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節

誰是誰呀！？台上的教官是共軍的俘虜。將軍們直髮愣：劉院長怎麼搞的？是老花了眼，還是昏了頭……

真是此一時，彼一時。誰能想到，今年的聖誕節會在南京城度過。當首任南京市長劉伯承乘火車來到浦口，前往南京的時候，便感覺到揚子江畔一片喧鬧，整個城市充滿著活力。大街小巷秩序井然，到處歡聲笑語不斷。南京市以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來迎接他。僅僅一年半的時間，這裡就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化腐朽為神奇，這就是共產黨的“魔力”啊！

第二天上午，劉伯承便開始辦公。首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成立中國共產黨軍事學院臨時委員會。

這個領導班子是中央軍委從全國各大軍區抽調幹部組成的。其中，有的來自華東軍區，有的來自中南軍區、有的來自西南軍區，有的來自華北軍區。他們在以劉伯承為書記的學院黨委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努力工作，為軍事學院的創立與發展，為全軍教育與訓練事業的不斷發展，付出了艱苦的勞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領導班子組成之後，劉伯承連續主持召開了院務工作會議、團以上幹部會議和教學工作人員大會，號召全院同志“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把“組織起來”作為軍事學院開宗明義的“第一樂章”。

從1950年11月下旬開始，奉中央軍委命令，從全國各大軍區調給軍事學院擔任領導工作的幹部陸續報到了。

在選拔和使用幹部上，劉伯承堅決服從中央軍委的決定和總政、總乾的安排，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原則。他說：“我辦軍事學院，是把華東軍大和華北軍大‘兩塊銀’鑲嵌在一起了。”

劉伯承辦事就是講效率，辦學校也不例外。這邊剛剛搭起學院的架子，那邊就開始招生了，從12月份開始，學員們陸續從全國各地來軍事學院報到了。根據報到的學員們的實際情況，劉伯承重新調整了各個學員科的組成和學制。把原來的情報參謀訓練班改為情報科，學制兩年。把原來的陸軍本科、陸軍速成科分為三個科：一個科訓練團級及部分優秀的營級幹部，學制兩年；一個科訓練師、團級幹部，學制一年；一個科訓練師以上高級幹部，學制也是一年。

一位參加軍事學院籌建工作的老將軍回憶說：“50年代辦事，劉帥的作風，就是說幹就幹，說辦就辦。你想想，美國佬在朝鮮殺人，還想搞垮中國，不拼命幹能行嗎？”

急上、快上，不能粗枝大葉，而且要創出自己的特色。劉伯承工作非常細緻。對於各個學員科和教學組織的名稱，他字斟句酌，反覆推敲。

訓練師以上高級幹部的學員科，有人提出叫“將官班”。劉伯承認為這個名稱不好。國民黨陸軍大學就曾經設有“將官班”。那是蔣介石為了分化瓦解國民黨內部的各個派系，收買拉攏各派將領而設立的。根本不是傳授軍事學術的組織，而且早已聲名狼藉。經過反覆思考，他決定把訓練師以上高級幹部的學員科定名為“高級速成科”，訓練師、團級幹部的定名為“上級速成科”，訓練團級及部分優秀營級幹部的定名為“基本科”。

對於教學組織的名稱，劉伯承也翻書查典，很動了一番腦筋。他查閱了俄漢辭典、露和辭典和原版俄文辭典等好幾種工具書。最後，看到露和辭典上有一個詞俄文原意是講壇的意思，是教授們進行學術交流的場所。他非常欣賞這個詞。他認為，作為給學員傳授知識的教學組織，應該是一個有充分學術民主和學術研究空氣的寬鬆和諧的組織。不應該把它搞成一級行政組織機構。於是，他根據露和辭典這個詞，把軍事學院的教學組織定名為“教授會”。他解釋說：“教授會，教授會，顧名思義，是‘教之以理，授之有術’；是教授們開會的組織。”

堅持收生標準，是劉伯承嚴格把住的關口，對於報到的學員，劉伯承按照中央軍委規定的入學條件進行了嚴格的複查。將“少數師團幹部，因身體殘疾不能堅持學習者，及一部分營級幹部，軍事基礎太淺，無實戰經驗，非優秀幹部，確無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但是，由於當時幹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對學員文化程度的審查則不得不適當放寬尺度，只要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因為中國軍隊的精華，大都是工農出身，又長期經歷戰爭的考驗，是真槍實彈裡衝殺過來的英雄好漢啊！

報到學員共900多名。經過複查，不符合入學條件，退回或轉送其他學校的有140多名，軍事學院只招收了758名學員入學。劉伯承說：這樣做的目的，是把好鋼用在刀刃上。選拔一個合格的學員入學，就要出一個合格的產品交給國家。

12月15日，劉伯承頒佈了軍事學院訓練工作大綱。大綱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的目的，在於訓練和培養高級和上級指揮員及參謀幹部。在實施訓練之後，以能培養完全忠實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人民事業，且善於組織與指揮現代化團、師及諸兵種合成部隊在戰場上進行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指揮員。”訓練大綱還規定了基本科、上級速成科、高級速成科、情報科的訓練內容和訓練方法，規定了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時間比例。軍事訓練佔70％，政治教育佔12％，文化教育佔18％。

不久，劉伯承又頒佈了政治工作大綱。大綱規定：“學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軍現有基礎上去建設現代國防的指導思想。掌握聯合兵種的作戰本領，必須是和總結我們過去的作戰經驗相結合。應當強調學習新東西，但不能脫離我們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情況。”政治工作大綱還指出：“一方面應當說明我們現在迫切需要迅速掌握現代化的軍事科學；又一方面又應根據學員實際情況，協助改進教學方法，鞏固與提高學習信心與學習情緒。同時，反對驕傲自滿、懶惰鬆懈、鬧個人主義以及無組織無紀律等現象。”這兩個大綱，體現了中央軍委關於創辦軍事學院的方針，明確了軍事學院訓練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

1950年的最後一個月，正是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的緊要時刻。侵朝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集中了20多萬人，發動了所謂的“聖誕節總攻勢”，叫嚷”在聖誕節前結束朝鮮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先是主動後撤，撒開大網。爾後展開了強大的反攻，收復了平壤市，把侵略者一舉趕回到三八線以南，從而扭轉了朝鮮戰局。

在這一個月中，劉伯承主持了軍事學院第一次訓練準備會。在10天時間裡，他和參加準備會的幹部、教員一起，擬定了基本、上級速成、高級速成和情報四個科第一學期的教學計劃；研究了這四個科軍事基本課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業實施方法；並組織了對一些重要課程的集體備課和試教工作。

1950年的最後一天，中國人民志願軍發起了強大的新年攻勢，開始進行第三次戰役。

這一天，劉伯承向全體教員、學員和機關工作人員，作動員報告。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對大家說：

“同志們，今天是1950年的最後一天，我們的教員、學員和工作人員在一起開會。我們並沒有休息，都在積極地準備著開學。

“全國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反對帝國主義的怒潮中，籌建了我們的軍事學院。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是在國家被侵略的戰爭狀態之下籌建起來的。這是有著重大意義的。”

接著，他歷數美國侵略者的罪行，讚揚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取得的偉大勝利，勉勵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儘快把軍事學院創辦起來，為建設一支“如虎添翼”的新型的正規化、現代化人民軍隊而奮鬥。

開學了，真該樂呵一下。從四面八方來的兵團、軍、師、團幹部，大多是紅軍時期、抗戰時期入伍的，也有少數解放戰爭時期升上來的。這批久經革命戰爭考驗的戰士，在槍林彈雨中度過10多年以至20年的艱苦生活，對黨和人民無比忠誠，他們是即將授銜的將軍和校官，是人民軍隊的棟樑之材。勝利之師的將校級軍官，勇士、英雄輩出的軍隊精華，今天得到入學深造的機會，誰也抑制不了內心的激動。

可是，幾堂課下來，學員隊就炸開了鍋：

“誰是誰呀，這位教員老兄是國民黨的廳長啊。”

“沒有錯。”

“劉院長怎麼了？是看花了眼，還是昏了頭？！”

“真是怪事！”

原來，劉伯承為新中國的軍事教育事業，不拘一格選用人才，一些學有專長、擅長外國語言的老譯員和許多原國民黨軍隊中的軍事教官，雲集紫金山下。經中央軍委批准，先後到南京軍事學院工作的600多名舊軍事人員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其中有原國民黨陸軍副總長、國防部的（作戰）廳長，有原國民黨軍隊中的師長、軍長、司令，以及一批少將、上將“高參”、“教官”等等。最高時約佔全院教員總數的70％。

這些“舊軍官教員”為能在德高望重的劉伯承領導下，在全軍最高學府裡工作，感到非常高興。但是，他們在思想上還存在著不少的顧慮：怕提起過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因此，一到軍事學院，就渴望見到劉伯承，聆聽劉伯承的教誨。

劉伯承十分理解他們的心情。從1950年年底起，每當他們來軍事學院報到時，不管是一二十個，還是一兩個人，他都抽空去看望他們，和他們親切交談，有時還請他們吃頓飯，他風趣而又誠懇地說：

“你們來，我們非常歡迎。不管是請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還是捆上梁山的，過去走錯了路不要緊，改過來就行了嘛！對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綱領，認真改造思想，好好為人民服務。”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些“舊軍官教員”與學員之間曾經發生過不少矛盾。

從“舊軍官教員”方面說，由於政治立場沒有徹底轉變過來，表現在軍事學術思想上就比較龐雜混亂：有人崇拜英、美的軍事思想；有人宣傳德、日的戰略戰術；還有的在介紹戰例時，竟使用過去國民黨慣用的語言，引起了學員們的強烈反感。

從學員方面說，一些同志對“舊軍官教員”很不尊重，認為讓他們講課是“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個別人甚至在課堂上當面頂撞說：“你懂什麼！老子當年就是這樣打的，就打勝了。”

這些現象引起了劉伯承的高度重視。

鼓不敲不響，燈不撥不明。在全院教、學員大會上，劉伯承十分嚴肅地說：

一在我們學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舊軍官的教員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訴大家，我也是舊軍官出身，也當過四川軍閥嘛2我和朱老總都是半生軍閥半生革命。毛主席說過，革命不分早晚，不計先後，站到革命隊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這些‘舊軍官教員’是經毛主席、周總理批准，由我把他們請來的。他們當中，有的已經轉變了原來的立場，有的正在轉變。他們積極為我們傳授軍事科學和文化知識，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就要尊重他們，協助他們搞好教學。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共同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奮鬥。”

像一塊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湖水，這些感人肺腑的話語給學員很大震動，在“舊軍官教員”的心中更是蕩起了一層層的漣漪。他們撫今追昔、感慨萬端，心裡很不平靜。既敬佩劉伯承嚴於律己、寬厚待人、胸無丘壑、光明磊落的名將風度；同時，也從劉伯承這些赤誠相見、團結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光輝，看到了自己參加革命隊伍後的光明前途。

這次講話之後，劉伯承深入到學員與教員中間，首先教育學員正確對待“舊軍官教員”，正確認識“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問題。

劉伯承反覆給大家講述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性，並多次回顧自己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蘇聯學習時的情景。他說：“古時候，趙武靈王還知道以敵為師咧！在蘇聯，也曾有過利用白俄軍官的政策，這一政策是列寧的主張，歷史證明效果是很好的。在中央根據地，我們活捉了國良黨52師師長陳時驥，經過教育工作後，讓他到紅校當教員。二、六軍團在長征的時候，也請國民黨的俘虜師長張振漢講過課。葉劍英同志領導的華北軍大，同樣錄用過大批舊軍人和舊知識分子當教員。我一貫主張，對原國民黨軍隊中有軍事專長的專家，要為我所用，用其專長。此事可謂前有範例，後有來者，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目前，只有利用老的翻譯人才，老的軍事教官才能編譯出我們急需的教材，才能瞭解世界軍事發展的趨勢。從前蘇聯的情況，有些和我們是一樣的。我去蘇聯學習時，教員中就有沙俄軍隊的舊軍官。那時，斯大林同志就強調要向他們學習。今天，我們也要接受他們的教學。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發揮其特長來教我們，對於我們建軍有啥子不好嘛！從現象上看，是‘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我們改造‘舊軍官教員’，‘舊軍官教員’接受我們的改造，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作貢獻。”

對個別驕傲自大、調皮搗蛋的學員，劉伯承也毫不客氣地給予批評，他說：“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堅決去做。說服說服，心悅誠服；如若不服，那就阿彌陀佛了，就要繩之以紀律。今後，誰要再頂撞教員，在課堂上給教員難堪，就開誰的黨小組會，執行黨的紀律。我們都是共產黨員嘛，要有長江、黃河那樣寬廣的胸懷和度量，不要長一副周瑜周都督的細肚腸子。總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而容不得別人。”

另一方面，則教育“舊軍官教員”克服舊思想，改變舊觀念，把立足點轉到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邊。這種教育是從學術思想的改造入手，以學術思想的改造為突破口進行的。

劉伯承提出要端正教風，在課業講授中“提倡扼要踏實，反對鋪張浮誇”，要求他們按照教材內容，根據試教情況，原原本本地進行講授。他形象而詼諧地告訴這些“舊軍官教員”，不準“偷工減料、偷稅漏稅，一刀殺死楊六郎，使楊家將沒有戲唱”；也不要“故弄玄虛、畫蛇添足，把本來兩小時的課程硬拉長到四個小時去講。楊六郎在該死的時候也得讓他死掉，不要怕楊家將沒有戲唱。”總之，一定要把軍事學術確確實實地交付給學員。

以後，劉伯承又組織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拋棄頭腦里美、英、德、日等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他專門給“舊軍官教員”和翻譯室的譯員作了一次《思想意識的改造與軍事科學的深造》的長篇講話，強調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軍事科學上深造；要為人民服務，首先要把屁股坐正，坐在共同綱領上面。只有如此，才能服務得好。這個講話，給“舊軍官教員”教育很深，使他們認識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義，堅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

在軍事學院創建初期，”舊軍官教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編寫與翻譯了大量教材，承擔了技術兵種和文化教學中90％以上的授課任務，參與組織實施了許多次規模較大的實兵演習與現地作業，為軍事學院的訓練工作貢獻了力量。

當時，最緊迫、最困難的問題是翻譯和編寫軍事教材的問題。因為我軍長期處於戰爭環境，在軍事教材方面準備不足，加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各先進國家認真總結戰爭經驗，大力發展新式武器，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水平均已跨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的教材必須適應這新的要求、新的水平。要想大踏步地促進我國的國防建設，必須吸取世界上先進的軍事科學和軍事理論來為我所用。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蘇聯軍隊，伸出了友誼之手，派出了一批軍事顧問到人民解放軍有關領導機關和軍隊院校工作。當時，中央軍委決定選二十多名蘇聯軍事顧問到學院各個教學部門，帶隊的總顧問叫羅哈里斯基。對於顧問的到來，劉伯承是歡迎的，同時也是十分持重的。

為著有效地借鑑蘇聯紅軍的戰爭經驗，編寫出適合我軍需要的軍事教材，必須先有大批懂得俄文的軍事翻譯人才。為此，劉伯承提出專門設立翻譯室和開辦俄文訓練班，建議開辦“俄文訓練班，由中央軍委俄文編譯局負責選調五十名相當大學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礎的人員再予提高，並授以軍事知識，以解決軍事翻譯及俄文教員問題。”

與此同時，劉伯承還決定選調一些老的軍事翻譯人員，從事翻譯和編寫教材的工作。其中，也包括部分原國民黨軍隊中的舊人員。劉伯承說：“學院的攤子鋪開了，就如戲院開張，要有好戲給人家看，一要有好劇本，二要有好演員。”為此，他專門委託有關人員到北京、南京、上海、重慶等地“訪賢”、“招賢”，並提出選拔譯員和教員的三條標準：要有紮實的學術（外文）基礎，一般經過專門軍校訓練；有深入學習軍事科學的興趣；更要有為革命軍隊服務的思想和決心。

劉伯承還親自寫信給一些學有專長的知名人士，介紹我黨我軍的用人政策，誠心誠意聘請他們出來任教和做翻譯工作，鼓勵他們將功補過，為新中國的國防建設出力。翻譯人員黨必剛，早年在蘇聯學習軍事，俄文基礎很好，歸國後曾在上海當過“地下譯員”，為黨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後來，他走了一段彎路，自己悔恨不已。劉伯承寬以為懷，摒棄前嫌，堅持調他來南京，讓他擔任軍事學院翻譯室主任。

這位老譯員到南京後，劉伯承連夜在北極閣住所召見他，親切而又鄭重地指出：“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形勢十分緊急。現在，訓練幹部的任務更為迫切。眼下，學院剛剛開辦，軍事教材和軍事教員非常缺乏。蘇聯軍事顧問應聘前來，俄文教材需要翻成中文。現在各地的學員已經到齊，馬上就要開課，各類教材亟須邊寫、邊譯、邊印、邊用。任務很大啊！”

稍停一會兒，劉伯承又風趣地說：“這好比做菜，我們是熱鍋現炒，現炒現賣，當場出貨。你來了，要放手工作，不要辜負了人民的信任。”這位老譯員聽後，非常激動，當即表示一定要聽黨的話，努力工作，為軍事學院的建設做出貢獻。

劉伯承還親自找到一些有成見的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講歷史和現實的情況，和他們交換意見。劉伯承語重心長地指出：“這些教員現在是我們請來的‘先生’，是幫助我們學習現代軍事知識的。至於‘舊軍官’的帽子，那是他們的過去。如今，他們已改變了立場，為我軍服務，是我們的教員，他們介紹的是現代軍事科學，是現代軍人不可缺少的學問。我們切不可擺‘勝利之師’的架子，要老老實實學習科學技術。尊重知識分子，要團結合作，協助他們搞好教學。”

與此同時，劉伯承又對舊軍人出身的教員和老翻譯人員做工作，一方面從政治上嚴格要求，教育他們真正轉變立場，端正思想，明確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目標。對一些思想壓力較大，工作縮手縮腳的教員，劉伯承經常找他們談心、開座談會，熱情地開導說：“過去走錯了路也不要緊，改過來就行了。在課堂裡要拋棄雜念，可以講講國民黨軍隊打敗仗的教訓，也可以講講解放軍受挫的例子，通過你們的對比來講，可以更為生動、深刻。你們諸位如今都是人民軍隊的教員，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不要背過去的那個小‘包袱’。”劉伯承還坦城地說：“要說舊軍人，我也是舊軍人出身。我和朱老總都是半生舊軍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共同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事業出力。只有這樣，才算真正有出路，有建樹。”

在少數舊軍官出身的人身上，也有些殘餘的舊觀念和對軍事學術的模糊認識。如有的說：“國民黨打敗仗，只是敗在學術上，如果有真正的軍事家，就不至於輸得那麼慘。”還有的認為：“國民黨不是沒有軍事理論家，而是老蔣不聽‘忠言’，帶兵者也多是庸碌之輩，酒囊飯袋。”

聽到這些議論之後，劉伯承不是簡單地給予批評，而是把教員、譯員召集起來，組織大家座談、討論，讓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最後，他聯繫中國軍事界兩位著名人物：蔣百里、楊傑的經歷，闡述政治立場與軍事理論研究之間的辯證關係。劉伯承說：“我們研究軍事科學，必須有一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目標，如無政治目標，則是無的放矢。蔣百里大家說他是中國的軍事學家，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任清政府禁衛軍管帶，北洋政府軍官學校校長，北洋總統府參議，孫傳芳部隊總參議，吳佩孚部隊總參謀，國民黨陸軍大學代理校長。著有《國防論》、《日本人》等書。他也曾煞費苦心地去研究過軍事，然而由於他是中國士大夫階級，主要依附於沒落的封建階級反革命派，反對人民革命，所以每次都打敗仗。他幫助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的北洋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打仗，被革命所擊敗了；後來他又依附蔣介石，至死也無所作為。楊傑將軍早年在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參加同盟會。1916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護國之役。曾任護國軍支隊長，國民革命軍第18軍軍長，第1集團軍參謀長，國民黨陸軍大學校長，總司令部參謀長等。著有《軍事和國防》。解放戰爭時期參加反內戰的愛國活動。1949年被邀為中國人民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未及參加會議，在香港遭國民黨特務暗殺。大家也說他是一個軍事學家，但他在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時候做不出什麼事來。蔣介石曾多次集訓他的將校，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和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這兩位軍事學家，不能說他們學而無成，而只能說是由於他們研究軍事為反革命服務而無一成。我們今天來研究軍事科學，目標顯明，就是執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為解放被壓迫的人民服務的。希望在座同志，首先確定為解放人民事業服務的決心，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也就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之下，把智力、毅力用之於人民解放事業。”

這批老翻譯人員沒有辜負黨的希望，他們認真學習黨的政策，重視思想改造，逐步轉變原來的思想感情。在業務上；他們不辭勞苦，夜以繼日，與有關軍事人員通力合作，在短短几個月裡，就編譯出數百種軍事教材，還用俄、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國語言，摘編出大量軍事參考資料，有力地保證了軍事教學的需要。

1951年1月間，在軍事學院正式開學典禮上，劉伯承宣佈了軍事學院的任務，“就是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上，訓練熟習與指揮現代化各技術兵種，組織與指揮協同動作，熟習參謀勤務與通信聯絡，以準備與美帝國主義侵略集團作戰的指揮人員。這些指揮人員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全忠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事業、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與新英雄主義的精神，認識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的任何侵略陰謀，明確這一斗爭方向，保衛祖國，保衛東亞，保衛世界和平。”

在軍事翻譯和軍事教育的指導思想上，劉伯承是十分明確的，他鮮明地指出：學校的訓練工作，“一定要依據馬列主義的軍事科學、斯大林軍事學說，依據毛澤東的建軍傳統、軍事思想，以及我軍百戰百勝的豐富經驗，針對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精細研究敵人，研究戰勝敵人的有效方法，特別是研究志願軍在朝鮮作戰所獲得的經驗，並且要不斷講求生動的教學方法，來完成我們所擔負的訓練任務。”

鑑於當時我軍的軍事教材大多是參考蘇軍教材編寫而成的，所以，翻譯工作佔有較為突出的地位，它是學院訓練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學術研究工作的重要繼成部分。

劉伯承強調指出：軍事翻譯同軍事教育工作一樣，必須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南，正確認識和處理翻譯與教材、翻譯與教學、翻譯人員與軍事顧問的關係。這是端正翻譯工作方向，明確軍事翻譯要求的重要環節。後來，劉伯承在《把我們的教授法和學習法提高一步》一文中，又進一步指出：“一般說來，我們學員在毛主席領導之下做軍事工作有著豐富的戰鬥經驗，顧問同志有著豐富的斯大林軍事科學知識，而許多教員多年從事學習具有介紹軍事科學的能力，這是很好的客觀條件。但是如何把這三個方面的訓練工作聯貫一氣，協同互助，即如何教得好，學得好，關鍵就在於怎樣確實交付與怎樣確實接收的問題。教員在軍事科學上除了從少數書本上接收外，主要還是向顧問同志當面學習。這裡首先關聯著翻譯工作，就是要翻譯能準確介紹學術內容。”

由於翻譯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劉伯承十分重視翻譯隊伍的思想建設，專門為翻譯室選派了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員，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著作，定期進行整風，以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他還經常到翻譯室開座談會，與翻譯人員促膝談心，說明只有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才會有鑽研業務的革命動力，才能在學術上不斷進步，有所造詣，並提出了“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勉為政治家兼業務專家”的口號。1951年12月21日，劉伯承以《思想意識的改造與軍事科學的深造》為題，專門向譯員、教員作了一次報告。在報告中，劉伯承著重指出了軍事翻譯工作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重要性。他說：“首先我們要認識到，建設現代化國防軍，是要在解放軍原有的基礎上著手，要學習飛機、坦克……等現代化諸兵種學術。這些學術就我來說，也是無經驗、無知識的，必須依靠顧問同志編寫教材。而顧問同志不懂中文，因此需要譯員同志把它譯成中文。這好像顧問的學術是自來水的發源地，而翻譯工作則是自來水龍頭，它使顧問的學術源源不絕的輸送給教員、學員，同時也要將教員和學員的思想綜合反映給顧問。所以，翻譯工作是一個‘關鍵’工作。譯員同志譯稿給教員，經過教員介紹給學員；學員有問題，教員能解決的為之解決，不能解決的，就歸納起來請教顧問。這樣協同互助，以達介紹軍事科學的總任務。”

在講話中他嚴肅地指出，當時翻譯人員主要的思想缺點表現在：“內部不團結、不尊重領導、驕傲自大、文人相輕、不問政治、生活散漫不堅持制度、批評與自我批評不開展，紀律、賞罰、總結、考核制度等都很差。特別是‘驕傲自大’、‘文人相輕’的缺點表現得最嚴重。中國舊社會里‘文人相輕’是很嚴重的；看不起別人，文章總是自己的好，自己的作品不準人家改一個字，若人家改了一個字，就‘如喪考妣’，就有‘不共戴天之慨’，這都不是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劉伯承特別提到有的翻譯人員工作馬虎，“潦草塞責，懶得翻字典，憑自己主觀猜測。還有些同志雖翻了字典，但因沒有軍事學術上的素養，又不深思熟慮，就隨便寫上，以致鬧出笑話。有的同志俄文好、中文也好，但是缺乏軍事知識。又不虛心，也就常常發生錯失。毛主席說：‘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不容人絲毫調皮。’如海軍教材中把‘登陸戰’與‘反登陸戰’譯成‘陸戰隊作戰’與‘反陸戰隊作戰’。這些同志不問譯得是否正確，只憑想象或從字句上臆測一下，張冠李戴的武斷、輕率現象，是不可原諒的。”

在論述思想意識的改造與軍事科學的深造的辯證關係時，劉伯承指出：“軍事科學不但包括武裝鬥爭的軍事知識，而且還包括政治工作。如果思想意識不改造，是不能在軍事科學上深造的。恩格斯說：‘客觀事物是思想的源泉，思想是客觀的反映。所以思想經常落後於客觀事物。’我們的思想是已經落後在翻天覆地的現實之後了。今天我們已經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封建主義，推翻了百多年來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推翻了幾十年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我們是處在人民當主人的新民主主義的時代了，是受著新民主主義的教育、馬列主義的教育，毛澤東思想教育的時代了。但是有些同志還沒有看到這樣巨大的轉變，還沒有發覺自己的落後。我們必須迎頭趕上，努力改造自己，跟著時代前進。”

最後，劉伯承強調教授會和翻譯室都是重要的工作部門，尤其要接受思想改造。他運用形象的比喻，語重心長地指出：“教員同志要很好學習，提高介紹能力。翻譯同志要加強學習軍事，學習俄文，學習中文，提高翻譯能力。這即是譯員之三套本事，缺一不可。現在我們翻譯工作中最大的缺點是中俄文程度不夠，軍事知識懂得更少，因此常常使譯文生硬難懂。以後必須廣看精讀，加強學習。在軍事知識方面向有關教授會聯繫學習，俄文方面向蘇聯翻譯學習，更不斷地學習中國語文，只有這樣像瞎子馱著跛子行路一樣的協力合作，多瞭解自己的譯文缺點，多謙虛些，才能不斷進步。

“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軍事科學上深造。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新舊的鬥爭，是階級的矛盾，要隨時發現缺點，糾正錯誤。毛主席說：‘我們不要脫離實際，要好好地學習千百萬人民血汗換來的經驗。把舊的、骯髒的東西拋棄，新鮮的東西只有衝破舊的才能新生。’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對‘文人相輕’講得很清楚，我們要好好學習這個文件。魯迅先生也說過：‘文人像有刺的刺蝟一樣，不能互相觸碰，一接觸就要你刺我我刺你地相打。’這是很深刻的話，有這個毛病的同志，必須引以為戒！朱總司令對舊軍事科學曾這樣說過：‘過去舊的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做斯大林的學生，毛澤東的學生。’毛主席的《實踐論》，是馬列主義寶庫中中國的經典著作，我們必須仔細研讀。今天我對思想改造問題提出如上意見，願大家共同勉勵，響應毛主席號召，把軍事學院的工作做好。”

由此可見，劉伯承對軍事翻譯工作的政治方向是把得很穩的，對軍事翻譯隊伍的思想建設和業務建設是抓得很緊的。由於劉伯承的努力，我軍進入和平時期以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一支人數較多，業務能力較強的軍事翻譯隊伍。

劉伯承不但重視當時軍事翻譯的現實急需，而且特別關注軍事翻譯事業的未來。為著培養翻譯隊伍的新生力量，劉伯承專門指示學院幹部部門，從西南地區和上海地區調來許多青年學生進行培訓。劉伯承在繁忙的工作之暇，還抽時間接見年輕翻譯，交談學習外語的心得，講述做好翻譯工作的重要意義。劉伯承指出：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同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發展是一致的。從1840年到五四運動前夕的70餘年間，先進的中國人，經過了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至於中國近代的軍事翻譯，首推林則徐，他是在19世紀40年代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崩潰之際，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向西方學習進步技術的開風氣者，他開設過譯館，編譯過《四洲志》，《華事夷言》等書，對中國軍事很有影響。還有嚴復是近代資產階級啟蒙家，他翻譯《天演論》、《原富》、《穆勒名學》、《名學淺說》，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曾經刺激了當時的維新浪潮。清末西風東漸，促進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後，推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當然，中國國內階級矛盾的發展，是社會變動的內因。我舉這些例子，是說明搞好軍事科學翻譯工作，對國防建設有著重要作用，希望大家少壯立志，邊幹邊學，深鑽進去，成為德才兼備的軍事科學翻譯。

當有的同志表示自己愛好文藝，不願做軍事翻譯時，劉伯承便風趣地開導說：“文藝翻譯固然使人豐富想象，可軍事翻譯也是動人的交響樂啊！你們喜歡文藝，學點武藝也好嘛。”當發現有的同志重俄語而輕視其他外語的時候，他又語重心長地提醒說：“俄語、英語、日語，都是重要的工具，不可偏廢，到需要的時候，都會有用。”

當時的青年翻譯王樹森曾回憶說：1951年開學後，劉帥為我們做了幾次報告，說明只有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才會有鑽研業務的革命動力，才能在學術上不斷進步，有所深造，並指出大家應該“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他在一次報告中，提出做軍事翻譯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不但要外文好，還要中文好，並懂得較多的軍事知識，“三套本事，缺一不可”。劉帥自己精通俄文，儘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時間鑽研外文，長期養成早晨朗讀外語的習慣。在他的感召下，同志們自覺地苦練基本功，每天起床後都到校園裡朗讀外語，漸漸形成了一種早讀制度。

經過幾年的學習和翻譯，年輕譯員們的業務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經考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成績都很好。劉伯承看到新生力量的茁壯成長，心中十分高興，稱讚大家各方面有了“大大的進步”，肯定大家發揚了“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刻苦學習精神，同時進一步要求大家戒驕戒躁，多瞭解自己譯文的缺點，並根據各自的情況和弱點，有所側重地抓緊學習。

經過劉伯承的精心培養和譯員們的共同努力，新中國建立以後的第一支軍事翻譯隊伍迅速成長，並逐步形成具有中國軍事特色的翻譯風格。老翻譯人員黨必剛，在回顧這段經歷時，曾感慨萬千，給筆者寄來他的一首感懷詩，詩中寫道：

飲罷蜀水到鐘山，

閒騷風雅日文瞻。

開茅韜略誨不倦，

啟蒙箴言響耳邊。

嘔心瀝血為育才，

鞠躬盡瘁不歇肩。

而今桃李滿天下，

偉績長存天地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