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節
中原逐鹿場，共軍大展鉗形攻勢。劉伯承斷言：“蔣某人是信基督教的，他在‘十字架’上死定了。”
1948年的爆竹聲伴隨著人民解放軍的進軍腳步聲，震撼著南京總統府的主人。曾經不可一世的蔣介石，被迫由全面防禦改為分區重點防禦，妄圖繼續堅守西北、東北、華東、華北和中原。標榜“民主、自由、人權”的美國大老闆，仍然十分慷慨地運來最新式的飛機、大炮、坦克等等。為了“民主、自由、人權”，該讓中國人殺個夠，為了在亞洲大陸普及西方“文明”，管它屍骨成山，血流成河。
中國人民有自己的選擇，有自己的文明與價值取向。中國人不會讓洋奴洋主騎在自己的頭上，即便是流血也要拼到底！
毛澤東英明地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
此時，雙方的戰略家們都把自己的聚焦點定在中國土地上一塊至關緊要的地域一中原。
中原，即中州，狹義地說是指今河南省一帶。自古以來，這一片土地是兵家的必爭之地。所以，當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大軍，俯視中原之際，朱德總司令特意託陳毅轉告說：“自古誰得中原，誰可得天下。取得東北、華北、再取得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國。中原戰士要了解自己光榮的崗位。”毛澤東高屋建瓴，一語破的地指出：“沒有中原軍的南下，東北、西北、華北的勝利是不可思議的。”
在全國戰局的棋盤上，中原是一枚極其重要的棋子。作為一個戰略方面軍的統帥，劉伯承深感自己責任的重大。他在1948年4月17日野戰軍幹部大會上講話時指出：“古人說，‘中原逐鹿’，現在中原就是逐鹿場。”他清楚地看到，當時晉冀魯豫區養了83萬軍隊，財政經濟極度困難，人民負擔非常沉重，經不住長期戰爭的消耗。中原區的任務是要將戰爭引至蔣管區，利用敵人的人力、物力，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並把這個區域變為向東、向南、向西進攻的基地。
從敵情來看，國民黨在全國有五個戰略集團，而在中原區方面就有顧祝同、白崇禧、張治中三大戰略集團，擺在劉鄧大軍面前的任務極其艱鉅、繁重。
從地形來看，中原區有三山（泰山、大別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漢）。我軍依託三山，逐鹿中原，有可能把長江、淮河、黃河、漢水變成我軍的內河，實現中原作戰的構想。劉伯承認為，就整個態勢而言，我中原軍有三個較好的戰場：一是沙河，二是豫西，三是豫陝鄂。其中以豫陝鄂為最好，因為這裡有伏牛山、武當山之依託，有桐柏、江漢的前進陣地，水寨較少，沒有大山，適於我軍部隊運動和作戰。而在敵人方面來說，因有漢水、長江、大巴山的障礙，軍隊運動頗為不便。
根據這些情形，劉伯承斷定我們的戰爭仍是人民戰爭，是面對點的戰爭。基本戰法是面對點線的鬥爭和鉗形進攻。作戰的基本方式是鉗形攻勢，分割包圍。具體打法是“夾其額，揪其尾，截其腰，置於死地而後已。”
依劉伯承所見，未來的中原大戰必將是千軍萬馬的角逐，是寬大的機動，大兵團作戰，其戰爭空間比任何時候都要廣闊，這一切，在中外戰爭史上都將是空前的。
面對如此寬大的戰場進行集團軍作戰，對人民解放軍是一個新的課題，各級指揮員大多既沒有受過這方面的專門訓練，也缺乏這種大規模戰役的實戰經驗，這就要求儘快提高全軍軍事學術水平，邊學邊用，以適應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身為中原解放軍統帥的劉伯承深深感到了肩上的重任，他把組織學習提到了與組織作戰同等重要的地位。
明智的軍事家認為，戰爭首先是在頭腦中、桌面上進行的，然後才是真槍實彈地拼殺。誰能首先在“寂靜的戰場”上取勝，誰就能抓住現實戰爭的主動權。因此，在佈置中原區任務和行動計劃的時候，劉伯承特別強調：“今後大兵團作戰必須提高學術，部隊要展開學習。學習應以毛主席十大軍事原則，及蘇聯《合同戰術》，美國《戰鬥綱要》為教材。但必須由實際出發，就是考慮敵我的裝備、編制、訓練、作戰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節、政治、經濟等，而求得辯證的學術。”
在運籌中原作戰方案的同時，劉伯承又結合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抓住了介紹世界最新軍事學術的新選題——編譯《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一書。
編譯是翻澤的一種形式，它與直接轉譯外文的翻譯、節譯有些不同。編譯是根據某部外文書稿，或綜合若干部書稿中的內容，由編譯者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重新組合，形成一部新的書稿或文章。也就是說，編譯稿源於外文書稿，但又不同於直譯或意譯，而是融進了編譯者的理解和某些創造性勞動的。
劉伯承編譯的《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一書，取材於蘇軍少將彭捷甫斯基的文章《圍攻的機動與戰爭經驗》。彭捷甫斯基的這篇文章刊載於1946年11月蘇聯軍備部的刊物《軍事見解》上。劉伯承認為彭氏的這篇文章總結了蘇聯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德國法西斯軍隊作戰的新鮮經驗，闡述了蘇聯紅軍戰略戰術思想的新發展，總結了蘇軍圍攻機動思想的要旨，很值得人民解放軍借鑑。劉伯承在說明編譯意圖時寫道：
“編譯的目的是供高級幹部學習毛澤東同志於1947年12月25日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的軍事原則與領會自己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作參考。讀者宜從自已經驗中去考證它的實質與結論，吸取其中用得著的東西，拒絕某些用不著的東西，更要發揚自己所特有的長期鍛煉出來的戰法，實事求是指導作戰。”
從這裡，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劉伯承進行翻譯工作時，比過去更加重視借鑑外國軍事經驗的“直接效應”，即更直接地針對當前戰爭實際，針對各級幹部的實際。在翻譯的文體上。也選擇了更能反映劉伯承本人思想的形式——編譯。因為這種形式可供編譯者思考的空間更廣闊，因而兼容性更大。
在“編譯後言”中，劉伯承開宗明義地論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特質”。文中寫道。
“如果說蘇軍有爭取戰爭全部勝利之目的，與依據斯大林的戰略原則而運用了圍攻的機動以殲滅敵人，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之目的，乃走向全國勝利，與毛澤東軍事原則是每戰必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之，兩者正是相同。然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實有它特出之點，即以裝備與兵數劣勢的軍隊對美帝國主義所裝備的蔣介石現代化軍隊作戰。由於我軍富有特殊的機動力，善於在耗散敵人之中，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捕捉敵人弱點而不斷圍殲之，所以能夠源源不絕地俘獲敵人的武器兵員以補充自己和強化自己。這就是毛澤東軍事原則所獨有的特質，而應為我們所把握以戰勝蔣介石的。”
在闡述我軍的圍攻與敵人之間的關係時，劉伯承認為：“我軍的圍攻，有在敵人進攻與退卻中實施的，也有在它駐止與守備時實施的，就敵情說來，是一打必固守，特別是其疏開隊形深怕我軍鉗形突擊割裂成塊，遂縮成一團布成環陣防禦，以待一面或幾面的援兵。現在敵人在其發動內戰兩週年內，被我全國人民解放軍殲滅了二百六十餘萬之多，縱有若干補充，其數量、質量也日趨衰弱。特別是在我軍堅持了大別山之後，又有攻克洛陽、開封等中原重鎮的大勝利，使蔣介石中原重兵逐漸陷於僵局。於是他在邊地孤立的戰略要點及時突圍逃跑者日多，其不能突圍逃走者，竟有犧牲守備軍隊而不增援的，但其飛機增援卻是到處都有的。就地形說來，我們有在山地圍攻的，也有在平原圍攻的。凡地形地物尤其是水網城寨之類足資防守者，都被敵人用來構築工事頑強防守、這裡就向我們提出了在圍攻之前的敵情判斷與地形判斷的問題。”
在敵情判斷、地形判斷與決心問題上，劉伯承從敵我雙方的情況出發，提出瞭如下見解：
“當圍攻戰役準備之前，對於敵情必須蒐集與研究必要的材料而判斷之。預見到敵人在被圍攻時它將如何佈防，弱點何在。特別是有無外援，如有外援可能，將以某些兵力，如何來援，何時可到。這一有無外援問題，必須細心思索清楚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對比著看相互的關係、構成正確的判斷。我軍或只圍殲守敵，或先圍殲其援敵再及守敵，或只圍殲援敵全部或一部，都是以此判斷為標準，而定下決心，部署兵力。同時，對這一戰役所在的地形，必須結合敵我態勢及互相影響的行動，一併加以研究而判斷之。一假使我們對敵情地形判斷正確，善於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又善於利用地形，隱蔽合圍，對準敵人之弱點，實施突然的鉗形突擊，就容易收到殲敵之效。”
劉伯承的上述見解，確是人民解放軍克敵制勝的要訣。其中，編譯者提到的“善於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善於利用地形”、“對準敵之弱點”等，更是我軍作戰經驗的精華。
劉伯承從解放戰爭的戰場實際和現代戰爭的發展趨勢，清楚地看到合圍鉗形攻勢，必須各部隊協同動作，其關鍵在“合圍與割裂”。
他指出：“由於我軍善於寬大的機動，捕擊敵人弱點，所以戰役的圍攻較易完成。但無論是陣地戰或機動戰，尤其是在機動戰中，各部隊必須根據作戰基本命令與具體情況，機斷行事，協伺動作，才能合圍與殲滅敵人合圍就是防止敵人突圍逃走，割裂才能各個殲滅敵人。割裂必須判斷敵人防禦體系，尋求其弱點（如敵人接合部、突出部、指揮部，展開態勢的間隙、縱長隊形與便於我軍接近和割裂的地形之類），運用絕對優勢的兵力與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鉗形突擊，而使兩個突擊方向會合於一點。如此不斷地割裂敵人成塊，而各個殲滅之。就是圍攻戰鬥的要旨。割裂自突破敵人防禦正面開始，必須從突破口透入縱深，貫穿到底；又必須從突破口分向兩翼卷擊，擴大突破正面。以肢解其防禦體系。因此，主要突擊方向必須有強大的兵力，作縱深的梯次配備，以便適時機動，擴張戰果。”“這裡是說圍攻在主要突擊方向以兩個突擊隊施行向心會合的鉗形突擊。至於在兩個突擊地段的中間地帶及其他地帶上活動的諸軍隊，則作輔助進攻的鉗形突擊，或扼守要點防禦，或實施佯動。無論怎樣，這些軍隊都應從各方面同時動作，尤其是從各方面同時施行向心的突擊，足以使敵人四面受敵，無法使用預備隊或從某處抽兵實行抵抗或突圍。在敵人可能突圍的方向，須適應情況作誘伏，或待伏或作封鎖的佈置。”
鑑於我軍在實戰中逐步建立起一些新的兵種，劉伯承提出了各兵種在突破割裂敵人時的協同動作。他寫道：
“敵人在我圍攻時，常情其炮兵火力，堅固陣地和飛機轟炸，掙扎待援。如果我們善於利用遮蔽地形與黑暗天候接近敵人，實行近距離的合圍戰鬥；如果我們善於抓住敵人陣勢的弱點，選定容易割裂而又能互相策應的諸突破口，實行向心會合的鉗形突擊；如果我們善於在突破中運用炮兵的抵近射擊，工兵的連續爆破、以支援步兵機敏的割裂突擊，不使敵人封閉突破口，或後縮組成環陣防禦，則圍殲敵人可以減少傷亡，縮短時間。預定的突破口一經突破，後續部隊即應向縱深挺進，同時在突破口構築工事扼守起來，並分向左右兩翼卷擊，擴大突破正面，以便友鄰乘此擴張戰果。突破正面的寬度，應依據兵力，火力的強度如何來決定。總之，突破正面越寬，則敵人慾封閉突破口也越難；突破越深，則後續部隊向縱深挺進與分向突破口的兩翼卷擊，越能發揮其效能。”
上述劉伯承關於合圍鉗形攻勢的論述，確實是中國軍事理論上的創見，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沃土上培育出的奇葩。在6年前，當八路軍還在用游擊戰爭對抗日本鬼子的時候，劉伯承就校譯了《合同戰術》（上部和下部）。那時，有些人認為“合同戰術”這一套離我們太遠了，派不上用場。曾幾何時，“合同戰術＂已成為人民解放戰爭中的普及項目了。到1948年中原逐鹿時，劉伯承所談到的“合圍鉗形攻勢”已屬於更高層次——邱戰役範圍內的問題。這充分說明，戰爭在發展，軍事理論也在發展，對幹部的軍事學術教育也必須隨之跟進，甚至要走到戰爭的前頭。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歐洲戰場上的許多可資借鑑的經驗，只有通過軍事翻譯的載體，才能陸續傳到“孫子”的故鄉。而這些經驗，尤其是蘇聯紅軍對德國法西斯軍隊實施合圍的經驗，對正在實施中原大戰的人民解放軍來說是大有用場的。如斯大林格勒會戰，在實施戰役的第5天就完成了合圍，參加合圍的蘇軍西南方面軍、頓河方面軍、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將德軍22個師的部隊團團圍住，最後予以全殲。又如明斯克戰役，蘇軍以波羅的海沿岸第一方面軍，白俄羅斯第一、二、三方面軍，只用了11天的時間就對德軍20個兵團實施了包圍，最後經過7晝夜的激戰，全殲德軍。這些戰例和蘇軍的作戰經驗，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很及時，很寶貴的。
劉伯承結合我軍實際進一步指出：“當戰略上需要我們奪取大城市的今天，我們在攻克洛陽、濰縣、開封諸戰役中，曾見到敵人在這些大城市的現代築城如何防禦，而我們從中開始學會如何攻克它，並以此作為進一步（必須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就一般戰術說來，敵人依託城牆、壕溝、高堡、地堡及其他副防禦等組織火網，成為步兵突擊的障礙物。為支援步兵起見，我炮兵火力主要是對這些障礙物實施近距離的點射。尤其是九二式步兵炮、戰防炮等小火力隊隨伴步兵前進，常能一彈一堡，炮不虛發。如敵人縮到狹小地域組成環陣防禦時，我炮兵應組成交叉火力，支援步兵從四面向心突擊，此時各方突擊動作必須協同一致，不得參差零亂。工兵應在炮兵，機關槍火力掩護之下，對步兵預定突破口的某一障礙物進行連續爆炸。步兵在突擊時，應由爆炸組、作業組和突擊組三者結合，編為小型的突擊隊而梯次配備之，以便輪番突進。這些突擊隊在炮兵、機關槍火力與爆炸掩護之下，或作連續突擊，或作躍進突擊。躍進突擊即是利用敵火停頓之際從幾個堡壘之間隙透過到縱深進行突擊。這樣可以同時奪取幾個堡壘，使敵人防禦體系很快地陷於支離破碎”
由此可見，軍事翻譯的確是連接中國軍事和外國軍事的“橋樑”，這座“橋樑”可以不受國界等時空條件的限制，一直通達到每個“陣中讀都的心靈深處，開闊他們的眼界，觸發他們的思維，更新他們的觀念，挖掘他們的潛能。
劉伯承編譯的《蘇軍的合圍鉗形攻勢》一書。總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進行圍攻戰役的經驗：
劉伯承認為，蘇軍進攻戰役中對敵人實施圍攻的含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而引起這些變化的主要因素有兩個。第一個基本因素是蘇軍戰爭的目的在於爭取全部勝利。因此，圍攻戰役的規模增大，足以殲滅敵人戰略的基幹軍隊。第二個基本因素是斯大林戰略原則在圍攻戰役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劉伯承在這裡用了“特質”一詞，他認為蘇軍根據斯大林的戰略原則運用現代裝備的強大兵力進行圍攻戰役，其表現的“特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預備強大的突擊兵力。蘇軍的集團軍與方面軍都預備有強大的突擊兵力，所以能從幾個點上迅速突破敵人防禦正面而同時從兩側背施行縱深的包圍，使敵無可逃遁。
二是有戰役的快速兵團。蘇軍以坦克、飛機、騎兵等組成戰役的快速兵團，使它們在戰役進程中發揮其快速力，以造成圍攻敵人大軍的條件。
三是採用縱深機動的樣式。蘇軍在戰術上、戰役上和戰略上都不是採用線的樣式，而是採用縱深機動的樣式。
四是圍攻的軍隊在戰役上獲得有力的保障。對進行圍攻的軍隊在戰役上必須給以有力的保障。如以兵力的—部分防備敵人突圍逃走，而另一部分則防備敵人預備隊從外面來增援，蘇軍在進行圍攻戰役時始終如此。
五是圍攻軍隊的戰鬥隊形是堅強的。蘇軍認為圍攻軍隊的戰鬥隊形必須強化，才能適應戰役的進展。
六是割裂被圍之敵。蘇軍特別推崇以鉗形的突擊將被圍的敵軍割裂成為幾塊，以便於各個殲滅。例如在斯大栩格勒，在柯爾松、舍夫欽科，在白俄羅斯，在亞石、棲生涅夫，在布達佩斯，在柏林諸戰役中，由於蘇軍善於運用和發揮各兵種的威力，對被圍的德國部隊施行摧毀的突擊，使德軍的幾十個師被一一殲滅。
劉伯承從研究蘇德戰爭中的若干戰例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軍在與德軍作戰中，將圍攻的機動作為戰役的基本樣式，用以代替從前的機動樣式。
在這裡，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戰役機動樣式的含義。所謂戰役機動樣式，是指在進攻戰役中粉碎敵軍集團的方式的一個軍事術語。一般說來，戰役機動樣式有翼側突擊，分割突擊，在一個或幾個方向上的正面突擊，對敵軍集團的戰役迂迴和包圍，以合圍和消滅敵軍為目的的向心突擊，以把敵人逼向難以通過的障礙地區為目的的突擊等。從蘇德戰爭中可以看出，蘇聯紅軍按照斯大林的戰略原則，將圍攻的機動作為戰役的基本樣式，這是蘇軍戰役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對國際軍事界有相當的影響。
為此，劉伯承根據彭捷甫斯基的論點，著重歸納和闡述了蘇軍圍攻機動的含義。指出：圍攻機動的樣式，就是對某一敵軍的後方及它與鄰敵之間期聯絡完全割斷，施行合圍攻擊，以期完全殲滅之。
照劉伯承的看法，蘇軍的圍攻區分為戰役的和戰術的兩種：戰役的圍攻，是由組織戰役的聯合軍司令部所組成的機動，其目的在割斷敵人大軍的後方及它與鄰敵之間的聯絡，而後合圍殲敵。戰役圍攻不過是造成便於殲滅敵人的條件而已，所以必須將戰役圍攻轉變為戰術圍攻，對敵人實行割裂，使它成為幾塊而各個殲滅之。在對敵人大軍進行戰役的圍攻時，必須進行戰役的割裂，以便於戰術的圍攻。由此可見，戰役的圍攻必須轉變為戰術的圍攻；而戰術圍攻必須完全肅清所圍之敵，才能達到圍攻最終的目的。
劉伯承指出：“由此看來，殲滅所圍敵人的戰鬥指揮，主要是把敵人兵力逐步割裂為各個集群，而壓縮之於狹小地域，以炮火發射有組織的交叉火力支援步兵衝鋒殲滅之。自然，在現代的戰鬥和戰役的條件之下，如欲殲滅所圍之敵，必須以空軍的突擊配合地面軍隊的行動。”這一段話，劉伯承稱之為“圍殲敵人的戰鬥指揮要旨”。
那麼，圍攻的機動適合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實施呢？劉伯承認為，圍攻的機動可以實施於任何情況之下。即，既可以實施於突破敵人綿理的防禦陣地之後，也可以實施於戰役的進行過程之中。
同時，劉伯承認為，圍攻的機動要利用以下最有利的條件：
“第一，進攻者處在包圍的態勢。如果進攻者的正面處在包圍敵人的態勢，則便於合圍施行向心會合的鉗形突擊；
“第二，敵人處於難於機動的地區。在敵人的後方或某一翼側有巨大的天然障礙（江湖、沼澤、森林、斷崖之類）之時，則我軍可以從一方或幾方突擊，壓迫該敵向此類障礙地區退卻即行合圍；
“第三，敵人據守一地。敵人固守某一要點，甚至在合圍威脅之下也不打算退走，當然這是容易合圍的；
“第四，快速兵團挺進追擊攔住敵人退路。如敵人被擊潰實行退卻，而進攻者還有強有力的快速兵團，則即使用之實施挺進的平行追擊，超過敵人，攔住退路，構成合圍。縱使該敵還有預備隊，然而由於他的正面已被擊潰，也不能組織抵抗。”
劉伯承還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綜合分析了蘇軍在衛國戰爭中一些未能合圍成功的教訓，找出了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由於圍攻兵力少。快速部隊也弱，空軍也小，不能合圍，所以不能封鎖敵人。二是沒有從各方面向縱深同時施行突擊，而只是在創造戰役圍攻的條件之下，曾突擊了敵人，並未從其他地段同時進攻，這就便利敵人在其未被進攻的地段抽出兵力和使用預備隊進行突圍的機動。三是在敵人可能突圍的方向沒有派兵控制要點，以致敵人逃走。其實此種要點在合圍之初，就要派兵控制起來以保障合圍的成功，一待後續部隊到達時，就此發動進攻，把戰役推向前進。四是隻限於合圍敵人而不割裂殲滅。對被圍之敵，既未加以割裂成塊，更未實行各個殲滅，給敵人造成了突圍的可能。”
為此，劉伯承十分重視集團軍與方面軍在圍攻機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蘇聯衛國戰爭歷史證明：當對敵人正面進行圍攻機動之時，通常是以一般的聯合軍進行的。如果單靠集團軍獨立地行動，在戰術和戰役上不同友鄰軍隊、快速兵團、飛行隊等取得密切的協同動作，是不能合圍敵人大軍的、因為現代化戰役的規模大，各技術兵種組成複雜，除步兵外，還有坦克的、機械化的、摩托化的各軍、兵種等，這樣就決定了戰爭自始至終都是機動戰爭，其戰役必然發展為大規模、高速度、遠縱深。以殲滅的戰役和戰術的樣式實施之。
所以，“方面軍應成為戰役的聯合軍，而適於實施進攻大敵的戰役。進攻戰役的組成通常是先由一般兵團突破敵人正面，而以快速兵團插進此突破口挺入縱深；爾後一般兵團一面向縱深繼續突擊，另一面則分向突破口兩翼卷擊以擴大突破口。由此可見，一般集團軍、快速兵團（坦克的、機械化的）和飛行隊等在進攻戰役（主要方向的）中，只能成為組成戰役聯合軍的各個因素，而方面軍才能成為整個戰役的聯合軍。現代的方面軍是能以自己的力量圍攻敵人戰役的集團的、然而欲圍殲敵人戰略的集團，則又不能不由諸方面軍共同進行之。例如，斯大林格勒戰役使用了三個方面軍，亞石、棲生涅夫戰役使用了兩個方面軍，白俄羅斯戰役使用了三個方面軍，布達佩斯戰役使用了兩個方面軍之類。這些戰役所獲的成果，確是遠超出了戰役勝利的範圍，而成為戰略的勝利了。”
最後，劉伯承運用無產階級軍事理論的基本觀點，對蘇軍的合圍鉗形攻勢，作了如下簡潔的表述：
“其一，先進的軍事理論和現實條件一致。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唯有蘇軍戰鬥的活動，根據了最先進的、吻合於現代兵器之可能性的軍事理論，才能經常完成圍攻大敵的機動。圍攻正是造成殲滅敵人生動力量及其技術兵器的極好條件。蘇軍在如此堅決的戰役樣式中而能達成如此巨大的規模、技巧及其戰果，不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了最多最好的現代化軍隊），而且在過去戰史上也找不出一個能如此圍攻大敵的例子。
“其二，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進行圍攻戰役。蘇軍戰鬥經驗的啟示，不但戰役的樣式而且戰役的內容都證明了在任何情況中，就是說在進攻、追擊和反攻中，都可以圍攻大敵。
“其三，圍攻一定成為典型的機動。蘇軍戰鬥動作的經驗、完全駁倒了不正確的論點，即所謂‘圍攻戰役的機動，乃屬於不常有之事’。事實證明：以善於運用現代兵器性能的軍隊，且在現代戰爭的條件（機動的性質、殲敵的目的）之下，應將圍攻戰役的機動作為典型的機動。
“現代的戰爭對於技術兵器給了大力的推動，新式武器出世了，其中許多武器都表現出其發展的前途。第二次現代的戰爭對於技術兵器給了大力的推動，大戰的經驗和技術兵器發展的趨勢。曾預示：將來的戰爭仍然帶著機動的性質，而以全殲敵人的目的施行之。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圍攻的機動無論在戰術上或戰役上都必然會普遍運用的。如果蘇軍單在1944年一年之內就實行了十多個圍攻戰役，殲滅敵人達一百六十個師之多，那末，這樣的圍攻戰役在兵器不斷發展且可以普遍進行圍攻機動的將來，其規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劉伯承的軍事譯文，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使我軍在緊張，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得以借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外軍經驗，這不僅對人民解放軍完成對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最後決戰有直接幫助，而且對發展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理論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實踐中，劉伯承創造性地應用了合圍鉗形攻勢的理論。
在劉伯承看來，“合圍鉗形攻勢”雖然是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展起來的軍事理論，但它並不是什麼神秘之物，而是從戰爭實踐中產生，普遍被世界各國許多軍事家所瞭解的戰役、戰術通則。早在19世紀50年代，恩格斯在論述“神聖同盟”對法國的戰爭問題時，就提到過“神聖同盟”在制定奪取巴黎的作戰計劃時，就是在地圖上以巴黎為圓心，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離（約70德里，步兵14天的行程）為半徑劃出一個圓弧，採取沿弧線運動的分進合擊戰法。在我國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在對根據地進行“掃蕩”作戰和對國民黨軍作戰時，就分別採用“鐵壁合圍”，“鐵腳合圍”之類的戰法。劉伯承稱其對根據地的“掃蕩”為“圓規劃法”。“就是以某點為中心，用圓規劃一個圓圈來掠取的辦法。”這也是一種合圍的方式。1948年6月5日，劉伯承在河南南陽彰新莊中原軍區高級幹部會上講話指出：“我們作戰的基本方式是鉗形攻勢，分割包圍。但是要因現實情況而有不同。情況是辯證的，我們的方法也是辯證的。”這就是說，劉鄧大軍所創造的鉗形攻勢戰法是從中國的戰爭實際出發，有中國軍事特色的作戰基本方式。
然而，由於當時幹部的文化水平和軍事理論水平較低，有相當一部分指揮員，對我軍的“合圍鉗形攻勢”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人雖親身參加打過不少勝仗，卻弄不清楚打勝仗的原因，對我軍的戰法說不明、道不白，甚至發問說：為什麼劉鄧大軍在上黨、平漢兩個戰役中，能一下把五萬多國民黨軍消滅得乾乾淨淨呢？
劉伯承一語破的，明確地回答說：“因為我們的攻勢是鉗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敵人牛抵角，最多也不過把敵人打退而已。”這就是說，在我國自衛戰爭一開始，劉伯承和鄧小平就率先採用了“鉗形攻勢”，而且運用自如。克敵制勝，很有自己的特色。
早在1946年11月4日，劉伯承就在濮縣白衣閣團以上幹部會上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中，介紹了我軍運用“合圍鉗形攻勢”戰法的獨特性。他指出：“我們的隊形和一般書本規定不同，我們是根據毛主席所指示的戰術原則規定的，因而有它的獨特之處。按照最新的條令規定，戰鬥隊形有突破、包圍、迂迴、合圍等幾種。但是我們既然是以五倍以至六倍的兵力對敵一部，那就不能把書本的東西看成是一成不變的。我們是以大打小，吃敵二塊，各種隊形都用。有突破、包圍、迂迴、合擊，對敵形成一種真正的大合擊。怎樣合擊？錐形攻勢。大家回憶，我們幾次的作戰都是鉗形。”
“鉗形攻勢包括突破、包圍、迂迴。橫寬的突破口多，當打開突破口的時候，各路的第一梯隊不為敵人的戰鬥警戒部隊所迷惑，主要是乘破竹之勢，直透敵人心臟，割裂、撕毀敵人的防禦體系，使其互不聯繫；而第二梯隊則在突破口左右卷擊而擴之，掩護主力之進入，至於殘留側背之敵，亦由第二梯隊肅清之，如此則可獲全勝。”
前面已經提到的上黨之戰，是自衛戰爭中對國民黨軍的首戰，也是我軍成功運用鉗形合圍攻勢的第一個漂亮戰役。緊接著是平漢戰役，也是採用鉗形合圍攻勢，“待敵脫離築城地帶時，全軍東西實行鉗擊，並於敵人潰敗時，在其退路上兜擊，側重打擊其指揮機關，割碎其部署體系，予以各個殲滅。”劉伯承在總結平漢戰役的經驗中，專門闡述了中國鉗形合圍攻勢的特點，他生動而形象地指出：“按一般戰術原則說，要大量消滅敵人，必須是合擊（合圍）與聚殲，但為了容易消滅敵人，又必須將整個敵人防禦配系割裂幾塊，才便於我以優勢兵力對敵人的劣勢兵力實行各個合擊，以求達到各個消滅的目的。即使只是消滅一個營一個團也比擊潰一個師毫無所獲好得多。這是我軍戰術特點必須發揮的。對於各個敵人的消滅來說，也必須是合擊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合擊，才容易達到消滅的目的。就是說要把核桃打碎來吃，不要啃整個核桃，囫圇吞棗是無法下嚥與消化的。”
劉伯承借用外軍經驗，是為了加深各級指揮員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解，加深對人民解放軍自身革命戰爭經驗的認識，藉以提高廣大指揮員的軍事學術水平，從而運用到指導中原大戰和全國解放戰爭中去。
在劉伯承編譯《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的時候，逐鹿之戰已經在廣袤的中原大地上全面展開。從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人民解放軍在豫、鄂、皖各省縱橫穿插，進行大規模游擊戰爭，形成了對蔣軍構成極大威脅的“品”字形陣勢——劉鄧大軍在長江北岸依託大別山，陳毅、粟裕大軍在豫東依託泰山，陳賡、謝富治兵團在豫西依託伏牛山。接著，從1948年5月，中共中央根據戰略形勢的發展，和協調中原各解放區及地方武裝部隊的行動，適時成立了中原軍區（下轄七個軍區），任命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司令員，從此，晉冀魯豫野戰軍改名為中原野戰軍。
中原野戰軍組建以後，三支大軍會師中原，展開寬大機動，實施分遣與集結的運動戰。並配合以陣地戰，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威武雄壯的人民戰爭活劇。從1948年春末到初秋，劉伯承和鄧小平同志，又出色地指揮了宛西、宛東、襄樊等戰役，並配合華東野戰軍在豫東發動開封、睢杞等戰役，共殲滅蔣軍近6萬人。其中，被朱德總司令譽之為“小型模範戰役”的襄樊戰役，最好地體現了劉伯承“合圍鉗形攻勢”的戰術思想。
位於中原地區漢水流域中段的襄樊地區，處於川陝鄂三省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奪佔襄樊後，不僅能斬斷華中國民黨軍與其西北軍隊的聯繫，有力地配合華東野戰軍在豫東戰場的行動，而且可以直接威脅武漢三鎮，進而南渡長江，西入四川。
這年7月間（也就是《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一書出版的時候）劉伯承令所屬第六縱隊，桐柏軍區主力部隊及陝南第十二旅向襄樊城發動進攻。襄樊包括襄陽、樊城兩處。襄陽位於漢水南岸，三面環水，一面靠山，北與樊城隔水相望，又互為依託；南有羊祐山、真武山、琵琶山、虎頭山、鳳凰山等，群山連綿，山勢險峻，向北可瞰制襄樊全城。向西、向南又可控制公路交通，為襄樊南側的天然屏障。蔣介石是把襄樊看作他“漢水防線”樞紐的，而漢水防線又是連接“長江防線”和“大巴山防線”的樞紐；守住這個地方，可以防止解放軍南渡長江或西出漢水進入川陝。所以蔣介石把他的親信康澤派到了襄樊來當綏靖區司令兼綏靖公署主任。
康澤是個臭名昭著的大特務頭子，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中將軍銜。蔣介石派康澤去德國向法西斯特務學習鎮壓人民的本領。康澤學成回國後，網羅了一批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子弟，組成別動隊，專門對付蘇區人民，殺害了無數革命志士。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又叫康澤組織三青團，繼續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活動。康澤的雙手沾滿了革命同志和勞苦大眾的鮮血。
康澤在襄陽設防上，襲用歷史上“守襄必先守住南山”的舊例，在南山制高點構築大量堡壘、據點、工事，並在交通要道及開闊地帶密佈地雷，構成堅固防禦體系。康澤吹噓“襄陽防禦，固若金湯”。
早在1948年6月5日，劉伯承在中原軍區高幹會議上，根據全國的戰略形勢，結合中原軍區的任務，透徹地分析了敵我雙方情況，定下了進行老（河口）襄戰役的決心。劉伯承說，敵人對我們中原區有兩怕，一怕我們過江，二怕我們入川；在敵華東顧祝同、華中白崇禧、西北張治中三大集團的聯合防線上，漢水區域是他最大的弱點：這裡既可以渡江，又可以入川，而且是敵人無法彌合的結合部；我軍據有老襄，不但可以隔斷白崇禧和張治中的聯繫，有力地配合華野的作戰行動，而且可以進而變漢水為我解放區的內河，為建立渡江、入川的戰略進攻基地打下良好基礎……劉司令員有條有理的分析和堅定熱烈的情緒，極大地鼓舞了參加會議的各縱隊首長，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拿下老襄，用新的勝利向建黨27週年獻禮！
e月正3日，中原野戰軍司令部下達了老襄戰役作戰命令，決心於6月下旬攻取老襄。然而時隔一天，華東野戰軍根據敵情變化，決定立即發起開封戰役。為了阻敵北援開封，配合華野作戰，劉、鄧首長決定老襄戰役暫緩進行，調中野第一、二、三、四縱隊和華野第十縱隊開赴平漢路東、鉗制敵整編第十八軍（即胡璉兵團），阻敵吳紹周兵團北上。同時留下中野第六縱隊於河南新野地區待命。
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是1945年11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太行軍區部隊的一部分。縱隊下轄第十六、十七、十八旅，每個旅都有紅軍老部隊的基礎。第六縱隊成立後，一直是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的主力，跟隨劉、鄧首長轉戰華北和中原，參加了定陶、滑縣、巨金魚、魯西南、挺進大別山、宛西、宛東等著名戰役，是一支有著光榮傳統的英雄部隊。當時，縱隊司令員是王近山、政治委員是杜義德。
第六縱隊的指戰員一看兄弟部隊都上了戰場，只有自己留下來待命，都著了急，紛紛向劉、鄧首長請戰。劉司令員卻回電報說，要部隊好好休息。大家一時還弄不清這是為什麼，但都堅信：劉、鄧首長的安排錯不了！於是一面養精蓄銳，一面苦練殺敵本領。
其實，這正是一招謀深計遠的好棋。第六縱隊留在新野地區，就好比劉、鄧首長預伏的一支奇兵，向東可馳援平漢，向南可襲佔老襄。無論敵情怎樣變化，都逃不出劉、鄧首長的手心。
果然，當我軍華野外線兵團於6月25日發起睢杞戰役，把敵區壽年兵團5萬多人裝進口袋之時，蔣介石、白崇禧慌了手腳，急忙調集兵力增援豫東，原在汝南、駐馬店的胡璉兵團和吳紹周兵團奉調北上。蔣介石、白崇禧認為我中原野戰軍主力已開豫東，必無力攻取襄樊，又把駐南陽地區的楊子才兵團東調確山以為後應。他們哪裡想得到，我軍正要伺機攻取襄樊呢！
劉伯承見襄樊之敵已呈孤立無援之勢，便令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統一指揮中野第六縱隊和陝南、桐柏軍區部隊，在江漢軍區部隊（負責阻援）配合下，立即發起襄樊戰役。
老河口和谷城，隔漢水相望，位於襄樊西北130多里處，和襄樊互為犄角之勢。康澤手裡有川軍3個旅9個團和地方部隊3個保安團。他派第一六三旅旅長率兩個固守老河口和谷城，自己帶著其餘的人馬固守襄樊。
怎樣才能打好這一仗？王宏坤司令員思忖著：我軍參加戰役的部隊共14個團，兵力比敵人略多一些，武器卻不行；如果同時攻擊老河口、襄樊的敵人，沒有必勝把握……只有先集中力量攻取老河口和谷城，再傾全力對付襄樊的敵人，才比較地有把握！……劉、鄧首長很快就批准了王宏坤司令員的計劃，並強調要保持戰役行動的突然性和隱蔽性，攻敵不備。
7月2日凌晨，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從河南新野地區出發，迅速隱蔽地向老河口撲去。當時正是南方的雨季，天氣悶熱多雨，我軍裝備又差，沒有雨衣而鞋，每人只發三尺油布遮蓋武器和揹包；也沒有車輛，部隊用的彈藥給養主要是靠人背馬馱，每個人都要負重好幾十斤。在這種情況下，一天要走幾十裡甚至上百里路，當然是很艱苦的，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那時又很少有公路，走的多是土路，一到雨季就滿是泥濘，一不小心陷到泥坑裡，腳都拔不出來。幹部戰士們頂著風雨，踏著泥濘，從新野到老河口150多里路，20幾個小時就趕到了。有的戰士的鞋子被爛泥沾掉了，來不及拔出來，就光著腳繼續走；有的戰士扭傷了腳或是腳打了泡，照樣跟著部隊前進。大家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前進！前進！趕到老河口，抓住一六三（旅）！”
我軍走得快，敵人逃得也快。我軍離老河口還有好幾十里路呢，守老河口的敵第四八七團就棄城逃往谷城了。我第六縱隊2日晚上趕到老河口，發現敵人已逃至谷城，便馬不停蹄地西渡漢水向谷城追擊。第二天晚上，當我第六縱隊追到谷城以北地區時，敵第一六三旅再次棄谷城向襄陽逃竄，但這回他們卻沒有逃脫被殲滅的命運。敵人做夢也沒有想到，我陝南軍區第十二旅已從鄂西北的均縣，以神奇的動作東進100多里，插到了他們的屁股後面，佔領了谷城以南的老君山。在我第六縱隊和陝南軍區第十二旅的南北夾擊之下，南逃的敵第一六三旅第四八八團和第四八七團的一個營全部被殲。與此同時，桐柏軍區第三分區部隊（共2個團）也於7月2日奔襲老河口、樊城之間的太平店，全殲守敵一個連；接著迅速渡過漢水，於3日在太平店對岸的白虎山，截住並殲滅了敵第一六三旅輜重營。這樣，康澤的看家本錢就有六分之一被我軍報銷了。
我軍以迅猛的動作襲佔了老河口、谷城，殲滅了敵第一六三旅主力後，又日夜兼程，沿漢水直下東南，合圍了襄樊的敵人。
襄陽是座歷史悠久的古城。早在周朝時期，襄陽的城郭就已初具規模；明朝初年，朱元璋又在這裡修築了東、西、南三面的舊城。襄陽城依山傍水，形勢十分險要：東、北兩面為漢水環抱，山勢陡險，易守難攻，虎頭山、羊祐山、鳳凰山等，恰似架架屏風，從南面拱衛著全城；只有西門外的琵琶山、真武山腳下沿漢水有一狹窄走廊可通往城內。因此，素有“鐵打的襄陽”之稱。兵家歷來認為：奪襄陽必先取南山；山存則城在，山失則城亡。
康澤當了襄樊綏靖區司令以後，為了保住這座城池，花了不少力氣來加強襄陽城防。他依託有利地形，在城內、外修築了大量工事。緊靠城牆有兩道深三米，寬七八米的外壕，壕內壕外佈滿了鐵絲網、鹿砦等障礙物；城周圍和城南的大山上修了許多碉堡、交通溝，所有的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開闊地帶都埋上了地雷……為了防止我軍接近城垣，康澤還燒光了城關四周的所有村莊、民房……站在城西的萬山之頂向東望去，只見江水滔滔，煙霧茫茫，襄陽周圍數不清有多少敵人的明堡暗道、地雷障礙。
康澤把他的主力第一○四旅放在南門，並分亞個固守南山高地；第一六四旅1個固守西門；第一六三旅1個團守西門外各要點，旅部率兩個團守樊城。康澤自恃地形險要，工事堅固，滿以為可以憑險據守，與共軍周旋了。
劉鄧部隊直接指揮攻城的是第六縱隊王近山司令員和杜義德政委。根據地形和敵人佈防的特點，又估計敵位於江漢地區的第七師第一七二旅可能北援，襄陽之敵也有可能南逃，我軍開始還是沿用過去的慣例：先包圍襄陽，斷敵水陸通道，攻佔城南高地，爾後依山攻城。如敵第一七二旅來援，則先打援敵，爾後攻城。7月6日晚，桐柏軍區第二十八旅從北面圍住了樊城，江南各部隊也完成了對襄陽的包圍，攻佔了尖山、扁山、石匠山等前哨據點。第六縱隊第十八旅還襲佔了南漳，並向襄陽以南的宜城推進。康澤一見襄樊被圍，便發電報向蔣介石、白崇禧求援。而蔣、白二人一則是無兵可派，二來也覺得共軍兵力不足，裝備又差，沒有多少大炮。襄陽地形有利，工事堅固，便回電令康澤“依山固守，耗其兵力，爭取時間，等待援兵”。
見敵人沒有增援的跡象，王近山司令員便決定對襄陽發起攻擊。7日，第六縱隊第十七旅在攻克萬山後，協同陝南軍區第十二旅向敵人的主陣地虎頭山發起了攻擊，桐柏軍區第三分區部隊同時攻擊鐵帽山。康澤見我軍攻勢很猛，恐怕陣地不保，便下命令向我軍施放毒氣。那時我軍還沒有裝備防毒面具，也沒有經驗，不知道怎樣防護。只見炸開的毒氣彈冒出股股濃煙，同時發出刺鼻的氣味。戰士們一吸進去、就氣喘咳嗽，四肢無力，心裡發慌，再也沒有力氣堅持戰鬥了……就這樣，這次攻擊沒有成功。
攻擊失利後，王近山司令員便命令暫緩攻擊，和其他幾位縱隊首長在萬山的指揮所裡商量對策。幾位縱隊首長緊鎖雙眉，有的叉著腰在棚子裡來回走動，有的在地圖前苦苦思索……一個多小時過去了，王近山司令員的眉頭漸漸舒展開來。他輕輕地舒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再攻山就中了敵人的詭計了！如果我們逐個和敵人去爭這些山頭，不但代價太大，而且會拖延時間。”說罷他端起茶缸，呷了一口水，大聲說道：“根據敵情和地形，我們完全可以東西對進，夾擊襄陽！”他兩手一充，作了一個“掐”的手勢：“我們只要攻下城西的幾個小山，就可以開始攻城。虎頭山、羊祐山等敵人的主陣地可以不去管它。守山之敵兵力不多，估計在我們攻城時不敢下山來打我們，山上和城裡的火力也不能有效地封鎖我們。這樣，我們就可以避開敵人堅固設防的城南高地，直戳敵人的要害，縮短攻城時間，減少傷亡……”說完，他立即召集攻城部隊的旅長們上萬山頂去看地形。
此刻，王近山司令員正在萬山頂上用望遠鏡觀察著襄陽周圍的地形。過了一會兒，他放下望遠鏡，充滿信心地笑著說：“哈哈，康澤馬上就要落到我們手裡了！”看到有幾位旅長流露出詢問的目光，王司令員向大家講了他自己的想法：“……我們要打破自古以來奪襄陽必先奪山的慣例，運用毛主席的戰略戰術，靈活機動，針對敵人的弱點，採用劉司令員的‘掏心戰法’，以便保存我們的有生力量去攻城！”說完，王司令員又徵求了大家的意見。很快，一個新的攻城計劃形成了：第六縱隊從西面主攻，沿琵琶山、真武山腳下的走廊直逼西門；陝南軍區第十二旅插到東關，配合第六縱隊鉗擊襄陽；桐柏軍區第二十八旅繼續圍攻樊城；桐柏軍區第三分區部隊佯攻南山，迷惑敵人……最後，王近山司令員指著聳立在群山之中的羊枯山和虎頭山，自信地說：“留著它，讓它看著我們攻城。讓康澤把這些大山當包袱揹著吧！”
劉伯承當即批准了這一新的作戰計劃，並命令參戰部隊要英勇頑強，“不許顧慮傷亡，不準講價錢，以求徹底勝利”。
要實現這個新的作戰計劃，必須首先攻破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門外鐵佛寺這三道關口……敵人也必定要拼命死守這三關……讓哪個部隊去完成這個艱鉅而又重要的任務呢？第六縱隊的首長思考再三，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李德生旅長指揮的第十七旅。
1986年，李德生將軍就任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在最高軍事學府的課堂上，筆者有幸多次聆聽李將軍的戰史報告。關於打襄陽，活捉康澤一段，自然是最精彩的篇章。當年，他接受了奪取三關的任務以後，立刻組織團、營指揮員會前沿看地形，研究戰鬥方案，還深入連隊宣傳鼓動，一遍又一遍地檢查戰前的準備工作。大家紛紛表示決心：克服一切困難。不怕流血犧牲，堅決劈開三關，解放襄陽活捉康澤！全旅還普遍開展了殺敵立功競賽和軍事民主活動。
李德生的殺手鋼是攻堅。他屬下的第四十九團三營爭到了攻打琵琶山的任務，七連又把突擊隊爭到了手。7月9日黃昏，攻打琵琶山的戰鬥打響了。陝南軍區第十二旅和桐柏軍區第三分區部隊首先在東面和南面發起了進攻，吸引敵人。國軍以為共軍還是要先攻南山呢，沒想到共軍真正的主攻方向都在西邊。突然，共軍的炮彈在琵琶山上炸響。山上頓時硝煙瀰漫，碎石紛飛，山前的炮樓一下子就被炸掉了大半截……七連突擊隊的勇士們在副連長的率領下，乘著夜暗，伴隨著嘹亮的衝鋒號，冒著敵人的彈雨向琵琶山衝去……衝過了200米開闊地，又越過鐵絲網，像利劍一樣直插山頂，和敵人拼上了刺刀……經過一番激烈的肉搏，敵人垮了下去，琵琶山奪下來了！副連長看了看錶：我們突擊隊只用15分鐘就勝利地劈開了第一關！
琵琶山雖然攻下來了，可還得準備對付國軍的反撲。三營九連接受了守山的任務，便連夜搶修工事。山上盡是石頭，鐵鍬鐵鎬一下去就火星直冒，有的捲了口，有的乾脆斷作兩截。工事還沒有全部完成，天就大亮了。
國軍也知道琵琶山是控制通往西關走廊的重要據點。天剛一亮，國軍就調集大批人馬向琵琶山發起反攻。一時間，琵琶山上黑煙滾滾，連太陽都被逮住了。從陣地上望下去，敵人黑壓壓的一片，潮水般地向山上湧來。國軍還用南山高地的火力封鎖了琵琶山，使九連一時不能得到上級和兄弟部隊的支援。但九連的勇士們毫不畏懼，他們發揚“孤膽作戰”的光榮傳統，冒著敵人的炮火，堅守在陣地上。戰士們準確的射擊打得敵人哭爹叫娘，一排排手榴彈炸得敵人人仰馬翻……敵人膽怯了，後退了，但在督戰隊的逼迫下又掉頭向山上衝來。戰士們上上刺刀，挺身躍出戰壕，和敵人展開了白刃戰……由於敵人的封鎖，傷員送不下去，看到敵人衝了上來，許多傷員同志也加入了肉搏戰，直到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國軍終於支持不住，丟棄了大片屍體；敗下山去。
鄂西的夏天，正是熱得叫勁的時候，太陽火燒似地烤著每個浴血奮戰的英雄好漢。水壺都幹了，送水的路也被敵人封鎖了，山下的水一時送不上來，戰士們的喉嚨幹得像是要冒火，連口唾沫都沒有，許多同志在戰鬥中昏了過去。
“七連能奪下來，我們九連就一定能守得住！”這個口號鼓舞著九連的每一個同志。他們望著山腳下那攻城部隊唯一的通道，心中充滿了光榮和自豪！
一次、二次、三次……九連的勇士們接連打退了敵人6次衝鋒。
天黑了。全連集合起來，算上連長也只有十幾個人了。90多名勇士已長眠在這英雄的琵琶山上。九連的同志們拿起戰友們留下的武器，整理好隊伍，又投入了新的戰鬥，配合二營向真武山發起了進攻。
真武山比琵琶山還要高，是國軍的重要陣地。山上層層暗堡，處處地雷，還有一座築有堅固工事的大廟，火力很強，國軍的一個指揮部就設在大廟裡。第六縱隊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團二營，趁著敵人拼命向琵琶山反撲的時候，悄悄地運動到了真武山腳下，做好了一切進攻準備。
7月10日天剛黑，我軍的大炮、重機槍就一齊開了火。國軍陣地上暴露的火力點大都被摧毀了。趁著敵人被壓得抬不起頭來，二營的同志們喊著殺聲，按照白天選好的突擊路線，向真武山衝去。果然，沒有碰到多少地雷……接近敵前沿陣地了，戰士們打出一排手榴彈，雨點般落到敵人的塹壕裡。國軍哪裡見過這樣勇猛的衝擊，都嚇破了膽，逃的逃，降的降。只幾分鐘，突擊排就攻佔了敵人的前沿陣地。
但緊接著，突擊隊遇到了第二道障礙：地堡群。大大小小的地堡噴吐著惡毒的火舌，密集的子彈在戰士們身邊飛過，打的塵上四濺。攻擊不得不停下來。
“六班上來！”六連指導員一聲令下，六班長立刻跑到跟前。
“幹掉它！”指導員指著噴著火舌的地堡群命令道。六班長立刻帶領全班向地堡群撲上去。他們班的任務正是摧毀敵人的地堡。
六班長是個既勇敢又機智的小夥子。他指揮一挺機槍和一個戰鬥小組從正面吸引敵人的火力，讓副班長領著另一個戰鬥小組向地堡右側繞過去，從槍眼裡塞進一顆手榴彈，只聽“轟”的一聲，敵人的機槍啞巴了……就這樣，指導員帶領突擊排，15分鐘打掉了18個地堡，第二道障礙排除了。五連和六連一擁而起，向山頂衝去。他們攻佔一處就點一把信號火。只見把把信號火迅速地向前延伸，直到國軍的指揮部：大廟、真武山被佔領了，第二關被打開了！這時，戰士們才發現腳都磨破了，腳板上還紮了不少酸棗刺和碎石碴，鮮血直淌。原來，在真武山腳下的老龍河堤內準備衝擊時，河泥灌到了鞋子裡，一跑一滑的。為了不影響衝擊速度，大家就甩掉了鞋，光著腳打衝鋒。打起仗來覺不著，拿下了山頭才覺著痛。於是趕緊找敵人丟下的棉花套來裹腳。
在二營拿下真武山的同時，第十七旅第五十團一營打下了張堂村，逼近了鐵佛寺，不幸的是副團長在戰鬥中英勇犧牲；第十八旅也插到了襄陽的東關。康澤見共軍已從東西兩面逼近襄陽，感到守城兵力不足，便將守樊城的第一六四旅撤進襄陽。同時給蔣介石打電報，稱襄陽“處境危殆”，要求蔣介石火速派兵救援。蔣介石這才發覺襄陽危急，他一面給康澤發電要他“集中兵力固守待援”，一面派第七師第一七二旅和第二十師增援襄陽。但這時已是遠水難解近渴了。
李德生手下的第四十九團連克兩關，有了一些傷亡，也很疲勞，李德生便命令他們撤下來休整，轉令第五十團攻鐵佛寺。了月11日晚第五十團三營夜摸鐵佛寺，因事先沒偵察好而踏響了地雷，沒有成功。王近山司令員考慮到城西多為開闊地，不易通過。便令部隊暫停攻擊，採用近迫作業，挖兩條交通壕，進逼鐵佛寺。在老百姓的幫助下，第六縱隊的兩個團奮戰兩個夜晚。挖成了兩條交通壕，從張堂村直通鐵佛寺。7月13日晚，掃清襄陽外圍的最後戰鬥開始了。第五十團接受了前晚夜摸失利的教訓，戰前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結果僅用10多分鐘就奪佔了鐵佛寺，全殲守敵一個營而自己無一傷亡。第三關也被攻克了！同時第四十九團也攻佔了同仁醫院。襄陽西關已整個暴露在我軍面前。
康澤眼見共軍已從東西兩面逼近城垣，抓瞎了！又一次給他的主子發報求援。蔣介石智窮力竭，只好給康澤打氣說：“共軍必沒有遠射程炮和重武器”，要康澤“放棄南山，固守城垣”。此時我軍已經可以從東西兩面直接攻城，南山高地已無用武之地。康澤便把守南山的兵也撤到了城裡。至此，襄陽外圍全部掃清；我軍就像一把巨大的鐵鉗，從東西兩面緊緊夾住了襄陽。康澤最後覆滅的日子不遠了！。
康澤畢竟是康澤，還到德國學過軍事咧。雖說連連失敗，還想再掙扎一番。他將南山部隊撤進城後，便把東西南北城分成若干片，由各旅、團分片據守，主力放在西南和南面。
王近山司令員的決心則是東西對攻，以西面為重點，由第六縱隊主力由西關經大石橋主攻西門，第四十七團在城西北角助攻；陝南軍區第十二旅進攻城東北角，桐柏軍區第二十八旅進攻城東南角，三路大軍在康澤的司令部楊家祠堂匯合。
14日，黎明靜悄悄。黃昏靜悄悄。
15日，黎明靜悄悄。黃昏靜悄悄。
國軍、共軍誰也沒閒著，都知道對方在幹什麼。
15日20時20分，3顆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剎那間，第六縱隊20多門不同口徑的大炮和100多挺輕重機槍一起開火，把西門左右數百米內打成了一片火海。國軍的地堡炮樓接二連三地飛上天空，敵人死的死，懵的懵，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我軍的工兵在炮火的掩護下，連續爆破了外壕，炸開了鹿砦，接著又迅速通過100多米的大石橋，把炸藥包送到了城牆底下，只聽轟隆一聲巨響，城牆被炸開一個大缺口。衝鋒的時刻到了！
第四十九團一營三連的戰士們，猛虎一般發起了衝擊。他們藉著煙霧和夜色的掩護，沿著工兵開闢的通路，一陣風似地衝過了大石橋。沒等敵人清醒過來，又衝到了城牆的缺口下，架起了雲梯……
經過一番激烈的血肉搏鬥，國軍崩潰了，當官的早溜了，當兵的也爭相逃命。
與此同時，桐柏軍區第二十八旅和陝南軍區第十二旅也分別由城東南角和東門攻進了襄陽城，敵人的整個城防體系頃刻瓦解。我各路攻城大軍像無數支離弦的利箭，射進襄陽的大街小巷。和敵人展開了激烈的巷戰。戰士們呼喊著，射擊著，如狂風，似怒濤，從四面八方撲向古城的中心，引向康澤的司令部；國軍被這洶湧的浪潮沖垮了，根本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密佈街心的座座暗堡、道道工事，不是被炸燬，就是伸出了小白旗，成百上千的俘虜揹著卸掉了槍栓的槍支，被一群群地押出了襄陽城。
經過一夜激戰，襄陽守敵大部被殲。到第二天早上，只有鐘鼓樓和楊家祠堂的敵人還在頑抗。共軍一面四面圍攻，一面進行戰場喊話，瓦解敵人的鬥志，到上午10點，鐘鼓樓的國軍舉手投降了。
在襄陽城裡離東門不遠的地方，有一條狹窄的南北走向的中山街，街的南頭聳立著幾幢平頂小樓，樓頂修了許多小碉堡，樓的四周被高大厚實的水泥牆圍著，牆上佈滿了密密麻麻的槍眼，牆外則是一片光禿禿的開闊地。這就是康澤的司令部：楊家祠堂，由他的嫡系部隊：特務營和憲兵隊守衛。
別看康澤深受蔣介石的寵愛，平日飛揚跋扈，對老百姓更是窮兇極惡，可打起仗來膽小怕死。真槍真彈一響，就傻了眼。此刻，康澤正在他的司令部裡，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得團團亂轉，嘴裡還不住地念叨：“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共軍敦促他投降的喊話聲不斷地傳進來。但康澤尋思，他對人民犯下的罪行實在太大了，現在已是兵臨城下，投降了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可現在手下只有這幾個兵又怎麼打呢……他左思右想，實在沒有什麼好辦法，便只好用金錢來誘使他的部下為他賣命。
康澤玩起鈔票來還真有絕的。他一面叫他的副司令郭勳祺親自督戰，命令部下死守；一面向部隊懸賞；凡堅守碉堡一天，每人發關金券200元，軍官依次加倍；並當場開箱分錢。同時康澤也做好了逃跑的準備，打算一旦守不住，就溜之大吉。
下午4點，康澤絲毫沒有投降的意思，共軍不客氣了，對他的司令部發起了最後的攻擊。第六縱隊第十八旅、桐柏軍區第二十八旅以及陝南軍區第十二旅各一部密切協同，採用步兵突擊、工兵爆破和迫擊炮打平射相結合的辦法展開了猛攻。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團的一個爆破組，在炮火的掩護和兄弟部隊的配合下，利用民房接近了圍牆，把大門炸開一個大窟窿。霎時間，共軍像潮水一般湧了進去。國軍再也抵抗不住了，紛紛舉起雙手，繳械投降。這時，你就是給每人一箱子關金券也不頂用了……就這樣，經過半小時的激戰，共軍攻佔了康澤的老巢，抓到了副司令郭勳棋，還捉了不少俘虜。可奇怪的是，找遍了康澤的司令部和俘虜群，卻沒發現康澤。
王近山司令員在攻城動員時就說過，不但要攻下襄陽，還要抓住康澤；如果把康澤放跑了，那戰役只算取得了一半勝利。指揮攻打康澤司令部的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團餘輔坤團長一見沒找到康澤，便叫來二營的副教導員，對他說：“你馬上帶人去找到康澤！他飛不了！就是打死了，也要找到屍體！我們決不能讓他跑掉，再去殘害人民！”
還真有板眼，副教導員東尋西找，找到了康澤的隨從副官傅起戎。經過再三地做工作，傅起戎才答應去找康澤……原來，康澤見司令部的大門被攻破，共軍戰士衝了進來，知道守不住了，便慌慌張張地化了裝，躲在樓頂一個被炸燬的小碉堡裡的死屍堆中裝死……這下子共軍又搜進來，康澤慌了神，一條腿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副教導員急忙說：“這兒有個活的。”幾個戰士連忙跑過去，把他拉了起來。識見這具活屍又矮又胖，滿是血汙的臉上，一對鬼眼不停地眨著，上身穿一件士兵服，下身只著一條短褲，腳上也只有一隻襪子……副教導員仔細地打量了他一番，覺得和照片上的康澤挺像，便大聲喝問：“你是不是康澤？”誰料想這傢伙一聽這話，趕緊又躺到地上裝死。旁邊的傅起戎低聲說：“就是他，他就是康澤。”戰士們一聽眼前這個躺在地上耍賴的傢伙就是康澤，心裡頭的氣就不打一處來，大家一擁而上，強拉硬拽地把康澤給拖了出去。
康澤捉住了！襄陽解放了！這座被敵人蹂躪多年的古城。終於又回到了人民的懷抱。軍民上下無不興高采烈，全城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
康司令裝死，已經使國軍威風掃地。他的副司令郭勳祺又在危難時表演了一段小品。
當郭副司令舉手投降的時候，首先聲明：“我是劉伯承將軍的老熟人，我服輸了，請帶我見伯承兄。”
原來，郭某人是川軍的宿將，早年跟劉伯承有過交往，只是後來分道揚鑣了。據說，郭某人見到了劉伯承，並寒暄了往事，討論了日後的安排，並在解放大西南的統戰工作中作了貢獻，這是後話。
劉伯承在襄樊戰役總結中指出：“攻城指導上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的鉗形突擊。”“此乃襄陽全勝的關鍵。”
襄樊戰役既是劉伯承鉗形合圍攻勢的傑作，也標誌著逐鹿中原第二階段的結束、至此，人民解放軍在整個中原戰場殲敵野戰兵員達20萬以上，蔣介石軍隊的所謂中原重點防禦已處於土崩瓦解的地步。
當同僚們走出襄陽的時候，劉伯承輕鬆而瀟灑地說：“蔣某人已經皈依基督教，這一回，他在十字架上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