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能手 2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上海救亡運動之所以轟轟烈烈，與以宋慶齡為首的各界上層人士、社會活動家的衝鋒陷陣是分不開的。上層人士的出面，對基層群眾性救亡運動的開展無疑是極大的推動。但是，宋慶齡等在上海救亡運動中的公開露面，必將引起日偽的極端仇視。上海華界淪陷前後，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1937年10月便開始考慮如何安排上層人士的撤退問題。10月下旬，當他接到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為了宋慶齡的安危，請她撤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馬上親自把電報送給宋慶齡。由於宋慶齡尚有工作需要處理，一時無法離開。上海華界淪陷後，潘漢年再次收到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催促宋慶齡速離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後，立即通過地下黨員李雲向宋慶齡作了轉達。12月23日，宋慶齡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到達碼頭，乘德國郵船離開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運動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著名政治活動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華界淪陷後，由潘漢年安排撤離上海。當時，上海的形勢已急劇惡化，中共中央曾於上海華界淪陷的當天致電潘漢年讓他轉入地下，“完全秘密”起來。①但考慮到這些上層人士的安危，考慮到他們隨時可能遭受日偽的暗害，潘漢年仍忘我地工作著。為向各界人士闡明撤退的意義，潘漢年以宴請的形式，專門召集他們開會，向他們解釋在日軍佔領上海的新形勢下，為保存革命力量，必須撤離上海。之後，從確定撤退對象，到交通工具的選擇；從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員陪送，事無鉅細，潘漢年均親自過問。由於他細緻周全的安排，這些上層人士均安全地撤離了已被日軍包圍的上海。

①洛甫、毛澤東致博古、潘漢年、劉曉等《關於上海失守後救亡運動的方針問題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潘漢年在廣泛開展上層統戰工作的同時，根據周恩來關於充分利用上層的合法關係，廣泛聯繫群眾，建立群眾組織的指示①，十分注重以上層的統戰工作推動基層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他充分利用“八辦”公開合法的地位，通過新聞界的楊棗，職業界的王紀華，文化界的王任叔，婦女界的沈茲九，與各界救亡團體保持密切聯繫。隨著各界救亡協會的相繼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形成澎湃之勢，成為全國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

①劉曉：《上海地下黨恢復和重建前後》，《黨史資料叢刊》1979年第1輯。

1937年夏秋之際，第二次國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漢年充分利用這一大好時機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與國民黨及部分地方實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拓展到更加廣闊的領域。就以爭取《救亡日報》的出版為例，最初國民黨市黨部對“文協：，要求出版機關報——《救亡日報》持反對態度，並遲遲不予批准。以後迫於形勢，雖然改變了強硬的態度，但要求《救亡日報》必須國共合辦。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報》辦成文化界統一戰線的報紙，並就此事與國民黨市黨部負責文化工作的潘公展進行了具體磋商。為了保證《救亡日報》既能公開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國民黨所包辦，潘漢年在與潘公展見面前，首先擬定了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的人事安排，並就我方請夏衍任總編輯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漢年和潘公展之間關於《救亡日報》出版一事的談判在浦東大樓潘公展辦公室進行。潘漢年約了郭沫若、夏衍同去。雙方見面後，潘公展主動提出請郭沫若任《救亡日報》社社長，這一表態與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壞歡迎郭沫若回國大會顯然有了天壤之別。因為這時的潘公展已經看到了國共合作的大勢及郭沫若的巨大影響，請郭沫若任社長是眾望所歸。但是潘公展接著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辦報，就應該有兩位總編輯，兩位編輯部主任，經費由雙方負責的具體設想。並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具體人選。潘漢年為了把報社的領導權掌握在我黨手中，提出既然雙方都已推舉郭沫若任社長，那麼有關報社其他工作人員，應由社長決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於國民黨方面派進報社的人選對報刊出版工作都較為生疏，加上《救亡日報》的大部分編輯、記者、工作人員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協”宣傳部根據潘漢年的意圖協商選定的，這樣就從事實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過合作辦報的途徑左右《救亡日報》的企圖，為黨爭取到了一塊公開合法宣傳抗日救亡的輿論陣地。

“八一三”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分別到國民黨軍隊陳誠總部及張發奎、羅卓英部進行抗戰宣傳服務活動，是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組織戰地服務團至國民黨軍隊服務的想法最初是陳誠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後，郭沫若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根據周恩來廬山談判中涉及的有關向國民黨軍隊派服務團的精神，認為可以同意陳誠的要求。並且提出我們可以組織一批愛國的革命青年到國民黨部隊去工作，不僅可以在戰地群眾中做宣傳、組織、服務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層軍官和士兵中交些朋友，進行團結救亡的教育。但潘漢年強調一點，即根據國共雙方的約定，一方不在對方軍隊中發展黨的組織，因此這次上海組織的三支戰地服務團切不能破壞這一約定。服務團成立後，潘漢年又專門找負責人開會，重申這一紀律。由於雙方信守諾言，戰地服務團工作進展順利，並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潘漢年在任“八辦”主任時，還把統戰工作做到上海青幫頭目、抗戰後出任國民黨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杜月笙身上。針對八路軍在對日作戰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漢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已送予日寇重創”，但因為“經費限制，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後，第二天即在杜公館召開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捐贈防毒面具一事。最後，會議一致通過將1000具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價值約1.6萬元）捐贈給前方八路軍將士的決議。①

①《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抗日戰爭（二）》，中共黨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潘漢年在上海將近一年的統戰工作，不僅贏得了各界上層人士的信任與支持，而且將上層統戰工作與基層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將對國民黨的團結爭取工作與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相結合，從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陣地，推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進程。潘漢年作為一名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黨賦予的使命。

潘漢年與上海解放初期的統戰工作

黃金平吳祥華

上海解放後，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同時，他又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統戰工作對他來說是“老行當”，得心應手。在新的條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貢獻。

幫助民主黨派整頓發展

解放戰爭期間，各民主黨派成員和各界人士積極投身於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反對獨裁，爭取民主；護廠護校，迎接解放的鬥爭，與中國共產黨結成了親密的戰友，為新中國誕生後的長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進城之初，潘漢年就陪同陳毅拜會了宋慶齡、張瀾、張元濟、顏惠慶等著名愛國人士，廣泛聽取他們對接管、改造和建設新上海的意見。在短短的一二個月內，接連召開各種座談會，與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知識界代表人士會晤，宣傳政策，穩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宴請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負責人陳毅、粟裕、劉曉、曾山、潘漢年等。陳毅在會上致詞說：中國以後的根本任務就是偉大的建設事業，當與各階層愛國同胞共同努力，來打文化仗和經濟建設的大仗。6月3日，鄧小平、陳毅、張鼎丞、曾山、潘漢年等設宴答謝上海各民主黨派人士。出席會議的有：張瀾、羅隆基、史良、郭釗沉、陳銘樞、郭春濤、胡厥文、謝仁冰等。席間，賓主交談極為歡愉。

為了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作為華東局統戰部正副部長的陳毅、潘漢年，調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國會、民革、農工民主黨、中國民主促進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等各黨派與團體的現狀、組織、領導成員、政治傾向、活動狀況等，及時向中央彙報，並及時處理出現的一些問題。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黨派為了在新中國建設事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內部開展了整頓工作。有的整頓方針比較明確，整頓工作很順利；有的工作遲緩，成效不大。對此，陳毅、潘漢年都作了瞭解、幫助。有的黨派領導人沒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頓工作中建立權威，潘漢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經陳毅、潘漢年說服後，北上了。陳毅、潘漢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並向中央建議亦工亦商的盛丕華等作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並安排盛丕華為上海市副市長，發揮了很大作用。對組織發展，有的黨派內部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以開明人士為主，有的主張以上層資產階級及其他階層為對象。對這些分歧，陳毅、潘漢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並積極做工作。

從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漢年主持下，統戰部連續召開數次各民主黨派座談會。一方面向各民主黨派人士報告當前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徵求大家意見。同時，也就各民主黨派的建設和發展交換意見。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談會上，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與各黨派中央協商規定的各黨派分工原則，提出上海各民主黨派組織內部整頓完畢的可以發展組織；同時建議注意質量，不要單純追求數量，要以嚴肅慎重的態度來發展組織。

當時，在黨內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現象，對民主黨派的發展問題有不正確的認識和理解。1950年上海九三學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認為：他們總共沒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個組織，是否有必要。對於這一情況，潘漢年在黨內做工作，強調說，黨不是孤立的，要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民一同前進，對民主黨派的作用要有足夠的估計。

1951年3月16日，潘漢年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統戰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幫助各民主黨派發展”。並要組織部挑選一批較好的黨團員進民主黨派幫助工作。他並且親自做到民主黨派內部幫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華東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金學成去民建幫助工作，潘漢年對他說，上海是一個工商業城市，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主黨派工作也要做，白天沒時間，晚上也可以去”。金接受了工作，和許滌新、蔡北華、楊延修等一些人去了民主黨派，幫助他們開展組織發展工作。到1956年，上海各民主黨派總人數從1951年的1300餘人發展到11000人，為上海地區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礎。

積極開展工商統戰工作

上海是全國私營工商業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初期約有10多萬戶私營工商業，中國規模較大的一些民族資本企業，如申新紡織公司、福新麵粉廠、永安紡織印染公司，大隆機器廠、大中華橡膠廠、南洋兄弟菸草公司、永安公司等都開設在上海。如何利用和限制民族資本企業，團結和教育民族資產階級，對他們開展統戰工作，是個重要問題。上海剛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開座談會。陳毅、潘漢年都在會上講了話，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去啟發大家，使工商界聽了之後認為是吃了一顆“定心丸”。一些在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的人士陸續回滬。劉鴻生一回到上海，潘漢年就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當時，幾位有代表性的人士邀請陳毅、潘漢年等市政府領導去吃飯。有人怕吃資本家的飯犯政治錯誤。陳毅笑著說：“不怕帝國主義，不怕國民黨蔣介石。卻怕起民族資產階級了，真是怪事！”潘漢年支持陳毅的意見，應邀作客。實際上邊吃飯邊做思想工作。潘漢年曾說：“要同資本家搞統戰工作，首先是要同他們接觸，要同他們交朋友，要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正確的和錯誤的。如果彼此隔得遠遠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統戰工作如何做起呢？當然，政治立場是要站得穩的。”

潘漢年十分重視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投入恢復生產的工作。他對市軍管會工商處的幾位幹部說：上海這個工商業大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觀，隔山觀望，光靠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是不容易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好的。他要求工商幹部接近工商界人士，不要擺官架子。當潘漢年得知上海紡織工業的資本家為勞資糾紛和資金缺乏而苦惱時，立即向陳毅彙報，親自走訪榮毅仁、劉靖基等人，指示銀行低息貸款，並通過市總工會做工作，說服工人大力支持。潘漢年想方設法幫助郭氏的永安紗廠，將擱在日本、香港的價值250萬美元的紡織機械和原料運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回到上海，潘漢年設宴為他洗塵，金融界各方面的負責人應邀作陪。周經營的金城銀行由於受國民黨金圓券風潮後遺症的影響，赤字無法彌補，不得不將投資的一個廠售給政府，以抵償赤字。潘漢年認為，周作民在香港時，對轉移民主黨派負責人秘密離開香港赴東北、華北解放區曾作出貢獻，我們不能忘記人家的功勞，就派市財政局局長顧準幫助周解決困難，同時表示願意以較優惠的價格購廠。周作民對此十分感激。這樣，既解決了金城銀行的困難，又團結了工商界人士，加深了他們對黨的信任。上海工商界中的盛康年，經潘漢年同意組織了一個工商俱樂部，定名為“七一學習會”，潘漢年第一個應邀前往作報告，使工商界的一些上層人士及時瞭解黨的政策，並且溝通了和黨的聯繫。

解放初期，由於政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加工定貨、統購包銷等積極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經濟逐步好轉，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發展，資產階級歡呼“難忘的1951年”。但是，隨即也出現了一些資本家偷工減料、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和行賄的“五毒”罪行。根據中央決定，上海開展了“五反”運動，成立了領導運動的市增產節約委員會，潘漢年任主任。經中央批准，上海對303戶上層工商業者在市政協集中學習，採取背靠背的方式，幫助他們自學和自查，推動他們自己交代問題，接受教育。這項工作由薄一波、陳毅和潘漢年領導，許滌新具體負責。潘漢年天天詢問情況，強調“把鬥爭和團結結合起來”。當獲悉有兩個資本家神色不對，就關照要做好細緻的思想工作。在市委統戰部工作的潘漢年夫人董慧這時也參加做303戶的工作。她動員湯蒂固帶頭交代。湯看到別人交代問題像擠牙膏，她想出倒軋帳的辦法，一口氣坦白了5億元（舊幣，1億元相當於改為新幣後的1萬元，下同），成了積極分子。潘漢年知道後找她談話，詢問湯坦白的數字是否真實。當了解到湯由於坦白多了，正擔心今後如何做生意時，潘笑著說：“黨的政策歷來是實事求是。凡是對國計民生有利的工商業，國家一定是要扶植的。”潘漢年領導“五反”定案評議委員會，認真複查、評議、核實。湯後來定案核實為2億元。也有人自報240億元，結果核實定為3億元的。“五反”期間，潘漢年還關心支持市婦聯大膽做好303戶家屬工作。變阻力為動力，減輕資方的緊張情緒。由於中央和市委的正確領導，參加學習的303個資本家個個過關，定為完全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上海“五反”運動既打擊了資產階級的進攻，又嚴格執行政策，讓資產階級重新靠攏我們。

重視政治協商工作

潘漢年十分重視政治協商工作。1949年12月，上海市成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市協商委員會，在人民和政府之間發揮橋樑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屆三次代表會議，選舉成立了新的協商委員會，陳毅任主席，潘漢年任副主席。下設工商、勞資、稅務、文教等5個小組，隸屬市協商委員會常委會領導。潘漢年經常參加各個小組的討論，聽取意見，解答問題。市協商委員會每月開一次全體會議，陳毅和潘漢年經常出席會議，和委員們一起協商許多重大問題。參加市協商會議的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都很高興，認為每次聽陳、潘兩人講話，都很“解渴”，能解決一些思想認識問題。

潘漢年注意發揮市協商委員會的民主協商作用。解放初，上海面臨各種困難：私營商業缺乏資金，原材料不足，生產停滯，公私和勞資關係緊張等。潘漢年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協商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

1950年國家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上海成立市推銷委員會，潘漢年擔任主任委員。動員全市人民認購人民勝利折實公債，解決資金短缺和財政經濟困難，是市協商委員會成立後的第一件大事。陳毅曾邀請了幾百名工商界人士開會，動員認購，榮毅仁當場認購了很多，但到付款時卻交不出來。這時，他說了心裡話：我榮毅仁不多購一些，別人還會認購多少呢？潘漢年派人進行調查，得知情況屬實，於是就如實向陳毅和來上海調查的陳雲彙報上海認購公債工作中遇到的困難。中央瞭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削減了部分認購數目。

進城之初，收稅困難，逃稅漏稅嚴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為此，市協商委員會成立了“上海市工商業稅民主評議委員會”，吸收專家和工商界人士參加，對稅收中有爭議的問題進行協商和討論，協助政府順利完成收稅任務，同時也提高了納稅人對納稅義務的認識。同時，陳毅、潘漢年根據工商界人士的反映，也調整減免了一部分不合理的稅收。當時，潘漢年和許滌新還聯名寫信給陳雲，提出了經過調查研究，和工商界協商後的比較符合實際的定稅原則，既促進了工商業發展，又達到了公私兩利的目的。

上海解放初期開展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市協商委員會推動各界人士積極參加三大政治運動，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50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群眾運動。潘漢年被市協商會、各人民團體和民主黨派推選為上海抗美援朝分會主席。當時，上海舉行了反帝愛國講座達41次。上海抗美援朝分會發動上海各界捐獻飛機、大炮，支援前線。1951年9月12日，潘漢年出席市協商會召開的勞資雙方座談會，會上，他強調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上海原計劃捐獻334架飛機，計人民幣508億元（舊幣）。由於上海抗美援朝分會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工人，各界踴躍捐獻達8491萬（新幣），約合飛機566架。1952年，潘漢年等接見來上海參觀訪問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代表團和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華東分團的全體代表，向他們講述了上海人民的這一無私的奉獻。

為了推動市郊土地改革，市協商會組織了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參加市郊土改。通過實踐，使各界人士對黨的土改政策有了進一步瞭解，促進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1951年上海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潘漢年向市協商委員會提出建議，成立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組織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參加對反革命案件的調查審理。對某些案件在量刑上有重大分歧時，或對某一案件認為材料不足等，通過市審查委員會調查核實，作出正確結論。例如申新紡織廠惡霸黃龍華一案，主審人員量刑意見不一。潘漢年得知後，一方面及時做工作，另一方面要市協商委員會組織調查團，由各陪審員、機關、團體代表與報社記者20餘人組成，到工廠訪問被害者，提訊與黃有關的在押犯，進行深入調查，查明黃犯重大罪行，在量刑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

鞏固發展統一戰線

解放初期，上海市協商委員會根據全國政協關於組織各界人士學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精神，組織上海各民主黨派、市工商聯等二千多人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學習。針對黨內外存在解放後統一戰線工作還需要不需要的思想，潘漢年向各界人士作了《關於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的學習輔導。他著重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但需要存在，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中，統一戰線還要進一步鞏固與擴大。他指出，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就一定要讓中國的資本主義有一個相當大的發展，才能走向社會主義；民族工商業在五種經濟並存中有一定發展前途，但同時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統一戰線必須由工人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潘漢年還談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部關係問題，他指出：各個階級的代表都有依據共同綱領平等發言，共商國家大事的權利。各個階級階層在共同綱領的大前題下，都代表著各自的合法利益。在統一戰線內部有團結有鬥爭。

上海解放之後，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為了加強和鞏固統一戰線，妥善安置了13萬國民黨軍政人員和9000多名失業知識分子。著名學者和愛國民主人士還被提名當了全國政協委員，體現了黨最廣泛的團結各階層人士的統戰政策。1951年和1953年，上海先後設立了市府參事室和文史館，安排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流。“味精大王”吳蘊初、“煤炭大王”劉鴻生從香港回滬後不久，即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韋愨、盛丕華、金仲華、榮毅仁、趙祖康、胡厥文等黨外人士先後就任副市長。陳毅和潘漢年都很重視黨外副市長，要求辦公廳為他們配好秘書，及時送閱文件，要求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向他們彙報，請示工作，讓黨外副市長做到有職有權，發揮應有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還十分重視市、區兩級政權機關中的統戰工作。1952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召開機關內部統戰工作組成立大會，市委、市府有關負責人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以及專家等二千餘人參加了會議。潘漢年在大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後來，他還對機關統戰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政權中黨委及黨組應經常討論本單位的統戰情況，支部應將統戰工作列入經常議事日程之中。”並“要求政府首長應結合本單位統戰情況，將成績、缺點，聯繫今後如何提高統戰工作，向黨外幹部作報告”。由於民主人士擁有共商國家和上海大事的權利，調動了各界人士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解放初期，上海呈現了一派生氣勃勃的興旺景象。

廣泛結交新老朋友

統戰工作就是團結和爭取黨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同他們交朋友，與我們一道工作。對於各界上層人士，爭取、團結了一個，往往就能爭取、團結一大片。各界人士，特別是一些過去對黨不瞭解的上層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往往首先是從對共產黨幹部認識和了解開始的。而這些人最先接觸到的，就是共產黨做統戰工作的幹部。潘漢年在擔任統戰部領導以後，他向華東和上海統戰部門的幹部反覆做動員和教育工作，要求統戰部幹部發揚黨的統戰工作的優良傳統，善於廣泛結交朋友。

潘漢年自己作出了表率。他過去長期在上海工作，有很多老朋友，這些朋友大多是文化界和軍政界愛國人士。上海解放後，他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工作的面更廣、更復雜。許多新的領域和新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除了老朋友外，還需要結交許多新朋友。作為負責華東、上海市統戰工作領導的潘漢年深知必須團結和結交更多的朋友，才能開創工作的新局面。

從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起，潘漢年就開始結交趙祖康這位朋友。他關心趙祖康的工作，尊重並傾聽這位黨外朋友的建議。上海解放後不久，趙向潘建議，原上海市公安局代理局長陸大公在解放前夕曾做過一些有益於人民的工作，希望考慮給陸大公安排工作。潘漢年接受了趙的建議。這令陸大公十分感動。他感到潘漢年所代表的共產黨人是實事求是的，並不是因為陸大公過去當過國民黨的公安局代理局長而予以排斥。趙祖康也感到潘漢年是真誠信任黨外的朋友。

潘漢年對一些老朋友不僅在生活上關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關心。王崑崙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經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原屬於國民黨的左派人士。從30年代起，他就和中共聯繫，並在1933年秘密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中斷了和共產黨的組織關係。但是，他還是忠誠地為共產黨工作，為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和潘漢年也保持著時斷時續的聯繫。解放後，王崑崙對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十分關心。為此，王請求潘幫助。潘不僅負責地向中央組織部證明了他所瞭解的有關王崑崙的歷史情況，而且很快給王崑崙覆信，潘的關心與負責態度，使王崑崙深感欣慰。

潘漢年對於一些老朋友，對於一些統戰工作的對象，既有必要的關心與照顧，同時又堅持一定的原則。有些問題可以靈活處理，有一些問題必須堅持原則。新聞界一位頗有影響的人物，解放初，他提出擬編譯10種新書，向主管出版的單位借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但長期未還。此事在新聞出版界鬧得沸沸揚揚。出版部門和統戰部門都向上級打報告，擬讓有關部門出面向人民法院控告。潘漢年知道後，慎重指出：此事應“提出清查積欠之辦法。現在即向法院提出控訴，尚嫌過早”。後來，出版部門按照潘漢年的意見妥善處理了這件事，從而避免了矛盾進一步激化。同樣，潘漢年在處理一位耆宿在滬住房租金的問題也是非常認真細緻的。上海解放後，這位老人對居住的住房租金調整提高有些意見，潘漢年知道這情況後、認為對這樣一位老先生必須充分照顧，不能為一點很小的事情而傷害這位令人尊敬的老朋友的感情。因此他指示：“租金照常，不宜提高。”像這樣一類不因小事而傷害朋友感情的事例還有不不少。

解放初期，潘漢年擔任常務副市長工作，兼職很多，每天要處理成堆的文件，聽許多彙報，在百忙之中，對於統戰工作中的一些小事，他都是親自出面處理。一位愛國人士犧牲後，他的遺孀一直住在上海，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其日常開銷。上海解放後，這位女士的開銷日漸增大，以至中央統戰部按月給的費用不敷開銷，拖欠了很多債務。久而久之，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響。因為，某女士的生活費用由中央統戰部管的，上海不便直接處理。於是，潘漢年寫信給中央統戰部領導。後來，在潘的親自協調下，此事才得以妥善解決。這事情很小，但很重要，很棘手。這不僅是一點錢的問題，其中還有政治影響、黨的統戰政策、人的感情等問題。因此，即使是對於這樣一類瑣碎事情，潘漢年也從不馬虎從事，而是採取認真負責的態度。

爭取新的和平展開新的鬥爭①

①本文原載《文革》叢刊1947年5月第7期。

移山①

①移山，即潘漢年。

一

自從4月間，中共部隊在全國範圍取得主動，並在1個月之內消滅國軍達15萬人之譜以後，全國人民對於短期內可以取得和平民主的勝利信心，已經大大增強起來。同時，在貪汙腐敗的政府統治之下，10個多月的內戰，加上大打之前將近1年的“劫收”，人民的痛苦已達極點，對於和平民主的要求與渴望，也已達極點，而1年多以來當局媚美內戰經濟措施的結果，已經弄得全國經濟處於崩潰之境，政府財政破產，人民無以為生，於是民變遍全國，而直接威脅了國民黨的基層統治。反動派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對人民力量的優勢，已經過去了，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民對於好戰分子及反動派的恐懼，開始喪失；他們對和平民主的要求，又開始熾烈地，在內心中燃燒起來了。

應該認識清楚；這實在是一個嶄新的形勢，是中國近代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新形勢。這一新形勢的基本特點，乃是：從今以後，不管反動派還要怎樣拚死掙扎，也不管其帝國主義主子怎樣加強其援助，人民的革命的力量，已經可以決定中國的大局；人民爭取民主和平及獨立的鬥爭的勝利，已經確定不移；反動派及美帝國主義妄想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奴役中國人民的可能性，甚至想以自己為中心來組織政權的可能性，從今以後，都已完全沒有了。革命與反革命力量的對比，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中國革命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即必須以人民力量為中心來解決一切問題的階段了。

二

但是這一新形勢的到來，不是容易獲致的。這乃是1年又8個月以來，特別是去年7月大打以來，全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果。

首先最主要的這是解放區軍民，在革命政黨領導之下，堅決保衛人民抗戰勝利成果，並在反動派企圖以戰爭來搶奪這一勝利成果時堅決實行自衛戰爭的結果。我們總還記得：當日本侵略者剛剛投降之後，國民黨反動派竟至剝奪了堅持敵後8年抗戰而備嘗辛苦的解放區軍民的受降權利。當時解放區軍民沒有理會這種荒謬絕倫的命令，而堅決實行了自己的受降權利。結果是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解放區人民由幾千萬增加至1.2萬（億），人民武裝由30.40萬增加到百萬以上，民兵200萬以上，主要的根據地由被割裂的形勢而連在一起，連成幾大塊互相溝通的根據地了，並佔領了華北及東北絕大部分的中小城市。就是這樣，才使得人民革命力量阻住了反動派的進攻，而立於不敗之地，終於取得了去年1月間的政協決定。但反動派及美帝國主義的打算，卻是想利用政協的決議來取得時間，以便重新調集力量展開新的進攻。因此政協決議不旋踵即為反動派所破壞，最後並於7月初完全撕毀了這一決議而開始了全面的、空前殘酷的內戰。但是10個多月來，反動派堅持內戰的結果，並沒有達到消滅乃至削弱人民革命力量的結果，相反，在堅決的正義的自衛戰爭中，人民解放軍在不斷消滅敵人近80萬的過程中大大壯大起來了。如今已達到正規軍150萬和民兵300萬之譜。終至在全國範圍內的軍事鬥爭中已經奪取了完全的主動地位，反之，國民黨反動派方面，在作為其軍事上最後一張王牌的胡宗南部，被陷入陝北地區，並遭受了嚴重打擊之後，反動派軍事上的主動與優勢，已經一去不返了。

其次，這種新形勢的到來，也是國民黨統治區民主力量艱苦奮鬥爭取來的結果。在協商會議及會議以後，以民主同盟為中心的上層民主力量，曾經堅持了政協的路線，反對並暴露了反動派不斷破壞政協的陰謀，而各地的人民，以學生工人為首，不斷爆發的為爭取民主和平反對內戰的示威抗議，也曾給了反動派好戰分子的內戰陰謀以巨大的打擊。全面內戰爆發後。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團體，一直堅持了反對內戰力量和平民主的立場（作為中國資產階級代表的民主同盟，能夠對民主和平這樣堅定不移，實在是不容易，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空前的），至於一般人民，例如上海的攤販風潮，全國學生反對美軍暴行的鬥爭，農村中反對徵兵徵糧，到處民變蜂起《據約略估計，國民黨統治區的民變武裝已達40萬人），台灣人民反對專賣制度的暴動，平滬保障人權的鬥爭，以及最近普遍江浙一帶的搶米騷動，和京滬各地學生工人公教人員為學業為生活的大規模的鬥爭的展開，都大大增加了國民黨當局執行內戰政策的困難，削弱了它反動統治的力量。

此外，國民黨本身無官不貪無吏不汙的腐敗政治，對工商業的苛捐雜稅層層剝削，通貨惡性膨脹的財政政策不斷剝奪著人民的生活能力，農村中厲行三要政策（要人、要錢、要糧）已逼得農民走投無路，其統治內部各派之間的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以及其喪權辱國投降美帝的外交政策，從勝利後到現在，這一切措施，已給全國人民認清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真面目，使得許多人過去對國民黨的幻想完全破滅了。在軍事上，國民黨10個月來喪失了精銳部隊三分之一，特別三四月以來更在各戰場遭受嚴重挫折，以至根本改變了雙方的地位。這就大大減少了人民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恐懼，而生活上的普遍瀕於絕境，更使全國人民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由恐懼變為憤恨。

這就是日寇投降以來中國人民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的具體過程，也就是目前革命與反革命力量對比的具體情形。

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對和平民主早日到來的渴望及信心的增強，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反之，在國民黨反動派方面，自然也不會不感覺到它的命運的日趨末路，為了要想重整自己的力量，而逃出日益逼近的厄運，反動派恐怕也很希望再來一次和平的攻勢。這由本月7日大美晚報（與美大使館異常接近）勸告張群恢復和談的社論，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恢復和談的談話、參政員要提出恢復和談的傳說，以及傳聞政府已要求某老轉致中共，願恢復和談的消息，可以證明一個新的和平攻勢確實是在醞釀中了。

三

本來中共及全國民主人士，向來是主張和平解決國事的，這就是他們之所以一直堅持遵照政協路線來解決一切問題的原因。如果國民黨今天已確實感覺內戰之非計，誠心尋求和平協商（這一點自然是很可懷疑的），則根據以往的作風，中共與其他民主政黨決不致拒國民黨於千里之外。但在民主陣營方面說來，為了避免重陷上次政協失敗的覆轍，卻不能不重新檢討一下上次政協之終歸失敗的原因，為了建立真正的長期的徹底的和平，這一筆舊賬無論如何是應該算一算的。

一年多以來的事實已經足夠證明，國民黨內部最上層的領導機構，是完全操在一群最反動的人們手中的。他們都曾發誓要反對人民到底，說是“不消滅共產黨，死不瞑目！”而消滅共產黨的辦法則是“寧願錯殺一千，不能漏網一人。”“有我X（蔣）某活一天，就不能讓共產黨存在。”這些人從頭髮梢一直到指甲，都已浸透了反共反人民的血液，要想這些人來參加民主，那就等於要老鼠與貓合作，等於與虎謀皮，即使被迫參加了，而一有機會，他們馬上就要恢復其猙獰面目的。檢討上次政協的被破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動派一開始就蓄意不使政協成功的。參加政協的國民黨代表中，國民黨四個反動系統的反動頭子都包括在內了，這些人都是靠壓榨人民起家的，他們自然不願輕易放棄自己的位置，他們有的裝白臉，有的裝紅臉，但目的只有一個：不使政協成功，而只希望拖延時間，以便佈置新的對解放區的進攻。等到後來，在全國人民壓迫之下，在中共及其他民主代表的堅持之下，政協決議雖然作出了，但國民黨卻也早已決定了破壞這一決議的步驟，首先是從字面上條文上破壞它，最後則用槍炮打碎了它。而當著這一最後的目的——破壞政協，發動內戰——達成了之後，一切白臉紅臉就都一致了，只是工作上有分工：有的直接帶兵去打仗，有的用黨與特務的力量鎮壓人民的民主運動。有的負責籌軍費，有的則以所謂“自由主義分子”的面目，欺騙中外人民，媚外求援。

既然是這樣，如果新的政協組織的時候，就必需把這些反動分子，內戰禍首排除在外，並應把他們當作戰爭罪犯加以審判。

其次，1年多以來的事實也證明：以“調人”自居的美帝國主義，實在是中國內戰的唯一挑撥者，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唯一靠山。它在政協決議上幫國民黨爭取有利的條件，它幫國民黨運軍隊到華北東北去打共產黨，它幫國民黨看守平津及北寧路使國民黨免去後顧之憂，它供給國民黨40億美元以上的軍火物資，使其用來從事內戰，它為國民黨訓練陸海空軍，供給飛機軍艦，為國民黨裝備了40個美械化的師，都是用來進攻解放區，並且用美國參謀美國顧問來策劃反共戰爭。而且住在中國的美國兵，不斷髮生屠殺、強姦中國人的暴行，把中國完全當作自己的殖民地，而且不預備把全部美軍撤退，並準備進一步幫助國民黨進行內戰。

這就是說，如果美國帝國主義不退出中國，中國的內戰禍根是無法根除的。既然是這樣，如果要組織新的政協，那就必須堅決反對美國的所謂“調停”，而由我們自己根據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來決定中國自己的事情，那就必須堅決否認國民黨與美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否認國民黨為了進行內戰所舉行的一切借款。並把美國在華駐兵趕出去。

再其次，上次政協的所以終歸失敗，除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蓄意破壞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之外，政協本身組織的不民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國民黨代表中真正民主的分子幾乎完全沒有，青年黨民社黨，根據事實的證明，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兩支別動隊，所謂社會賢達，也大都是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人物，這樣一個陣容，自然無法產生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意見，也自然無法保障決議案的認真實施。

既然是如此，新的政協的組織就必須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礎上面，必須廣泛吸收那些始終為民主和平獨立而鬥爭，始終堅持民主和平立場的人民團體的代表及民主人士參加政協，國民黨的代表必需選擇那些真正代表大多數中下層黨員的意見真正的民主人士來充任。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協議的完全符合人民的民主要求，也才能保障決議的真正實施。

至於上次政協決議的內容，民主協商的基本原則不但應該保持，而且還應更發揚光大。但是有關於各方面力量對比的條文，則應該有適當的修改。老實說，中共及民主人士之所以參加上次的政協，決不是為了保障國民黨反動分子的地位的長治久安，而是基於深信在和平的民主的競爭中，反動派最後必為人民所唾棄。而今反動派既然自絕於人民，敢於發動殘民傷財的內戰，而終於為人民的力量所擊敗，他們就理應受到應有的懲罰，同時協議的內容也就必須對人民和平民主的勝利有足夠的保障。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致為反動派的再次發動內戰的陰謀所乘。

四

但是，人民的最後的勝利雖已確定，從現在爭取到勝利，也還是要經過一定的過程。而由於美國帝國主義決定不願見其所豢養支持的反動政權宣告失敗，源源不絕的援助，一定會在各種各樣的藉口之下進行的，這就可能使得我們走向勝利的道路不會那末一往順利，而可能發生一些曲折，同時勝利的到來也就不可能像秋風掃落葉那樣急轉直下，反動派更可能在勝利即將到來之前，對民主勢力進行更殘酷的鎮壓，這就勢必會加重開展工作的困難。

這樣，一方面是革命與反革命力量的對比已經改變了，時局已經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這就是要徹底摧毀反動的統治，爭取一個新的真正的長期的和平局面的到來；另一方面進程並不會一往無阻，一定會有一些新的困難等待我們克服。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在開展民主運動的工作上，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首先，應該認清當前中國已經真正走到必須由人民決定一切的階段了，而歷史決不可能後退，這不但是因為勝利1年多來的鬥爭及國民黨1年多來的各種措施，已經使得大多數人民對國民黨的幻想完全破滅，而且也因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由於其本身的困難日益增加，也有其一定的限度，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腐敗透頂的政府，要想挽救其垂死的命運，外援也已不能起多大作用了。反之，更進一步的外援只有更進一步的暴露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最後一定使它崩潰得更徹底更乾淨。

認清了這一點，然後就必須改變在我們有些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長期埋伏的觀點，這也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觀點。這已經是一種過時了的老觀點。這不僅是因為“決戰”的時期已經迫近，時間不容我們再猶豫徘徊，而且也因為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矛盾已空前尖銳，中國絕大多數人民，自民族資本家及開明士紳，乃至公教人員大學教授，大中學生，下至全體農民及城市貧民職工，在這一腐敗內戰的統治之下都已無法生存，而這矛盾的主要鋒芒，最終都是指向著反動的統治當局。事實上，大多數人都在動了，都不能不動了，而我們有些人遠落在群眾後面，還好像是坐山觀虎鬥，無動於衷。要不也就是隻停留在清談的階段，僅以聽聽消息，傳播傳播新聞為滿足。這真是最大的罪惡。要知道，真正會游泳的人，決不是在小池塘裡學習出來的，而必須敢於到大江大海里去。在今天，在這有決定意義的偉大的轉變的今天，如果誰還死抱著“保存實力”的老觀點，不管你主觀如何，客觀上總不免被看作是自私的弱者，不是樂於迎接暴風雨的海燕而是藏頭縮尾的企鵝。

但是這也並不是現在我們就可以橫撞直衝不顧一切的亂幹了，恰恰相反，愈是在這種矛盾空前尖銳，時事瞬息萬變而反動統治搖搖欲墜的時候，我們愈是要時時警惕到敵人打擊的到來，要學會靈活的運用策略，要善於同群眾在一起，善於運用敵人的矛盾以求其有利於我。而策略的運用，不是坐在家裡用腦子空想出來的而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在群眾中學習。而且也只有深入群眾，始終同群眾在一起，併成為群眾的一員，才能有最大的安全。

加強團結和努力擴大統一戰線①

①本文原載香港《群眾》週刊1948年8月19日第2卷第32期［總第82期］。

蕭愷①

①蕭愷，即潘漢年。

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進入第三年，“在美帝國主義援助下的中國反動勢力，已變得更加沒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們的統治，已經走到搖搖欲墜和土崩瓦解的邊緣”，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不但日益喪失人心，日益威信掃地，日益分崩離析，而且連（略三字）①本人的存在也成了問題”，與此相反的人民大眾方面呢，殲滅了蔣軍264萬餘人，解放了的地區已佔全國面積24．5％，解放的人口已佔全國總數37％；在解放區的農村，已正確的執行了消滅封建勢力的土改工作，“這不但為解放區今後農業生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為工業生產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而且因為它符合於全國農民及其他廣大人民的要求，又為整個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而且對於城市，對於工商業，也完全規定了正確的政策”，（嚴格執行安定社會秩序，維持治安，認真保護公私財產，及“一切守法的民間工商業者，守法的文化宗教團體，和守法的外僑不受侵害”……）這一切不僅符合於全國人民的要求，同時是“實現全國勝利所不可少的政治準備和組織準備”。（請參看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戰爭兩週年的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有利於人民大眾走向勝利最顯著的另一個標誌是：

①此處略去的三字是：蔣介石。下同。

“廣大的中間階層迅速地失去了對於和平改良和中間路線的幻想，轉而寄希望於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並且敢於把這希望公開表示出來。”

“特別是今年5月1日所提出的召開沒有帝國主義走狗及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不但獲得了勞動人民的熱烈擁護，也獲得了中間階層的擁護。”

當前政治上的新形勢，證實了毛澤東同志去年年底的預見：“只是在（略三字）出賣民族利益給美國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國內戰爭之後，只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和（略三字）反動統治集團的罪惡已經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之後，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才是真正地擴大了。”（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但是回顧1年來的形勢發展，檢討一下我們在蔣管區及海外的統一戰線的工作，是否完全符合客觀形勢的發展呢？我想除了已得的成績之外，還有些值得我黨及各民主黨派共同努力糾正的。

首先關於執行加強團結及努力擴大統戰的基本方針上，還存在著若干偏向。

一、共產黨如何執行堅強領導

誰也不否認當前中國的革命統一戰線沒有中共的堅強領導，是不能勝利的，實現領導，決不是形式的，概念的可以解決任務，必須通過黨正確的方針，具體的政策，用耐心的，誠懇的解釋，說服，教育態度，才能夠團結一切民主黨派及一切反美反蔣的民主人士，過去不可否認我們是有以一般的口號代替了具體的領導的情況存在，如反對第三條道路的或中間路線的幻想，我們有些同志強調民主與反民主之間“路只有一條”——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道路是對的，但缺乏分析這一條徹底民主大道，是反美反蔣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片面的強調了工農民主利益，誤解“人民利益”或“為人民服務”的概念，好像是排除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在外，好比農村土改中的強調貧僱農利益，而忽視聯合中農同樣的偏向。特別缺乏仔細分析中間路線者所幻想的反動統治和平改良的不可能，同時又把提倡中間路線的美蔣陰謀者與徘徊民主與反民主之間的中間路線者混為一談，對前者我們過去著重打擊與揭露是正確的，而對後者忽視對他們爭取與說服是錯誤的。正因為在蔣管區及海外中間人士為數不少，正確的揭露與打擊中間路線的陰謀幻想，應當是有利於我們爭取廣泛的中間人士，而過去我們從“左”的概念出發，對若干中間人士口頭上、文字上所表現的幻想改良和平，不加分析的把他們看成製造陰謀幻想的代表來打擊，沒有從爭取的原則出發，給以適當的說情說理的批評（鬥爭），這個過程雖然很短，遺下的影響是相當的大，是妨害了統戰的團結與發展。

共產黨應該堅強領導統一戰線，不要滿足於形式上的一呼百應，我們必須是依靠正確具體的領導，使人心說誠服。同時不要把黨的一般綱領與統戰範圍內具體的共同鬥爭的統一綱領混為一談，因此要承認聯合過程中各階級各黨派與無產階級、共產黨的區別，應當照顧到他們與我們不相同之處，同時又堅決忠實執行共同目標，並經常促進大家的進步。反對把統一戰線代替了黨，取消了黨的獨立性，同樣反對把黨代替了統一戰線脫離群眾的“左”的關門主義。由於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奠定了勝利的不拔的基礎，由於中共的政治主張為全國範圍內廣大人民所擁護，目前在統戰工作中較容易犯“左”的偏向，不尊重同盟者的意見，不考慮其他民主黨派的建議，遇事不善誠懇合作，為了鞏固團結或必須爭取的同盟者，對他們應有的友誼批評與善意說服，卻誤用了對反動陰謀者而採取的打擊……這些自高自大，敵友不分的作風，都是由“左”傾偏向而來。

早在抗戰初期，毛澤東同志對堅強領導統一戰線就提出明確的方針：

“共產黨員對於一切為國為民的事業，應該堅持自己的立場，始終不變地向著戰勝日寇建立新中國方面走去，誰要違背了這種立場，這個方面，誰就要喪失了共產黨員的資格。但共產黨員又必須有互助互讓的精神，必須有尊重友黨和友黨同志謙和商量的態度，解決有關事項，不應獨斷。沒有這種精神，就不能鞏固統一團結。”“雙方（我黨與友黨）同志接觸，應採謙和、尊敬、商量態度、不採傲慢、輕視、獨斷態度，以改善雙方之關係，這也是必要的。”（毛澤東：論新階段）

共產黨對統一戰線堅強的領導，不是別的，是基於正確的無產階級思想，有利於人民的正確政治方針，通過實際具體的政策，加強統一戰線的團結與發展。

二、放手發展反美反蔣統一戰線

蔣管區廣大群眾對美帝的陰謀侵略的“援華”罪行，及反動統治賣國滅族的“勘亂”政策，已普遍紛起反抗，即廣大的中間階層也迅速地放棄了中間路線的幻想，轉向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及人民解放軍的徹底勝利，國民黨內部反獨裁，反專政，也達到空前的程度，但是統一戰線的發展，是落在客觀形勢之後，其原因不是別的，在於我們停留在反美反蔣（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一般的號召，而缺乏針對著美帝及其走狗反動集團每一罪行，提出具體的鼓動口號，組織各個社會階層迫切的當前的個別利益的鬥爭，關於這方面，全國學生的鬥爭是有它光榮的成績，但學生運動還相當孤立，不能發動廣大的公教人員，工商業界，及其他一切社會各階層，作有機的配合。

我們當不能否認反動統治癒接近崩潰，其殘酷的白色恐怖壓迫愈嚴重，如宣佈抗暴學生和求生工人的死刑，是套上民主外衣的歐美帝國主義所未曾見的暴行，而美帝豢養的大走狗竟敢為此，其狠毒卑劣，袁世凱也只能歎為觀止，但是人民覺醒的程度也隨之提高了，鬥爭的勇氣也隨之堅決了，我們放手發展廣泛的蔣管區的統一戰線，是具備了充分的條件。

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把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治主張的號召，與蔣管區人民各種具體鬥爭結合，特別是目前中共號召的召開新政協，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深入各社會階層去宣傳解釋，聯繫到反美反蔣各別具體的鬥爭。如蔣政權在美帝指使之下，公然提倡“中日合作”，派張群赴日具體面商“共存共榮”的汪精衛的漢奸政策，首蒙其害的當然是工商業界，我們應當去對工商業家進行宣傳鼓動，展開反親日的統戰運動。又如蔣政權的財政經濟崩潰到不可收拾的狀態，物價狂跳不止，而一般公教人員收入普遍地到了飢不足食，寒不足衣的境遇，組織他們起來反飢餓，要求改善待遇。總之，談政治路線，原則，方針，而不去聯繫具體實際的各別鬥爭，是取消鬥爭的空談。同樣，專注意上層黨派關係的團結，不去具體進行群眾間實際鬥爭的組織領導，統一戰線既不能鞏固團結，也不能廣泛的發展。

三、利用合法，矛盾，有利於鬥爭的展開

美蔣為了欺騙矇蔽群眾，偽裝民主，甚至謠言和平，製造“反蔣獨立”，我們應當揭露其陰謀，使廣大人民不致上當，但是在蔣管區我們不要滿足於單純的揭露，同時要善於利用合法的手段，利用敵人內部矛盾，以便掩護鬥爭的展開，使之有利於人民的鬥爭。問題是必須清楚明白敵人的陰謀詭計，不能懷有絲毫幻想，才能說得上利用，我們堅決反對一切敵人的陰謀欺騙是必要的，但不注意利用敵人的合法，利用敵人的矛盾，進行有利於我們的鬥爭，也是消極的。問題是利用，而不是信任，同時利用必須有利於人民，而使敵人欺騙陰謀更無作用；相反的，凡是一切足以增加敵人陰謀欺騙的利用都應該堅決反對，如信任李宗仁之流的口頭反蔣，他並無具體反蔣行動，誤認有利於人民大眾的矛盾，不願在政治上揭露他的陰謀作用，相反的引以為同道，這是被李宗仁利用，擴大其陰謀欺騙，妨礙了人民的徹底反蔣，這是原則上的錯誤，談不上利用矛盾，可被利用的敵人內部矛盾，必須演變到互相利害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