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節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卻服了一隻眼睛的中國人——一個名叫“阿發那西也夫”的軍人。

1927年隆冬時節,白茫茫的大雪覆蓋著古老的俄羅斯土地。在莫斯科城東北角,有個叫費爾道渥的地方,十月革命後曾改稱為“紅色兵營”。這裡就是蘇聯紅軍軍官的搖籃——高級步兵學校。

這年冬末的一天,學校小禮堂坐滿了蘇聯紅軍學員和各界來賓,會場的氣氛特別熱烈,歡愉,真摯。十多名先期到達的“老”中國留學生,情緒激昂,起勁地鼓掌,歡迎剛從祖國來的同胞。

會議開始,學校政委米哈伊羅夫中將微笑著站起來,興奮地致辭說:“親愛的同志們,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剛剛慶祝十月革命勝利十週年,又剛剛開過十四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同志的聯共中央路線取得了勝利,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被開除出黨,這下我們要好好過一個聖誕節了……今天,我和大家一樣,感到非常榮幸,又有十多位中國同志來到我們學校,一起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學說,學習現代新型的軍事科學。新學員當中,有幾位是參加南昌暴動的勇士,他們為國際無產階級事業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的到來,是學校的榮幸。下面,我們歡迎阿發那西也夫同志講話。”

阿發那西也夫是劉伯承同志的俄文學名。他戴著淺藍色眼鏡,身穿一套合體的紅軍軍服,肩章上綴著兩枚閃光的校形徽章——這是蘇聯紅軍將領的標誌。在掌聲中,劉伯承落落大方地登上講台。他用地道的川東話風趣地說:“我們是被老蔣(蔣介石)趕出來留洋的,也算是來開‘洋葷’啦。”幾句開場白,引得滿堂笑語。“我們到列寧的故鄉,是專門來請教的。學校是按列寧同志的指示創辦的,曾榮獲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旗幟。能到這裡學習,確實是最大的榮幸。我們要苦心鑽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學說,掌握軍事科學知識,以便早日回國開展武裝鬥爭。”

當翻譯人員將劉伯承的講話譯出以後,學員中立即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這掌聲,是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掌聲,是國際無產階級共同戰鬥、謀求解放的心聲。

到1928年秋,參加東方大學軍事班學習的學生和高級步兵學校第二班的學員也轉到莫斯科步兵學校,編成中國連。其中有黃秋。青、陳林、方復生、李修業、萬永城、羅紹、林凱等人。一直到30年代初期,我黨還陸續從工人和紅軍幹部中選派骨幹到高級步兵學校和其他學校學習。在中國革命極端困難的時期,國際無產階級,特別是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人民,以寬闊的胸懷,無私的精神,伸出了援助之手,接納和培養了一批中國軍事骨幹。這些同志學成回國後,除極少數人中途變節外,大多數同志在中國紅軍部隊擔任領導職務,為中國革命和軍隊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應該公正地指出,在20年代到30年代,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國際主義精神是非常值得稱頌的。我黨軍事人員在蘇聯留學的這一史實,理所當然地應載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的光輝史冊。

劉伯承所在的高級步兵學校是按照列寧的指示,於1918年11月21日以俄軍奧朗寧巴烏姆步兵軍官學校為基礎創辦的。這所學校在初辦時期稱為工農紅軍指揮人員高級步兵學校。在蘇聯國內戰爭年代,高級步兵學校為蘇聯紅軍部隊輸送了數千名紅軍指揮員和政工人員。蘇聯國內戰爭結束後,該校繼續培訓具有豐富戰鬥經驗的紅軍指揮員。1921年,該校改名為“第三國際工農紅軍指揮人員高級步兵戰鬥學校”,以列寧的國際主義精神,培養一些國家的無產階級軍事骨幹。1922年5月10日該校以出色的成績獲得國際無產階級的稱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授予旗幟一面。1924年,該校又改名為“共產國際高級步校工農紅軍指揮人員步兵戰術進修班”。

這所學校在蘇聯紅軍內享有較高聲譽,對蘇軍部隊建設有相當影響。該校設有射擊委員會和條令小組委員會,在研究分隊戰術和射擊學理論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蘇聯國內戰爭時期,該學校還擔負了多種新型自動射擊武器的研製工作。蘇聯國內戰爭以後,這所學校又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充實教學力量,並編寫和出版了數百部戰術、射擊學和部隊訓練方法方面的科學著作及教學參考書,試驗出多種新式步兵武器的樣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該校的許多畢業生後來成為蘇軍中的領導骨幹,分別擔任指揮師、軍、集團軍及方面軍的高級首長。其中有蘇聯元帥A·M·華西列夫斯基,H·N·克雷洛夫,P·H·馬列諾夫斯基、C·K·鐵木辛哥、Q·H·托爾布欣,空軍主師K·A·韋爾希寧、A·A·諾維科夫等等。

劉伯承到校時,該校校長是斯莫林上將。當時,中國留學生較多,其中有我們共產黨派去的,也有國民黨派去的,還有馮玉祥部隊派去的。校方專門為中國留學生編了一個班,後又成立了一箇中國連,下分三個排。連長是一位朝鮮同志,排長王智濤、田德修(吉合)、彭文暢。劉伯承被分到第十六班,這個班的黨支部由唐英任書記,劉伯承、張西民、陳林任支部委員。

此時的高級步兵學校,經歷了蘇聯紅軍的軍事改革的洗禮,步校的學習生活十分緊張。每天一早,學員們要穿著紅軍大衣和大皮靴跑步出操。學校訓練的課目內容十分豐富,有戰術、兵器學、地形學、炮兵、工兵課目,政治工作,政治經濟學,以及俄文等。平時除課堂講課外,還有隊列、打靶、投彈、馬術和野外攻防演習等等。

留學生活開始了,雖然劉伯承不曾想到將來當軍事翻譯家,但留學生活已使他走向新的語言世界。

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在異國他鄉求學,語言不通幾乎是寸步難行的。有一次,他獨自到商店,準備買一隻盛食品的小飯盆。儘管他事先結結巴巴地學了幾句俄語,但一到商店就說走了調,結果捧了個小臉盆回來。當晚年回憶起初學外語的經歷時,劉伯承總忘不了這“段笑話。

然而,更要緊的還是在學習方面,當時的軍事課程,內容很多,又都是用俄語講授,先期到蘇聯學習,後來到步校擔任翻譯的有伍修權、梁振鴻、喬丕成、傅清華等六個人。學員們只有通過翻譯轉達,才能瞭解到所學的課程內容。這樣來回中轉,既費時間又影響效果。尤其是軍事工程方面的名詞術語,如“胸牆”,“背牆”等等,有時連翻譯們都感到頭痛,更不必說初學的劉伯承了。

時任校長斯莫林上將治校有方,對軍事教學抓得很緊。在他的主持下,學校教員們對學員要求十分嚴格。教師的課堂提問很多,而且要求學員起立回答,若是答得不對,或答得不完全,就不能坐下。只有等到下一個學員回答正確完整時,教員才點頭讓學員坐下。不論是蘇軍學員,還是各國留學生,一律對待。剛開始的時候,劉伯承也被這樣“亮”過幾次“相”。

然而,某種“難堪”,或某種外界條件的刺激,往往可以轉化為學習的動力。有一次,學校搞野外訓練課目,一位中國學員用生硬的俄語向當地村民詢問村莊的地名,那位居民未聽懂意思,聳了聳肩膀表示說:“聽不懂,聽不懂。”當他們前進到另一個村莊的時候,那位學員又走向村民打聽,得到的回答還是“聽不懂,聽不懂。”由於學員俄語水平普遍較低,加上這位學員自以為是的理解,便將這兩個村莊誤認為是“大不懂村”與“小不懂村”。結果,在作戰文書上出現了這樣的字樣:“××部隊在‘大不懂村’與‘小不懂村’之間運動……”這個真實的笑語,使劉伯承進一步懂得,對於搞軍事專業的革命者來說,學習外語,準確地掌握外語,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向外語世界邁進的時候,橫在劉伯承面前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這一年,他已經渡過了三十五歲的生日。跟二十來歲的年輕同學相比,他是年長十多歲的“大哥哥”。更為艱難的是,他的右眼早在1917年討袁護國戰爭中已經受傷致殘,裝著玻璃眼球的眼眶時常發炎、腫痛。另外,長期的戰鬥生涯,還給他的身上留下六處傷痕,每當天氣變化,就感到隱隱作疼。當時,許多同志和朋友都為他的身體擔心。

但是,有更多的人知道,劉伯承是一位具有鋼鐵般意志的典型革命軍人,從辛亥革命到討袁(世凱)、護國、護法、討賊戰爭;從擔任瀘州、順慶起義總指揮,到南昌暴動的參謀長,戎馬生涯十五年,槍林彈雨,刀山火海,全然不在話下。面對新的困難,他沒有灰心喪氣,沒有倦怠,他把俄文當作眼下要征服的“敵人”,以當年攻城奪關的精神投入了這場新的戰鬥,他決心以加倍的努力來彌補自身的不利條件,以一個“小學生”的姿態一點一滴學起。

當時的蘇聯,雖然渡過了困難的經濟恢復時期,但蘇聯人民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老百姓按定量配給黑麵包,商店門口經常排著長蛇般的隊,人們的衣著簡樸、陳舊……。但是,在列寧創建的蘇共(布)和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蘇聯人民奮發圖強,克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處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

儘管當時蘇聯人民的生活很艱難,但對各國留學生卻熱情相待。中國留學生除發軍服外,還發給豎領子的列寧式夾克,或是紐扣綴在左邊的紫色烏克蘭式襯衫,有的還發給西裝。在食品方面,除牛奶、麵包給予保證外,有時還有雞蛋、黃油、魚子醬。劉伯承因其軍階較高,還有特殊“供給證”,可以到“特供”商店領取一定數量的“特供”食品。面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情誼,他內心十分感激。他時常把自己的“供給證”轉借給學校的清潔工,將另份食品轉贈給蘇聯兒童。他實地考察了蘇聯,看到了偉大的列寧主義精神,看到了蘇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熱情,蘇聯人民取得的每一個勝利成果都使他深為感奮,倍受鼓舞。

自然,他也聯想起災難深重的祖國,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人民塗炭,國運衰敗……這一切,更激起他奮發自強,學習軍事,拯救祖國的強烈責任感。他深深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引中國革命的偉大真理,革命的軍事科學,是馬列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要學好先進的軍事科學理論,必須掌握列寧故鄉的語言。此時,在劉伯承心目中,俄語不僅僅是一種表意的,隨時可與自己的母語互換的符號,而且是尋覓俄羅斯文化軌跡,乃至革命科學軌跡的工具。

在軍旅中,劉伯承早以苦學勤讀、強記博聞而著名。在學習俄文時,他同樣有其獨特的方法。他形象地把語法當作“錢串子”,下功夫掌握俄國語言的規律。同時又把單詞比作零散的銅錢,日積月累,逐一聚集。在俄語中,“P”這個字母發音比較難,加上他的川東口音,念起來經常跑調。為了練好,練準“P”字的發音,他著實下了一番功夫,甚至在別人熄燈就寢後,還跑到走廊裡去練習。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他逐漸掌握了進入新的軍事學科大門的鑰匙。

1928年春天,劉伯承致函重慶舊友王爾常,曾詳細敘述了自。己初學俄文時的情形。他在信中寫道:“……餘年逾而立,初學外文,未行之時,陰儕皆以為慮。目睹蘇聯建國之初,尤患饑饉,今日已能餉我以牛奶麵包。每思川民菜色滿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餘鑽研主義,精通軍事,以報祖國之心。然不過外文一關,此志何由得達?!乃視文法如錢串,視生詞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佔之,不數月已能閱讀俄文書籍矣。”

曾和劉伯承一道留學的李修業教授回憶說:“劉伯承同志雖然年齡較長,加之視力欠佳,可是他比我們較年輕的同學用功得多,不但能嚴守學校所有的規章制度,而且還堅持起早鍛鍊(莫斯科冬天早上的氣溫大都在零下十五六度左右),我們常常發現他在我們去操場之前早已在那裡朗讀俄語,據他說,這樣第一不妨礙別人安寧,第二早上空氣新鮮,容易記憶,這是學習外語的好竅門。他除自備單詞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中寫滿生詞,直到完全記熟後才另換新詞。無論在哪裡,只要有一點時間就背誦單詞,甚至連上廁所的時間也不放過。認為如不背誦,就是浪費。有時一邊走路一邊看看左手上的單詞,星期日除洗澡外,他很少外出,幾乎整天在唸俄語。他常說,只有把俄語學好,才能自閱原文書籍,才能更多地學到東西,才能更快地充實自己。因此,他比我們學得較快較好’。

這是劉伯承苦鑽外文的真實記錄。的確,學會外文是學習軍事科學的前提,但要搞軍事翻譯還必須有堅實而深厚的軍事基礎。當時,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無疑是整個無產階級思想武庫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0年代到30年代,蘇聯翻譯了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英文著作。由於掌握了俄語這個工具,劉伯承得以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直接閱讀了列寧、斯大林的一些原著,其中包括許多軍事論著。同時。他還學習和研究了蘇聯紅軍的各種條令,有關司令部建設的現代軍隊組織指揮的知識,以及正規戰,游擊戰戰術,軍區和野戰部隊的建設等較為系統的軍事理論。在莫斯科的圖書館裡,他還廣泛涉獵了歐洲較為著名的軍事家——拿破崙、老毛奇、小毛奇、克勞塞維茨,庫圖佐夫等人的事蹟和論著,較充分地接觸了歐洲的戰爭歷史和西方軍事思想。這一切,都為他日後的軍事翻譯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緊張的學習和訓練之餘,學校還組織中國留學生到蘇聯歷史博物館、達爾文紀念館、列寧紀念堂和紅軍博物館以及其他地方參觀訪問。劉伯承自覺地把這些活動作為了解蘇聯歷史和學習俄國語言的極好機會。

1928年春天,他和同學們曾到列寧格勒旅行,參觀夏宮和冬宮,訪問十月革命的總指揮部——斯莫爾尼學校。瞻仰了列寧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以及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起義時的指揮部舊址。他聯繫自己參加領導瀘州、順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實際,認真學習列寧關於組織武裝起義的論述,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在冬宮裡,他還看到了大量中國的古董和珍寶,其中多是沙皇軍隊鎮壓義和團運動時從北京劫奪去的。這些史實,更促使劉伯承進行歷史的聯想和深入的思考。

在莫斯科的日子裡,高級步兵學校和其他學校的中國留學生經常相互往來,切磋學習體會,交流國內的各種信息,互相傾訴思念家鄉、思念親人之情。當時,吳玉章、葉劍英等在中山大學就讀,劉伯承便常去看望他們。遇到節假日,同學們也都彙集到劉伯承的住處聚一聚,暢談留學的收穫。有時還借他的特殊“供給證”打牙祭,或是到郊外野餐。伍修權曾回憶說:“早在1928年,我在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時就認識劉伯承同志。當時他在南昌起義部隊失敗後,來到蘇聯莫斯科留學。我在步校時每月有三十盧布津貼,我不抽菸,就用它去改善伙食,常在星期天去中國飯館,也就在那裡碰到劉伯承同志幾次。記得我們那時特別愛吃辣子雞下、炒肉片,都是中國風味。開飯館的中國人真有辦法,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到農村去搞到雞、肉、蛋和大米、我們知道他早已是川軍的將領,是把他當作前輩看待的。”

那時我國國內政局的動盪和蘇共黨內鬥爭的波動,對莫斯科城內的各派留學生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有的青年捲入到托洛茨基的渦流,有的青年投入到國民黨右派的懷抱,有的青年遠避“世俗”,飄流到英格蘭、美利堅去找安樂的去處。劉伯承面對這種形勢,總是以“大哥哥”的身份,闡明我黨的原則立場,抨擊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揭露託派的真面目,盡力團結國民黨和馮玉祥部的左派留學生,勸說他們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走革命的正道,爭取成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劉伯承的一言一行,對團結革命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些曾經徘徊的人變得堅定了。一些曾對我黨有成見和隔閡的人,逐漸理解了我黨的主張和政策,慢慢地靠攏到革命陣線一邊。在蘇聯軍事界的中國留學生中,大多數堅持信仰馬列主義,堅持進行革命。他們陸續回國以後,為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做出了巨大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