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誼永存 1
陳雲與潘漢年
遲愛萍
從現在掌握的歷史資料來看，陳雲與潘漢年的直接交往不多，在黨的歷史上他們僅兩度並肩工作過，時間都很短暫。但這兩度交往在黨的歷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們都發生在中國革命處於危急關頭。關於這兩段交往，無論是陳雲還是潘漢年都未詳細敘述過，後人只能沿著他們生前的足跡和他們點滴的回憶及有限的歷史資料，去尋找那不尋常的戰鬥情誼。
在中央特科
1931年1月初，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潘漢年一度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時值陳雲任江蘇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
同年4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事黨中央情報工作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國民黨反動派有了一舉破壞中共中央的可能。幸而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錢壯飛及時向中央報告了這一消息，當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得知後，在陳雲等同志的協助下，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才使局勢轉危為安。此後，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的處境更加困難，活動範圍被迫大大縮小，連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的會議都難以舉行，工作一度陷於停頓狀態。
為了使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逐步穩定下來，中央決定重建特別工作委員會，於是陳雲、潘漢年、康生被同期調往中央特科。陳雲任特科總負責人，潘漢年是陳雲的助手，任特科二科科長，主要負責蒐集情報工作。”
重新調整的中央特科在陳雲的領導下，在潘漢年等同志的協助下，克服各種困難，在白色恐怖日趨嚴重的上海，為保衛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的安全，打擊敵人的陰謀破壞活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在這期間中央特科主要處理了以下幾件大事：第一，協助周恩來處理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央機關的轉移。第二，懲處叛徒王世德。此人綽號“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員，叛變後，洩露了特科工作機密，給黨的特科工作造成困難。後受到特科“紅隊”的懲處。第三，配合營救國際職工運動領袖牛蘭及夫人。牛蘭是太平洋勞動書記局秘書長，當時他在上海做地下工運工作。1931年6月牛蘭夫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國主義無理逮捕，後又交給國民黨反動政府解往南京，關在“模範監獄”。
牛蘭被捕後，中共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在牛蘭解往南京時，上海地下黨組織曾發動數千名群眾赴上海北火車站示威，要求國民黨反動當局釋放他們。1932年3月陳雲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曾召集全總黨團開會，研究營救牛蘭夫婦的問題。中華全國總工會於5月7日發表《反對國民黨政府危害世界職工運動革命家——牛蘭夫婦告全國工友書》；7月9日又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赤色工會領導全中國工人階級來援助世界職工運動革命領袖牛蘭之決議》。與此同時，著名愛國人士宋慶齡，各國的著名學者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也都以個人的名義發表聲明，或採取其他方式抗議國民黨政府，要求他們釋放牛蘭夫婦。
當時的營救活動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要證明牛蘭夫婦是蔣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證明牛蘭夫婦還活著。為了搞到這兩個證據，必須獲得牛蘭從獄中寫出的親筆信。這件事交給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漢年通過各種關係，買通了中統特務頭子張衝，獲得了牛蘭的親筆信，為營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條件。
第四，派遣宗益壽打入敵人內部。宗益壽，江蘇宜興人。1927年曾參與發動宜興農民暴動。暴動失敗後，到上海參加黨的工會工作，改名孟平。後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和特科的安排，在上海報上刊登脫黨啟事，打入敵人內部。宗孟平在敵人內部曾成功地保護了中共被捕的同志。
第五，揭穿國民黨偽造《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協同黨的上海地下組織付諸實施。當時，採取的主要反擊行動是：
1．在《申報》刊登《伍豪啟事》。《申報》在上海影響大，共產黨和申報館又有一定的關係。1932年2月16日《時報》刊出偽造啟事後，中共黨組織即派人給申報館廣告處送去上海的臨時中央所代寫的《伍豪啟事》，以否定國民黨反動派的偽詞。但申報館廣告處律師看後說：《申報》沒有刊登《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啟事》。
2月20日，《申報》館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下刊登了偽造啟事。因此，黨又派同志於當日上午到申報館詢問：《申報》已登《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為何不登《伍豪啟事》？申報館答稱：鋪保手續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啟事》。幾經交涉後，終於在申報館總經理史量才、顧問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廣告處的名義在報上公開答覆：“伍豪先生鑑：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不能刊出。”這是當時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國民黨反動派的偽造啟事的一種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兩個伍豪，因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已在《申報》登出，而又說伍豪有個啟事未能刊出，可見後一個伍豪與前一個伍豪不是一個人；（2）使人得知後一個伍豪的啟事是對著《時報》已登出的伍豪啟事來的。正如陳雲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報館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係，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志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其欺騙。”
2．在上海散發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造謠誣衊的傳單。這一傳單于2月20日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傳單指出：“最近在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堆中所登載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無論這些狗東西怎樣造謠誣衊，並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
3．在黨內披露事實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黨報《實報》第11期上，刊登了黨組織所代寫的另一《伍豪啟事》，指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一切國民黨對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我個人的造謠誣衊，絕對不能挽救國民黨於滅亡的”！同期《實報》還發表了題為《國民黨造謠的又一標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瘋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謠，……假借伍豪同志的名義來汙衊伍豪同志（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汙衊中國共產黨。”
4．以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請法國律師巴和代登啟事以否認偽造啟事，進一步肅清其影響。與此同時，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也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佈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佈告。佈告中說：“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衊。”
1983年1月23日，陳雲在談及此事時說：當時，我雖在上海臨時中央，但已離開特科到全總任黨團書記，所以我只知道報上登出《伍豪啟事》時，恩來同志已去中央蘇區，這個啟事是敵人的陰謀，而不瞭解地下黨設法揭露這個陰謀的情況。那時接替我負責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據他說揭露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任務，那時是交給潘漢年辦的，由此也可以說明潘漢年同志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很大功勞的。
陳雲於1933年7月17日由上海轉到中央蘇區。不久，康生去了蘇聯，特科工作實際上是潘漢年具體負責。1981年11月，陳雲在回憶特科工作時講，在特科中，“潘漢年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實際上他是領導”。
1933年5月，潘漢年亦從上海轉至中央蘇區，到蘇區後立即被任命為中央局的宣傳部部長；同年六七月，調任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此時，陳雲在蘇區繼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兩人工作上沒有直接往來。
共同擔負特殊使命
1934年10月，陳雲與潘漢年都加入了舉世聞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隊伍，陳雲擔任五軍團（後衛軍團）中央代表，潘漢年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同年二三月間，在紅軍重人遵義城不久，張聞天代表黨中央通知潘漢年，要他隨陳雲到敵區，主要任務是：在上海附近長期埋伏，恢復黨的秘密工作；設法打聽上海方面有無國際關係，以恢復我黨因長征而與共產國際中斷了的聯繫；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情況。張聞天還囑潘漢年先行一步。當時，潘漢年與陳雲約定白區的聯絡方法，是在與陳雲相識的潘漢年的表妹呂鑑瑩的住址會合。呂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漢年的堂弟，中共黨員。
潘漢年接受任務後，即從遵義起程赴貴陽城。途中改名楊濤，化裝成商販，以鄧發為他找的一個廣東商販為伴。到了貴陽，找到了貴州工委的秦天真，經秦天真派藍運城（女）同行掩護，約三四月間抵香港。到香港後，潘漢年即寫信給呂鑑瑩，得到潘渭年回信知道他們安全，才赴上海。在滬通過潘渭年的上級、臨時中央上海宣傳部負責人董維健找到臨時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其時，中央上海局已遭到1934年6月、10月，1935年2月三次大破壞。1935年3月至8月成立了臨時中央上海局。以維持白區工作及與各方聯繫的局面。同年5月，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又名勞倫斯）被捕。潘漢年到上海大約就在這個時間。浦化人告訴潘漢年：國際負責代表已不在上海，並認為白色恐怖嚴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張潘暫返香港，等待時機活動，國際方面也待取得聯繫後再通知。於是潘漢年重返香港。在港潘獲悉共產國際預備在當年下半年於莫斯科召開代表大會，便產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聯絡國際關係的想法。並經梅龔彬（原名海電龍，自1932年起，與潘有來往）會見了陳銘樞、蔣光鼎等人，託他們疏通兩廣關係以辦理出國護照。
再說陳雲。自潘漢年接受任務，離開紅軍隊伍之後，陳雲繼續隨軍西行，經過兩渡赤水，突破烏江，強渡金沙江，飛渡大渡河等艱難里程，於5月31日到達西康地區的滬定縣。當晚，陳雲出席在滬定縣城附近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中央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
陳雲受命後，約6月中旬離開長征隊伍，在四川中共黨員席懋昭的掩護下，從四川天全縣靈關村出發，經榮經、雅安、成都、重慶，乘船前往上海。
約6月底，陳雲到達上海，住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館，化名李介生。由於黨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一時難以接上關係。陳雲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這時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擔任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總經理和滬江、光華大學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從事抗日救國運動，被譽為“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他的二弟鬱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支部書記，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與陳雲共同從事過工運鬥爭。此時，章鬱庵改名為章秋陽，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的公開身份，繼續從事秘密工作。
通過章乃器，陳雲很快見到了章秋陽。為安全起見，章秋陽將陳雲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賢坊21號自己家中，後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裡唐文雲（章秋陽愛人）家中。這時原商務印書館黨員孫詩圃，奉組織之命亦從無錫趕到上海，參加掩護陳雲在滬的安全工作。安頓之後，陳雲即通過章秋陽，找到廠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志，瞭解了上海黨組織的情況；還通過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漢年立即來滬。在此期間，陳雲分析時局，產生了赴蘇的想法，並通過章秋陽順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和何叔衡的女兒何實嗣。她倆與共產國際駐上海聯絡員都有聯繫。
約8月，陳雲與潘漢年在上海取得聯繫。鑑於上海形勢險惡、暫時還沒有恢復白區工作的條件，他們兩人決定先後乘蘇聯貨船赴海參威，然後轉赴莫斯科。作出決定後，陳雲便通過秘密交通，與陳潭秋、楊之華等先期乘坐蘇聯貨船經海參威，於8月20日到達莫斯科。此時，共產國際七大已經閉幕。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接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及陳雲、滕代遠等人。而後，陳雲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化名史平。
約8月下旬，潘漢年化名水番三郎，乘蘇聯貨船“東方號”離開上海。9月上旬抵達莫斯科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託，列席了少共國際代表團大會。隨後，潘漢年化名柏林，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學習，並與在蘇的陳雲、曾三、孔原、饒漱石、楊之華、高自力、梁廣、夏採曦等一起參觀訪問。
陳雲與潘漢年的赴蘇，完成了黨中央交給他們的特殊使命，使中共恢復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並使共產國際瞭解了遵義會議及紅軍長征的情況。
1936年初，國民黨為謀求國共合作的途徑，派其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為代表，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據陳雲同志1981年11月8日回憶，當時是他與王明、康生三人共同商議決定。派潘漢年出面與鄧文儀接頭的。隨後，又指派潘漢年為聯絡代表，回國找陳果夫、陳立夫洽談國共抗日合作事宜。並要求他默記密碼，以恢復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是年4月間，潘漢年離開莫斯科經法國巴黎回國，為爭取第二次國共合作日夜奔波。
這年10月，陳雲亦接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命他回國迎接西路軍的指示。1937年4月，陳雲抵達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駐新疆代表。5月，他和膝代遠到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地區接應李先念等率領的西路軍餘部400多人進入迪化，而後在新疆組織幹部、戰士學習文化知識和軍事技術，並組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航空隊。
為戰友伸張正義
陳雲與潘漢年自莫斯科分手回國後，分別在不同的崗位為黨竭力工作。陳雲從1937年11月由新疆赴延安，12月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直至1944年3月；後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9月陳雲到達瀋陽，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參加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的鬥爭，直至解放。潘漢年回國後，曾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華中局情報部部長等職，為黨的統戰和情報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臨近新中國成立之際，陳雲受中央之託，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出色的領導了建國初期統一財政、穩定物價、恢復生產、安定人民生活等重大工作。在這期間，他曾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有過直接的指示。當時潘漢年作為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曾為落實中央一系列指示，協助市長陳毅在上海恢復和發展生產、穩定物價、整頓金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4月，潘漢年因所謂“內奸”問題被逮捕並定罪判刑。但其問題始終查無實據，政治名譽也未能恢復，直至1977年4月14日在長沙蒙冤病逝。
對此，陳雲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漢年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黨內瞭解他情況的同志並不多，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後，中央領導層中與潘漢年共過事的、還健在的，僅有陳雲一位了。無論是從黨的利益，還是從戰友情誼，陳雲都認為必須徹底搞清潘漢年的問題。
1978年11月，陳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評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遺留的某些重大歷史問題。三中全會後，陳雲便委託曾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劉曉收集潘漢年的材料，以查清問題。
1979年10月，陳雲因病住院動大手術。手術前，陳雲鄭重地給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寫了一個條子，提出重新複查潘漢年的案子。姚依林來醫院探望陳雲，問他還有什麼事。他說，沒有別的事，潘漢年的問題也給耀邦同志寫了條子。在疾病威脅生命的關鍵時刻，陳雲提出潘案複查的問題，充分顯示了他對黨的歷史和事業及戰友高度負責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陳雲再次就潘案複查問題致信已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及鄧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信中說：“我認為潘漢年的案子需要複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與漢年同案人的材料。這些材料，並無潘投敵的材料確證。”而且，劉曉同志領導下的上海黨的組織的完整保存，從反面證明了潘漢年並未投敵出賣組織或某一個同志。陳雲明確提出：“我提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正式予以複查。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陳雲同志的意見，由中紀委複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陳雲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特科工作者的座談會上，又向當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詢問潘漢年材料的情況，並對在場的原特科工作人員說：“潘漢年的案件，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在為他平反。我必信他將恢復名譽。”短短的幾句話凝聚著陳雲對戰友的深重的情意和無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著在場的每位特科老戰士的心。
歷史不容歪曲，這是鐵的原則！中紀委在公檢法有關部門的協同下，根據檔案材料和大量人證物證，徹底否定了強加在潘漢年身上的“罪狀”及錯誤結論。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據中紀委的複查結果，向全黨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向全黨鄭重宣佈：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應予徹底糾正。通知還充分肯定了潘漢年自1925年加入共產黨後，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卓著功績。
歷史傳揚著許多友誼的頌歌。陳雲與潘漢年在白色恐怖及生與死麵前所結下的戰鬥情誼，就是非常動人的一曲。時至今日，兩人已相繼謝世，但他們共同灌注的戰友之情和共同為之奮鬥的事業將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萬古長存！
潘漢年與宋慶齡
林銘綱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漢年身負代表中共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團結抗日談判的重任離開陝北，經西安、南京，風塵僕僕到達上海，不顧旅途勞累，立刻前往位於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號宋慶齡寓所（今為香山路7號孫中山故居）拜訪他十分景仰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
對於宋慶齡的情況，潘漢年是相當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慶齡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的友誼與交往以及對左翼進步文化運動的關懷與支持；大革命失敗後，她始終不渝地堅持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痛斥蔣介石叛變革命的行徑；八一南昌起義時，她被推選為革命委員會7人主席團的第一位成員；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她領銜擔任執行委員，和沈鈞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領導轟轟烈烈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潘漢年還知道，1936年初，宋慶齡曾接受宋子文請她幫助溝通國共兩黨聯繫的委託，派董健吾和張子華一起赴陝北瓦窯堡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面交重要信件，並帶回了毛澤東等人關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覆電。就在3個月前，潘漢年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還登門拜訪了宋慶齡，向她介紹了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得到了她的贊同。
潘漢年懷著激動而崇敬的心情，走進了宋慶齡的寓所。宋慶齡親切而熱誠地歡迎這位來自陝北的中共代表，並從他的手中接過了毛澤東的親筆信。她戴上了眼鏡，一字一句地仔細看了起來：
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分別，忽近10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1927年後，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①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付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②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
①指蔣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聲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
關於這次潘漢年與宋慶齡會見的詳細情況，我們迄今尚未見到有關的史料。但是，從此後一連串的事態發展中可以判斷，宋慶齡對於潘漢年轉達的毛澤東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張，是完全贊同與堅決支持的。她與中共駐滬辦事處（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改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仍由潘漢年任主任。“八辦”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裡21號）經常保持聯繫，併為促進國共合作抗日而竭盡全力。她於1936年11月10日發表文章指出：“我們要聯合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參加反侵略的國際陣線。……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軍閥。”同時，“我們要聯合國內各黨派及社會各階層人物，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
為了執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重大而艱鉅的任務，潘漢年日以繼夜地從兩方面展開了緊張的工作：一是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復雜的談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在這兩個方面，潘漢年都得到了宋慶齡有力的幫助與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委派潘漢年為代表，直接和國民黨當局談判。11月9日，周恩來又電告潘漢年，要他以黨中央代表身份同國民黨代表陳立夫正式談判。在談判中，潘漢年堅決貫徹黨中央的指示，並及時用電報向黨中央報告同陳立夫談判的情況。11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給潘漢年打電報指出：“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但是，蔣介石頑固堅持反共立場，使談判陷於僵局。同時，他對內繼續採取高壓政策，於11月26日將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國”罪名加以逮捕。在長達8個月營救“七君子”的過程中，潘漢年同宋慶齡經常聯繫，並親自到蘇州監獄去看望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們表示慰問。宋慶齡更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對國民黨鎮壓抗日的救國會領袖的行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她發起了影響巨大的“救國入獄運動”，領銜和何香凝等16人向蘇州高等法院呈文，義正辭嚴地指出：“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具狀人等願以身試法律上救國之責任。’講公開發表宣言說：“我們準備好去進監獄了！我們自願為救國而入獄，我們相信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國人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決不僅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這些話今天讀來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慶齡不顧天氣炎熱，胃病發作，疼痛難忍，堅持與鬍子嬰等12人親赴蘇州高等法院投獄，使該院院長、首席檢察官狼狽不堪，不得不承認救國會本身並非犯罪。宋慶齡返滬後，又於7日致電蔣介石等，堅決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7月底，國民黨當局被迫釋放了沈鈞儒等7人，營救活動取得了勝利。當“七君子”回到上海時，潘漢年代表中共向他們表示了慰問，並轉達了中共關於抗戰的方針政策。他還約請宋子文和救國會諸位領導人會見七君子，以推動國民黨政府轉向抗戰。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兵諫，用武力逼迫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亂，“親日派”何應欽宣佈了“討道令”，準備轟炸西安，企圖置蔣於死地。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強烈要求南京與西安之間謀取妥協，把蔣介石救出來。正在上海的宋美齡深知，如果蔣氏一死，宋氏利益難保。她不僅請兄長宋子文去見二姐宋慶齡，打聽中共方面的立場與動向，而且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宋慶齡央求她出面斡旋，與中共聯繫，以求保住蔣的性命。宋慶齡立即將此情況轉告潘漢年，徵詢潘漢年的意見。潘漢年將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決定派出周恩來等代表到西安參加協商談判的消息，告訴了宋慶齡。潘還建議宋慶齡勸宋子文、宋美齡等人前往西安，和張、楊及中共代表團商談，謀求事變的和平解決。
潘漢年還向陳果夫、陳立夫派來的張衝說明中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件，表示陳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漢年從宋慶齡、張衝那裡分別獲悉了南京方面的種種動向之後，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趕到南京秘密會見了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商定由端納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參加談判。另外，又同陳立夫面談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和國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
西安事變很快就取得了比較圓滿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共正確主張的勝利。也少不了潘漢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戰爆發。經過周恩來等同蔣介石的多次談判，終於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宋慶齡聞訊後“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潘漢年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宋慶齡作出了極為重要的特殊貢獻。
1937年12月23日，距蘆溝橋事變僅5個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淪落於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關心居住在上海的宋慶齡的安全，毛澤東、周恩來特地從延安連拍兩次電報，建議她離滬去香港。潘漢年收到電報後，立即派交通聯絡員李雲（祝秀貞）轉達給宋慶齡。宋慶齡接到第一次電報，表示還有許多事要處理，暫緩離開上海。接到第二次電報，她才決定離滬去港。這天早晨，她惜別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護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達公和祥碼頭。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國郵船駛往香港，潘漢年派李雲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慶齡到達香港後，為了鞏固與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誼的橋樑，爭取國際友人、海外僑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戰爭，支援正在敵後浴血奮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依靠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於1938年6月組織了有國際友人參加與支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潘漢年也於1937年12月撤離上海到達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繼續從事統戰工作，並領導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漢年參與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華僑募捐寒衣，運送給八路軍。他還參加了宋慶齡任主席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宋慶齡領導“保盟”向海內外許多友好團體和人士募集了大量醫藥物資等，源源不斷地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周恩來緊急致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指示立即幫助宋慶齡、何香凝等人離港。9日，宋慶齡從香港啟德機場乘飛機飛抵重慶。香港淪陷後，潘漢年將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繼續進行情報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情報部部長。1944年11月，赴延安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後，在瀋陽、北平、上海、香港等地開展統戰工作及情報工作，併為解放區提供緊缺物資。
革命形勢迅猛發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蔣介石政權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後，1949年5月初，潘漢年奉調到北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分別接見。隨即南下經丹陽於26日進入上海。27日，蘇州河邊的槍聲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當天，受命任副市長的潘漢年和陳毅市長一起到宋慶齡寓所（淮海中路1843號）拜會她，向她致以親切的慰問並徵詢她對接管上海的意見。作為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曾多次看望宋慶齡，並經常關心她的生活，宋慶齡為此曾親筆寫信給潘漢年表示謝意。
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慶齡，在從事國務活動的同時，始終特別關懷婦幼保健衛生和兒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認為，這是為祖國締造未來的重要工作，應當更好地開展起來。1950年5月29日，宋慶齡致函陳毅市長、潘漢年副市長，並附去25日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以及她所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它的前身是保衛中國同盟）工作計劃、預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說：“我建議他（周總理）通知你們關於接受我們的計劃和預算一事，以便你們提供必要的經費，為我們開展工作之需。……中國福利基金會一直為上海和全國人民服務，將來，我們將更全心全意地做好這項服務工作。”宋慶齡還親自提名潘漢年擔任中國福利會首屆執行委員會委員，潘漢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慶齡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號）主持召開了中國福利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潘漢年出席會議，參與討論《中國福利會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漢年還和譚震林、陳丕顯等一起到少年宮參加少年兒童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聯歡晚會，和孩子們一起度過了難忘的歡樂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開會期間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從此，宋慶齡就再沒有見到過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長了。1981年5月29日，88歲高齡的宋慶齡國家名譽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臨終前並不知道潘漢年已於1977年4月14日逝世於長沙。
夏衍與潘漢年的摯友情①
①本文原載《炎黃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書時略作刪改。
尹騏
文壇鉅子、革命前輩、與世紀同齡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寫著的第二部《回憶錄》，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內容的他與潘漢年的交往……未能寫出就離我們而去了，這真是一大憾事。
筆者曾經接觸到有關夏衍與潘漢年交往的若干資料，併為他們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戰友深情所感動。我想把它們記述下來，雖然無法和當事人的直接回憶相比，但也可以窺見其中若干精彩的歷史風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學戰線上共商團結大計
夏衍和潘漢年相識，是在他從日本回國後，到創造社出版部給《洪水》編輯部送稿，潘漢年當年在《洪水》當編輯。不過，這只是匆匆的一次會晤而已。還算不上真正相識。
夏衍與潘漢年真正相識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聯開始籌備的前夕。這時，夏衍從日本回國已經兩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風的“四一二”大屠殺之後不久回國，並且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行列。入黨後，夏衍以主要精力從事革命活動，同時也開始了以翻譯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經成為上海中國著作者協會的成員，並當選為執委，已經是一位知名的文學翻譯家。潘漢年入黨的時間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點。但他經過北伐戰鬥的洗禮和大革命失敗後的嚴峻考驗，這時已經從一個普通青年作家成長為一個相當成熟的革命戰士，並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夏衍在會見潘漢年之前，已經聽了洪靈菲傳達的中央精神，應解決左翼文學運動內部的紛爭，停止由創造社、太陽社挑起的和魯迅、茅盾之間有關革命文學問題的論戰，聯合起來，共同建立一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潘漢年作為文委書記，原先也是創造社成員，責無旁貸地擔負起了消除隔閡籌組左聯的重任。他一面拜訪魯迅，虛心聽取魯迅的意見廣面在他主編的《現代小說》上著文，帶頭作自我批評，以消除歧見，促進團結。與此同時，他約見夏衍談話，要求夏衍和馮雪峰、柔石等黨員作家在消除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的隔閡方面多做工作，讓這位從未寫過文章捲入爭論的黨員作家充分發揮溝通對立雙方促進團結的作用。
潘漢年約見夏衍的這次談話，成了他們正式交往的開始，也成了他們後來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點。當時，29歲的夏衍雖然在學歷和社會經驗方面都勝於23歲的潘漢年，但因潘漢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級領導，夏衍對潘的談話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並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積極推動左聯籌備工作的進程。
數月之後，在潘漢年、夏衍和其他許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戰線終於出現了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大好局面，組成了以魯迅為旗幟，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左翼作家聯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機構。正是在左翼文化戰線上共謀團結大計這一歷史性的活動中，夏衍和潘漢年之間不斷加深了彼此的瞭解，夏衍看到了潘漢年的朝氣蓬勃、精明幹煉和勇於負責的革命精神；潘漢年則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穩、博學多才和獻身革命的寶貴品格。這兩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戰士之間的戰鬥情誼便由此而建立、發展，並且不斷地鞏固和昇華。
30年代初，在隱蔽戰線上的心靈溝通
左聯成立後不久，夏衍和潘漢年就因革命事業的需要而分別在不同的崗位上戰鬥。夏衍繼續在左翼文化陣地上擔負組織領導工作，為團結革命文藝工作者，為左翼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著不懈的努力，特別是在戲劇與電影領域內，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成為我國左翼戲劇與電影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漢年則很快就離開了左翼文化運動領導崗位，成為一位社會活動家和職業革命家。1930年夏開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藝工作範圍代表黨發起、組織和領導了一系列的革命社會團體，包括“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中國反帝大同盟”等。還參加了以救援受難者及其家屬為主旨的“中國革命互濟會”的領導工作。1931年初，他被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層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調到中共中央保衛機關——中央特科，擔任情報科長職務，並參加特科的領導工作。
當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動，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極為機密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數主要領導人掌握特科的情況。為了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併發揮作用，特科幹部都必須減少以至切斷和外界的聯繫，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親屬在內。在一般情況下，特科幹部不僅要嚴守機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隱蔽起來，讓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現得灰色一些。潘漢年到特科工作後，就象他的老朋友之一樓適夷後來形容的那樣，這位原先十分活躍的文化人，忽然就銷聲匿跡了，再也難見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場合碰見他，他也只是稍稍點個頭，就算招呼過了，馬上就避開去。
潘漢年的這種異常態度及其有時表現出來的灰色面目，曾經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誤解。但夏衍在潘漢年銷聲匿跡之後，不僅沒有對他產生誤解，而且依然是那樣的完全給予信任和真誠地無保留地支持。
潘漢年離開左翼文化戰線後，在思想上仍然關注文化戰線的許多事情。特別是關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況。有一天，他忽然約夏衍到爵祿飯店見面。這時，他們已有好幾個月沒有見過面了。一開始夏衍便忙著問潘漢年這一段時間到哪裡去了？潘回答說，什麼地方也沒有去，只是換了一個工作崗位；夏衍又問他是做什麼工作，他就避而不談。夏衍對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麼誤解，仍象過去一樣向潘談了許多文藝工作方面的情況和問題。潘漢年也仍象過去一樣仔細傾聽著，隨後便告訴夏衍兩件事：一是要他轉告主編《文藝新聞》的袁殊，對國民黨社會局長吳醒亞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測；二是告知中央已決定由翟秋白來領導上海左翼文藝運動，今後這方面的事將會好辦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潘漢年又一次約夏衍見面。見面後，潘漢年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把夏衍帶到薛立華路的一座小洋樓裡去見一位50歲出頭的紳士模樣的人物。潘漢年對這位紳士說，他自己要出一趟遠門。然後就將夏衍介紹給這位紳士：“今後由他和你單獨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我們是老朋友。”潘漢年既不向夏衍說明這位紳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說明為什麼要和他單獨聯繫。離開小洋樓之後，潘漢年也只向夏衍簡單交代說：“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但仍未將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訴夏衍。直到後來夏衍和這位紳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當年袁世凱搞復辟運動的大將之一楊度。
原來潘漢年主持特科情報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專職情報幹部外，還通過各種關係建立情報網絡。楊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師和食客，實際上卻是中共秘密黨員，經常從杜月笙那裡為特科蒐集一些有關國內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這種特殊情報關係當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幹部，潘漢年要他和楊度聯繫，從楊那裡接受情報，只是一種臨時調用性質。因此，潘漢年向他交代任務時才顯得那麼簡單、那麼神秘。但是我們卻從中可以看到這兩位戰友之間的高度信任和心靈溝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釋一句，夏也決不多問一句。彼此都確信對方能夠理解。這或許真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不點也通了。
抗戰爆發後，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共同開創新局面
潘漢年1933年夏離開特科前往江西蘇區。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並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他這時的主要任務是忙於和國民黨當權派陳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時又要大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聯繫與合作。經過西安事變及其以後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國共談判終於取得了重大進展，國共合作的局面即將形成。這時，大約在6月的一天，潘漢年設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分析形勢，傳達黨在上海即將實行的工作方針的轉變，要他並通過他轉告一些黨內外的朋友作好思想準備。同時又詢問了他個人的許多情況。
這次談話，不僅加深了他們之間已有的戰友情誼，而且事實上決定了夏衍後來數十年的工作與生活道路。原來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擴大，黨需要調集一批得力的適宜擔負統戰工作任務的幹部去同國民黨上層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過國民黨，認識許多國民黨要人，這些都是有利條件。他的才幹，他對黨的事業的熱誠，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聲望，更為潘漢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漢年又約夏衍見面，見面後便說要帶他去見一個人，究竟見誰也不明說。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規矩，不多問一句，老老實實跟著潘漢年坐上出租汽車上路。等到走進一座石庫門房屋的二樓，才知道是周恩來要見他。周恩來是在前往廬山和蔣介石談判的途中臨時在上海逗留的，時間很緊迫。正是潘漢年事先已經向周談了夏衍的情況，並向周作了推薦，周才在緊張的日程安排中，決定親自向夏衍交待今後的工作任務。夏衍這是第一次見周恩來，也是第一次見黨內這樣威望極高的領袖人物。雖然他在拘謹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內向，不善於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點，但周恩來已作出了決定，一向組織觀念很強的夏衍當然只有服從。周恩來又指示夏衍說，他馬上就要離開上海，以後的一切“就由漢年和你聯繫”。這就意味著，以後夏衍的工作將由潘漢年直接領導。如果說，左聯時期和特科時期潘漢年雖在黨內職務比夏衍高，但他們之間基本上還是某種橫向聯繫與合作，是戰友之間的理解與支持，現在又加上了一層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係。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上下級關係絲毫也沒有影響或妨礙他們已經固有的友情，而是繼續不斷地加深和昇華這種情誼。
和周恩來見面之後不久，潘漢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統戰工作的第一線。先是派他去給剛剛回國的郭沫若當“參謀”和“顧問”，向離國10年對國內情況已經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紹各方面情況，幫助郭沫若處理某些難題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漢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總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詢問，也決不輕易透露具體情況，不提前多說一句。這雖然可以說是潘漢年長期地下工作養成的慎重和機警，但從另一側面也恰好說明了他們之間的高度信任與理解。
接著，潘漢年又派夏衍參加由郭沫若領銜主持的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救亡日報》工作，擔任中共方面派出的總編一職。不言而喻，既是統戰性質報紙，夏衍就必須和國民黨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誠心誠意地和人家“聯合辦報”，同時也必須貫徹黨的統戰方針政策，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主導與核心作用。人們都知道，周恩來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策略的制定者之一，並且是這個領域內的傑出帥才。潘漢年是貫徹執行統戰策略的高手，是周恩來在這一領域內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進入這一領域後，很快也顯示了他的出色才幹，把一張四開的《救亡日報》辦得十分紅火，銷路與影響與日俱增。夏衍沒有辜負周恩來和潘漢年的重託。這同時也反映了潘漢年對夏衍的真正瞭解與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後，上海抗戰形勢日益嚴峻，從上海撤退和轉移的任務十分艱鉅。當政有權的國民黨人士尚且爭先恐後備找門路，在野無權的共產黨及其進步的朋友們自然更是困難重重。潘漢年作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指示，緊張而有秩序地組織指揮了整個撤退和轉移工作。首先是將一批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內地去；又指揮夏衍派先遣隊去廣州，準備在那裡恢復《救亡日報》的出版。到12月中旬，即上海經淪陷一個月之後，潘漢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讓人給他送去一張船票。等到夏衍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後，才在船上發現潘漢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條船。潘漢年又是事先不加說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後一批的撤離。這一對革命戰友真正是患難與共，把困難和危險留給自己。雖然這是黨的工作需要，但確實反映了這兩位革命戰士的可貴情懷。
抵達香港後，夏衍前往廣州主持《救亡日報》，潘漢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後便被召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後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會部工作。這兩位戰友一別竟達9年之久。雖然在1941年間，他們兩個都同時在香港活動一段時間，但因夏衍是公開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漢年則是中央社會部（後改情報部）派往敵後主持情報工作的負責人，行蹤飄忽，不時奔走於港滬之間，非常隱蔽，因而再沒有機會和夏衍往來敘舊。
解放戰爭期間，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歲月如流，轉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從大後方重慶回到上海，繼續在文化戰線上從事艱難曲折的鬥爭。潘漢年又以中央情報部代表的身份受周恩來的調遣來到上海。他肩負雙重任務：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前者隱蔽，後者公開或半公開。在這兩條有分有合的戰線上，潘漢年輕車熟路，駕馭自如。這時，他和夏衍又恢復了密切聯繫。
不久，國共談判破裂，內戰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談判代表團不得不撤離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機構及其成員也只能分別撤離、轉移或轉入地下完全隱蔽。按照周恩來的部署，潘漢年和夏衍都屬於轉移到香港去開展工作的幹部。而且潘漢年又負起了組織指揮撤離和轉移的重任。這一次潘漢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時撤離。不過這次乘的是飛機8月中旬的一天，他們從上海直飛香港。
在香港，潘漢年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情報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員。中共華南分局成立後，組織上則由上海局兼管，潘漢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員的身份參加華南分局的領導工作。他的主要任務還是兩個方面：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和主持情報工作。夏衍是華南分局的成員，並主持分局所屬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以文化宣傳為其主要職責。從組織關係上，潘漢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間接領導。
由於解放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務越來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幹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職的領導幹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範圍而需要通力協作。潘漢年的特殊身份，使他實際上成了協作的總調度和總指揮。用夏衍的話來說，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漢年來“牽頭”辦理。當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時，各方面的人士都要來找共產黨，向共產黨詢問方針政策，打聽人事和各種消息，他們最想見到的也是潘漢年，從潘漢年那裡得到權威的答覆。因為潘漢年的情報系統始終保持著和中央的直接聯繫。於是，潘漢年便不得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正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夏衍成了潘漢年的重要幫手之一，又正是在這新的頻繁的接觸與密切的合作中，他們之間進一步加深了戰友情誼，從而成為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