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節
劉伯承過50大壽，讚美之詞不絕於耳，唯有鄧小平敢於直言，數落師長的“缺點”……
1942年，正是劉伯承誕辰50週年。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鬥爭進入空前殘酷的階段。中共中央為了表彰劉伯承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後軍民的士氣，決定在太行山舉行慶祝活動。劉伯承不願意為自己做壽，把12月4日的生日日期瞞起來。組織上沒有辦法，只好猜定12月16日。
1942年12月16日，其實這一天並不是劉伯承的生日，劉伯承的生日早已過去12天了。這一天，太行山上鑼鼓喧天，彩旗招展，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部賓客如雲，函電如雪。除本師各部隊、晉冀魯豫各軍區及其黨政領導機關均派代表參加之外，十八集團軍總部彭德懷副總司令、羅瑞卿主任、滕代遠參謀長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楊秀峰主席等領導同志，都親自參加了慶祝大會，發表了熱情的祝詞。大力讚揚抗戰5年以來，劉伯承師長率一二九師深入敵後的輝煌戰績。他們號召全師指戰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爭取兩年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報》公佈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為轉戰千里、威震幽燕的劉伯承將軍祝賀50壽辰的新聞。一二九師《戰場報》和《新華日報》（華北版）公佈了劉伯承將軍的略歷及其親筆題詞：“勉作布爾塞維克必須永遠與群眾站在一起”。
賀文、賀電如雪片般飛來。朱德總司令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文章說：“……護國、護法兩役，伯承同志雖然尚為青年軍人，但已以驍勇善戰、足智多謀，成為川中名將。在此複雜激烈的戰鬥中，表現出他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意志，堅持不懈。……十年蘇維埃運動中，伯承同志曾任軍委參謀長、紅大校長，襄助黨中央及軍委擘畫軍事，培植幹部。在紅軍萬里長征中，伯承同志指揮五軍團，有時任先遣，有時作殿後，所負任務，無不完成，尤以烏江、金沙江、大渡河諸役為著，更表現了艱苦卓絕，堅決執行命令的精神和軍事奇才。……而且在軍事理論上造詣很深，創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為國家不可多得的將材……”朱德總司令還揮筆題詩，遙祝劉伯承師長50壽辰：
戎馬生涯五十年，憑殲日寇鎮幽燕；
將軍猿臂依然健，還我山河任仔肩。
時為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將軍，以其秀美、雋永的律詩，奉獻於壽星：
其一
太行遊擊費糾纏，撐住平遼半壁山。
遍體彈痕餘隻眼，壽君高唱凱歌旋。
其二
細柳營中寂不譁，槍垣炮堵即吾家。
將軍五十人稱健，斬得倭酋不自誇。
遠在江南的新四軍代軍長陳毅也詩興大發，揮就《祝劉伯承將軍五十壽辰》賀詩一首：
將軍老益壯，戎馬三十年。
論兵新孫吳，守土古範韓。
苦學入夢寐，勞生歷艱難。
彈觸一目眇，槍傷遍體瘢。
鬥爭更堅決，冬青耐歲寒。
君在黃河北，我在淮泗南。
軍前專征伐，敵後拯黎元。
舉杯祝遠道，康強慎食眠。
早年同劉伯承一道追隨革命的老前輩吳玉章也偕同林伯渠共同致電祝賀：
“伯承同志，你率數十萬健兒，在敵後堅持了五年。常常出奇制勝，維護億兆人民，撐住半壁河山。恭逢五十壽辰，特致如下祝詞：
“敵後苦撐持，百戰英名驚日寇。
太行齊慶祝，萬家生佛拜將軍。”
這一天，還有楊尚昆、陸定一、張際春等許多領導幹部、抗日民主人士和群眾的祝賀詩文。其中，給劉伯承本人印象最深的，還數老搭檔鄧小平的賀文。文中不但讚揚了劉伯承的優秀品質和革命功績，而且如實地指出了劉伯承的缺點。文章中寫道：
“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自己的黨，是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優良品質，我們的伯承同志，不僅具備這些品質，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獻給了國家人民和自己的黨。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記了個人的生死、榮辱和健康，沒有一天停止過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擔任著最艱苦、最危險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萬難完成自己的任務。他為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負傷達九處之多，除了國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為黨的事業而工作，簡直忘記了一切，在整個革命過程中，樹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我同伯承同志認識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時我們都在江西中央蘇區。都參加了長征。而我們共事是在抗戰以後。五年來我們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塊，我們之間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關係是非常協調的。我們偶爾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做去。我們每每聽到某些同志對上下，對同級發生意氣之爭，遇事總認為自己對，人家不對，總想壓倒別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結果弄出錯誤，害黨誤事。假如這些同志以國家、人民和黨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不以個人榮譽、地位為出發點，那又怎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斷以這樣的精神去說服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對於自己的使命，是兢兢業業以求實現的。過去的事情不用談它，單以最近五年來說，奉命堅持敵後抗戰，遵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和黨的政策，未嘗逾越一步。他對上級命令和指示，從未粗枝大葉，總是讀了又讀，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適應自己的工作環境而加以實現。在實行中，且時時注意著檢查，務使貫徹‘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語。
伯承同志熱愛我們的同胞，每聞敵人姦淫燒殺的惡行，必憤慨形於顏色；聽到敵人抓壯了，便馬上寫出保護壯丁的指示；聽到敵人搶糧食，馬上考慮保護民食的方法；聽到敵人燒房子，馬上提倡挖窯洞，解決人民居住問題；聽到有同志不關心群眾利益，便馬上打電話或電報加以責備。還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駐村外面的道路被水沖壞，行人把麥田變成了道路，他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麥田得到了保全。這類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僅率領自己的部隊，從大小數千次的流血戰鬥中，來保護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體現著共產黨員熱愛國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熱愛自己的同志，對幹部總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期其進步。他和同志的談話時間很多，甚至發現，同志寫錯了一個字，也要幫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轉變和發展的幹部，何止萬千。
伯承同志是勤讀不倦的模範，他不僅重視理論的研究，尤其重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他常常指導同志們向下層、向群眾學習。他自己就是這樣作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這些不過是其中的一枝一葉。他的模範作用，他的道德修養，他的偉大貢獻，是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一一介紹的。”
最後，鄧小平寫道：
“假如有人問伯承同志有無缺點呢？我想只有一個，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讀書之外，沒有一點娛樂的生活。他沒有菸酒等不良嗜好，他不會下棋打球，閒時只有散散步、談談天。他常常批評自己，對於時間太‘勢利’了。難道果真這是他的缺點嗎？只能說是同志們對他健康的關心罷了。”
的確，劉伯承對時間是太“勢利”了。在抗戰五年中一二九師共作戰13115次，斃傷日偽軍114154人。戎馬倥傯，應付戰爭已經夠他忙的了。然而，作為一位深謀遠慮的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更懂得在戰爭中研究戰爭的極端重要性，他潛心鑽研軍事理論，並經常以下面的話來自勉：“勉作布爾什維克，要在執行黨的正確路線中把握當前具體情況實現之，要在危難中發揮頑強性，要在實踐中致力學業。”
在實踐中，劉伯承確實是這樣要求自己、鞭策自己的。1942年是敵後抗戰最頻繁、最殘酷的一年，劉伯承和鄧小平一道，指揮了一系列反“掃蕩”的戰鬥。這一年，也是劉伯承致力學業，在著述上獲得大豐收的一年。他連續寫出了《在太行軍區民兵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武裝工作隊初次出動到敵佔區的指示》、《太行軍區二月反“掃蕩”的軍事經驗教訓》、《關於二月反“掃蕩”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怎樣把政治攻勢變為物質的力量》、《太行軍區夏季反“掃蕩”的軍事總結》、《關於配合晉察冀反“掃蕩”和太行區本身反“掃蕩”的準備問題》、《在人民武裝幹部測驗大會上的講話》、們合同戰術）譯版序言》等等。與此同時，劉伯承還親自校譯了《合同戰術》（上部），翻譯了蘇軍的《軍隊建設》（內務條令），主持了增修《步兵戰術概則》一書的工作。
在抗戰最艱苦、最殘酷的時候，也是劉伯承在軍事著作和軍事翻譯方面取得長足進步的時期。尤其是他在軍事理論上的創造，更是引人注目、令敵膽寒。在反“掃蕩”作戰中，劉伯承提出了“利害變換線”思想，這是他制服日寇作戰的要訣和精華之一。
所謂“利害變換線”，簡單說來就是對於交戰雙方利、害兩種對立因素互相轉換的關節點。從時間角度而言，就是時機的轉換。劉伯承同志通常稱為用兵的“火色”、“火候”，從空間角度而言，即指作戰地域、地帶的轉換，或內線、外線，圈內、圈外的轉換等等。時間和空間的轉換是互相聯繫，不可分割的。
劉伯承認為，“利害變換線”不是軍事家們主觀臆造的產物，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敵我態勢的正確反映，在“利害變換線”上所顯示的利、害關係是十分清楚、明晰的。在抗日戰爭中，我處於內線作戰，與圍攻的敵人之間就存在著一條“利害變換線”。當敵人掌握主動權，有效地控制住這條線（即合擊圈）的時候，就處於有利的圍殲態勢，而我被圍攻的一方就有受害的可能。如我能在敵人合擊圖將攏未攏之前，乘敵之隙，突破敵人弱的一路，跳出圈（線）外，轉到外線作戰，內外線互相配合，夾擊敵人，使敵腹背受敵，即能化險為夷，變害為利。從戰術上看，能否把握住“利害變換線”，往往是反“掃蕩”作戰成敗的關鍵。從戰略上看，把握住“利害變換線”是使我軍由劣勢逐步轉換為優勢的重要環節。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利害變換線”則是戰爭力量競賽的聚焦點。所以，從根本上說，“利害變換線”是由雙方的軍力、財力決定的，是由雙方的戰略指導方針決定的。如抗日戰爭是中日雙方犬牙交錯的戰爭，總的態勢是敵強我弱。但日軍野蠻而兵力不足，中國正義且土地廣大，這就使各個戰場的”利害變換線”呈現複雜的狀況。劉伯承指出：“敵人規定戰略的傳統，是‘圓規劃法’，就是以某點為中心，用圓規劃一個圓圈來掠取的辦法。”這樣，敵我雙方的“利害變換線”，往往是無數合擊圈的周邊。敵人以“圈”套我，企圖逼我就範；而我則以“跳圈”戰術，避害趨利，爭取主動。如日寇對太行二分區的“掃蕩”，在32天中就施展了5次大的“鐵環合圍陣”，“經常東捕西捕，南田北圈，到後一個時候，則演成多數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個小目標，也是兩個以上的縱隊合擊。”殘酷的戰爭實踐證明“利害變換線”集中地、尖銳地反映了雙方的戰略意圖，戰役佈勢和每一個戰術行動的效應。“利害變換線”是利、害兩種因素轉換的關節。在這條“線”上，利、害兩種對立因素互相鬥爭，互相轉換。如果戰爭指導失誤，就有可能被敵圍殲；若能正確指導戰爭，便可趨利避害，克敵制勝。可見，“利害變換線”既是戰爭規律的客觀反映，又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戰爭中的生動體現。
在抗日戰爭中，劉伯承總結了日軍在“利害變換線”活動的一般規律，指出當日軍出動“掃蕩”，在未構成合擊圈（即“利害變換線”）時，派出兵力不等的兩三大股人馬，每股都使我們不能各個擊破。待收縮到狹小地域，則逐漸分成多數小股，構成合擊自，使其能互相策應。通常日軍又是以交通線為依託，實施向心合擊，企圖將我軍壓到合擊圈內。為防止我軍遺漏出圈，日軍又在一些轉移要道上設置兵力，進行封鎖，企圖趕我入網。在進行較大合擊時，日軍還派出飛機，進行所謂“立體合擊：，並進行燒殺掠搶，其瘋狂、殘酷空前未有。
但是，日軍在“利害變換線”的活動又受到許多限制，有其不可克服的弱點。如日軍是異族的正規軍，人馬運動，糧彈補給，以及防備我軍對交通的破襲，都很困難。各路大軍的協同動作，限時限地的機械進退，戰鬥分界線的嚴格劃分，束縛了各路的機動。這就給我軍留下許多可乘之隙。再者，日軍是以少兵臨大國，其魔爪越是深入我腹地、邊地，敵佔區就會相當空虛，時刻擔心被我軍襲擊。另外，敵人布成嚴整的合擊陣勢，是依事先的偵察而定的。如果我軍行動出其意料之外，敵陣勢必然錯亂，結果不是疲於奔命，便是四處捱打。
在敵強我弱，日寇頻頻發起的大規模“掃蕩”面前，怎樣趨利避害，掌握“利害變換線”上的主動權呢？劉伯承用兵的訣竅就是兩個字：“機動”！“尋求有利’的機動”！“求得有力的機動”！他精闢地指出：“毛主席的人民軍事學，是以無勝有，以少勝多，以劣勢勝優勢，因而就需要特別機動。”“在戰術上最值得發揚的就是‘英勇的機動’。‘機動’就是趨利避害的軍事行動。趨利要擴大到完全消滅敵人，避害要擴大到不遭受敵人絲毫意外的損害”。他還根據所屬部隊的特點和任務，提出在“利害變換線”活動的具體戰術要領，即游擊隊應儘可能地發揚靈活性，以突然襲擊消滅敵人為趨利，以避免敵人捕捉為避害。正規部隊則應發揚其運動的威力，以主動進攻與消滅敵人為趨利，以避免敵人突擊其弱點為避害。
在反“掃蕩”作戰中，劉伯承創造了一整套運用“利害變換線”，發揮我軍機動特長的巧妙戰法。概括地說來，有以下五點：
其一，“跳出圈外機動”。就是當敵人分進合擊大舉“掃蕩”的時候，我軍應抓住時機，看準合擊間隙，跳出“利害變換線”以外進行活動，奇襲敵佔區空虛的要點，破襲鐵路及其延長的補給線。更巧妙的是跟著合擊者的足踵，打擊其殘置的封鎖部隊，尾擊日寇。如1942年夏季反“掃蕩”，跳出圈外的機動部隊奇襲長治重鎮，燒敵飛機3架、汽車14輛、汽油庫正座、營房2座，摧毀了潞（城）、黎（城）公路補給線，並襲擊了日軍合擊部隊側背，給敵以沉重打擊。由此可見，機動是利害變換的關鍵，機動是趨利避害的行動。當然，機動只是消滅敵人的一個條件，本身不是消滅敵人。消滅敵人才是機動的本質。
其二，“圈內突圍與圈外接護協同一致進行。”當敵人從一方前進尚未構成合擊圈（利害變換線）之前，我即靠近薄弱之敵，以小部隊接敵偵察牽引敵人，以主力在有利地形佈置側面陣地進行伏擊，先施以短兵火力痛擊，然後乘混亂之際分遣撤出轉至外線。再以外線部隊夾敵作戰，使敵腹背受擊，餓困不安。
其三，“善於在兩敵接合部機動”。“利害變換線”是雙方互爭主動，以戰勝對方的關鍵。所以，在被合擊地域進行的鬥爭是“極複雜、極殘酷、極機動的鬥爭”。如當時在遼縣、林縣、平順、涉縣一帶，敵來我往，敵往我來，參差雜處，在“利害變換線”上甚至出現“煮一鍋飯敵我都吃，走一條路敵我相混的複雜狀況”。我軍指揮員膽大心細、機智靈活，採取機動的急襲、伏擊、襲擊、麻雀戰及其分造與集結交互實施之。進而插入敵接合部襲擾，造成兩敵誤會，使其自相殘殺，演出許多生動的活劇。日軍不得不哀嘆：“八路軍在佔領區如此滋蔓，實乃皇軍心腹之患。”
其四，選良機、看“火色”，轉到外翼殲敵。時間就是軍隊，這一名言在“利害變換線”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劉伯承的要訣是：“利害變換，毫不猶豫，看準火色，轉到外翼。”這裡的“看準火色”即是指要抓住利害變換的時機。在內線、外線配合作戰時，他更精確地指出：“這樣內外線夾擊敵人一路的良機，應選在敵人還未進到利害變換線上之前，或在其退出利害變換線之後。這種良機的選定，或取決於內線的部隊，或取決於外線的部隊，要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戰場情況，瞬息萬變，利與害，得與失，常常決定於一念之間，這就要求指揮員發揚“在敵我利害時機變換很快，而上級又無法及時指示的條件下，必須指揮我軍機斷行事的優良傳統”。
其五，故意示弱，誘敵以小利。在利害變換的問題上，中國古代軍事家主張：“趨諸侯者以利”。即是說，為了引誘諸侯前來就殲，就要先投以小利。劉伯承提出的“利害變換線”，充滿著唯物辯證法的光輝思想。在趨利避害的總原則下，他針對日寇的特點，常常拋出誘餌，使對方嚐點甜頭，然後給敵以致命打擊。
在廣闊的抗日戰場上，“利害變換線”成為我軍縱橫馳騁的天地，在劉伯承同志的指揮下，部隊創造了邊打邊誘，後衛誘敵等戰法。邊打邊誘就是在戰鬥中，由第一梯隊以少數兵力向敵“示弱”，使敵覺得有利可圖；第二梯隊則利用地形擺一個包圍的陣勢，候敵人跟第一梯隊追來，中我圈套，然後予以反擊。後衛誘敵則是先將本隊在適當地區埋伏起來，以待後衛尖兵引敵前來，再給予打擊。當然，在“利害變換線”附近誘敵以小利，必須十分周密，十分謹慎。“以前我們的慣語說‘誘敵深入’，乃是在游擊戰術上，把一路敵人誘引到伏擊圈套內的一種趨利的機動，並不是在正規軍內線戰役上，把幾路敵人放引到利害變換線內，成為不能避害的蠢舉。”
劉伯承關於“利害變換線”的論述，具體而生動地反映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這種理論上的創造，在劉伯承的著作中比比皆是。這說明，劉伯承在借鑑外國經驗的同時，絲毫也沒有放鬆總結中國人民軍隊自己的新戰法、新經驗。
看看這些，我們就可以瞭解到，劉伯承的全部業餘時間都用到學業上去了。在他戎馬一生中，除指揮千百次戰役、戰鬥之外，還有數以百萬字的學術論著和翻譯作品。難怪他的老搭檔——鄧小平政委要批評他對時間的過於“勢利”了。同時，我們從鄧小平給劉伯承指出“缺點”的文章中，不是更可以看到劉鄧之間的戰友深情麼。
無產階級革命歷史的進程，常常把一些本不相干的名字緊緊聯結在一起，組合成新的“名字”：馬恩、朱毛、劉鄧……
從抗戰初期開闢太行，到解放大西南，劉鄧兩人的確是珠聯壁合，並肩前進，共同導演了許多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劉鄧不可分”，一直是一二九師和“二野”部隊老同志流傳的佳話。
劉伯承久歷戎行，又是軍事首長，執掌兵機，精於謀略，勤奮著述，毫不懈怠。他年事較高，又僅有一隻視力微弱的左眼，行動上多有不便。為了照顧他的身體，保障他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圖謀大略，鄧小平總是力爭多做一些組織實施的具體工作，前方指揮，總是勇挑重擔，親自起草、簽發電報，親自值班把電話機，督促作戰方案的貫徹執行。
半個世紀以後，鄧小平還在悼念老“搭檔”的文章中深情地說：“我認識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蘇區。初次見面，他就給我留下忠厚、誠摯、和藹的深刻印象。我們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軍一二九師，一個師長，一個政治委員，以後在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前後共事十三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於與同志團結共事的高尚風格，在今天仍是我們領導幹部的表率。”
有一位“二野”的老同志曾經這樣描述“劉鄧”：劉師長給我們總的印象是對黨忠心耿耿，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熱愛人民，關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種慈父般的溫暖。小平政委在領導作風上的特點是決心果斷，乾脆，對幹部要求嚴格，並敢於批評；給人的印象，像個嚴師。這兩個人，一個慈父，一個嚴師，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加上作風正派，艱苦樸素，以身作則，給下邊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劉鄧兩位首長雖然一軍一政，各有所長，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全才；因此他們在軍政主作上常常口徑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凡是在一二九師師部工作時間較長的同志都知道，師部的工作，只要鄧政委表過態的，假如你去問劉師長時，劉一定說，“按鄧政委講的辦”；同樣，凡是劉師長表過態的，你去問鄧政委時，鄧也必定說，“按劉師長講的辦”。
當然，在閱歷、資望、氣質、風格上，劉鄧是不盡相同的。一個久歷戎行，一個從政多年；一個慈祥可親，一個嚴肅可敬；一個深謀遠慮，一個果斷幹練。就拿業餘愛好來說，兩人也是迥然而異的。劉伯承的業餘時間除去譯書和練習外語外，多是同部屬們閒聊說笑話，天文地理，風土人情，縱貫古今，無所不侃。說出來的笑話令人捧腹，又富有哲理，使人在談笑中受到啟迪，人稱“口頭娛樂家”。
鄧小平的業餘生活則比較豐富，或是在“梅花”、“方片”、“黑桃”、“紅桃”中鬥法，或是麻將城中擺方陣，或是捧讀羅曼·羅蘭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儘管如此，他們卻是一對密不可分的最佳搭檔。正因為他們兩個和衷共濟，默契配合，情同手足，所以麾下步調一致，號令暢達。不論是開闢太行山抗日根據地，還是日後挺進大別山，劉鄧大軍都能堅決地，並且創造性地執行黨的政治綱領和軍事戰略，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
劉鄧二人不但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最佳配合，而且在日常的生活裡也融洽如一家人了。據說，在1945年平漢戰役前夕，劉伯承、鄧小平住在涉縣赤岸村。那時，劉伯承的大兒子已7歲，取名劉太行，鄧小平的兒子兩歲了，還沒取名，因長得很胖，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餘，劉鄧兩家都在院裡休息聊天。鄧夫人卓琳說：“咱們孩子都兩歲了，總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長得瘦，就總叫瘦瘦？該取個名了！”鄧小平想了一下說：“我們也給他取個‘太行’吧，叫‘鄧太行’。”又一想說：“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兒子佔了我們的名字，你得給咱胖胖起個名！”劉伯承笑著說：“這是政委的事情，與司令員沒關係。”鄧政委說：“誰都知道劉鄧不分嘛！你就給起個吧！”劉司令員笑眯眯地答應說：“那好！”
劉伯承一邊把胖胖叫到跟前，一邊讓夫人汪榮華把桌子上寫的幾個字拿出來，說：“我剛才寫了‘樸實方正’4個字，這孩子生得正是樸實方正，叫個‘樸方’好不好？”大家聽後都異口同聲地說：“好！很好！就叫樸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說：“快！快謝謝伯伯。”在一旁玩耍的劉太行看見後，跑上前去，按著胖胖的頭向他爸爸行了個禮，引得滿院朗朗笑聲。從此，鄧樸方的名字就叫開了。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微妙的。劉鄧為什麼能成為密不可分的搭檔，軍政團結的楷模呢？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表白中得到答案。
劉伯承說，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我死後，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幾個字就心滿意足了。
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在幾十年革命生涯中他的個人命運可謂大波迭起，幾度浮沉，但他始終未改變初衷，以其對黨和人民的忠誠，令天下折服。
戰國時代的軍事家吳起有一名言：“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孟夫子亦有“夫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議。劉鄧大軍之所以能在艱難曲折的環境中，戰勝比自己強大許多倍的敵人，其最大的秘密，也是最公開的秘密就是這“人和”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