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的副市長
印象深刻的領導人
屠基遠
在我參加革命工作中，潘漢年是我接觸的領導人中印象深刻的一個。
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我並不認識潘漢年。青少年時期，愛好文學，因而知道在中國左翼文壇中，潘漢年是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中年輕的一員。在後來懂一些黨的歷史之後，知道他不僅是黨的文化戰線的領導人，同時又是做統一戰線工作和國民黨打交道的重要人物。當時，我雖有敬佩之心，卻從來沒有和他接觸過。解放以後，他在陳毅市長領導下擔任上海市副市長，我才認識他。他是市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市府黨組書記，是領導我們市府各局的主要負責人。我開始是市民政局的秘書主任，同他接觸不多。到1951年我任民政局副局長時，才多次同他接觸，對他才有所瞭解。一直到1955年他離開市府被審查為止，前後有6年時間。
一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上海的情況十分複雜。我黨在進上海以前，就在江蘇丹陽做接管上海這個大城市的準備工作，按系統成立軍事、政務、財經、文教等接管委員會，蒐集資料、檔案，安排好每個單位的負責人。漢年同志和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等人一起從丹陽進入上海。5月25口，上海蘇州河以南地區解放，他們迅速同上海地下黨會合。我當時參加國民黨市政府的接管準備工作，奉命到總部設在交通大學的軍管會政務接管委員會去報到。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政務接管委員會到塘沽路原國民黨市參議會、市民政局地址辦公。主要接管司法（法院系統）、參議會（接管後撤銷）、民政（民政局和社會局救濟、社團方面工作）以及一些不屬於各局的國民黨南京政府駐上海的機構。上海當時有30個區。市區20個區由政務接管委員會接管，郊區10個區由郊區工委接管。
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在當時成立。漢年同志除任副市長外還兼任秘書長，管理市政府內部事務，同市政府各局的接觸較多。市民政局成立後，仍管各區的工作。各區的許多工作要請示漢年同志。市政府任命的第一任民政局局長為曹漫之，副局長黃序周，我為秘書主任。當時，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機器採取徹底摧毀的方針。各區成立區接管委員會和區人民政府。區以下的保甲制度全部取消。我們接管了30個區，1193個保，28552個甲，1033206戶，5406644人口的戶籍冊。一大批保甲人員，聽候審查。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光是區一級的機構是管理不了的。記得當時漢年同志對地區工作有幾點原則指示：一、上海市是一個情況極為複雜的大城市。有產業職工100萬，有大中小學生，散居在里弄中。一個區的人口少則幾萬，多則40萬（如蓬萊、嵩山區）。要考慮區以下用什麼組織來代替保甲；二、地區工作要依靠群眾，依靠工人家屬，依靠在工作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三、要解決在里弄中出現的群眾關心的實際問題。例如當時上海居民在許多地方（特別是棚戶區）沒有家用自來水，而是由給水站供應的。這些給水站往往由當地的地痞、惡棍所控制，他們敲詐欺壓居民。根據漢年同志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原則，普陀區在梅芳裡、江寧區在金家巷，發動群眾建立由群眾選舉產生的自來水站管理委員會，深受群眾歡迎。此事很快在各區推廣。全市成立了104個自來水站管理委員會。
根據市委、市府的要求，我們逐步組織里弄居民，在1949年夏天開展清潔衛生運動，市區各區組織了居民衛生小組16650個。1950年2月6日美蔣飛機轟炸上海發電廠，各區開展反轟炸鬥爭，組織人民防護大隊108個，中隊413個，小隊15875個。冬天，抗美援朝開始，破壞分子蠢蠢欲動，市軍管會決定各區成立冬防辦事處，組織人民冬防服務隊2020個，開展防特、防匪、防空、防火和解決居民生活上共同關心的問題。1951年，在這些組織的基礎上建立了里弄居民委員會。
當時，全國還沒有居民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它是一種新生事物。我們是根據上海人口多的實際情況和居民需要，由市委、市府決定組織的。成立起來後，出現的具體問題很多。我當時正擔任市民政局副局長，主管政建工作，同潘漢年接觸較多。他對於居民委員會由誰來組織的問題，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工人在工廠裡工作，解放初沒有退休工人。潘漢年指出：首先要依靠在里弄裡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家屬。其次是黨員家屬和過去同我們一起參加過革命和救亡運動的積極分子，他曾對我說：“抗日戰爭時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嗎？那時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們一起搞抗日活動嗎？有些人因為環境關係，沒有跟我們一起到根據地，或者沒有參加黨，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裡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受過革命的教育，不少人為我們出過力，今天是擁護我們，也願意做點工作的。你們可以找找婦聯，介紹一些老積極分子。”這樣，打開了我們的思路。我們同婦聯聯繫後，找到了不少老積極分子，當時不過三、四十歲，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況，那時，什麼報酬也沒有，為里弄做了許多工作，成為基層工作中一批骨幹。居民委員會和在區以下建立街道辦事處，這在當時是一個創舉，是根據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實際情況摸索著建立起來的，奠定了今天城市管理的基礎。
解放初期，市、區均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通過有關人民團體和代表性人士協商產生。潘漢年指示我們：“過去國民黨時期是有錢人當代表，我們特別要注意，讓各方面的人士當代表，聽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1950年12月27日，提籃橋區第一個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潘漢年代表市人民政府前去參加。各界人民，特別是里弄居民、人民警察、烈軍屬、少數民族以及工商業者、中小學教員等各界熱烈歡迎潘副市長的到來。潘漢年在會議上講了話。從此，各區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在全市普遍召開，揭開了上海人民民主政治新的一頁。
二
解放前的上海，在很大程度上由流氓集團控制，上海人民深受敲詐、盤剝和欺凌。解放初期，老百姓盼望著共產黨消滅流氓，做到真正翻身解放。
潘漢年長期在上海工作，做過黨的傳科工作、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對於上海的流氓集團有深刻的瞭解。上海解放以後，黨為了恢復生產，同投機倒把活動作了堅決的鬥爭，在他的參加領導下，取締了證券交易所和銀元販子，其中不少人是流氓集團分子；在維護社會治安、打擊盜匪活動及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中，鎮壓了一批流氓集團的骨幹分子；在禁毒，取締賭場，以及工廠肅清工特，整頓市政基層組織中，挖出了一批流氓霸頭。解放前夕，青幫頭子杜月笙及其手下避往香港。據說潘漢年在港期間曾同他們有過接觸，告誡他們轉告在上海的徒子徒孫，要老老實實服從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勸告杜等可以回上海改惡從善，將功贖罪。
在上海沒有出走的青幫頭子黃金榮，成為群眾議論的對象。當時黨內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讓這個作惡幾十年的大流氓頭子安安穩穩地住在上海，他的徒子徒孫們覺得有個老頭子作靠山，會繼續胡作非為，必須對他作出處理；另一種看法相反，認為不要動他，潘漢年就是這樣主張的。他認為：黃金榮不走，說明他受到共產黨的政策影響，對黨至少不抱敵意。再說，蔣介石几百萬軍隊也消滅了，難道他鬥得過共產黨嗎？我們要掌握他的情況，並要他有所表示。後來，黃金榮在報上登了悔過書，表示自己已經年邁（時已80多歲），不問外事，所有徒子徒孫，都要安分守己，服從政府；否則，誰在社會上幹了不利於國家的事，由誰自己負責。黃金榮於1953年在上海去世。
在改造舊上海的鬥爭中，民政局除了收容遊民、慣竊，實行勞動改造外，還配合市公安局進行取締妓院、消滅娼妓的鬥爭。1951年，在市公安局材料中，上海還有400多名妓院妓女。公安局採取統一行動，把“大世界”附近和福州路一帶的妓院予以查封，收容工作由民政局和婦聯負責。對改造妓女的方針，潘漢年作了具體指示，他認為妓院老闆、老鴇是剝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汗為生，必須堅決關押、判刑和強制勞動改造。對於妓女，首先應當肯定她們是勞動人民，是農村和城市貧民在飢寒交迫中被騙、被搶、被販賣來的，是舊社會的受難者。但是，她們進入舊社會的黑暗圈子之後，受到環境的影響，沾染了不少不良習氣。因而既要用對勞動人民態度來對待她們，又要用勞動來改造她們。
民政局專門成立了一個婦女教養所，在封閉妓院那晚把她們接來。不出潘漢年所料，有些人感到是黨和政府的關懷，把她們救出了火坑。但也有不少人進來後大哭大鬧，有的還設法逃跑。她們要抽菸，要喝酒，有的還有毒癮；她們把晚上當白天，把白天當晚上，互相吵架廝打，甚至我們女幹部在勸架中也被她們打傷。我們用潘漢年的指示教育幹部，做耐心的工作。給這些婦女講黨的政策，講革命故事，安定她們的情緒，幫助她們改變生活習慣，醫治性病，並組織她們學文化和參加生產勞動。
潘漢年很關心這項收容工作。幾天後，我們去市政府向他彙報，他說：“你們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員要取得她們的信賴。我們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做過舞女的教育工作，從中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嗎？她們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一旦覺悟，就會懂得人民政府為了挽救她們的好意。”又鼓勵我們說：“你們做了這樣艱苦的工作，社會會感謝你們，歷史會感謝你們。我相信你們會取得成功。”
事實正是這樣。她們學文化、學生產技術，兩年後，走上了工作崗位，不少人建立了家庭。當時，娼妓在上海不復存在了。通過多方面的改造，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眾中大大提高。潘漢年在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
三
1955年初，有一次在延安西路33號市委禮堂開會，宋日昌副市長告訴我：潘漢年向市委推薦，調我去市政協當副秘書長。當時，黨中央決定將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劉曉調任我國駐蘇聯大使，原市協商委員會副秘書長梅達君到大使館做參贊。協商委員會機關沒有黨員負責人，潘漢年那時是市委第三書記，主管政協工作。1954年，黨中央將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發交各省、市討論，上海組織幾千人討論，提修改意見，主要由協商委員會負責。我曾參加了組織工作，對協商委員會和各方面人士比較熟悉。”我想調我去，可能與這方面有關。
1955年3月下旬，市委召開常委會討論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上海市委員會的委員、常委的名單，通知我去參加會議。想不到這次會議竟是我和漢年同志最後一次見面。約十多天後，潘漢年在北京被逮捕。市委在4月召開的局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宣佈他為“反革命分子”。
這個大冤案，不僅迫害了潘漢年和董慧，還牽連了許多同潘有工作關係的同志，他們都遭逮捕，有的坐了20多年的牢，有的受到長期審查。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了他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優秀的黨的領導幹部形象。黨不僅為潘漢年伸張了正義，也為許多無辜受牽連的同志恢復了名譽，使許多幹部感到黨的偉大和溫暖。
潘漢年具有高度的馬列主義水平，能夠正確掌握黨的政策，對人民群眾具有深厚感情，全心全意為改造舊上海、建設新上海辛勞地工作，人民永遠懷念他、崇敬他，他的光輝形象永遠留在人民的記憶之中。
潘漢年是上海工人的貼心人
陸象賢
“二六”轟炸前後
上海解放初期，由於美蔣封鎖，面臨著嚴重的形勢。1949年9月7日，劉曉在華東青年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華東的鬥爭是尖銳、緊張、曲折、複雜的，華東的鬥爭位於全國反帝鬥爭的最前線，上海的鬥爭最尖銳。同一天，潘漢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對敵人經濟封鎖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於上海遭受經濟困難的原因作了具體分析：一。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海口，使過去畸形發展的上海經濟與依賴於帝國主義原料的若干生產事業發生困難；二、目前我們尚處於軍事狀態，我軍在華中、西北、華南正全面開展攻勢，因此，使全國商品運輸受到阻滯，物資不能順利交流；三、8年抗戰、3年解放戰爭主要依靠廣大解放區農村的支援。農民負擔很重，購買力相當萎縮。基於這三個原因，尤其是第一個原因，使目前上海經濟情況受到很大影響。潘漢年告訴大家：這是解放後暫時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不但可以克服，而且激勵了我們必須自力更生，打下今後改造上海、發展經濟的基礎。
正當上海廣大職工和工商界人士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努力，積極溝通與各新解放區的關係，節約器材，節衣縮食，度過最困難階段的時候，1950年2月6日，國民黨的美製飛機17架（其中B24型12架，P51型和P28型5架）分4批在午間12時25分至13時53分輪番轟炸上海電力公司、法電、滬南及閘北水電公司等處，造成人員、財產、設備的巨大損失。當時，陳毅、劉曉、劉長勝等人和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正在參加上海工人首屆代表大會，劉長勝當即宣佈休會。陳毅指示各單位的領導幹部立即趕回去組織緊急搶修，恢復生產。陳毅趕回市政府。當時，潘漢年在江寧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參加一個約會，他得到市長辦公室秘書的電話，聽到楊浦發電廠被炸，鍋爐被炸壞的消息，不顧警報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辭，趕回市政府，同陳毅一起召集各局彙集情況，同時部署公安局維持社會治安；衛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醫院準備汽油燈，全夜值班，搶救傷員；公用局調度電力，儘量使路燈、自來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處的供電迅速恢復；民政局通知各區對被轟炸地區，迅速妥善進行安置工作，嚴防宵小之徒乘機搗亂；市軍管會緊急通知各機關及全體人員動員起來佈置防空，組建消防小組。
2月7日，陳毅和潘漢年、劉長勝等市委、市政府負責同志，冒著刺骨寒風前往被炸得最厲害的楊樹浦發電廠視察並慰問電廠工人。潘漢年遵照陳毅同志的囑咐，連日來，到嵩山區、盧家灣區、吳淞鎮的被炸地區視察並慰問居民，到醫院慰問傷員。“二六”轟炸後，上海市場物價出現很大波動，市民紛紛排隊購買大米和煤球。儘管市人民政府從外地調運大量物資到上海來加強供應，平抑物價，但市場上的搶購現象仍很突出，特別是大米供應。在私營糧食代銷店門前往往出現排隊長龍。工商局向潘漢年建議不能光靠私商代銷大米，需要開設一批國營零售糧店，把大米直接按規定牌價出售到市民手裡。市人民政府批准了這一建議。在潘漢年與有關部門的具體安排下，短短兩天之內，就在市內各區，特別是工人聚居的地方，開設了50多家國營零售糧店，敞開供應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價就近買到大米。糧店門前排隊現象隨即消失，市場和人心也都安定下來。
妥善處理勞資糾紛
上海解放後，在鞏固人民政權、恢復經濟、維護社會秩序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處理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勞資關係。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解放時接管的官僚資本企業只有150多家，而私營工業有1300家左右，私營商業有15萬家左右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使得一些私營工商業減產、停工、倒閉，失業人員增加。由於許多私營企業機構臃腫，經營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潤少，甚至虧本，一些私營工商業縮小經營，甚至停工；少數業主甚至抽出資金，企圖逃跑。而少數職工又一時分不清工人階級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後的變化，提出過高要求，有過火行為，從而出現了大量的勞資糾紛。1949年8月3日，陳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現在不少企業，資方有困難，工人也有困難。這個困難只有根據黨中央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通過勞資協商解決。”上海廣大職工群眾在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中，發揮了工人階級主動精神去做好團結、教育資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難嚴重的私營工廠中，工人們還自願減薪，甚至輪流回鄉，團結資本家維持生產。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貨公司店員幫助資方改變經營方針，將經營高檔商品改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貨。與此同時，潘漢年對勞資雙方做了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闡明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和勞資協商的原則。他對工人說：發展生產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高利益。我們要鼓勵資本家來參加發展生產的事業。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翁，應當把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責任擔負起來。所以，我們現在對資本家提出要求，應當照顧到整個發展生產的利益，不應當只想眼前，而應當注意謀取長遠的利益。他還向工人說明：“勞資兩利”與國民黨政府宣揚的“勞資合作”有根本的區別。國民黨宣揚“勞資合作”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階級意識；而共產黨的“勞資兩利”政策，是為了使民族資本家一道來參加經濟建設，發展生產，穩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他對民族資本家再三說明，“勞資協商”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下進行的，這同國民黨宣揚的“勞資協調”有著根本的區別。國民黨的“勞資協調”是在資產階級的政權下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共產黨的“勞資協商”是在工人階級的政權下照顧民族資本家的目前利益，是為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的。因此，民族資本家在“勞資協商”中要端正對工人群眾的態度。潘漢年以高度的政治修養，誠懇的態度，用深入淺出的語言來闡明黨的方針政策，提高了勞資雙方的認識，在妥善解決勞資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由於潘漢年細緻坦誠的工作，使當時上海廣大工商界人士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有了深切的具體的瞭解，影響很大，郭棣活決定將解放前永安紗廠在國外訂購的一批紡織機械和原料運回上海，發展棉紡生產。當時運回來的有瑞士製造的7000瓦汽輪發電機、1萬錠紡紗機器整套設備和6000多包美國棉花等，價值250萬美元。有一批民族資本家從海外調回資金重返上海。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時，潘漢年總是親自接待他們，並安排他們工作。他還經常到工商界朋友家裡去，以聚餐、晤談方式，反覆宣傳政策，進一步消除他們顧慮，傾聽意見，並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問題。
興建曹楊新村
上海在解放前是冒險家的樂園，富人的天堂，他們住的是花園洋房、公寓，而勞苦工人住的是棚屋。解放初，聚居100戶以上的棚戶區全市有320多個，大多集中在楊浦、普陀、閘北等老工業區。他們主要是交通運輸、碼頭、紡織和市政等各業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較多。上海解放初期，市人民政府儘管財政很困難，但是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條件，還是決定在改造部分簡易住房、棚戶的同時，興建一批工人新村。潘漢年受陳毅委託，督促主管部門組織了對工人居住情況的調查。他自己到華東紡織管理局所屬工廠宿舍和梅芳裡等工人住所進行調查。他在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例會上同趙祖康、徐以枋等反覆討論修哪條馬路，在哪裡建設水電設施，從哪裡開始改造舊房，在哪些地區建築工人新村。經過調查和討論，決定從滬東小木橋、滬西藥水弄等工人棚戶區開始改造。1951年開始在市區西北部興建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他對這第一個土人新村修建的規模、標準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會上同各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反覆進行討論，及時作出決定，然後督促有關部門組織施工。由於潘漢年抓得特別緊，曹楊新村在1952年五一勞動節前夕竣工，1002戶工人搬進了新居。潘漢年對應當讓哪些工人住進這第一個工人新村，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好的新問題。他在陳毅、劉曉、劉長勝等的同意下，確定分配給從事創造發明和提出過合理化建議，在生產上有顯著貢獻的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以及生產上一貫表現積極、工齡較長的老工人。1952年6月下旬，陸阿狗、戴可都、楊富珍等114位勞動模範和一大批先進生產者、老工人，手捧鮮花和市人民政府發給的居住證，穿過插滿彩旗的高大牌樓，住進了工人新村。從1953年起，又先後在滬東的控江、鳳城、鞍山；滬南的日暉、龍山；滬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滬西的天山地區等建成9個建築面積都在10萬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楊新村為以後興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創造了經驗。在這一寶貴的經驗裡，凝聚著潘漢年的辛勞和他對上海工人的一片愛心。
上海人民的“好當家”
武漢
1995年，是潘漢年誕辰90週年。一提起這個一直使我夢牽魂縈併為之神往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猶歷歷在目。但因事隔40個春秋，且遭遇過無盡的折磨，對於他的雄偉業績和出色的工作，猶如一縷輕煙已被蕩拂得依稀飄渺。現在，只能將記憶中猶存的點點滴滴的追憶，寄託對他的沉痛懷念和無限的哀思。
上海解放後，我分工負責接管偽市府秘書室和文史委員會，並擔任軍管會秘書，負責處理軍管會辦公廳政法公文的審批會稿，以及擔任來信、來訪的接待和處理；也曾以英文秘書身份處理過幾件涉外商務。隨後，因外事處成立，我就不再參與外事業務，專職從事辦公廳的日常政法事務以及陳毅市長交辦的有關任務。陳毅辦公室的秘書，由朱青擔任。我和陳毅保持著直接的工作聯繫。潘漢年是軍管會秘書長、市政府副市長，分工負責統戰工作和治安保衛工作。每當我所處理的公文和業務涉及他的分工範圍時，都直接到市長室向他彙報和請示。從接觸中，我發現他水平很高，才華出眾，考慮問題周密，遇事果斷，從不含糊拖延。遇到有些問題還需周密考慮時，他要我向原單位領導詢問細節，再向他彙報後，由他批示。從此，我接受他的教益，凡要向他彙報審批的事項，都事先與原報單位聯繫，瞭解細節和前因後果之後，再向他詳細彙報，使他能順利決策。
1950年初，朱青秘書因病住院開刀，經組織決定和潘漢午認可，由我到市長室接替朱青的工作，負責市長室和市府黨組的秘書工作，併兼任潘漢年的秘書。為了照顧潘漢年的工作、生活，更好地履行我的保衛任務，經組織決定和潘漢年同意，我搬進華山路潘漢年住所居住。他家只有夫人董慧，沒有兒女。我搬進他家後，他沒有把我當外人，我成為潘家的一個成員。每天和他們一起吃早餐，餐後一起乘汽車上班，中午都在單位吃飯，晚上一起回家吃晚飯。飯後一起工作或閒談。我和他就這樣生活在一起前後近兩年，直到1951年底，我調到市公安局後，才從他家搬出，從而結束我的市府秘書生涯。兩年的秘書工作，使我對潘漢年的生活細節和工作態度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切身體會和了解。
潘漢年名義上雖是副市長，但因陳毅市長軍務在身，他的工作頭緒繁多，除了要處理上海市政管理和建設工作之外，還擔任華東局委員、市委統戰部部長、社會部部長，上海市委常委，並主管政法工作。這在當時上海市領導人中是兼職最多、負擔最重的一位。但他對市府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條，忙而不亂，效率極高。潘漢年之所以每天能以較少時間完成如此巨大繁重任務並取得極大成效，是由於他的優秀素質、超人水平和務實的工作作風。他信任幹部，充分發揮各級領導的功能作用，讓他們有責有權，各盡所能，各求其效，從不在具體工作上指手畫腳，而是放手讓局、處長全權操辦，從而增強了局、處長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增強他們的工作信心。每當局、處長遇到一些緊急而難於處理的問題，他都能積極果斷地幫助解決。他工作抓得很緊，華東局的工作，在華東局辦公時解決；市委的工作，在市委辦公時解決；統戰工作在統戰部辦公時解決，所有各部門的工作，從未“跨門辦公”。而市府的送批公文都每天批完。遇到他在外辦公，不能來市府時，則由我將待批卷宗帶回家裡，晚飯後由他連夜審批，嚴格履行“公文不過夜”的原則。上述工作作風就是潘漢年能夠帶領各級領導，形成一個有機整體，使整個市府的工作順利進行並取得了良好效應的關鍵所在，也是他的過人之處和備受下屬幹部愛戴的根本所在。
潘漢年對於華東局、市委、統戰部召開的會議非常重視，每次必到。會前有所準備，會上靜心傾聽，發言簡要而言之有物。會期都只有半天，每次都收到預期效果。至於他召開的市府局、處長會議、黨組會議，都有明確的討論內容和預期目標，只用半天時間5便能解決實際問題。這種會議呈現出強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局、處長的聰明才智和實踐經驗都集中到會議中。但他對當時上海各單位的慶典活動都不參加，只要求我把收到的請柬單位和內容向他彙報。有時，他認為有必要，就派專人代他出席，但禁止代表他發言或致賀詞。有一次，市總工會發來慶祝大會的請柬，他不出席。朱青秘書向他提出意見，說：“工商界，民主人士的會議你都出席；工人階級的工會開大會，你為什麼不出席？”潘漢年直截了當回答：“市委分工，市總工會由劉長勝領導，他已代表市委主持會議，市府就不必干預群眾團體的活動。像這樣的會議多得很，每次都參加，我哪有時間工作？！”
對於各種宴請的嚴肅態度，也是潘漢年一個突出優良表現。對於外事活動中的外方邀請，他顧及外交禮節，如約前往，但寒暄幾句就先行告退。他也設宴款待過幾個重要的、有政治意義的外國代表團、演出團以及出國演出的中國藝術團體。但對本市各機關團體以各種名義對他的宴請，他不但不參加而且有反感。市府各種會議只開半天，不搞宴請。開人代會、協商會，他也只吃一份工作午餐；對外地或中央來滬幹部，他從不設宴迎送，必要時由有關單位代表他設宴招待。當時的南京市市長柯慶施負有“特別任務”專訪潘漢年時，他只在家中由保姆操廚宴請他一次。這是他在家宴請的唯一的一次。至於統戰界知名人士，如榮毅仁、郭棣活、盛丕華父子等人對他的宴請，如果有事商談，他會把我帶去，表示是為公事而來。他以身作則、艱苦勤儉，從未收過禮品，也沒人敢向他送禮。我在他身邊工作，只看到他收過有限的幾次禮品：一是董慧的弟弟從香港給他帶來的一些衣物用品；二是夏衍同志出國回來送他一件小禮品（我也收到一把小洋刀）；三是我從老家託人繡了有他名字的半打手帕。所以，他家逢年過節沒有人送禮，家裡除了一架滬產的收音機外，連一台電風扇都沒有。正因為他能以身作則，當時吃、喝、請客、送禮之風不敢抬頭；也無人敢去吃、喝、玩、樂。
潘漢年對待生活的態度，更令人欽佩。他所住的“市長官邸”外表宏偉，內部卻都是最簡單的舊傢俱，而且是已離滬的老房主所遺棄的舊東西，未添置像樣的新傢俱。至於吃飯更是簡單。我們3人，早餐是稀飯和醬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條和一個雞蛋，有時是一碗豆腐漿。中午在單位按等級吃份飯。晚餐三人共吃一小盤葷菜，一小盤半葷菜，一小盤青菜和一小碗湯。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他心安理得，過著滿足的生活。他每天回家時，因勞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還要審批公文，接待有關業務單位負責人的請示彙報，簡直累得不成樣子，但還是那麼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還是工作。從未出去遊山玩水，過一天清閒的日子。我覺得很不忍心，便揹著他給買了一隻大魚缸，放養了幾十條漂亮的金魚，他見此十分高興，每天早晚和休息日，總在魚缸前觀賞，從中獲得休閒和享受。後來，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和身體的適當運動，我從公安局弄來一張桌球檯，一套球具。他高興極了，一有空就和我打桌球散心。他對魚缸和桌球那樣歡喜，可見他並不是什麼“怪聖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娛樂的普通人。還有一次，我建議他週日到“百傢俱樂部”去遊玩一次。那裡湖光山色，綠草如茵，清靜安謐。他聽後非常高興地說：“通知那些有空的局、處長，大家一起去。”我照辦了。那天，二十來個終日辛苦不堪的局、處長和他一起，在那美麗景色和閒靜的環境中，在翠綠的草坪上談心、散步，觀賞花木，談笑風生，還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
潘漢年在與滬上知名人士交往中，是嚴格按黨的統戰政策辦事的。既有團結，又有鬥爭。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鬥爭中求得更好的團結。他懂得如何做好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團結他們一起貫徹落實黨的各種政策法令，並通過他們在同行、朋友中擴大影響。他平日從不指責他們，而是用極平靜的態度和言語陳述利害，啟發他們自覺地糾正失誤，從而使上海解放初期的統戰工作取得極大的成績。至今，這些人除了已經逝世者外，都堅定地跟著黨走了幾十年，成為各界的帶頭人或政府的高級官員。當時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指責他“右”、“跟資本家走”。這完全是錯誤的。舉例來說，當時由於統戰需要，經常召開人代會、協商會，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參加，共商市府大事，又吸收其中著名人士擔任市府委員會的委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又吸收一些知名人士與黨的幹部組成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共同對案件進行最後審決。每一案件都事先經過“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共同審批量刑，並送軍管會秘書處政法科會審，再經三級分審定案。無期徒刑以上的都由潘漢年最後審批。雖然要經過這許多程序，但由於都能實行“公文不過夜”而能及時送到反革命案審查委員會進行集體討論決定。凡討論中有少數案件被一致認為“過輕”或“過重”的，潘漢年在最後定奪時，對提得合理合法並不違反原則的，一般都接受他們的建議改判，以資更好地鼓勵、團結他們，使他們感到不存在“空職”而是“實務”。其中也有鬥爭。本市某著名紡織集團的人事科長黃龍華，因長期利用職權敲詐勒索，並姦淫不少求職女工而被判死刑。案件在審查委員會討論時，該紡織集團資方也是審查委員，建議從寬處理，引起爭論。會後，我們向潘漢年彙報，他指示組織一個黃龍華罪行調查委員會，讓事實說話。當委員們到廠裡調查時，工人們群情激昂，許多女工們悲憤哭訴，委員們都深受教育，該資方也深受教育，不斷自言自語地說：“真是民憤大，該殺！該殺！”會後意見完全一致，執行槍決。事後，潘漢年和這位委員就像沒有發生過此事似的照樣和他友好往來，合作共事。
潘漢年平易近人，從未當面指責或背後議論過任何人。各級幹部和各界人士都樂意和他接觸。每當潘漢年發現某一領導人或身邊工作的人員出現失誤時，他從不直接指責，而是從另一側面提出問題，啟發他們在思考中發現自己的失誤而加以改正，所以備受各級領導幹部的敬佩和愛戴。對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體會。有一次，市府設宴招待朝鮮歌舞團。宴會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藝界人士作東，並在座位上掛有姓名的牌子。當客人們都入座時，交際處長對潘漢年說：有一位作東的沒有到會，現在又無法找人代替。潘漢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東人名義作東。我到那個桌上入座時，貴賓們都十分驚奇，說沒想到中國這樣著名的作家竟是一個如此年輕的人。因為在座的都是年輕的藝人，我和年輕人在一起時，心情特別高興。由於過份的激動，我多喝了點酒，本來每逢宴會時，我都身藏手槍緊隨潘漢年入場或離場，但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會昏昏然呆坐在門外的沙發上。後來突然聽到交際處長大聲對我說：“喝醉了嗎？潘副市長要離場了。”我睜開雙眼，看到潘漢年仍是那樣安詳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車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總要受一次嚴厲的批評。可是事實卻相反。他在車上不發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後，才對我說：“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點睡覺吧！”當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時，我懷著沉重心情對他說：“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寫一個檢討給你。”他笑了一下說：“檢討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後要注意影響。”從此，我再也沒有在宴會上喝過一口酒。
潘漢年在各種場合和集會上所作報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黨的幹部和各界群眾，對於黨的政策、方針、路線和某一特定問題，有不同的認識，需要領導進行教育、宣講。對於為了解決思想和認識上的問題，以及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而召開的會議，他是有請必到，並發表講話。他的報告，從不需要秘書代筆起稿。他從主辦單位的領導處得知會議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後，晚上作一些思考，並記下幾行要講的提綱，第二天就上台開講。他的報告，從不講空話、套話。一開始就進入問題關鍵，從理論、政策、方針以及具體問題作精闢的講解。他語言生動；深入淺出地從各個方面論證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及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表達清楚，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結構嚴謹，一氣呵成，聽者都為之傾倒、動容，常常博得聽眾的掌聲。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調動與潘漢年分別時，我徵求他對我的意見。他考慮了一下，說：“你熱情有餘而考慮不足。”我和他相處兩年，從他身上學到不少好東西和當一名幹部應有的品德。但當時我對這一評斷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體會，因而未能引起重視。直至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為此而受到挫折，才對這一臨別贈言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公理自在人心，冤案已經昭雪。漢年同志，安息吧！
潘副市長對新聞工作的關心
徐大剛
在潘漢年同志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期間，我是在新聞處擔任重大活動新聞照片統發工作的記者。所以，經常能在活動現場見到他。我那時才20歲出頭，是剛從文字記者轉搞攝影。一方面由於我對攝影還不精通，又加上以往也未見到過那麼多高級領導人，有時還有外國元首，所以，在攝影現場很拘謹，不敢隨意搶鏡頭，顯得有些笨手笨腳。潘漢年同志覺察到了我這種心理狀態，就幾次在現場和悅地對我說：“不要緊張，有困難我們幫助你。”頭幾次所發的照片在各報刊登後，潘漢年又鼓勵我：“不是拍得很好嗎。”這番鼓勵，增添了我完成任務的信心，心理上的壓力減輕了，也就顯得活躍了些。有些同志說我與初期相比，幾乎是判若兩人。說心裡話，我這種轉變，是和潘漢年同志對我平易近人的教導、鼓勵分不開的。
在50年代，攝影記者使用的閃光燈是一次性的鎂光泡。這種閃光泡在生產時如抽氧不純，在點燃時會炸，不僅聲響嚇人，碎片還會傷人。為預防萬一，我們都用薄綢套住燈泡，拍一次套一次，既影響亮度也影響連續拍攝。潘漢年見了，就召我到他辦公室，詳細詢問了情況。當他了解到國外已有不會炸的萬次閃光燈，雖價格昂貴，還是立即表示應該添置。當他了解到在重要場合，只有我一個記者，而我就只有一個相機時，他立即決定，應再配備一架高級相機，以備現場發生相機故障時用。在潘漢年親自過問下，財政局很快撥下了專款，使我幸運地成為當時擁有最精良、最齊全攝影器材的攝影記者，從而保證了我順利完成各項統發稿任務。
潘漢年不僅對幹部在工作上給予教導和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十分關心。如他發現我經常是一個人在新聞處大樓晚上放照片發稿，就及時囑咐市府保衛科長李克同志，要他給我一件利器防身。不久李克同志給了我一把繳獲的倭刀。以後，我就經常用爽身粉撲擦刀刃。令人痛惜的是這把倭刀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仍無下落。
“文革”前，我一直完整地保存著潘漢年同志所有活動的資料照片，十分痛心的是這批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封后焚燬，現尚保存的僅是我在被抄家前，匆忙轉移出來的極少部分。
1955年後，我雖未再能見到潘漢年同志，但我對他在我剛踏上新聞攝影崗位所給予我的教導和支持，一直銘記在心。
潘漢年同志蒙冤後，我也聽到了關於他的“問題”的傳達和一些傳說，心中雖有些疑惑，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組織紀律和觀念不允許我有更多的想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黨中央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看到了一些文章，方知潘漢年同志是一個出生入死為黨的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因而，更加激起我對潘漢年同志的無限崇敬和懷念之情。潘漢年同志永遠是我心目中崇敬的首長和良師。
潘漢年與上海鎮反
錢麗君
1950年10月，上海與全國步調一致，在全市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三年（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以下簡稱鎮反運動）徹底地肅清了上海地區的特務、惡霸、土匪、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骨幹分子，穩定了社會秩序，鞏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權，保障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社會各項改革事業的順利進行。鎮反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撫今追昔，許多老同志對當年的鎮反運動記憶猶新。人們尤其不能忘懷的是潘漢年同志。當年，潘漢年是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工作，直接領導了這場波瀾壯闊的鎮反運動。他協助陳毅市長，出色地治理了這個最難管的大城市，把一個被喻為黑色大染缸的舊上海，改造成為人民的新上海。從這個意義上說，潘漢年作出了傑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由於“左”的影響，歷史被顛倒了，是非被混淆了，所有的功績被一筆抹煞，一夜之間，潘漢年成了“內奸”、“反革命”。其中，有一條罪名是解放以後他和揚帆曾掩護、包庇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是堅決貫徹執行了“雙十指示”和懲治反革命條例，堅決貫徹執行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
上海解放後，人民雖然取得了政權，但是面臨的敵情還是十分複雜的。大批潛伏特務、反動會道門骨幹、流氓、惡霸等各種敵對勢力，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機，勾結作亂。國民黨特務機關還不斷地從台灣派遣特務來滬，進行偵察、暗殺、爆炸等一系列顛覆活動。新生的革命政權面臨著嚴重的威脅。作為主管政法保衛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擔子重、責任大。在解放不久的日子裡，他按照中共中央華東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穩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與政法、公安部門等各級領導一起制定決策，落實措施，並親臨基層具體指導工作。在他的領導下，上海公安機關會同人民解放軍駐軍集中清理了一批殘敵。在打擊殘敵過程中，潘漢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專政力量不足，鎮反隊伍尚未組織好，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況尚不明瞭。在這種情況下，在步驟上應先打擊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後清理歷史反革命。事實證明，這樣做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是正確的。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十指示）。潘漢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動員，層層落實，貫徹執行“雙十指示”的精神。他在政法系統領導幹部會議上指出：上海前一階段的鎮反工作存在著右的思想錯誤，只注意對特務的鬥爭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鬥爭，而忽視了對那些民憤極大的惡霸的鬥爭。他特別指出在對待滬西惡霸柏文龍的處理上存在著寬大無邊的傾向。柏文龍，人稱“滬西半爿天”，他橫行霸道，作惡多端。解放後，還強姦並逼死鄰女及其母。像柏這樣民憤極大的惡霸，只被判3年徒刑便作了事，滬西群眾對此反響很大，聯名上書，強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龍。潘漢年強調，對於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惡霸，要堅決鎮壓。他要求公安機關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類反革命分子，大張旗鼓地、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群眾性的鎮反運動。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這是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鎮壓反革命的法律武器。為了貫徹《懲治反革命條例》，作為調整後的上海市保衛委員會副書記潘漢年（陳毅為書記），組織公、檢、法三家成立了案件處理委員會，以加快積案的處理，並召開了專門會議。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隆重召開，討論部署鎮反工作。潘漢年副市長在會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堅決貫徹執行代表會議的決議，積極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開展鎮壓反革命的工作，糾正寬大無邊、不及時、不嚴厲、不依靠群眾等缺點。”他建議在最近期內，舉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協商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並建議設立“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以協助審判機構提供有關重大反革命案件處理意見。他強調要“完成中央及華東局有關懲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潘漢隼在這次會上進一步提出本市在鎮壓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具體步驟，並決定在4月底進行一次大逮捕。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決議》。會後，全市掀起了“人民群眾擦亮眼睛，檢舉揭發反革命”熱潮。在潘副市長直接領導下，公檢法機關有條不紊地進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準備工作。成立了“上海市鎮壓反革命行動總指揮部”。4月23日，召開了市人代會協商委員會，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動總指揮部分別發出了《鎮壓反革命行動計劃》及《對鎮壓反革命行動計劃的補充指示》，下達了上海鎮壓反革命的行動命令。4月27日，全市組織出動由軍、警、政府幹部、工人、學生、農民組成的4445個行動小組，共3．6萬餘人，在“上海市鎮壓反革命運動總指揮部”直接指揮下，統一行動，依法逮捕了歷史上罪惡重大、解放後抗拒登記繼續進行破壞活動及從外地逃來上海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餘人。4月28日，市政府、市協商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在市、區兩級協商委員會設立“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和在工廠、企業、學校、街道等基層單位成立“肅清反革命委員會”。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園（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市、區各界人民代表參加的萬人大會，會上對9名血債累累、罪惡昭著、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進行控訴和公審，如曾經殺害500餘名愛國人士和無辜百姓的被稱為殺人魔王的國民黨“蘇浙人民反共自衛縱隊”少將司令封企曾；“淞滬人民反共抗俄自衛軍”司令劉葆珊；刺探機密、指示敵機轟炸目標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徐松堅；橫行江南十餘年“四霸天”之一、殺害老百姓千餘人，甚至將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慣匪陸杏生；強姦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豐絨線廠惡霸、流氓、特務陳小毛；勾結土匪妄圖發動武裝暴亂的反動會道門頭子“順政國皇帝”張順寶；製造勸工大樓血案主兇之一、殺害梁仁達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橫行真如一帶的惡霸、特務周彼炳；殺害《文革》三烈士的劊子手任宗炳等。身受其害者紛紛登台控訴揭發。女工劉秀英，在控訴陳小毛強姦她及百餘女工罪行時聲淚俱下，泣不成聲。控訴激起了與會群眾的極大憤慨，強烈要求政府嚴懲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副市長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對反革命分子決不能心慈手軟，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他要求司法機關按照人民群眾的意願，嚴懲9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檢察署副署長方行當即宣佈：將9名兇犯提請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全場群眾歡聲雷動。廣播電台轉播了會議實況，280萬上海人民和80萬蘇南地區群眾收聽了大會實況。大會期間，1700多個單位63萬餘人來信來電要求槍決9名罪犯，收到5400餘封揭發控訴反革命分子的群眾來信。30日，市軍管會依據《懲治反革命條例》，將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別押赴刑場槍決。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處決後，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熱烈讚揚共產黨“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個身，這回完全翻身了”。北站一老翁，當該區8個惡霸被處決後，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淚交加，感激政府替他報了仇。東新村惡霸肖慕陶伏法後，普陀區千餘群眾自動集結到被內殺害的烈士墓前獻花，告慰英靈。
二、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堅決貫徹執行了黨的群眾路線。他在各種會上經常強調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多次反覆指出，要使鎮反運動變成群眾自覺的行動，要運用各種宣傳工具進行宣傳。他批評一些政法幹部只會埋頭苦幹，不善於運用現實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眾、宣傳群眾，不善於更有效地貫徹執行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針。他說，要分化瓦解敵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不發動群眾是不行的。他認為，過去我們是地下工作者，敵人在明處，我們在暗處。現在解放了，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敵人在暗處，我們在明處。因此，對敵鬥爭策略也必須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為了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充分發動群眾。他特別強調，要做好反革命家屬的教育和爭取工作。在上海，這部分人的數目很可觀，要發動他們起來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才能最大限度地打擊敵人。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上海公安機關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廣大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在鎮反高潮中，全市召開揭發控訴反革命罪行會議3200餘次，收到群眾檢舉信4萬餘封。政法公安機關根據舉報線索，經過調查取證後，又逮捕懲辦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公安機關在爭取教育反革命家屬工作中，成績也非常顯著，絕大多數反革命家屬站到了人民群眾這一邊，起來揭發自己反革命親屬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屬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屬將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財物繳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槍枝彈藥，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三、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潘漢年經常告誡政法系統的幹部：肅清殘餘反革命，維護社會治安，不僅要靠政法保衛機關的強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發揮我黨政策與策略的作用，這是我們取得對敵鬥爭勝利的力量所在。在鎮反運動中，嚴肅與謹慎相結合的方針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一直貫徹於始終。潘漢年在一次工作會議上說過，對於有現行活動的特務，不管其有無反革命歷史都應根據罪證，依法從嚴懲辦，不能以為其沒有歷史反革命身份就寬縱，這是錯誤的。對於主犯、罪惡重大的、搞行動破壞的要從嚴懲辦，其中罪惡重大的應判處死刑。對於真誠悔改、自首立功的，應從寬處理。對於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嚴重殘疾，失去活動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關押。潘漢年十分強調實事求是。他經常對公安機關一些領導同志說，不管任務如何繁重，時間如何緊迫，一定要弄清情況，不能急躁。在殺人問題上，他同樣主張謹慎從事，那時，處決一個犯人，要經過六七道手續的嚴格審批。在鬥爭策略上，他堅持在穩、準基礎上的狠，對不同對象要講究區別對待的原則。有次鎮反工作會議上，一個負責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親屬是國民黨特務，應該逮捕審訊。潘漢年經過了解，聽取意見，發現案情基本失實，他與有關同志研究後，決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錯捕。潘漢年在對待來自敵人陣營的人的態度上是正確掌握黨的原則的，並無越軌行為。事實證明，給予一批“特務”、“反革命”立功贖罪機會以後，在當時對敵隱蔽鬥爭戰線上，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企圖潛入大陸暗殺陳毅等黨政領導人的軍統特務劉全德，從台灣專程經舟山來滬，沿途活動情況悉數為我掌握，劉全德進入上海還未來得及活動，就落進我們佈置的天羅地網。再如，曾是汪偽上海76號特工總部第二處處長鬍均鶴，解放前夕，國民黨內調局對他佈置潛伏任務，要他留下來負責整個東南地區的特務活動，他見國民黨大勢已去，便尋找中共關係，投奔解放區，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潛伏特務名單，以求立功贖罪。起用這個人物，有關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並經上級同意。胡與情報委員會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機關先後提供了一千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從中捕獲四百多名國民黨潛伏特務，繳獲國民黨特務潛伏電台八十餘部。應該說，潘漢年主張利用國民黨投誠人員，在原則上是必要的，正確的，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時除了對付特務等反革命的破壞活動外，對付流氓及其幫會勢力的任務也相當艱鉅。為了減少其對社會危害，主要抓住、穩住大流氓幫會頭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懾力量外，還要靠正確的政策與策略。主管這方面工作的潘漢年，準確而有力地執行了有關的政策與策略，收到了預期的效果。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漢年就已經通過關係向黃金榮傳遞了信息，為此，黃金榮沒有逃到台灣去，他為了表示悔過自新，將一些財產叫人列了一份清單交給中共上海地下黨。又將自己手下的400餘名幫會頭目的名單，搞了一份清單交給地下黨。他還告誡幫會中人不要參與國民黨反動派逃離前的大屠殺活動，對地下、黨能掩護就掩護，能支持就支持，要為自己留一條後路。上海解放後，黃金榮聽說潘副市長在一個會議上說過：黃金榮是反動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靠山，他的門徒在上海乾了許多壞事。但是解放後他不走，也就是說他對祖國還有感情，對我們黨至少不抱敵意，他聲稱不問外事，那很好，我們不必要把“專政對象”的帽子加在他頭上，只要他表示態度就行。黃金榮從心裡佩服共產黨人的氣量和胸懷，感激人民政府對他的寬大。鎮反期間，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匯報》上發表悔過書，除簡述自己的經歷與罪過外，保證遵守一切法令，並且號召他的門徒們主動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爭取寬大處理。這份悔過書對當時的鎮反運動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對於杜月笙這個著名的幫會頭子，潘漢年也費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爭取工作，以減少幫會流氓勢力對社會治安的滋擾。解放前，潘漢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過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關照手下門徒遵守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法令。
潘漢年在鎮反運動中不僅僅有依靠、爭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時還有嚴厲打擊堅決鎮壓的一面。潘漢年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對於那些破壞革命，嚴重危害社會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該殺的殺，該捕的捕；對於潛伏和派遣進來的特務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經發現，都採取了嚴厲的打擊措施；那些罪大惡極的惡霸，例如號稱“滬西半爿天”的惡霸柏文龍、“江北大亨”顧竹軒等，都被處以極刑；那些殘害愛國人士、革命先烈的劊子手，被堅決鎮壓。鎮反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鞏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權，使上海治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廣大人民群眾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各行各業普遍地掀起了勞動生產熱潮。群眾中流傳著這樣一首頌詩：“唐宋元明清，盜匪未肅清。國民黨當道，特務大橫行。有了共產黨，鎮壓反革命。社會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憶當年，感慨萬分地說，上海鎮反運動的勝利與直接領導這一工作的潘漢年殫精竭慮的工作是分不開的。運動期間，他的工作千頭萬緒，運動的各個環節、步驟、計劃，他都要操心，許多重大問題都親自過問。事實證明，在鎮反中被鎮壓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證據確實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罪大惡極的人。這批人被鎮壓後，人民拍手稱快，社會治安迅速好轉，上海人民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別先生在致陳毅和潘漢年的信中，高度讚揚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改造工作“寬猛相濟、彪炳蓋世”。
鎮反運動已經歷了40餘年歲月，時間和歷史進一步證實上海當時這場大張旗鼓的群眾性鎮反運動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漢年對於上海鎮反功不可沒。
潘漢年與上海的社會改造
黃金平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電召在香港的潘漢年返回北平。剛剛完成護送大批民主黨派高層人士去東北、華北解放區任務的潘漢年，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後，便匆匆離開香港，風塵僕僕來到北平。他受到了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5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華北局會見了潘漢年，對潘漢年參與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具體安排，指出：中共中央已決定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等工作。劉少奇接見潘漢年時，著重談了接管上海中的政法方面的問題，要潘漢年注意防止上海青洪幫出來搗亂等。
肩負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託，潘漢年在解放了的上海開展了艱鉅的社會改造工作。
肅特反盜，穩定社會秩序
舊上海一直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重要活動基地。解放前夕，國民黨在上海的各種大小特務組織有84個，特務分子6000餘人，其中組長以上的骨幹分子1600餘人。在國民黨政府逃跑之前，他們都採取了一系列所謂“應變”措施，大批特務潛伏隱藏下來。此外，在國民黨潰退前，還有從南京、濟南、徐州等地潛逃來滬的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國民黨特務機關還不斷地從台灣等地派遣特務進入剛剛解放的上海，直接進行偵察、破壞和暗殺等活動。總之，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治安形勢十分嚴峻。
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根據上海面臨的這種情況，決定採取先打擊有現行活動的特務，再清理歷史反革命的鬥爭步驟。陳毅市長向政法保衛機關提出了“肅清殘餘敵人，建立革命秩序，保護人民民主自由，恢復生產”的莊嚴任務。潘漢年根據市委、市府以及陳毅市長的指示精神，多次召集公安保衛機關負責人會議，組織落實全市的治安防範措施，具體指導多項公安政法工作的開展，並且會同公安政法保衛機關的負責人共同制定了公安政法方面的政策性措施。潘漢年認為，肅清上海殘餘的反革命勢力，維持社會治安，保持上海的穩定，不僅要靠公安政法保衛機關的威懾力量，還要依靠制訂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發揮共產黨的政策威力。
潘漢年是一個有著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領導。他深知在同暗藏的敵人作鬥爭時，充分掌握敵情和分化瓦解敵人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後，成為執政黨，對敵鬥爭的策略也必須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根據上海市公安局擬定的鎮反工作方案，經華東局和市委領導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內設立一個“情報委員會”，選用一批重要的起義投誠人員，讓他們提供線索，積極配合，從而有力地打擊國民黨撤退時留下來的一批潛伏特務組織和其他分散隱蔽著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公安機關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1949年6月中旬開始，集中破獲了一批特務潛伏電台。如國民黨保密局核心佈置的代號為“滬特小組”的7個潛伏電台，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上海直屬組織，以及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工運委員會潛伏組織等。6月29日凌晨，潘漢年指揮上海公安機關和警備部隊聯合行動，又集中搜捕了特務匪徒317名，“青年救國軍上海服務團”以及假冒“中共地下軍第7支隊”等特務組織首犯當場落網。潘漢年很重視“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局長揚帆要把已經掌握的“逆用台”繼續很好地運用起來，以充分發揮其作用。他還曾直接掌握過一個由地下黨員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瞭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敵情。利用這些“逆用台”獲得了大量的情報資料，其中包括像台灣敵特機關派遣劉德全來上海搞暗殺陳毅等軍政首長活動的重要情報。利用這些“逆甩台”，對上海公安機關掌握敵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同敵人作鬥爭，起了重要作用。
在潘漢年的正確領導下，上海公安機關和警備部隊密切配合，加強內外偵察，嚴密防範，查明情況，堅決打擊。從1949年5月底至1949年年底的7個月中，上海破獲各類特務案件417起，捕獲特務分子1499名，繳獲敵人電台109部，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敵特機關的破壞活動。
解放初期，盜匪活動非常猖獗，殺人越貨無惡不作。據統計，在上海解放後的頭7個月中，共發生強盜案737起，盜竊案11430起，搶劫案530起，僅1949年6月，全市就發生搶劫案190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竟發生14起，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威脅著社會的安定。潘漢年多次主持召開會議，研究打擊盜匪的措施，協調公安機關和警備部隊緊密合作，廣泛依靠群眾密切配合。同時，還制訂並貫徹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和“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堅決鎮壓盜匪頭子，並採取了“以盜反盜”、“以案破案”的鬥爭策略，一批批慣盜慣匪紛紛落網。到1949年12月，盜匪搶劫案降到56起，比6月份減少240％，社會秩序逐漸安定。
分化瓦解流氓幫會勢力
舊上海的流氓勢力根深蒂固，盤根錯節，控制著整個上海社會。
對於如何處理上海的流氓幫會勢力，黨中央領導同志十分關切。劉少奇接見潘漢年時就問起過這件事：“上海解放，青洪幫怎麼樣，他們會不會像1927年那樣出來搗亂？”潘漢年回答說：“我和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有聯繫。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還見過杜月笙。這次我們離港前，杜月笙曾向我們作了保證，一定要安分守己。我對他們說，只要你們不動，我們對青洪幫上層分子就不動不殺。據我瞭解，黃金榮那幫人也不會鬧事。”劉少奇聽後，對潘漢年說：“你告訴陳毅等同志，先不要動他們，觀察一個時期再說。”
上海解放前夕，潘漢年就通過關係向黃金榮等傳遞信息，要黃不要跟國民黨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會為難他。解放時，黃金榮聽從了潘的勸告，留在上海，並表示不問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孫在上海仍然不斷地幹壞事。改造舊上海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黃金榮這類人。這時，黨內幹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打蛇要打頭，不鎮壓黃金榮，無法鎮壓他的徒子徒孫；也有人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黃金榮能夠留下來還是好的。兩種意見爭論不休。針對這一問題，潘漢年在市府的工作會議上分析說，黃金榮是反動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走狗，他的徒子徒孫在上海乾了許多壞事。但是，上海解放後，他沒有逃走，也就是說他對祖國還有感情，對我們至少不抱有敵意。他聲稱不問外事，那很好，我們不必要把“專政對象”加在他頭上，只要他表示態度就行了。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黃金榮等舊上海流氓勢力，同時更好地體現黨的政策，潘漢年會同市軍管會領導經過多次專門研究，考慮到上海青洪幫勢力和黃金榮等人的實際情況，根據黨的政策，決定採取對繼續作惡者從嚴、將功贖罪者從寬的政策，區別對待，以達到更好、更快地瓦解、消滅幫會殘餘勢力的目的。
當時，上海有些市民對人民政府不殺黃金榮，想不通，致書有關部門，要求從嚴懲辦。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對此作了不少宣傳工作。1950年6月的一天，潘漢年為了瞭解黃金榮的動態，把杜宣同志找去，讓他去黃金榮家宣佈黨的政策，並對黃及其手下的頭目訓示，要黃金榮及其手下老老實實，不準再進行一切不利於人民的活動。1950年底鎮反，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黃金榮談話，向他宣佈政策不變，但要他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低頭認罪。黃金榮讓人代筆，於1951年5月20日在《文匯報》、《新聞報》上發表了《黃金榮自白書》。潘漢年切實執行了黨的政策，把流氓頭子黃金榮穩住，讓黃約束其徒子徒孫，打擊了流氓犯罪活動，並且使其破壞性降到最低限度，從而確保了上海的穩定。
黃金榮於1953年6月20日去世後，又留下了一些麻煩問題。原來，黃金榮有不少財產，解放後，他的許多金銀珠寶被他的一個兒媳席捲一空帶到香港，剩下的不動產就非常有限了。黃家的收入日見拮据，以至於難以維持日常開支。黃家打算變賣一些不動產，但又不敢貿然提出。後來，求助於章士釗先生。章士釗在1955年1月寫信給陳毅市長，陳述黃家的困難；2月，章又給潘漢年寫信，籲請政府幫助處理黃家的遺產問題。潘漢年接到信後，親自批示處理了這一難題。
對於杜月笙，潘漢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花費了許多心力，努力爭取，減少幫會流氓勢力對上海社會治安的滋擾。在解放前夕，潘漢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並且得到過杜的保證。上海解放後，潘漢年又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個兒子杜維翰找來談話，告訴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們是歡迎的。杜維翰專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維翰回上海，告訴潘漢年說：“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長。只是他現在病重，離開氧氣瓶不能活，暫時無法回來。不過他向潘副市長保證，他本人在香港決不進行任何反共活動，也決不去台灣。另外，他還表示，一定要關照上海的徒弟們服從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以上這些，後來都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後，杜家要求在上海的報紙上發一個訃告。潘漢年為此請示上級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門徒為此深為感動。
把妓女改造成為新人
舊上海的捐妓，據國民黨市警察局統計，全市登記註冊的妓院有800多家、妓女5000餘人。另外，未登記註冊的妓院還有1200多家，被稱為“野雞”的私娼有2萬多人。這些娼妓絕大多數因農村貧困、逃荒流入上海，為生活所迫，步入風塵。
上海解放後，市政府為了徹底剷除這一醜惡現象，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潘漢年多次主持召開市政府工作會議，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他指出：娟妓是舊社會反動統治者留下來的產物。妓院的老闆、老鴇是剝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為生，他們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殘酷剝削妓女的吸血鬼。對於這些人，必須堅決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農村和城市貧民在飢寒交迫中被騙、被搶、被販賣來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們進入社會的黑暗圈子以後，受到惡劣環境的影響，沾染了嚴重的不良習氣。因此，必須用強制勞動和耐心的教育來改造她們。
1949年6月，潘漢年主持市府會議研究決定：在實施對妓院、妓女登記的同時，支持妓院自動停業、妓女自謀出路。7月，又發佈了《管理妓院暫行規則》，限制妓院和妓女的發展，廢除一切非法契約，禁止妓院老闆對妓女的壓迫和虐待。不少妓女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開始走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
1951年下半年，全市殘存下來的妓女有四五百人。潘漢年在市府黨組會議上指出，採取全市突擊收容的辦法，消滅一切娼妓。同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作出了取締殘存妓院、廢除妓女制度的決議。11月25日晚上，潘漢年指揮全市公安、民政、婦女等部11採取聯合行動，突擊封閉殘存妓院72家，收審妓院老闆、老鴇334名。收容妓女501名。但是，取締妓院、廢除妓女制度的工作並沒有就此結束。因為尚有一批沒有登記的妓院和妓女繼續進行賣淫活動，不少私娼還在遊樂場、舞廳、旅館、酒店出賣色相招攬押客。因此，後來又進行了幾次收容。直到1957年底，全市共封閉妓院627家，收審妓院老闆、老鴇920名，收容妓女7513名，基本掃除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這一醜惡現象，解救了一大批淪落苦海的婦女。
潘漢年在領導取締妓院，消滅娼妓這一社會醜惡現象的同時，對於脫離妓院的妓女深表同情，他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一個上海市婦女教養所，專門收容妓女進行教育改造，並指示市婦聯選派一批素質好、責任心強、有階級感情的婦女幹部，同市民政局配合去婦女教養所工作。那些進入婦女教養所的妓女，對收容反應不一。有的深感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把她們救出火坑；有的人則大哭大鬧。潘漢年指示市民政局的有關同志：對妓女的教育改造，首先要從政治思想教育著手，安定她們的情緒，說明黨和國家是關心她們、愛護她們的，真心誠意地幫助她們改造成為新社會的勞動者。同時，為了幫助她們提高思想認識，要在妓女中開展吐苦水、挖苦根的訴苦活動。開始她們對訴苦不理解，有的則擔心共產黨不長久，不敢訴苦；有的認為身世下賤，不願訴苦；有的人則思想已麻木。後來，通過打擊和鬥爭妓院老闆、老鴇，管教人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教育，終於使她們逐漸醒悟過來，紛紛起來控訴妓院的老闆、老鴇對她們的殘酷壓榨和迫害。當時，妓女的性病率很高，在第一批收容的500多名妓女中，患性病的佔88.3％。要使性病在中國絕跡，必須首先消滅她們身上的毒菌。而治療她們的性病需要大量的青黴素。由於當時國內還不能生產，需要從國外進口，而帝國主義進行經濟封鎖，進口很困難，庫存又有限，主要是供朝鮮戰場使用。但是，為了給她們治病，陳毅、潘漢年果斷地作出決定，把青黴素集中起來，先供給婦女教養所使用，朝鮮戰場需要另想別法，使患有性病的婦女都及時得到了治療。此外，還教育引導她們改變好逸惡勞的習慣，要她們參加生產勞動，學會一技之長，自食其力。並且動員社會各方關心她們、幫助她們成家立業，徹底告別過去，成為社會的新人。
潘漢年非常關心改造妓女的工作，多次詢問市民政局的負責同志。當得知有些妓女在婦女教養所裡大哭大鬧，甚至把女工作人員打傷時，潘漢年囑咐民政局的負責同志：“你們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員要取得她們的信賴。我們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做過舞女的工作，從中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嗎？她們是被侮辱的、被損害的，一旦覺醒，就會同我們站在一起。”又說：“你們做了這樣艱苦的工作，社會會感謝你們，歷史會感謝你們，一定要堅持用挽救受害者的赤子之心來對待她們。我相信，我們的改造工作會得到成功的。”
事情正如潘漢年所預料的，在婦女教養所經過兩年改造，500多名婦女，學習文化、學習生產技術，以後陸續走上了各個工作崗位。她們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都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其中有的人還當上了生產能手。勞動積極分子。並且，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組織了家庭，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上海領導肅清敵特分子、清除和瓦解流氓幫派勢力、改造妓女的鬥爭中，潘漢年以及他所主管的公安、政法以及民政等部門，始終堅持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克服重重困難，保持了上海的穩定，淨化了上海的環境，為上海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關於“五反”運動情況①
①本文系潘漢年副市長在第十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52年5月）
潘漢年
各位委員、各位先生：
上海的“五反”運動目前已到了第四期，也就是說上海的“五反”運動已到了快結束的階段了，今天我就把上海的“五反”運動，由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工作情況簡單報告一下：
一、我們上海的“五反”運動是在3月25日正式由陳市長向全上海市民廣播後開始的，但是我們的工作準備早在3月25日以前，近兩個月的醞釀，如工商業方面等都展開了文件的學習，以做思想上的準備。然後，如何在職工中號召動員、組織檢舉運動，同時由我們增產節約委員會來組織幹部，訓練幹部，蒐集材料，研究材料。這個準備工作時間較長，而後按我們的預定方針進行，我們在3月17日召開了一個“五反”工作幹部大會，會上宣佈方針、政策。3月21日就進行了74戶典型試驗，這個試驗，我們採取檢查隊入廠、入店檢查，因此在3月25日正式宣佈“五反”運動開始時，74戶重點戶，已在進行檢查工作了，3月底前這74戶重點戶檢查結束，3月31日，上層工商界389戶展開互助互評動員，這389戶中有86戶，態度比較不好，就參加一般的鬥爭，保存其餘的303戶在市增產節約委員會領導的互評互助下交代問題。這是第一期的工作，主要的典型搞303戶的交代工作。
二、從4月1日到4月11日，這是第二期。第二期的工作，由於以前有了典型試驗，特別在303戶典型試驗後，我們已有了經驗，我們號召全上海主要用互助互評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所以在第二期工作中就解決了2000大戶，1萬中小戶，我們首先把1萬中小戶弄好，由他們交代問題、定案，同時解決2000大戶，這2000大戶中間，用檢查隊解決問題的數目不多，約三分之一，很多檢查隊一到廠，解說後，就交代問題的也有。
第二期以後，從303戶上層交代問題後，得到了比較明確的經驗。由於工商界採取互助互評，效果較大，工人可以放手提出他們的意見，不使資方。工人面對面的鬥爭，發生不必要的糾紛。這樣建立了第三期普遍採用互助互評的方法，作為上海市“五反”鬥爭的主要形式。
在第二戰役中，特別在74重點戶坦白交代後，就把他們放到各區去，讓他們向其他工商戶勸說、立功。這個作用很大，因為他們可根據自身的經驗，並在檢查中所發現的問題，來勸說別人，這對全上海工商戶的坦白很有幫助。
三、第三期自4月13日到5月10日，由於採取互助互評的方法，解決了6000大戶、8萬中小戶，其中真正受到檢查隊檢查的很少，只有16戶，檢查隊用到的很少，主要是互助互評。第三期的特點，4月20日開始，到25日左右，開始注意兩個問題，一個是坦白後的退款問題，這是有關生產的問題，如果全部退款可能影響生產；同時，坦白的中間也許有不必要退的，坦白的數字怎麼樣，該不該給他核一下，這是要研究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城鄉交流發生停止，這也影響生產的，全國公營機關，加工定貨受了影響，目前我們正在用大力，在華東財委幫助之下恢復城鄉交流。
第三期結束得到了初步意見：1、已坦白的數字如何核實？2、如何退款，因退款不妨害生產所以能不能放棄？能不能暫時不退？這個等一下許秘書長會報告的，報告後由政府委員會討論批准。現在我們以檢查來說，上海市“五反”的成果，可以這樣說，我們上層交代的，即303戶交代的，根據現在初步統計，工商戶自己坦白的有11520億（舊幣，下同），這是大戶；其他85125戶中小戶他們所坦白的有52709億；中等戶18325戶，坦白的有510億；小戶77616戶，坦白的有390億。就是說，上層工商戶包括大、中、小已解決的約11萬戶，坦白的總的數字是65133億。現在所知道的，全上海工商戶16．3萬戶，實際上只15萬左右，已解決了11萬戶，剩下的4萬多戶，其中中、小戶佔的數字最大，與五毒的關係較少，因公家與他們無加工定貨，普遍都以市場經營為主，這樣看來，估計上海15萬到16萬工商戶全部坦白後，坦白的數字估計約有8萬億，這個數字假使全部退的話，上海生產能否維持，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這個時間如何讓重要生產繼續生產，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市府做了下面這些工作，我們估計上海在二、三月份所得稅收過後，馬上再來一個退款，要影響生產，在全國加工定貨沒有恢復以前，如果退款，生產要受影響，我們經過市財委的研究，在收購、加工定貨上，使6400戶受到了照顧，這6400戶中間，包括54個行業，換句話說，靠我們財政當局投放，把生產很快恢復，恢復城鄉交流，一切困難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這個問題，中央也已知道，關於怎麼核實退款，等一下由許秘書長報告。
四、上海的勞資關係，一般來講，我們因“五反”與生產無矛盾，我們的情況比較好。但是由於間接的關係，有若干廠發生了困難，停工的數字不少。據初步統計，舊的失業工人不計算在內，新的失業的工人有8萬人。我們看，上面所說的11萬戶中，職工有522725人，不過職工失業的問題很多已在第四期內解決了，目前做好退款問題，以及新的勞資關係如何做好，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五反”在第四期結束後，從處理問題上講，有幾個問題要我們政府委員會討論通過的。
嚴重違法戶，必須依法處理的違法戶如何處理。我們增產節約委員會組織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我們現在已提出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的組織草案，審判長及委員等的名單，要我們政府委員會來批准。同時，上海工商業戶的面很廣，要處理的違法戶也比較多，為了做好這個工作，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向人民政府建議，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規定，迅速成立人民法庭，同時我們還建議組織評議委員會，做好核審工作，這個評議委員會有總的，也有各區的，在人民法庭下要組織分庭，關於這個問題為了節省時間起見，由方行同志提出，大會討論一下。
五、上海的“五反”快結束，新的勞資關係問題也就來了。1、我們工人階級的積極性提高了，資方取消“五毒”也有了，但如何使其正常化，如何幫助資方不再犯“五毒”，現在政府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各地各有不同，有些地方工人監督資方違法，區裡要求我們有一個總的方針。2、高級職員、資方代理人的問題。高級職員在“五反”期間，歸隊與工人站在一邊，向資本家的不法行為進行鬥爭，這是對的。“五反”後，應回到自己的原有工作崗位上做好工作，但是有的現在還沒有這樣做，這個問題，主要的是如何劃清界線的問題，有許多大廠的經理、廠長，現在都紛紛要求辭職，這個問題，通過工會，希望工商聯，大家在思想上溝通，通過“五反”，很多人都提高了，但是其中還有些人對“五反”意義的前途還是瞭解不足的，工會應該召開一次高級職員座談會，要把我們政府在“五反”中的態度向他們作一個說明，叫他們不要消極，這樣提法，是否妥當，請大家討論，再建議。會後，希望工商聯照常工作，首先在工商聯繫統上做好普遍傳達，“五反”結束，退款問題，工商界注意，普遍傳達，只有這樣，“五反”不僅在中間不影響生產，而且“五反”後，可以更好。
上海商業改造問題（節錄）
（1954年6月1日）
潘漢年
（一）情況：
1．上海是全國的一部份，情況與全國大體相同，而上海：
（1）本來是一個國際性、全國性的大城市，面廣、量多、商業基本上過剩（全市商業從業人員57萬，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如估計全國須1000萬則僅佔六十分之一）。
（2）多做遠距離生意。
（3）服務性行業多，因此私商困難更加突出。
2．上海商業行業共214個，其中純商業有110個，春季以來，困難的有46業（批發：五金、鋼鐵、國際貿易、海北桂、什糧油餅、水果地貨、牛、羊、華洋雜貨、化工顏料、蔬菜地貨、藥材、菸葉、小百貨、環球百貨、儀器文具、南貨、鹽、橡膠、棉布、綢緞、呢絨、毛絨線、熱水瓶、鐘錶、陶器、磚灰水泥、茶27業；批兼零：新藥、糖、炒貨、蛋、五金零件、醫療器械、紙、豬、菸絲、木材、竹等11業；專營零售的：估衣、茶食餅乾、鞋、帽、酒五業；服務性的：運輸報關、轉口、客莊三業，這些行業不僅經營比重逐月下降，而且絕對營業額也低於去年同期，以1954年與去年同期比，南貨業營業額下降21％，困難戶佔16％；新藥業營業額下降61％，困難戶佔22％；棉布業營業額下降33％，困難戶佔28％。
3．急待安排的有18業：批發：菸商業、木材商業、棉布商業、海北桂、華洋雜貨、豬商業；批兼零：捲菸皂燭、什糧油餅、茶商業、五金商業、化學原料、顏料、煤、新藥、糖、石油、瓷器；零售：文具儀器。
（二）已進行的工作
1．從去年年底開始，財委研究了對私商改造的方針，確定了若干原則，如對私商改造應根據行業性質，大小，對國計民生的關係，批發或零售以及需要與可能等情況，有計劃、有步驟、有區別地進行。具體說來，為先搞統購統銷的行業，次搞經營主要副食品的行業，第三考慮經營主要工業品的行業。幾個月來進行過程，說明這幾點原則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是正確的，並且仍可據以進行工作。
2．三月份踏步後進行的工作
（1）研究並控制了營業額，主要是二季度適當降低了國營與合作社的營業額，要求私營不低於一季度，在此要求下，我們對棉布、百貨、南貨、新藥4業進行了重點研究與安排，辦法是：（甲）公營控制營業額，合作社並控制供應對象。（乙）對私商多增加熱銷貨。（丙）適當提高國營零售價（娘熱水瓶、玻璃器皿、鞋油、牙刷、衣刷、鋼精器皿等9種）。（丁）適當降低起批點（南貨業如紅棗、胡桃、桃仁、桂元、金針菜等38種，以及西藥119種，百貨9種，共計100餘種）。（戊）小量貸款。（巳）暫緩發展勞保站與聯合診所（與新藥業有關）。
（2）組織並推動私商下鄉採購，藥材、海北桂、蔬菜地貨、水果等都由工商行政部門及商業局、合作社等單位陸續組織下鄉採購’。藥材業下鄉達90％，參加聯購春筍的佔依此為生產數的二分之一。海北桂、水果等業也都分別往浙江、廣西、山東、山西等地採購。
（3）召開了私商座談會，工商局分批召開了南貨、文教儀器、新藥、炒熟貨等20個行業，400餘代表會議，批判其消極等待思想，指出他們必須自力更生，搞好業務，私商一般表現較好。
（4）進行了思想教育，中央提出踏步後，對幹部（包括各局、行、公司經理等科以上黨員幹部）、店員進行了教育，說明踏步和私商改造的道理。
（5）排隊摸底：（甲）對目前急待安排的18業，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整研究醞釀，訂出了初步的安排方案，其中除用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兩批、專業代批、批購、聯購）外，批發部分中尚須吸收職工2700餘人。（乙）初步提出了歸口方案，商業部門有口可歸的：百貨26業、食品15業、花紗布4業、五金7業、土產10業、交電4業、煤建3業、化工4業、專賣5業、醫藥2業、市貿信2業、倉儲1業、石油1業、油糧1業、木材1業共計有86業。其他如金銀、珠寶、典當可歸銀行，進出口可歸外貿。還有一些開會研究。由工商局組織歸口。
3．效果估計：經過以上這些措施，一般說來，比較突出的問題，得到了初步緩和。如閘北區棉布業困難戶5月中上旬比上月同期升6．3％，百貨業困難戶升6．14％，新藥困難戶升12．69％。又如黃浦區困難戶5月中旬比上旬，新藥升7％，棉布升14％，南貨升6％，一般說4個行業的營業額5月份均比4月份有了好轉。同時在這幾個五的過程中，我們也積累了對私商改造的經驗。
但由於我們對全面情況尚缺乏系統的掌握，加以經驗不足，因之工作上還存在著一定缺點。例如在安排4個困難行業中，對5月份營業額高估了些，各種具體措施和對職工、資本家思想教育以及貸款和增配熱銷貨等均未能及時結合進行，而在安排過程中可能引起的大小戶間矛盾，事先缺乏周密考慮，因此尚有若干困難戶未見起色，尤以處於淡季，天氣陰雨，這對若干行業營業有很大影響，像三輪車生意清淡，生活困難，典當發生擠當情況，但是總的說來，實施了各項具體措施，還是有其一定效果的，最大的成效，開始穩下來和不再壞下去，至於措施實行了還有一定過程，上海私商面廣戶多，困難情況發展很快，我們工作趕不上形勢發展，也是必然的現象，當然這也應努力加以改進的。
（三）根據全國財經會議，陳雲主任指示的精神，在我們現有的工作基礎上，如何來加以貫徹？我們覺得必須採取積極的措施，但措施應根據目前的情況，也要看到旺季到來的情況，今天的改造與明天發展的要求結合起來，必須分別各個行業的不同情況，採取“要快要穩，先粗後細，邊計劃邊提高，統一領導，分頭負責”的原則，積極進行。商業改造與工業不同，工業只要求得生產關係開始改變後，即可逐步的引導它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商業則是今天經銷，明天又可能是代銷，是比較複雜和比較周折，因此是逐步提高。逐步精細。上海市貫徹中財委指示，一方面必須對私商管起來，將必須安排的批發商安排一批，零售商困難面不再讓它擴大，能先使它穩下來；另一方面，選擇兩個主要行業和兩個次要行業，進行有系統有計劃的改造，目前安排的大體措施是：
1．批發：
（1）大中批發商、經營主要商品的批發商，輔導轉業。
（2）小批發商、經營次要商品的，我無法代替的，如國藥、柴草，有的保留下來，有的改為代批，有的轉業。
（3）上面辦法不能行通的，由國營公司吸收一部分人員二
（4）上海零售商多，批發商一般不轉零售。
根據上述辦法，最近二、三個月內，重點安排，6個批發行業，10個批發為主的困難嚴重的行業。
2．對經營土產的運銷行業，繼續組織他們下鄉採購，並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擴大行業，擴大資金，擴大品種，擴大地區（農產品保證先供應大城市，將由合作社負責，但由於主要是南方地區合作社尚未普遍建立，若干小土產運銷阻滯，有就地採購就地供應的情況，因此目前加強私商下鄉採購也是很必要的）。
3．零售：總的做法是將他們穩下來：
目的：穩下來，便於我們有計劃有步驟地對私商改造，免得我揹包袱。
原則。必須保證國營經濟領導力量增長。必須保證物資合理供應（從利用的一方面發揮，我們意思如此）。必須保證物價穩定。
標準：使私商能勉強維持生活，就是陳主任所提出吃稀飯的標準。
具體的辦法：
（1）調整起批點：現在的起批點，是商調時為了照顧兩批發訂的，現批發多被代替，為照顧零售，必須調低，如雨衣10件改為5件，南棗50斤改為20斤。
（2）調整差價：國營公司將需要調整批零差率調整到1952年商調的水平，如棉布商調時決定批零差率為14～18％，實際執行只有12～13％，零售價偏低，考慮先提至14％。合作社零售逐步取消優待價格，第一步適當提高與國營公司牌價接近，其原則：
第一、計劃供應商品，高貴消費品，供應不足商品，零售單價2000元以下者，與國營一致。
第二、勞動人民一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對市場影響較大者。如肉類、花布、橡膠、搪瓷品，低於牌價1～2％。
第三、對市場影響不大的生活必需品，如茶食、肥皂、鹹肉等低於牌價2～3％。
第四、生產社手工業品，燃料等低於牌價3～5％。
第五、須推銷的商品低5％。
這樣調整，一般價格提高1．7％、比市場仍低。1．82％，對合作社影響估計不大，每月並可增加積累、34億，社員每人每月仍可得優待3000元，由於調整品種多，須分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進行；
（3）對私商多分配一些熱銷貨（但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程度，發展批購，批購的具體化應進一步研究）合作社酌量減少一些花色品種的經營，門市部不再發展，必要時，可撤掉個別的零售點，但這須經過慎重研究，區提出意見後經市批准後才能執行。
（4）對有條件維持下來的私商，給予小量貸款，貸款方式考慮以行業為對象，集體貸，集體還，請銀行考慮具體辦法。
以上這些辦法，必須分別各種情況，分別運用，同時還要責成私商積極改善本身經營（如協大祥平均工資待遇每人每月達190餘萬元），否則變成消極的照顧，達不到改造的目的。由於各行各業戶的基本情況不同，條件不同，所處的地區不同，其結果是不會平衡的，但必須加強掌握，在6、7兩個月內將私商的經營情緒安定下來。
4．步驟：
（1）思想動員：要充分進行思想動員，並糾正下列的錯誤認識。
對幹部。（甲）急躁冒進，快一點搞掉私商，不瞭解改造工作的長期性複雜性，到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零售商（蘇聯還有縫衣的）。（乙）只管自已經營，不瞭解領導市場的責任。（丙）能進不能退，認為這樣搞是右了。不懂得擠指［批］發是勝利，搞得零售不能生存，結果反而會右。（丁）認為要安排私商便戶戶俱到。
應糾正這些錯誤的認識，說明我們掌握貨源的重要性和把私商穩下來便於改造的道理，要按業歸口，不可推卸責任、要了解不可能在市場中孤立起來搞業務；如果只願聽建設，不願聽改造是不對的，因為改造為衡量建設標準之一。
對職工應說明：（甲）企業困難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長期盤踞，私營商業盲目發展的結果。（乙）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對私商改造。（丙）教育他們應該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督促資本家搞好業務，負起工人階級應有的責任，做好改造工作，更須說明反對資本主義思想的重要。
對資本家：（甲）批判消極情緒，認為癱已經癱定了，吃光算數；不願多進貨，挑撥職工，誇大困難，要求解僱職工，抽逃資金等，不願貸款，不願訂定批購計劃等。（乙）鼓勵他們自己想辦法，積極搞好經營，資本家有矛盾，應爭取他們。（丙）並以此來衡量其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程度如何。
分三條線進行：（甲）各單位必須先上後下，由內到外進行傳達，求得思想一致，逐步將計劃部署進行。（乙）召開職工會議，解釋對私商改造方針，啟發階級意識，進行政策教育。（丙）工商聯、工商局會同召開私商代表會議，我出題目：“本行本業如何改造，克服困難及轉業辦法”，要他們先做文章，然後再宣佈我黨對該行業改造辦法，以免私商將一切責任推在我們身上。
（2）組織領導：這是一個長期工作，但必須先突擊進行。
市：以財委為主，會同工商局、商業局、合作社、銀行、稅局、工會、勞動局、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黃浦、老閘等商業區委等有關單位組織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統一領導全市工作，各有關單位內部抽出必要力量組織辦公室，在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
區：區財委、商業部聯合成立辦公室，抽出主要幹部成立區級機構。
各專業公司：抽出主要幹部成立辦公室。
（3）條塊分工：
市：擬訂計劃、方案；決定政策方針，如撤點問題，區提意見，合作社研究，提交委員會決定，市委對委員會起監督保證作用。
區：（1）保證貫徹市級計劃、方案的執行。
（2）參加市級重要問題的討論；組織宣傳教育。
（3）反映情況，提供意見。
（4）時間：本週內成立組織（名單報市委、財委）6月底以前，20日左右做好乾部宣傳動員工作，要求在7月底能逐步的開始穩下來，以迎接旺季到來。
前述有關目前上海私商改造的做法、進行步驟、組織分工，以及所選擇的行業等，還可根據實際情況作必要的修改和變動，更具體地則俟委員會成立後，進一步加以研究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