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節
劉伯承的辦學公式：楊得志＋羅哈里斯＋麥克阿瑟－“戈爾洛夫”＝Ｘ？
當南京軍事學院的一些老教員、老學員介紹上述公式時，筆者驚奇地發現，這個公式裡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當然，在描述之前，應該稍加註釋。
楊得志，1928年參加紅軍，歷任班長、E張、連長、團長、旅長、師長、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是著名的戰將，入學時為華北軍區第十九兵團司令員。入學後不久，即赴朝作戰，先後任十九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司令員。
羅哈里斯基，即H·A·韋廖夫金—拉哈爾斯基，蘇軍中將。1941年8月至1944年6月，任蘇軍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在軍事學術上有較深造詣。時為蘇軍總顧問，率20多位蘇軍顧問駐南京軍事學院。
麥克阿瑟，1903年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39歲時任西點軍校校長，典型的“西點式”軍人。歷任駐菲律賓美軍兵團司令、總司令。1941年任遠東軍總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軍總司令，盟國駐日本佔領軍總司令。1950年侵朝戰爭爆發後。任“聯合國軍總司令”。
“戈爾洛夫”，我國在40年代翻譯的一個蘇聯劇本《前線》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盲目自大，保守落後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這個話劇，在觀眾中有較大影響。這個公式的具體內容是這樣的：
楊得志——在這裡代表“我”情。因為楊得志是由軍事學院調往朝鮮前線的，是將學院教學與戰爭實際聯繫起來的橋樑。以我為主，就是從我軍實際出發，為我軍建設服務。
羅哈里斯基——在這裡代表“友”情。吸取蘇軍的成功經驗，為我所用，作為軍事教學的參考。
麥克阿瑟——在這裡代表“敵”情。即將朝鮮半島的敵情與軍事學院的課堂教學緊密聯繫，運用最新軍事信息輔助教學，有針對性地研究美軍裝備、編制、指揮、作戰等問題。
“戈爾洛夫”——在這裡代表保守、落後、機械，也可以說是教條主義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贅述。
當時，辦軍事學院，由於“我”情、“友”情、“敵”情等方面的因素，我軍的軍事教育，除堅持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和我軍傳統的教材外，大多數要借用蘇聯紅軍的教材、教程，這是歷史之使然。如此一來，軍事的翻譯與介紹就成了學院教學的一個“自來水龍頭”。劉伯承認為軍事翻譯工作處於介紹蘇聯軍事學術的“前沿”地位，是學術研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環。沒有翻譯，便沒有借鑑，沒有借鑑，便難以發展現代中國的軍事學術。
任何工作都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劉伯承強調軍事科學要服從政治科學，明確要求軍事翻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同中國軍隊建設的實際緊密結合，和諧地統一起來。他認為：“我們研究和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亦即斯大林軍事學說、毛澤東軍事思想，其目的在使它能運用到人民解放事業中去。”軍事翻譯的任務，就是要溝通中外軍事科學之間的內在聯繫，融合中外文化的“基因”。因此，一定要以正確的革命理論作指導，堅持為軍事教學服務，為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服務。
為此，劉伯承提出了研究軍事學術和搞好軍事翻譯應該遵循的工作方向是：
一、以毛澤東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思想方法去學習斯大林的軍事科學，並從條令著手，有步驟地使學員學會現代諸兵種協同作戰；
二、以毛澤東歷來的幾個時期的著作，去幫助學員蒐集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經驗總結；
三、研究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的經驗以及美軍的作戰方法，用以教育學員。
上述三條是當時整個軍事學院研究軍事學術的方針，同時也是軍事翻譯工作的方針。劉伯承在大力組織翻譯和介紹蘇聯紅軍各軍兵種的戰鬥條令時，首先讓譯員、教員和學員領會這些條令產生的背景和條件，讓大家從中體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軍事思想的基本精神，體會蘇聯紅軍戰勝法西斯德國的作戰經驗。劉伯承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不僅是說明世界的科學，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學，因為它的作風的特點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必須發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結合的作風，才能夠達到學習的目的。”“軍事科學的理論必須是與實戰相結合的理論，它是直接地、明顯地受著戰爭勝負、流血多少的檢驗的。《孫子兵法》第一句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從這裡也可以看到軍事理論與實際結合的重要。”“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相結合的軍事思想。”
為了幫助大家加深領會無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各種條令的基本內容，瞭解現代作戰的武器裝備和諸軍兵種之間的協同作戰，學院有計劃地組織譯員、教員、學員到海軍基地，空軍基地和其他技術兵種參觀見學，瞭解各種艦艇、飛機、坦克的作戰性能和特點。大家反映說：“我軍過去的傳統多是單一兵種作戰，只算是‘陸林’好漢。現代作戰需要陸海空三軍協同，各兵種互相配合。劉院長把外國的情況介紹過來，聯繫實際進行消化，聯繫我軍的實際裝備進行未來作戰構想，的確是看得遠，抓得實。”
在翻譯介紹蘇聯經驗的同時，劉伯承極為重視發掘我軍自己的經驗。照他的話說，叫做“水已漲，船要高”。就是說，借鑑外軍經驗與發掘自身的經驗，是一個“水漲船高”的辯證關係。只有在借鑑中發掘，在發掘中借鑑，才能使理論與實際結合緊密，不斷提高我軍的軍事素養和作戰水平。他在1951年1月下旬華東軍區高幹會議上指出：“毛主席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對於軍事思想，都有偉大的天才創造，如在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與《論持久戰》，人民解放戰爭中的十大軍事原則。毛主席的這些創造，是最典型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是我黨最寶貴的財產之一。中國革命戰爭轉變的每一階段，都由毛主席預先給我們作好了安排和打算，當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時，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農村轉到城市，由游擊戰爭轉到世界型的正規戰，甚至毛主席教我們學習《前線》與《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準備，現在正式給我們提出了要建設正規化現代化國防軍的任務。……我們軍隊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經過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轉變，現在又要向正規化現代化的方向來轉變了。中國人民革命已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們革命軍人也就負起了新的使命——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而奮鬥。我們擔負了這個任務，就不能不在我們自己的工作上來考慮，不能不在建軍傳統與軍事思想上來考慮。”
在論述建軍傳統的時候，劉伯承指出：“我們的步兵是歷史最久有著優越傳統的，我們的步兵在世界上應列為頭等，它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導下，在革命奮鬥史中，表現了政治質量的優秀、訓練教育的成功，而且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各時期證明了步兵的偉績，‘小米加步槍’戰勝了敵人。我們其他各兵種，也都是從步兵發展而成，因而步兵的優良傳統，也發展成了其他兵種的傳統。”“我們要建設各種新兵種，就一定要靠步兵作基礎，一定要向步兵學習。我們今後軍事建設的方向，就是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就是將我們現有的世界上第一等步兵加上正規化與現代化的訓練與裝備，那就是如虎添翼。我們有著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有著這樣優越的建軍傳統，又有現代化的兵器，又有蘇聯先進的軍事科學作先導以資學習，這都是使我們軍隊順利轉變的極有利的條件。”
為著繼承和發揚我軍傳統，使“拿來”的外國軍事經驗能在我軍傳統的基礎上緊密結合，並逐步提高，向前發展，劉伯承提出發動全體學員，聯繫本軍區、本部隊的戰爭經歷，總結和編寫戰例的活動。在具體安排上，將學員按軍區或野戰軍為單位進行組合，成立戰例編寫小組，由戰史教授會和學術研究室進行組織和指導，採用個人寫作和集體討論研究的方式，著重編寫解放戰爭時期的戰例。經過5個多月的努力，100多名學員共寫出了82德戰例彙編稿，其中包括遼瀋、平津、淮海大戰中的一些著名戰役、戰鬥，還有太原戰役、湘瀘戰役、蘭州戰役、粵桂邊追擊戰鬥和海南島登陸戰鬥等一系列戰役、戰鬥。這些戰例反映了我軍作戰的光榮歷程，反映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偉大力量和智慧，體現了現代中國軍隊協同作戰的基本狀況。
當這些戰例彙集起來以後，劉伯承細心地審讀了每一篇稿件，並高興地說：“我們要從原有基礎上學習現代軍事科學，學習諸兵種協同作戰，就必須珍惜我們過去流血的經驗與創造，發揮戰例的積極作用，把它用到訓練中去。”他指示訓練部趕快彙編成冊，鉛印出版，發給全院同志學習。並當即揮筆寫下了“戰例彙集劉伯承題”八個字，作為封面。《戰例彙集》一共出版了四集，書中總結了解放戰爭時期我軍作戰經驗，這樣就進一步充實了教學內容，也促進了軍事翻譯工作的不斷進步。
在借鑑和介紹外國軍事經驗時，劉伯承以一個戰略家的目光，始終將目標對準我國當前戰爭的“熱點”，著重研究當前敵國的作戰特點和規律。他強調指出：“我們研究軍事科學更重要的方法是有的放矢，就是準備抵抗和打敗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的侵略。”他要求負責訓練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依據馬列主義的軍事科學、斯大林軍事學說，依據毛澤東的建軍傳統、軍事思想，以及我軍百戰百勝的豐富經驗，針對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集團，精細研究敵人，研究戰勝敵人的有效方法，特別是要研究志願軍在朝鮮作戰所獲得的經驗，並且要不斷講求生動的教學方法，來完成我們所擔負的訓練任務。”
朝鮮戰爭一開始，劉伯承就十分關注，當我志願軍入朝參戰以後，劉伯承根據軍委指示，首先選調40多名學員到朝鮮指揮作戰，直接觀察和接觸美軍，隨後又調去70餘名學員，如楊得志、秦基偉等著名將領，都是從軍事學院出發開赴朝鮮前線的。
劉伯承指示訓練部門，收集和整理美軍作戰特點和規律的材料，介紹我軍同美國軍隊作戰的新鮮經驗，印發各教研室和學員參考，聯繫實際改進教學。同時，邀請志願軍代表到學院作報告，介紹入朝作戰的新鮮經驗。他還囑咐從軍事學院入朝的志願軍將領與學院建立通信聯繫，隨時通報在朝鮮作戰的經驗和教訓，將前方來信選登在院刊《軍學生活》報上，向全院教職工廣為宣傳，以促進教學研究和軍事翻譯工作。1952年3月19日《軍學生活》報曾刊登這樣的編者按：
“志願軍某兵團楊得志司令員從朝鮮戰場上給劉院長來信，報告在朝作戰經驗。經劉院長批示，將信中有關戰術部分，整理出來，作為全院教學人員研究在朝作戰經驗的材料。材料中，首先告訴我們朝鮮戰場敵我攻防的戰鬥形式逐漸在發展變化。即原來在戰役間隙時期，敵我中間保持一個真空地帶，現在是變為敵我面面相對恃的情況了。由於這一基本情況的出現，所以敵人在進攻上表現兵力火力特別集中，企圖求得一點突破，以擴張戰果；在防禦上敵人一方面加強陣地工事，同時還大大加強其前沿的火器，企圖以堅強的工事與濃密火力相結合的力量來阻止我軍的突破，以確保它的陣地。在我軍自己，處在新的情況下，關於防禦陣地的選擇，工程保障的設施，兵力與火力的組織以及反衝鋒的動作等，均取得了新的戰鬥經驗，在進攻中對交通壕的構築與利用，步炮聯合指揮所的組織，火炮的抵近射擊，進攻開始時間的選擇，以及縱深戰鬥中肅清敵人地堡的方法等都是最近取得的寶貴經驗，所有這些經驗結合我們學院目前所學的戰術來說，是有極大參考價值的。如果過去我們有人認為所學與朝鮮戰場不符合的話，現在也應該得到解決。全體學員、教員應該接受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努力加強研究，爭取學習的勝利。”
通過一系列措施，劉伯承把軍事學院的教學同現代戰爭實際緊密聯繫起來，使紫金山下的校園同朝鮮半島的廣闊戰場緊密聯繫起來。
1951年7月1日，劉伯承在軍事學院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專門以研究抗美援朝戰爭為主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引導教員、譯員把目光放在中國軍隊所面臨的實際上。他指出：侵朝美軍不但有制空權與制海權，而且其陸軍的裝備也佔優勢，目前中朝軍隊的裝備與這一敵人比較起來，則是劣勢。然而在5個戰役中，敵人都被打敗了。這是因為中朝方面是正義的戰爭，因而它能夠軍民一致奮鬥，軍人能以自我犧牲的勇氣作戰，而其統帥則能在現實的條件之下發揮其主觀的能動性以取得勝利。可以想象，如果它們已成為正規化、現代化的軍隊，則困難必少，代價必小，而勝利的日期也必早。因而志願軍體會到必須適應新的情況，在軍事上大大提高一步，這即是要求我們在原有的軍事基礎上加速完成正規化、現代化國防軍的建設工作，尤應以毛澤東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軍事思想，克服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我們不要作《前線》劇中的“戈爾洛夫”；同時也不要丟掉自己戰爭史上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同志諄諄告誡我們，理論要與實際結合，教導我們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把自己的經驗科學地總結起來，作為以後行動的指導。同樣的，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時，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當作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不可把它當作教條。我們必須把這一指示的精神用到軍事科學的學習中來。也就是要求我們，在學習先進的軍事科學時，必須結合我軍原有的經驗，更要結合朝鮮戰場的經驗，而且還要預見到將來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只有這樣，才能夠顯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科學的無限的生動的威力。
在研究朝鮮的軍事地理特點和我軍後勤指揮和供應問題時，劉伯承講到：“朝鮮是一個半島，地形狹長，島上河川很多，在敵人掌握著制空權與制海權的情況之下，鐵路、公路不能暢通，物資的前送、後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隊戰鬥必需品與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就發生了困難。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指戰員的政治覺悟是高的，作戰是英勇的，他們站在全世界反對侵略保衛和平的最前線，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之下，在殘酷鬥爭之中取得了不斷的勝利。但由於供應的困難，卻使他們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艱苦。曾有一個戰士在某次肉搏戰中刺刀戳到美國兵的胸膛上，但因為吃不飽沒有力量而戳不進去。他們是這樣的，我們應如何關懷他們，學習他們，研究他們的情況以支援他們呢？我們軍事學院要做的事，就是研究他們的鬥爭情況，以改進和充實自己的學習。這裡就要求我們大力學習後勤工作。具體地說，就是努力學習飛行隊與防空兵器如何使用、如何組織，前送、後送工作如何實施，道路如何構築，倉庫如何設置，等等。
由於現代戰爭中軍隊眾多，技術兵器複雜，需要兵器物資的大量消耗，因而後勤工作的重要是表現得最明顯的。今後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後勤課。”
劉伯承還專門談到軍事學院在教學和科研中如何學習現代技術與戰術結合，如何組織與指揮諸兵種協同動作等問題。他指出：“我們學員的戰鬥經驗是很豐富的，但是對於現代化的某些新的技術兵種，則缺乏應有的知識。毛主席給軍事學院的題詞是：‘努力學習，保衛國防’，並且為我們聘來了許多軍事科學專家，就是要我們學習以上問題的，我就是帶頭學習的人。我們必須專心學習，而且一定要學好。”“學習現代技術與戰術的結合，學習組織和指揮諸兵種合成軍隊的協同作戰，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負責學會。我們不但要負責學習，而且還要負責指揮打仗；不但能負責直接指揮打仗，而且還能負責作參謀工作；不但要負責指揮軍隊，而且還要負責訓練軍隊；不但要負責前方，而且還要負責後方；不但要負‘殺敵三千’之責，而且還要負‘自損八百’之責；不但要負勝利之責，而且還要負未達到目的而暫時受挫之責。總而言之，我們要勇於負責並且負責到底。”
劉伯承特別要求學院在學術研究工作上進一步研究朝鮮戰爭中各方面的經驗教訓，要求各教授會將有關的經驗加以仔細研究和科學分析，融化於上課、作業之中，有些情況還應做出模型陳列於專修室內。此後，軍事學院又派出了三批規模較大的赴朝見習團，讓廣大學員到朝鮮前線，重上戰地，實地考察這場現代化戰爭的規模、樣式和特點。當見習團陸續返回國內以後，劉伯承又組織他們編寫了《朝鮮戰地見習報告》和《朝鮮作戰經驗彙集》。當參戰的志願軍學員歸國後，他又指導他們編寫了《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戰例彙集》，並及時把這些反映當代戰爭的特點的材料充實到軍事教學和軍事科研中去。
當時，學院的教材以及教學方法，主要來自蘇聯。在50年代初期，全黨、全國、全軍從上到下都學習蘇聯，大批蘇聯顧問（原來劉伯承建議叫“專家”，後來的文件仍叫“顧問”，各單位據此統一稱呼）來到中國，軍事學院就有一個較大的顧問團。當然，大多數顧問工作是比較好的，對軍事學院的建設是出了力的。但在顧問中，也有人主張照搬蘇聯的一套。在這樣的情況下，劉伯承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借鑑蘇聯經驗也必須以我為主，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原則。為此，還多次與蘇聯顧問發生爭論。
在一次制定戰役想定作業時，蘇聯軍事總顧問羅哈里斯基按照蘇聯衛國戰爭的經驗，提出“在一個大的戰役中，應先打集中強大之敵，然後再打分散的弱敵”。他認為，這樣的打法可使強敵失勢，其他弱敵便會望而生畏，不戰自退。
劉伯承根據我軍的作戰經驗，主張先打弱敵，並解釋說：“你這套想法符合蘇軍的情況，並被衛國戰爭的一些戰役所證明，不無道理。但必須注意我們中國的國情和我國軍隊的實際情況，我軍現在的裝備還比較差，國力也不雄厚，只能採用先打弱敵的辦法，才能克敵致勝，所以，我軍的打法依然是‘雷公打豆腐，專揀軟的欺’，然後再打強的。”羅哈里斯基想不通，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
劉伯承耐心地解釋說：“現在我們都不要過早地下結論，讓我們各自拿出充分的證據來回答吧。”後來，軍事顧問又提出一種新的解釋方法，他找到劉伯承說。“中國軍隊已經不是過去的游擊隊了，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和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未來作戰的樣式會有本質的變化。”劉伯承指出：“中國軍隊固然已經不是過去的游擊隊了，也有了一定的武器裝備，但這些條件絕不能構成未來作戰樣式變化的條件。我軍建設的水平是和我國經濟建設基礎相聯繫的。離開我國國情，只看由社會主義國家支援的一些武器裝備，就隨便改變我軍的作戰樣式，是極其有害的。”羅哈里斯基雖然講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仍堅持戰役教學中要貫徹先集中打強大之敵的觀點。
當時，有的同志認為，既然軍事顧問堅持這個觀點，我們不妨學一學再說。劉伯承卻毫不含糊地說：“這個問題關係到我軍訓練的方向，關係到未來戰爭的勝負。這不單是個學術問題，而是關係我軍建設向何處發展的原則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可以跟著人家的屁股跑，否則，是要犯歷史性的錯誤的。專家的工作由我來做。”
當然，劉伯承不是採取簡單的辦法輕易地否定對方的意見，而是用事實說服蘇聯顧問。他翻閱了古今中外的著名戰役、戰鬥，選擇了20多個戰例，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加以分析，反覆地、認真地同羅哈里斯基切磋、研討。特別是重點講述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照搬外國經驗，打“堂堂之陣”，同強敵拼消耗，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損失的戰例。在劉伯承的大量的有力的論證下，羅哈里斯基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意見脫離實際，表示放棄自己的觀點。在最後結束爭論時，他特地備了兩瓶名酒，對劉伯承表示說：“劉院長的觀點是正確的。你我雖然都是在我們伏龍芝軍事學院裡學習過，但是我不如你，我只學習了它的原理，而你卻把學習到的原理變成了中國自己的東西。這次爭論我是失敗了，但這是光榮的‘失敗’。從中，我認識到一種精神，那就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句話‘實事求是’。”劉伯承也舉起酒杯，謙虛地說：“學術研究的生命就在於理論聯繫實際。蘇聯有蘇聯的實際，中國有中國的實際，離開實際的東西，再好，也只是‘空中樓閣’，這個虧我們不能再吃了。”最後，戰役想定作業按照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擬定。通過這次爭論，廣大教員、譯員和學員也受到深刻的教育。
劉伯承認為，軍事翻譯決不是兩國文字的表層“粘合”，而要進行深層的發掘，嫁接兩國文化的“基因”。他根據軍事翻譯工作處於學術“前沿”的地位和特點，給軍事翻譯工作提出了“要發掘軍事科學本質”的任務。軍事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科學，有其自身的體系、規律和特點。在語言方面，也有其獨特的軍事用語。劉伯承同志認為，軍事翻譯人員首先要懂軍事。要懂軍事，必須先鑽研軍事。只有深入，才能淺出。他在一次談話中，專門論述了軍事翻譯人員學習、瞭解軍事，掌握軍事翻譯規律的重要性，指出：“我覺得總的問題是要提倡互相合作。
“譬如我們學校，是三大部分組成的，老幹部、舊軍人、知識分子。我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要把馬列主義斯大林軍事科學學好，就需要互相合作。
“對老幹部，我說：‘把經驗提高到理論’；
“對知識分子，我說：‘你切合實際一點’；
“對舊軍官，我說：‘丟掉你的舊一套’。
“老幹部有經驗，而文化科學修養不夠。知識分子俄文學得快，而缺乏軍事知識。舊軍官只有丟掉國民黨軍隊的一套舊經驗，才能學習無產階級的軍事科學道理。這種情況，如果大家不互相合作互相學習，就不好。”
“對於我們學校的教材，我提出了八個字：內容正確，文字清通。這首先要懂得軍事，懂得文字意義，彼此說話都能明確瞭解，不要發生誤會事，有一個翻譯；把敵人與我軍都譯顛倒了。或者把他不懂的刪去不譯，甚至把積極的行動誤譯為消極的行動。另外還有鬧了一些笑話的，如把‘混成旅’譯成‘雜種旅’之類。‘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軍事也不例外，有的日常用語不科學，如‘恢復疲勞’，‘疲勞’為什麼要‘恢復’呢？應該是‘恢復體力’才正確。”
在談到軍事翻譯人員應懂得軍事的要求時，劉伯承借引了毛澤東的教導和蘇聯作家高爾基的事例，指出：“我們很多翻譯對於政治、文藝都翻得很好，只是翻不好軍事，因為他不懂軍事。
“一個作家要寫戰爭，首先要懂軍事，要懂戰爭生活。不懂，就寫不好，高爾基如果沒有社會的基層生活，就寫不出那麼多好作品。毛主席早已指出過：首先要當群眾的學生，然後才能當群眾的先生。
“不瞭解群眾生活，你就寫不好；瞭解之後，必須加工，不然也寫不好；不瞭解群眾生活，就會鬧笑話。
“要‘懂’，必須鑽進去，要懂軍事，也必須鑽進去，如像你們懂文藝，就是由於曾經鑽進去了，所以才能表達出來。不深入，就不能淺出，只有深入，才能淺出。”
劉伯承還結合當時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黨所面臨的艱鉅任務，論述了政治與業務的辯證關係，頗有遠見地提出軍事翻譯工作在新時期的要求。他說：“業務的‘萬金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要在總的政治任務之下專門鑽研業務的時代，以前，業務的‘萬金油’隨處可用，但什麼病也治不好，現在我們必須學專業。學政治是共同的，任何人都要學，不學政治，工作就要犯錯誤，但如果不鑽研業務，就不能完成政治任務，不精通業務，政治則變成了空的，業務鑽研不深則政治認識也不會高明。
“有極少數翻譯不太好，從字面上隨便翻譯並不瞭解學術內容。有時甚至張冠李戴。無以名之，我叫它‘氈帽翻譯’。山西農民有一種氈做的帽子，裡外都一樣，翻過去能戴，翻過來也能戴，特別是扯它不爛。我們的學術工作不能像這種帽子一樣。應該精通兩國文字，尤其是精通軍事科學，才能做好軍事翻譯。”
劉伯承的這些思想，對我國軍事翻譯理論建設有著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導作用。為了使翻譯人員增長軍事知識，劉伯承指示有關部門把翻譯人員編入在職幹部軍訓班學習軍事，或輪流去步校集訓，或到各系（班）旁聽軍事課。並且組織大家參加軍兵種見習，參觀各種軍事演習。經過多年的努力，軍事翻譯人員的軍事素質終於有了明顯的提高。
重視譯文質量，重視譯員的外文水平和中文修養，提出並完善軍事譯文質量標準，正確評價軍事翻譯的美學價值，是劉伯承對軍事翻譯理論建設的又一貢獻。他曾經幽默地指出：軍事翻譯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翻譯工作好比兩國文字結婚，要生出漂亮的“混血兒”，不能生出“醜八怪”來。在衡量譯文的質量標準上，他很讚賞近代翻譯家嚴復提出的“信”、“達”、“雅”三個字。並且，根據軍事翻譯的特點，作出新的解釋。
他認為，“信”——就是要求譯文的內容跟原文一致，在結構上、風格上要保持原有的特點，做到真實可信。他常常說：許多軍事譯文是要指導作戰的，它的準確性要求更高。俗語說，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如果譯文中錯一字，就會使讀者（大多數是各級軍事指揮員）產生誤解，到戰場上就要付出血的代價。
“達”——就是要求文字通達，突出重點，要把原文的要旨轉達給讀者，不能輕重不分，含糊不清，也不能隔靴搔癢，使人撲朔迷離。
“雅”——就是要綜合兩國文字的表達特點，講究辭章語法，要像行雲流水，不枯屈輦牙，不文白夾雜。
為了提高翻譯人員的外文水平，劉伯承指示南京軍事學院的有關部門，採取各種有效的措施，通過各種途徑，為大家創造學習和深造的條件。如訂閱外文書刊，聘請高水平的外語教授講學，開辦俄語譯員訓練班，讓蘇聯軍事顧問和翻譯為大家補習俄語，或是派員到院外進修第二外語。他自己身體力行，藉助留聲機，並請教蘇聯顧問，猛攻俄文口語。
為了加強翻譯人員的中文修養，學院還專門安排現代漢語講座和語法修辭講座，每人發一本《新著國語文法》。劉伯承親自出席講課，講述中國翻譯簡史，介紹嚴復的翻譯思想，講解革命導師對翻譯工作的重視，結合軍事教學，介紹漢字的結構特點，並提出用字要簡，造句要短，選詞不要生僻，不要艱澀，要照顧工農幹部的文化水準等要求。
對於部分譯員譯文中出現的錯誤，劉伯承同志總是嚴肅而又誠懇地提出批評，要譯員們切實鑽研中文，研究修辭學，他建議大家讀《魯迅小說集》、《魯迅雜感集》等書籍。他經常說：“小說利於敘述，雜感利於論辯。如能多讀《水滸》、《老殘遊記》等古典文學作品，可以從中體會出中國人語言表達的習慣，知道怎樣說出話來才能使別人明白。”為了給翻譯人員做出榜樣，劉伯承還利用工作之餘，自己動手譯了一些較為難譯的作品，交翻譯室傳閱，啟發大家摸索軍事翻譯的規律，總結軍事翻譯的經驗。
黨必剛回憶說：“我們的老院長在三伏暑天，於緊張的野外演習之後，不顧疲勞，精心校譯了《柏林戰役與希特勒德國投降》這樣一篇長達數萬字的稿子，給我們示範，他把我們叫到面前，深入淺出地指出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指出原來譯稿的缺點，要我們對這篇經他修改及部分重譯的文章，很好地組織學習，領會其中用詞、造句的風格，在以後翻譯其他教材時，以此為參考。我們譯員百餘人，學習了之後，深深感到劉帥軍事學識的廣博，對原文了解的深透，文字表達的精確、生動、有力，欣喜有了卓越的典型可資遵守。”
在軍事翻譯工作上，劉伯承親自確定軍事翻譯原則，統一軍事翻譯用語，為我國軍事翻譯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軍事術語是表達軍事科學概念的語詞，也是軍事翻譯的語詞基礎。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許多軍事術語不夠準確，不夠統一。加上當時翻譯的教材中有一些外來用語，和我軍歷來的習慣用語不盡一致。另外由於軍事科學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名詞、術語，在使用上需要統一。劉伯承引導全院同志學習《恩格斯論術語的革命》。深刻領會恩格斯所講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化學是最好的例證，它的全部術語大約每20年就徹底變換一次，幾乎很難找到一種有機化合物不是先後擁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稱的”的論述。還組織大家學習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等有關經典著作，提高大家對術語規範化和改進文風的認識。
軍事科學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科學，它涉及的面很廣，幾乎橫跨所有重要學科，每一個軍事術語都含有一定的內容，要求非常嚴密。如果翻譯有錯或用語不當，就會弄錯學術含義，曲解學術內容。為此，劉伯承把軍語的審定與命名當作軍事翻譯的“基礎工程”，並規定了三條確定譯名的規則：“一、根據軍事科學實質正確命名；二、文字表達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國原有的軍語，尤其是解放軍用過的軍語，儘量沿用，如不統一，則使之統一。”劉伯承認為，這一工作十分重要，沒有軍事術語的統一，便不能準確地交流思想，也不會有準確的軍事翻譯，勢必影響以後的軍事行動和作戰指揮。同時，軍事術語的改變，又是極其嚴肅的事情。一個術語的興廢和改變，往往牽扯到軍制、編制和組織上的重大問題，必須由統帥機關和專業部門統一掌握，任何人或任何部隊都不得擅自改動和亂用。軍事學院是學術機關，有責任把研究和確定的軍事術語（包括軍隊標號）呈報中央軍委批准後使用。
當時，有人錯誤地認為，軍事術語的統一工作是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是挑字眼、摳名詞一類的文字遊戲。也有人對軍事術語採取輕率態度，隨意修改，造成用語混亂的現象。針對這些問題，劉伯承親自帶頭抓軍語的審定與命名。他把原來的“工兵”細分為“工程兵”和“工兵”；把含義消極的“驅逐機”改為“殲擊機”，把軍（師）以下的“反衝擊”同集團軍以上的“反突擊”區別開來；他還參照中國古代《孫子兵法·兵勢》，將戰役上布成的陣勢即戰役軍團的兵力部署，稱為“戰役佈勢”，以便與軍（師）以下為進行戰鬥所採取的“戰鬥隊形”相對應，等等。
劉伯承就是這樣，對每一個軍語都要反覆推敲，仔細斟酌，對不甚明瞭者，不恥下問，虛心求教。有一次，他對海軍術語“破雷衛”的確切定義搞不大清楚，便去請教海軍系主任林遵，林遵告訴他由兩隻軍艦拖索破雷的工具就叫破雷衛，劉伯承聽後非常高興地說：“您是專家。從您這裡我又學到了知識，以後還要向您請教。”又如坦克上的“引擎”一詞，劉伯承曾多次求教於一位坦克專家，方才最後敲定。
對於初步確定的軍事術語，劉伯承都指示有關部門到各系、各教研室徵求意見，並且從1951年4月30日開始用出版《軍語通報》的形式加以公佈，通告各系、各教研室等單位。在劉伯承的直接領導和組織下，軍事學院還編輯出版了《軍語畫一（初稿）》一書。該書收有兩千多個詞條，後來大多數被正式定為人民解放軍軍語，至今仍在繼續使用。同時，該書中的許多詞條，被分別收入各種辭書，為我軍開展軍事科學研究，進行軍事翻譯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基準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