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節

真見鬼！“共軍”要變成“國軍”，“紅五星”要換成“青天白日”，那十年的仗，白打了？！紅軍的血，白流了？！

1937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個風雲變幻的歲月，用當時親歷者的話來說，“現在的年輕人想象不到，當時的年輕人接受不了！”

十年內戰，屍橫遍野，革命根據地被國軍洗劫，多少血案？多少人命？

紅軍長征，千辛萬苦，國軍圍追堵截，每一段路都是一場血戰，紅軍幾十萬人被折騰得只剩下三萬多人。多少血淚？多少深仇？

可在幾個月之間，“共軍”真真的要編成“國軍”，“紅五星”真真的要換成“青天白日”了。真叫人難以置信！

可這是千真萬確的！！！

誰叫這年頭是1937年呢？！

誰叫日本人把兩個冤家對頭擰到一塊兒呢？！

誰也別怪。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中國，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請看1937年9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援西軍在陝西省三原縣石橋鎮留下的一組歷史鏡頭：

清晨，濃雲滾滾，細雨濛濛。

新改編的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在此舉行抗日誓師大會。

8時左右，各路步兵、騎兵從四面八方準時彙集到閱兵場。閱兵場上黑壓壓、靜悄悄地排列著一萬三千餘名中華壯士。將士們悲壯而激昂，許多人流淚了。是啊，當了十多年的鐵桿紅軍，跟國軍血肉搏殺了十多個春秋，今天一下都要變成國軍，誰能想得開？！

前幾天，改編的消息一傳開，就在指戰員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對於這個陡突的轉彎，許多同志一下子適應不了，出現相當強烈的牴觸情緒。有的說：“蔣介石殺了我們多少同志、多少親人，這個仇能了嗎？”

有的說：“我寧願回家當農民，也不穿國民黨的軍裝，不戴青天白日帽徽！”

就連反正過來不久的原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心裡也憋著氣，紛紛議論說：“我們戴紅軍帽，腦殼還沒戴暖，現在又要摘下來，真不痛快。”

老天爺也彷彿悟到了壯士們的複雜情感，猛地颳起陣陣強風，潑下傾盆大雨，劈頭蓋腦地澆了下來。

劉伯承神情肅穆站在閱兵台上。

閱兵總指揮陳賡跑步上前報告：

“報告師長：隊伍集合完畢。……如此大雨，誓師大會是否順延一天？”

劉伯承堅定地說：“革命的人民軍隊，只能隨時隨地充分利用天候、地利去奪取勝利，不能讓風雨陰晴左右軍事行動的既定安排，何況我們今天是在民族危機、時不我待的緊急關頭，召開抗日誓師大會，大雨已經把我們打溼了，躲它還有啥子意思嘛！”

管它狂風暴雨，管它電閃雷鳴，一切照常進行！

是啊，如今國難當頭，多少土地被日寇踐踏，多少同胞被日寇欺凌，劉伯承心急如火，恨不能立刻殺上抗日前線，別說是颳風下雨，就是下刀子也擋不住這位愛國者的決心。

這時，警衛員給劉師長送來了雨衣，他用手一擺說：“你沒看見全師都淋著雨？我怎能穿著雨衣站在大家的面前呢？”全師指戰員見他在大雨中巍然挺立，也都抖擻精神，像雨中的青松一樣，一動不動地站立。

突然，嚎亮的軍號聲響了。陳賡以洪亮的聲音宣佈：“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抗日誓師大會開始。”

接著劉伯承師長髮表講話，他首先概述了抗日戰爭的當前形勢，然後說：“經過我們共產黨的努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我們要把祖國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現在大敵當前，國家民族危在旦夕，我們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抗日救國，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我們要把階級的仇恨埋在心裡，和國民黨合作抗日。從今天起，我們就是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九師。同志們！改變番號，只是個形式，我們人民軍隊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說完，劉伯承拿出軍帽，指著青天白日帽徽說：“這頂軍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們的心永遠是紅的。同志們！為了救國，暫時和紅軍帽告別吧！”

說罷，他率先把那頂軍帽戴在頭上，然後發出命令：“現在換帽子。”於是，全場將士一齊戴上了黃軍帽，把戴了多年的紅軍帽，小心翼翼地摺疊好，放進懷裡。

再往下，舉行了授旗儀式。授旗後，張浩主任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授紅軍十年紀念章。

劉師長及張浩主任、宋任窮副主任、李達參謀處長英武地驅馬閱兵，然後帶領全體指戰員宣誓，誓詞如下：

“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父母兄弟，姦汙我母妻姊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毀我們的耕具牲口；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只有抗戰到底！

為了抗日救國，我們已經奮鬥了六年，現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成功，我們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上前線去殺敵！我們擁護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全國抗日，服從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嚴守紀律，勇敢作戰，不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不把漢奸完全肅清，誓不回家！

我們是工農出身，不侵犯群眾一針一線，替民眾謀福利，對友軍要親愛，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犯民族利益，願受革命紀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責！謹此宣誓。”

劉伯承讀一句，大家複誦一句。那氣壯山河的聲音，久久迴盪在曠野的上空，激動著每一個人的心。劉師長磐石般地站在檢閱台上，雨水從他飽經風霜的雙頰流淌下來，他卻毫不介意，莊重的臉上漸漸泛起了慈祥的笑意。他那箭似的目光，穿過綿密的雨簾，彷彿看到了這些南征北戰的紅軍戰士們心裡掀起的洶湧波瀾。

風在吼，馬在嘶，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1937年9月30日，劉伯承親自率領一二九師指揮所和七六九團組成的先遣隊。從莊裡鎮出發，浩浩蕩蕩，東渡黃河，向晉東南抗日前線進發。開始了創建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新時期。

太行山位於晉冀豫三省邊界，高山連綿，地勢險要。南臨黃河，東接冀魯平原，是華北的戰略要地之一。

抗日戰爭一開始，黨中央毛主席就已估計到華北抗戰形勢必將日趨惡化，並預定在日寇深入山西時，以八路軍的三個師（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師），分別控制呂梁、五台、太行諸山脈，作為開展華北游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積蓄力量，堅持長期鬥爭的戰略基地。

面對窮兇極惡、野蠻殘暴、且又握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日本侵略者，劉伯承指揮部隊，大力開展游擊戰，接連不斷地取得了勝利。1937年10月19日，一二九師首戰陽明堡，劉伯承所部以一個營的兵力，夜襲日軍機場，僅用一小時激戰，便斃敵百餘名，焚燬日軍飛機二十四架，使日軍空中突擊力量一時處於癱瘓。

從10月25—28日，劉伯承又指揮部隊連續出擊，在山西平定縣附近的七亙村，連續兩次成功伏擊日寇輜重隊，共擊斃敵人四百多名，繳獲戰馬三百多匹。同時，使被圍困在榆關以南的國民黨第三軍千餘名官兵得到解救。

11月初，劉伯承又指揮七七一團在昔陽附近的黃崖底“重疊待伏”，第一天斃傷日軍一三五聯隊三百多人，繳戰馬二百餘匹。第三天，又和兄弟部隊一起殲滅日軍二十師團近千人，繳獲騾馬七百餘匹，步槍三百餘支。幾天後，七七一團再次和兄弟部隊一道，設伏於黃崖底附近的廣陽、戶封地區，給日寇以沉重打擊。

這一系列戰鬥的勝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戰勝的神話，打擊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鼓舞了全國抗日軍民。抗日名將劉伯承的威名也隨之傳遍海內外。

有人問致勝的謀略，有人問克敵的妙法。每當一位名將出現，必然會有諸如此類的轟動效應。當然，如果簡單地介紹某次戰鬥的勝利經過，某次戰役的經驗，可以令許多記者和傳播界人士滔滔不絕。然而，軍事專家們卻有另外的思路。筆者在採訪許多老將軍時，常常問到劉伯承的致勝謀略、克敵妙法之類的話題。他們總是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三言五語講不清的！”

的確，懂得讀詩的人，能品味到好詩的功夫在詩之外。懂得打仗的人，能體味到勝仗的奧秘在戰場之外。於是軍事研究者們搜尋到了劉伯承的“陣中日記”，洋洋數百萬字。其中，早在抗日出徵前夕，他就在自己的日記中記述道：“我想看的書：國際七次大會報告及決議。社會科學，辯證法，經濟學大綱，日本將如何進行戰爭。”由此可見，劉伯承所思之遠，所慮之深。

抗日戰爭一開始，他就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將進行理論創造的瞄準點，選在當前戰爭的急需上，直接地為軍隊作戰和教育訓練服務。當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戰爭環境的惡劣，我軍的軍事教材很不完備。如一二九師部隊用的戰術教材，是由十八集團軍總部頒發的。主要內容是講游擊隊動作和預定的戰術動作，以及戰前、戰後檢查的戰術結論。但是，這類教材，有許多缺陷，講具體戰術動作多，而沒有認真抓基本訓練，沒有系統地進行一般基本原則的戰術教育。劉伯承認為，今後應改進教育訓練方法，在教完具體戰術動作的應用教材之後，“就要有系統的進行基本原則的戰術教育。當然，在這裡必須抓緊當前戰鬥需要的重點而融匯貫通之。在基本原則的戰術教育上，此時還找不出切合我軍本身裝備編制的教材，不得已只好找蘇聯的《步兵戰鬥條令》、《野戰條令》、中國的《步兵操典》、《騎兵操典》、《迫擊炮操典》、《戰鬥綱要》、《陣中要務令》請書作底本。這些底本主要是借它的基本原則，來供我們本身的實際應用。我想，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把這幾本書帶在身邊，先發奮讀它一遍。如時間少，嫌多了，又只好找這些書的縮影或摘要的冊子來作教材。”

為著解決教材的不足，劉伯承在這裡又採取了“拿來主義”的辦法。只要抗日急需，不管是蘇聯的，國民黨的，甚至日本鬼子的，先統統拿來，然後逐步消化，為我所用。因為軍事教材、軍事知識同一切科學成果一樣，乃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無國界可分。誰學得更多，誰應用得最好，誰就能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劉伯承認為，“敵我鬥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比賽，而且是政治、經濟、文化全部力量的決鬥。不僅鬥力，更主要的是鬥智。我們必須經常兢兢業業地根據中央的方針，實事求是，發揚我們的戰鬥力，尤其是智力。”提高軍事智力的重要途徑就是學習、教育、訓練。為了這一目的，劉伯承千方百計地蒐集各國軍事教材和條令，或借、或找、或買，總之，想盡一切辦法。據《一二九師陣中日記》記載，1938年10月15日，鄧小平政委到延安開會。劉伯承在發往延安的電報中特別提示：“致小平：請在後方買書：《爆破教範》、《蘇聯爆破教範》、《火藥學》、《新步兵戰鬥條令》、《野外條令》、《騎兵操典》、《迫擊炮操典》、《陣中要務令》、《戰鬥綱要》。”鄧小平對軍事教育和翻譯工作也十分重視，千方百計購買了許多軍事書籍，熱情支持劉伯承的工作。

當時，講解蘇聯步兵戰鬥條令的小冊子有兩種，一種是郭化若寫的《戰術問答》，另一種是李德（就是那位軍事顧問，當時正在延安做些軍事翻譯工作）寫的《步兵戰術概則》。劉伯承積極向部隊推薦這兩種比較適用的編譯教材。他指示部隊，連排幹部可先用《戰術問答》，一面自學，一面教人，營團幹部可先學《步兵戰術概則》，同時用《戰術問答》教連排幹部和部隊進行演習、作業。“至於旅、師級幹部的研究，除先使用《步兵戰鬥條令》外，還要使用《野外條令》、《戰鬥綱要》和《陣中要務令》等。”他再三強調，為著早日爭取抗戰的勝利，“就要一步進一步地學習技術，以使戰術原則的見解一致和各部隊的動作協同。各部隊在實戰經驗中鍛鍊，要緊在抽出戰鬥時間中的休整時間，或輪班行動，騰出某部的休整時間，來進行教育和加強戰鬥力。這是要緊的事。長期抗戰，日益向勝利方向前進的抗戰，如不從軍事教育方面著手，要加速軍隊正規化的進度是不行的。”

1938年7月，在劉伯承的倡導下，一二九師部隊，自營以上單位，到各級指揮機關係統內，均設立了“軍事研究會”。各級政治機關係統內，設“政治文化研究會”。並且，由各級軍政首長兼任該級研究會主任，劉伯承親自擔任一二九師“軍事研究會”主任。

據史料記載，一二九師“軍事研究會”，是我軍最早成立的軍事學術團體之一。各級軍事研究會，分設戰術組、射擊與兵器組、工事與地形組、軍隊建設組。各研究會是輔助各該行政系統進行教育，以提高軍事、政治、文化水平而有社會性質的組織。

當時規定軍事研究會的職責是：

一、研究整理抗戰中的經驗教訓，編審本部隊、國內、國外的軍事教材；

二、預先指示幹部自修的題目及其材料，定期召集幹部討論這一題目，以達到教育幹部的目的；

三、將教育內容提出要點，訂出實施教育的方法，召集負責教育的幹部開教育準備會。

在劉伯承的親自主持下，“軍事研究會”的學術研究活動搞得生氣勃勃，很有成效。一二九師的廣大指戰員，從上至下都結合實戰戰例，認真總結抗擊日寇的經驗；各部隊結合練兵活動，探討游擊戰術；各類外語人材悉心蒐集外國軍事資料，翻譯介紹給部隊。“軍事研究會”還經常召開各種各樣的研討會，共同切磋軍事理論，研究戰勝日寇的各種方法。同時還因陋就簡，編髮各種軍事教材和外國軍事資料，等等。

1937年冬，在上海、太原相繼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開始進入一個嚴重的過渡階段。毛澤東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劉伯承根據我黨提出的堅持華北敵後游擊戰爭，鞏固抗日根據地的方針，集中全力培養中國現代游擊戰的鬥士。

劉伯承在進駐太行山以後，首先在遼縣開辦了著名的遊擊訓練班。他親自編寫游擊戰教材，翻譯外國軍事參考資料，登台向幹部講授，為抗日遊擊戰培養了許多精良的“種子”。當時在一二九師擔任參謀處長的李達清楚地記得：“在遼縣的時候，我們經常聽劉師長談游擊戰術，講如何汲取我國古代兵法和外國軍事學術精華，來豐富我們的游擊戰。”

在發掘古代兵法精髓和外國軍事精華的同時，劉伯承特別注意總結部隊參戰以來的游擊戰經驗和教訓，探討新的鬥爭形勢下開展游擊戰的規律。在遼縣的日子裡，劉伯承住在一間半窯洞式的房子裡，經常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聚精會神地伏案疾書，常常是通宵達旦，徹夜不眠。在短短的十個月當中，他以驚人的毅力撰寫和翻譯出一系列關於游擊戰的最新論著和譯作。

1937年11月28日，寫出《抗日遊擊隊四個基本任務》；

1937年12月7日，寫出《抗日自衛隊三個基本任務》；

1937年12月27日，寫出《擊退正太路敵人六路圍攻的戰術觀察》；

1938年3月，寫出《論游擊戰與運動戰》；

1938年7月19日，寫出《本師現在要確定或恢復的教育工作》；

1938年9月18日，譯出《遊擊主義的克服一摘譯（列寧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軍隊）》；

1938年10月29日，寫出《關於現在緊急動員中軍區的建設工作》、《我們在抗戰中的軍隊建設》等等。

劉伯承的這些論著和譯作，根據抗日戰爭的最新實踐，特別是陽明堡、七亙村、廣陽等幾次伏擊戰的最新戰鬥經驗，闡述了抗日遊擊戰的特點和規律，指明瞭抗戰中以游擊戰為主，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原則。這些著作和譯作的內容，比之劉伯承在上地革命時期關於游擊戰的著作和譯作，不論是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發展。這些著述與毛澤東同期的關於人民革命戰爭的論著一樣，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起了不可低估的指導作用。

1938年5月間，毛澤東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篇重要軍事著作。劉伯承和鄧小平馬上佈置師直機關和各部隊認真學習，貫徹執行。劉伯承曾在文章中高度評價說：毛澤東同志這兩篇重要著作，“有力的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闡明瞭持久戰的道理和游擊戰爭的重大戰略作用，並且英明地指出了中國取得抗戰最後勝利的道路。毛主席的這些指示，以無比的光輝，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方向。”

到1938年金秋時節，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正按照毛澤東的預料向前發展。

一二九師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團軍總部直接領導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開創根據地的工作。劉伯承一面命令各團以營或連為單位，進到平漢路、正太路沿線，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打擊繼續南犯的敵人；一面抽調大批幹部和一些連隊，組織了許多工作團和遊擊支隊，分散到太行山區的各地發動群眾。並且與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等進步的群眾組織和抗日武裝聯合起來，在晉東南地區開闢抗日新局面。冀西地區也成立了冀西遊擊隊。這幾支力量結合起來，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創建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晉東南和冀西的幾百萬人民動員起來了。工會、農會、青救會和抗日自衛隊在各地組織起來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權建立起來了。工人、農民和青年知識分子爭先恐後地加入抗日武裝，每一個城鎮和鄉村都出現了“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場面。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初具規模：北起正太、滄石路，南迄黃河之濱、東至津浦路，西抵同蒲路，全都在抗日軍民的俯瞰之中。太行山根據地的人口已達到兩千三百萬之多，抗日武裝力量也猛增到九萬五千五百人。與此同時，劉伯承和鄧小平指揮的一二九師部隊又先後取得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長樂村等一系列戰鬥的勝利，大量殲滅了日軍的有生力量，將日本侵略軍趕出了晉東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