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掉的記憶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①
①本文原載《解放日報》1982年12月2日。
——懷念潘漢年
李一氓
序詩
《無題》(1978年作)
電閃雷鳴五十春,
空彈瑤瑟韻難成。
湘靈已自無消息,
何處更尋倩女魂。
此仿李商隱體,雖屬無題,實可解說:第一句指1926年漢年同志參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雖有成績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說穿了,如此而已,並無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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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當時郭沫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駐南昌。政治工作的範圍為國民革命軍的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三個軍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辦了一個八開報紙,每週一次(報紙名稱暫時記憶不起了),可是沒有適當的編輯,從南昌、武漢都找不著這樣的人。後來郭建議從上海把潘漢年同志找來。
潘到南昌接任編輯工作後,這個小報辦得很嚴肅,也很有生氣。這是一份軍隊報紙,方針是給士兵以適當的政治教育,既反對封建軍閥,也反對帝國主義,也要求團結。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勢突變,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慶,準備進上海、南京,因蔣介石叛變,半路又由安慶折回九江,時間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義的消息之後,本來政治部可以全部趕到南昌去的,但張發奎不讓去,只答應郭沫若和少數人乘搖車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這樣在政治部工作的共產黨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到。在潘無法去南昌的情況下,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領隊,我們就決定由潘負責。於是他就和我們分開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暫的幾個月中,潘漢年不僅顯露出編輯報紙的能力,更加顯露出政治活動能力。特別是在當時政治情況下,他不過20來歲,已經能夠對政治局勢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這一時期,我們結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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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義失敗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與潘漢年又見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後,一下就成為上海黨內的“活動分子”或者說是“積極分子”,特別在江蘇省委的工作範圍之內。在大革命失敗的當時,少數人叛變了,不少的人消極了;漢年同志不灰心,不喪氣,仍然積極為黨工作,今天講來,這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江蘇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軍黨代表時,黨內任南昌軍委書記,李是認識漢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據形勢,當時有必要組成一箇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根據潘在左派文化界的關係,由他來擔任第一任書記,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務後,潘發揮了他的組織才能,首先團結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合,相應地也發展了戲劇、電影工作,使黨在宣傳上有能力與國民黨反動派、國家主義派、改組派、託派、新月派、現代評論派進行鬥爭。左聯、社聯的工作,通過黨,一直髮展到北京、天津、廣州、成都……,一直髮展到許多大學,今天還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過參加左聯和社聯的活動,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與潘為了工作,經常見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漢年同志離開了文化工作的領導崗位,於是我和他有一個短暫時期互不見面。1932年,我也脫離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這時國民黨的血腥鎮壓,迫使黨中央無法在上海鞏固地領導鬥爭,而江西蘇維埃運動的武裝鬥爭日益擴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離開上海,前往瑞金。這一離開,又是漢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在上海時期,從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們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諒解,因而取得了應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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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黨中央由上海遷到江西瑞金以前,漢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後,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我與他雖處在一個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個單位工作,所以不常見面。特別是1934年上半年,我經常離開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帶,或是去雩都,臨到長征出發時我才回瑞金,與漢年見面的機會更少。
長征出發時,漢年調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們又再次共同工作。長征開始時,本來想在湖南活動一個時期,為此特別組織了一個湖南幹部營,成員都是湖南人,我當營教導員。湖南活動的目的未能達到,幹部營解散了,成員各回原單位。我又當了新組成的幹部隊(都是黨政幹部)的指導員。幹部隊成立後,證明不便於軍事行動,又解散了,我加入總政治部的行軍隊伍,編在宣傳部。於是我又同漢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他離開部隊去上海為止。
長征途中,每天在行軍、宿營以後,漢年同志還要安排一些宣傳工作,當時出一個油印的小報,有時候還根據行進情況,依照地區政治形勢,發些宣傳口號,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動。在行軍宿營時,如毛主席的宿營地距總政治部不遠,他經常會見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興見他。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恢復了軍事領導,準備組織一次有力的戰鬥,消滅當面的敵人,決心把總政治部所有幹部都派到連隊上去,激勵士氣,參加戰鬥。漢年同志首先響應,下了連隊,並對宣傳部的同志指出這是毛主席直接組織的一次戰鬥,我們大家都要不顧一切,奮勇直前,爭取勝利,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因為軍事形勢有變動,這一仗沒有打成,下連隊的幹部都又回到總政治部。關於這一段行動,我始終佩服他。他沒有當過兵,又是一個文職人員,但臨陣前那股勇氣,不亞於一個軍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現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漢年是在遵義會議後奉黨中央命令,帶著遵義會議決議,離開部隊去上海的。離開前,就連我,他也沒有告訴,我只是在總政治部少了一個宣傳部長時才覺察到的。在這方面,又可以證明漢年同志是很遵守組織原則,遵守秘密工作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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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分別後,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時,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關係,即是和劉湘的統戰關係,是在漢年同志手裡。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須首先去上海找著他,然後由他介紹,才能去成都進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詳盡地介紹了聯繫工作情況,為我完成這次任務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時局急劇變化,我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軍,大家都離開延安,又在武漢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終在皖南。他大概總是在香港、上海、重慶、延安跑來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統一戰線上,為黨做了不少艱鉅的統戰工作、調查工作、聯繫工作、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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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我在戰鬥失敗後突圍出來,輾轉到了香港,準備從香港轉上海去蘇北,向新四軍軍部報到。那時他還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黨的統戰工作。我向他們報告了皖南事變的經過,通過他們,把我的報告送到了黨中央。
在香港,我急於隻身去上海,好轉回蘇北軍部。漢年同志認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這樣,我只得在香港留下來。在香港期間,他出主意,陪我去過一次澳門,慰問葉挺同志的夫人。葉挺同志在皖南事變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責任去慰問葉夫人。在留香港期間,潘還叮囑我不要出去亂走,更不要暴露新四軍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間,也不要來往過密,以免去上海後惹麻煩。過了三個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後,他把我交給江蘇省委,然後派交通把我送到蘇北。在整個香港、上海逗留期間,他還怕我花銷不夠,給了我一定的費用。住在上海,有時他也來我住處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終於回到蘇北鹽城軍部。1955年“潘揚事件”發生後,有好多疑點,使我不大相信這個案子。他要出賣我,真不費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為我著想,是不是看在我們兩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沒有其他什麼人出問題,又是為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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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局和新四軍軍部在淮南黃花塘時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歸華東局管,潘有時也從上海到華東局報告工作,或者留在華東局一個短時期。那時饒漱石頗不安分,總想擠走陳毅同志,並且挑撥部分糊塗幹部反對陳老總。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贊成饒漱石的做法,擁護陳毅同志。這些同志後來迫不得已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反對饒漱石,支持陳毅同志。漢年同志在上海工作,與華東局和軍部內部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也捲入了這個鬥爭,支持華東局和軍部廣大幹部的正確意見。這個給中央的報告,就是漢年同志受這些同志的委託從軍部帶到延安轉到中央手中的。可見他在黨內鬥爭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則的,並且勇於支持正確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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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沒有見過漢年同志。以後一直到1955年,有時他到北京開會,遇到一起;有時我從國外回國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資格招待過我。這段時間,社交活動多,工作關係少,這就沒有什麼可記錄的了。至於他在上海任職期間,現在上海還有不少幹部、不少黨員、不少非黨人士,和他共同工作過,有過工作關係,有過私人來往,或者直接間接認識,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態度,他們當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過,就很難說什麼了。當然,他並不是什麼完人,任何缺點都沒有;在上海的工作,也並不是全無可以指責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論,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們懷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後,因為他和我是眾所周知的好朋友關係,我也受到一些嫌疑,雖然時間很短。事後甚至有負責同志追問過我,“潘漢年的事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嗎?”所以對於這個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麼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過去了。重新來回憶這段歷史,從1926年算起,我們大家都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大風暴,有時驚心動魄,有時也目眩神傷。黨的60多年的鬥爭經驗教訓,既有積極的,大部分是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消極的東西,有如病毒一樣,肯定地影響了黨的健康發展。從“潘揚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訓,總值得時時警惕,永為鑑戒,不可翻覆。
漢年同志逝世於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離騷》。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餘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捨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餘情其信芳。”
“依前聖以節中兮,。胃憑心而歷茲。濟沉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站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徵引稍煩,聊當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於北京
對潘漢年同志的片斷回憶
劉英
我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中央蘇區。
1933年6月,經過長途跋涉,我從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漢年同志比我先到,在黨中央局擔任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是洛甫(即張聞天)兼任的。他們在上海時就很熟,潘漢年負責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這方面工作的臨時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駐地在下霄區,離黨中央局很近。記得剛到瑞金不久,洛甫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今天我們要打你的土豪!那時從外面回蘇區的人,組織上都發給一筆路費,能餘下幾個錢,拿出來請客吃了,叫做“打土豪”。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幾個同志就到他們那邊去,約了十來個人,到縣城館子裡吃了。一頓,不過是熬豆腐、紅燒肉之類,卻感到是莫大的享受。這十來個人中間就有潘漢年。大家並不喊他名字,都親切地叫他小開。後來我才知道,這個雅號還是20年代他在創造社出版部時得的。他自己說是小夥計,人家則給他升格,說他是未來的老闆——小開。
那時大家都年輕,每天晚飯前後,常聚集在樹下草地上唱山歌,還愛搞點體育活動。愛打監球的,吆喝一聲就上球場去了。小開和洛甫、陳雲愛打乒乓球。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小樓裡辦公,洛甫、小開住樓上,博古、陳雲住樓下,樓下客堂間裡用方桌子拼成球檯。我去看熱鬧,他們總要喊:“劉英,來一盤。”那時生活很艱苦,但大家親密無間,精神很愉快。
漢年同志是從文化人成為革命家的。他英俊瀟灑,忠誠積極,精明能幹,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軍響應我們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派代表來蘇區談判共同反蔣抗日。漢年同志是紅軍和工農政府的全權代表。他同十九路軍的代表徐名鴻、陳公培談判了一個多月,草簽了抗日作戰協定,並作為我方駐福州代表赴閩。不久就爆發了“福建事變”。漢年同志從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這時就為黨內同志所稱道。其時我被派往福建團省委巡視工作,以後又留在那裡擔任團省委書記。漢年同志的這段經歷,是後來聽說的。
在1934年5月擴大紅軍工作中,我同漢年同志有過一次深談。
1934年4月,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揮下,廣昌戰役拚消耗打硬仗,傷亡很大。廣昌失守,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很不利。為了支援前方,擴大紅軍成為當時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調一批幹部擔任“擴紅”突擊隊隊長,到各縣去工作。我被派到于都,漢年同志被派到楊殷。在各縣任突擊隊長的還有王首道、陸定一、金維映等同志。楊殷縣是贛南的一個邊縣,為紀念1929年與彭湃一起犧牲的楊殷烈士而設。這個縣緊挨著白區,紅白交錯,來回拉鋸,情況很複雜。與根據地中心區不同,這裡黨的影響比較薄弱,群眾對我們還不大瞭解,加上國民黨特務活動很猖獗,造謠不說,還搞暗殺,殺害我紅軍家屬。所以“擴紅”的困難很大。當年負責領導“擴紅”的是李維漢同志,漢年同志到楊殷開展工作,瞭解實際情況後,就如實向他反映。說當地群眾聽說“擴紅”,不少壯了跑上山去了,還有的跑到白區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分配的“擴紅”任務很難完成。他還提出,要求邊縣象中心區一樣完成“擴紅”任務是不可行的。李維漢同志聽後,就說潘漢年右傾,把他的突擊隊長給撤了。漢年同志被撤職回瑞金,路過於都,他來看我。他很不平,對我說:“下面的實際情況不反映行嗎?反映了就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
不過這一次撤職並沒有對發揮漢年同志的才幹產生多少不利的影響。黨中央不久就作出決定,紅軍主力要撤離中央蘇區,作戰略轉移。在西征行動之前,為減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傷亡,紅軍同粵軍陳濟棠進行停戰談判。這次談判,紅軍方面的全權代表又是潘漢年同志。中央紅軍過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多少阻擋,沒有多少傷亡,同談判成功是有關係的。
我同漢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長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調到地方工作部的。這裡聚集了一批善於做群眾工作、能說會寫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漢年。男同志還有賈拓夫、吳亮平、謝唯俊、王觀瀾等,女同志有蔡暢大姐和阿金(金維映),部長是羅邁。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眾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財,發動群眾擁護紅軍。還有一項是安置傷病員,傷得比較厲害沒有辦法跟著走的,就同老鄉商量,給一筆錢,留在老鄉家裡養傷。後來又多了一項,叫做“撒種子”,就是在打土豪、發動群眾的過程中,發現積極分子,秘密發展他們入黨,讓他們在本地開展工作。
第二次佔領遵義以後,潘漢年同志忽然不見了。他當時已經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他到哪裡去了呢?過了一些時候我才知道,是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復和重建白區黨的工作,一方面設法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他化裝成商販,編在被紅軍拘捕的“雲土”商販隊裡,故意策劃他們逃跑。這樣一路上得到這些人護送,轉輾經香港到了上海。8月間,他同後來到上海的陳雲同志會合,即離滬赴莫斯科,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
潘漢年同志在長征途中消失以後再次突然出現,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長征到達陝北後,我同聞天結了婚。1936年7月,黨中央從瓦窯堡經安塞到達保安,住在保安城外東南郊的一片窯洞裡。
漢年同志這次回來,肩負著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為共產黨的聯絡人被派回國商談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達香港,七八月間先後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會晤。其時國民黨剛開過五屆二中全會,向我黨中央提出了新的國共談判的條件。國民黨代表希望潘漢年立即到陝北聽取黨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也就是對他們提出的新的談判條件的答覆。於是漢年同志即從南京趕到保安。
這時,聞天和毛主席、恩來同志等中央領導人也正在研究在國共關係新形勢下,怎樣調整對蔣介石的策略,答覆南京方面的來信。漢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們作了彙報。要說的話實在太多,當晚我們乾脆叫他住在我們的窯洞裡,在我們炕前支了一張行軍床,徹夜長談。
漢年同志彙報他在香港、南京與國民黨代表聯絡的情況,談共產國際對中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指示,具體內容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但他這次回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這可以從他來保安以後黨中央的活動明顯地看出來。
8月10日,聞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和南京談判,明確指出原來的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們就承認其統一指揮,同意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但要保證紅軍部隊和根據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會後,為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政治局委員聯名發電報給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傳達會議決定,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8月2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9月1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記得8月份開過會後,潘漢年同志即去西安,準備到南京去談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討論統一戰線和西南問題被召回來了。這樣,他又參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參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把“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變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我印象中漢年同志在這次會上作了比較重要的發言。他是剛從共產國際那邊回來的,說話有影響。但因為年代久遠,具體講了些什麼,我已經無法記起來了。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同志查閱會議記錄時看到了漢年同志的發言,其中談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覺得相當重要。他批評四中全會以來對幹部問題在幾個問題上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他說:對自群眾中產生出來的領袖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如朱德、毛澤東同志,是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群眾信服的領導。他們有很好的經驗,在國際都少有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們,應該贊助他們。他們的意見如果有某些不對的地方,應善意批評,不應藉故攻擊。漢年同志這一番話顯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對擁護毛主席的領導,進一步鞏固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是有積極意義的。
潘漢年同志是為我們黨的事業,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了大功的人。他的功勞不應該埋沒,他的智慧值得大家學習,他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對共產主義的堅貞,更要大大發揚。
好黨員潘漢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川輯,原題為《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好黨員潘漢年同志》。
張承宗
一
40年前,我在淮南根據地認識了潘漢年同志。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上海環境越加險惡。江蘇省委奉中共中央之命,將領導上海、南京和江蘇地區的地下黨領導機關,轉移到淮南根據地去。為了保護地下黨幹部的安全,培養和訓練幹部,江蘇省委和所屬工委、職委、學委、文委的領導幹部,包括一部分區級幹部都撤退到解放區。我是在1942年8月接到江蘇省委劉長勝的通知,調到根據地去的。我當時負責江蘇省委直屬委員會的工作,領導我們的是江蘇省委副書記兼社會部長劉長勝。
1942年9月,我到了淮南根據地。江蘇省委籌備在新四軍軍部附近泥沛灣的顧家圩子舉辦幹部訓練班,從上海撤退到根據地的幹部,陸續到這裡學習。江蘇省委在淮南區黨委總聯抗的附近,設立了一個交通接待站,專門接待和審查撤退的幹部。省委派石志昂、田辛和我負責接待站的工作。石志昂負責接待事務,田辛負責交通聯絡,我負責幹部審查。這個工作前後約3個月,接待了從上海撤退的幹部一百幾十人,大部分是區以上的幹部。10月,劉長勝到根據地。且互月一個傍晚,劉曉、潘漢年、王堯。山、趙先和張本等,來到根據地,當晚在淮南區黨委住宿。我在淮南區黨委和劉曉、潘漢年、王堯山等見了面。當時潘漢年用肖開的假名,這時我才認識他。第二天劉曉等去顧家圩子,潘漢年去黃花塘新四軍軍部,也就是華中局機關所在地。
潘漢年到顧家圩子幹部訓練班來過幾次,每次要住幾天。他和江蘇省委領導同志及做機要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做白區工作的,保密觀念很強,紀律很嚴格,互相間不問在敵佔區是做什麼工作的。潘漢年向大家作過兩次講話,一次是講長征的故事,一次是講白區的鬥爭,大家都感到他革命鬥爭經驗豐富,講話有條理,娓娓動聽,特別是他熟悉敵偽和國民黨的情況,瞭解社會各方面的動態,同敵偽、國民黨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包括公開談判和隱蔽鬥爭,都很有辦法。他講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隱蔽自己,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工作經驗。
有的做交通工作的同志,把劉曉、潘漢年等來根據地的交通路線和利用汪偽方面的關係,在少數同志之間傳了開來。把劉曉、潘漢年等利用在汪偽鎮江站某某的關係,掩護他們在鎮江過夜,設法護送過江,由儀徵進入我儀揚邊區轉到淮南區黨委的經過都說了。還說潘漢年神通廣大。後來我們嚴肅地對有關的交通工作同志指出,這是自由主義、小廣播,是違反組織紀律的,會對黨造成損失,很快就加以制止,以後在整風中也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潘漢年在領導上海、香港等地的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方面,曾作出過很多的貢獻。
1943年三四月間,江蘇省委舉辦的幹部訓練班結束,華中局成立城工部,領導華中地區敵佔區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蘇省委所屬上海、南京等地區的城市工作。同時成立華中局聯絡部,由潘漢年任部長,徐雪寒任副部長,負責華中地區,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帶敵占城市的對敵隱蔽鬥爭。華中局城工部設在大王莊新四軍政治部所在地,華中局聯絡部設在附近小王莊。潘漢年就在聯絡部辦公,他的愛人董慧和小王(沈月箴,化名王靜嫻)也在那裡。兩個部的工作雖然都是做敵佔區工作的,但組織上嚴格分開,只是領導上互有聯繫,各有分工,又有配合,機關幹部和所屬單位都互不相關。根據聯絡部工作需要,江蘇省委曾經調張子良、蔣建忠兩位工人黨員給聯絡部當交通。城工部成立後,又繼續調張徵秉(學生黨員)、徐誠(徐百輝,工人黨員)、何牽(職員黨員)三同志給聯絡部當交通員。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據地之間,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來往送材料、帶幹部,從未出過差錯,安全準確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以後潘漢年去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抗日戰爭勝利後又重回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工作。日本投降前夕,由於華中局聯絡部派幹部進行策反工作的結果,偽軍鍾劍魂率部起義投誠。
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後期,潘漢年在香港領導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仍領導上海原來所屬的系統。上海地下黨也互相配合,並得到他的幫助。中央決定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保護和撤退各民主黨派、各界知名人士後,上海地下黨曾配合潘漢年,動員和保護在上海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先到香港,然後由潘漢年在港組織他們秘密離開香港,轉到東北、華北解放區。他們衝破重重障礙,分批乘船前去,有的船經過韓國口岸,最後都安全到達,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這是潘漢年在歷史上一個突出的功績。解放前夕,潘漢年又組織了“兩航”(指國民黨的中央、中國航空公司)起義,爭取一批國民黨軍政人員保護機關檔案和工廠企業資材,聽候我方接管。並和上海地下黨配合,對工商界、文化界人士,進行了長期的統戰工作,爭取這些人留在上海,有的人還被爭取從香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二
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同志是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長、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第一任市委統戰部部長。他積極協助陳毅等同志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領導上海人民,進行接管,恢復秩序,反對美蔣封鎖,恢復和發展生產,改造舊上海,團結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和民族資產階級,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作出了很多貢獻。
1950年下半年,市人民政府在總結一年多接管城市和恢復生產的工作時指出:市政府接收工作順利完成任務,表現在貫徹中央指示,不打亂財政經濟機構,沒有發生混亂現象;迅速地完成安定社會秩序的工作,對應該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及時作了處理;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努力,比較有成績;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組織廣大群眾進行反封鎖反轟炸,取得了勝利;穩定市場,逐步克服財政經濟困難,開展市政建設等工作。這些成績的取得,是黨中央正確領導的結果,是人民解放軍、廣大人民和愛國人士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潘漢年協助陳毅,從上海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決貫徹中央政策方針,以工人、青年、婦女等組織為基礎,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結果。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是解放後城市管理的正確方針。上海貫徹了把消費性城市轉變為生產性城市的方針,作出了成績。1952年3月,潘漢年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改造舊上海為新上海,必須思想上明確以生產為中心,一切為生產服務。在公私關係上,要有利於國計民生,加工定貨、公私合營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好方法。一切為了生產,一面保障私營工商業有利可圖,一面又要保障工人生活。還指出,新民主主義不是永遠不變的,是過渡的,當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社會主義,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在保衛上海城市方面,潘漢年強調軍事防空,要大家在政治、軍事上提高認識,建設防空系統,確保上海工業基地。上海工人多,每個大樓、每個工廠都應成為戰鬥堡壘,有信心、有把握地奪取反封鎖、反轟炸的勝利。今天回憶起來,建設上海,確實是很不容易的。是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共同艱苦奮鬥得來的。有些革命前輩還為保衛和建設上海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潘漢年很關心工人生活。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不久,在市委領導下,就決定為工人逐步解決住房問題。當時,我在華東紡織管理局工作,曾經到所屬工廠宿舍和梅芳裡等工人住宅區進行調查,向市委、市政府彙報。第一個工人新村—一曹楊新村建成了,一些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首批搬進了這個工人新村。黨和政府是關心人民生活的,潘漢年也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表現了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高貴品質。
潘漢年在任市委統戰部長工作期間,協助陳毅,團結黨外人士,打開了解放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局面。許多和潘漢年比較熟悉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都反映他能團結、教育黨外人士,謙虛坦率,肝膽相照。他對黨外的副市長盛丕華、金仲華,非常尊重,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很多解放後第一批參加民主黨派的非黨人士,都是和潘漢年同志商量,得到啟發和幫助以後才參加的。他教育黨員幹部要幫助民主黨派開展工作,黨和青年團組織要挑選一批黨團員參加民主黨派,幫助開展民主黨派工作,各級黨委和統戰部門應加強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領導。這些都是正確的,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在五反運動中,潘漢年擔任增產節約委員會主任,他反對片面追求退賠數字,強調要實事求是,使運動發展比較健康,而又穩步地達到了預期目的。潘漢年反對黨內幹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例如認為“解放了,統戰工作不重要了”,“民主黨派可以消滅了”,以及怕麻煩,要強制改造等錯誤思想。他要求黨員幹部大膽放手,充分發揚民主,有事同黨外人士商量。他認為發展統一戰線,才能完成黨和國家的各項任務。
潘漢年堅決貫徹中央和市委的決定,負責籌備並建立了第一屆上海市、區的政治協商會議和上海市、區的人民代表會議。他重視發揮人代會和協商會議各自的作用,要求各級黨委領導好人代會和協商會議的工作。他曾指出當時市政協協商問題的面不夠廣,只限於勞資問題,其他文教、市政建設等問題,缺乏協商。他提出各級黨委要建立和健全各級統戰機構,大的工廠黨委設統戰部,有基礎的支部設統戰委員,應該依靠全黨推動統戰工作。統戰部門要做好黨的助手,認真貫徹執行黨的統戰政策,團結黨外人士。這些對於今天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仍然是有用的經驗。
潘漢年長期受黨的教育,參加過延安整風。他能保持黨的優良傳統,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就在我黨接管上海,實現社會安定,財政經濟恢復,反對美蔣封鎖取得巨大成績的時候,上海黨組織進行了第一次整風。在整風過程中,潘漢年在總結上海一年多來取得的成績時,也檢查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分析了產生這些缺點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辦法。他公開進行自我批評,指出我們缺乏為人民服務的高度自覺的責任心,在各方面貫徹統戰思想做得不夠,領導上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命令主義。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以功臣自居、驕傲自滿、脫離群眾以及主觀主義。在反對官僚主義鬥爭中,潘漢年主張要與日常工作結合起來,不搞運動,不能用三反五反的辦法。這種精神是實事求是的。
潘漢年這樣一個好黨員、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為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竟在1955年蒙受這樣大的冤屈,直到1982年才徹底平反,不能不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嚴重的教訓。
有一位因潘案無辜受牽連的同志說了這樣幾句話:“多年沉冤一朝雪,滿座歡笑兩眶淚。留得餘生有餘力,應是分光發分熱。”這是我們懷念潘漢年和對他的錯案得到平反昭雪的共同感受。
1982年9月26日
懷潘漢年同志(詩)①
①本文原載《解放日報》1983年2月27日。
於伶
黨中央為潘漢年同志27年的冤案平反昭雪,群情振奮,生死同感!漢年一生為黨工作的豐功偉績,我們之間的早年交往與工作關係,我是千言萬語抒寫不全的。我這曾被誣為“內奸同夥”而受株連的倖存者,自愧才短,有負故人。病中作俚句懷念,感謝黨的恩情。情意難盡,工拙未及計了。對敵偽隱蔽鬥爭的特殊貢獻,難於入詩亦不宜寫者,從略。
1982年10月於醫院
聞耗
風華一代憶潘公,又道湘靈上碧空!①
①1979年四屆文代會中,偶步西苑路邊。遇一同志低語:漢年、董慧死於湘南勞改地洣水。我木然,不知如何走回住地“國務院一招”的了。
從此荊溪魂與夢,蜜桃枉自陸陵紅。①
①辛亥前,宜興、荊溪二縣合署。我倆同屬荊溪。潘家陸陵盛產水蜜桃。我曾有散文《陸陵桃》。1927年大革命前後、陸陵一個村莊,我所知者即有中共黨團員十多人。
身世
有祖高魁父秀才,清貧破落蘊奇才。①
①潘家兩代有“功名”,而家境破落。兄弟多。他行三。
凌霞奮起彭城厄,民瘼編來志壯哉。①
①漢年為官林凌霞學堂高材生。考入和橋彭城中學,外婆借債資助,仍中途輟學。在學時愛好文學戲劇,編演民生疾苦的戲劇,為窮人鳴不平。
創造社·文委
青年編輯《小朋友》,水番三郎唱《幻洲》。①
①漢年19歲參加中華書局《小朋友》編輯,1925年入黨,參加“創造社”,編《洪水》、《A11》、《幻洲》等刊。曾用水番三郎等筆名,嬉笑怒罵,殊鮮明尖銳。
羽檄文壇興隊伍,①小開為
①21歲任南昌、武漢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編軍報。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黨組織決定由他率領部分同志回滬,後任黨中央文委書記。
黨力綢繆。①
①同志們在當面與背後都愛稱他小開。
左聯功績
縱橫捭闔建奇功,①藝苑同尊魯迅翁。
①團結魯迅組織左翼作家聯盟。潘任左翼文化總同盟黨組書記。
筆陣戎行雙勝利,①“左聯”燁燁戰旗紅。
①紅軍軍事與革命文化反“圍剿”的勝利。
衛黨·蘇區
衛黨除奸泣鬼神,①瑞金轉戰一
①任上海黨中央保衛部門領導工作兩年餘。在恩來同志指揮下,勝利肅清大叛徒顧順章等等敵特的隱患,智勇險絕!
雄兵。①
①隨中央進入蘇區,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
出使閩粵功行就,惱恨王明路線傾。①
①代表中央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到福建廣東,談判共同抗日協定;因王明錯誤路線干擾,功敗垂成。
遵義、港、滬
遵義會中膺重任,銜枚杯壁越青冥。①
①遵義會議後,黨派他帶著中央密件,到上海與海外進行聯繫。他化裝港商,編入被紅軍拘捕的“雲土”(鴉片)商販隊中,有意領導彼等脫逃。彼等對他感佩禮遇,一路護行,歷關隘,經黔桂湘粵四省,安全到達港滬。
潘郎智勇忠良膽,呼應白區宋慶齡。①
①在上海聯繫宋慶齡以及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籌組救國會。並恢復一部分地下黨的聯繫,使長征紅軍得聲援呼應。漢年此次隻身冒險,完成任務。
在莫斯科
繞道間關抵莫京,報知國際黨中情。①
①化名日本人水含三郎到莫斯科,向我黨駐第三國際代表團彙報黨情。
宣言抗日昭天下,迫得刁頑俯首驚。①
①黨的《八一宣言》公佈後,他參加黨的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開始接觸談判。
回上海
受命飄然臨上海,嘈嘈口號論紛紜。①
①1936年,漢年被派回上海時,正當文藝界兩個口號論爭。他了解情況,整頓文藝隊伍,並著手恢復1935年春黨遭到大破壞之後的各種組織,建立秘密電台等。
諄諄轉授中央意,夜半傾談沙利文。①
①曾約夏衍和我在沙利文咖啡館作長談。這之前,陝北派來上海的李強同志,由蔡叔厚同志掩護購買電訊器材。夏衍、蔡叔厚與李強坐舢板船夜遊黃浦江。夏衍彙報1935年春失去黨的聯繫以來的文化界幹部與黨員的苦境。
進南京
西安事變震人心!狼狽南京宋氏閽。①
①宋子文、宋美齡等。
為促全民同抗日,飛車且闖堯化門。①
①宋氏兄妹急派張衝其人輾轉找我黨代表商談。漢年經中央指示去南京談判。他考慮:如約到南京下關車站,可能會遭到接受日本方面情報的何應欽等的毒手,決定到堯化門小站即下車。進城住宋子文家,商定由二宋與端納同往西安。並以黨代表身份直接與陳立夫、陳果夫見面。西安事變後,黨派恩來同志與漢年等任兩黨談判的我方正式代表。後李克農與潘先後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七七”、“八一三”抗戰中,潘在上海公開活動,起了極大作用。
港滬出沒
孤島情形日日危,奔波為黨險如夷!
璇宮劇院尋消息,秘密傳書第第斯。①
①上海淪為“孤島”。漢年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離滬之後,他才與夏衍去香港。1939年秋,汪偽傀儡登場,上海敵特猖狂。某晚,劇社女演員藍蘭到漩宮劇院,向我耳語:接到小開電話,約我到“DDS”(第第斯)咖啡店見面。他說:報上有上海劇藝社的演出廣告,這是黨未遭大破壞,你未被波及的信號窗口。給了我密件,只說往上交。我託文委書記孫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後他每次潛來,先要我上交信件,通過我與省委書記劉曉、宣傳部長沙文漢、八路軍辦事處劉少文同志等約時約地見面。
事變安排
皖南烽火敵猖狂,相對針鋒鬥虎狼。
為勝一籌籌久遠,辣斐三友計周詳。①
①皖南事變發生,省委報經長江局指示應變。漢年從港來作配合。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園劇場約我到“蓋世宮”(今淮海大樓樓下當時的小咖啡館)見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間,他和劉曉同志來。談了以後,又換了更安全的地方.約了更多的負責同志商議了各種妥善對策與措施。
千秋功
敵壘森森步從容,出生入死立千功。
倖存嗟哦羞才短,咄咄無端夢寐中。①
①此後,漢年同志在香港活動。太平洋戰後在上海與群魔鬥法,為黨的利益作驚人的成功的殊死戰。掩護省委全體幹部與重要文件以及其他許多重要人員安全撤退到淮南總部。參加延安整風與黨的七大。日本投降後從延安到東北。再來上海,在思南路周公館和我再次見面,託我辦事。在香港安排三四百位著名人士進根據地與北京。後又從香港經北京奔丹陽,隨軍進駐上海。顯赫功績,不能盡述。
感謝黨恩
春暉盡沐慶三中!劉霍潘公冤雪同。①
①劉瞿,指少奇和秋白同志。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戰士“覆盆”廿七載①
①本文原載《文匯報》1982年12月31日。“覆盆”,比喻沉冤莫白。
——紀念潘漢年同志
許滌新
一
我知道潘漢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廈門大學,因為那時由他主編的《幻洲》,雖只出版幾期就被封閉,但對於當時追求光明的青年頗有影響。記得《幻洲》的創刊號,還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這樣,我就不僅讀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認識他的相貌了。
我和漢年同志第一次見面,是在1938年武漢的《新華日報》編輯部。他是同剛剛從巴黎回國的陳往天同志(那年夏間,陳就在日寇飛機轟炸下死於非命)一道來的。除了潘梓年之外,當時在編輯部工作的華崗、章漢夫、何雲(抗戰後期在華北負責《新華日報》華北版,在突圍時光榮犧牲)和我,都參加接待。座談抗戰形勢和國際形勢。他們兩人看見我們的辦公桌上稿子堆積如山,談了個把鐘頭,就告辭了。
大約是1939年的秋天,漢年奉黨中央之命,從延安經重慶要到上海去。章漢夫同志約我一道去見他。那時他住在重慶上大梁子青年會的旅館裡。那次談得相當長,幾乎談了整個下午。從延安的同志們對於《新華日報》的評價談起,一直談到王明的一些問題。漢年談得最多,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話雖多,但是生動而尖銳。在這次談話中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堅持原則而又相當靈活的人。
二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幾位同志離開重慶到上海來。那時中共代表團設在南京;為了要在上海展開統戰工作和宣傳活動,因此,在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號設立一個機構,對外稱為“周公館”,實際是中共代表團的上海據點,恩來、董老、鄧大姐和李維漢幾位領導同志,每週輪流到上海來主持工作。在代表團之下,設立一個辦事機構,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簡稱“上海工委”),書記是華崗同志,參加委員會的有劉寧一、章漢夫、潘梓年、夏衍、喬冠華和我幾個人。“上海工委”的名義並不公開,而參加“工委”的同志則以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的名義公開活動。由劉曉同志負責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沒有同“上海工委”公開接觸。但是,漢年同志卻經常來參加我們的會議。不過,他來時總是在黃昏以後,這證明他的工作使他還不能公開到“周公館”來。在我同他接觸中,他對於時局的分析,對於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當深刻,而且消息特別靈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時,有了“小開”的代號;到此時,我們也叫他“小開”,這是為了保密的緣故。
那年秋冬之交,國民黨軍隊佔領了張家口和安東(丹東),政局惡化,日益嚴重。為了做好準備,周恩來同志除了忙於招待中外記者和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之外,還忙於安排“上海工委”同志的工作。我和漢夫、胡繩、乃超、默涵、冠華等幾個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傳和統戰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區;還有一部分同志則在董老的領導下,堅持到最後一天。有一天夜裡,漢年到“周公館”找恩來同志,談了很久,當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麼地方去呢?為了保密,那是不能問的。因為長期在白區工作,估計他會留在上海。但我的這個估計是錯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達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幾天,就在跑馬地的走道上碰見漢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總是戴著禮帽走路。但是,漢年卻從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對他說:“你不戴帽子,特務一下就會把你認出來。”他卻說:“香港同上海的習慣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沒有什麼事情。”短短几句話,使我覺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隨機應變的。
漢年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裡,為黨從事情報工作。在這方面,他的成績是卓絕的,幾乎達到使人“拍案驚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後他的主要職務還是搞情報,但同時也兼搞一些上層統戰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銀號老闆。這一點對於他的活動和掩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948年初,黨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區一樣,也在進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對漢年提了意見,說他“西裝革履,不像一個共產黨員”。在香港搞上層活動,如果不是“西裝革履”,那怎麼行呢?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漢年的岳父是銀行老闆,如果知道,他可能還會加上一句“出入大老闆之門,成為資本家的孝子賢孫”。據我所知,漢年是沒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為他的妻家搞什麼好處的。
劉鄧大軍在1947年6月強渡黃河,向大別山進軍,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使整個中國,整個世界不能不發生難以形容的震動。敏感的香港社會,當然震動得更加厲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沈鈞儒等在港召開會議,決定重建“民盟”的領導機關,並恢復活動(因為“民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領導機關,在蔣介石的壓力之下,已經渙散)。同月,國民黨的民主派李濟深等也在港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它們都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時局的主張,發表宣言,主張聯合中共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反對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不久,我黨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口號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顯然應歸功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而黨的工作和漢年同志的活動,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從1948年秋起,在港的黨組織奉中央之命,有計劃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區。這是一項艱鉅的政治任務,既要得到各位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同意,又要保證他們在離港時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據我的記憶,主要負責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聯繫的是漢年和方方兩同志(記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經到廣東內地搞武裝鬥爭了)。章漢夫和連貫兩同志為了陪送幾位老先生,先後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來越少,工作更加緊張。在這裡,漢年同志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別出色。
1949年4月間,大軍勝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個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國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漢年在九龍彌敦道方方同志住處開完了會之後,一道乘輪渡到香港。我們坐在一個無人注意的角落裡,他問我:“全國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麼地方工作?”我說:“由中央決定吧。”他說:“你已經幹了這麼多年的工商界統戰工作。上海是民族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我看,你還是到上海工作為宜。”在此以前,劉曉同志到香港時,也曾向我談這件事,但是,我一向並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經漢年這一說,我就不得不考慮起來了。幾天之後,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裡,老方把中央的電報給我看。電報的內容是要漢年、夏衍和滌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務。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訊一到香港,我們就在英皇道的“哥羅士打”八樓舉行招待各界的慶祝會。這是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公開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規模盛大的會。還未離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國記者都出席了。這是一次空前的盛會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來賓。記得漢年也在這裡露面,但他站在一個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幾位熟人談話。
大約是在慶祝南京解放的酒會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漢年、夏衍兩同志和老夏的女兒“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開赴天津的“東方號”。我們乘的這艘“東方號”裝滿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只有胡瑞梁(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夫婦和兩位華僑姑娘。一個可以眺望天際的寬敞餐廳,在吃了飯之後,只有我們三人在談天。從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個晝夜。由於空閒,自然就海闊天空地談起來了。談話的主角當然是漢年。談些什麼呢?內容現在是回憶不起來了,只能寫下一些題目,例如上海地下時期的反特鬥爭;長征途上的見聞;30年代對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上的反圍剿,等等。
我們大約是在5月5日從天津到達北京的。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同志先後接見我們,負責對我們安排工作的是周恩來同志。那時,恩來同志住在中南海的頤年堂側面的房子裡(後來毛澤東同志進城後,恩來同志才搬住西華廳)。他就是在頤年堂同我們三個人談話的。他告訴我們:“上海現在已經被我軍包圍了。你們的任務就是趕到丹陽,向華東局報到,跟部隊進入上海。黃浦江上還有外國人,特別是美國軍艦。進入上海之後,要作最困難的準備,準備美帝的軍艦開炮,準備水電都被破壞,準備各種可能發生的混亂。你們都要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但是,有前敵黨委和華東局的領導,有上海地下黨的群眾工作的配合,困難是能夠克服下去的。”關於工作,恩來同志對漢年說:“你要當好陳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咬給老夏的任務是搞好宣傳和文化界的統戰工作;交給我的任務是幫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工作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
四
進入上海之後,漢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長。不久,提為第三書記。陳總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漢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剛剛解放的幾個月,重點是幫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工作重點就在上海了。我那時是上海市委委員,並先後擔任市委統戰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財委和市府秘書長等職務,而這些工作都是由漢年同志把關的。從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調離上海的3年4個月間,因為工作關係,同漢年幾乎天天見面。在這期間,漢年有幾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懷的。
進入上海之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是一個重要問題。有些同志怕受資產階級影響而不敢同他們來往。陳總在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遠矚的。解放後一個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國銀行的四樓會議室開會。他同漢年都做了長篇發言,用愛國主義去教育出席會議的人們。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去啟發他們。當時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沒有見到共產黨,是抱著一種恐懼的心理來開會的,聽到這些入情入理的報告之後,情緒逐步穩定了。一些在香港觀望的人物,也逐漸回來了。劉鴻生老先生就是在這個時候從香港回來的。鴻老一回到上海,漢年就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六七月間,幾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請陳總和市政府幾位負責人吃飯。有幾位同志主張不去,理由是吃資本家的飯,怕在政治上劃不清界限,犯政治錯誤。陳總笑著說:“你們不怕帝國主義,不怕國民黨蔣介石,卻伯起民族資產階級來了,真是怪事!”漢年支持了陳總的意見。吃那餐飯,我也參加了。實際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時已經參加了統戰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漢年經常對我說:“要同資本家搞好統戰工作,首先是要同他們接觸,是要同他們交朋友,是要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正確的和錯誤的。如果彼此隔得遠遠,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統戰工作從何做起呢?當然,政治立場是要站得穩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統戰工作,是得到陳總的親切領導,也得到漢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樣,在打擊了投機倒把,在財政經濟實現了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之後,物價穩定下來了。國民黨反動政權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虛假購買力,也驟然消失了。為了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中央財委在1950年4月間召開7大城市的工商局長會議。上海市委接到中財委的電報時,進行了討論,漢年同志提出一個意見,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參加才好,因為他們對市場困難的情況,會比我們的幹部更加了解,這樣,他提出要副市長盛丕華老先生也出席。陳總和劉曉同志都同意這一意見,並向中財委提出這個建議。陳雲同志批准這個意見。這麼一來,天津的副市長周叔弢老先生也參加了,連在北京的陳叔通和黃炎培等與工商界有密切聯繫的人士,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不僅因為擴大了加工定貨而解決了工商界的困難,而且成為我們黨團結守法工商業者,擴大對工商界統一戰線的會議。這一點漢年同志是有貢獻的。
上海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在1952年進行了“五反”鬥爭。陳毅同志在市委的會議上提出“兩路分兵”的主張,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中,進行交代,互相揭發,而工人群眾則在廠裡背靠背地對資本家進行揭發。至於其餘的資本家則在工廠商店中,由工人群眾面對面地進行揭發。中央批准了陳毅同志的這一主張。集中在上海市政協的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共303戶,大中小資本家都有,而以大資本家為主。這個戰場是由陳毅同志親自指揮的。他指定漢年和我參加這一工作。漢年幫助陳總掌握形勢,而具體工作則由我出面,陳總交給我們的方針是:“對資本家的五毒問題,馬馬虎虎是不行的,必須清查清楚。但是,決不能不擇手段,亂幹一通,這就要切切實實掌握黨的政策。在這三百多個資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殺,那就證明我們的工作失敗。”漢年對這個問題體會得很深,他說:“這三百多個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到市政協來交代,結果如何,就要看我們能否把鬥爭與團結結合起來。”我在現場工作,漢年每天總是來電話詢查情況。在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有兩個資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甚至全身在發抖。有的同志說,他們可能是害了病。我不放心,打電話給漢年,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這兩個人的發抖決不是傷風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這個問題。事實證明,經過開導之後,他們鬆了一口氣,把口袋裡準備自殺的安眠藥交出來了。我們把此事向陳總彙報,陳總說:“還要提防第三個準備自殺的人出現,關鍵就是貫徹黨的統戰政策。”運動進入後期的時候,如何執行黨中央關於處理五類工商戶的原則的問題,有幾位同志認為應以“退賠”數字做標準。陳總批評了這種意見,認為這種看法並不符合黨的政策;資本大,加工定貨的數量大,“退賠”的數字自然大,這個退賠數字必須同加工訂貨的數量去聯繫,還要看他們對運動的態度,否則,這303戶中的大多數人,都要成為完全違法戶和基本違法戶了。漢年同志在這問題上是明確地堅決地支持陳總的意見的。這樣,303戶中有幾個“退賠”超過1000萬甚至4000、5000萬元的資本家,定為基本守法戶。當漢年同志代表市政府在會議上宣佈這幾個大資本家是基本守法戶的時候,他們在驚愕中高興得要發狂了。
是不是漢年同志在執行黨的統戰政策時,只有團結而沒有鬥爭呢?不,不是的。對於極少數敵視共產黨、敵視人民政府的人物,對於那些投機倒把,抗拒加工定貨,甚至把假藥賣給人民志願軍後勤機關的壞蛋,漢年同志是堅決鬥爭以至繩之以法(如對王康年的處決)的。總而言之,漢年同志在上海,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正確地執行了黨的統戰政策的。
五
漢年同志被打成“內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點也沒有覺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參加了訪蘇友好代表團到蘇聯訪問,5月中旬我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到北京。當火車進站的時候,突然聽到廣播說潘漢年是“內奸”。當時,我真不相信我的聽覺!難道這是真的嗎?難道這位為黨為革命出生入死,奮鬥數十年的老黨員,竟然是一個“內奸”嗎?象這樣一個瞭解地下組織情況的“內奸”,為什麼不在那時(特別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間)把地下組織和黨的同志,出賣給敵人呢?這個疙瘩,多少年來,我是沒法解開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所謂“潘漢年案件”,做了認真的複審,否定了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黨中央正式發出了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漢年同志,27年來,潑在你身上的血汙,黨中央已經為你洗滌乾淨了。你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的業績,終於為黨和人民所肯定了。歷史是不會忘記你的。安息吧!漢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溝宿舍
許滌新與潘漢年的交往
方卓芬
滌新和潘漢年相識是在1938年的武漢。以後在重慶、上海、香港,都有接觸。1949年,中央要在香港的潘漢年、夏衍、滌新一起到北京,商量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從此,他們相處的日子就更多了。
滌新對潘漢年十分敬仰。1982年,黨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之時,他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寫下了《戰士“覆盆”二十七載——一紀念潘漢年同志》一文,以飽蘸感情之筆,寫下了他們交往的全過程。滌新生前,曾多次向我稱頌潘漢年的才能、品德,講他看問題看得很遠,革命經驗豐富。1950年4月,中財委召開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討論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問題。當時滌新是上海市工商局長。潘漢年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建議工商界代表也參加。後來中央同意了這一意見,上海由副市長盛丕華參加。這個會既解決了工商界困難,又擴大了工商界統一戰線。滌新生前幾次回憶往事時,十分稱道潘漢年這一建議所起的作用。
還有一件事,也是滌新多次對我講的。那是1954年3月,中央決定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先對私營企業進行調查摸底,組織調查小組到工商業集中的上海進行調查。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統戰部、重工業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交通部、商業部等抽調200名幹部參加。滌新和沙千里分別擔任正、副組長。當時滌新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中財委成立第六辦公室時,他任主任。調查組到上海調查了四五個月。回到北京後,潘漢年曾給滌新打過長途電話,說:“我有個意見,是不是留幾家大廠,不要全部吃掉。無論從加工訂貨也好,對國際影響也好,留少數幾家很必要。”滌新當時很為難地回答道:“這是中央已經決定了的。”潘漢年說:“那你向中央反映反映。”回想起來,潘漢年的意見很有道理。此後在總結企業合營的經驗時,都感到我們搞企業合營走得太快了。潘漢年看問題很有遠見。滌新對潘漢年當時的提醒和建議,一直念念不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討論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形式時,滌新還講到潘漢年的見解很有道理。
潘漢年關心朋友,關心同志。他對滌新的關心,我有切身體會。只舉1952年滌新煤氣中毒這件事。那是1952年的元旦,滌新因幾天來十分疲勞,午飯後準備洗個澡。天氣冷,他用木炭在浴室裡生了個小爐子。誰知煤氣中毒,昏倒在浴室地上。當時,楊叔銘來找滌新談工作。我們在客廳等了一個多小時,不見他出來,敲門沒回聲。我們急了。連忙設法把門撬開,並立即聯繫送華東醫院。潘漢年知道後,十分焦急,急忙趕到我們住的宿舍來探望,問長問短,直到他知道滌新到醫院後已經清醒過來,才放心地回去。
滌新對潘漢年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2月8日,滌新因肺癌離開了人間。2月9日,我的次子和女婿去北京醫院收拾他的用品,從床頭櫃中撿出他寫過的幾頁紙,字跡歪歪斜斜,有一頁寫著:《憶漢年》。我們辨認了好久才看清楚。他寫道:“長期與魔鬼打交道,履如夷,志益堅,貢獻可以比金石,誰料含冤27年。1988年2月在北京醫院。”這是滌新懷念潘漢年的心聲。滌新在生命的最後的日子裡,還在追思長期受冤屈的潘漢年,對潘漢年的功績、貢獻,表達了他無比崇敬的心情。
(馬福龍、沈憶琴、李小蘇整理)
潘漢年和董慧
趙先
初識潘漢年,是在抗戰爆發前夕,當時他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在馮雪峰陪同下,他和劉曉來到我的家裡。他當時30多歲,已是久經戰鬥、革命經驗豐富的人了。他那時從延安回來還不久,風塵僕僕,紫紅色的臉,不象人們常說的“白面書生”的文化人,鼻樑上有幾點淺淺的天花痕跡,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裝。潘、馮、劉和我愛人王堯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為商量工作的交接問題,哪些人和事由辦事處管,哪些應劃交上海地下黨管,還有從獄中釋放出來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應介紹去延安或大後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健談而活潑的人,沒有一般老資格黨員的那種嚴謹的神情。
1942年7月,中央指示上海領導機關撤退到新四軍地區去。行前,劉曉對王堯山說:“小開(潘漢年別名)也要撤退,他那裡的交通線很安全。”不久,約11月初,劉曉通知王堯山和我,晚飯後到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館集中。我們如約到旅館後,劉曉已開了兩個房間,不多一會,張本也拎了只皮箱來了。次日黎明,我們四人分乘兩輛三輪車到廣東路一家商號,店堂裡不見有什麼貨物,象是做轉手生意,上海人稱之為“申莊”的地方。天未大亮,電燈還亮著,由兩個商人模樣的人招待我們,說小開就要來的。不一會潘從店堂後面出來,似乎住在商號裡過夜的,穿著一身時髦而合身的西裝,外加秋季大衣,派頭很大,儼然是個洋派經理的樣子。他胖了些,也老了些,已不是五年前的樣子了。我驚奇他怎會改變得這樣快,幾乎使我難以辨認了。
談話間,已經有人叫來了兩輛出租汽車,直駛北火車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給送行的商人代辦託運手續。另一個穿長衫的商人模樣的人把我們引進餐室。早餐後,乘上二等車廂去鎮江。二等車廂很整潔,除我們五人外,全都空著,座位間的小桌上還有插著鮮花的小花瓶。沿途經過大站時,有幾個腰佩指揮刀的日本軍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車。這樣闊綽的旅行,是我生平第一次,比起兩個月前我和劉曉、劉長勝去南京時,擠在做單幫生意的人一起,給日本憲兵推推撞撞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別。
車到鎮江時,有穿西裝和長衫的兩個人到車站接我們。到金山飯店後,堯山頗有點緊張地告訴我,說那個穿西裝的現在是鎮江特工站負責人,他就是中央通報過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時被捕叛變,要我當心。到鎮江的第二天,潘告訴大家,有個任偽方軍官的人要請我們吃飯,劉曉對是否應邀,有些猶豫,面有難色。潘說:“某某等人對國民黨是很恨的,他們在嚴刑下被迫叛變,也明知跟汪精衛走沒有前途,想為共產黨效力,取得黨的寬大。我在某某前只說你們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軍去做生意的。”這樣,劉曉就同意去吃飯,我們則看劉曉的臉色行事,一起去了。漢年為了勸大家去吃飯,費了不少口舌,他還怕劉曉會擔心花錢,特別說明這次費用都由對方開支。當時他說服我們這些不習慣用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態,至今想來還是十分感人的。酒菜館離金山飯店不遠,當我們跟著潘到酒菜館二樓時,這個偽軍官已等候在那裡,他身穿偽軍裝,態度拘謹。席間我充當的角色是王太太,張本是張小姐。談話內容始終是我們到達鎮江後第一天下午遊覽金山寺,以及飯後將要去的竹林寺,有關政局的問題一句也未涉及。飯後即由穿西裝的特工人員帶我們去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我們乘上一隻去儀徵的機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幾個年輕的偽軍。從這些偽軍的和氣態度來猜想,他們是當時鎮江特工站負責人派來的。下午,到了儀徵縣城,住在一個很簡陋的客棧裡。儀徵在敵偽時期是很蕭條的,街上行人稀少。次日天矇矇亮,這個特工人員改穿了中裝短衫,帶來幾個青年挑夫,到客棧挑著行李,陪同我們離開客棧。到城門口,只見城門還緊閉著,特工人員和守門的偽軍交涉後,開了城門讓我們一行十幾人(連幾個挑夫在內)出城。剛走出幾步,城牆上的偽軍就高聲喊叫“站住!”大家停下來,轉身抬頭看城牆上的偽軍,潘對偽軍大聲喊道:“和你們上面講過了,還不知道嗎?混蛋!”經這一訓,偽軍只得放下端著的步槍,不響了。潘的這一喊話,確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廣大。大家繼續在泥土公路上前進,走了十幾華里,向著一條小岔路上走,走不多遠,迎面一排小山崗,兩個小男孩探出頭來叫“站住,不準動!”我們都一齊停步,服從命令,只派一個人上去講話。看著這兩個威嚴而又認真得可笑的孩子,大家都會心地微笑。潘上去對小孩說:你們羅炳輝師長的客人到了。於是他們同意我們爬上小山崗,另外兩個孩子奔向村莊報信去了。我們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個村莊,休息以後,由鄉長招待吃了午飯。飯後特工人員帶著挑夫匆匆忙忙轉回去了。
我們一行由鄉長和兩個農民挑著行李去找區公所。路上劉曉一直在和鄉長談話,我們緊跟著走。走著走著,我發現潘掉隊了,在後面步履艱難的樣子,我停下來等他,他說:“真糟!皮鞋把腳磨出了血泡。”於是我陪著他慢慢地走,凡有岔道的地方,堯山在等著,指引方向。到一個小鎮,找到了區公所,已是夕陽西下了。區公所鐵將軍把門,吃了個閉門羹。鄉長把我們帶到一處小飯鋪裡,要我們第二天再去找區公所,他就帶著兩個農民告辭了。
小飯鋪的主人給我們做了晚餐。飯後,主人夫婦把兩張方桌向土灶一邊靠攏,空出一塊地方,弄來些稻草,鋪在地上。我把這地鋪分成兩塊,大些的給潘、劉、王睡,我和張本合睡一塊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燈光下,一隻狗在方桌下監視著我們。潘打開他的被卷,淡綠色的綢被面特別顯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著雙膝去揀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講:“糟糕!糟糕!”(這是他的口頭禪,一路上他總是這樣講)我說:“誰叫你帶這麼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後,潘欲吹滅油燈,這時桌下的狗吠起來。女主人把狗趕出去,狗還不服氣地不斷扒抓門板。潘嘆著氣,不由說了聲:“糟糕。”
正當我們睡得香甜的時候,一隻老母豬咕咕咕地走出來,啃著地上的稻草,在潘的頭前粗聲粗氣地咕嚕起來。“哪來的這隻豬?真糟糕!”透過門縫的亮光,看到潘一面趕豬,一面坐了起來,他的狼狽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來。笑聲剛停,我自己的難題也來了,原來晚上天氣突然變冷,我只穿一件單旗袍,一條短褲,冷得受不了,只得坐在被窩裡不起來。潘笑著對我說:“冷,是嗎?”我不作聲,心裡在嘀咕,不是說一到邊區就可換上軍裝的嗎?現在進入邊區已有幾十里路了,卻連一個穿軍裝的新四軍戰士還沒遇到。潘從他的手提皮箱裡拿出條薄呢的西裝褲說:“穿這褲子吧!”我還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說:“穿吧!穿吧!在這鄉下興許人們還以為這是城裡人的時興打扮哩!”我無可奈何地穿了,褲腳太長,潘還彎腰幫著把褲腳卷些起來。這時,他真象是大哥一樣。
我們在新四軍二師淮南駐地步行了三天,吃飯是有一頓沒一頓的。有天夜裡說是有敵情,一連換了兩處房子,沒睡好,但誰也不覺得苦。我們先找到當時的儀徵縣委書記李代耕,他把我們送到淮南區黨委,找到了黨委書記劉順元,然後到上海撤退幹部集中的顧家圩子。省委負責同志劉長勝、張登(即沙文漢)、劉寧一和許多同志都跑來歡迎我們,祝賀我們撤退的勝利,熱烈情景頗為激動人心。這是1942年11月6日。為什麼我記得這樣清楚呢?因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節,顧家圩子開了慶祝會,主持會議的是大王同志(學生方面的),開頭用俄語叫了聲同志們,然後慶祝斯大林格勒反攻的勝利。潘在顧家圩子住了一個時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時,堯山調華中局組織部工作,駐大王莊。這是軍直政治部的駐地,潘住在我們隔壁的房子裡,有空的時候,總是聽他講山海經,他的山海經特多,聽來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漢年的交通員從上海帶來一位女同志,她身體結實而豐滿,中等個子,相貌一般,穿天藍色布旗袍,與潘隔張小桌面對面坐著,用廣東話交談。華中局組織部長曹山以為是老潘的部下來了,要我派個通訊員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說慢慢看情況再說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離婚了嗎?後來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處住了半個月,天天學習整風文件。那時幹部們都各有一塊自己開墾出來的自留地,種出來的蔬菜交給伙房,這叫作生產自給。降霜期到了,董慧搶著收菜,翻曬後送到伙房去加工(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稱讚。
董慧是香港名門之女,其父董仲維是香港總商會會長,著名實業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從廣州去北京報考大學,適遇七七事變,充滿抗戰熱情的董慧,不願進大學而寧願投奔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她曾聽過潘漢年的報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董慧對潘漢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愛上了比自己小12歲的董慧。在瞭解了潘在婚姻與感情中的不幸與苦悶後,同情與愛慕使他倆結合了。但時間長了,董慧對這非正常的關係感到無法忍受,潘漢年自己也很尷尬。如今,這一煩惱的解決,出於他倆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親自送她直到儀揚邊區,眼看著交通員帶董慧跨過了封鎖線,才依依不捨地回到軍部。當他獨處寒室,情思董慧時,作《寒風曲》一首,詩云:“寒風吹曉月,大道鎖青霜。馬蹄聲聲得,方寸益惶惶。此別傷心處,無言淚幾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個多月的鄰居,深感她樸實厚道、思想單純、心地善良、勞動積極、作風正派。
潘漢年繼續留在華中局任情報部長,主要負責上海、江蘇敵佔區的情報工作,戰績累累。他在參加華中局甄別委員會工作時,幫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別是揚帆被康生誣陷為大特務頭子一案,也是在他的過問下平反的。這期間,他也受到挫折,在黃花塘事件中,饒漱石整陳毅,潘對此不滿,在高級幹部中為陳嗚不平,這樣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廣播”、“自由主義”。我很為他擔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講話不擇對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愛搞小動作的喲!
1946年8月2日,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全面內戰已不可避免,周恩來安排潘漢年和夏衍撤離上海,於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飛機抵達香港。
此時的香港表面上是一個自由港,但各情報機構密佈,情況十分複雜。潘漢年有董慧為他所作的社會掩護和經濟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動十分活躍和順利。家務均由董慧操持,如買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親明知女兒和潘的關係已非一般,但沒有正式結婚,這在香港上層社會人士眼裡是很丟面子的。於是在她父親的主持下,潘、董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時年董慧已29歲。
潘漢年在香港一手抓情報,一手抓統戰,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煙台、大連、天津的通航貿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後,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文化界人士,還有起義的國民黨軍長、西北軍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從大陸各地轉道香港,再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塘沽等地。此事歷時一年多,潘漢年在港英當局警戒森嚴,國民黨特務雲集的困難情況下,沒有一次失誤。在政治上為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用他的老搭檔夏衍同志的話說:“潘漢年在香港,兩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戰役尚未結束,中央就決定由陳毅擔任未來的上海市市長。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來在北平約見潘漢年,他說:“中央決定你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工作,你要當好陳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漢年抵達中共中央華東局駐紮地丹陽,在這裡,集中了一支數以千計的幹部隊伍,他們正緊張地做著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
次日,潘漢年被通知去陳毅處開會,他換上了剛發給他的一套新軍裝,又將一支新手槍掛在腰間,這雖給他增添了幾分軍人的威武,但文人氣質卻並無多少改變。陳毅在會上重申了各項入城紀律和規定,並宣佈接管方面的具體事情一律聽潘副市長的指示。
解放後,作為一個管理大上海的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更是日理萬機。當時,潘漢年和劉長勝(市委副書記)合住在丁香花園的一幢大房子裡。晚飯後,大家都在大院裡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長家經常是高朋滿座,好友如雲,他們多數是工商界、文藝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較親近的部下。從大家毫無顧慮的高談闊論中,他得到了送上門來的許多信息,也藉此聯繫了群眾。人們覺得他談吐自然,沒有官架子,仍是從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園的門不好進,大門口有傳達室,找人先要在登記簿上登記,然後打電話通知,因為潘漢年是一級保衛對象。
大概是出於“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漢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門鈴,就被人領進潘的會客室。這時,常常仍有客人圍著潘談天說地,他見到我,站起來問;“有事麼?”我點點頭,不一會客人們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婦女問題,他仔細地聽,沒有絲毫首長的架勢,那親切的語言至今記憶猶新。如宣傳新婚姻法,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包工頭、惡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幾個。有些女工,不但被霸佔了,還要把工錢全交給霸頭,她們沒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傳對她們也“不起作用”。潘漢年說:“這些流氓、惡霸都是社會渣滓,只有通過社會鎮反,才能把他們剷除掉。”果然不久便開始了社會鎮反,那些被壓在最底層的婦女紛紛起來揭發、控訴,人民政府把她們從火坑裡救了出來。
在“五反”時為了避開職工和資方的正面衝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戶303戶,在和平飯店交待“五毒”。市婦聯重點抓了303戶的家屬工作,要她們幫助丈夫過好“五反”這一關。對此我向潘漢年作了彙報。潘聽了大為讚賞,他說:“正合我意,要不,白天鬥,夜裡回到家裡也挨鬥,誰能吃得消?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的身份,帶著一批幹部整天泡在和平飯店裡,“五反”結束時,303戶都被鑑定為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他們皆大歡喜。
潘漢年對上海的過去和現在太瞭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來得心應手,做報告談問題也使人感到貼切。他經常衣冠楚楚,身著西裝,舉止瀟灑,為此“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開始時,我真為他擔憂。
市級機關的“三反”開始了,市領導都必須“洗澡”、“下樓”才能輕裝上陣。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潘漢年身穿畢挺的人民裝,坐在第一排,不斷地抽著三五牌香菸。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樓”,接踵而來的運動將由誰來領導?輪到潘漢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說:“官僚主義在我身上是嚴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也就是官僚主義。至於貪汙浪費嘛,我無帳可算,因為我從來也沒有領過工資,也不管經費開支。我到市政府辦公,公務員叫我去吃飯,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於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襪,抽的三五牌香菸,都是我老婆從她家裡弄來的,我也沒問過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就這樣,這位市委第三書記輕輕鬆鬆地“下了樓”。因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銀行家的女兒,從1939年調到上海情報系統工作後,就在她父親設在上海的分行裡當職員,黨的大量活動經費,都是以董慧的名義,在銀行裡立的帳戶,並由她擔保,需要時可以隨時支取。在這方面,她是有特殊貢獻的。解放後,董慧一直在市委統戰部工作,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做著各種具體而瑣碎的事情,從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長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個樸樸實實的人。她也是市婦聯的常委,每當常委討論時,她常常是首先發言,與別人有不同意見時,她從不在會上和人爭論,而是會後個別向我提出意見,她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有人認為副市長夫人的話“有來頭”。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蘇友好大廈建館紀念日,上午9時許,潘漢年到會剪綵後,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館大廳,他對我說,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開會。可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的訣別。
敦厚長者“胡越明”
葉凡
抗日戰爭期間,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處弄堂房子裡。我的一個同班同學在她母親逝世後不容於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進我家的一個只有6平方米的非常簡陋的亭子間。她就在這裡開黨小組會、支部會……後來,她介紹我入了黨。我家周圍環境很簡單、安全。黨的領導同志也常來這裡碰頭、談工作。這裡先後掩蔽過5個女共產黨員;油印過黨的秘密文件。後來,區委書記竟把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同志也帶到這裡。1942年夏初的某日,劉曉同志帶了一位年齡與他相仿的領導同志來到這裡。這位同志非常和藹,戴了一副金絲邊眼鏡,一派斯文。一進房間,他就對我說:“我們年紀比你大得多,不能說是你的同學,你就說我是到你們學校向女學生推銷絲襪時認識你的,到你家來是為了請你幫我推銷絲襪。他(指劉曉)是我帶來的。我的名字是這個,電話號碼是這個。你遇到什麼問題時,可以打電話找我。”說著、從懷中掏出一張名片,用自來水筆在上面寫了些什麼就遞給我。我一看,鉛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寫的是10789五個數字,寫得瀟灑流暢,我至今還記得。另外還印著什麼頭銜之類的,我沒有注意。劉曉同志說:“我們在這裡談話時,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裡的人感到奇怪,為什麼客人關起門來,主人家卻要躲在外面。但是,你不要聽我們的談話。”
其實,我哥哥上學去了,母親出去搓麻將了,別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學們來來往往,他們也都看慣了,不會覺得奇怪。我是入黨才一年多的在基層工作的女學生,對黨內領導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實實地坐在一旁看書,把思想集中在書本上,沒有聽他們的談話,連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們走後,我看著名片想著:這名字當然是假的,胡,胡說八道吆,越胡說越明白;鉛印的,還不知是怎麼搞來的。電話——我想當然更是假的,剛才現寫的;本來是7、8、9、10,假裝是外灘一帶的1字打頭的,成了10、7、8、9。這樣一想就記牢了。別的字,反正不是絲襪商人,不記它。“這是怕我聽錯了,或是聽一遍記不住,才給我看的。”於是我就燒掉名片,沖掉紙灰。
之後,我才知道潘漢年真的用過這個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電話也是真的。原來這是留給我的一個護身符。
當時,我家生活是靠父親從重慶匯款來維持的。有時,款不能按時匯到,就靠典當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閘路底的一戶人家當家庭教師,掙些錢來供我自己活動和學習之用。為了省下車費,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遲出門時,才坐電車。我捨不得花錢乘頭等車廂,總是坐三等車廂。
有一天,剛走進三等車廂,就猛然看見“絲襪商人”坐在通往頭等車廂的小門旁。他穿著一身漂亮的白西裝,戴著一頂高雅的白草帽。我著實吃了一驚。他卻坦然一笑,點點頭算是對我招呼,我也趕快點一下頭就坐下,不敢走過去和他說話。再一看,車廂裡稀稀拉拉坐了幾個普通市民,才定下心來。過了兩三站,他先下車,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算是道別。我一看,沒有發現什麼人跟著下車。
一次,潘漢年與劉曉在我家碰頭時,潘提前來了幾分鐘,他問我:“我好幾次看見大熱天你在馬路上走,是到哪裡去?為什麼不坐車?”對黨內領導同志,我當然說實話。那時候,共產黨員口袋裡沒有多少錢,也用不著難為情。他聽後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我卻在想:他也常在這條路上坐電車?也坐三等車?為了省錢?那為什麼穿那種西裝?是在甩掉什麼尾巴?解放以後才知道,潘說過,認識他的人一般不會坐三等車,他有時坐三等車,既省錢又安全。
到蘇北解放區聽了學習班裡關於保密工作報告時,才知道“胡越明”原來是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潘漢年同志。別人在議論他的“神通廣大”、“神出鬼沒”……,我卻總覺得他與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聯繫起來。我只覺得他待人寬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點點頭,總是讓人心裡充滿了溫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書房裡與我單獨談話時,是那麼懇切、關心。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結婚;交代了在那裡長期工作的任務和工作方法;決定我的組織關係留在上海,由“大姑”和我聯繫。因為她有公開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說他是個好同志,分析了莫洛與我經歷不同,個性不同,囑咐我要與他互讓、互諒。他的話使我滿心感激,不知說什麼才好。最後,潘說:“去吧!好好幹吧!”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那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
1949年底以後,我和莫洛轉業到財貿部門、工業部門工作。經過1955年的風波,歷次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們都受到了歧視、排擠和打擊。但卻始終保持自由之身,還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己所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添磚加瓦。
“四人幫”倒台之後,我逐漸與一些多年不通音訊的老同志見面了。要互相訴說的話是講不完的。1979年11月,我終於能在吳康和劉人壽兩位同志面前說出那麼多年鬱積在心裡的那句話:“我不相信潘漢年是什麼敵人、特務!”我相信這是當時許多老同志的共同心聲!
冤屈終於得到昭雪,但是人卻早已不在了。
有人引用過“大雪壓青松”的詩句。我卻想:大雪何其多!其實不必等到雪化,人家也看得出那青松的高潔。那靜謐的雪景豈非比那塵紅陌紫、柳綠桃豔的春光更美,更能表達那難以言傳的意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