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節
總參謀長急了：“奧托·布勞恩同志再這麼幹下去，中國革命就會完蛋個球！”
1932年秋。
江西“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前線。國民黨軍隊“圍剿”前線指揮部，接到所屬通訊部門的報告：“我們的竊聽不靈了！共匪司令部出現外語通話，嘰哩狐啦的聽不清楚……請速派精幹的外語人材來。”
中央蘇區。紅軍前線司令部的一次通話記錄：
“喂！左權同志，我是伯承！”
“伯承同志，你好！”
“我在總參謀部，你那裡情況怎樣？”
“祝賀你擔任總參謀長。我們這裡的情況不太美妙，前線很緊張……”
“我下午就到你們那裡，再見！”
劉伯承和左權是在蘇聯留學時的同窗好友，他們一起回國，又先後到達蘇區。為著練習俄語和保密起見，他們聯絡經常運用俄語，在長征和抗日戰爭期間也是如此。
劉伯承擔任紅軍總參謀長是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之後。當時，反“圍剿”戰爭正處在最激烈的時候。用一句老話說是“受命於危難之際”。
如果算上南昌起義當參謀長的經歷，這已經是第二次出任總長了。
參謀部這一部門產生於16世紀至17世紀，它是隨著西歐一些大國的軍隊發展而設立的。古代中國的謀士、幕府也具有這類性質，但在作用上不大一樣。一般說來，總參謀部隸屬於最高統帥，是最高統帥部指揮作戰的主要工作機關，負責制定戰略計劃和指揮前線的軍隊。
當時，中央根據地的總參謀部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要協助軍委首長指揮反“圍剿”作戰，另一方面要負責整個紅軍部隊的軍事訓練，兵員補充，以及後勤供應等。此外，還要指導獨立部隊、地方部隊和游擊隊的行動。儘管總參的工作頭緒多，事務雜，劉伯承仍然主張從中國軍隊的實際出發，只用少數精幹的辦事人員，不搞龐大的參謀班子。他十分崇尚中國古代兵家用幕僚的傳統信條，即幕僚多，上勞下安；幕僚少，下勞上安。按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反倒無水吃。所以，在劉伯承主持的總參謀部裡，只有為數很少的參謀人員，且各司其職，指揮靈便，效率很高。
為著加強紅軍總司令部的建設，他一到任就拿來《蘇聯紅軍司令部野外勤務教令》，翻譯了有關章節，供機關使用。這是中國紅軍第一次借用蘇聯紅軍的條令來加強自身司令部的建設。
劉伯承在敘述司令部的使命和權責時指出，司令部就是首長實行指揮軍隊的機關，主要使命是：
“一、擬定戰鬥（戰役）的計劃和號令；
“二、組織關於保障首長能下適應情況之決心和順利實現此決心之方案。”
關於司令部在不同時期的工作內容，劉伯承作了以下介紹：
“司令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準備和多方保障當前的戰鬥（戰役）。此時，司令部工作最主要的內容是。
“一、應不斷獲取關於當前情況（預先適時、充分和確實收入情報）的消息；
“二、嚴密而多方地研究這些消息，以供司令者據此定下切合的情況最主要條件的決心；
“三、將情況報告師長（軍長）；
“四、依照首長的指示擬定給軍隊的命令和號令；
“五、與政治機關工作的聯繫；
“六、擬定給諸勤務保障戰鬥（戰役）一切需要的指示；
“七、組織通信聯絡以保障適時而確實地發出給諸軍隊諸勤務的一切命令及受領其報告；
“八、監察諸軍隊諸勤務遂行命令和號令。”
劉伯承認為，建立指揮員與司令部相互間的正確關係是司令部順利工作的首要條件。司令部應記著自己是首長指揮軍隊的機關。團指揮員也應記著。如司令部沒有正規的自發和寬廣的工作，就不能指揮軍隊。因為，司令部不應以為本身就是指揮的發動機。而指揮員則應保障司令部能遂行寬廣的、創造的、自發的工作。參謀長研究情況不是同首長執行一樣的工作，而是與之平行的，參謀長將所得情報報告給首長，或是立刻（如有重要意義時），或是定時的。參謀長作報告時，對蒐集到的情報，應加上自己的估計、判斷，然後提出意見，供首長最後決策作參考。
劉伯承任紅軍總參謀長時，正是急難之際，臨戰之時，剛建立的紅軍司令部又來不及制定一套章程。為著應付戰爭，劉伯承斷然採用“拿來主義”，結合中國的情形加以運用，使戰火逼迫下的紅軍司令部有章可循，職責分明，為保證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1932年冬，蔣介石連續三次“圍剿”紅軍遭到慘敗之後，又陸續調集五十萬兵力，並委何應欽為“剿共”總司令，分左、中、右三路，準備對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
當時，敵軍以蔡廷鍇為左路總指揮，指揮十九路軍的六個師又一個旅，向我閩西根據地進攻；以餘漢謀為右路總指揮，指揮在粵北、贛南粵軍六個多師，由南部向中央根據地進攻；中路軍以陳誠為總指揮，指揮十二個師，外加散佈在我根據地周圍各點的十三個師的雜牌軍配合。顯然，蔣介石的戰略意圖是以中路為主要突擊力量，左右兩路策應中路軍行動，向我黎川、泰寧、建寧、廣昌各點分進合擊，妄圖將我主力紅軍截斷在廣昌到建寧一線以北，決戰而消滅之，並乘機侵佔我新開闢的“建（寧）黎（川）泰（寧）根據地，爾後再伺機攻犯我中央根據地。
在紅軍方面，由於“左”傾路線領導者，剝奪了毛澤東的指揮權，所以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由周恩來和朱德指揮。周恩來和朱德仍然按照毛澤東誘敵深入的積極防禦方針、吸取歷次反“圍剿”作戰經驗，進行了周密部署和充分的準備。
在戰爭中，總參謀部是軍委首長實行指揮軍隊的指揮機關，總參謀長是軍委首長的助手，軍務繁雜，責任重大。但劉伯承始終抱住這樣一個觀念，就是站好自己的崗位，當好助手，即站在首長的“蔭影”裡面，根據軍委首長的意圖和決心組織作戰，處理和協調各個部門、各個部隊之間的關係。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一開始，劉伯承就隨同朱德、周恩來，始終在前線謀劃和協助指揮紅軍部隊作戰。在炮火連天，戰報紛呈的情況下，他仍爭分奪秒在戰壕裡擠出時間翻譯，以借鑑外軍的經驗，豐富自己的頭腦，為解決戰爭中最緊迫的問題提供參考資料。
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朱德、周恩來就是按照毛澤東實事求是的精神，根據山地戰鬥特點，採取機動靈活的方法調動敵人，打擊敵人的。當時，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軍團，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軍，及地方獨立部隊共約四萬餘人。劉伯承率作戰局、情報局負責人組成精幹的指揮機關，到前線協助朱德、周恩來，先後在東韶、洛口、大龍坪，以及霍源等地機動殲敵，接連挫敗蔣軍的進攻。隨後，紅軍指揮員又在草台崗一線打敗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第十一師，俘敵三千餘人，擊傷敵十一師師長肖乾。至此，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蔣介石在給其親信陳誠的手諭中，哀鳴道：“此次挫敗，悽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疼。”
作為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為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戰後，劉伯承到一軍團參加作戰總結會，表彰紅軍指戰員創造和運用中國山地戰術，以機動靈活、不怕犧牲的精神，給國民黨反動軍隊以沉重打擊。劉伯承高度評價說：“一軍團發揚了我軍機動作戰的特點，在決戰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如果就打仗來說，劉伯承的總參謀長是相當稱職的。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也在他的軍旅生涯中種下了一枚苦果。因為，他擔任總長有些“升”不逢時，那時，即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會議。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任弼時、顧作霖、鄧發等出席了會議。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這次會議的中心內容是總結軍事工作，確定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軍事方針。會上，“左”傾教條主義者指責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批評毛澤東在1932年春天反對紅軍攻打贛州等中心城市，主張向贛東北發展的正確意見，是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會議要求在敵人合圍之前，就去粉碎敵人的進攻，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毛澤東同“左”傾教條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然而，在這次會議上，“左”傾教條主義佔了上風，會議提出“由周恩來同志負戰爭領導總責，毛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會議結束前，周恩來從前線趕回寧都。他堅持要毛澤東在前方助理或由毛澤東負主持戰爭責任。會議雖然原則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但最後還是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批准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這次會議，使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進一步在紅軍中蔓延，再次排擠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
對於這次不尋常的人事變動，劉伯承曾以一個共產黨員坦誠的胸懷，多次作過歷史的回顧，他寫道：“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開始了上地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的統治。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綱領，汙衊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
劉伯承對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毛澤東、朱德是十分尊重、十分敬佩的。早在留學蘇聯時，他就明確表示過對井岡山的嚮往。同樣，毛澤東、朱德對劉伯承也是信賴的。遠在1929年中央準備調毛澤東、朱德去擔負領導工作時，毛澤東、朱德曾明確表示，如調朱、毛，請派劉伯承、惲代英來主持紅軍。雖然此事未能實現，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可是到了後來，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來了一個外國顧問，情形就複雜了。
1933年秋，蔣介石在前幾次“圍剿”失敗後，從各方面總結教訓，為新的“圍剿”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在籌集資金方面，蔣介石廢止作為國家金融基礎的銀圓流通，聚斂中央銀行的銀圓，代之以很快就貶值的紙幣，大肆搜刮民財。同時，蔣介石還搖尾乞憐，向各帝國主義列強乞討高額貸款。美國在短期內接連兩次貸款，金額高達九千萬美金。英國貸款二千五百萬英鎊。法國貸款四千萬金法郎。德國貸款四千萬馬克。各帝國主義還用最現代的武器裝備——新式大炮、裝甲車、速射武器、通訊設備，以及修築道路和構築堡壘的技術設施裝備蔣軍。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從各帝國主義國家請來幾百名軍事顧問，他們有的坐鎮南京出謀劃策，有的在廬山訓練團培訓“圍剿”戰骨幹。有的竄到國民黨軍各師、旅司令部，參與指揮“圍剿”作戰。如德國著名將領塞克特、法爾肯豪森、韋策爾、克里伯爾，美國空軍軍官林德伯格等等。
1933年10月間，蔣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調集百萬大軍，二百多架飛機，對紅軍發動空前猛烈的進攻，其中直接用於進剿中央根據地的兵力達到五十萬人。鑑於前幾次（圍剿”受挫的教訓，蔣介石更加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方針，在政治上進一步實行法西斯統治；在軍事上吸取各帝國主義的反動經驗，制定了“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企圖依託堡壘，逐步推進、壓縮我根據地，最後尋求紅軍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紅軍和摧毀中央根據地的目的。
在紅軍方面來說，中央根據地的主力紅軍和地方紅軍已擴大到八萬餘人，赤衛隊武器也有很大發展，根據地更加鞏固。而且，紅軍通過四次反“圍剿”作戰，積累了較豐富的戰爭經驗。如果有正確的軍事路線作指導，英勇的中國紅軍便有可能再次打破敵人的“圍剿”。
但令人失望的是，”左”傾路線的領導者，拒絕採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特別是在1933年10月，共產國際的一位軍事顧問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遂使反“圍剿”戰爭出現了更復雜、更嚴重的局面。
這位軍事顧問名叫奧托·布勞恩，到中國後化名李德。他原是奧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屬於德國統治的奧匈帝國，他參加德軍同沙皇俄國作戰，在一次戰鬥中，當了俄國的俘虜，被流放到西伯利亞。蘇聯十月革命以後，他參加蘇聯紅軍，因作戰勇敢，晉升為騎兵師的參謀長。1932年春，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比劉伯承晚兩期）畢業。由於李德學習成績優異，又通曉俄、德、英文，便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據李德自己回憶，他到東方的使命是：“在中國共產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對蔣介石反動政權的雙重鬥爭中，擔任軍事顧問。”
應該公正地說，共產國際的本意是為著指導和幫助中國革命。李德來華的初衷也是善意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對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採取了熱情歡迎的態度。當李德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劉伯承總參謀長很快為他選配了兩名出色的翻譯：伍修權和王智濤。這兩位同志多年在莫斯科留學，俄文基礎是紅軍中的佼佼者，在軍事方面也都是內行。伍修權負責作戰方面和李德出席中央各種會議時的翻譯；王智濤則負責軍事訓練方面的翻譯。伍修權曾在《我的歷程》一書中寫道：
“劉總參謀長告訴我，共產國際派到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已經到了瑞金。中央決定，調我去為他作翻譯。劉總參謀長說我的俄文比較好，完全可以勝任這項工作。他對工作又作了具體的交待，在保密問題上當時說得很嚴格，其實以後要求並沒有那麼嚴。當地軍民群眾都知道李德，我們也可以和別人接觸。劉伯承同志向我交待後，又親自領我和李德見了面，為我作了引見和介紹。這時李德已換上了我們紅軍服裝，樣子很嚴肅。當時我們認為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幫助我們革命，可能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因此開始對他還是很尊敬的。”
李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的確是神采飛揚，躊躇滿志。這位普魯士驕子是想通過幫助中國革命，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顯示自己的軍事才華。
他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立即與“左”傾路線領導者拉在一起。據李德自己口憶，他到達瑞金首府的當天晚上，博古和洛甫立即去拜訪了他。“博古和洛南向我簡明地介紹了中央蘇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形勢”，“當天晚上我們還規劃了一下我的工作範圍，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我們還完全一致地明確規定，我對政治領導不進行任何干涉。”
由於李德一腳陷入“左”傾路線的深坑，便不可避免地開始導演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悲劇。因為“左”傾路線領導者，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同志從實際出發運用外國經驗，努力發展革命游擊戰的主張，早就表示不滿，對主持總參謀部的劉伯承更嫌其礙手礙腳。但是，“左”傾領導者們對軍事完全外行，自己無能力指揮作戰，不敢貿然排擠掉劉伯承。此時，當李德這個真正的“洋包子”來到之後，“左”傾領導者便認為在政治上有了後台，軍事上有了靠山，慢慢就把劉伯承撇在一邊，將紅軍總參謀長架空起來。
李德在擔任我黨軍事顧問後，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他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卻下車伊始。亂髮議論。他不認真分析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而是一味地把歐洲軍事課本上對戰爭的處理辦法，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中央蘇區，進行瞎指揮。時為臨時中央總書記的博古，拱手將指揮大權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博古的支持，便完全排斥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同志的正確主張，變本加厲地推行軍事教條主義。在作戰方針上，他們先是盲目蠻幹，驅使紅軍跟強大的敵人硬拼，打所謂“正規戰”、“陣地戰”。繼而，又提出“以堡壘對堡壘”的消極防禦方針，分兵把口，處處設防，鼓吹“禦敵國門之外”。在作戰指揮上，李德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他獨自一人躲在“獨立房子”裡，憑著幾張地圖比比劃劃，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多是一些經年已久的草圖，與實地情形誤差較大。但他只憑比例尺量圖上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結果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困難。這些本來是李德的瞎指揮造成的，但他根本不承擔責任，反倒隨意訓斥和處分別人，甚至粗野地辱罵紅軍指戰員。上自朱總司令、下到一般工作人員和服務人員，幾乎都被他無理訓斥過。
在軍隊組成上，他盲目強調出身成份，對於工人幹部，不問其能力、經驗如何，把他們提到師、軍級的領導崗位上，而全不顧我們在農村絕沒有許多工人參加紅軍的實際事實。李德還想當然地提出，紅軍司令部的參謀，全部要換上成份好的大學生。劉伯承回答說：“我的天哪，你讓我到哪裡去找啊？”由此可見，李德脫離實際已經達到何等可笑的地步。
關於李德在中央蘇區指揮作戰的情形，伍修權曾有以下的描述：“我們當時的工作程序是：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送到“獨立房子’來。首先由我們翻譯成俄文，並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經他批閱提出相應的建議後，再由我們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根據情況重要性的程度，有的由周副主席自行處理，有的重大問題則由他提交軍委或政治局會議討論，然後仍由周恩來同志負責組織付諸實行。當時的中央領導也常到‘獨立房子’來，李德也常步行到軍委去。他也懂英語，周恩來同志可以用英語和他直接交談，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則用俄語和他交談。”
伍修權在回憶中還說：“李德在擔任我黨軍事顧問時，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他在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樣搬到我國，搬到蘇區，進行瞎指揮。當時適逢王明‘左’傾路線發展到頂峰，李德同他們倒是氣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時李德就是同博古談得來，他們談話不用翻譯，我們在另一屋聽得很清楚，兩人有說有笑，親熱得很。博古當時是臨時中央總書記，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作為總書記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作軍事顧問，兩人相互支持，正如中國古代成語所說的，‘相得益彰’。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他們完全剝奪了毛澤東同志對紅軍的指揮權，排斥了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主張，由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更拋棄了紅軍多年血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由李德一人呆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圖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等困難都不考慮，只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又常常不留餘地。這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鬥，以致難免吃敗仗。這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髮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
當時，朱德、周恩來一直在前線指揮作戰，這樣軍委的總參謀部的責任就更加重大。在決定紅軍命運的緊要關頭，在無數紅軍戰士的鮮血面前，劉伯承意識到自己應該站出來說話。然而，王明路線領導者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誰要公開維護正確路線，就要冒很大的風險。在此之前，劉伯承的多次提議，均被李德無理否決，甚至還遭到挖苦和譏諷。作為總參謀長的劉伯承，既要從政治上對革命的成敗負責，又得在組織上被迫受“左”傾路線領導者的瞎指揮，甚至要違心地服從命令，這正是他的為難之處。若干年後，劉伯承在回憶這一段歷史時，深有感慨地說：“那時候李德自以為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同‘左’傾路線領導人抱在一起，在軍事上以內行自居，在地圖上比比劃划來指揮戰爭，使革命遭到巨大損失。為了同李德進行鬥爭，真是傷透了腦筋呀，我的頭部本來就負過重傷，從那以後腦病時常發作，疼痛不已。”
面對這種情況，劉伯承堅持以筆作武器，在戎馬倥傯中一邊寫作，一邊翻譯，積極宣傳機動靈活的游擊戰，戳穿軍事教條主義的“西洋景”。此間，他選譯了蘇聯紅軍的權威性著作《合同戰術》中的有關章節，篇名為《任丹吉在（合同戰術）上所述襲敵後方的“穿襲”和游擊隊動作》。這篇譯文的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
由於當時蘇聯紅軍所面臨的情況和任務不同，游擊戰不佔主導地位，有關的論著也比較少。但為了找到某些根據，論證中國游擊戰的合法性、必要性，劉伯承有意找出蘇軍野戰條令的舊版本，專門從中挑選有關章節，譯出《蘇聯舊野外條令的游擊隊動作》，其筆鋒所至，處處顯示出譯者堅持實事求是，為我所用的思想光彩。他在譯者前言中，旗幟鮮明地寫道：
“蘇聯現行的《野外條令》沒有‘游擊隊動作’，而舊的則有之。我們為要供給游擊隊軍事動作的參考並補充前譯的‘游擊隊怎樣動作’起見，特把它翻譯出來。不過它是單純軍事動作，且與我們所處環境有些不同，還望讀者在實際動作中靈活地運用。”
顯然，劉伯承介紹蘇聯紅軍關於游擊戰的理論與實踐，目的是為了幫助中國紅軍指揮員瞭解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瞭解鬥爭形勢與歷史環境之間的辯證關係。通過譯文，人們可以看到，正規的蘇聯紅軍尚且重視游擊戰爭，研究游擊戰爭，說明游擊戰爭是一種正確的鬥爭形式，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早在1906年列寧就發表過《游擊戰爭》的長篇論文，闡述游擊戰爭的產生與發展，批評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游擊戰爭的錯誤論調。劉伯承的這些譯文，不僅對“左”傾領導者否定游擊戰是一個有力的回答，而且對於幫助紅軍戰士瞭解游擊戰爭的“合法性”，也是很有益處的。可是，掌握了大權的“左”傾路線領導者，根本聽不進劉伯承的正確意見，他們對這些軍事譯文視而不見，而且一意孤行，拿著無數紅軍戰士的鮮血去和裝備優勢、兵力眾多的敵人硬拼，搞所謂“短促突擊”的新戰術。
劉伯承的主張是我黨游擊戰思想的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得到黨內許多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的贊成。
自然，李德等人對劉伯承借題發揮的譯作和論文相當敏感。認為劉伯承是同上邊唱“反調”，是對軍事顧問的冒犯。但劉伯承譯之有據，論之有理，他們又難以正面反駁。
然而，“左”傾路線領導者對這些是不能容忍的。李德頤指氣使地告知中央軍委，說他要發表關於軍事方面的“獨特”見解，以統一紅軍的戰略戰術思想，並囑咐總參謀部替他取一個雅緻的中國筆名。想不到，轉來轉去，取筆名的差事又派到劉伯承身上。劉伯承素來氣量大，又機智詼諧，便應承下來。他先讓年輕的參謀們計議了一番，大家一時未拿出妥當的方案。後來，劉伯承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道：“就叫‘華夫’罷。”
參謀們忙問：“華夫”這兩個字作何解釋。劉伯承幽默地說：“這位顧問先生，最近不是要娶肖月華同志做妻子麼？！”
“是的。”參謀們不無憤懣地說：“這個顧問真不帶勁，到江西來才幾天？！每天有魚有肉有蛋吃，每月好幾條‘白金龍’的錫紙香菸，還不滿足？！”
一位年輕的同志補充道：“聽黨校的老表說，那邊反映很大，肖月華同志也是很不情願的，哭了好幾回。”
肖月華是一位年輕優秀的女游擊戰士。她出身於廣東大埔的貧苦農家，早在少年時就投身到彭湃領導的革命隊伍，對共產主義事業抱有堅定信心。當時，她在中央蘇區黨校學習，當聽到組織上安排的這件婚事時，一連哭了好幾個晚上。但肖月華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黨員，她知道組織上有難處，也是出於無奈，只好勉強答應下來。因為中國的風俗民情與歐洲相異，且當時的蘇區又處在艱苦的鬥爭環境，所以，顧問娶親這件事，在民族自尊感十分強烈的中國紅軍中一時議論紛紛。
劉伯承的傾向性是十分鮮明的。他鄭重地說：“奧托·布勞恩現在是肖月華同志的丈夫，他的筆名就叫‘華一夫’好了。”
參謀們聽了，連聲叫絕。
“華夫”二字，對於李德來說是很合適、很貼切的。以“華夫”作為筆名，對於盛氣凌人的“太上皇”來說，不無調侃之意。
幾十年以後，李德對這段往事似乎忘得一乾二淨，在洋洋二十萬言的《中國紀事》中，竟然隻字不提肖月華的名字。對於“華夫”二字，他卻藏藏掖掖地自我解嘲說：“我的中國名字叫李德：譯成中國文是姓李的德國人，有人用華夫，意思‘中國男人’來代替，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開始我的中國名字是李德，以及當時授與我而我不知道的筆名華夫；後來李德就從文件中消失了，僅僅留下了華夫。”
儘管李德不解其中三味，他仍然得意忘形地用“華夫”筆名，在《革命與戰爭》等刊物上，連篇累續地發表文章，貶低革命游擊戰，鼓吹“短促突擊”和以“堡壘”對“堡壘”的消極防禦戰略。
戰爭確實是無情的。當“左”傾路線領導者同李德等人頭腦膨脹的時候，紅軍卻一天天在減員，根據地一天天被蠶食，蔣軍一天天在深入。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左”傾路線“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擊的進攻，也不敢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
為了對革命戰爭負責，劉伯承又多次找到李德，對軍事教條主義提出了嚴肅的批評。然而，這——切努力都毫無效果。王明路線領導者照樣在高唱“不讓敵人侵佔寸土”！“勝利或死亡”！等拼命主義的口號。面對無數紅軍戰士的鮮血，面對這些頑固不化的軍事教條主義者，劉伯承憂心如焚。他負過重傷的頭部劇烈疼痛起來，終夜不能入寐。但他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繼續翻譯和撰寫論文，發出呼籲和吶喊，揭露王明路線領導者的愚昧和頑劣。
劉伯承關於游擊戰的指示和專論比譯文顯得更加犀利，更有戰鬥性，更有中國氣派。他時而翻譯，時而著文，邊作邊述，譯著結合，兩者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歷史證明，劉伯承在這一時期的譯文和論文是作為軍事教條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它對於幫助紅軍指戰員正確瞭解國外軍事科學，加深理解毛澤東遊擊思想，識破“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正由於此，劉伯承的譯文和論文對於“左”傾錯誤路線領導者來說，如芒在背，如鯁在喉。對此，劉伯承是很不以為然的。1934年5月間，劉伯承嚴肅地告誡李德：“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拼消耗的戰術，採取機動靈活的方針，根據地將會喪失，紅軍將會拼光，我們將變成千古罪人！”
李德是個十分驕橫的軍人，他的回答照例是大發一頓脾氣。最後，又以謾罵和嘲笑的口吻說：“你連一個參謀的水平都不如，虧你還進過伏龍芝軍事學院？！”
不幾天，劉伯承接到博古的通知，他被撤銷了紅軍總參謀長職務，下放到五軍團任參謀長。這是劉伯承從軍以來，第一次遭到罷免。也是在王明路線氾濫時期，繼毛澤東同志被解除軍權之後，又一名紅軍高級領導人遭到貶斥。
劉伯承雖然被王明路線領導者免去了總參謀長的職務，但是他並沒有放棄鬥爭。而是更加關心遊擊戰，總結游擊戰的經驗和教訓。在革命危急的關頭，他始終寄希望於游擊戰。在被罷免的幾個月裡，他寧可暫時把翻譯工作放在一邊，也要去專心研究游擊戰。因為在三年多的時間裡，他通過參加反“圍剿”戰爭的實踐，親身感受到毛澤東、朱德等同志創造的中國游擊戰，具有更深刻、更豐富的內容和廣闊的發展前景。1934年9月間，他認真研究了江西軍區、粵贛軍區，贛南軍區開展游擊戰情況，撰寫出《現在游擊隊穿過敵人封鎖線到他的後方開展游擊戰的幾個教訓》一文，指出：“游擊隊首長首先應是政治堅定、行動機警，善於游擊戰術的人，必須是有獨立自主創造蘇區及紅軍的決心。他認為游擊隊應到敵人後方廣泛爭取工農群眾，創造游擊區域，到艱險的環境中去新闢途徑，推進革命事業”。他主張在游擊隊活動區域建立和加強黨的組織，使游擊隊在其領導之下密切聯繫群眾工作，造成廣大群眾的遊擊活動。他還總結和歸納了許多機動靈活的、行之有效的游擊戰術，對中國革命軍事理論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可是，整個戰爭形勢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央紅軍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進行了英勇的奮戰。但終因“左”傾路線的領導者執行消極防禦路線，使這次反“圍剿”戰爭，遭到了失敗。劉伯承曾這樣回憶這段歷史：“紅軍在江西蘇區時，前幾次反‘圍剿’都有大預備隊，結果都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但第五次反‘圍剿’時，‘左’傾路線主張分兵把口，兩個拳頭打人，我們天天和外國人（指李德）吵嘴，就是沒有預備隊，結果反‘圍剿’失敗了，害得我們走了二萬五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