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與陳毅的交往 1
劉軍
一
民國初年，人稱大收藏家張伯駒、少帥張學良、袁世凱的次子袁寒雲、溥儀的族弟溥侗（紅豆館主）為北平城裡的“四大公子”。其時，軍閥混戰，群雄爭霸，外賊乘虛而入。一時間，一批批堪稱國寶的極為珍貴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畫紛紛流向海外。為了國寶的失而復得，作為大收藏家的張伯駒，曾不惜傾家蕩產，置生死於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魎作過驚心動魄的爭鬥，顯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不居、蒙冤不頹的寶責品格。解放以後，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張伯駒的名字幾近被人遺忘。《張伯駒和陳毅的交往》，就是一個鮮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編者
1952年春節。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齊白石宅。
齊老先生整整九十歲了。
劈柴胡同（今改為闢才衚衕）是東西走向的大衚衕，中間還有許多南北走向的小衚衕。跨車衚衕是其中的一條。周圍鄰里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邊上，時不時地要帶上一句：“齊白石和我們住街坊。”
今天，從一大早，齊家宅院裡就特別熱鬧，人進人出。張伯駒和王樾一路走，一路聊著什麼。進了院子，正碰上於非an、陳半丁、王雪濤幾個從裡面出來。雪下了四五天，昨天夜裡就晴了，今天的太陽也就特別大。空氣中，瀰漫著燉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藥味。到處都可以聽見有人在互相喚著：“走哇，逛廠甸去！”
上房裡，白髮蒼蒼的齊老先生眯縫著眼睛，正同廖仲愷先生的夫人、雙清樓主何香凝談著什麼，旁邊坐著專程從天津來北京的畫家劉奎齡、劉繼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禪執弟子禮，站在一邊。
見到張伯駒和王樾，老人站了起來。笑吟吟地揚了揚手道：“哇，叢碧兄、森然兄，你們也來了。坐，坐！”
敘年齒，張伯駒、王森然他們比齊先生晚了整整一輩人。齊白石為人謙坦熱誠，便是晚輩，只要是有書畫往來之誼的，一律以“弟”相稱相屬。
二人依著老例，給齊老拜了年。齊白石見王樾竟穿著軍裝，皺了皺眉，問道：“森然，你一個文化人，怎麼也湊起熱鬧來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後，陶鑄邀我去武漢，接收敵產，所以，我就去了。”
張伯駒在側補了一句：“他是臨時幫忙的，在軍管會文教部當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齊白石點點頭，有些感慨地說：“比來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樂。這幾十年，亂子就沒停過，這兒打了那兒打，都說自己對，是為民立命。搞來搞去，還是共產黨拿了天下。”說到這兒，他笑了起來，捋著鬍子說：“那毛澤東，還是正經八輩兒我們湖南的老鄉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嘮了一下午，一點兒架子也沒有。”說著，他指了指身後掛著的一幅大字篆書對聯道：“我送了他一幅對子，也不知寫得對不對？”
王樾看看張伯駒，張伯駒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對聯看了一遍，點點頭道：“這字是沒得挑了。倒是有個字，面生！”
王樾問道：“對子已經送去了？”
“送去十幾天了。”齊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緊張，看著張伯駒道：“哪個字面生？”
張伯駒笑而不語。
論交情，卻是王樾同齊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師於齊白石，後引為知己，往來頻密。王樾主攻詩畫評論和教育，也愛畫，畫風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齊白石老年變法，畫風陡然一新，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有密切關係。不久前，齊白石曾親書了一幅大字對聯，送給王樾，居然是“工畫是王摩詰，知音許鍾子期”十二個大字，亦可見交誼之深厚。
王樾道：“這兩句，當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鄧石如的成句。”
齊白石連連點頭，道：“對，對，是鄧頑伯的話。”說著，又回頭看了看掛在牆上的那幅對聯。
海為龍世界
雲是鶴家鄉
當時，他寫了兩幅。一幅送給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來了。
王樾道：“鄧石如的原句，下聯為‘天是鶴家鄉’！”
齊白石面色一沉。好一會兒，才搖搖頭道：“對，對，是個‘天’字。當時我就覺著不大順呢。唉，這下麻煩了，對聯已經拿去，如何是好？這要是在過去，可是殺頭之罪呢！”
張伯駒微微一笑道：“齊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見，這個‘雲’字便好過了鄧石如的那個‘天’字。上聯若是‘地為龍世界’，下聯的‘天’字便不可一動。上聯為一個‘海’字，與‘雲’字相對，又有什麼不妥。”
聽張伯駒這麼一解釋，齊白石才寬了寬心，笑了起來。
話題自此扯開，張伯駒說起了民間傳的紀曉嵐改唐詩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個十分珍貴的扇面，讓紀曉嵐題一首王之渙的《涼州詞》在上面。曉嵐得意，一揮而就，寫完一看，才發現丟了一個字。那原詩本是一首七絕：‘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紀曉嵐一時得意，竟寫丟了一個‘間’字。”
齊白石問道：“那怎麼辦了？”
張伯駒繼續說道：“扇子遞給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來了。這位‘古稀天子’自幼飽讀詩書，豈能騙得了他？一問。紀曉嵐答得卻妙：古人向有‘一字師’之說。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渙這一首，‘間’字原本多餘，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讓紀曉嵐詳述。紀曉嵐便道：這本是一首詞，詞，長短句也，方名實相屬。這首詞念來，卻是這樣：‘黃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乾隆聽罷，連聲道好。”
齊白石聽了，細細一想，也覺有趣，笑了起來。
小敘片刻，齊白石忽然對張伯駒說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見到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他告訴我，《伯遠帖》已從香港買回來了，不知是花了幾百萬還是幾千萬，用的是外國錢。周先生說了，有時間，可以去故宮看一看。”
張伯駒心頭一震！
他彷彿聽到了久別的親人的消息。
“聽森然說，這《伯遠帖》在叢碧兄手上過過？”齊白石問。
張伯駒猛地站了起來，似乎並沒有聽到齊白石問什麼，怔了好一會，才對齊白石說：“齊先生，過了年，我們一起去看一看，怎麼樣？”
“好，好！”齊白石連連答應著。
方才他們進屋的時候，何香凝便出去了，這時，她同齊白石的夫人胡寶珠一同拉著手進了屋。因為常來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張伯駒問起了他的夫人：“伯駒，這兩天慧素怎麼沒到我那兒去？”
何老太太已經七十多歲，身體健朗，廣東口音很重，為人熱情豁達。她的畫屬於嶺南畫派，高潔冷豔、蒼勁峭麗，尤工畫松竹花卉，別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劉繼瑛、肖淑芳為慰問抗美援朝的志願軍做幾幅大畫。自古以來，女畫家便寥若晨星，女國畫家、女書法家更是鳳毛麟角，屈指可數。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畫家都願意同她在一起。
張伯駒道：“這幾天，孩子有病，脫不開。”何香凝關切地問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聽人說，慧素臨過一張吳歷的山水，絕了，不少人題詞呢，真該看一看。”張伯駒熱切地表示了歡迎。大家又閒聊了片刻，便告辭了。
齊白石送他們出了門，臨別，不放心地囑咐道：“對聯的事，就不用往外傳了，免得不好。”張伯駒見老人慎重的樣子，覺得挺有意思，又勸了幾句，便離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裡來了一位稀客：譚得侃。
一晃幾年不見，譚得侃明顯地老了，皮膚鬆弛、粗糙，抬頭紋又密又深。走起路來，步子也不那麼穩了。一雙黑黑的眼睛，全無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裝，只能帶給人一點兒強打精神的感覺。看得出，這幾天他的日子不那麼好過。
他從廣東來。
北平解放後，為還欠款和維持家用開支，張伯駒把護國寺的一處老宅賣了，全家遷到了後海南沿的一個小院裡。這是他最後一點兒不動產。院子不大，也不夠規矩，一排四間北房，西邊是一個偏廈。街門衝著後海的南沿，進門是個不大的天井。右手拐過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裡，種了幾棵桃樹，到南牆，不過幾米寬。早年間，這個小院是安頓老家來人臨時住一住的，全然是尋常百姓之家的模樣。張伯駒會住到這種地方來，譚得侃也是萬萬沒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領路，他根本就找不到這裡了。
一見張伯駒，譚得侃便直截了當地說：“我打算在這兒住幾天，方便不方便？”
張伯駒自然應承了，讓榮管家把譚先生帶到客房裡安頓了下來，譚得侃一路勞累，洗了洗，便關上門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雖說睡了一大覺，可他的氣色依舊不大好，分明有什麼心事。
譚得侃是有心人，禮數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來，是沉甸甸的兩口大號木箱。譚得侃讓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開來，居然全是各地的名產，有南京的板鴨，金華的火腿，姑蘇的酥糖，山東的牡蠣，江蘇的銀耳，廣西的猴頭，浙江的鯉魚，廣東的龍眼和月餅。一個大箱子，裝得滿滿登登。張伯駒頗覺意外，客氣了兩句，譚得侃卻隨意說道：“一點土儀，不成樣子，胡亂送人算了。不值幾個錢的。”“譚先生好似有什麼心事？”張伯駒關切地問。
譚得侃目光發澀，微微一嘆，好一會兒才說：“張先生，我是來求你幫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請借一步說話。”
張伯駒好生疑惑，便把譚得侃請到了書房裡，關上了門。
譚得侃悶悶地吸上了煙，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聽傅湘兄說，你把城裡的房子家裡的地，都賣了？”
張伯駒點點頭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後。”
譚得侃目光發滯，點點頭說：“你是聰明人，聰明！得侃當初不服，還想同仁兄一爭高下，如今才知道，確是萬不及一。”
“譚先生這話是從何講起？”張伯駒更加不解了。
譚得侃一嘆，搖搖頭說道：“這事，說來話長。本來，我這個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賣的。可那一陣，地賤得讓人流口水，錢又毛。我想著是機會來了呢，一下子買了八千多畝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攢了幾十年的古董，一下子賣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產黨真得了天下，上來就搞土改。開頭，我以為是減租減息呢，沒怎麼當回事。唉，結果是分田地。八千多畝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張伯駒默然地看著他，不知說什麼好。是命中註定，還是因為貪心不足呢？
譚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義買的，要不，非得劃個地主，戴上高帽兒遊街不可。”譚得侃嚥了口唾沫，唏噓了幾聲，又說：“這還不說。最慘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著上海自古便是塊風水寶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陣，房子稀爛賤，買幢三層的樓，才幾百塊大洋。正好，上海有幾個南洋來的商人想買古玩，我就把餘下的都拿出來，換了幾十萬現洋，買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間房子，有樓，有店鋪，還有廠。”
“也沒收了？”張伯駒問。在他的印象中，似乎這不屬於沒收之列。
“麻煩就出在這兒！”譚得侃連呼吸也粗重了起來，說道：“這個事，外界一般還不知道呢。民國十七年，孫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的陵麼？民國三十四年冬天，曹志福又帶著遵化縣縣長賀年漢、民兵隊長穆樹軒一夥，偷著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陵也給盜了。東西裝了幾輛大車。中間，因為穆樹軒私藏，讓曹司令給崩了。接著，又一口氣把咸豐的定陵也給掘了。那東西，真是沒少弄。”
張伯駒點著頭說：“皇室的載濤、載潤上書政府清查，但沒有下文，對吧？”
譚得侃恨恨地說：“事情，又毀在項林這個混蛋頭上。不知怎麼搞的，他同賀年漢這夥人拉扯上了，勸我買下一點兒來。那價錢，也真是過得去。我動了心，弄了一批迴來。在上海賣給那些南洋來的商人的古玩，就是這批東西。事情，就麻煩在這批東西上。”
他說得有些氣促，喘吁吁的。張伯駒給他倒了一杯水，他雙手把杯子捧著，喝了幾口，一聲長吁道：“那些東西，讓上海軍管會的人發現了，全扣了下來。張伯公，聽說，你跟共產黨的上海市市長陳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幫著……通融一下。我實在是……傾家蕩產了。一念之差，竟落了這麼個下場，真是太沒想到了……
說到這裡，譚得侃突然停住了。
張伯駒的面色一下子變得十分難看起來。他停頓了一會兒，說道：“譚先生，你讓我為難了。”
譚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著張伯駒，嘴唇動了動，喉嚨裡呼嚕了兩聲，沒說出話來。
張伯駒道：“譚先生知道，我是國民黨的舊人。同陳仲弘先生，我只是以文會友。陳先生精於詩詞，每有佳詠，令伯駒欽敬。至於別的方面，他當他的市長，我當我的百姓，是沒什麼聯繫的。這類事，我看，倒是譚先生的不是。審時度勢，順乎潮流，是我們文化人的立身之本。發國難財，趁亂投機，正是伯駒一向所不齒的。”
“張伯公，你和陳市長講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說。堂堂一市之長，這麼點小事，打個哈欠就辦了。在我，卻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這輩子，真是不敢吃、不敢喝，有了病，連劑藥都是捨不得吃的……”
他說得聲淚俱下，張伯駒卻不為之所動。
“譚先生，這件事，伯駒實在難以開口，你還是聽憑軍管會處理吧。”
譚得侃臉上的肌肉滾動，眉目中，是一種使人看不下去的絕望。
第二天，譚得侃便離去了。
兩口箱中的土產，一箱給張伯駒，一箱是打算由張伯駒拿去送給陳毅家的。張伯駒執意讓譚得侃把東西帶回去，譚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張伯駒無奈，便把家中的最後一百塊銀元包了一包，拿給了譚得侃。
送走譚得侃，慧素道：“他這是貪心不足、機關算盡，聰明過頭了。”
張伯駒道：“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他這是一個太好的例子了。”
這時候，門外一陣熱鬧，竟是何香凝老太太同幾位女畫家一齊來串門了。一塊來的還有一個人是張伯駒夫婦所沒想到的--西諦。
西諦比張伯駒略小，三十年代初便已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著述甚多，尤以藏書豐富著稱。抗戰期間，他在上海留居，致力於進步文化。他所著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二書，享譽甚高，亦為張伯駒十分推重。以往，張伯駒同他來往不多，只是一般的相識，打打招呼而已。一九四一年張伯駒被韋江魂綁架，慧素找到了他，他當即鼎力相助，當成自己的事來辦，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通過輿論界向歹徒施加壓力。張伯駒脫出樊籠之後，曾同慧素一道登門道謝。解放後不久，他出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長，事務多多，二人之間的往來便少了。張伯駒為人倨傲，尤其對當官的人，你不理我，我決不去求你，免得讓人看低了。一上歲數，他的這股勁就越來越突出了。
“伯駒，老鄭來請你出山呢，”何香凝熱切地說：“為新中國，你應當乾點什麼。一個人悶在家裡，會老得快！”
西諦的本名為鄭振鐸。
張伯駒忙道：“我一個衰朽之人，能幹什麼？”
“起碼可以自食其力。”何香凝不客氣地搶白道：“新中國不喜歡吃閒飯的。我這個人，別看七十多歲了，這些年，還不全是靠著事撐著。真閒下來，什麼也不幹，早就死了。李濟深、蔡廷鍇、程潛，還有馮玉祥夫人李德全，都是你熟悉的，哪個不在幹事？昨天我碰見了李書城，比你歲數大多了，光緒七年（1881）生人，才比我小三歲，還不是幹得熱火朝天？最近，準備出任農業部的部長呢。”
張伯駒連連搖頭道：“曉圓先生（李書城字曉圓）乃一代人才，伯駒怎麼和他比？辛亥武昌舉事時，他便是漢陽總司令部的參謀長了，後來又出任過北京攝政內閣的陸軍部總長，乃國之耆宿。伯駒何德何能，只要不給人家添麻煩，也便心滿意足了，不敢再奢望什麼。”
何香凝衝著西諦一笑，指指張伯駒說道：“瞧叢碧這股勁，竟是比我還老了呢。”
滿屋一陣鬨笑，鬧得張伯駒也有些不大自在起來。
三
何香凝她們是來看畫的，於是，慧素取出了《雪峰圖》。《雪峰圖》畫心不大，高二尺許，寬一尺許，原本乃是清六家之一吳歷所作。吳歷字漁山，號墨並道人、桃溪居士，江蘇常熟人，生於1632年，歿於1718年。他五十歲上入天主教，後至澳門進耶穌會。在上海、嘉定一帶，傳教三十年。其善畫山水，初學黃公望、王蒙，丘壑層疊，筆墨蒼潤。自澳門歸來後，畫風有變，構圖設色更為邃密蒼鬱，多用幹筆焦墨，格調獨特。
慧素臨這件東西，其中還有一段故事呢。
《雪峰圖》原為傅湘之父所藏，傳到傅湘手中，自是極為珍貴。傅湘個人收藏不多，唯有這一件《雪峰圖》，是可以自豪的。
民國二十七年夏天，突然一場豪雨，使傅湘家那棟年久失修的房子四處漏雨。傅湘的夫人和孩子們幫著搬東搬西，竟然把掛在牆上的這幅畫給疏忽了。傅太太也知丈夫對這件東西的珍愛，當時，傅湘碰巧外出，沒在家。傅太太把畫摘下來，卷好，因為孩子在裡面叫，她隨手把畫放到了櫃子頂上，一轉身，便忘了。雨停了，傅湘回來，一進屋便找這幅畫，傅太太竟不知放到什麼地方去了，急得傅湘又摔碟子又摔碗。後來，總算在櫃子頂上找到，已經讓漏進來的雨水泡得面目全非了。傅湘一急，登時說不出話來。傅太太知道這下禍事大了，嚇得周身發抖。
“就你的破衣爛衫是金的，我這東西全不是東西！”傅湘恨得直罵，然後，把自己關在房裡，尋死覓活。書房裡的盆盆碗碗，全讓他摔了。
他一輩子也沒發過這麼大脾氣。
傅太太跪在房門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這個家的分上，饒了她這一次，開開門。傅湘不聽，房門緊鎖，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傅太太怕出人命，打發孩子去請來了張伯駒夫婦。
張伯駒夫婦和傅家，說不上是世交，門第也相去甚遠。但張伯駒一向喜歡傅湘的為人，聞聽這事，馬上同慧素趕到了傅家。
聽見是張伯駒夫婦來了，傅湘總算是開了門，淚流滿面，痛不欲生。
“這是要我死哇……”他一聲長嘆。
張伯駒把殘畫拿在手裡，看了看，又看看慧素。
慧素凝目想了好一會兒，點了點頭。
心有靈犀一點通。
張伯駒上前一步，不屑地一笑道：“傅湘，虧你也是搞了幾十年古董字畫的人。這幅畫，就完了麼？”
“這……”傅湘不解。
“古來傳下的那麼多畫，歷盡幾多風波？吳歷的東西，才有幾年歷史？莫非那古書古畫，一浸水，便都不能要了麼？這畫補一補，重新揭裱一下，根本沒問題，行家都看不出來！”
張伯駒的語氣肯定而自信。他平素的學問和威望，更為他的話增加了分量。
傅湘半信半疑。
張伯駒道：“傅湘，這件事就由我來辦吧，沒問題的。小事一樁，何必生那麼大的氣？瞧把你太太嚇的，真有個好歹，你就該後悔了！”
張伯駒夫婦回到家中，馬上就開始著手臨摹。仿製古畫，第一位重要的是紙。一個時代同一個時代的紙不同，外行人看不出來，內行人一看就能見真假。張伯駒是鑑賞名家，認出那紙是一種涇縣出的熟宣紙，恰好家裡收著有一張，找出來一量，剛好可以畫兩幅。
“一幅先練練筆，一幅定稿。印章，我找金禹民幫幫忙。”張伯駒說。
於是，慧素便畫了起來。
她胸有成竹。傅湘的原畫，經水一浸，已然面目全非，顏色盡脫，只剩下依稀的輪廓，模模糊糊。不過，這難不倒她。她不但熟悉吳歷的畫風，便是這張《雪峰圖》，她也臨摹過多次。
整整十天，她足不出戶。有伯駒在一旁指點，她更放心大膽了。伯駒的目光如炬，十分挑剔，些微不足，也瞞不過他的眼睛。
這天，金禹民刻的章也送來了，張伯駒親自試了幾個樣子，拿準了分寸，小心地印在了臨摹成的畫上，終於說了一句：“成了。”
慧素這才長出了一口氣。
他說成了，那就是問題不大了。這方面，慧素佩服得五體投地。
兩件臨本，一模一樣，毫無二致，張伯駒隨意拿了一幅，讓榮管家拿去榮寶齋裱了，另一幅則留在了家中。
沒過幾天，便是八月十五了，家裡來了許多客人，好幾位都是書畫界的名家。有文壇耆宿章士釗、著名畫家黃賓虹、書法大師沈尹默、于右任、孔子的後裔孔德成等。後來，張大千和溥儒也來了。
這幅畫竟騙過了“偽造大師”張大千。
“哦，叢碧兄，你從哪兒弄了一幅吳歷的真傢伙來？還沒裝池呢！”
“是吳歷的東西麼？”
“騙得了我麼？我是幹什麼的！”張大千的口吻十分肯定。
“值不值三百塊大洋？”張伯駒故意問。
張大千道：“你賣麼？”
張伯駒呵呵笑起來。
“張大千騙過了漢卿，騙過了羅振玉、陳半丁，天下傳奇，想不到，也有受騙的時候！這一幅，是假的！”張伯駒說。
張大千把畫又細細地看了一遍，搖搖頭道：“叢碧兄便沒有看走眼的時候麼？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叫了另外幾位道：“心畲兄，沈默老，黃公，潘（伯鷹）兄，你們看看，這件東西莫非有假麼？”
章士釗已把畫拿在手裡，正在細看，沈尹默、黃賓虹都湊了上來。
畫面風情古樸，景緻深鬱，韻味十足，實為佳作。
章士釗點點頭道：“確是吳歷的風格，真若是臨本，臨者的技藝也當十分驚人了。”
正在這時，榮管家從外面進來，把一軸剛裱好的字畫遞到張伯駒手上。
張伯駒愛和大千開玩笑，故意走到大千面前，笑笑說道：“那麼，我們賭個東道如何？”
張大千自付便是輸了，也可賴三分，便不假思索道：“可以。不過，我不會輸。你拿出證據來。”
“你若輸了，便拜這臨畫的人為師，不過分吧？”
“可以。”大千叫道：“真有這等高手，還怕求不到呢！”
張伯駒取過畫竿，挑住手中那幅畫的一頭，把另一幅《雪峰圖》掛了起來。
兩幅畫，一模一樣。
張大千叫道：“怎麼能說這一件便是真本、那一件便是臨本呢？幹這行，我的經驗多了。有一回，羅振玉借給我一張苦瓜和尚石濤的中堂山水，我臨了一幅，把假的還他，他深信不疑。後來我拿真的去和他換，他還不換呢！這套貓匿的東西，不新鮮了。”
張伯駒卻不理他，招手叫過慧素，笑著說：“哈，人道南張北溥，如今南張要拜到你的門下了，來，看看你這個學生。大千兄，還不快來見過師傅！”
張大千愕然。
他不相信這畫竟出自慧素之手。
慧素臉邊兒一紅，說道：“你胡說什麼，能給張先生當學生，慧素便感激不盡了。”
張大千知道慧素為人一向認真、不苟言笑的，聽她這麼一說，開始相信了，問道：“那……吳歷的真本呢？”
慧素從書櫥中取出那幅已被水浸壞了的原件，遞給了張大千。張大千細細看了，連連跺足而嘆。他這個人卻是應了便做的，恭恭敬敬站在慧素面前，行了個大禮，直弄得慧素面紅耳赤。
張伯駒把事情原委一說了，眾人皆驚歎。這兩幅畫，慧素臨了十四天，伯駒也在邊上指點了十四天，可謂爐火純青。慧素的功力，加上伯駒的眼光，在這幅畫上達到了完美的結合。
章士釗道，“慧素將來定有造就，我們每人題一句，也為今天留下紀念，如何？”
眾人一致說好。伯駒便讓家人備好了紙筆。公推之下，章士釗最先揮筆，題了一句。接下來是黃賓虹、孔德成、沈尹默、潘伯鷹、溥心畲。張大千早已想好了句子，拿過筆來，也不猶豫，便寫了一行：
神韻高古，直逼唐人，謂為揚升可也，非五代以後所能望其項背。
放下筆，張大千又道：“叢碧兄，這重男輕女，實在是要不得了。依弟之見，莫若讓大家都看一看，你把這一幅也裱了，裱得大一點兒，給人們留下題詞的地方，將來，也算是個紀念物兒呢。”
張伯駒點頭稱是。
待眾人走後，張伯駒便親自拿上另一幅《雪峰圖》，讓人裱成了中堂大幅，所留空白，遠大於畫心，幾位名家的題字，也裱在了上面。未久，這件事越傳越廣，許多人聞訊而來，一飽眼福，並於畫上題詞。時間不長，便已題滿了。題詞的人，達五十多個，蔚為奇觀。
畫一掛出來，便是滿堂彩！
大家細辨著在畫上題名的人，只見夏敬觀題道：“妙似冰蟾筆，能追墨井蹤，為諳松柏性，寫出歲寒容。”
陳庸題道：“墨井安能獨擅名，纖纖女手白描成。漫勞重立門前雪，雲水光中老眼明！”
傅湘題道：“瀑光寒不流，山容靜逾嫵，幽入夜未眠，坐玩群玉府。”
眾人一一看去，五十多家題詠，直看得眼都花了。
“真正叫人揚眉吐氣！”王雪濤的女弟子劉繼瑛不勝興奮地說：“潘大姐給我們女人好好地出了一口氣！”
何香凝喜愛地把慧素攏在懷裡，笑著說：“我們的張夫人勝過了當年的管夫人（傳說中的女畫家）呢。女人畫山水，也能有這樣的造就，真讓我們這些老派人羨慕了。是誰說的，女人只會‘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慼’？這不是也有大匠之筆麼？那些老封建，該都讓他們看看！”
劉繼瑛道：“何老，您也應當在這上面題一句什麼。”
“不，我不題，”何香凝得意地一笑道：“讓男人們題，也殺殺他們的威風霸氣。憑什麼就該女人眾星拱月地捧著男人？”
眾人都道痛快，在邊上的西諦和張伯駒反倒像是做了天大的錯事一般，成了眾矢之的。眾人說笑一陣，何香凝又問：“伯駒，慧素自打解放後，可是幹了不少事，你呢？你幹了些什麼？”
張伯駒喏喏連聲，竟無言以對。當下，勉強答應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當顧問。
又坐了一會，何香凝等人便離去了。臨走時，何老把《雪峰圖》借了去，說是要讓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張伯駒一個人坐在書房裡，手裡拿著一支筆，呆呆地發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給他沏了一杯熱咖啡，放到桌邊，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門。
他在想到文化部當顧問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總會有一批這樣或那樣的“遺老遺少”。前朝為官，新朝又為官，向為張伯駒所不齒。他更欣賞史可法、鄭成功，自然還有鄭所南。作為一個老資格的國民黨人，他應當效忠於誰呢？他這個人，無論幹什麼，都特別認真，不盲從。一旦決定了，便義無返顧。
他還想看看共產黨到底怎麼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賴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為什麼沒有走。張學良去了台灣，溥心畲、梁容若，都去了台灣。張大千則去了海外。陳誠1948年底便去了台灣，給他來過信，勸他去台灣，詞義懇切，並誇了一番台灣如何好，如何有發展。可是，他連封信也沒回。
他也曾想過：共產黨得了天下，會和他們這些國民黨的人過不去。解放後，共產黨一邊搞土改，一邊搞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間還搞了一陣“三反”和“五反”運動，聲勢大得很。可是，卻沒有觸及他。相反，把他當作“開明人士”對待。從內心來說，他喜歡現在的這種樣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近乎透明，簡單，坦率，很少等級的觀念，似乎大家都是從老遠的地方來，在這兒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間相敬如賓，沒有什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人際關係簡單、直接。而從前，則複雜得多。那時，每個人都把自己武裝了，像一個個圓球。所謂接觸，只是那麼一點點。禮貌多，真情少。誰也不願意自己那個球削掉一部分，因為一廂情願，仍舊只是一個小小的觸點。像傅湘那樣的人，王樾、張大千那樣的人，委實太少了。如今呢，卻比比皆是……
或許，真是自己的腦子太舊了？門“砰”地一聲開了，女兒闖了進來，打斷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兒麼？”女兒問得突兀。她已經十六歲，十足的大姑娘了，剛剛讀高中一年級。
“坐吧。”張伯駒指指旁邊的一把椅子。
女兒坐下了，問：“爸，咱們算是什麼出身？學校裡要填登記表呢？”
“出身？”張伯駒皺眉反問：“問這幹麼？”
“都要填的呢！”女兒的聲音有些發急：“有人說，你是舊官僚，屬於資產階級。”
張伯駒正色道：“官僚？誰？你爸爸是舊官僚？去問你媽，你爸爸什麼時候當過官？”
“那……是什麼呢？”女兒有些迷惘了。
“算什麼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寫上去，人家該說咱們吹牛了。你爺爺，倒可以算個官僚，當過河南督軍。你爸爸這一輩子，從來都不想當官，要想當，也早當了。”
“那……算資產階級麼？”女兒認真地問。
“資產階級？”張伯駒沉吟了一會，說道：“這個麼，也算，也不算。咱們家有什麼資產呢？抽屜裡還有三千多萬塊錢（當時發行的貨幣，一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一元），這所房子，或許能值五千萬，就這麼多。”
女兒頗有點失望：“終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張伯駒搖搖頭：“咱們家沒有地，一分地也沒有，河南老家還有塊墳地，一個宗祠。”他想了想說：“你把表放在這兒吧，明天我問問再說。”
“爸，您為什麼不出去工作呢？女兒扁著嘴道：“人家的父親都上班兒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麼說不工作？”張伯駒不願被女兒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說道：“不信，去問你媽！”
女兒高高興興地走了，張伯駒也站了起來，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剛剛丟掉了一些什麼，也像是剛剛得到了一些什麼，覺得一陣輕鬆。
許多時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樣，都是一種精神上的飛躍與解脫。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從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歸宿。
他這個人的特點，是從不輕易決定，也不輕易轉變。一旦決定了的東西，便不後悔，而且不再去考慮這決定是否正確，只是想怎樣才能把事幹好。這一次，他的轉變可以說是緩慢的，沉重的，卻也是發自內心的。
從這時起，一直到十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後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沒有改變過。
四
他開始熱愛新社會，熱愛新社會中的人際關係，熱愛蓬蓬勃勃的建設事業。上面佈置下來的一點小事，他也是盡心盡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麼都重要。他這個人多才多藝，對美術、書法、文物鑑定、戲劇、音樂等等，都有過專門的研究。在文化部裡，他經常會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抒發一些使人吃驚的見解。他坦白，直率，熱情，無所顧忌，把國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圍同志的好評。雖然已經垂垂老矣，但他終日想的，是怎樣多幹一點事情。
事業使他年輕了，他慶幸自己在關鍵時刻做出了正確的抉擇--沒有到台灣去。
可是，不久，他的熱情便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
這件事，改變了他今後的命運，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滿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過厚厚的鏡片看著面前這個貌不驚人的小老頭，目光雖然遊動，卻是有力的，堅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紹，同時，伸出了一隻又溼又軟的手。
多骨的手，稜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視眼鏡，使人一望而知他是個執著、自信而富有學識的人。
張伯駒雙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產黨裡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肅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內心。
“我們隨便一點，好麼？”康生的問話頗有風度，有著一點山東人的豪爽，也有著一種領導者的從容。
然後，他不等主人讓，便坐下了。
“聽夏衍同志說，張伯駒先生在戲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後，這方面的擔子，你還要多擔一點呵！”康生微笑著說，“新中國需要自己的新戲，不能總是《打漁殺家》、《鳳還巢》、《借東風》。這些天，我一直在考慮請一位專家來牽頭，搞點現代戲。毛主席有一封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張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國的舞台上，如果還是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著，恐怕說不過去。當然，搞新戲，會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贊成，有些人不熱心，遺老遺少的那一套，讓人不舒服。聽陳毅同志說，當年你也登過台，唱過《空城計》，對麼？那個時代，是這樣的，現在不行了。文藝要為政治服務。中央打算成立一個現代戲創作小組，想請你來牽頭，你看怎麼樣？”
“我不行。”張伯駒出言無忌，馬上回道：“我是個局外人，剛參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雜，或許還可以，讓我牽頭，這個我可真是幹不來。”
“哦？”康生皺皺眉，頗覺意外，頓了一下，用手輕輕壓了壓前額的頭髮，目光炯炯地說：“不要這麼肯定，可以先試一試嘛。張先生，這也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舊瓶要裝新酒，抱殘守缺，是不行的喲！”
張伯駒無言以對。
康生站起來，抱著膀子，在書房中來回踱了兩圈，最後站在了牆上掛的那幅《雪峰圖》前，細細地看了好一會。畫是昨天何香凝託劉繼瑛送回來的，張伯駒想再欣賞一下，便掛在了那裡，沒有收起來。
“你認為這種情致很好麼？”康生揹著身子問。
張伯駒不知他想說什麼，便道：“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現在仍掛在這裡。”
張伯駒道：“終是一種傳統，似也無可厚非吧？”
康生搖搖頭，轉過身來，口吻寬和地說：“作為一個國家幹部，就要走在時代的前面。傳統，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惰性，一種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風，這是封建階級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張先生是人到了社會主義，心還沒到。一腳在門外，一腳在門裡，是不是？”
張伯駒覺得有些氣悶。解放以後，他見過不少國家領導人，還從未有人用這種教訓的口吻同他說話。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問題，是一個長期、艱鉅的大問題，不可小看。搞現代戲，也就是為了促進人們的思想改造。對那些不願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後面推他一把。”
“我是說，對現代戲，我一點也不懂，恐怕……”
“這沒什麼，會推碾子就會推磨。舊瓶裝新酒，舊瓶還是要的嘛。自古以來，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則不能矯枉。所以，我們的步子就要大一點兒，口號就要響一點兒，決心也要堅定一點兒。為什麼要批判《武訓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識形態。如果思想仍停留在從前，就會被歷史所拋棄！”
張伯駒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康生揮了揮手道：“好吧，這個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慮好了，再答覆我。”他的聲音低了一低，關切地說：“張先生，大家都是讀書人，我這也是為了你好。識時務者為俊傑，別人搶著幹，我還不一定相信呢。”
說著，他走到了大書架前，拿起一函線裝的清版《宋元學案》，隨意翻了翻，用一種漫不經心的口吻說：“聽人講，你收藏了不少古畫，可以看一看麼？”
張伯駒謙詞道：“多少有一點，不過大都不在這裡。”
“哦，沒關係，隨便看一看也好。我這個人，革命幾十年，對古書古畫，卻一直有所偏愛，也愛瞎寫幾筆。有時間，我們還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興致勃勃地說。方才那些關於“傳統”之類的議論，一下子全丟到一邊去了。
張伯駒讓慧素從裡間小書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畫來。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買的，基本上是明清兩朝畫家的作品。
張伯駒把畫一幅一幅地全掛了起來。
康生摘下眼鏡，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湊近一幅明代畫家戴進（字文進，號靜庵）的山水畫卷，眯著眼睛看了起來。他看得認真、仔細，甚至有點兒挑剔。
“這……是真跡麼？”
“是的。”康生點點頭，又看第二幅。
這一幅是明代畫家吳偉（字士英、次翁，號魯夫）的《江夏秋居圖）。吳偉於明弘治年間被皇帝賜“畫狀元”之印，名動一時，筆觸恣肆而秀勁，山水畫的意境很獨到。康生看了，不住點頭。
再下一幅是清代畫家黎簡（字簡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的山水畫，畫風又是一脈，蒼潤而淡遠，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來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虛谷的山水畫，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連聲讚了起來。張伯駒站在一邊，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這位康生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
“這幾件東西，能不能借給我看一看。內人伴竹（曹軼歐的筆名）也喜歡寫寫畫畫的，讓她也欣賞欣賞。”
張伯駒自無不允，痛痛快快地答應了。慧素去找了個布兜，張伯駒則把畫一一取下來，卷好，放進布袋裡。最後，康生又握著張伯駒的手說：“張先生，方才的話，請你再考慮考慮。記住，千萬別錯過了機會。”
送走康生，張伯駒只覺心中很亂。他不知道自己錯在什麼地方。
康生是共產黨的大幹部，說出來的話，似乎不無道理。可是，那些畫，難道便不是“封建階級士大夫”的那一套了麼？到底哪一種說法更對呢？
此外，對現代戲，他真是一竅不通，連這個名詞，也是第一次聽說。突然讓他去搞現代戲，還要讓他去牽頭，這不是開玩笑麼？
他所說的“機會”，又是什麼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後，他措詞謹慎地給康生寫了一封信，表明他“實在難以勝任”，請康生同志“另擇高明”。
然而，一晃兩個月，康生那兒再沒了一點兒消息。
五
本打算春節一過，就去看從香港重金購回的《伯遠帖》的。因為齊白石一直忙，身體又不大好，不能一塊兒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辦好了看《伯遠帖》的手續。手續是由文化部報到中央批的，可見對這件文物的重視。雖然拖了這麼久，但張伯駒反倒有一種寬慰的感覺。
古時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難得一見的。太輕易了，反倒會失了身份呢！這比喻雖不甚恰當，從道理上說，卻是差不多的。想當初《伯遠帖》流落街頭，被人一次次翻賣，成了一件有價的商品，簡直是一種褻瀆呢。後來，在張伯駒手上，又呆了整整八個月。八個月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把《伯遠帖》細細地看上好一陣，對上面的一筆一劃，都印象極深。可以說，已經深深地刻到了腦子裡。便是上面的漬點，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遠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喚。
他強作鎮定，凝視著《伯遠帖》。《伯遠帖》放在一個玻璃罩裡，平素罩上蒙著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線的照射而損壞畫面。張伯駒他們進去時，布套才取下來。一塊兒去的，還有一位《人民日報》社的記者，揹著一架照像機。但是，那裡不許拍照，以防對畫有破壞作用。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裡，百感交集。
國民政府時代，他曾幾次上書，
大聲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於民間的珍貴文物盡數收購下來，以存國粹。後來，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國故委員會，可直到最後，甚至得不到一紙政府的委任。為了和美國老闆交誼，政府甚至勸他把《平復帖》拿出來，送給美國人。解放後，正是百端待舉，到處都在用錢之時，國家卻不惜重金，將此畫從香港購回。天淵之別，只一比較，又怎不令人感慨萬千！在這一件東西上，反映出來的內容卻實在太多了。
《伯遠帖》靜靜地躺在絨布的襯底上，顯得華貴而精美。書右，是兩款乾隆皇帝的親題，寫道：
唐人真跡，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餘清賞，亦臨池一助也。
御識
又一款題曰：
乾隆丙寅春月，獲王dang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跡，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額，日三希堂。
御筆又識
書左，是一幅吳昌碩的題字，並有一幅小畫，老樹半石，別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畫家趙望雲道：“張伯老，都雲你收藏鉅富，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過，為什麼你沒把它買下來？”
張伯駒不知從何說起。
千頭萬緒，又怎麼能一下子說得清。
趙望雲小張伯駒近十歲，是王樾的學生，為長安畫派的創始人。石魯、黃胃、方濟眾等後起之秀，都師承於他。他久在西北，這邊的事不大清楚，這時，正好王樾過來了，說道：“那時候，他也差不多是個‘無產者’了，買不起呢。”
驀地，張伯駒又想起了衛福海將《伯遠帖》拿走時的情景。可惜，衛福海已於去年底去世。否則，讓他一同來看一看，怕是會有更多的感嘆呢。
於潛移默化之中，他對共產黨的認識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別興奮。慧素因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張伯駒把參觀的情形細細地向慧素說了，慧素也是感觸萬千。當晚。張伯駒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卻見外面月色正好。時鐘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鋪紙振筆，寫了起來：
鐘敲夜半窺長溝，平生願，幾曾休。琴棋書畫，難系天下憂。便是杜鵑盡啼血，心不老，鬢先秋。一帖《伯遠》千慮收。看中流，放蘭舟。風發意氣，百舸競上游。抖擻精神狂歌去，新中華，萬民謳。
他覺得寫的很不理想，太淺，也太雜亂。他的心太沖動，像年輕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兩封信。第一封是陳毅寄來的，照例是最近寫的幾首詩，請他指正。陳毅的詩詞有一種大將風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膽，貌似淺顯，其義卻深，很為張伯駒所喜愛。說起來，當初他與陳毅認識，也是命中有緣呢。
全國解放後，張伯駒與慧素前往蘇州掃墓，回來時，應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舊友豐子愷、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個聚餐會，他去了。席間，見到了南社創始人之一、老詞人柳亞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談起詩詞來。聽說柳亞子同陳仲弘先生相熟，張伯駒很想一見，便託柳亞子將自己的一本詩詞集轉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會友，古來便是一件雅事，本來沒什麼。這幾年，他不斷地見到一些陳仲弘的詩作，有幾首，甚至他都能背出來了，可謂心儀已久。他發覺，在陳仲弘的詩詞中，有一種他最缺少的豪邁之氣。比起來，陳仲弘的東西是豪放派，若辛棄疾的“醉裡挑燈看劍”之悲壯，若蘇東坡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之深邃，若嶽武穆的“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之雄壯，而他的東西，則每每總有一點“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是“小橋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幾次想寫一些奔放的東西出來，總不能如願，苦惱了好久。也正因為這樣，他才對陳仲弘的詩文特別欣賞。
有這樣幾句，他最為歎絕：
“後死英雄多努力，
捷報飛來當紙錢！”
“此去泉台集舊部，
旌旗十萬斬閻羅。”
“嚴冬到來時，百花跡已絕。
紅梅不屈服，樹樹立風雪！”
“三峽束長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門，東流成大海！”
淋漓酣暢，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見，作此詩詞的人，一定是卓葷不凡之人。
後來，他才知道陳仲弘竟然就是共產黨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長，原來的新四軍軍長陳毅。
他愕然，失悔當初不該那麼輕率。
“人家一個共產黨的大將，會理睬你一個不足掛齒的國民黨遺老麼？”他在心中暗說。
想不到的是，聚餐會後不久，陳毅便給他來了信，信中對他的詩詞大加讚賞，並指出尤其對哪幾首最為喜歡。顯見，陳毅已把那本詩詞仔細看過了。信中，還給張伯駒寄來幾首他的近作，並邀他有時間到家中一坐。張伯駒猶豫再三，終於去了，在陳毅家吃了一餐飯，並談到很晚。從此，便開始了他們之間長達二十年的友誼。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來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紙的公文口袋。打開來，是一封便函，很短，僅寥寥幾句話，無非是問候一下，並說那幾幅借去的畫，夫人和朋友見了都很喜歡之類。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來潮，書章單一幅，尚覺滿意，寄上。
張伯駒打開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張宣紙，中間，分兩行寫了十六個字：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署款為：“康生左手”。
一側，別有一行行書，寫道：
值康生同志參加中央會議歸來，興酣而草。
署款為“伴竹”。
慧素走進書房，把這幅字看了看道：“這也是草書麼？”
張伯駒點點頭道：“對，早期的草書，是隸書的草寫，由草隸發展而成的一種字體。字字不連寫，流行於兩漢時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這種字體，所以叫‘章草’。應當說，這一幅寫得不錯。”
慧素道：“怪不得口氣那麼大，果然有點本事。這一幅，要不要裱起來？”
“先放著吧！”張伯駒淡淡地說。
不知為什麼，他不願同這種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種悶悶的感覺。
他不願意勉強自己。
六
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形勢空前高漲。
幾年的工夫，張伯駒更有了一種“新中國的主人翁”的感覺。
熱愛從來離不開參與。在文化部，他幹著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見，提建議。有時，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來，供具體辦事的人參考。他的見解獨特，從不人云亦云、旅進旅退。文化部負責文物的整理與收集、鑑定工作，這上面，張伯駒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個現代戲創作小組一直沒搞起來，以後就無聲無息了。借走的那幾幅古畫，也再沒了下文。從內心深處說，他不願意同那些愛教訓人的人在一起，更不願意聽那些口是心非的誇誇其談。康生不再找他，他也樂得少一點應酬。幾件明清的古畫，雖說算不了什麼，可他總覺不那麼對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開口說：“我喜歡，想要”，他不會皺一下眉頭。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點兒君子的風度。
陳毅從上海調到北京來了。由於住得近了，二人之間走動更多。一天，無意之中，張伯駒把這件事說了出來。陳毅是個耿性子人，當下十分生氣，回去後，便把這件事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是“西安事變”時才聽說張伯駒這個人的。當時，他在張學良的官邸見到了一幅字體很怪的條幅，上面寫了這樣一段話：
舉人不望其報，惡人不顧其怨；
官非其任不處，祿非其功不受；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
得不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雖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來很欣賞這段話，於是，張學良便把張伯駒的為人細細向周恩來講了，並把這幅字轉贈給了周恩來。以後，周恩來戎馬倥傯，這幅字同許多東西一道都遺失了，可張伯駒這個名字他卻記了下來。後來，他又聽傅作義、何香凝、茅盾等人談起過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聽陳毅這麼一說，周恩來想了想說：“事情雖然不大，可影響不好。康生同志也許忘了，不記得有這回事了，我們想個辦法提醒他一下。”
陳毅有些不服氣，說道：“他這是老毛病了，見了好東西不肯撒手，開頭說得好聽，借。藉藉就不還了。”
周恩來微微一笑道：“我讓穎超和小曹談一下，慢慢來。否則，對張先生也不好。康生同志是聰明人，一點就透的。”
鄧穎超找到了曹軼歐，談話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聽說康生同志借了幾幅不錯的明清山水畫，不知還了沒有？恩來說，想借來看看呢。他那個人，別看忙，也喜歡看畫，真的，看一幅好畫，也是一種不錯的享受呢！”
曹軼歐一怔，馬上說：“哦，那幾幅畫，剛剛還了。總理喜歡，我想辦法再借來。”
鄧穎超搖搖手：“既然還了，就不麻煩了。以後若借到什麼好的字畫，告訴我一下。”
當晚，康生便讓人把那幾幅畫兒送到了張伯駒家。見了畫，張伯駒好生慚愧，以為是錯怪了人。對陳毅一說，陳毅聽說畫已經送回，心中暗覺好笑。見到總理時，便把這件事說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為人，也便沒再說什麼，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連周恩來、陳毅也沒想到的是康生對這件事竟然耿耿於懷！
曹軼歐把鄧大姐的話對康生一說，康生馬上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張伯駒這般小氣，不識時務，委實是他所沒想到的。這幾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畫、碑帖硯墨，也有幾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還未必收呢！張伯駒算個什麼人，國民黨的遺老。解放初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沒拉他去“打靶”，已經便宜他了。如今神氣活現起來，以為這天下還是國民黨的，真正讓人切齒。前番讓他出山搞現代戲，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幹。為幾張破畫，居然告到了總理那兒去，實在是太過分了！表面上，他讓人把畫送了回去，心底裡，卻牢牢地記下了這筆帳。
有帳就不怕算，等著吧！
這些，張伯駒一點兒也不知道。
雖說張伯駒婉言拒絕了參加現代戲的創作一事，但他內心裡，對中國傳統的京劇藝術還是極為偏愛的。1942至1943年間，高慶奎、言菊朋、餘叔巖接連去世，令張伯駒極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聽戲，不去戲園子，怕觸動傷心事。高、言、餘三位同庚，均生於1890年，又幾乎是同死，死時均不過五十歲出頭，怎不讓人難過。憶起依稀往事，每每愴然淚下。解放後，四宇寧和，萬象崢嶸，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幾分歲數，從前的愛好又濃了起來。北京的票友、戲迷最多，不相識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戲中找到共同的語言，像張伯駒這樣的老戲迷，自然不甘閒呆。他不懂現代戲，但對傳統的保留劇目如《讓徐州》、《臥龍弔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遙津》等幾十個劇目，還是耳熟能詳的，高興時便哼上一段。天橋戲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別的事，肯定是場場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劇演員，如長於“方巾醜”的蕭長華，演旦角的梅蘭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硯秋，文武善能的譚富英，演淨角的襲盛戎，演老生的馬連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無論如何也要看一場周信芳的《四進士》或是《徐策跑城》。這一年，文化部搞傳統劇目的整理等項工作，徵求他的意見，他欣然地參加了，任顧問。雖忙，卻樂此不疲，為傳統保留劇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許多點子，被授予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名譽理事。康生見到名單上有張伯駒，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為這等於是在對著幹了。
而張伯駒，卻以為這是在為革命做貢獻，年屆六旬，他反倒更覺年輕了。
七
文化部開了整整一下午會。
會議的主題是動員大家為支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購買公債。
晚飯後，在部機關的大會議室，又繼續開小會。參加會的，除了幾位部領導外，還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會由副部長鄭振鐸主持。因為下午部裡已經開過全體大會，部長茅盾做了動員報告。購買公債的意義，就不必再重複了。今天晚上的任務，是抓落實。在許多時候，數量也反映了態度。
解放後，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擔任各種職務。從經濟狀況來說，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實行供給制，從部長到科員，都是掙分。1950年，實行包乾制，大部分東西都是統一發的，現金津貼很少。自1955年，供給制和包乾制才改為工資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點錢。工資制才實行一年多，錢很有限，所以，要搞好這次買公債的工作，也不那麼簡單。
小會是座談式的，沒有什麼程序，大家隨便議論。文化部文人居多，古來便是“窮文富武”，便是舊時出名的文人，也沒有幾個是真正有錢的。靠“爬格子”掙稿費，終是有限的幾個錢。而那些工業部、商業部之類，留用人員的經濟基礎則好多了。
先是部長茅盾帶頭。他的稿費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財主”了，一上來，先自報買五千元的公債，接下來是夏衍副部長，自報了四千。鄭振鐸的經濟基礎好一點，又是黨外人士，頭一定是要帶的，報了八千元。接著，會場便沉默了。
沈部長笑笑說：“沒關係，大家量力而行，條件好的就多報一點兒。支援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人有責。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臉看看夏衍和鄭振鐸：“包括我們幾個，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說完他又把目光在會場上掃了一圈，繼續說道：“自古‘人怕出名’，為什麼呢？因為時時處處有人在看著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裡，而是在社會。所以說，當了一個名人，便不僅僅屬於你那個家庭，而是屬於社會了。全國的文化工作者幹千萬萬，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這兒了。希望大家都能帶個好頭，別讓人家在後面戳脊梁骨。”
會場又是一陣靜寂。
鄭振鐸的目光落在了張伯駒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幾十個人中，他是公認最有錢的人了。關於他傾家蕩產買古字畫的事，還很少有人知道。
“叢碧先生，你來講幾句巴。”鄭振鐸笑著說。?
張伯駒如坐針氈，讓鄭振鐸這麼一叫，更有點兒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會兒，他才吃力地說：“我……一定帶頭，一定。回去，我和內人商量一下，爭取……買多一點兒。”
會又開了半個多小時，散了。後來大家都說了些什麼，張伯駒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他有口難言。誰相信他會沒有錢呢？
當年的“四大公子”，哪個不是家財鉅富、揮金如土？若在以往，十萬八萬，絕不在話下。可如今，讓他湊一千塊錢出來，也是太難了。而且，又能找誰去借呢？從前，憑他的一個名字，隨便到哪個銀行、錢莊，都可以借幾萬塊錢，可如今，誰會借給他呢？
終不能只報一千元吧？
而這一千元，已經是在“瘦驢屙硬屎”了。能不能湊夠，還難說呢。
話說回來，堂堂張伯駒，買公債只報一千塊錢，還不會讓人笑掉下巴！大家會怎麼看，又會怎麼說呢？
他這個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嚐到了“阮囊羞澀”的滋味。
散會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邊說著話，一邊往外走。張伯駒雙腿發沉，腦子發木，也往外走，心裡亂糟糟的，真的，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買公債，和在銀行裡存款差不多，到時候既還本，又付利息，個人是一點兒也不吃虧的。最難的，是他家裡實在拿不出錢來。
鄭振鐸跟在他身側，關切地問：“叢碧兄，你怎麼了，不舒服？”
“沒……沒什麼。”張伯駒悶悶地答道。
他說不出口，因為一言難盡。
“有什麼顧慮麼？”鄭振鐸關切地問：“商業部有位民主人士，擔心買多了，政府會沒收。其實，根本不會。買得越多，越表明你愛國。這方面，當然也因人而異。周揚部長不是才買了兩千塊錢麼他們這些共產黨的幹部，沒有錢的。”
張伯駒回到家，便一頭扎進書房裡，一個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個辦法來。家中，除了那些字畫外，真是別無長物了。桌椅板凳，就是賣，又能值幾個錢？
可是，賣字畫……他覺得不可思議。
他早就抱定了一個宗旨：無論怎樣，也不賣字畫的。這話，他對親戚、朋友，對慧素，都講過許多次。
況且，解放前夕，他已經留下遺囑，把包括《平復貼》、《遊春圖》在內的最珍貴的二十件古董字畫給了慧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便已是屬於慧素的東西了。既然已經給了慧素，又怎麼往回要呢？這就像他送給妻子一件首飾一件衣服一樣，送出去以後怎麼能再要回來呢？
當然，他沒死，財產依舊屬二人共有。可這個大家庭中，人與人的關係特別複雜，還有前兩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輕，把東西賣了，慧素將來怎麼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還年輕，才四十歲出頭，孩子又小。將來，她們靠什麼維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顧忌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總可以收到萬兒八千塊的租息。如今，只剩下這麼一個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腳慣了，現在只靠那麼一點兒工資--加起來只有二百多塊錢，月月花光。將來自己死了，她們怎麼辦呢？
再有，女兒已經大了要給她今後的婚事考慮了。沒一份像樣的嫁妝，在他們這麼樣的一個家裡是很丟人的……
他要強了一輩子，如今老了老了，卻要丟人現眼了呢！
慧素見他悶悶不樂，知道一定是有了什麼解不開的心事。她已經有好多年沒見他這種樣子了。他這個人心寬，一般的事，從來不會皺眉頭。
“吃飯了？”她小聲地問。
“唔。”他隨意應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綠茶，一隻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陣酥暖。
人一老，便更覺得妻的可貴了。這麼多年了，她總能理解他，總能幫助他。可自己，卻總給她添事。
不知為什麼，他感到深深的內疚，似乎做了什麼錯事。
“有什麼不順心的事麼？”妻子的聲音分外柔和，充滿了關心。
“沒……沒有。能有什麼呢？”他勉強地一笑，沒有再說下去。
因為他自己還沒有想好該怎麼辦。
“老傅今天下午來了，說是譚先生故去了，死的時候很孤悽，身邊一個人也沒有。”
“噢！”張伯駒若有所思，應了一聲。
譚得侃也算是個精明人呢。對古董字畫，稱得上是個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麼貪心，何至於落得這麼一個下場？上次譚得侃從這裡走後，不久，他便聽說了，譚得侃被劃成了漏網的地主。在新社會，地主是很讓人憎的。譚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張伯駒也向陳毅問過了，其中的情況比譚得侃講得還複雜。陳毅告訴他：那是一批官僚買辦的資產，中間的內容很骯髒，政府已按規定全部沒收了。
也許，這就叫“雞飛蛋打”吧？
人世間，有沒有“命運”這種東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質相聯繫。能說譚先生是一時糊塗、走火入魔麼？他本來是可以很有發展的，他的收藏之豐富，是罕見的。然而，從一開頭，他的心術便不正，為的是錢，是待價而沽……
這麼多年，他也算是閱盡滄桑了。光他認識的人名字寫出來，也夠挺厚的一本書了。老謀深算的大帥張作霖，英雄一世，蓋棺卻仍無法定論；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鴻銘，反對白話文，卻提倡納妾。還有張勳的辮子軍，袁世凱的籌安會，陳獨秀的激進，蔡元培的寬容，胡適的風流，曹錕的滑稽；魯迅、郭沫若和一班舊派人物的論戰，周作人、張資平的鴛鴦蝴蝶派，胡秋原、蘇汶的“第三種人”。文壇上，有郭沫若、蔣光赤提出的“革命文學”，馬上便有了王平陵、朱應鵬、傅彥長、黃震遐的“民族主義文學”。哦，讓人眼花繚亂呢！《玩偶之家》，《溫少奶奶的扇子》，林語堂，嚴復，易卜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幾十年中，社會像個大戲台，你方唱罷我登場。人都變得警覺，也變得麻木了。每一種愛，都像一個裂得很深的傷口，充滿了痛楚；而每一種恨，卻又像吸剩下的菸頭，馬上就被丟在了腦後。人人身如不繫之舟，進，身不由己；退，身不由己，不但失去了選擇，而且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從光怪陸離的上海十里洋場，到老氣橫秋的北京遺老遺少，都讓中國這幅大畫兒變得讓人無法理喻、也無法琢磨了。兵荒馬亂，勾心鬥角，腐敗，墮落，面上的誇誇其談，實際的口是心非。人們為意氣、也為主義而爭著，為面子、也為實惠而打著。三民主義，總理遺訓，聯合政府，國共合作，有真誠相見，也有同床異夢，有聽天由命，也有恬不知恥。三十多年的民國史，就這樣走馬燈似地一場又一場地演著，終於轟然一聲大幕落下，讓共產黨坐了江山。開始，他以為恐怕也是一陣子的事。到底江山誰坐，還不一定呢。歷史上，大凡根基牢一點的朝代，滅亡之後，都是要好好亂上幾年的。漢朝完了，有三國，魏、蜀、吳，打了幾輩人，歸到了晉朝的司馬氏坐天下。兩晉一百五十六年，亡了，又是一場大亂，南北朝，鬥了一百七十年，歸到了隋朝。隋朝短命，權歸李唐。唐朝二百九十年，氣數盡了，出了五代，梁、唐、晉、漢、周，都是曇花一現。大清二百多年，亡了，誰知道會亂多少年呢？可是……
共產黨倒真是替天行道呢！這江山，看樣子真會坐下去了呢。當初，真是把共產黨看小了！
北京還是從前的北京，不過名字變了。中央公園改成了中山公園，從前的社稷壇改成了文化宮。可大街上，揚眉吐氣的，是從前的那些泥腿子了。這朝代真是變了呢！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權”，國民黨沒能實現，卻讓共產黨實現了。天下事，就是這麼讓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嘆，閉上了眼睛。
八
整整一天，張伯駒沒去上班，關在書房裡，一個人悶坐。
他只覺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這個帳再增加，因為他恐怕來不及償還。
毫無疑問，他的心中還有很濃厚的舊的意識，認為女人同男人不一樣，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終是女人更軟弱一點兒。況且，他從未把慧素當成妾，而一直把她作為夫人。慧素嫁給他這麼多年，幾乎沒有過上什麼好日子。自古以來，大戶人家的女眷，從來都是什麼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麼多書，一部《古文觀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歲時便已讀完了兩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資治通鑑》，他可以從頭講到尾，如數家珍。唐詩宋詞，脫口而出的，便有一兩千首。沒點兒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卻沒了一點兒主張。
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這個家，還沒有真正窮過呢。
慧素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了他的身邊，也不知已經站了多久。
“告訴我。”她的語氣平穩而堅定，不容有別的選擇。
他頓了一下，長出了口氣，低聲說道：“部裡開會，動員大家帶頭買公債。西諦一次就買了八千，以後還準備再多買一些。”
慧素心中一寬。
“那就買嘛，何必愁成這樣子，讓我擔心了一天，昨天夜裡也沒敢睡。”語氣從容而輕鬆，全無一點兒顧忌。
“可是，我們……哪兒有多少錢？千把塊錢，怎麼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著他，似乎也在等著他。
她已經猜到他的想法了。
“實在不行，恐怕……就得賣……賣點兒字畫了。”他的語氣實在艱難。“咱們……可不能丟這個人，不能的，慧素。讓人家在後面指手劃腳，我心裡……不安穩。”
“賣《平復帖》？”慧素故意問。
張伯駒囁嚅，不知說什麼好。
“你打算賣給誰呢？誰有那麼多錢？”慧素又問道。
張伯駒立時怔住了。這一點，他竟完全沒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這些字畫傳給誰呢？”
“那些，我都已經做囑，留給你了……”
“給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這麼重的包袱，也操不起這份心。就算是天下太平了，不怕人來搶，可萬一蟲蛀了，黴壞了，我也負不了責。”
張伯駒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畫，他們去年已經全部取回來了。有一部分因為保管不當，讓蟲咬壞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點沒變。不過，張伯駒也明白，放在家裡，終非長久之計。漢唐以來，人們畫了多少畫，可以說數也數不清。一個畫家，一輩子能畫幾千張畫。一千個畫家，就是幾百萬張。然而，真能傳到後世的，又有幾張呢？據史書記載，最早的畫家可考的，是三國時代吳國的曹不興。相傳，孫權命他畫屏風，他不小心將一個墨點濺到屏風上，便隨手繪成了一隻蒼蠅。孫權見了，以為是真的，竟用指去彈呢。但在當時，曹不興的畫已屬珍品，為人們所珍藏，名氣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時代，他的畫便已經失傳。唯有南朝的謝赫，在秘閣中見過一個曹不興畫的龍頭，贊曰：觀其風骨，名豈虛成！在記載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晉時的畫家衛協，師法曹不興，擅畫神佛及人物，據傳筆法細如蛛絲，尤工人物點睛。古人曾評道：古畫皆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為兼善。雖不該備形似，頗得壯氣。他一生作畫甚多，但亦已全部失傳。排在第三的是東晉畫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記載，歿於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縣地方人，擅畫人物山水走獸，被譽為“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名重一時，可是，作品也全部失傳了。再接下來，是東晉時的畫家顧愷之，比戴逵略晚，時稱“才絕、畫絕、痴絕”。他在建康瓦棺寺繪《維摩詰像》壁畫，光彩耀目，據說三天便為該寺募捐款幾十萬。存世的《女史箴圖》，1900年八國聯軍進北京，被劫去英國，現藏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可惜的是，這張圖只是後人的摹本，原畫早已失傳。他的另一幅《洛神賦》，其實是宋朝人畫的，不過偽託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後，是南朝畫家宗炳（375～443）、陸探微、張僧繇，都是名噪一時的大畫家。像那古傳“畫龍點睛，破壁飛去”的故事，便說的是張僧繇，然而，這幾位畫家，傳世的真跡也已經一件也沒有了。因此，比他們都晚的隋朝畫家展子虔，才領受了“傳世第一”的榮譽。由此，亦可見保存之艱難。千千萬萬珍貴的古畫，被無情的歷史、滄桑的歲月，一點點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傳下來的東西那般稀少而珍貴。
這件《平復帖》，這件《遊春圖》，又能傳多久呢？
想起來讓人心顫。
兩幅東西都傳了一千多年了，被無數的人珍玩過，佔有過，幾千幾萬隻手拿過它。它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歷史本身。萬一有了什麼不測，前人心血盡失，後人又將如何評論！
它們真真都是有靈性的呢！否則，為什麼單單它們能傳下來？
不難想見，便是那權傾天下的帝王將相，在觀賞它們的時候，也會肅然起敬，屏住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彷彿面對著神聖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遠帖》，不是也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嗎？那種神聖，那種莊嚴，那種忘我的勁頭，便是在大雄寶殿裡，也難以得到。
那麼，誰又能保證它們以後的命運呢？
他感到周身長久的震顫。
慧素的話聽上去很平淡，細一想，卻包含了更深刻的東西。
“我……只是擔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兩隻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國了，解放七年，天下安寧，四宇和平，你卻擔心有一天我會吃不上飯、靠賣畫過日子？伯駒，別忘了你自己也曾說過：有些時候，財產其實是一種負擔。所以，許多有錢人家的孩子才那麼笨，念不好書；貧窮人們的孩子，反倒聰明伶俐，幹成了大事。再說，就算那些畫值幾百萬，能賣麼？當初我們買這些畫，難道目的就是為了賣大錢麼？譚先生的教訓，已經足夠了！”
“那……你的意思是……”張伯駒看著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說：“再珍貴的東西，在私人手裡，也很難傳到三代人以上。項元汴可謂一代收藏大家，卻有了項林這樣的敗類。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麼地方。現在，《平復帖》、《遊春圖》在我們手上，可十年後百年後呢？”
張伯駒不住地點頭。
“所以，依我看，乾脆，都捐出去，給國家，也算了卻一樁心願。你不相信共產黨會把它們保存得很好麼？”
慧素說得從容、輕鬆，彷彿已經深思熟慮過了。對她的態度，張伯駒深感吃驚。
他在更深的層次上發現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愛計較，太實際，顧慮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卻全然不同。驀地，他有了一種感覺，似乎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土丘，而她卻是在他面前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山！
他的顧慮、擔心顯得多可笑噢。
飯桌上，慧素一邊給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產的二鍋頭酒，一邊用體貼的口吻埋怨道：“你呀，六十歲的人了，還像小孩兒似的，一遇上點兒什麼事，飯就不好好吃了，一點兒不知道愛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來了！”
張伯駒聽著，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麼那麼有福氣，會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問得沒頭沒腦。
“又說傻話，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臉邊紅暈暈的。
“人家家裡的那些太太，淨是把家虎，什麼都看得緊緊的。可你，真就那麼想得開。瞧吧，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說不出話來，你信不信？”他的話顯得特別多。周身的每個汗毛孔似乎都充滿了興奮。
“我倒覺得輕鬆了許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靜，像是沒有什麼大事發生一般。
她這個人，喜歡把高興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說了一句。
“嘿！”張伯駒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勁地搓著雙手道：“你可真捨得！你說，別人眼裡，會怎麼看我們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沒有一件事會人人說好的。我們做得光明磊落、坦坦然然的，就行了，又不想當官，又不想撈什麼好處，問心無愧，由他們說去吧。你瞧著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這一晚，張伯駒怎麼也睡不好，幾次一個人爬起來，到書房裡坐上一陣。那二十件東西已經找出來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個包，靜靜地放在桌子中間。他呆呆地望著它們，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兒女出遠門，又像是準備接受一項新的使命。這麼多年中，它們帶給他的牽掛太多了，感情上，真有點依依不捨呢。
他覺出來了，這一夜，慧素也沒睡好。
這麼大的一件事，她又怎麼可能不想呢！
九
張伯駒夫婦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貴書畫捐獻給國家的消息，在中國的文化界，引起了鎖鏈般的震動。文化部大張旗鼓地舉行了正式的捐獻儀式，為他們夫婦發了“褒揚獎”和三萬元人民幣的獎金。各大報紙都發了消息，讚譽鵲起。
那三萬塊錢，張伯駒本意堅辭不受，怕沾上“賣畫”之嫌。後經鄭振鐸一再勸說，告訴他這不是畫款，只是對他們這種行為的一種鼓勵，他們才勉強把錢收了下來，並全部拿去買了公債。
了卻了這樁心事，他們都像卸掉了一個沉重的包袱那般輕鬆，同時，也像肩起了一個神聖的使命，腳步分外地莊嚴了起來。他們把那張獎狀仔細地收好，放到箱子裡，依舊像從前那樣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種主人翁的參與感更強烈了。此後，又陸續捐了一百多件。
看著報紙，康生的心中陣陣燥熱。
如果他早一點兒知道張伯駒夫婦的手中藏著這樣的寶貝，他會對他們採用另一種態度的，會更含蓄，更柔和，更從容。
他有一種被戲弄了的感覺，惱火，想發脾氣。這麼糊里糊塗地“敗”在一個無足輕重的“資產階級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張伯駒也太囂張了！那次，他看張伯駒的藏品，張伯駒只拿出了那麼幾件破爛充景，真正的好東西卻藏起來，秘而不宣。真是太張狂了！
這麼多年，有幾個人敢這樣對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進了他的腦際：你若讓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讓你一輩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馬王爺到底有幾隻眼。這年頭，還輪不到這些資產階級站起來說話呢。
況且，整人，這幾乎可以說是他的本行了。這方面，他的經驗可以寫一本厚厚的書。任你張伯駒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來佛的手心麼？
張伯駒有足夠的學識，卻缺少最起碼的狡詐。他又怎麼能知道，在他的身後，已經張開了一張報復的大網。
任何時代，當權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夠找到那種特務式的幫手。那種人不但機智、靈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許多時候，你甚至會承認他們並不是壞人，而是在履行一種神聖的職責，在表現對事業的忠誠。
羅邁便是這樣一個人。
他是廣東客家人，大高個，肩很寬，全無廣東人的那種瘦小與靈巧勁兒。從延安整風時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總是那麼嚴肅，那麼深沉，不苟言笑，說話時喉音很重，一舉一動，都有著一種階級與使命的莊嚴。他辦事認真，仔細，韌性十足，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雖然他從未真正上過戰場，但是，無人會懷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時候，把一腔熱血交給黨的事業。他屬於那種根本不可能被收買的一種人，生活簡單而無奢求，不吸菸，不喝酒，連茶也很少喝，以“清貧，潔白而樸素的生活”（方誌敏語）為榮，參加革命的目的，絕不是為了發財或當官。可惜的是，他們這種人的思維方式太簡單，只習慣於接受和服從，從不會用自己的腦子去思索與分析。因此，康生選中了他，把他視為心腹。
因為他無需偽裝，他表裡如一，他能夠堅決服從。康生需要他的無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誠。許多時候，這樣的人才更有威力，因為他身上無懈可擊。不客氣地說，這種人一旦被邪惡所掌握，其破壞力常常是毀滅性的。從延安整風、以後的反右鬥爭，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這種人充當了最出色的打手。當他們從事著破壞的時候，與那些幕後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還堅定地以為是在為革命事業而獻身。
康生找來了羅邁，親手為羅邁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臉上，是長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羅，最近很忙麼？昨天軼歐同志還問起你，怎麼不去家裡玩？沒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讓人家說我們一進了城，便忘了當年的老戰友了。”
羅邁聽著這親切的話語，只覺周身一股暖流在遊走。
“康生同志，您那麼忙，我怕……打擾您的工作。”
“這難道就不是工作了麼？作為一個革命人，應當是從頭到腳、從裡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們聊天、吃飯、看戲、看書，其實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車跑起來是工作，難道停下來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麼？”康生說得從容，沒有一點兒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個年輕人嘮家常，平易而近人。
羅邁認真地點了點頭，把這番話記到了心裡。
從延安整風的時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中的大將風度了。在那次整風運動中，康生同志的一雙眼睛多麼尖銳，挖出了多麼隱蔽的“第五縱隊”（即隱藏的特務和異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邊工作，可以說是一種莫大的榮幸呢。因為可以學到許許多多東西。
“本來，我是有點兒私心的，想把你調到我身邊來工作，辦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響了你的發展，所以，就沒有調。革命事業蒸蒸日上，哪兒都需要人。我們這些人老了。需要你們這些年輕人挑更重的擔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輕輕地放在寬大的寫字檯上，一隻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著掛在牆上的大幅絲織中國地圖。那地圖高一丈，寬一丈五，把整面牆都擋住了。他的樣子十分嚴肅，眯著眼，挺著胸，另一隻手拿著一支紅藍鉛筆，叉在腰間，像一位決戰前夕的將軍。“羅邁同志，你對當前的國內政治形勢有什麼看法？”
羅邁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無論怎樣回答，都會淺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應當看到，新中國並不平靜。有那麼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機向党進攻。他們不會甘心失敗，他們會懷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說，這場鬥爭，沒有一分鐘平息過。蔣介石還在台灣，虎視眈眈；大陸上，還有他們留下的殘渣餘孽，遺老遺少。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康生以極為嚴峻的口吻語重心長地說：“因此，我們也不能睡大覺，要準備戰鬥。這是在另一個戰場上的、不流血的戰鬥，卻會更尖銳、更復雜，也更殘酷。昨天我見到毛主席了，他也說，不能睡大覺！”
他的樣子像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言，沉著，嚴肅，平緩的聲音也顯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羅邁認真地點著頭，彷彿是在接受大戰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對他--一個小小的副處長--一下子講了這麼多重要的話，使他連呼吸都覺得分外沉重了。
“現在，”康生踏著絨絨的織花地毯，站到了辦公檯前，凝視著台上的一部暗紅色的電話機說：“文化界、學術界，都有一大批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講怪話，煽動不滿情緒。尤其是一些舊社會留下來的遺老遺少，正在不遺餘力地向黨內滲透，腐蝕我們的幹部，這問題就更嚴重了，我考慮，讓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時間。去了以後，重點是摸情況，做到心中有數。你知道人為什麼有兩隻眼睛、兩個耳朵，卻只有一張嘴麼？那就是要人們多看，多聽，少說話，平時說得太多，到該說話的時候，就沒話可說了。”
“是的，康生同志。”羅邁連連點頭。
“要特別注意那些表現特別積極、特別主動的代表人物。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腦子裡有一套歪理論，能講、會說會寫，因此影響力也特別大。這樣的人物，政府裡、民主黨派裡、學術團體裡、大學裡，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們的能量。要能夠識破他們的嘴臉，在時機成熟的時候，給予狠狠地打擊。但是，現在還不到時候，要等他們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後，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們的信任，讓他們失去戒心。有什麼情況，隨時告訴我。”
第二天，羅邁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到來。在文化部這樣的大機關中，幹部調動是經常性的事。他為人樸實、隨和，騎一輛很破的自行車上下班，穿著補丁的褲子，中午在機關食堂吃飯，總是吃最便宜的飯菜。張伯駒雖然同他談得不多，卻對他印象不錯，甚至為共產黨中間有這樣的幹部而高興。
十
1957年，夏。
大規模的反右鬥爭，隨著天氣的炎熱，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總帳的時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慮的，經過充分準備了的。
4月，中央下發了關於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各界給黨提意見。態度是認真的，也是誠懇的。
許多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人，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應當說，這些建議並不是都對，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與此同時，也有極少數確實是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人，認為機會到了，打出了“輪流執政”、“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成立政治設計院”的反動口號。
立時，形勢分外地嚴峻了。
人們的傳統心理，開始潛在地發生作用。
於是，魚龍混雜了，一小撮變成了一大撮，變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許多羅邁那樣的“忠誠的”幹部，向中央報去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動態。他們確信，報得越多，越能夠表現忠誠。對這些殘渣餘孽，不但要毫不客氣，而且要一網打盡，留下一片乾乾淨淨的土地與藍天。
康生果然沒用錯人。
在羅邁整理出來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動情況彙報材料”中，密密麻麻地開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們的言行錄。羅邁工作認真而審慎，他開列的名單，分成了三大類：極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蒐集的“反黨言論”，不但有現在的，還有以前的。時間、地點、證明人，清清楚楚。
張伯駒被劃在中間那一類裡面。
他的右派言論有這樣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機關外籃球場，張對秘書處的趙文中說：既然講了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就要有個互相的樣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從法律上，便要有保證。否則，乾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當。”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機關會議室，討論現代戲的創作問題。張發言說：文藝不一定都要為政治服務，也可以欣賞，陶冶性情。從這一點來說，對社會主義建設也是有好處的。換句話說，炒一盤好菜，能表現政治觀點有什麼毛病嗎？吃好了，吃飽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機關新年茶話會上，張發言說：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是古語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灣，應當說，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艱苦樸素、兩袖清風。他們只是走錯了路，跟錯了人，從人品上說，並不是壞人。如果強調階級性，便把別的都一筆勾銷，是不對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裡舉行的整風工作會上，張說：共產黨早該清一清了，不能撥拉腦袋算一個，什麼人都是共產黨。一個字不識的黨員，能懂馬列主義麼？據我看，一百個黨員裡面，有九十個不懂馬列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風小組會上，張發言說：黃紹hong的話，我看就有幾分道理。（有會議記錄為證）”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風小組會後，張對我說：丁玲、陳企霞他們那樣講，也無可厚非。提意見，就有可能對，有可能不對，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親眼看見，張同黃紹hong在一起，談了足有一個小時。黃是極右分子，舊官僚，曾經任過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監察院副院長，同張很談得來。”
可謂是深文周納了。
康生把關於張伯駒的言論部份仔細地看了兩遍，微微一笑。
然後，他用紅鉛筆在張伯駒的名字旁邊，大大地寫了“極右”兩個字。
在文化部公佈的第二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名單中，有了張伯駒的名字！
因為有中央領導同志的親筆批字，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雖然茅盾、夏衍、鄭振鋒等部裡的領導都為他做解釋工作，特別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貴的書畫捐獻給國家。然而，功不抵過。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樣幹，其目的不過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並說：他那些東西，剛解放時便應當視為官僚資產，予以沒收呢。
張伯駒看了自己的“言論彙編”，也驚得目瞪口呆。
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的行為，已經屬於反黨反社會主義了！
他痛悔，發自內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觀上怎樣想，客觀上，起到了危害黨和國家的作用。回頭細想一想，委實嚇了一跳。
部裡的反右鬥爭領導小組成員羅邁親自找他談了話，指出：“你的靈魂深處，還有一些沒落的、腐朽的東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還不大清楚！”
張伯駒連連點頭。
他開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義，也開始重新認識自己、檢點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單最後公佈，全部上下開始大批判的時候，張伯駒才把被劃成右派的事情告訴慧素。
他怕她傷心！
慧素聽了，什麼也沒說。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淚，可是，她的樣子卻異樣平靜。
“伯駒，你說心裡話。你真的是要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麼？”
張伯駒沉默了許久，搖了搖頭。
慧素輕輕一攏耳邊的頭髮，笑笑說：“吃飯吧。”
張伯駒木然。
他心裡很亂，似乎有許多話要說。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來的，他沒有權力讓妻子受牽連。這麼多年中，她為他承擔的不安與煩惱實在太多了。
“你……為什麼……”他呆呆地望著她：“右派分子，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離開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說：“你對我講過，春秋時楚國有位孫叔敖，三次當宰相，不因此而高興，因為他認為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罷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氣，因為他認為這並非他有什麼過失。既然你的內心深處並不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戴頂帽子，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鄉下去種田。早晚，事情會弄清楚的，你說呢？”
張伯駒的臉上，終於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這種時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這種深深的理解與同情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