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奪權”前後的周恩來與陳毅
金戈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佈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從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產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長。
9年之後，1958年2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長一職，同時任命陳毅副總理為新中國的第二任外交部長。
在陳毅接替周恩來所兼外長職務後不久，黨中央和國務院又作出決定：中央設立外事小組，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由陳毅擔任中央外事小組組長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這樣，建國後一直為繁重的內政外交事務而超負荷工作的周總理，終於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應當說，這也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中央領導核心長期考察、選擇的結果。
這先後兩任外長，一位是開國總理，一位是三軍元帥；既是上下級，又是老戰友。他們之間的友誼，可一直遠溯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初一批中華英才旅歐勤工儉學時期。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不僅鍛造了兩位革命家堅韌的意志和超人的膽識，同時，他們的革命情誼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發展、加深。正是這兩副鐵肩，承擔起開創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新局面的重任。到1965年底，已有49個國家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新中國的國際威望沖決障礙，與日俱增。
然而，就在陳毅外長任職的第9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席捲中國大地。新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外交格局受到嚴重干擾，既定的外交方針和政策也隨之一個個被打亂、被破壞。面對這突如其來、變幻不定的形勢,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樣，周恩來、陳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擔憂之中。與此同時，幾十年鬥爭中培養起來的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以及對自己親手創建的人民共和國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責任感，又使得兩位革命家奮不顧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夥煽動起來的種種極左言行進行不屈不撓的反覆的鬥爭；其間，這兩位革命戰友之間的友誼也經受住了最嚴峻的考驗，放射出奪目的光輝。一、周恩來以身作盾
對這場從1966年春夏開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風暴，即使是幾十年一直處於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周恩來也毫無思想準備，以致每每陷於被動。“紅衛兵運動”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跡，我作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局面，想不到會發動這樣大的群眾運動；我們這些在主席身邊的人，對主席思想緊跟、緊學、緊做，但還是跟不上，還常常要掉隊，犯錯誤。當然，由於經歷、地位、性格的不同，身為“第三號”領導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各種場合的講話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終堅持一點，就是實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轟”、“打倒”等口號滿天飛的情況下，周恩來從不隨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覆強調黨的一貫政策，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藉以勸導、說服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一個重要論點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黨領導下各項工作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說所有地區、所有部門都是“黑線”、“黑幫”，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所說的各項工作，自然包括建國以來他和陳毅先後擔任外長時期的外交工作。運動初期，周恩來第一個下去蹲點的單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語學院；他曾多次直接聽取陳毅外長關於外事口運動情況的彙報，對有關外事系統運動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來、陳毅二人聯名發出。
新中國第二任外交部長陳毅元帥，生性豪爽、坦率，長年戎馬生涯，仍詩興不減。據說，他是黨內高級領導人當中唯一能在毛澤東面前無拘無束的人，也是毛澤東少有的幾位“詩友”之一。俗話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而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卻使多少人改弦更張，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大革命”確實是暴露人們靈魂的一次“洗禮”。但是，在此順之者榮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們這位陳毅外長卻偏偏“不識時務”，不管是什麼場合，小到幾十人，大到幾萬人的會上，他都要甩出幾句心裡話，給正陷於“革命”狂熱中的人們潑上幾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經過黨內最高層的連續三次發動（即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10月中央工作會議）,“文化大革命”終於在全國鋪開，天下大亂的局面迫在眼前。這時，對“內憂必起外患”有著切身體會的陳老總，再也無法忍耐下去了，他到處奔走疾呼，仗義執言，在黨內、軍內率先抨擊“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的種種錯誤作法。
在陰謀家們的指點、支持下，沒過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擊“十一月黑風”的浪潮，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外交部長陳毅。
就在所謂反擊“十一月黑風”的惡浪剛一掀起，周恩來立即站出來，挺身擋住一顆顆射向陳毅外長的炮彈，竭力保護患難與共的老戰友。下面是周總理兩次同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組織代表談話的部分內容，從中可略見當時“形勢”之一斑。
第一次談話的時間是1966年12月3日晚7時,地點在國務院會議廳。正式談話前，到會學生代表紛紛對外交部派駐外院工作組負責人、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表示不滿。
總理（對一學生）：你今年才20多歲嘛，活到我這麼大還有40年。你曉得將來會碰到什麼樣的“牛鬼蛇神”嗎？怎麼把劉新權說得那麼可怕？
學生：劉新權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總理（搖頭）：還不能作這樣的結論。
學生：我們就作了。
總理：我還沒有同意。
學生（不服地）：那我們各自保留看法吧！
談到北京外事系統院校運動不能開展，“左派”學生受壓制時……
眾學生：陳毅同志對此要負很大責任，他總是“和稀泥”。
總理：你們說他“和稀泥”，他是為了團結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腸嘛！就是有時說話“走火”。我們相處幾十年，這個老同志的確為黨、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學生：他說反毛主席不算反黨，他就反過兩次，毛主席上台後還團結他……
總理：說反對毛主席還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黨內路線鬥爭，也可以這樣講，他沒有把當時情況講清楚。他是把這個問題孤立起來談了。“走火”就在這個地方。
學生：11月13日他向軍事院校學生講話，好多學校轉播，同學中對立情緒馬上增加，停止了幾個月的大辯論又開始了。
總理：有這麼大作用？
學生：“多數派”同學揭發，陳毅騙了他們，見他們時支持“多數派”，見“少數派”時又另說一套……
總理：陳老總沒有單獨見過“多數派”。
學生：他說工作組檢查兩三次就行了，還說毛主席說的……
總理（點頭）：有這樣的事，是講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檢查相當好，主席講，檢查兩三次就可以了。
學生：陳毅在外交部紅衛兵解散大會上還講“多數派”守紀律。
總理：你們對陳毅同志說過的話，就要求那麼嚴？這樣聽起來，你們是對他有偏見，專抓“小辮子”。
學生：……反正陳毅同志的許多講話沒起好作用。他還說劉新權是我陳毅派出的，我擔一半責任。
總理（點頭，滿意地）：是負責任的話。劉新權是外交部派出的，陳毅同志是外交部長，他當然要負一部分責任。這很好。
學生：他還說，將來你們對就立一功，不對就向我道歉。
總理（肯定地）：我聽陳毅同志這樣說過。
這時，總理神情嚴肅，提高了聲調：
我今天沒時間多講陳毅同志的問題。但我要告訴大家，他是我們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你們不能把他一時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話”。你們要考慮國際國內影響。至於陳毅同志問題的認識，你們不能強加於我。我和他相處幾十年，一起管外交，經常一起向主席報告工作，我曉得這個同志，他不會說假話。
學生：他要我們別總揪住工作組不放，說明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總理：這樣說他可能承認。我們也說過不理解嘛！
學生：他總強調個人經驗。
總理：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點、時間不合適，沒講清楚。當然，這也是這個同志的優點，沒有隱瞞觀點，脫口而出。他以為用現身說法可以幫助你們，而你們需要的又不是那樣的話……
最後，周總理告誡在場的學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衝擊外交部。如果你們要衝，我勢必出面干預，最後你們還得走開。
10天之後，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總理連續5個小時再次同北京外國語學院紅衛兵代表談話，在場學生仍抓住陳毅“問題”不放，實際是逼總理在此問題上鬆口、表態。下面是雙方談話最後結束時的幾段：
學生（咄咄逼人地）：我們認為，現在外事口的關鍵不在別的，而在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例如，工作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還有，陳毅到現在還沒有作檢查，仍然堅持他以前的觀點。他給軍事院校學生的兩次講話，保守派很歡迎。總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來自陳毅，因此必須徹底批判陳毅，否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打不垮！
總理：今天我不準備同你們談這件事，要談以後談。你們不能壓我。你們送我一大疊東西（注：即12月13日接見時外院學生代表要總理轉交中央的有關陳毅“問題”的材料），我還沒有看。總得讓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學生（插斷）：總理，你要理解我們的心情！
總理（生氣地）：你講，我一直在聽，耐心地聽嘛！但你不能總要我馬上回答你的問題。……你們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們把一切問題歸結於一個人，這不是辯證地看問題。運動發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過去對你們說過，這樣大的局面，我作夢也沒敢想過；也許你們想到了，算你們有偉大的預見！事物發展常常超過我們的預計，包括各個行動，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是犯了錯誤，認識到了,就要馬上承認、改正。我這是對你們講的老實話。所以，在我理解你們情緒的同時，我們的情緒，也請你們理解。總之，我今天沒想回答陳毅同志的問題，還發了這麼大脾氣，對不住了！說罷，總理退場。
正當周恩來總理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際，有些人的講話卻與周恩來所言大不一樣，就在周恩來第二次接見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來到中南海西門，向為《紅旗》雜誌發表某篇社論前來“報喜”（注：名曰“報喜”，實則讓領導人出來接見，發表講話，以獲取“中央首長”支持的資本，此舉為當時北京所司空見慣）的紅衛兵發表講話，宣稱：“你們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們是我們的革命戰友，你們是我們的革命小將；革命小將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小撮人！”她還鼓動說：“你們不要怕，要有硬骨頭”，“我們是心連心的，我們一塊兒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
這位權勢顯赫的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注：凡遇組長陳伯達“稱疾”時，她便成為“代組長”）此時此地的這番言詞，絕不是一時興起，隨便說說而已。她實際上是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連連受阻的情況下，向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公開亮出了“後台老闆”的招牌，煽動天真的“革命小將”在前面打衝鋒，她知道，自己的這篇講話，當天便會以“中央首長重要指示”為題出現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繼而傳遍全國。與此同時，她手中還準備了各式各樣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勸阻、引導這些青年學生嗎?那便是“給小將們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潑冷水”；你要制止亂打亂揪嗎？那便是“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革命運動”……
特別是對11月間陳毅等幾位老帥們的講話，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滿，伺機反撲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會上“定調”說：“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隨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員也馬上在不同場合與其主子呼應：“群眾起來了，有人想壓是壓不住的”;“對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不能指手劃腳地指責”；“（老帥們的）講話是錯誤的，要到群眾中去檢討，接受群眾教育”；等等。
在後台老闆們的“指點”下，北京各造反派組織聞風而動，紛紛響應。包括軍隊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招牌。反擊“十一月黑風”的浪潮來勢兇猛，衝及整個北京城。
1967年1月初，軍內造反派揹著周總理和中央軍委，擅自決定於1月5日召開“揭發、控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大會“籌備處”指名要求陳毅、葉劍英二人到會，“接受教育”。就在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周恩來親自出面，加以勸阻，指出：軍隊造反派把批判矛頭指向陳毅，葉劍英兩位軍委副主席是“搞錯了方向”，以陳、葉二人作為全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是不符合實際的”。他還明確表示“不贊成”開這樣的大會,也不準備參加這樣的大會，“因為於全軍不利，攻擊的矛頭錯了。”
就這樣，在周恩來的挺身保護下，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來自外交、軍隊等系統的批判陳毅、反擊“十一月黑風”的勢頭才不得不減弱下來；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員也開始變換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場合“表態”，稱陳毅、葉劍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二、在全面“奪權”的狂潮中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颱風驟然颳起，全國上下到處一片“奪權”之聲，真可謂“攪得周天寒徹”，由此，外事口造反派們又活躍起來，他們再次尋機就批判陳毅問題逼迫周恩來讓步，要求召開整個外事系統“批判以陳毅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萬人大會，並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實際上是奪取整個外交大權的前奏曲。
在狂瀾面前，周恩來穩若泰山。他堅持過去觀點，毫不退讓。對召開外事口萬人批判大會的事，他指出，這要經中央同意，我即使到會講話,也不是代表我個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對“打倒陳毅”的口號，他說，我的看法和你們有距離，我堅決反對這個口號，不能接受這個口號,這樣簡單不行；必要時我可以和你們辯論一番，但我現在不和你們辯論。
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各地區、各部門的造反派把原來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掌握的各種權力，統統奪到手裡。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上海說得更加露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從一開始就堅持一條：造反派只能奪取“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能奪取各業務部門的權力；各業務部門仍應當由原來熟悉業務的幹部掌握、領導，造反派只能實行“監督”。這樣，周恩來不可避免地與中央文革一夥人發生了衝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上，周恩來當著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單位奪權的經驗不是每個單位都可以學過來的，因為奪權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首先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其他方面可先實行監督……話未說完，江青便氣勢洶洶地插話：“業務權也要奪，不會學嘛！”類似的爭執，在一個月內就發生了幾次。
但周恩來並沒有因此讓步。
幾乎是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在“奪權”問題上發生衝突的同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宣佈在外交部“奪權”。
1月18日，周恩來委託陳毅前往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由陳毅代表部黨委表示“祝賀”，實際上是就外交部“奪權”問題表態。陳毅在對造反派代表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聯絡站”所奪之權是“外交部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權”，外交部業務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仍由部黨委研究決定，但可由造反派參加的“業務監督小組”，實行“監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奪的不過是“虛權”，整個外交業務大權並未掌握在造反派手裡。
1月24日下午，周恩來親赴人民大會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單位造反派參加的陳毅“檢查”大會。大會以國務院的名義召集，由周總理親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以及陳伯達、江青等均出席大會。
會上，周恩來首先對陳毅“檢查”事一拖再拖的情況承擔了全部“責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著，陳毅在大會上念“檢查”。這篇不到3000字的“檢查”，是經周恩來再三修改、推敲後定稿的，其要點是：一、在運動初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二、犯錯誤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為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三、“出於好意”和“希望群眾掌握政策”而講的一些話對運動“起了阻礙作用”；四、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認識和改正錯誤表現得很“遲緩”；五、歡迎大家繼續給予批評、幫助，以便“改正錯誤”。
會議結束前，周恩來發表講話，指出：“陳毅同志的檢討是經過了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我們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陳毅同志的工作”；“他為黨工作了40多年，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但晚年還是跟著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態度、以階級兄弟的態度來幫助他”；“這樣，我才可以比較放心外事口的事，讓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轉到別的口子上去”。關於“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來強調：“一切外交重大問題，都是主席親自過問的，這樣17年來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輝煌的業績”。
整個大會，由於周總理親自掌握，精心佈置，選擇時機，因而進行順利，僅用一個半鐘頭便告結束。由此，陳毅外長闖過了萬人大會“檢查”這一關，成為國務院系統被“解放”的第一位副總理。
陳老總如果就此順勢下個台階，今後在一些場合只講些不痛不癢的“應景”的話，他的外交部長的座位該是坐得比較穩當的——陳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陳毅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
然而，陳老總畢竟還是陳老總！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黨的威信，為了他和周總理共同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也為了總理這位幾十年同舟共濟的戰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認“錯誤”，當面“檢討”。但面對日益猖狂的邪惡勢力,他決不低頭，他還要講話，還要仗義執言！
時過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總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終於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向著亂黨亂國亂軍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發動了一次總攻！這就是著名的“大鬧懷仁堂”。在這場總攻擊中，我們的陳老總又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講話，成為“大鬧懷仁堂”的主力之一。據說，毛澤東事後在聽取張春橋、王力等彙報時,對其他老同志批評“文化大革命”的言論都未動聲色，似不介意；唯“彙報”到陳毅翻出歷史舊帳，反對沿襲延安整風期間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來當時是被整對象之一）那一套“左”的作法時，毛澤東才變了臉色，乃至最終大發“無產階級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裡，陳老總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個日日夜夜，“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帥、副總理的日子都不過好。只是在3月18日，最後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評會”（即批鬥“二月逆流”的幾位老同志的會議）開過之後，我們的外交部長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嘆道：“這‘三·一八’可真不是個好日子喲！”陳老總在這裡指的是40年前，反動軍閥段祺瑞在北京製造的屠殺示威群眾的“三·一八”慘案。那時，26歲的陳毅曾親自組織參加了這場反對段祺瑞政府的群眾鬥爭。當然,陳毅的這句“牢騷”話是私下裡說給身邊工作人員聽的。
然而，在“後台老闆”的鼓動下，外事系統的造反派們卻一天也沒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一夥人對陳毅等老帥和副總理們大興問罪之師之際，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們也爭先恐後，一起動作，紛紛把“炮火”集中到陳毅身上。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們所使用的口號也越來越升級，由原來“批判”、“火燒”，發展為“炮轟’、“打倒”，直至最後竟使用了“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種最極端的口號。一時間，對陳毅“問題”持什麼態度，用什麼口號，都成為劃分某個群眾組織是“革命派”還是“保守派”的標誌，由此，不少群眾組織內部出現分裂，不同觀點的派別之間相互不服，紛爭不已。最後，只要是堅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陳毅的組織，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衷”的大帽子。
為證明本組織是“堅定的左派”，一些持極端觀點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還竟相沖擊外交部,並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遊行示威，把“打倒陳毅”的口號公之於眾，以率先“揪”外交部長的行動，來顯示本組織已獲取外事口批判陳毅的“領導”。對此，周總理不顧自己被攻擊、受責難的危險，再次挺身而出，堅決頂住外事口造反派揪鬥陳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來連續與外事部門造反派代表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近來一系列極端行徑，併為一直拖延不開的第二次外事系統“批陳”大會與造反派據理力爭，反覆周旋。下面是總理同造反派們的部分對話：
外交部“聯絡站”（理直氣壯地）：今天上午遊行是我們聯絡站發起的，支持我們的還有外事系統的9個組織。我們發起遊行的主要一點是要求陳毅必須馬上到群眾中來！根據“揭發”的材料，陳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從他1月24日大會“檢查”之後，他至今沒有到群眾中來，這是有意逃避群眾的揭發批判……
總理：本來“五·一”前，我已有安排，準備讓陳毅再作檢查。但“五·一”節耽擱了一下，沒安排上……今天，你們外交部帶頭搞這樣一個示威遊行，還聲稱要把陳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應你們，也沒法擔這個風險。你們的情況不同，你們不是學校，不是紅衛兵，你們是外交部，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有“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我希望你們冷靜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我們要防止對黨、對國家不利的一切行為。
一造反派：總理，剛才您說聯絡站遊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請您講清楚些。
總理：外交部要揪陳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現在沒有被罷官，他還參加外事活動嘛！特別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揪外交部長，這更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對陳毅同志的問題，你們可以提出意見，中央也還要討論；但不能群眾大會一通過，中央就批准，這不是必須服從的命令。
造反派：您不主張陳毅到群眾中去？
總理：我們要製造環境，現在你們把人揪去，群眾一鬨，“噴氣式”一坐，怎麼行？
眾人：總理應當相信群眾。現在外交部環境很好。對陳毅我們就是要批判。
總理：批判錯誤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還要繼續創造條件。
眾人：什麼條件？
總理：要研究具體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陳毅同志到會。
眾人：好幾個月了，他（指陳毅）總也不露面。
總理：是幾個月了，但中間有反覆嘛，這是正常的，何必多問！
造反派：陳毅不到群眾中來，是心裡有鬼。
總理：“有鬼”是你們的看法。可你們想用遊行的辦法壓中央，把陳毅同志揪去，這又像什麼樣子！
造反派：5月4日，我們就給陳毅去了“照會”，但他到現在也沒有回答。
總理：5月4日他已經患腸炎了。
眾人（命令式地）：請總理把陳毅交給我們，我們不會搞遊街、武鬥，你要相信群眾。
總理（生氣地）：我說過，還要研究具體的方式方法，要創造條件。你們不要在這裡給我施加壓力……（岔開談開會方式）
一造反派（突然地）：總理，你剛才說把三反分子陳毅交給我們（外院造反派）？
總理：現在還不能交給你們。（氣憤地）什麼？我沒有講“三反分子”！你這是強加於我，我要抗議！（對眾人）你們大家證明，我沒有說“三反分子”。你們想“打倒”陳毅，不能強加於我，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不會輕易舉手贊成你們的。不要在這裡又搞什麼花樣，亂加形容詞嘛！……我說了，陳毅同志現正患腸炎，等腸炎好了，我再陪他參加大會。
造反派：總理，是不是把陳毅交給批陳聯絡站？
總理：那也不行，我不能這樣做。陳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外交部長。交“批陳聯絡站”也不行。
“批陳聯絡站”：應交給我們先批判，然後再交（外交部）聯絡站。
總理：那你們滿場的“打倒”口號。
眾人：我們就是要打倒陳毅。我們下定決心。
總理（激動地）：你們下定決心，也不能強加於我！我現在是跟你們商量具體方式，你們隨便哪個人就推翻了，還有沒有民主啊？
眾人：我們是為了維護主席思想開這個大會。
總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這樣做，不贊成用你們的方式。
一造反派（狂妄地）：該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觀點。
總理（氣極）：這樣子就沒有商量餘地了！我說了，現在條件不成熟，大會還是不能開！我現在跟你們商量問題，可你們卻用群眾大會的方式來對付我。
眾人（和緩下來）：我們是對付陳毅，不是對總理。我們相信總理是支持我們的。
總理：我已經把底交給你們了，中央不同意採取揪鬥的方式。至於批判“錯誤”，還要創造條件，現在，我不過講了幾句冷靜的話，你們就這樣圍攻、起鬨、向我施加壓力，那陳毅同志還怎麼來？……總之,開大會時我一定要陪陳毅同志來，不光是他，還有幾位副總理，我都要一個一個地保，否則無法向主席交待。
造反派：總理為什麼還稱“陳毅同志”？
總理：主席批判劉少奇也稱“同志”呢，劉還是中央常委嘛！你怎麼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我們黨內的事情，你不能這樣提問。難道中央必須跟你們走？不能這樣，那就沒有領導了！
兩天之後，周恩來得悉外語學院的一些紅衛兵為“揪”鬥陳毅已強行衝入外交部，又於15日凌晨緊急約見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統院校紅衛兵代表，向他們發出警告：“你們這是犯了一個大錯誤，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當即宣佈：“我要下命令讓部隊開去，以加強外交部的保衛！今後，誰也不許再去衝，不管哪一派，誰去我就扣留誰！”對仍在陳毅問題上無理糾纏的造反派,他斬釘截鐵，寸步不讓：“你們以為想要‘打倒’陳毅，陳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以上是這一年的5月間，周恩來連續數次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談話的一部分。與“二月逆流”前比較,很明顯，造反派的口氣變得更加強硬，其來勢也更加兇猛、更加無所顧忌、咄咄逼人了。從中已不難看出，總理本人當時的困難處境和暗藏的某種危險預兆。
果然，從5月16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單位的造反派組織先後貼出矛頭對準周總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如：“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絕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親密戰友，絕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來絕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
對此，外事系統內部並不一致。許多老幹部、黨團員和業務骨幹等對炮打周恩來的行動十分反感，明確指出：這是“政治性錯誤”。但在某些造反派組織當中卻有相當一部分人堅持“炮打”總理，其“根據”是：一、不掃除來自總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陳毅；二、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三、（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總理主管外事，很多東西違反毛澤東思想；四、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不會和總理沒關係（即副總理們都是在總理領導下工作）；五、運動以來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六、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
今天看來，當時的造反派們也並非一味只知打、砸、搶的狂熱分子，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是頗有些“頭腦”的。然而，和其他地區、其他部門的所有造反派一樣，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極左的思想基礎之上的，因此，他們才會不惜將矛頭對準為國家、為人民日夜操勞的人民的好總理！
對以上情況，我們的總理並非沒有一點預感。5月15日凌晨，他在對外事口造反派講話中曾發人深省地道出這樣一段話：“拿我個人來說,你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議也行，貼大字報也行——我不怕打倒！幹了幾十年革命還怕這個？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10天之後，5月29日，毛澤東也從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風潮，特別是外事系統一些造反派，因陳毅“問題”而每每對周恩來進行非難和攻擊。毛澤東揮筆批道：“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毛澤東的批示雖十分簡短，卻極不尋常，可稱得上字字千鈞。首先，他明確提出了“極左派”這一概念。幾個月前，毛澤東也使用過這個概念，但當時指的是搞“打、砸、搶”的造反派。而這次毛澤東又親自將這一概念賦予了新的內涵，即炮打、攻擊周恩來的言行，均屬“極左派”之列。這樣一來，不論明裡或暗中支持、慫恿這類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極左派”的支持者和後台。這無疑是對江青、康生等一夥人的沉重的一擊。此外，毛澤東又特別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向炮打周恩來的造反派們“做說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次日，周恩來在該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傳閱。——這是周恩來以貫徹執行毛澤東指示名義,在同江青、康生一夥對抗的“棋局”中，變被動為主動，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將軍”！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澤東、周恩來批件後有何想法，我們不得而知，或許這永遠是個歷史之謎了。但在此前對所謂“伍豪事件”（即三十年代初由國民黨特務機關炮製的汙衊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陰謀事件，康生是這一事件的知情人。1967年5月中旬，江青曾藉此偽造的“伍豪啟事”非難周恩來。）裝聾作啞的康生，這時卻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寫給陳伯達、江青的信中稱：我建議由文革小組來召集外交部的聯絡站及所屬核心組開會，明確指出那些“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
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毛澤東抨擊“極左派”之後雖顧慮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後也在一些場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稱“毛主席的一個小學生”的江青，卻一直緘口不言，若無其事，置毛澤東批示於腦後。
儘管真真假假，陽奉陰違，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畢竟不容抗拒。這一年6、7月間，炮打周恩來的言論有所減少，非難總理的行動也有所收斂。三、嚴寒的夏季
翻開新中國的外交史，人們不難發現，1967年的5月至8月間，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時期”。我國同已與我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下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其中不乏周恩來、陳毅擔任外長時期致力於建立起良好睦鄰關係的一些周邊國家。
在國際關係方面，國家與國家之間難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和衝突，即使是長期友好的國家也不能完全避免個別時候、個別事情上的摩擦。這是由於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個國家和人民的意識形態、政治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風俗習慣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更有複雜的現實因素。因此，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與國關係。可惜的是，這個本來由中國、印度、緬甸三國共同倡導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卻在1967年夏季幾乎被破壞殆盡，造成新中國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時期。對於當時的每個事件的細微末節以至雙方“責任”大小、先後等，這裡且不去也無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證、評判，但我們不妨從周總理後來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一篇談話中，來冷靜地反思這段沉重的歷史：
“今天上午主席閣下談到1967年的事情，這個事正如閣下所說，的確是很遺憾的。發生這個事件的原因，邊界問題關係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們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極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華僑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以後牽涉到我們駐緬使館，發生了數十人死亡以及華僑被捕的情況，……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在你們使館門前過來過去。我們擔心會發生像在仰光對中國使館採取的那種激烈的行動，衝進去,傷害了人。我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制止了事態的發展。幸好那時我打電話還有效，把你們使館保護住了，沒有發生像我們駐仰光使館所遇到的情況。還有一次,大約在7月初，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在壞人的操縱下，開了一個大會，要衝外交部，同時要衝緬甸駐華使館。這件事也被我擋住了。”“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
這是周總理1971年8月間的一次談話。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干擾了中國的對外政策，它損害了中國同緬甸等國家的關係，也損害了我們整個對外工作。周恩來在談話中特別提到的我們同英國關係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壞，指的是同一時期在北京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這一事件發生的前幾天，外事部門的造反派擅自宣佈在外交部“奪權”，使新中國建立以來一直為毛主席、周總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權，一連數日失控（在外交部“奪權”之前，極左思潮已嚴重影響了整個對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嚴重後果），直至發生“火燒”事件。有關外交部“奪權”的來龍去脈，還需再回過頭來從前面說起……
就在毛澤東批評“極左派”以流言襲擾“周公”的那個極不尋常的5月份之後,外事口的造反派確實“安靜”了一陣子。迫於形勢，有的造反派組織還不得不就炮打總理的言行展開內部“整風”，作了“檢討”。儘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們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陳毅的“問題”。這一時期，陳毅雖因“二月逆流”問題奉命“請假檢討”，但在周恩來精心安排下，他仍常出現在一些外交場合，或陪周恩來赴機場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單獨接見外賓。
6月下旬，贊比亞總統卡翁達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在一次宴會席間，與外事系統風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之一）韓愛晶借敬酒機會對陳毅說：“陳老總，我們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對這種半是討好，半是挑釁性的語言，陳老總聽罷不由得怒火中燒，瞪起了眼睛。這時，猛見周總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場合，注意影響。於是，外交部長迅速恢復了平靜,他不動聲色，未置一詞，把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頭頭尷尬地晾在了一邊。
幾天之後，周總理對外交部造反派宣佈：陳毅同志現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檢查”）了。你們堅持批判“錯誤”，我也同意，但對陳毅同志的“問題”，我早就說過，你們可以提你們的意見，我也可以來聽你們的意見，但中央對此沒有作結論，你們不能強加於我。即使批判“錯誤”，也必須擺事實，講道理，不能動不動就宣佈“打倒”。當造反派提出要對5月間的事作“檢討”時，周總理把手一擺，輕鬆地一笑：“我不聽，我不計較這些。計較這些，我還做這個工作嗎？年輕人，許可你們犯錯誤。”
我們的總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懷，又一次寬容了屢犯錯誤的年輕人。
這一年7月，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武漢“七·二O”事件，該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漢處理問題的謝富治、王力所引發。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因擅自發表支持某造反派觀點的“聲明”，引起另一派群眾的強烈不滿和憤怒，將王揪去辯論，混亂中將其打傷。為保護正在武漢的毛澤東的人身安全和妥善處理當地兩派糾紛，周恩來不顧個人危險和勞累，乘飛機頻繁往來於武漢、北京之間，最後將毛澤東轉移，將王力救出。這本來是一件由許多偶然因素所促發的事件，其中，作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林彪、江青卻各懷不可告人的目的，藉此大作“文章”，向武漢軍區領導人和某派群眾組織施以高壓手段；與此同時，沒有什麼名氣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也一時間名聲大噪，成了“正確處理”武漢問題的“光榮的中央代表”。正是這個王力，在外交部“奪權”等問題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來離京赴武漢之際，外事口一些院校紅衛兵置周總理多次批評、警告於腦後，組成千人“揪陳大軍”，湧至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聲稱:不把“三反分子”陳毅交出，決不收兵。對此揪陳行動，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謝富治（謝於7月22日從武漢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等人，不僅不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營寨”“慰問”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於是，外交部周圍一連數週不得安寧，晝夜喧囂聲不絕於耳，嚴重妨礙了正常的外事活動。
8月7日晚，因武漢事件受傷的王力（與謝富治同日返京）拖著傷腿“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聽取他們關於外交部運動情況的“彙報”。對陳毅“問題”一直耿耿於懷的造反派代表，憑著他們的“直覺”，感到同這位中央文革大員談話十分入味、投機，便將其想法和不滿等，一股腦地和盤托出：我們認為，陳毅是外事口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其“三反”言行，屬於敵我矛盾；我們的口號是：“誓與陳毅血戰到底！”有關對陳毅問題的看法，我們多次與總理談過，但現在外交部運動阻力仍很大。
這時,王力插話：“外交部運動阻力大？（輕蔑地）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就這麼難？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
當“彙報”到現外交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真正打倒，業務工作還是由原來的班子抓時，王力突然發出一連串的提問：
“你們1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總理不是講過‘老、中、青’‘三結合’嗎？為什麼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結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評外交部奪權過頭，說業務大權是中央的……”
王力（異常激動地）：“這話不對！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嘛！我看你們現在沒有真正掌握實權，有點實權才有威風。現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原封未動。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幹外交）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幹。對那些不革命的、不擁護主席革命路線的，不管他什麼級別、什麼資歷,什麼‘長’,統統打倒！有人不贊成‘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現這類怪現象，令人深思。”
當談到陳毅“問題”時，王力認為：“陳毅應該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群眾呼一呼口號有什麼錯誤？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接受檢查，就是可以揪。……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問題誇大上綱，說的那麼嚴重！”
最後，造反派還卜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內部“整風”中檢查了對總理問題上的錯誤，但有些同志感到“壓抑”；“聯絡站”成立半年，“整風”就用了3個月，“檢查”了好幾次……
王力不以為然地說：“‘整風’應長革命派的志氣，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銳氣。你們有多少好檢查的？他們的問題那麼嚴重，他們檢查了多少？……你們有什麼過火？我看沒有什麼過火的地方，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廢，堅決支持你們，將革命進行到底！”
以上，就是為後人謔稱之“王八七”講話的主要內容。對於幾個月來一直感到“壓抑”的造反派來說，這番講話不啻是一針“強心劑”，那刺激效應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裡，王力不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員，且是剛剛在武漢“七·二○”事件中光榮負傷、“勝利”凱旋的一位英雄！這時候，即使是頭腦再遲鈍的人，也不會忽略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王力在武漢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權處理一切問題，那為什麼不可以在外事口運動方面“代表中央”說話？至於王力講話中的許多觀點與周總理歷來的講話大相徑庭，甚至露骨地批駁了總理的一些看法，這再次證明總理和中央文革在對造反派態度上的格格不入，證明外事口運動的“阻力”全都來自於總理！
也就是從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來開始連續出席外事部門的“批陳”會議。他親自到會的行動，不僅是履行過去的諾言，也是以“陪鬥”方式來保護自己的老戰友，防止發生意外。由於外事口單位多，有時一週內要安排好幾場“批判會”，總理實在抽不出身來，他就委託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李富春代他出席會議，並派出自己的秘書和衛士長一同前往，以便隨時瞭解、掌握情況。在此之前，總理還就會議的具體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訂下“約法三章”，即“批判會”要以小會為主；會上不許喊“打倒”口號、掛“打倒”標語；不許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如搞變相武鬥、揪人等……造反派當面答應了。
然而，從第一次“批判會”開始，造反派就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導演了一出出撕毀協議的惡作劇：
8月7日午後1時，周總理冒著盛夏酷暑，驅車趕到外交部小禮堂，準備出席在這裡召開的小範圍的“批判會”。他剛走到會場門口，便得到衛士長成元功的報告: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已經踏上禮堂門前石階的總理立刻止住腳步，當面質問會議主持人：“昨天說的好好的，已經達成‘協議’了嘛，你們還這樣幹！”說罷，他站在台階上不動了，堅持要造反派撤下標語後才入場。三伏天的北京，驕陽似火，即便是站在樹蔭下還覺熱氣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總理卻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標語！僵持了整整一個鐘頭之後，造反派自知理虧，才被迫摘掉了會場內的標語……
第二次開會時，周總理因有外事活動不能到會，而被“王七八”講話衝昏頭腦的造反派聞訊後，緊急調來幾百人衝入會場，準備“揪”走陳毅。為防止陳毅“溜走”，造反派還把陳毅的汽車輪胎放了氣……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總理派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將陳老總臨時藏入盥洗室內，在場的總理秘書錢嘉東緊急向總理報告情況。傍晚時分，由總理親自佈置，北京衛戍區兩個連隊戰士迅速開來，與正搜尋陳毅的造反派們對峙、周旋；而陳毅卻在成元功等的保護下，從後門撤出，換上衛戍區的汽車，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批判”陳毅。這次,周總理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會前，他親自向北京衛戍區傅崇碧司令員部署應急方案，將警衛部隊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測；同時，再三叮囑陳毅同志不可輕易離他外出。根據前幾次“批判會”的“經驗”，他還把幾個造反派頭頭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備出事時找人對案。果然，就在大會發言時，突然從會場二樓吊下一條“打倒陳毅”的大標語！頓時，整個會場一片譁然。——這顯然是事先策劃好的！此時，總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講話的具體內容，否則，他就不會對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們一次次“違約”行為感到震驚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周恩來用逼人的目光緊盯住主席台上那幾個坐立不安的造反派頭頭，足有幾分鐘不說話。隨即，他憤然站起，當眾退場，以示抗議；同時命令警衛人員保護陳毅離開會場。在一身正氣的周恩來面前，人多勢眾的造反派卻不敢動陳毅的一根毫毛，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離去……
在周恩來的捨身保護下，陳毅歷經大大小小8次“批判會”，雖幾番遇“險”,卻安然無恙。可週總理卻因過度緊張、勞累，引起心臟病發作，不得不幾次吸氧。也就是在這些日子裡，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來的標語、口號又再次出現在北京街頭……
在王力“八·七”講話煽動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顧周總理的一次次批評、警告,於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並悍然宣佈“奪取”外交部黨委大權。接著，造反派又強行封閉了所有副部長辦公室，姬鵬飛、喬冠華等部領導白天均被關入地下室寫“檢討”，直到晚間8時才放出向造反派“彙報”……由此，整個外交工作陷於混亂，一直由毛主席、周總理掌握的外交大權“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奪權”的當天，毛澤東在外地得到有關報告，於是，他對一批來訪的外賓輕鬆地談起這件事：最近,我們的外交部熱鬧了，他們要把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打倒，那誰當外交部長、副部長呀？……對陳毅，我也不高興他，但找到一個外交部長也難呀！所以，我主張對他“炮轟”，不“打倒”。
然而，這時的造反派已在開始行使“外交部部長”、“副部長”的“職權”：在他們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內，已有幾十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名義簽署的電報飛往各國的我外交機構,其中，還公然寫上“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強令我駐外使館“貫徹執行”……
8月22日晚，被極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紅衛兵，在抗議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而舉行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群眾示威活動中，置基本國際關係準則於腦後，竟衝擊、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給我國的國際聲譽帶來了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害，成為新中國對外關係史上一個“冰點”。
4年之後，周總理在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談話中，對火燒英代辦處曾作了這樣的敘述：“運動發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奪了權。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對群眾的衝、燒行為）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時，已經來不及了，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
事情很明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之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煽動下一小撮壞人所為，是與中國黨和政府歷來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也是對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艱辛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的一次嚴重破壞。由於這一破壞行為是在外交部“奪權”後不久發生的，因此，毛澤東、周恩來後來才多次將“火燒”事件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派”和極左思潮聯繫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開始批判陳伯達反黨亂軍的罪行時，毛澤東提到過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裡。”
1972年6月，在開展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揭批運動中，毛澤東又以此為例，痛斥那些“極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裡，在那些所謂“左派”的手裡；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而對於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舉世公認的著名外交家周恩來來說，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更是他整個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膚之痛”。也正由於此，我們的總理才以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所獨具的博大胸襟、氣度和坦誠，來直接、恰當、穩妥地處理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後工作。
1971年春，經周恩來親自批准、由外交部具體負責的英駐華代辦處修復工程竣工，英代辦處機構及工作人員等遷入新居。對此，周恩來曾指示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招待會上向英代辦當面表示：1967年火燒代辦處是一小撮壞人乾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現在，我們給你們修復了，你們遷入新居，讓我們舉杯慶賀。但是，當時這位同志卻因招待會上有許多外國使節在場，不好開口說這番話。回來後,周總理批評他說：你本人也是當時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嘛，這些話你為什麼不說？當著其他國家的大使說有什麼要緊？而且還應該大聲說！毛主席幾次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講話你們都學了，學而不用，不去實踐，這就叫極左思潮的影響嘛！我們在外交關係上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是平等的。人家來到我國，我們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們的同胞，那是它不對，但不能因此而燒它的代辦處。你搞他，他可以報復，那隻能破壞外交關係,甚至斷交。那是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的路線。……總理的親切教誨，使這位同志深受感動和啟發。之後，周恩來身體力行，親自召見了英國代辦，向他講了上述意思，英代辦當場表示理解和感謝。
就在這一年，英國政府向我表示願意撤銷英在台灣淡水領事館，並希望就中英兩國外交關係升格問題進行談判。1972年3月，鑑於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條件，兩國終於達成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的協議。至此，中英兩國由“半外交關係”進入“全外交關係”，從而為日後兩國關係正常化（包括香港問題的解決）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四、江青痛失“車、馬、炮”
縱觀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於後來一系列事情發展所起的“深刻影響”確實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動極左思潮的頭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歷史作用”，這就是：迫使那個一年多來亂黨、亂國、亂軍的“禍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組收斂氣焰，始走下坡之路；成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一直堅持主張並親自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重要“起點”。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根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規定成立的。這個名義上“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機構，實際上掌握著對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內）的“生殺予奪”的大權。“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多次肆無忌憚地攻擊、汙衊、栽贓於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陶鑄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實，便是中央文革擁有這種非其莫屬的“特權”的有力證明。
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才絕對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謂“保皇派”。僅半年多時間，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就先後將原在中央文革任職的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時，又對尹達、謝鏜忠、穆欣等不肯與他們同流合汙的幾個成員施加迫害,一一排擠出“小組”之列。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便成為由“大三”（即江青、陳伯達、康生）加“軍師”（張春橋）加“刀筆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關鋒、戚本禹）為其基本陣容的盤踞在黨內高層的那一塊“毒癰”。直至1969年黨的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卻“死而不僵”；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原“小組”內的“中堅力量”又將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拉在一起，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10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此害不除，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
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和陳毅在外事口一系列問題上所作的種種鬥爭,歸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場鬥爭。正如周恩來後來所指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發生的外交部“奪權”，以至其後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確使新中國的外交事業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害；但另一方面，這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行徑，也暴露了藉此“操縱群眾運動”和“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的壞人。周恩來正是以此為契機，將中央文革中那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斷地實行“處置”，拆去了中央文革這座“閻王殿”的一角。在這個“拆廟”過程中，王力、關鋒二人首當其衝，接下來，便是戚本禹。“小三”（王、關、戚）們的相繼倒台，使江青一夥痛失“車”、“馬”、“炮”，標誌著中央文革這個怪物走“背運”的開始。
以下，便是“火燒”事件發生後一週內，周恩來與中央文革之間直接或間接較量的過程：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後兩個多鐘頭，周恩來立即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頭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佈：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
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佈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
三、封副部長們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要犯罪了！
四、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說明現已不能控制局面，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外關係中的任何重大步驟，如提抗議、發警告等，都是應由政府決定的行動，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代辦處，就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
五、你們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儘管現在批評你們，對於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誤，還需要由中央來負責，這個責任，我是不會推的，要報告主席，我們犯了錯誤，沒有領導好。……
就在這次召見中，有的造反派頭頭仍顯得很不服氣，他們甚至公開頂撞、打斷總理批評他們的話，還有人抬出了王力的“八·七”講話，極力為自己的極端行為辯解、打掩護，因而引起周恩來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繼續在陳毅“問題”上作文章，一再無理阻撓周總理出席“批判”陳毅大會，並威脅將組織“群眾”衝擊會場。對此，周恩來無比憤怒！他義正詞嚴地向造反派指出：你們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你們採取輪流戰術，從（26日）中午2點到現在，整整18個鐘頭了，我一分鐘都沒有休息，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
在這之前，周總理的心臟已隱隱作痛。他連服了兩次藥後仍不見好轉。總理的保健醫生曾把總理病情寫在紙條上，當面交給一造反派頭頭，卻被置之不理！聽到以上總理對造反派、更是對那些幕後策劃、縱容者的痛斥、揭露後，保健醫生忍無可忍，衝到造反派頭頭面前大聲警告：“如果總理今天發生意外，你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說罷，攙扶總理離開會場。這時，造反派們仍在後面叫嚷不休：“我們就是要攔陳毅汽車！”“我們還要再衝會場！”……
此刻，走到門口的周恩來陡然轉身，眼中噴射出憤怒的火焰：“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汽車中，保健醫生含淚給病勢加重的總理緊急吸氧。由於心臟病發作，周恩來從這時起到28日下午5時，整整36個小時無法工作……
狂熱中的造反派這時還不知道，就在周恩來病倒之前，一項經周總理反覆考慮制定的解決王力、關鋒二人問題的重大決策，已經醞釀成熟；王力的“八·七”講話和關鋒夥同王力炮製的“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等有關材料，也已報到毛澤東處。對那篇“王八七”講話，毛澤東批5個字：“大、大、大毒草”！毛澤東還說，王力講的這些話，連我也不能隨便講的！我沒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批准了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二人實行隔離審查，對戚本禹則視其表現，再作處理。
當了解到周總理因勞累過度，引起心臟病發作等情況後，毛澤東建議：告訴總理，要多睡覺，不要開長會，不要多說話。
8月30日，是處理王力、關鋒兩人的日子。據王力本人後來回憶，這一天，他與關鋒在釣魚台（中央文革駐地）同時被宣佈隔離審查，而戚本禹暫還在台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江青、康生給王力加上了“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同時誣衊其妻王平權的家裡是“一窩黑貨”。隨即，王、關二人被送入秦城監獄。
9月4日，還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其中，也向毛澤東反映了處置王、關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引起的劇烈震動：
“最近以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關鋒、王力同志犯了很嚴重的錯誤，其表現形式是‘左’傾盲動……。王力同志在外交問題上犯錯誤，就同我有關（事由我起）……我這幾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許多問題。……我真怕什麼時候自己不爭氣，離開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給革命造成損失。……小組裡出了事,江青同志心裡難過。她叫春橋同志和我去看了關鋒、王力，開導他們……”
8月31日，周恩來再次召見外交部造反派頭頭及部黨委成員，重申：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他嚴厲批評那個在外交部“奪權”後代理“外交部長”一職的造反派頭頭:你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你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對於前一時期“炮打周恩來”的逆流，周總理毫不客氣，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節外生枝，無中生有，破壞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陰謀，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行為。他還提出，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造成我說話都失靈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銳指出：我知道有些人專門對我進行研究，把我歷史上多少年的東西都找出來。我感謝他們，如果是“好意”給我提出來的話。現在算起來，1922年入黨，46年了（注：據1985年黨中央批准的中央組織部報告，周恩來入黨時間確定為1921年）。這46年裡是犯了不少錯誤，說了不少錯話，寫了不少錯誤的文章。但是，我最終是跟著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崗位和所負責的工作總還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觀，所以，還是要幹下去。現在我申明，對某些人的“幫助”我歡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問題來要挾，來煽陰風、點鬼火，搞陰謀活動，那我是堅決反對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雖留下來，已不再被重用）之後，中央文革內部發生了自“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的最嚴重的危機。江青等人對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雖然從骨子裡勢不兩立，恨得咬牙切齒，但無奈毛澤東已經發了話，王力、關鋒他們又闖下如此大禍。在周恩來一次次強有力的反擊面前，剛剛受到重創的江青一夥只有招架之功，再無還手之力。他們在這種場合下只能隨聲附和，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於是，在這一時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輿論宣傳上出現了一種十分反常的現象：自上海“一月奪權”以來一直大喊“打倒”、“砸爛”、“奪權”和“反翻案”、“反覆闢”的筆桿子們,忽然改變了腔調，扭扭捏捏地反起“極左”、“無政府主義”、“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來了。那個“刀筆吏”姚文元，還率先提出要“徹底揭露”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稱得上賊喊捉賊，欲蓋彌彰！
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視的毛澤東連續接見各地駐軍及有關省、市負責人，向他們提出：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陰謀集團是有，它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後再攻別人；外事口裡有壞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澤東把話挑明瞭。
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親自過問、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徹底肅清兩個多月來極左思潮對外事系統的惡劣影響，並對外交部“奪權”、提“打倒劉、鄧、陳”口號、“火燒英國代辦處”等極端言行進行組織上的清查。於是，一度被“打倒”、關押的老幹部們又重新恢復了工作，少數造反派們也相繼被審查、處理。整個外交大權再次回到黨中央、國務院手裡……
其次，外交部“奪權”前後被造反派多次批鬥的陳毅，在這以後並沒有真正“沉默”。在周總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的身分昂然出現在各種內外場合。
可以說，在那個政治氣候依然冷峻的“嚴冬季節”，兩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戰友的每次公開露面，都是對成千上萬為中國前途命運擔憂的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莫大慰藉；同時，也是對那幾個不安好心、專以整人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諷刺！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陳毅元帥於1960年冬天題寫的這首著名詩篇，正是數年之後那個“嚴寒歲月”裡周恩來、陳毅以及許許多多老一輩革命家無私無畏、高風亮節的偉大人格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