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節
劉伯承的現代童話：從前有個鬼谷子，很懂兵法。他有兩個學生，一個叫龐涓，一個叫孫臏，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
從建國到50年代中期，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正常發展的時期，也是劉伯承在軍事教育、軍事科研、軍事翻譯上大展鴻圖“拼老命”的年月。此時，他的確有些老了。無情的自然法則，戰時的累累傷痕，工作的艱難重擔，沉重地壓在他的兩肩。尤其是僅餘的那隻左眼，視力大為減退。然而，劉伯承仍然壯心不已，發奮工作。他親自抓翻譯隊伍，親自指揮演習、上大課，親自翻譯、審校譯稿，編制教材、軍語。彷彿樣樣事得心應手，遊刃有餘。但他的夫人汪榮華卻非常清楚，一位經歷過40多年戰爭磨難的六十老人，常年累月“超負荷”運行，將意味著什麼。她時常關心地勸阻說：“我看，你這幾年辦南京軍事學院，比指揮打仗還要費力，要適當休息才好。”劉伯承卻粲然一笑，依然埋頭工作。他以忘我的精神，在軍事教育和軍事翻譯的崗位上，率領全院教員、譯員、學員，共同努力，發奮追趕世界先進軍事科學水平。
世界進入20世紀以來，現代科學技術以異乎尋常的發展速度朝前邁進。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又總是最先應用於軍事。要想建設中國的現代國防，必須認清這一趨勢，並以臥薪嚐膽的精神作艱苦的努力。劉伯承有遠見地指出：“在學習先進的軍事科學時，必須結合我軍原有的經驗，更要結合朝鮮戰場的經驗，而且還要預見到將來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因為，時代是前進的，實際是運動的，搞軍事科學研究，一定要看世界軍事發展的水準，要預見將來，要打提前量，“要從現在的實際，走到將來的實際”。
同時，劉伯承還認為，世界軍事又是多層面的，軍事翻譯必須廣泛獲取各種軍事信息，通過各種途徑和“窗口”，瞭解世界軍情，借鑑外軍經驗，將自己的“聚焦點”，始終對著全球軍事水準。他指出：“我們還要學習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學術的成就，主要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技術和軍事學術，以及戰爭潛力及其備戰措施等特點，必須很好地進行研究。”這一點，對於“勝利之師”的人民解放軍更為重要。
劉伯承就是這樣，他不但善於通過翻譯工作收集各種軍事信息，傳播軍事知識，與世界各國軍隊進行橫向比較。而且，善於深入思考，認真探索，向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劉伯承對戰役法理論的研究，就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戰役法是處於戰略和戰術之間這一層次的軍事學術。其內容是研究集團軍和方面軍準備與實施合同戰役和獨立戰役的理論與實踐，這一課題是整個軍事教學中的“重頭戲”。
起初，訓練部門委託蘇聯顧問編擬了一個草稿。劉伯承看後不太滿意，他認為這份草稿未能反映出戰役法的理論實質。尤其是沒有體現中國軍事特點。因此，他決定親自動手編寫。
1952年夏初，南京城已是暑氣蒸騰，劉伯承集中精力，翻閱和研究了毛澤東的軍事著作，蘇軍戰役法資料和《孫子兵法》等，結合中國革命戰爭實踐和未來戰爭發展趨勢，進行分析、綜合闡發自己的見解。最後，用了十多天的時間連續突擊，終於編寫出《集團軍進攻戰役講授提綱》。隨後，他又親自登上講台，向高級將領們講授中國的戰役法理論。
《集團軍進攻戰役講授提綱》，其內容共分九章，依次敘述：集團軍在現代進攻戰役中的地位和作用，集團軍進攻戰役中的戰鬥編成，現代集團軍進攻戰役的規模，集團軍在現代進攻戰役中所用的各種機動樣式，集團軍在進攻戰役中的戰役佈勢及其梯次配備的縱深，以及戰役準備，進攻戰役實施，以及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炮火保障，裝甲兵坦克兵的運用，快速兵團進入突破口的原則及其在敵戰區縱深內的動作；集團軍進攻戰役中的空軍，工程保障，通訊聯絡，後勤保障，對空防禦等。
在《集團軍進攻戰役講授提綱》中，劉伯承指出：“戰役法是無產階級軍事學術的組成部分，它不但是指導現代方面軍及集團軍戰役的理論和實踐，而且是指導其他各種武裝力量，如空軍、海軍、空降部隊以及防空部隊等合同戰役或獨立戰役的理論與實踐。”
戰役法是從戰爭中產生，並隨著戰爭的發展而發展的。“以往作坊工業時代的戰爭已為現代機器工業時代的戰爭所代替。兵器發展種類之多及其在戰役戰鬥中威力之強，物質器材消耗之大，軍隊之眾及其精力之緊張，戰線之長，縱深之遠，加以進攻手段的互相推動等遂使進攻戰役的規模不斷擴大。於是，使用大的戰役軍團——一個或幾個方面軍進行決定性的戰役已成為常事了。”
劉伯承還深刻地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役法，是從中國革命戰爭中產生，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併為我國國防建設所急需的理論。“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軍事著作總結我們的作戰經驗和指示工作方向中，關於戰役法則論述甚多，尤其是教導我們：‘我們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的經過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證和發展起來。我們不但要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要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同時，我們現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美帝國主義者散佈細菌、施放毒氣，尤其是美國武裝日本，扶持蔣匪殘餘從各方積極備戰、佈置擴大侵略戰爭中，與我們進行國防工業建設中，來學習集團軍進攻戰役，更有切實研究之必要。”
在提綱中，劉伯承詳細論述了集團軍在現代進攻戰役中的地位和作用、集團軍進攻戰役中的戰鬥編成、現代集團軍進攻戰役的規模、集團軍在現代進攻戰役中所用的各種機動樣式、集團軍在進攻戰役中的戰役佈勢及其梯次配備的縱深，以及戰役準備與進攻戰役實施等問題。
劉伯承在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基礎上，吸收了外軍的許多有益成份，為創立和完善中國戰役法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戰役佈勢”的理論與實踐上，劉伯承根據毛澤東軍事思想，融合中國古代兵法中“勢險”的主張，闡述了戰役“佈勢”的原則。他指出：“所謂進攻戰役中集團軍的戰役佈勢，就是根據所定下的戰役決心而作出的兵力佈置。集團軍的戰役佈勢首先要適合於戰役企圖，並保障戰役佈勢的各部分在戰役過程中取得協同動作。同時，也要適應進攻途中的情況演變而能機動運用之。”
劉伯承主張，進攻戰役佈勢的正面（即橫寬）區分為主要集團和輔助集團。
“主要集團在主要方向行動，用以完成戰役的主要任務（粉碎敵人基本力量）。該集團行動適當與否，可以預定整個戰役如何結局。所以，主要集團應有集團軍大部分的兵力與兵器，這通常是由減少次要方向的力量來加多於主要方向。
輔助集團在次要方向行動。其兵力不能過少，必須使其確能取得某些戰術成績，以使敵人遭到真正的威脅，不敢從次要方向抽出軍隊來抵抗我之主要突擊。
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國內戰爭中批評軍事平均主義者‘兩個拳頭打人’，並教導我們說：‘不論一萬兵，一百萬兵或一千萬兵，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我不反對作戰方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但主要方向在同一時間內只應有一個’。這是給我們區分主要集團與輔助集團所應遵守的原則。”
劉伯承在講課中闡發的戰役法理論，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吸取了國際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的精華，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在中國軍事理論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講授集團軍進攻戰役，是軍事學院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軍事理論界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我軍戰役法理論研究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因為集團軍進攻與防禦集訓，即是戰役法集訓。這是學習研究現代戰役法一般準則，即組織戰役、指揮戰役的領導藝術，是兵團以上高級指揮員及其領率機關幹部的必修課程。此後不久，劉伯承又親自倡導在全軍高級將領中進行戰役法理論的教育。中央軍委對他的意見很重視，決定於1954年5月間在北京舉辦全軍高級幹部“集團軍防禦戰役”集訓，由劉伯承親自講授“集團軍防禦戰役原則”一課，並擔任軍事總導演、組織指導集團作業和室內半示範演習。
參加集訓的高級幹部都是軍委領導機關和各軍區的負責同志，劉伯承同樣堅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他對學員們說：“學習軍事科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多流點汗水，我是要提問大家的。”在他的親自帶領下，參加集訓的高級幹部都認真聽課，刻苦鑽研，許多同志拿出戰爭年代攻山頭的幹勁，挑燈夜戰到深夜。經過一個來月的集訓，大家對我軍防禦戰役理論有了較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北京集訓完後，62歲的劉伯承又風塵僕僕返回南京，著手籌備山東半島的“集團軍進攻轉海岸防禦首長——司令部演習。”這次演習是以未來沿海作戰，抗擊假想敵國從海上入侵為想定的。這年11月中旬，劉伯承又乘車來到山東平度縣張戈莊，組織軍事演習，劉伯承親自擔任指導部部長和軍事總導演。這次演習的規模較大，有陸、海、空三軍，有步兵、工兵、炮兵、裝甲兵、通信兵等技術兵種，連各類保障人員一起共有8000多人。軍委各總部和各大軍區共有264名高級幹部到現場參觀見習。
這次演習一共進行了14天，取得了圓滿成功。軍委各總部和各大軍區的高級幹部分別見習了集團軍司令員、集團軍參謀長，集團軍作戰、情報、通信、防化等部門首長，以及快速集群、航空兵、炮兵等特種部隊指揮員的演習作業。這次演習的成功，對我軍戰役理論研究和未來沿海作戰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緊接著，劉伯承又向中央軍委提出在軍事學院開辦戰役系，對高級幹部進行戰役法訓練的建議。中央軍委很快批准了這一建議，並決定選調5名上將，23名中將，24名少將到軍事學院戰役系進行深造。這期高層次的戰役理論集訓，貫徹了從中國革命戰爭實際出發，通過精講多練，學術爭鳴。討論研究等方式，使我軍戰役理論教育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1954年12月間，劉伯承應蘇聯紅軍邀請，代表軍事學院前往蘇聯，參觀蘇軍在使用原子彈條件下軍進攻戰鬥的實兵演習。對這次演習，劉伯承有濃厚的興趣。因為他看到，自從美國在1945年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以後，核武器已經進入了實用化階段。核武器的持有國將在未來的戰爭中，以此作為威懾和侵略對方的王牌。早在去蘇聯參觀前的幾天，他就在一次集會上說過。“現在的軍事正處在一個新的技術兵器發展的時代’”，“處在一個反映立體技術兵器和原子武器時代。”可見，他對原子武器給未來戰爭樣式、規模和特點帶來的影響，有著清醒的認識和較深刻的理解。
蘇軍的這次演習組織得很緊密，整個過程非常逼真。劉伯承參觀得相當認真仔細，對一些有疑問的地方還直接用俄語向蘇方人員詢問，並帶回一些與這次演習有關的資料。回國以後，他先後在南京軍事學院以及有關部隊領導機關作了學術報告，全面介紹蘇軍原子武器的狀況，論述在原子化學武器條件下諸兵種協同動作的重要性，強調在原子條件下尤要加強黨的領導，提高各級指揮員的軍事、政治素養。後來，他到上海治療腦病和牙病的時候，心裡還一直惦念防原子、化學問題，閱讀俄文版的蘇軍最新的防原子化學教材，閱後將自己的心得和意見寫信告知軍事學院黨委和有關領導同志。他在信中指出：“原子化學條件的戰術戰役一一在今後國防上太重要了，我們正在編這方面的教材（都感覺缺乏內容）。臨行時我講的，與宋時輪同志處和我們顧問間合作要緊。我原想研究蘇軍軍制和戰略，無法著手。現顧問拿了幾本外軍材料——關於原子化學的戰略研究等，請組織翻譯，準確譯出，我可作校正。這於我們國防事業的研究太重要了。我們有了幾個理化大學生，在學戰役戰術後，即可以轉到原子化學上研究其使用方法（並不是製造方法），而成為原子化學教授。防化學兵系兼研究化學、細菌的準備工作，請多用力（要深知理化的人作教員要緊）。”在他的親自關懷下，軍事學院很快組織人力，翻譯出一批介紹原子武器常識、原子武器防護，以及在原子化學武器條件下的戰役、戰術教材，為全軍部隊訓練和軍隊院校教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戰役法理論一直是軍事科學界的“高能物理”。蘇軍在這方面投入的精力最大，幾十年孜孜不倦。美軍從80年代開始認識到其重要性，急起直追進行研究。劉伯承以其獨有的睿智和頑強的求索精神，為建立和發展人民解放軍的戰役法理論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親自編譯戰役理論教材，講授戰役理論課程，主持戰役理論集訓，指揮戰役演習，使當時我軍戰役理論研究躋身於國際軍事界前列。
從建國到50年代中期，是我們黨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時期，也是軍事翻譯和軍事教育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經過劉伯承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艱苦努力，我國已經擁有一支人數相當可觀的軍事翻譯隊伍，軍事翻譯作品也大批問世，這對推進我國軍事科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劉伯承為我軍教育事業和翻譯事業做出的貢獻，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視。當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系和上級速成系第一期學員畢業時，毛澤東親自寫了如下訓詞：
軍事學院劉伯承院長、全院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後勤工作人員、教員並高級速成系、上級速成系第一期畢業的全體學員同志們：
標誌著中國人民建軍史上偉大轉變之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其高級速成系及上級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學習期滿，舉行結業了，特致以興奮的祝賀。
軍事學院的創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於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這是劉院長的努力，全體蘇聯顧問同志的努力，以及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後勤工作人員、教員和學員共同一致努力的結果。特致以感謝和慰問之意。
中國人民的建軍歷史，已經走過了二十五年的長期路程，其革命經驗之豐富，在國際上除蘇聯以外，無與倫比。但在中國人民尚未獲得全國勝利之前，由於客觀物質條件的限制，其軍事建設又尚處於比較低級的階段，也就是處於裝備的簡單低劣。編制、制度的非正規性，缺乏嚴格的軍事紀律和作戰指揮的不集中、不統一及帶遊擊性等等，這些在過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確的。可是，自從中國人民獲得了全國範圍的勝利之後，這種客觀情況已經起了基本上的變化，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了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客觀條件已完全具備了這種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觀努力，就一定可以實現。與現代化裝備相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為此，就需要克服在過去時期曾經是正確的，而現在則是不正確的那種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簡單現象和遊擊習氣等等，而必須加強整個工作上、指揮上，而首先又應該是從教育訓練上來培養的那種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和紀律性。這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所不可缺乏的重要的條件之一。
同時，為了組織這種複雜的、高度機械化的、近代的戰役和戰鬥，沒有健全的、具有頭腦作用的、富於科學的組織和分工的司令機關不行。過去那種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極不勝任的司令機關，今後就必須大大的加強起來；過去那種只重視政治工作（重視政治工作是對的，今後也還必須重視），而忽視參謀工作的現象，必須加以堅決的改變；過去把一些比較弱的、缺乏組織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錯誤而積極性不高的人來做司令機關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對司令機關的缺乏威信，影響到若干指揮人員不願意當參謀長，不願意當參謀，這種現象必須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後必須挑選優秀的、富於組織和指揮才能的指揮員到各級司令機關來，以創造司令機關新的作風和新的氣象。這同樣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之一。
軍事學院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後勤工作人員、教員、第一期畢業的學員和正在學習的學員同志們；軍委希望你們在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的光榮事業上，繼續努力，並希望通過你們的努力，把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的精神，貫徹到所有部隊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
毛澤東的這篇訓詞。肯定了南京軍事學院建設的方向和教育訓練工作的成績，強調了認真學習蘇聯經驗，進一步搞好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重要性。
1954年4月，朱德總司令親自到軍事學院視察，並擔任國家考試委員會主席，親自主持基本系、情報系第一期畢業考試。考試完後，朱德在4月25日向畢業學員講話，高度評價說：“軍事學院是我軍的最高學府，建立三年來，在劉院長領導下，在蘇聯顧問同志的幫助下，很有成績。培養了許多教員，已能傳授蘇聯先進軍事科學。希望你們更加努力，把已得的成績鞏固起來，繼續鑽研，把為全軍培養高級、上級幹部的光榮任務承擔起來。”
由於劉伯承創辦南京軍事學院和發展我軍軍事教育、軍事翻譯事業的卓著成就，中共中央軍委任命劉伯承為中央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但劉伯承因專心致力於軍事學院建設，未能就任訓練總監部部長一職，後由葉劍英代理部長。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決議，毛澤東主席發佈命令，授予劉伯承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1月11日，在南京軍事學院成立5週年前夕，毛澤東主席和陳毅、譚震林、羅瑞卿等中央領導同志到軍事學院視察，並致祝賀。毛澤東主席等接見了軍事學院院、部、系領導幹部和各教授會主任，對教學、翻譯、科研、教學保障等項工作，再次給予肯定和表揚。並勉勵全院教職員工，在劉伯承院長的領導下，把學院建設搞得更好。
1956年1月15日，是軍事學院建院5週年紀念，劉伯承和全院同志一道，回顧了5年來艱苦創業的過程，總結了軍事教育、軍事翻譯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5年間，軍事學院已由初辦時的四個系，發展為12個系（其中戰史系、防化系正在籌辦中）。學員人數由750多人增加到3000餘人。教員、譯員由290名擴大為1300多名。
在5年中，軍事學院編寫、編譯和翻譯的軍事、政治、外語教材等各類教程達到數百種之多。單以軍事教材統計，從陸、海、空三軍，到炮兵、工程兵、通訊兵、裝甲兵等技術兵種專業；從戰略、戰役、戰術的現編概則，到集團軍、軍、師、團、營的想定作業等。計有350多種。學院出版的《戰例彙集》、《作戰經驗彙集》、《陸軍軍隊標號》、《海軍軍隊標號》、《空軍軍隊標號》、《軍語譯要》、《軍語畫一》等書籍，成為建國後我軍學術史上的第一批軍事論著。軍事學院還組織主辦了戰役集訓、師資培訓、外語培訓等各種培訓班。同時，還引人注目地組織實施了35次實兵示範演習、首長——司令部演習，12次較大規模的現地作業，為人民解放軍摸索出了組織現代軍事演習的經驗，在我軍訓練史上留下了嶄新的篇章。
劉伯承一貫主張學習外國經驗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必須緊密聯繫實際，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學習和運用外國經驗，可是後來，劉伯承卻莫名其妙地栽倒在這個地方。
這一段歷史就像“童話”，是劉伯承的現代童話。這些“童話”是借歷史來解釋或意喻現實的，不管人們理解不理解，劉伯承在1957年7月30日同《解放軍報》記者講出了這則“童話”。他說：“我們在學習外國經驗的時候，必須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學以致用是我們的原則，不光是用，學也重要。學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條主義錯誤。古人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郎唯物辯證法。同一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臏同師鬼谷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黨的八大文件，劉少奇同志的報告，講得非常詳細，大家應當很好地去閱讀。目前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兩種不好的傾向，一種傾向是認為發揚我軍光榮傳統，就不需要很好學習外國經驗，不重視研究敵情、我情，拒絕接受新的東西；另一種傾向是在強調將來戰爭需要的時候，而又不重視我軍的經驗和我國的具體情況，對一切外國經驗，都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盤端過來。在這個問題上，全軍同志要很好學習毛主席關於《改造我們的學習》和《給軍事學院的訓詞》那兩篇指示。而學又必致用，我們不能只把箭拿在手裡，口口聲聲說，好箭，好箭，而不從實際出發以致用。譬如說，技術是戰術的物質基礎，戰術是技術的合理運用。所謂合理，即合於進攻或防禦之理，合於任務要求，合於當時當地的客觀條件。假如任務、條件變了，你是否仍要如此呢？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抽象的真理，只有具體的真理。主客觀一致了，就是真理。”
劉伯承的這篇“童話”。講了龐涓、孫臏、鬼谷子；講了孔明、馬謖、孫子，還有若干現代人物。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闡明瞭理論與實踐，繼承革命傳統與借鑑外軍經驗的辯證關係。他鮮明地指出教條主義的癥結是“學不能致用”的問題，並嚴肅地批駁了那種把發揚革命傳統同學習外軍經驗對立起來的糊塗觀念。他衷心希望“全軍同志都要上下一致共同奮勉，努力學習，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現代化的革命軍隊。”
願望終歸是願望。
心境終歸是心境。
該說的都說了。
然而，在說不清的年代，說多少也沒用。
由於腦病和眼疾的折磨，劉伯承不得不聽從醫生的安排，住進療養地養痾治病。儘管如此，他的心依然牽掛著軍隊教育事業和軍事翻譯工作。1958年春，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組織編寫《合同戰術教程》一書，劉伯承對此十分關心。他在休養中多次接見編寫人員，一起討論合同戰術等軍事學術問題，最後還精心審校了這部長達66萬字的書稿，並親自題寫了書名。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姚(吉吉)，政委劉浩天在《合同戰術教程》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在校審本書的過程中，曾得到劉伯承元帥的指導和關懷，他在休養中多次親自解答問題，指示編輯原則，給參加工作的同志以極大的鼓舞。”
1957年夏，中央軍委決定在北京組建高等軍事學院，調劉伯承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這一期間，劉伯承的健康狀況一直不佳。是年8月間，他從北戴河療養院寫信給毛澤東和彭德懷，說明因健康原因呈請免任新職。根據劉伯承的身體狀況，黨中央同意了他的請求。後改由葉劍英擔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一職。
正在此時黨內和軍內錯誤地開展了反對所謂“教條主義”的運動。這場軒然大波，使劉伯承的翻譯工作和軍事教育工作被迫中止，也使我國的軍事翻譯事業和軍隊教育事業受到無可挽回的損失。
看來，劉伯承的“童話”並不是多餘的話，後來事態的發展，至今讓人不寒而慄。
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毛澤東寫出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著作，提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6月，黨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要求全黨認真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五篇文章，“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總政治部也發了貫徹黨中央指示的補充通知。
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開始的。
早在這一年的5月，劉伯承在軍事學院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上，在全面總結學院工作的同時，就提出了反對右傾保守主義，防止教條主義的問題。
8月，劉伯承赴京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又從北京三次寫信給學院黨委，明確地表示：“我們學了5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外國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
在信中，劉伯承還提出反對教條主義的方法。他說：“在檢討時必須發揚民主，進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肯定哪些是對的，就繼續發揚；否定那些有錯誤和缺點的，就改正。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作過火的鬥爭。……如說有錯誤，那是院長政委主要領導者的責任更大。”
由此可以看出’，劉伯承對於反對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態度是明朗的，是實事求是的，也是勇於承擔責任的。
從9月10日開始，軍事學院黨委學習五個文件，進行思想整頓。10月上旬，劉伯承在出席黨的八大會議之後，回到南京，主持召開了院黨委常委擴大會，總結檢查全院工作，並召開戰役系學員座談會，聽取對學院工作的意見。
當時，學員反映比較強烈、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吃不消；一個是“三堂會審”的考試製度，感到太緊張，太嚴格，有人甚至在考場上尿褲子。當初，劉伯承堅持制定這兩項制度，出發點是對學員嚴格要求，讓學員學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慮，學員都比較年輕，大部分在30歲左右，應該讓他們多學點東西，這於國防事業，於他們個人成材都有好處。
後來，在執行過程中，由於學員們一再提出意見，劉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調查，不斷加以改進。例如，在上午四小時課後加一餐點心，解決“吃不消”的問題。這次，根據學員們的意見，對這兩項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動，把“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改為八小時學習制；在考試方法上，進一步增加了考查學員理論聯繫實際能力的內容。還對教材內容、講授方法也進行了改革，受到學員們的普遍歡迎；
類似這些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在所難免的。一經發現，也是能夠很快糾正的。關鍵是要有個實事求是的態度。在院黨委和劉伯承的領導下，軍事學院學習五個文件的初期，糾正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正是堅持了這種態度，所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可是，到了1957年春，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1957年2月下旬，國防部派人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3月初，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寫了專題報告，指出：軍事學院“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還指出：“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過五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這樣，就把軍事學院實際工作中的一些已經改正過來，或正在改正的缺點錯誤，上綱上線為院黨委和院的主要領導人指導思想上的教條主義路線錯誤。這個報告，打亂了軍事學院正常的教學秩序：根據國防部的指示，院黨委召開擴大會議，各部、系均成立中心組，全體學員停課一週，學習貫徹報告精神，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同時，這個報告也為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發動全軍範圍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定了基調，作了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
1957年的上半年，劉伯承仍然在上海治療。他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作了這樣的描述：“感覺殘者身體就像一部長久用損的汽車。小修未好又經近幾年過份使用之後，遂成一部難好易翻的破車。近來寒潮時降，左腦後部與兩太陽穴處常作脹痛，眼複流淚水至頭部昏眩。我的辦法：昏則家臥，清則外遊，但淋漓天候竟不許耳。”
儘管身體狀況如此，劉伯承仍然多次寫信給軍事學院黨委，給陳伯鈞、鍾期光等人，對學院各項工作提出改進意見。
7月3日，劉伯承曾傾注了無數心血的戰役系52名學員畢業了。他們經過三年的正規訓練，在文化知識、政治理論水平及軍事指揮藝術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為全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棟樑之材。
戰役系學員畢業後，軍事學院開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軍委任命劉伯承為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但由於健康狀況，劉伯承於8月6日寫信給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免任高等軍事學院的領導職務。信中寫道：
“原來就是殘衰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患虛脫症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舊病反覆糾纏，已經難於看書提筆，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時常參加教材編審工作，不能更多參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層的民主生活、紀律生活和實習工作也逐漸減少以至於無。這是整頓三風所不允許之事，也是忝列此職成為疚心之事。據此，請求免任我以高等軍事教育這麼更重要的新職，並請在移交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之後，乘間療養一個時期。一俟病癒，再赴北京專任軍委委員參加實習機關工作。”
劉伯承的這個請求，後經中央軍委照準。
9月13日，軍事學院召開大會，歡送劉伯承離任，歡迎新任院長廖漢生到職。
幾千名教員、學員和機關工作人員，懷著難以形容的心情，傾聽鍾期光致詞。劉伯承由於在外地治療，未能出席大會。但是，鍾期光仍然滿懷深情，講起了劉伯承創建軍事學院的功績。他動情地說：
“劉院長關懷國防建設，以國事為己任，六十高齡，常帶頭學習；且戰略眼光遠大，常以有備無患，幹部應向科學進軍，學多學深一點作號召；特別謙虛謹慎，日夜工作，制軍語、譯外文、校條令、寫教材、上大課，無一不是以身作則；特別關心與指導政治思想工作的進行，尤其注意檢查效果。十次整風，常稱為黨作好事，開路單子，向何處去，過社會主義關；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整風時，他就以此作警語來教育幹部。這些模範行為，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這番話，猶如一股暖流，在幾千名教員、學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上湧動著。這是軍事學院黨委對於劉伯承創辦軍事學院6年工作的實事求是的鑑定與評價。它，道出了廣大教職員工的心聲。
令人惋惜的是，這位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人民解放軍院校建設的奠基人之一，國內外著名的軍事家、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竟從此離開了他澆灌過無數心血的軍事學院，而且實際上也離開了整個軍事教育與訓練的領導崗位。
幾個月之後，訓練總監部代理部長葉劍英來到軍事學院視察，在向兩千多名教職員工發表講話時，專門講了一段讚譽劉伯承的話。他說：
“我們劉伯承同志四十多年戰場生活、軍隊生活，俄文、中文、戰鬥經驗像他這樣是很少的，很紅、很專，但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傷，為革命、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寶貝，應該很好地維護他的健康，負責國家大事。”
正當反對教條主義之風，已經“起於青萍之末”，即將“盛怒於土囊之口”的時候，作為劉伯承的老戰友，從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以來，就一直與劉伯承一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並肩戰鬥；全國解放以後，又一直與劉伯承一起，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共同工作的葉劍英，在大庭廣眾之中，講的這番充滿革命激情的話，顯然是意味深長的，是發人深思的。對這段話軍事學院兩千多名教職員工報以最熱烈的掌聲。
而這時的劉伯承，已經交卸了原職，辭去了新職，仍舊苦於病殘而繼續在外地治療。幾個月來，他先在上海，接著又到太湖、黃山，最後到廣州、海南島等地。
1958年春，黨中央在南寧、成都，連續召開了工作會議，繼續大批所謂“反冒進”。結果，黨內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起來。
5月5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作出的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時國內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5月25日，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增選林彪為黨的副主席。
就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中央軍委於5月27日至7月22日，召開了有高級幹部1000多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把反對軍隊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的運動推向了高潮。
反革命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從會議一開始就煽陰風、點鬼火、含沙射影、暗箭傷人，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他胡說什麼：“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不要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
他還聳人聽聞地說：“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只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
林彪所指責的這些問題，事實上哪個單位也不存在。他這樣說完全是別有用心，是不點名地攻擊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攻擊主持這兩個單位工作的劉伯承和葉劍英。
1988年4月解放軍出版社公開出版的《元帥教育家劉伯承》一書中記述了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聽取彙報和召集有關人員座談時講的很多話：
“在談到軍隊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的時候，毛主席說：‘現在有四種說法：一種是說沒有，一種是說有，一種是說很多，一種是說相當多。說沒有教條主義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這次軍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在談到學校工作時，他批評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
“在談到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的問題時，他又批評說：‘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如果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
毛主席還講了一些評論劉伯承的有分量的話。
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路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等，開展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
北京在開會，批判、鬥爭在升溫……
多病的劉伯承還矇在鼓裡，還在受疾病的折磨……
沒說的，請回來！於是出現了本書開頭的那令人難忘的一幕。
劉伯承胸懷坦蕩，顧全大局，處處以黨的利益為重，以國防事業為重，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受委屈而毫無怨言。在所謂對教條主義傾向的批判中，劉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仍能嚴格自責，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他的夫人汪榮華在回憶劉伯承這段歷史遭遇時寫道：“到1957年春天，我見你實在太累了，好說歹說，才勸你到上海去檢查身體，順便休息一下。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們剛剛離開南京，便突然開始了對所謂軍事教條主義的批判，而矛頭所指正是你。這之後不久，你又被叫到北京來。離開南京的頭一天夜裡，你想得很多，一夜沒有成眠，左眼球紅紅的。到火車上，你又是一夜沒閤眼，左眼球更紅了。就是在眼壓高達73的情況下，你忍著劇烈的頭痛，由別人攙扶著上台做了檢查。你在討袁護國的戰爭中，失去了右眼，憑著一隻左眼，參與組織南昌起義，參加指揮中央根據地反‘圍剿’的戰鬥，走過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殲滅大量敵人，沒想到在這次反‘軍事教條主義’的運動中，你的左眼又受到極大損傷——得了青光眼，逐漸減退了視力。多麼不幸啊！
“此後，有人還想給你加上‘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總代表’的帽子，不過沒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來，你的心裡是不平靜的，常常一個人沉思默想。是啊，這樣的冤屈，對一般人來說，是難以承受的。可是你承受住了，堅強地承受住了。從來不發一句牢騷，不說一句怨言。越是這樣，我越著急。當我想勸慰你時，你反而對我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嘛，我劉伯承是個什麼樣的人，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評價。’”
後來，鄧小平對1958年反對所謂教條主義的歷史事件作出了正確結論，指出：“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與此同時，徐向前元帥也指出：“建國以後，辦了許多學校，有很大成績，但後來吃了兩個大虧，一個是反正規化吃了虧，一個是反‘教條主義’吃了虧。”
到50年代後期，劉伯承已經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他那飽受戰爭磨難和工作勞累的身體，也越來越不行了。腦病使他經常頭痛不已，頭昏目眩，目疾引致眼壓增高，眼球似要奪眶而出；握筆的手時常發抖，難以成書……
但是他為祖國，為人民的赤誠之心仍在跳動。
1959年9月，中央軍委成立戰略小組，任命劉伯承為戰略小組組長。這位中外著名的軍事戰略家以全部精力和智慧，為國防建設運籌謀劃，嘔心瀝血。
1962年，他對我國西部邊疆的自衛反擊戰，從戰役、戰術到後勤保障提出了一系列寶貴意見，對作戰的勝利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1964年，他72歲高齡時，還長途跋涉親臨東北邊境視察國防工程、戰備工作。也就是在這次視察當中，他的眼病加重，醫生在診斷書上寫著：“青光眼急性發作”。他不得不再次進醫院治療。雖經多方診治，他那隻使用了48年的左眼，賴以讀書、看報、審閱文電、從事著譯的左眼，竟再無法恢復原有的視力。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劉伯承仍把自己看作是軍委的一個“編外參謀”，經常對國家戰略問題，教育訓練問題，院校建設及後勤保障等問題，提出積極的建議。並且，抓緊時間，鑽研馬列主義軍事理論，還不時地用俄語背誦列寧軍事著作的章節、片斷。
1982年8月間，劉伯承因健康原因主動辭去國家、黨和軍隊的領導職務。黨的十一屆七中全會給劉伯承發出致敬信，信中寫道：
“您在青年時代就投身於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就是一位英勇善戰的愛國軍人。在黨的領導下，您發動四川瀘（州）順（慶）起義，又參與發動和領導南昌起義，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反‘圍剿’戰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徵中，您作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長，造挫強敵，戰功卓著，並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抗日戰爭時期，您轉戰華北敵後，發展人民游擊戰爭，是創建晉冀魯豫根據地主要領導人之一。解放戰爭時期，您正確執行黨中央的軍事部署，在1947年率領十萬大軍渡過黃河，挺進中原，構成了我軍戰略反攻的光輝篇章。您在一系列重要戰役中，特別是在上黨、平漢、淮海、渡江戰役中，在進軍解放西南戰役中、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您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打敗國民黨反動派，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建國以後；您為培養我軍的高級指揮幹部付出了辛勤勞動，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作出了新的重大貢獻。您的指揮藝術和作戰謀略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您不愧是身經百戰的元帥，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家，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元帥艱難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歷程，終年94歲。<<尾聲>>
鄧小平帶領全家向他深深地鞠躬，京城的將軍幾乎全部出動，“十萬軍帳哭劉公”……
1986年10月14日，京城裡一個平常的秋日。涼風瑟瑟，陰霾蔽日。京西萬壽路22號，總後勤部禮堂傳出陣陣哀樂。禮堂前廳第一次被裝點成肅穆的靈堂；黑紗纏繞圓柱，挽幛懸掛橫樑。一位偉人靜臥在鮮花、翠柏叢中，鮮紅的黨旗覆蓋著高大的身軀，人民解放軍戰士持槍守護在靈柩兩旁。
中國第一號人物鄧小平最先來到靈堂，向他深深地鞠躬，然後久久凝視著昔日的搭擋，彷彿回想起太行山的歲月、大別山的奮戰，以及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戰和進軍大西南的往事……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
鄧小平的夫人卓琳和死者的遺孀抱頭痛哭。鄧樸方搖著輪椅，駐足在長輩的靈前，是這位長者給他取下“樸方”的名字。想不到40多年後，“樸方”這兩字在中國商界和社會福利界叫得如此響亮。鄧小平的兒孫輩，能來的都來了。按照中國人的習俗，只有世交情份的家族，才享有這份崇高的禮遇。在中國，也只有這位死者能獨享這份禮遇。
至此，讀者已經能夠想到，躺在鮮花、翠柏叢中的老者就是中國軍界的巨人劉伯承。
多年來，老元帥默默地躺在病榻上一言不發，直到1976年，“四人幫”颳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狂潮，鄧小平的政治前途面臨嚴峻的考驗。正是在此期間，京城裡廣泛流傳著這樣的政治傳聞：“劉伯承說，我死了之後只要一個人為我主持追悼會，那就是老鄧（小平）。”令人且驚且喜的傳聞，飛快地傳到了廣州，又傳到了上海，傳到了成都……
傳聞的真實性如何，尚有待考證。政治傳聞作為彼時政治鬥爭的折射，作為一種民意、民心的反映，自有其流傳的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劉伯承永遠也不會消失，劉伯承的政治預見力是可以信賴的。既然劉伯承認準要鄧小平料理後事，那就暗喻著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只有鄧小平才能擔當起治理中國的重任，只有鄧小平能開闢一個新的時代。當劉伯承閉上雙目的時刻，他顯得是那樣安祥、那樣自若。因為在鄧小平的身後，還有那長長的向靈堂走來的隊伍。
在劉伯承逝世的前些日子，有關部門提出了簡化喪葬的建議，根據這一精神，劉伯承遺體告別儀式原定在301醫院小禮堂舉行，規模為數百人。可這樣一來，卻難為了治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電話鈴響個不停，各地電報頻頻飛來，都是要求參加向劉伯承遺體告別和追悼會的。中央機關、國務院各部委自不待說。單是許多省市、自治區，就令人招架不住。
河北的人說，“劉帥是太行山的脊樑，一二九師是抗戰的主力，我們要來”。
大別山區的人說，“沒有劉鄧大軍的千里躍進，便沒有我們的翻身解放，我們要最後見老帥”。
南京的人說，“劉帥是首任南京市長，我們一定要去代表”。
西南的雲、貴、川和西藏自治區的人更是有理，“劉鄧大軍解放了大西南，跟老元帥的最後一別，不可不到”。
軍界的反映最為強烈，也最為直截了當。北京軍區、廣州軍區、瀋陽軍區、成都軍區、南京軍區、濟南軍區，還有許多省軍區的司令、政委，一些野戰軍的軍長、政委，其中多是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的老將軍，一二九師的“老八路”，二野的老戰士，南京軍事學院的老教官、老學員、老校友，如今散佈在全國各地：黨政軍各部門，當老元帥仙逝之後，誰不想瞻仰老帥遺容，向“老總長”、向老“師長”、向老“司令”、向“老院長”作最後的告別呢？！
黨心、軍心、民心不可違！時間緊迫，告別儀式趕快易地舉行。總後大院距301醫院僅一箭之遙，總後禮堂是50年代頗有特色的建築物，黃牆藍瓦，圓柱大廳。禮堂北面有開闊的廣場、操場，可容車上千輛。廣場上豎立著毛澤東主席的巨型塑像。這個地方顯得既典雅又氣派，既曠達又肅穆。劉伯承的靈堂就改設在總後禮堂。
當鄧小平及其全家向劉伯承遺體揮淚告別之後，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依次步入靈堂。德高望重的聶榮臻元帥，右臂套著黑紗，硬是坐著輪椅車，由警衛人員扶著攀上40多級台階，向老戰友訣別。上午9時許，萬壽路一帶車水馬龍，路為之塞。前來瞻仰劉帥遺容的車隊，由北門駛入。分道出東門、南門。由於來人甚眾，整個廣場、操場停滿了小轎車和大轎車。在職的將軍們戎裝整肅，向老元帥脫帽誌哀。許多離退休的老將軍、老校官，身著舊式軍服，攜著夫人、子女前往弔唁。廣州軍區司令員尤太忠，專程從南方趕來，一下飛機便直奔靈堂，揮淚向老首長致最後的軍禮。
解放軍三總部機關、國防科工委、各軍種兵種、軍事科學院的陸海空軍將士，佩帶著黑紗、白花，垂首列隊向老元帥訣別。張震將軍、李德生將軍帶領全軍最高學府——國防大學的全體教官、學員及工作人員，代表全軍院校的官兵，前來瞻仰“中國軍校之父”的遺容……哀樂聲、哭泣聲響成一片。路旁行人得知老元帥葬禮的消息，紛紛駐足街道兩旁，等待著老帥的靈車。此情此景，令觀者動容，聞者落淚。市民們說自1976年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仙逝後，這是京城裡最為轟動的出殯式。
兩天後，即1986年10月16日，天高雲淡，秋風瑟瑟。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外交部，國旗半垂，向老元帥誌哀。
下午4時，劉伯承元帥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
追悼會會場佈置得莊嚴肅穆。會場正中懸掛著劉伯承同志的巨幅遺像，遺像下安放著劉伯承同志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兩旁是鮮花和松柏，人民解放軍戰士持槍肅立守護在兩邊。會場四周擺滿了花圈。劉伯承同志的夫人汪榮華率子女親屬獻的花圈擺在骨灰盒前。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各族各界人士3000多人一起，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悼念這位功高德重、深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由衷愛戴和尊敬的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
追悼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主持。
劉伯承如願以償，當那洪鐘般的四川口音宣佈：“劉伯承同志追悼會現在開始！向劉伯承同志遺像默哀！”的時候，全場3000多人為之肅立、垂首。接著，由總書記胡耀邦致悼詞。那滿懷感情的話語，令到會者產生強烈的共鳴。最後，鄧小平宣佈“向劉伯承同志遺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全場3000多人一齊俯仰，將追悼活動推向最高潮。隨後，會場響起莊嚴、悲壯的國際歌聲。
80高齡的徐向前元帥，在詩中記述了傾國傾城哀悼劉伯承的感人情景：
日暮噩耗遍京城，淚雨瀟瀟天地傾。
垂首山川思樑棟，舉目九天覓帥星。
淵淵韜略成國粹，昭昭青史記殊榮。
塗就七言染素絹，十萬軍帳哭劉公。
劉伯承，你的名字永遠不會消失。
劉伯承，你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