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誼永存 2
1948年，為迎接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中共駐香港機構要設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國統區各地的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請到解放區去。這些人士又大都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嚴密監視的對象，一旦發現他們將去解放區“投共”，必將加以阻撓甚至謀害。這無疑是一項難度很大並且是充滿著危險的任務。潘漢年調集了許多得力幹部，經過周密計劃和部署，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時間內，無一意外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在這過程中，分管文化宣傳的夏衍也被調積極參與其事，全力以赴協助潘漢年一批又一批地將中央指名邀請的人士通過海運送往已經解放了的大連、煙台等地。
隨著形勢的發展，潘漢年主持的情報工作範圍也越來越大。除了要不斷蒐集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報向中央領導機關及時報告外，還要負責開展策反工作，以加快勝利步伐。國統區不斷有人到香港來找共產黨的關係，打聽或聯絡有關起義投誠一類事情；各地地下黨也常派人到香港報告他們那裡已經策反或聯繫到的敵偽人員準備起義的情況。潘漢年行蹤不定，住所難尋，於是許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辦的公開報紙《華商報》，通過在《華商報》辦公的夏衍再找潘漢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從上海到香港，要向黨報告章士釗策動杜月笙參加和平談判的情況，並請示處置意見，金山原是李克農單線聯繫的秘密黨員，他的真實身份只有周恩來、李克農知道。李克農曾向他交代，無法和李直接聯繫時，可去香港找潘漢年。金山無法知道潘漢年的行蹤，只好先找到《華商報》的夏衍，通過夏衍才和潘漢年聯繫上。又如在淮海戰役之後，上海地下黨的蔡叔厚給夏衍寫信，密報當時擔任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妻子正通過關係向中共方面打聽他們湯家還有沒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馬上將蔡信轉交給潘漢年。潘便派情報幹部專程去上海瞭解具體情況，參與策反活動。
夏衍以滿腔熱情積極支持和參與潘漢年的工作，潘漢年自然也同樣地關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華商報》，1948年冬因虧損而陷入困境時，不得不進行募捐活動。潘漢年便通過情報系統，動員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攏的實業界人十，積極幫助募捐並帶頭捐助，從而使《華商報耀脫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興。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與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為了加強對即將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調潘漢年、夏衍、許滌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農親自接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位中央領導人部分別和他們會見談話，聽取彙報，指示工作任務。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對他們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對去上海工作的重視。根據中央決定，潘漢年被任命為上海市軍管會秘書長、上海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夏衍負責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並擔任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許滌新負責工商統戰工作。
夏衍和潘漢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趕到江蘇丹陽，在丹陽僅僅停留數日，便開赴上海履行新職。
潘漢年作為陳毅的重要助手，為接管和治理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陳毅的領導下，他先後主管政法、統戰、財經和市政建設等各項工作，並取得世人公認的成績。他和陳毅還在新四軍時期就已相識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們的關係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無論在開始的接管時期還是在後來的恢復與發展時期，也取得了顯著成績。特別在文化藝術方面，上海一直保持著在全國的重要地位，發揮著別處無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個人作為一介書生，作為一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已經多年養成了自由職業者的諸多習慣。當他進入上海當了執政黨的高官後，有一個時期很不適應解放區的某些制度、習慣和作風，包括互相之間及上下級之間的稱謂等等。不過，只要夏衍一踏進潘漢年家的門檻，那一切制度、習慣和作風便不復存在，他們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稱謂而論，當面或直稱“漢年”，或和過去一樣戲稱“小開”。夏衍有時離開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國訪問，在給潘漢年寫信時，那稱呼就更隨便而顯得更親切了：“漢年兄”、“開兄”或“凱兄”等等。有一次從國外訪問歸來，途經廣州時給上海潘漢年夫婦寫信，大約是在國外呆久了，思鄉心切，信的開頭稱呼“慧姊轉開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誼躍然紙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傳的領導。解放後不久，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宣傳方面階級鬥爭的弦便逐步繃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評，都使夏衍這個宣傳部長難辭其咎。夏衍的老戰友，直接主管電影的於伶所受壓力更大。夏、於兩位不得不在各種會議上做口頭檢討和在報刊上公開自我批判。潘漢年自己雖然也並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為朋友和作為上級領導人，還是儘可能地給夏衍和於伶以真誠的寬慰與鼓勵。
無獨有偶。幾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謂的問題受到批判的同時，潘漢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門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謂的問題。雖然他不是直接責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關主管單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戰友揚帆作為直接責任者已經作了多次檢討後仍不能過關。對此，潘漢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壓力和憂慮。
但是不論發生了什麼事，出現了怎樣的情況，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友誼仍然牢不可破。他們之間的交往頻繁依舊。週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們促膝談心，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們的艱鉅努力與心血。他們同時也為工作中的某些失誤而不安。自然，也為他們自己還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謂問題而困惑。他們在思想上經常互勉互勵，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夏衍有什麼心事，或是遇上了什麼難題，往往要首先徵求潘漢年的意見。潘漢年有什麼心事，或是遇到了什麼難題，也常常要求助於夏衍的理解與幫助。例如，有一段時間，中央考慮要調動潘漢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時便到李克農那裡去打聽有關的消息，並及時寫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漢年。又如，潘漢年夫婦一直沒有孩子，他們想收養一個孩子，便和夏衍商談。1955年3月31日，潘漢年在北京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因為自己的一個歷史情況沒有及時向中央報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時，就主動去找夏衍談心，傾訴自己內心的壓抑與苦惱。這些都體現了他們之間的不尋常的深厚友情。
在歷史的大災難中，保持始終不渝的忠誠友情
疾風知勁草，烈火見真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往，在勝利和成功的時候顯得很和諧親密，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嚴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時，那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避之惟恐不及忙著劃清界線者有之，反戈一擊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漢年之間的情誼卻是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而始終不渝、忠貞不貳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對這位突然失蹤的戰友至為關切，到處打電話打聽下落。直到上級領導出面通報情況為止。
日益猖獗的極左思潮，很快就給潘漢年案件定性。潘漢年這位革命老戰士被強加上了“內奸”、“反革命”罪名。並且按照統一部署，在黨內外發動了一個揭發批判的熱潮。上海更是重點，在潘被捕後的幾個月內，各種所謂檢舉、揭發和交代的材料數以百計地轉到了專案機構。但這裡面竟沒有見到過去和潘漢年的關係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寫的揭發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機關將潘漢年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即又採取假釋措施，將潘漢年夫婦從秦城監獄轉到團河農場監管改造。按當時的某種寬鬆政策，潘漢年夫婦被允許有一定範圍的自由，包括進城購物和探訪親友的自由。潘漢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進城購書購物的自由，而不準備使用探訪親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個階級鬥爭已經“天天講”的年月裡，再給別人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可是有一天，潘漢年夫婦在東安市場書店裡，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這位俠肝義膽的唐瑜堅持要求下，潘氏夫婦到了唐家作客，並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孫師毅。劫後餘生，依然能夠受到老朋友的歡迎和善待，對潘氏夫婦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後的兩三年間，潘漢年夫婦每隔一段時間就到唐瑜和孫師毅家作客小敘。但當唐瑜問及可否將潘的近況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時，潘漢年堅持沒有同意。潘漢年對唐瑜說，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級幹部，不同於普通平頭百姓。和他們往來對他們實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給朋友添麻煩呢？這樣，從1963年夏到1967年春這三年多時間裡，潘漢年始終沒有利用給予他的訪友自由去見夏衍一面。雖然他在內心深處是多麼希望能象過去那樣和夏衍這位摯友一敘衷腸啊！
“文化大革命”風暴掀起後，夏衍也遭遇了幾乎同潘漢年一樣的惡運。“搞修正主義”、“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代表人物”、“圍攻魯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這位革命文藝老戰士的頭上，身陷囹圄，慘遭批鬥，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漢年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漢年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監審查，也同樣受到了“文革”期間那種對“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畢竟已是一隻所謂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謂歷史問題已經摺騰了十多年，無論專案人員的政治嗅覺有多麼靈敏，再也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了。然而潘漢年從20年代中期就參加革命參加黨，又在好幾條戰線上奮鬥過，經歷過大量的歷史事件和接觸過大量的重要歷史人物。於是，找他外調和要他寫揭發某人某事材料的專案人員便絡繹不絕，訪問、審問、追逼，一心想要從潘漢年這裡得到他們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專案組的人員當然更清楚潘漢年和夏衍之間的長期交往，過從甚密的歷史。他們幾次以中央專案辦的名義提審潘漢年，要潘交代和揭發夏衍的“罪行”。潘漢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憶他和夏衍的交往經過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況。為了應付專案人員的外調與追逼，潘漢年用了一整段時間寫了一份長達數萬字的關於夏衍情況的材料。由於這份材料的重要，有關部門還特地打印出來歸檔長期保存。20年之後，筆者讀到這份材料時，深感這份材料是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除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沒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習慣用語外，就事實本身而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虛構杜撰以及捕風捉影、蓄意誇大成分的。這既反映了潘漢年的政治品質，又反映了他對老戰友夏衍的一片真誠負責態度。
歷史的車輪不停地轉動。夏衍和潘漢年的命運也在不斷地變遷。1975年，潘漢年在被加重判處無期徒刑後，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區的一個勞改茶場去監督改造。1977年春，當歷史的曙光剛剛露出地平線而天空的烏雲還遠沒散盡的時候，潘漢年終因多種疾病纏磨含冤去世、遺恨終身。夏衍則在1977年的同一歷史時空獲得了“解放”，重新成為革命領導幹部。
1979年後，潘漢年一案在陳雲、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動下得以複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由中央下達文件通知到縣團級以上黨的組織。這和當年在報刊上大張旗鼓公開討伐潘漢年的情況相比，一份黨內文件顯然不足以完全恢復潘漢年的真實面目。於是又在陳雲的關注督促下，由夏衍帶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紀念潘漢年的文章，從而引發了1982年至1983年間在多家報刊上發表了數以百計的回憶和紀念潘漢年的文章和資料，終於使這位卓越的革命老戰士，在革命文化戰線、隱蔽戰線和統一戰線領域內，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優秀人物的一生光輝業績為世人所知。
為了進一步頌揚潘漢年的歷史功績，在熒屏上重塑一個潘漢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經92年高齡的夏衍又牽頭和陽翰笙、羅青長兩位潘漢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聯名致函中央領導，建議拍攝一部反映潘漢年生平的電視連續劇。中央領導迅即批覆同意。雖然這部電視劇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預期在1996年潘漢年的90誕辰前後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陽翰笙這兩位老人還沒有來得及看到他們的建議完全實現，便也先後與世長辭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漢年這兩位中國現當代歷史上的傑出人物都已經先後離開了人世。但是他們的革命業績以及他們之間可貴的經受了長期嚴峻考驗的友情，卻是值得人們深深懷念。
1995年3月寫於夏衍逝世1個月之後
潘漢年和葉挺在新四軍初創時期
林銘綱
潘漢年同志在他充滿傳奇和神秘色彩的戰鬥生涯中，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鑑於他長期在國統區、敵佔區和香港從事統一戰線與秘密情報工作，並且是一位“嚴守紀律、不自居功的優秀共產黨員”①，從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許多功績至今仍鮮為人知。他為創建新四軍所起過的重要作用，作出的歷史貢獻，僅僅是其中之一。
①夏衍：《紀念潘漢年同志》，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
1936年4月，潘漢年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指示，從蘇聯回國參加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談判聯絡工作，他和精通法語的胡愈之一起離開莫斯科，經巴黎於5月到達香港。
肩負再次實現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漢年一到香港便有條不紊地展開了緊張的工作。他首先發信給國民黨的陳果夫，要他即派員到港面談，並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黨聯繫，瞭解黨中央和紅軍到陝北後的情況。同時，又不失時機地會見各方面人士瞭解國內情況，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葉挺。
葉挺，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將、八一南昌起義的前敵總指揮、廣州起義的軍事總指揮，在起義失敗後於1928年春末夏初出國。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開過飯館；在維也納靠賣豆腐維持生計。同年冬，周恩來路過柏林時對他進行了友好的勸導與批評。1932年秋，葉挺懷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結束了國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門。在澳門，葉挺沒有找到中共地下組織，後來以客座參謀身份參加過福建事變，失敗後又回到澳門，應邀擔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軍委委員，常到香港聯絡國民黨軍隊中的反蔣抗日將領。葉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①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和黨脫離了關係。正當葉挺急切地尋找黨的組織，瞭解黨對當前時局的政策主張時，潘漢年來到了香港，並通過何麟（中共地下黨員，醫生）約見了他。
①見段雨生等著：《葉挺將軍傳》，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頁。
5月的一天，潘漢年在香港彌敦飯店同葉挺進行了熱誠的交談。比潘漢年年長10歲的葉挺，傾聽這位剛到而立之年、風度翩翩的同志和朋友侃侃而談。潘漢年依據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訴葉挺說，中共將由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從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他誠摯地希望葉挺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的影響，促進團結抗日的目標早日實現；同時，還希望葉挺在反蔣的兩廣和其他地方實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們能夠同意聯蔣抗日。葉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愉快地接受了潘漢年的建議。
這是葉挺自從離開黨的組織，在國外流亡多年回國後，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幹部面談。這次會面，對葉挺未來10年的人生旅程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有人認為，“正是有了這次會面才有了後來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的事情。”①
①見董保存：《葉挺與新四軍初創》，載《世紀》1995年5月／6月總12期第22頁。
自從潘漢年主動約見葉挺，把黨的最新的政策主張告訴他，並且要求他繼續為黨工作之後，葉挺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指中共）聯繫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葉挺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訪問了在蘇州、嘉興、常熟、江陰一帶建設防禦工程的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同中共華南工委書記宣俠父赴廣西蒼梧，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挺在澳門會見了張雲逸，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春節後，他帶了全家從澳門遷到上海，住在靜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裡。
這時，潘漢年已從陝北保安返滬，受命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並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代表負責同國民黨談判。盧溝橋事變後，擔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赴廬山同蔣介石談判路經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橋堍新亞大酒店。當潘漢年告訴他葉挺現在上海的時候，他請潘漢年安排與葉挺見了面。他們自從1928年柏林分手後，已有近十年沒有見面，在這國難當頭之際在上海相逢，要說的話何止千言萬語。周恩來希望葉挺能夠參加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工作，並且示意他同陳誠、張發奎等人接觸，在適當的時候可以表示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抗日，並通過他們爭取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葉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向這位當年保定軍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參加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工作，並建議這支將要編成的部隊的番號叫做“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表示繼承北伐時期“老四軍”的優良傳統。陳誠對此表示贊同，並向蔣介石進言。蔣介石几經考慮，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一個軍的方案。他認為葉挺不是共產黨員，是一個合適的人選。9月28日，在沒有徵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便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通報宣佈“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
遠在陝北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此時尚不知此事。潘漢年得悉後，即於10月5日發出致毛澤東、洛甫（張聞天）的電報：“南京軍委已委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任務為改編與指揮閩贛邊遊擊部隊，但葉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後結論，急待我方答覆，我們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請示。小開五日”“小開”是潘漢年使用最多的一個化名。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在接到潘漢年的電報後，經過研究覆電潘漢年，明確表示在下列條件下完全同意葉挺指揮閩粵邊張鼎丞、何鳴兩部，即葉挺和國民黨同意：（一）何鳴部人槍全數交還，並公開聲明錯誤。（二）國民黨不干涉一切內部人事。（三）該兩部在閩粵邊原地，為保衛地方反對日寇進攻而作戰，不移往他處。其他地區游擊隊，候國民黨交還何鳴部人槍並公開認錯之後，再行商量條件。
毛澤東還致電博古、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願意完全受共產黨領導而不受國民黨干涉，是否來延安一次面商等問題。當博古、葉劍英向葉挺轉達了毛澤東等人的意思後，葉挺明確表示完全接受黨的領導，並經何應欽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葉挺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與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了葉挺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歷史功績，熱烈歡迎葉挺願意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抗大禮堂召開的歡迎大會，並致詞說：“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將軍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經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人的艱難交涉，組建新四軍有關的編制、經費、幹部任命等問題陸續得以解決。葉挺軍長更以其特殊身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名義“核定”了下來，批准新四軍編為第一、二、三、四共四個遊擊支隊，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隊司令。此後，又委任了項英任副軍長、張雲逸任參謀長、周子昆任副參謀長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凌晨，葉誕軍長一行到達南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閩、浙、粵、贛、湘、鄂、豫、皖八省紅軍游擊隊，終於匯成了一支抗日的鐵流，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同日偽軍展開了殊死的搏鬥。
潘漢年和葉挺在新四軍初創時期所作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
潘漢年和劉曉在抗戰期間的親密合作
沈憶琴
“送君西去訴離愁，長渡鄱陽作楚遊。大別山中堪暫住，會師江左待經秋。”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曉奉命離開淮南根據地去新四軍五師接受新任務前夕，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寫的一首送行詩。依依惜別，期盼勝利重逢的戰友之情，躍然紙上。潘漢年和劉曉，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蘇省委和蘇區，就曾並肩戰鬥過。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又在上海地下鬥爭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報戰線的領導人，劉是上海地方黨委的領導人。嚴酷艱辛的地下鬥爭，鑄就了兩人之間生死與共的戰鬥情誼。他們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機智勇敢地周旋於日、汪、蔣勢力之間，為在上海堅持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擴大黨的全面抗戰主張的政治影響，發展黨和愛國進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
上海地下黨在1935年遭到嚴重破壞，留存下來的黨員和黨組織同中央長期失去聯繫，情況複雜。黨中央為恢復重建上海黨組織，先後派馮雪峰、潘漢年、劉曉來上海。上海地下黨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歷史轉折關頭，是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的。繼“七七”事變之後，“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地下黨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組織和動員人民投入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鬥爭，支援前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隨著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不得不順應國共合作的歷史潮流，允許中國共產黨公開合法的活動，但又採取種種包辦統制的辦法控制愛國群眾的抗日鬥爭，並且千方百計限制共產黨的影響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預計到上海地下黨重建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1937年7月上旬，周恩來在上廬山同蔣介石談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會見了潘漢年和劉曉，高瞻遠矚地提出：不管形勢怎麼變化，統戰工作要大力開展；群眾工作要穩紮穩打；黨要隱蔽，要從長遠打算，不能只看一時現象。這三點，正是重建上海地下黨的工作的關鍵所在，也是對上海地下鬥爭中長期存在的“左”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的切實糾正。潘漢年和劉曉從當時的上海實際環境出發，將這三方面的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有聲有色地展開了重建上海地下黨的各項工作。
全面抗戰爆發後，為了加強對風起雲湧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劉曉、潘漢年等決定先成立黨的群眾團體工作委員會（簡稱群委，王堯山任書記），將各抗日救亡團體中的黨員組織起來，作為籌建江蘇省委工作的第一步。當時，黨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正確與否，就是看是否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潘漢年當時以八路軍和中共統戰代表的公開身份就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負責公開的國共談判，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文化界的救亡運動。限於地下鬥爭的環境，上海地下黨和“八辦”組織上都是獨立系統，一般不公開聯繫，雙方負責人商談工作要經過充分準備，但在“八辦”和“群委”的協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層“、中層和基層的統一戰線迅速地建立和開展起來，使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健康地發展。當時，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黨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都爭取了公開合法化，一切抗日救亡工作都採取合法的工作方法。當時的文化界救亡協會是聯繫各群眾團體，開展救亡運動的樞紐，也是黨的工作的中心，它是國共雙方共同參與的統一戰線組織。當時的職業界救亡協會是會員人數最多、群眾工作基礎最雄厚的一個救亡團體，參加者不僅有店職員，還有經理、工商業者；領導層中還有各行業的知名人士，真正體現了上、中、下統一戰線的結合。文協和職協這兩個團體都參加了國民黨當局主辦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成為團體會員，取得合法活動的地位。潘漢年負責同抗敵後援會和文協中的國民黨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打交道，同各界上層人士加強聯繫。他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在上層活動中儘量創造條件保證群眾團體的抗日救亡工作順利開展。文協、職協等救亡團體則通過黨員和積極分子的具體工作，發揮中層、基層統一戰線的作用，衝破國民黨當局的種種限制，大膽放手地發動和組織群眾投入各項抗日救亡活動中去。
當時的群眾活動，也打破了陷於小圈子、動不動就大搞示威遊行的老辦法，採取了多種多樣的內容和形式。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各種慰勞隊、救護隊、運輸隊、故地服務團的工作搞得如人如茶。
二是通過統一戰線的形式，建立公開合法的新聞出版陣地，組織正確的輿論導向，使中共堅持全面抗戰，抗戰到底的政治主張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辦的《救亡日報》，是在中共領導下采用國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報，一開始就是中共宣傳抗戰的輿論中心。它高舉團結、抗戰、救亡的旗幟，針對抗戰形勢的發展和群眾中的實際問題，進行宣傳、組織，使廣大愛國群眾逐步認識全面抗戰和抗戰必勝的意義和途徑，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下緊密團結起來，如“八一三”戰爭期間，針對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不宣佈絕交和宣戰的政策，《救亡日報》發表文章鮮明地指出：那些堅持反對絕交、宣戰的人是少數漢奸的觀點，動員群眾起來反對當局的投降妥協傾向。當社會上出現“英美即將調停，日軍將不向南京進攻”的謠言時，《救亡日報》將“主和者就是漢奸”、“戰則存，和則亡”、“堅持抗戰！反對分裂！反對妥協！”作為標題，並發表了潘漢年、胡愈之的評論文章，使人們認清抗戰到底的阻力和困難，堅持鬥爭。上海失守前夕，當蔣介石謀求對日乞和時，《救亡日報？又及時組織文章揭露和反駁匡民黨內主和派的陰謀。
在此期間，潘漢年在《救亡日報》等公開報刊上發表了幾十篇觀點鮮明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分析國內外形勢的文章，充分發揮了他作為公開的中共代表的作用。這對黨員和積極分子瞭解黨的主張，提高對五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起了指導作用。
三是重新組織黨員和幹部隊伍，為重建上海地下黨打好組織基礎。全面抗戰爆發後，彙集在上海的各個方面的黨員和幹部人數眾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聯繫的原來留在上海的各系統的黨、力員；有出獄後到上海來尋找黨的關係的各方面幹部；有各系統在救匡會運動後發展的新黨員，等等。但是，要建設一個隱蔽精幹、長期作戰的上海地下黨，必須認真審查與物色適宜做地下鬥爭工作的黨員。“八辦”和“群委”擔當起了當時審查和調配幹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漢年、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在王堯山家中開會。這是“八一三”時期上海地下黨兩個方面主要負責人僅有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商量了兩方面之間的分工和黨員幹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確定了哪些人堅持在上海搞地下鬥爭，哪些人要轉移到新的崗位去。之後，經過“八辦”的調配，大部分幹部被動員到抗戰前線和大後方去，堅持上海地下鬥爭的只是少數黨員。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環境，在上海有隱蔽條件，並且經過多年抗日救亡運動的鍛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認識。
以上僅是“八辦”和“群委”在“八一三”時期千頭萬緒工作中的幾個重要方面。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漢年和劉曉的密切合作，“八辦”和“群委”的默契配合，為上海地下黨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良好基礎，使得中共江蘇省委建立後一開始工作就比較順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區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時來電指示潘漢年和劉曉：上海失守後，救亡運動將更為困難；公開的救亡團體應準備轉入秘密狀態，黨的秘密工作應有新的佈置，嚴防敵人突然襲擊；幹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轉變。來電特別提到：潘漢年應完全轉入地下。12月中旬，潘漢年將各種應做的工作安排就緒後，撤離上海，前往香港。劉曉仍留在上海，負責主持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以後的二三年中，潘漢年在香港的情報工作和劉曉在上海地下黨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遙相呼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兼華南情報局主要負責人，經常往來於港、滬之間，並逐漸將上海作為情報工作的重點，著手建立上海的情報工作網絡和據點。這時，他同劉曉又建立了直接聯繫，不時在浴室、咖啡館等公開場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學生黨員陳永箴家裡交換意見，商量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緊蒐集日、偽、蔣之間勾結的政治動態，要加緊進行打入敵偽內部和高層，開展戰略情報工作。其中爭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漢年1939年離開延安前，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研究確定的工作。潘漢年在決定親自會見李士群之前，曾和劉曉商量過。他們分析了李士群的處境和矛盾，一致認為爭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實證明，李士群以後確曾為我黨提供過一些有關日偽“掃蕩”、“清鄉”動向的情報。在1942年秋，劉曉和潘漢年從上海安全撤退到華中根據地，就是通過李士群的關係。
為配合潘漢年的情報工作，劉曉和江蘇省委還抽調了一批幹部，協助潘漢年加強開展情報工作的基礎，解決情報來源。譬如，江蘇省委所屬職委系統的何犖，學委系統的張徵秉，都奉調去協助潘漢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據地發往敵佔區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發往根據地的重要情報，多是經過何犖等往返傳遞，及時溝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報工作委員會委員史永（沙文威，沙文漢的胞弟）和他領導下的人員都劃歸潘漢年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史永劃歸潘漢年領導後，為黨的情報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原來聯繫的地下黨員趙錚兄弟兩人，都打入汪偽“76號”搞內線工作，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他領導的地下黨員蔡秉賢，從抗戰一直到解放長期埋伏在國民黨特務組織內部，成為重要的情報來源。他長期聯繫的汪維恆，在解放戰爭時期提供的蔣介石發動進攻大別山戰役的作戰計劃和兵力部署等情報，對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1943年，潘漢年和劉曉雖然身在華中局淮南根據地，但仍分別領導著上海的情報工作和上海地下黨。他們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札配合，成績卓然。毛主席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曾經口頭表揚了潘漢年和劉曉領導的上海地下鬥爭的成功。這是對潘漢年和劉曉的讚揚，也是他們之間戰鬥情誼的寫照。
於伶心中的漢年①
①本文原載《長夜行人——於伶傳略》，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修訂。題目為編者所加。
袁鷹
一
1955年初，上海電影廠廠長於伶肝病復發，又住進華東醫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漢年到病房來看望於伶。
“老於，我剛才專門去詳細問過醫生，他們說你這病問題不大，很快就會好轉的。你就安心在這裡養病吧，不必著急出院。”
於伶微笑點點頭：“你事情多，不必來看我，我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我明天要去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
“要開多長？”
潘漢年答道：“不會太長吧。現在大家都很忙。”
又談了幾句話，潘漢年說還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戰友、烈土的遺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經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說罷，匆匆握別。
一位護士走進病房，輕聲問：
“咦，潘副市長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於伶說，“有電話找他嗎？”
“他的藥。”護士指指手上的藥盤：“剛才他要了一瓶藥水和安眠藥片。怎麼辦呢？”
於伶看她為難，就安慰說：“不要緊的，你就放在我這裡吧。一會兒吳強同志來，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長，我託他帶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誰也沒有料到，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為兩位知心戰友之間的永訣。
4月5日，於伶從報上看到黨代表會議公報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電話通知於伶立即去參加一個會。
這個會不同於往常，氣氛緊張而神秘。他本以為是關於高饒問題的傳達，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會議的人用極其嚴肅的聲調讀了一份黨內通知。
於伶一聽到頭幾句，就如五雷轟頂，整個頭腦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聽不清通知的具體詞句，只是反反覆覆記住三句話：
一、潘漢年是隱藏在黨內的內奸，已於4月3日被捕，關押審查。
二、所有到會的人必須嚴格保密，相互之間不得議論、打聽。
三、每人回去寫揭發檢舉材料，越具體、越詳細、越快越好，兩天內交。
他如夢如痴，木然地回到醫院病房，斜躺在單人沙發上；透過被淚水模糊了的眼鏡片，看到對面白色牆壁上只有兩個斗大的黑字：“內奸”。
二
潘漢年是內奸？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這個結論，他怎麼也接受不了。他大瞭解這位老戰友的經歷了。
——1925年，年僅19歲的潘漢年就進入中華書局，擔任《小朋友》雜誌的編輯。同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郭沫若領導的創造社，是個負責跑印刷廠、捆書、寄書等雜務的“小夥計”。後來又編《洪水》、《幻洲》雜誌，開始用“水番三郎”筆名，寫嬉笑怒罵、尖銳抨擊反動勢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漢參加北伐戰爭，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革命軍日報》總編輯。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他奉黨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擔任文委書記。
——1930年，主持籌備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時參加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1年，擔任中央保衛部門負責人，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曾經參與清除叛徒顧順章等敵特、內奸隱患。
——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
——1934年，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徵，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35年，遵義會議後，奉命隻身化裝到上海設法恢復白區工作，打通與共產國際聯繫。與陳雲會合後先後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及長征初期情況。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復黨的各種外圍組織，籌建電台。
——1936年西安事變後，奉黨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齡、陳果夫、陳立夫等國民黨要員談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爭取和平解決事變。
——1937年，隨同周恩來同志擔任中央代表，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和平談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擔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公開組織和領導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
——抗日戰爭期間，他風塵僕僕來往於上海、香港之間，冒著生命危險，領導地下的革命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進逼香港，他奉周恩來同志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組織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東江游擊區。後來，他又幾次潛返上海，負責情報工作，用各種身份作掩護，同敵偽上層分子周旋。
——解放戰爭後期，組織各界知名人士從上海等地轉往香港，然後通過海上通道往華北和東北解放區。
——1949年，他隨軍進入上海，擔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委第三書記，還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長。
這樣一位為革命奔走半個世紀，為黨為人民獻出畢生心血，忠貞堅定、智勇雙全、功勳卓著的共產主義戰士，怎會是內奸？
如果是內奸，在那麼多他經手的工作中，只要有一次出賣，就足以使黨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損失，使敵人輕易就得到夢想多年而得不到的東西。他為什麼不幹？
如果是內奸，他多年追隨周恩來等領導人一起工作，要向敵人告密，易如反掌，頃刻間就能得到鉅額獎金。他為什麼不幹？
如果是內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時，他為什麼不將300多位抗日愛國的文化人拱手交給日寇，反而冒著危險，費盡心血，千方百計將他們營救出來，安全地送到大後方？
如果是內奸，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裡掌握地下黨組織的許多重大機密和主要負責人劉曉、劉長勝等人的住址，他為什麼不去邀功請賞？
三
其實，“內奸”這個罪名，從潘漢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據胡愈之後來回憶：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團開會時，陳毅同志突然宣佈：潘漢年被捕了。他接著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們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時有來往的，請不要耽心。潘是因內奸問題被捕的。這個問題發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沒有叛黨的嫌疑。”陳毅同志這話顯然懷疑所謂“內奸”是否正確。
代表團回上海以後，有人悄悄地向於伶轉告了陳老總的話。於伶有點安慰地想：周總理、陳老總他們是瞭解潘漢年的，中央也還有些同志瞭解他，最後總能弄清楚。
四
兩天裡要交檢舉揭發材料。
有什麼問題可以揭發的？
於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發上，思緒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並不如煙。它們就像資料館倉庫裡塵封已久的拷貝，一經開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動在心靈的屏幕上映現出來。
少年時代，於伶在宜興就聽人盛傳陸陵潘家的事。潘家是書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當地有名的才子。潘漢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個（這就是“水番三郎”這個像日本人姓氏的筆名的由來）。於伶在宜興時並未見到過這位只比自己大幾個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後，兩人先後來上海，在文化戰線上共同戰鬥，才建立起同鄉加同志的友誼。從此患難與共，成為息息相關的親密戰友。
記憶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靜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館。潘漢年約夏衍和於伶見面。他剛剛奉黨中央之命，從陝北又一次秘密來到上海，任務是恢復遭到大破壞的黨的地下組織，迅速加強力量，迎接正在蓬勃興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於伶向他彙報了上海黨組織遭到破壞後，幾年來同黨中央失去了聯繫，文化界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處於苦悶和焦急狀態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盪。而上海文化界還卷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影響革命隊伍的團結。
潘漢年向他們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傳達了黨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決議精神，使他們認清了大局，明確了目前的任務。
1939年的一個秋夜，上海璇宮劇院後台。上海劇藝社正演出於伶的《花濺淚》。
女演員藍蘭輕輕走到於伶身邊，悄聲說：
“小開來電話，要你馬上到DDS去。”
於伶又驚又喜。上海淪為“孤島，’後，潘漢年作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安排好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及文化界幾位著名人士撤離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兩年了，音訊不通，於伶時常惦記著“小開”。
於伶懷著興奮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飛路DDS咖啡館樓上，一眼就看見“小開”正安詳地坐在僻靜的角落裡。
“你們辛苦了。”潘漢年握住於伶的手，用力搖幾下，然後放低了聲音：“我看報上影劇廣告，你們上海劇藝社還在演出。這是個信號，說明沒有遭到什麼破壞，你本人也還安全。我就試打個電話，不想這麼快就見到你。”
“璇宮離這裡很近……”
“今天沒有別的事，我剛到。要請你設法轉一份密件上去，行嗎？”
“沒有問題。老孫還在，我立即交給他。”
老孫是地下文委書記孫冶方。
又是兩年過去。1941年的一個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園劇場找於伶。於伶一見阿董出現，眼睛立即發亮了，阿董來準有“小開”的消息。
董慧約他走出劇場，到霞飛路底蓋世宮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訴他，明天下午去巨潑來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個房間，晚上“小開”和老劉要來找他。
老劉就是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
1941年初“皖南事變”以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同志，為了防止國民黨頑固派勾結日偽對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革命力量採取突然襲擊，指示江蘇省委儘快作出應變措施，保存力量，作長期的隱蔽鬥爭。潘漢年為此事專程從香港來上海。他同劉曉一起先約於伶談話，講了黨的部署，詢問了有關情況，商量了一些辦法。後來，又換了個地方，約了更多的同志討論了應變方案。
就在這次會面時，潘漢年通知於伶，黨決定他離開上海去香港。
同潘漢年交往中的一個個鏡頭，依次在心頭映過。這完全是共產黨員之間的革命關係，有什麼問題呢？有什麼可揭發的呢？
五
過了“五一”節，於伶這間本來探視者不斷的病房，突然變得清靜了，有時接連幾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們，竟沒有一個人來。柏李來時，也是輕聲低語，不多說什麼。病房裡歡快的談笑聲消失了。
小護士倒常常問：
“於局長，怎麼這些天來看你的人少了？”
於伶是啞子吃餛飩——肚裡有數，只好苦笑一聲：“大家工作都忙。清靜點好。”
“倒也是。”小護士點點頭：“我看你在病床上還要談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識相，人家病在床上，還要一趟一趟來談什麼劇本，真是尋開心！”
“不，不，”於伶微笑搖搖頭：“人家也是誠心誠意的。你要知道，寫個劇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麼要死要活的病，不礙事的。看著劇本，談談話，也是一種休息。”
話雖如此說，他的心頭卻不能不感到苦澀，分明人們都已風聞於伶同潘漢年案件有牽連，甚至可能還得到通知，暫時不能來往了。
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葉以群同志來看望他。
葉以群同樣由於潘漢年案件而遭到靠邊審查。他滿懷忿感，面容慘淡。他想安慰於伶，又覺得此時此地，也不必說什麼；彼此的心情，兩人都知道，彼此的疑問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誰都解答不了。
於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邊小沙發上，都不開口，默然枯坐，戚然對視，一切盡在不言中。坐了近兩個小時，護士推小車送晚飯來。以群看看手錶，站起身，朝於伶望了一眼，輕輕點點頭，不辭而別。
望著以群消失的背影，於伶好容易才忍住湧溢出來的淚水。
六
盛夏時節，於伶在病床上讀到7月18日報上刊登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這樣一段話：
“潘漢年、胡風兩代表因為已經發現他們有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證據，常務委員會在第九次會議上和在第十六次會議上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張鼎丞檢察長的請求，依照憲法第37條的規定，已先後批准將他們逮捕審判。”
這是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公佈潘漢年和胡風已被“逮捕審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長在人代會上發言，題目是“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於伶仔細地讀了這個發言全文。讀來讀去，關於潘漢年的罪狀只有這麼一句：
“上海市前副市長潘漢年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
放下報紙，他感到一陣茫然。
“長期間同敵人的特務機關相勾結”，多長時間？哪些特務機關？如何勾結？
一陣強烈的懷念緊緊攫住他戰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漢年那天到醫院來看他時，忘了把藥帶回去，後來託吳強轉送，也不知轉到了沒有？
七
秋天，於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訴他，市委已經來了通知，要於伶好好在家休息，養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裡的工作，已經派了別人在負責。
過了兩天，上影廠廠長室的秘書送來兩大包信件什物，說廠裡出了佈告，由電影局任命了代理廠長。她又說，前不久，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在一個會上宣佈，葉以群也不再擔任上影廠的副廠長，他被免職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場小雪。有天下午，於伶走出家門，沿華山路去靜安寺買藥，路上忽然遇到葉以群。他們的住處相距並不遠。卻已有好些日子沒有來往了。
靠在路邊梧桐樹下，低聲交談了一會。雪花輕輕飄落在他們的頭髮和臉頰上，帶來幾分清涼。
“你的問題怎麼樣了？”於伶關切地問。
“前幾天市委組織部通知我，說我寫的跟‘小開’有關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聲回答。
“可以了？”於伶露出一些寬慰的微笑。
“說是可以了。”
“那就該安排你的工作了。”於伶拍拍比他略矮一頭的老友的肩膀，有點高興，“大約不會回電影廠了吧？”
“誰知道呢？”以群平靜地苦笑一聲：“等著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協去。”
“作協也好。”於伶安慰他：“那邊熟人多些，還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掛著一絲笑意，未置可否。於伶只覺得那笑比哭還苦澀，不由得一陣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協以後，編了幾年刊物，搞了幾年理論批評，擔任書記處書記和理論研究所所長，還曾被選為副主席，但是始終未能擺脫艱危的處境。一到十年風暴，他立即被作為“周揚文藝黑線代理人、潘漢年同夥”揪了出來。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陽台上，看到作協一名“造反派”好漢正坐著公安局的汽車停在枕流公寓門前，準備上樓來捉他。他就毅然決然從六層樓一躍而下，用自己為革命奮鬥幾十年的生命對眼前這個被扭曲的時代作無聲的控訴。
就在以群跳樓的三個星期之後，於伶也被捕，開始了9年的鐵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期間，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從後邊趕上於伶，對他耳語說：
“知道嗎？‘小開’和阿董，都已經去世了。”
於伶愕然，回頭盯住對方：
“在哪兒？”
“湖南一個勞改農場。他們一直關在那兒。”
“消息可靠嗎？”
“千真萬確！”
“什麼時候死的？”於伶緊追著問。
對方搖搖頭，沉默地跟他走了幾步，然後說：“好象就是前兩年。”
回到房間第一件事，是打電話給夏衍。
夏衍證實了噩耗，並且告訴他具體日期：1977年4月。地點是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洣江茶場。
電話裡沉默了一會，只有輕微的嘆息聲。
“夏公，你說‘小開’這案子會平反嗎？”
“肯定要平反。”電話機裡傳來夏衍堅定的聲音：“三中全會開過了。平反只是時間問題。”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進華東醫院的時候，傳來了一個使人振奮歡快的好消息：黨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
27載沉冤終於得到昭雪了！
“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證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捧讀黨中央的文件，於伶禁不住一次次熱淚奔瀉。
唯物主義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後還會有知覺，但今天，他倒寧願相信漢年在九泉有知，能聽到黨在糾正錯誤以後終於為自己忠誠堅貞的兒子作出的公正評價。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於今辨偽真。一切對善良無辜的人強加的誣衊誹謗的罪名終究要推翻，一切對忠貞正直的人制造的冤獄錯案終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揮淚寫了十四首絕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後，1983年4月，於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劉人壽等幾人一起去執行黨中央交辦的一項任務：到湖南迎回潘漢年、董慧夫婦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寶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歷史巧合，他們到達長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漢年在長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志安排他們休息、參觀，去湘潭韶山沖和寧鄉花明樓，於伶都有點心不在焉，也有許多感慨。他的心早飛向湘東山區洣江茶場了。
於伶坐在汽車上，淚水漣漣。漢年——親愛的好戰友，我們來接你了！他彷彿看到潘漢年夫婦正從那崎嶇的山間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面走來。“小開”仍然那樣瀟灑秀逸，睿獸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虛偽、陰謀和險詐。阿董依舊那樣爽朗熱情，樸實大方，發出南國女性真情的笑聲。
茶場職工默默地將潘漢年夫婦僅有的一點遺物交給他們：一堆書籍，幾件破舊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漢年臨終前交待過：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贈給話劇團當演出服裝；董慧坐的輪椅，送給需要的殘疾人；他的一支筆，給照顧他倆晚年生活的茶場職工家屬黃菊珍，他們不可能送錢給那位心地善良的婦女，他們身邊也沒有錢，只能以這支用了多年的筆留給她做紀念了。
茶場職工再沒有提供有關潘漢年夫婦逝世時的細節。他們是在長沙先後去世的。只有一位老職工記得，潘漢年病重送長沙搶救，幾天後董慧得到通知也趕去了。臨行前，她對鄰居說過一句話：“老潘將來會復活的。”
阿董，你說得對，老潘終於在人們心裡復活了！
他們回到長沙，在郊外面對湘江的一塊荒坡上，找到潘漢年的埋骨處。一塊粗糙的木板標誌上寫著：
77—652蕭叔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這就是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功勳卓著的革命家潘漢年的長眠地。
十
3個月後，於伶在《新觀察》上讀到一篇《潘漢年獄中遺詩》的文章，署名陽江。作者回憶了他在洣江茶場結識潘漢年的經過和他們之間的交往，敘述了潘的最後時刻。於伶噙著熱淚，一遍一遍地讀文章的有關段落，彷彿見到了故人的最後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贛邊九龍山區西麓的茶場裡看到潘漢年同志，是1976年春節的前一天。場部要舉辦全場各隊犯人的文藝會演，我們幾個人在大禮堂布置舞台。休息時，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舊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織圓籃，拄著手杖，從禮堂前面的小馬路走向場部商店。商店裡人很多。他站在櫃檯邊的人群后面，讓其他顧客一個一個擠到前面買東西，自己在後面等著。子弟學校的一位女教師看到他，讓他上前去買了味精、醬油、白糖、花生之類的東西。老人含笑點頭致謝。走出店門，他又向一個農村婦女買了一些雞蛋，蹣跚著走回場部職工宿舍區。這時後邊有幾個兒童追上來，使勁地喊：‘潘漢年，你買雞蛋還沒有找錢哩！’
我心頭驟然一緊，定睛打量，原來他就是潘漢年。
只見他迴轉身來，彬彬有禮地接過找回的錢，低聲道了謝。隨後，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樹後面了。
一天傍晚，場部前坪放映電影《大浪淘沙》。我看見潘老推著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婦（董慧同志）乘坐的輪椅，停在場部食堂的避風處。當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來臨時，主人公每一次鬥爭的勝利都使這兩位老人高興，董大姐還報以嘻嘻的笑聲。當‘四一二’事變後反動派屠殺革命志士的場面出現時，只見潘老仰望墾空，發出一聲長嘆。電影終場，潘老在人流的後面推著輪椅，沿著食堂至幹部宿舍的林蔭道，走到盡頭的一棟兩開間的小平房前。
22年的冤獄，使他青鋒磨盡，雖然意識到平反昭雪是勢所必然，但是，他說過，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當我利用一個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處的時候，聽說潘老病倒了，場部用救護車把他送往長沙搶救；幾天後，董大姐也去了。後來聽說，潘老患的是肝癌，於3月23日送湖南醫學院第二醫院14病室住院治療。在4月6日以前神志還很清醒，醫護人員給他念報，有時念不到十幾句，他就不叫唸了，要自己看。但他拿著報紙反覆瀏覽一下，又看不下去，臉上流露著失望的神情。因為，粉碎‘四人幫’已經5個月了，卻仍然看不到一點足以驅散他憂慮的信息。當他入院治療時，好心的同志考慮到為了不影響治療，便向他說明，襲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蕭叔安。這對病人精神上的打擊，是多麼沉重啊！4月14日19點及5分，潘漢年同志含冤逝世。經過解剖檢查，他的腹腔與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臟爛得象豆腐渣一樣了。”
讀到此處，於伶已經淚溼衣衫，泣不成聲。
他從心底對那位不相識的文章作者湧起一陣陣感激之情。
火車從長沙車站啟程，沿著湘江駛往北京。
窗外是遼闊的楚天，腳下是瀟湘大地。
車過汨羅江時，於伶忽然想到屈原。
兩千年前，那位憂國憂民的屈大夫遭到讒忌，滿懷哀傷，行吟澤畔，終於投身汨羅江的清流。
兩千年後，一位忠誠、正直、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終於在可以看得見平反昭雪之日到來的時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裡？漢年，你在哪裡？上窮碧落下黃泉，你的英靈在何處飄颺？
魂兮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