，它的成功與否，有價值與否，並不在於它陳述了什麼樣的真理，或是描述了世界某個部分的真實。
因為即使是描述了部分的真實，與整體的真實相比，它同樣還是一種誤讀。
在文學或廣義的詩中，想要達到對整體的真實的正確完整的陳述，那是不可能的。
文學或廣義上的詩的成功和價值，首先是在於它形式的獨創性，它形式的內部的完滿、自洽、高度的統一。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瓊瑤的小說的獨創性和價值就顯而易見地體現了出來。
首先瓊瑤小說是獨創的，在她之前沒有這樣的言情風格的小說，在她之後也沒有人能寫出和她一樣風格的言情小說，即使是有，也是“學我者生，像我者死”。
其次瓊瑤小說內在的統一性、完整性、自治性，也是有目共睹的，她的小說有著那麼多的讀者，打動過那麼多的人，如果不是其內在的圓滿自治，內在的合理性，是不可能獲得如此廣泛的成功的。
再次，關於侷限性和社會意義，既然文學或廣義的詩只是一種創造，而不是對真理的陳述，既然沒有一種文學或廣義的詩的形式能全面完整地陳述整個世界的真實，那麼苛求於侷限就是毫無意義的。
事實上，侷限這一標籤是萬能的，你就是隨便貼在哪一位作家或藝術家身上，就廣義的真實來看，也完全不會錯。
伽達默爾的學生姚斯所貢獻的接受美學的理論（關於姚斯的接受美學理論，轉引自張汝倫先生所著《意義的探究》一書），正可以作為瓊瑤小說的辯護詞。
一，以前的文學史只注意作品與作家，而根本不注意讀者，似乎作家和作品只是文學的中心與客觀的認識對象，因而作品的價值以及由此而定的作家的歷史地位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是給定的客觀存在，因而產生了如何正確認識、理解和解釋作品的無窮爭論。但“文學作品並不是對於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觀察者都以同一種面貌出現的自在的客體，並不是一座自言自語地宣告其超時代性質的紀念碑，而是像一部樂譜，時刻等待著在閱讀活動中產生的、不斷變化的反響。只有閱讀活動才能將作品從死的語言材料中拯救出來並賦予它現實的生命”。作品本身如果不經閱讀，它就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生命，正是讀者的閱讀賦予了作品以無窮的意義，作品的價值也只有通過讀者的閱讀才能體現出來。讀者並不是被動消極在接受作品，而是能動的參與者，作品的地位和價值是由他決定的。“在作家、作品和讀者的三角關係中，後者並不是被動的因素，不是單純的作出反應的環節，它本身便是一種創造歷史的力量。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沒有接受者能動的參與是不可想象的。”
讀者是最重要的，瓊瑤從不去注重評論家的看法，她永遠直覺地本能地把讀者放在第一位。
作家出版社《瓊瑤全集》的自序中瓊瑤寫道：
“從來不曾覺得自己的作品寫得好，也從來不曾自滿過。每次出書，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讀者的考驗，和時間的考驗。現在，在‘全集’出版前夕，這種情懷，仍然強烈。總覺得自己渺小平凡，寫出的每部書，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儘管書中常有‘轟轟烈烈’的感情，那也只是‘平凡人’的感情。”
花城出版社《瓊瑤全集》的序言中瓊瑤也寫道：
“1988年，台灣開放了大陸探親，我帶著一份無法言喻的欣喜，回到大陸，一口氣跑了十幾個省，由北到南，由城市到鄉村，走了許許多多的地方。這樣一趟旅行之後，才知道我的小說，在大陸竟然擁有很多的讀者，這對我而言，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悅，對我的寫作生涯，也是一項大大的鼓勵。每當我來到一些偏遠的城市，走在大街小巷中，都有聞風而至的讀者，拿著我的書來找我簽名時，我就深深地感動了！以前，我常常懷疑，我這麼孜孜不倦的寫作，讓我的青春，我的大好時光，都消磨在書桌上；寫出的作品，自己也不是很滿意，這樣的一生，到底是值得還是不值得？這種疑惑，此時也得到了解答，我終於感到不曾虛度此生，而且微微的自傲起來了。”
方法論上的爭論，怎麼能與讀者的讚許相比呢？
二，傳統的文學理論認為，作品的價值是客觀的，因此，作家和作品的地位是始終如一的，作品對讀者產生的效果不受歷史進程的影響，是不變的。讀者主觀理解水平的差異產生的對作品的不同評價，不能改變作家的歷史地位與作品的客觀價值。但是在姚斯看來：“文學的歷史是一種美學接受與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要通過接受的讀者、反思的批評家和再創作的作家將作品現實化才能進行。”在某種意義上，接受意識，即讀者能動的理解活動決定了文學作品的價值。作家與作品的地位和價值是隨著不同時代的讀者的不同接受意識而浮動的。文學史並不像客觀主義者所做的那樣，只是文學事實或事件的羅列。“傳統文學史中不可預見、不斷增長的文學事實只是文學接受過程中遺留下來的沉積物，只是積累起來並被分類的過去。它並不是歷史本身，而是偽歷史。”
讀者，還是讀者，讀者的能動理解活動決定了文學作品的價值。瓊瑤小說的價值的大小，不也是顯見了嗎？
三、文學的接受過程並不是從讀者閱讀作品時開始的，而是作家在進行創作構思時便已開始了。作家在開始創作時，必須預見讀者的“期待視界”，預先考慮自己的新作能否吸引讀者並使之產生興趣，能否為他們所理解和接受，必須預先確定自己對現存的社會觀念與道德規範以及不同的欣賞趣味的態度。“一部文學作品，即使是最新發表的作品，也不是信息真實裡出現的絕對的新事物——它總是要喚醒讀者對已閱讀的作品的記憶，使讀者進入某種情緒狀態，一開始便喚起讀者對作品的文學期待，而這種期待在閱讀過程中又會依照文學種類的一定規律或一定的作品形式保持、變化、轉移或消失。”“某些作品在發表時還沒有專門的讀者，它們完全突破了文學期待所熟悉的視界，以致後來才能形成自己的讀者。當新的期待視界獲得普遍的性質後，改變了的美學標準便會顯示其威力：讀者將發現以前的成功之作已經陳舊並失去對它們的興趣。只有從期待視界變遷的角度去觀察，在文學史的寫作中對文學作品效果的分析才能把讀者的因素考慮進去。”
瓊瑤的小說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無中生有。她在寫作的伊始，就全力地考慮著讀者，預見著讀者的“期待視界”，預先考慮到讀者的接受程度。
她的成功，正在於她的方法論是現實主義的，她準確地把握了她所處的時代的現實和人生，她迎接了這個時代和讀者閱讀趣味的挑戰，她作出了令人滿意的回答。
當她的風格形成之後，她改變了言情小說的美學標準，從接受美學期待視界變遷的角度來看，她的成功必將有一個高潮，而高潮之後，相應的降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更新的美學標準和趣味，將會有更新更難以滿足的要求。
但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學史中，她曾改變過美學標準，建立過新的美學標準，她永遠將為此而受到人們的尊敬和讚許。
四、處於不同時代的讀者由於各自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差異，必然對同一作家，同一作品有不同的理解、解釋和評價，這方面的差異有時甚至很大。此外，同一歷史時期的讀者、讀者集團和社會階層由於社會政治地位、文化程度、生活經歷和欣賞趣味的差異，因而對作品的理解、解釋與評價也會大不一樣。
因此，對瓊瑤小說的解讀有所差異是完全正常的事，有的評論家把極少的當代青年迷戀瓊瑤的小說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歸罪於瓊瑤，這是極其不公正的。
五、讀者的能動作用不僅在於它決定文學作品在不同的時期的地位和價值，而且還在於它能間接影響文學作品的再生產。“接受過程不是對作品簡單的複製和還原，而是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反作用。”這種作用表現為：讀者對一部作品的接受程度可以使作家清楚地看到他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並分析其中原因，以便在再創作時決定是否保留、加深或修改自己的道德與藝術主張。
瓊瑤小說的成功，與讀者的鼓勵是完全分不開的。
從《窗外》開始，正是受到了讀者的讚許，瓊瑤從讀者的接受程度來反饋於自己的藝術再創作，瓊瑤的五十多部作品，正是這種接受和反饋相作用的產物，沒有讀者，當然就不會有如此卷帙浩繁的瓊瑤小說。
……
對瓊瑤小說批評的反批評，我並不想把時間浪費在枝枝葉葉的繁瑣細節上。
我只在這裡引人了一種新的方法論，讀者們基幹這種立場，就可以簡明地看到，那些許許多多的批評是如何的蒼白，是如何的人云亦云，不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