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節

總教頭髮火了:“游擊隊不能冒‘油’,野戰軍不能撒‘野’,於現代化、正規化就要來真格的!”

南京軍事學院作為最高軍事學府是夠氣派、夠標準的。然而,校園中也有不少大煞風景的鏡頭:

鏡頭之一:

一天下午,劉伯承來到基本科學員住的宿舍樓前,正好學員們下課回來。只見百十號人的隊伍竟橫不成行、豎不成列,而是三人一夥,五人一群,又說又笑,稀稀拉拉地從講堂走了回來。

看到院長站在樓前,帶隊的值班員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隊向院長報告,而是用手摸著腦袋,“嘿嘿嘿”地笑著,結結巴巴地說:“院長,您……有事嗎?”

“唉!”劉伯承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

鏡頭之二:

某系學員的宿舍——有的房間還比較整齊,可有的房間又髒又亂。水壺、牙具到處亂放,書、本、地圖橫七豎八,擺滿了桌面。床下塞著的一團團的髒衣服、臭襪子,發出一股股難聞的氣味。

“看看你們住的這個屋,真像是個亂雞窩!”劉伯承說完,不高興地走了。

鏡頭之三:

某會議室,劉伯承主持一個訓練工作會議。在會議進行之中,他無意間看到這樣一幅對比場景:會場的一邊坐著兩個蘇軍顧問。他們軍服筆挺,衣冠楚楚,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嚴肅認真地聽取彙報。會場的另一邊坐著學院的十幾個幹部。他們多數人衣冠不整,風紀扣不扣;有的人還敞胸露懷,雙手在身上搓泥搔癢;還有一個人竟把腳放在椅子上,脫掉鞋子二用手摳那雙又髒又臭的腳丫子。

作為最高軍事學府的院長兼政委,看了上述鏡頭,會有怎樣的感覺呢?

老頭髮火了!三軍總教頭髮火!!劉伯承實在看不過眼了!!!

是啊,人民解放軍,這支戰無不勝的隊伍,南征北戰,所向無敵。

然而,即便是雄獅,身上也會有蝨子啊。主要由農民組成的隊伍,自由慣了,散漫慣了。對勝利之師的不清醒認識,對功臣、模範、“長官”等桂冠的盲目情緒,又強化了自身的弱點。

有的學員無故不出操、不上課,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有的學員自以為是師長、軍長,上課時翹著二郎腿,回答教員提問也懶得部起來;有的學員聽報告、看電影,正門不走爬窗戶,從窗子上跳進跳出……

機關工作也存在著自由散漫的現象。有的機關部門人浮於事各自為政,工作無計劃,職責不分明,辦事效率很低;有的機關幹警值班睡大覺,交接班時草率敷衍,出了問題互相推諉,等等……。

怎麼辦?

獅子身上的蝨子要抖落掉!

不良習氣要堅決克服!

游擊隊不可冒“油”!

野戰軍不可撒“野”!

劉伯承的信條是:

治軍必先治校!治校必須嚴格!

這時,正好周恩來總理交給劉伯承一項任務,讓他審查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共同條令:《內務條令》、《隊列條令》、《紀律條令》(均系草案)。這三個條令是周總理、朱總司令和聶代總長指示軍訓部,依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原有的傳統法規,吸取了外國軍隊的先進經驗而制定的。

劉伯承初步閱讀後,認為內容基本正確,是完全可行的。於是,他決定讓全院同志都來學習討論這三個條令,借這股“東風”,進行一次作風紀律的檢查與整頓。

在一個星期一的上午,劉伯承再次來到基本科。在學員大會上,他首先重申了院黨委提出的“學習新兵種學術”、“建立正規制度”兩項中心工作。強調指出:這兩項工作概括起來,一個是學“法”,一個是學“禮”。“學習新兵種學術”是學“法”,即學習各兵種的技術戰術知識,及其協同作戰的法規法則;“建立正規制度”是學“禮”,就是學習一個革命軍人應該遵守的禮儀、禮節和禮貌。學“法”與學“禮”猶如一個人的兩條腿,缺一不可。如果我們學習了現代化的軍事學術,而生活作風還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敗仗的。

接著,劉伯承列舉了全院存在的種種自由散漫、無組織無紀律現象,高聲告誡大家說:“我們要搞現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時代,也要現代化。我們的學員、教員和工作人員,都是來自各個野戰軍,有的還幹過游擊隊。以後,來自野戰軍的不可再‘野’了,幹過游擊隊的也不可再帶‘遊擊習氣’了。有的人自由主義,違犯紀律,國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光著腚推磨盤——轉著圈丟人。”

最後,劉伯承要求從基本科做起,來一場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個條令對照檢查自己,制訂出整改措施。他把這種做法叫作“結舊帳開新支,割下麥子種晚稻”。

來真格的了。全院結合學習討論三個條令,進行了一場嚴肅認真的關於作風紀律的檢查與整頓。

在此基礎上,劉伯承因勢利導,領導建立了軍事學院的隊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訓練工作制度。

來真格的,就要從各方面嚴起。隊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內務衛生制度、交接班儀式、升降國旗儀式和典禮閱兵儀式等。劉伯承強調,從軍事學院畢業的學員,應該具有良好的軍人儀表和軍人舉止。他經常在起床號剛剛吹響的時候就來到操場,檢查學員的隊列訓練。發現無故不出操者,馬上命令值班員去找,及時進行批評教育。

劉伯承還深入到學員宿舍,檢查內務衛生,教育學員要愛清潔、講衛生,做到工作有定時,生活有秩序,著裝整齊乾淨,軍人儀表良好。為此,他指示院務部建立了一個洗衣房,專門為學員拆被子,洗衣服,深受學員們的歡迎。

除此之外,還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隊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全院都要在軍樂聲中舉行升、降國旗的儀式。每天機關交接班時,交班和接班人員要按一定的儀式和程序,嚴肅認真地交接工作。每當新的學員科成立,新學員入學或老學員畢業時,都要舉行盛大的典禮和閱兵,請中央軍委代表或由院首長檢閱並講話。

這一切,在新中國、在人民軍隊都是頭一回啊。

這一切,增強了現代軍隊的氣派,提高了現代軍人的素質,增強了榮譽感。

從1951年秋開始,軍事學院每年都要選派一批學員參加首都的國慶節閱兵。當這些學員赴京訓練時,劉伯承總要先檢閱一次,檢查他們的訓練情況,要求他們以雄偉氣概走出國威軍威,作正規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國慶節閱兵,就是由高級速成科班主任楊勇高舉著軍事學院的校旗,帶領軍事學院的方隊,走在整個閱兵隊伍的最前列。他們以整齊劃一的動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過天安門廣場,受到全國人民的交口稱讚。

來真格的,就要在學院機關各部門一齊動手,搞整體正規化。

劉伯承強調建立健全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職責,充分發揮機關工作人員的作用,改變戰爭年代一切由領導者“包打包唱”的現象。為此,他提出了“統一集中領導,單刀直入基層”;“集中領導,分工負責”;“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三個口號。這三個口號概括了他對於機關建設的三個基本思想:機構要精幹,職責要分明,業務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領導幹部片面強調“大而全”,在機關“三部一處”(即訓練部、政治部、院務部和幹部管理處)下面設二級部,二級部下面設科,有的科下面還設股。另外,由於缺乏經驗,各學員科也照搬機關的編制,設立相應的機構,使得一個學員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員20多人,造成機構龐大,層次過多,學員與教職員比例嚴重失調。

劉伯承對這種狀況作了尖銳的批評,把它稱作“疊床架屋,驕枝叢生”,好比人的手上長了六個手指頭。解決問題時,參謀、幹事靠科長,科長靠部長,部長又靠院首長。就像京劇《法門寺》裡告狀一樣,狀紙一層一層往上遞,官司總也打不了。他多次強調:我們現在是在城市環境中辦學校,不是戰爭年代在農村分片辦學。領導方法要適應這一變化,要學會“彈鋼琴”,克服“單打一”的現象。

為此,劉伯承採取了有力措施:

裁併編制,砍掉多餘的“一指”。把重疊的組織機構合併,把不必要的中間層次裁去,精簡各級行政管理人員。首先,將機關“三部一處”改為訓練、軍事科學研究、政治、幹部管理、隊列、物資保障六部和秘書、保密、財務三處。這“六部三處”下面一般都不再設第二層的機構。同時,裁減各學員科的行政管理人員,改設協理員協助科主任工作。並撤銷了專供演習使用的教導團。這樣,使得學員與教職員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1:2.3,而領導作風進一步深入,工作效率進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級幹部的工作範圍和工作職責,使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有職、有權、有責,使整個機關在統一集中領導之下,經緯交織,協同動作。劉伯承把這種做法叫作“執事者各司其事”。他說:我們四川有一種風俗,辦婚喪嫁娶等紅白大事的時候,總要找一個聰明能幹的人當司儀,統管各項事務。每當舉行儀式,司儀照例高喊一聲。“執事者各司其事”。於是,奏樂的奏樂,擺宴的擺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設人,各盡其責。有條不紊,忙而不亂。

要求機關工作人員努力學習與本職工作有關的各種知識,成為精通業務的專門家。劉伯承指示有關部門開辦文化夜校、理論學習班、俄語集訓班,舉辦各種講座、報告會,讓機關工作人員學文化、學政治、學科學、學管理,“鑽研業務,精通一門,向專門家方向發展,不能滿足於‘萬金油’式的項項都懂一點而項項不精通的現象。”

在建立與改進行政工作制度的實踐中,劉伯承深深體會到:院校編制的最大特點是“橫寬縱短”。因此,領導院校工作就要實行團一級的、面對面的、單刀直入基層的領導方法。

有的同志對劉伯承說:“團一級的領導方法太低了,與最高學府的地位不相稱。”

劉伯承幽默地回答:“團的領導方法有什麼不好?周總理出國訪問,不就是代表團的團長嘛!”

對於院校來說,最重要的是訓練制度。訓練制度包括訓練部組織系統、各教授會的工作、訓練時間的配當、以及在施訓受訓中的紀律與秩序等。劉伯承強調“以教學為中心”,圍繞教學活動對整個訓練工作做出科學的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統,又注意重點突出、中心明確,做到有主有從、穿插配當、縱橫連貫、密切協同,使教、學、保障工作三個方面構成行動的統一,克服“單打一”和紊亂無章的現象。

為此,劉伯承領導制訂了《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以此作為軍事學院建立正規的教學制度的依據。

《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嚴格規定了學院訓練系統各個部門的工作紀律和各級幹部的工作職責;規定了教員在編寫講義、想定、組織課堂教學、課題討論和作業講評等方面應注意的事項;也規定了學員在課堂、現地作業和野外演習中應該遵守的各項紀律。

《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中關於學員每天學習時間:每天授課6小時,即連續上6節課,每節課50分鐘,休息10分鐘、另外,還要進行3小時的自學。共為9小時。

關於考試問題,規定每一主要課程學完之後都要進行考試,還有學期考試、學年考試和畢業考試。考試時要成立各級考試委員會。學制兩年以上的完成科畢業考試,要成立國家考試委員會。考試方法有筆試和口試兩種,“筆試閉卷答題,口試抽籤答題。由一個主考官和兩個陸考官主持進行”。

《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作為軍事學院訓練制度的一個雛形,在當時還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後,軍事學院黨委在總結創建初期的工作時,劉伯承曾經形象地說;1951年回月15日以前,一切均無基礎,好比是“氣體時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軌,好比是“液體時代”;到了4月,《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頒佈之後,組織才漸趨健全,訓練才走上正軌,才成了型,才進入初具規模的階段,氣體變成液體又凝固成固體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隊列條令》和《紀律條令》,經軍事學院全體人員學習討論,劉伯承逐字逐句審查修改後,上報了周恩來。周恩來很快就批准這三個條令作為草案,先在全軍試行。以後,根據試行情況,又作了進一步的修改。最後,經毛主席親自審閱批准,正式頒佈全軍貫徹執行。三個條令的制訂與貫徹執行,促進了軍事學院的正規化建設。同時,也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建設打下了基礎。

幹正規化,說幹就撲下身子幹,三軍總教頭也來真格的。跑野外,打演習,年近六旬、遍體彈痕的老漢照樣不含糊。

1951年6月20日清晨,安徽省鳳陽縣臨淮關鎮籠罩在一種不同尋常的氣氛之中。

鎮北面,逶迤蜿蜒的淮河,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下就像一條閃閃發光的白練,鋪在綠色的地毯上。而千里淮河大堤,則像一道金色的長城,循著河道向前延伸,拱衛著滔滔河水東流入海。

緊靠鎮子的河堤上,臨時搭起了兩座參觀台。左側參觀台上坐的是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科的學員,以及華東軍區的300多名幹部。右側參觀台上坐的是軍委各總部、各大軍區和各軍事院校的同志。

將近7點鐘,劉伯承和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登上參觀台。劉伯承先向四周環顧了一下,然後伸出手腕看了一下手錶。錶針正指向7點。於是,他向一位手握紅色指揮旗的人點了點頭。

突然,三顆信號彈騰空升起。只見一門門火炮從農田的“谷垛”裡推出來,一輛輛坦克從路旁的“土堆”裡開出來,向河對岸猛烈射擊。一會兒,伴隨著一陣轟鳴聲,三架轟炸機飛臨河灘上空,向地面投下一連串炸彈。霎時間,河灘頭、河對岸火光閃閃,濃煙滾滾……

大炮的呼嘯聲,飛機的轟鳴聲和爆裂的槍聲告訴人們,一場酷似實戰的實兵演習正在這裡進行。

這是劉伯承領導軍事學院實施的陸軍師江河進攻戰鬥實兵示範演習,即臨誰關演習。

經過一段時間的軍兵種參觀見學,學員們開始進行團、師攻防戰術綜合訓練。為了增強訓練效果,使學員們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從實踐中掌握諸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藝術,劉伯承用很大精力組織指導了這次演習。

演習從4月開始準備。4月13日,成立了演習指導部,下設訓練處、參謀處、政治處和後勤供應處等機構。劉伯承以總導演的身份,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擬定了演習實施計劃和演習訓練計劃。

5月7日,擔任演習任務的十個特種兵分隊分別從徐州、上海等地陸續到達演習現場,開始進行專業訓練。

5月10日,劉伯承發佈了演習政治工作動員令,指出這次演習是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密切結合朝鮮戰場的實際情況,學習諸兵種的聯合作戰。他要求參加演習的所有人員牢固樹立為學員的學習服務的思想,努力工作,克服困難,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保證演習圓滿成功。

在演習前的準備工作中,劉伯承多次到現場指導訓練,重點抓陸、空之間與各兵種之間的協同動作。

一天上午,劉伯承來到演習場,首先巡視了渡河先遣分隊的陣地。指出先遣分隊前出時,一定要保持疏散的戰鬥隊形,不能密集。連、排長的指揮位置也要適當。接著,又巡視了炮兵和裝甲兵陣地。要求這兩個陣地一定要偽裝好,不能暴露。坦克行進路線要做出標記,互相之間不能太近,又不能距離步兵太遠。他還給幹部戰士講了一個失火時瞎子揹著跛子,跛子給瞎子指路,兩人緊密配合,一起走出火場的故事,強調搞好步坦協同的重要意義。當他看到通信報話所的位置離坦克固定發射點比較近,就問道:“這樣近能聽清楚嗎?有干擾沒有呢?”

在酷熱的陽光下,劉伯承從一條塹壕走進另一條塹壕,從一個陣地來到另一個陣地,連續步行1個小時。汗水順著臉頰往下流淌,浸溼了軍帽,浸透了軍衣。隨行的同志熱得實在受不了,就解開領釦,摘下軍帽,拿在手裡一左一右地扇起來。但是,劉伯承一直不解領釦、不摘軍帽,始終保持著良好的軍人姿態。

臨走的時候,劉伯承對演習指揮所的同志說:“這次演習,中央軍委和全國各大軍區、各軍事院校都要派代表參觀學習。因此,這次演習有建軍的政治意義。不僅單獨為著學員,同時也是為著訓練部隊,為著部隊的現代化建設。”他要求在組織工作方面,要防止“五霸強,七雄出”的局面,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嚴格各項制度和紀律。在安全工作方面,要做到不死一人,不出重大事故,而且要防奸保密,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6月15日,劉伯承來到臨淮關,在臨街的一所房子裡住下來。高級速成科的學員也同時來到這裡,進行見學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兩天之後進行預演。這一天,天空突然烏雲密佈,狂風驟起,一會兒,瓢潑似的暴雨就直瀉下來。

擔任演習師師長的陶漢章向劉伯承請示:“院長,下暴雨了。預演是否停止?”

“下雨怕什麼,下炮彈也要演習。訓練就是打仗。打仗還能選好天氣打嗎?”劉伯承堅定地回答。

預演按原計劃開始了。劉伯承站在風雨中,任憑風吹雨澆,沉著鎮定地實施指揮。

這時劉伯承已近60歲高齡了,演習指導部的同志們怕他在雨中淋壞身體,就關切地勸道:“院長,雨太大,你還是到掩蔽部避一避吧!”

“那怎麼行!我是院長,又是總導演,在演習中怎麼能帶頭避雨呢!”劉伯承高聲說。

陶漢章看到大家說服不了劉伯承,就拿過一頂草帽,戴在劉伯承的頭上。

劉伯承立即除下草帽,轉過身來,對陶漢章說:

“陶漢章啊,曾、胡治兵語錄中都講‘夏不張傘、冬不著裘’,你不知道嘛!常言說得好,‘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有令不行。’我們自己不做榜樣,鬼才相信你講的那一套呢!”

就這樣,劉伯承一直站在風雨之中,不肯離開現場。

預演結束了。劉伯承在講評中給部隊指出了工事偽裝、步坦協同和戰鬥隊形變換等幾個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三點要求:要求嚴格,防止鬆勁散漫;要求切實,防止形式主義;要求協同一致,防止各自為戰。

劉伯承還提出在原案中增加一個佯渡口,並要求把“敵人”空軍情況加進去。他說:“過去,二野挺進大別山,過沙河、汝河和淮河,不論哪一次,都有敵人空軍襲擾。演習等如實戰,一切都要力求與實戰相同,才有示範指導作用。”

戰鬥機、轟炸機飛掠而過。

坦克、戰車隆隆開進。

正式演習在緊張地進行著。

在“我方”第一次火力急襲之後,渡河先遣分隊的戰士們從隱蔽地點向渡河地點飛速前進,第一航部隊也向渡河器材集結地挺進。“敵人”開始瘋狂反撲,以炮火封鎖河岸,以飛機俯衝掃射阻擊地面部隊渡河。“我方”又組織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火力急襲。高射炮向“敵機”射擊,各種火炮和坦克向“敵人”陣地繼續猛烈時擊,轟炸機再次向敵人陣地投彈。在飛機、大炮、坦克的掩護下先遣分隊登陸,第一航部隊泛水,第二航部隊向河岸開進。先遣分隊佔領“敵人”灘頭陣地,第一航部隊登陸,第二航部隊乘木排、竹筏、葫蘆等各種就便器材泛水。水陸兩用坦克也開始渡河。工兵分隊一邊架設浮橋,一邊用鐵舟、門橋搶渡各種武器。團指揮所乘船向對岸轉移,併發出向“敵人”縱深陣地進攻的信號。“我方”幾架運輸機飛過之後,天空中開出一大片銀花,空降部隊在“敵人”後方降落,並集結起來,佔領了有利地形。第二航部隊登陸成功。一輛輛坦克、一門門火炮通過浮橋,到達衝擊位置。團指揮所發出全線衝擊信號。步兵在坦克的掩護下向“敵人”發起猛烈衝擊,佔領“敵人”陣地,與空降部隊會合。演習經過兩個多小時,勝利結束。

在演習進行時,劉伯承頭戴軍帽,腰扎皮帶,在驕陽下正襟危坐,全神貫注在演習場上。當他看到有的學員穿著襯衣、戴著草帽,有的還把草帽拿在手裡扇來扇去,不覺轉身對陳毅喟然嘆息道:“我們的幹部現在養嬌了,怕把臉子曬黑了嘛!”

儘管有若干遺憾之處,畢竟臨淮關演習是軍事學院舉行的第一次規模較大的實兵示範演習。它以嚴格的紀律、縝密的組織、準確的協同動作和出色的政治工作,合成了一幕威武雄壯的活劇,展現了一幅現代化立體戰爭的宏偉畫卷。它使全體參觀見學人員耳目為之一新,實際看到學到了諸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藝術,從而推動了全軍的訓練工作。

冬天快到了,候鳥南飛。當地的農民也都歇起手來,不太下地幹活。只有這些當“兵”的呆不住。南京軍事學院的這些“兵”,又開赴到句容一帶了。

臨淮關演習結束不久,劉伯承又組織指導軍事學院高、上級速成科學員實施軍首長——司令部野外演習。地點選在南京東南句容至丹陽之間的廣闊丘陵地區。

同臨淮關演習一樣,在這次演習實施中,劉伯承深入現場,風餐露宿,十分辛苦。白天,指導學員進行野外作業。晚上,則和學員一樣,睡在野外臨時搭起的帳篷中。

時值秋末冬初,天氣漸漸寒冷起來。為了讓大家休息好,劉伯承指示一個負責後勤工作的幹部,給每頂帳篷裡面放一盆炭火取暖。但在睡覺之前要把炭火熄滅,把火盆搬到外面,以免煤氣中毒,發生事故。

劉伯承自己首先這樣做了。並讓這個幹部逐個檢查,要求每頂帳篷都要這樣做。

這個幹部檢查完畢,向劉伯承報告說:“其他同志都做到了。只是蘇聯顧問怕冷。不肯這樣做。”

這時,劉伯承揚了揚眉毛,微微沉思起來。

劉伯承對蘇聯顧問是很尊重的。他知道,這些顧問都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建立過功勳的戰將,有的還是當年列寧領導下的老紅軍和老布爾什維克。他們具有豐富的革命戰爭經驗,而且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是熱情支持的。因此,他在工作中注意傾聽他們的意見與建議。在生活上貝無微不至地關懷和照顧他們。給他們提供了舒適的住所,給他們配備翻譯和助手。每年,還安排他們到部隊參觀訪伺,到名勝風景區遊覽度假。

一年夏天,劉伯承陪同軍事學院首席顧問羅哈里斯基中將到太湖遊覽。面對波光粼粼、帆影點點的萬頃太湖的壯麗景色,羅哈里斯基高興極了。他提出與劉伯承比賽爬山,看誰先登上黿頭渚後山的頂峰。劉伯承友好地應戰了。於是,他們從“太湖佳絕”的牌坊出發,一起向黿頭渚後山高處的“天倪閣”攀登。

登上天倪閣之後羅哈里斯基和幾個蘇聯顧問已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了,而劉伯承雖已到花甲之年,卻步履穩健、行動敏捷、神態自若、大氣不喘。這使羅哈里斯基十分敬佩。

在下山的路上,羅哈里斯基與劉伯承愉快地交談起來。從中國的孫子、德國的克勞塞維茨,談到俄國的蘇沃洛夫等世界許多著名軍事家的事蹟。劉伯承也用夾帶四川鄉音的俄語不時地回答羅哈里斯基的問話。他不僅深諳《孫子兵法》,熟知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還熟知蘇沃洛夫的軍事法則和蘇沃洛夫的著作《致勝的科學》的全部內容。這更使羅哈里斯基大為歎服,對劉伯承的敬佩之情又加深了一層。以後,羅哈里斯基奉命回國,一直懷念劉伯承,懷念在軍事學院工作期間與劉伯承結下的深厚情誼。

劉伯承與蘇聯顧問一起工作時,既尊重他們,又不喪失原則。該解釋的就解釋清楚,該堅持的就堅持到底。他的這種態度,也贏得了蘇聯顧問的尊重。

搬火盆這件事雖然是一件生活小事,但是關係到蘇聯顧問的生命安全,必須認真負責地對待。劉伯承沉思之後,抬起頭,用平靜而又堅決的語調,對前來彙報的幹部說:“你再去一趟,傳達我的話,就說我院長這樣做,請顧問同志也要這樣做!”

蘇聯顧問對劉伯承是很尊重的。聽到這個幹部的傳達之後,他們很快把炭火熄掉,把火盆搬了出來。這個矛盾順利地解決了。

跟“老外”合作還真不容易吶。這不,當演習進行到第二階段,因學術問題又與蘇聯顧問發生了矛盾。事情是這樣的:演習第一階段,“我軍”第一梯隊突破“敵人”第一道防線,前出到句容以東的白兔鎮一帶。“我軍”第二梯隊也加入戰鬥,準備向縱深方向發展。這時,“敵人”增援部隊的一個先頭團剛剛趕到白兔鎮,正在搶修工事,企圖頑抗。面對這種態勢,蘇聯顧問主張憑藉強大火力,首先給立足未穩之“敵”一陣急襲,然後以第二梯隊加入戰鬥,坦克引導步兵,寬正面、高速度、大縱深地沿公路向前推進。

擔任演習軍長的楊勇,不同意蘇聯顧問的意見,他堅持人民解放軍的傳統戰法,以第一梯隊在正面實施牽制性攻擊;以第二梯隊向“敵人”側後大膽穿插迂迴,首先將“敵人”增援部隊的那個先頭四分割包圍予以殲滅,然後再向縱深發展。

蘇聯顧問態度強硬,堅持他們的意見。致使演習難於進行下去。

情況反映到劉伯承那裡,劉伯承完全同意楊勇的意見。為了不把關係搞僵,他親自拜訪了蘇聯顧問,向他們作了含蓄、委婉的說明,甚至使用了一些外交辭令。

他首先說:“對於蘇聯的軍事科學,特別是蘇軍組織指揮諸兵種協同作戰的一些經驗,我們應該學習。但在運用中則要結合我們中國的實際情況,要堅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一貫倡導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

接著,他又說道:“目前的實際情況怎麼樣呢?實際情況是,我們中國軍隊武器裝備還達不到蘇軍的現有水平,實施寬正面、高速度、大縱深的強行突擊,在目前無法做到。所以,需要先把白兔鎮的‘敵人’吃掉,然後再向前推進。”

劉伯承的這番話,真是無懈可擊,說得蘇聯顧問一個勁地點頭稱是。演習終於按照“軍長”的方案繼續進行,“紅軍”第二梯隊像尖刀似的穿插到“藍軍”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