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人生 1
紀念潘漢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載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後，陳雲要求夏衍寫的，是國內首篇披露潘漢年光輝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書時，編者對個別時間作了訂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終於平反昭雪了！這是值得我們引為鑑戒的歷史教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所謂“潘漢年案件”在沒有家屬提出申訴的情況下，經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歷時一年五個月的認真複審，詳細研究了原始資料，核對了中央檔案館和有關部門的歷史記載、來往電報和大量的人證物證，得出的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完全是誣陷不實之詞。黨中央於1982年9月1日，也正是偉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發出通知①，正式為潘漢年同志恢復名譽。這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方針的勝利。這一決定再一次證明，我們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①中共中央於1982年8月23日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潘漢年同志，江蘇宜興人。生於1906年。青少年時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1923年參加進步文藝運動，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領導的“創造社”，同年主編《洪水》等進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南昌、武漢等地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回到上海，參加了“創造社”同人編輯的文藝雜誌《A11》①和主編了《幻洲》雜誌。1928年，他調到黨中央宣傳部，負責文化、出版、文藝界的聯絡統戰工作。
①當時“創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寶山路三德里A11號，所以他們就用“A11”作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時期我認識了他，但在20年代後期，儘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卻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上了年紀的人都會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論爭，其實，這之間也還有“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以及“創造社”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黨還在幼年時期，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閩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陳託取消派”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排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干預和加強領導。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閘北區的二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這樣，在中宣部的領導下，潘漢年同志寫了第一篇緩和這場論爭的文章。這就是1929年10月15日發表在《現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的《文藝通信》。正和這之後一個時期一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藝家應該寫哪些題材，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因此潘漢年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寫了下面這一段話：
“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他還引用了李初梨同志發表在《創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的幾句話來作結語，初梨的文章也是一個明顯的轉變：“……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作家，應該把一切社會的生活現象，拉來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僅應該寫工人農人，同時亦應該寫資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紳”。
與此同時，潘漢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開了一個包括“創造社”、“太陽社”、馮雪峰、我以及黨外的鄭伯奇同志等在內的座談會，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館樓上召開的。潘漢年主持會議，傳達了中央對這場論爭的意見，認為主要的錯誤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和茅盾的批評（茅盾當時還在日本，但“創造社”、“太陽社”對他的《從枯嶺到東京》也批評得很厲害），同時還對自己的沒有及時發現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推定了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十二個人，作為“左聯”的籌備工作人員。當鄭伯奇問“魯迅會不會同意參加”時，漢年同志說，中央已經有人和他談過，他同意參加並贊同“左翼作家聯盟”這個名字。這個十二個人的籌備會，每週召開一次，都由潘漢年同志主持。籌備會的任務是起草一個“左聯”綱領，並分頭徵集會員，和擬出一個發起人名單。1980年3月，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舉行“左聯”成立50週年紀念活動，不少同志寫了紀念和回憶文章，但是由於“潘漢年案件”正在開始複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沒有提到他的名字。我還看到過一篇文章，說領導籌備“左聯”工作的是閘北區街道支部，這是不符事實的。從1929年9月起，散在閘北區各街道支部的文藝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聯”籌備小組，而這個小組，從開始到“左聯”、“社聯”、“劇聯”成立，一直是由潘漢年同志領導的。他是黨中央直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第一任書記，這一點，現今還健在的王學文、李一氓、李初梨、陽翰望、馮乃超等同志都會記得很清楚的。
從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極端嚴重，漢年同志在這個情況下出生入死，寫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發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鄭伯奇、馮乃超、沈葉沉等組織了“上海藝術劇社”，出版了許多進步雜誌。由於他的機智精幹，受到領導上的重視，從1930年起，他還擔負了“保衛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國際互濟會［中國互濟劊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過，所以他有許多當時的上層社會關係。有一次他去找楊杏佛，我問他什麼時候認識的，他笑著說：“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前夕準備召開的上海市民大會，1519名主席團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他在當時“文總”的機關（南京路王興記木器店樓上）向“文委”所屬各聯的黨員作了全會決議的傳達報告。這之後，馮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書記職務。我有半年多沒有和他見面。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現建國中路）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客套。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后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瞭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這之後，我和潘漢年同志闊別了五年，直到抗戰前夕才再次會面。他給我介紹的那位老先生，開頭我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大約來往了半年之後，他才坦然地告訴我：“我叫楊皙子，楊度。”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驚。關於這件事，1978年8月我寫了一篇《楊度同志二三事》（見1978年9月6日《人民日報》副刊），其中有幾句話：“到上海後，他（楊）加入了‘中國互濟會’，捐助了一筆可觀的經費。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經人介紹，他申請入黨，經周恩來同志批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經人介紹”的這個人，就是潘漢年，我當時不便寫。
二十年代他在“創造社”時，乾的是捆書籍、跑印刷廠、郵政局之類的事務性工作，大家叫他“小夥計”。到三十年代，他已經可以和楊杏佛、楊度這樣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個人給他取了一個代號叫“小開”。“小開”上海話是小老闆的意思。
這之後他到了中央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黨的中央局宣傳部長，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他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簽訂了停戰抗日協定。1934年底他參加了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遵義會議後，為了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情況，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領導同志化裝經上海、海參崴去蘇聯。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大”之後，中共中央和紅軍發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又派他回國，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整個談判中，他堅持原則，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利益與尊嚴，談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變”後，再次由黨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正式談判代表，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我再一次遇見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間的1937年7月中旬。當時，文藝界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已成尾聲，但是，由於1933年到1935年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嚴重，特別是李竹聲、盛忠亮的叛變，上海和大江南北的黨組織遭到了連續不斷的破壞，以致中央機關、電台、工會、共青團、文委（包括各聯盟）等等保存下來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戰的黨員，由於他的到來，才得到聯繫和團結。他熟悉上海敵我友三方的情況和各方面的人事關係，經他和李克農同志建議，經周恩來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黨員與必須長期隱蔽的地下組織嚴格分開；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才開始的時機，和“救國會”、“各界救亡協會”等愛國團體以及國民黨人合作，放手組織公開合法的救亡隊伍（如“戰地服務隊”、“救亡演劇隊”）轉入內地和前線工作。同時，把經過長期談判才獲得釋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約是1937年9月下旬，潘漢年被任命為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就運用這個身份應陳誠、張發奎、羅卓英①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隊派進國民黨的軍隊，擔任宣傳、組織、救護工作。這時，郭沫若同志已經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決定出一張小報，國民黨政府卻遲遲不予批准。最後，還是漢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會談，勉勉強強決定了國共雙方各出開辦費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為社長的“上海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這一段時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個月（他是在上海淪陷後，於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這時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同時，他還和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建立了親密真誠的“心心相印”的關係（“我們和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係”這句話，是沈鈞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漢年、劉少文②同志說的）。
①“八·一三”抗戰開始時，陳誠、張發奎、羅卓英是淞滬前線三個兵團的指揮。
②劉少文，當時任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秘書長．
抗日戰爭時期他除了兩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外，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香港等地進行對敵的隱蔽鬥爭和開展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統戰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取得了日偽軍事動向的重要戰略情報。由於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條從上海到淮南、蘇北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線，因此在“皖南事變”以及歷次環境惡化的時刻，保證了上海和解放區的人員和物資的交通（鄒韜奮同志病危的時候，就是經過這條交通線送到上海就醫的）。
特別使我難忘的是1948年以後，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國民黨統治即將覆滅的那兩年時間，時局瞬息萬變，工作十分緊張，、正在這個時候，民盟、民革、民進等民主黨派都要在香港召開代表大會；劉長勝、劉寧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訓工會幹部；東北解放區領導機關不斷派人和來電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請內外科醫生；更重要的是，為了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業家、文化界人士，都要從西南、西北、華中、上海等地轉到香港，再由我們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大沽、大連，然後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單是護送民主人士去華北這一件事，就歷時一年多（從1948年到1949年3月），據不完全的估計，路經香港坐船到解放區的知名人士——如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郭沫若、馬敘倫、沈雁冰、葉聖陶，還有許多作家、演員，一位起義的國民黨軍長、一位西北軍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當時東北和華北一部分已經解放，所以我們可以租用外籍輪船開往東北，運出大豆、人參、藥材、土產……在港澳市場賣出，然後買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紙張、五金運回東北，也就趁此機會，讓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據我回憶，開始幾次，國民黨特務和港英當局似乎沒有察覺。但是不久，當他們嗅到風聲之後，就警戒森嚴，多方阻撓。這件事，用現在的話說，完全是由漢年同志“牽頭”的，事無鉅細，從要到華北去參加新政協的人士們自內地到香港起，歡迎、宴請、商談、幫助他們安頓家務，一直到妥善地送他們上船為止，他無時無刻不為這些事操心。當時，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經回到東江根據地，章漢夫已經調往剛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來的除了許滌新、饒彰風、喬冠華和我之外，連平時搞文藝、跑新聞、管經濟的同志，也調來當旅館經理、碼頭接送人員和勤雜人員了。特別是一張小報透露了李濟深先生即將北上的消息之後，形勢就格外緊張了。那個時候，五角大樓和唐寧街的決策人物，始終抱著一個“劃江而治”的幻想，加上當時在南京當權的桂系集團也還在徘徊不定，因此，他們認為把李濟深先生扣住在香港，還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籌碼。儘管李先生那時已下定了決心，用閉門謝客的形式來麻痺他們，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漢年同志傷腦筋的問題。他辦事穩，抓得細。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我們的態度如何？這一條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任公？人們帶的行李有多少，萬一要檢查時會出什麼問題？等等，他都縝密地考慮。在他確定了最保險的方案之後，再商定實際陪李先生出門、住旅館、搬行李、乃至保衛、放風，隨時向他報告消息的人選。他、饒彰風和我三個人在一家旅館守著一架電話機聽消息，直到聽到“船開了，貨放在大副房間裡，英姑娘沒有來送行”這個謎語一般的電話，才鬆了一口氣。計劃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後，報上才見消息，而這時他已經過了台灣海峽了。事後有人開玩笑說，這樣於是會短壽的，他卻笑著回答：“這時候睡不著覺的不是我們，南京、上海、華盛頓的人才難受呢！”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蔣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於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國人）又蜂擁地要來向我們摸底，拉關係。大人物不必說了，連在內地有點工廠和房產的人，也要來了解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們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見人，見人，則最好是見潘漢年。像“兩航起義”之類的事，他都管過、談過，我不—一細說了。請問：在這樣一個兩軍對陣的決勝關頭，潘漢年同志究竟為哪一方面幹了工作？冒險拚死，為了哪一邊？把潘漢年咬成“內奸”的人也實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時間內，向解放區送走了上百位民主黨派負責人，能是“內奸”乾的事嗎？假若是“內奸”，那麼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風，整個事情不就完全變樣了麼？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沒有兒女，但是他有無數個和他一起冒著生命危險一起為黨、為人民工作過來的戰友。“潘案”發生，受株連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寫信表示懷疑。當然，在那個時期，在“左”風全盛的時候，不僅“下情不能上達”，連有關部門也不能做出實事求是的複查、重審的。但是“潘案”的複查，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實現了！從這點也可以看出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我們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傳統，終於得到了恢復。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們這些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什麼“地下”或“九泉”，黨給他們恢復了名譽，他們是不會知道了，但是，被株連的（死了的和活著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漢年這個名字，他對黨的一片丹心，終於可以寫入青史，令人長久垂念了！
從1955年到現在，時間已經過了27年。國共兩黨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類的鬥爭，在青年人心中已經是屬於早已過去的事了。潘漢年同志就是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在最前沿的陣地上，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了幾十年的好黨員。他冒過無數次危險，他見過許多大場面，他的“案子”來得那樣突然，問題又那樣嚴重，於是，這些年來，愛講閒話的人就給他編造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凡是偵探小說、推理小說中可以用得上的情節，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還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說他是個“放蕩不羈”、“神出鬼沒”的人物。現在，真相大白，本來面目得以恢復，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可以負責地說，他是一個對黨忠誠，勇於負責，平易近人，而且是嚴守紀律、不自居功的優秀共產黨員。我曾問過他，他要我和楊度聯繫那一次，為什麼連姓名也不告訴我？他說：“這是紀律。”我說他見過大場面，如參加過長征，遵義會議後去過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談判住在宋子文公館，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找他談話……這一類“可資談助”的事，連對我這樣的“老搭檔”（這是“文革”中一份雜誌給我加上的罪名）也是嚴守秘密的。我知道這些事，還是在1951年陳毅同志和漢年同志約宋之的和我談文藝工作那一次，經過宋之的的“窮追”才透露了一點的。我記得清楚，當我們要他多講一點的時候，他用上海話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著底”是上海話下流的意思）
現在是20世紀的80年代，我們黨已經開始了歷史性的轉變。黨的十二大報告中的一段話我一直牢記在心頭：“我們在思想上堅決衝破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各個工作領域獲得了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記住過去的教訓，引為鑑戒，實事求是，埋頭苦幹，這就是產生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的保證。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①
①本文原載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報》。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修訂，並增加了第3部分。
王堯山
潘漢年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很老的黨員，在黨內外歷任許多重要領導職務。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和保衛工作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很大的功勞。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間和漢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決定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全部撤退到新四軍軍部。漢年同志為了確保劉曉同志和我的安全，親自安排並親自護送我們從上海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華中局工作，他那時任華中局社會部部長。上海解放後，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審查為止。此後信息全無。想不到從此就生死永別，成為不可彌補的損失。
一
潘漢年同志為創立左翼文化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早在1925、1926年前後，他參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團體“創造社”，積極編輯、出版進步書刊，為開拓新文化陣地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我們黨被迫轉入地下，漢年同志繼續堅持革命文化活動，同國民黨文化圍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而促成了白區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陣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粉碎了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擴大了無產階級文化的影響，加強了黨對文化運動中的領導作用。1929、1930年前後，他任黨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發表題為《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轉了當時黨內在文藝工作方面的缺點，使左翼文化運動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漢年同志代表黨團結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與魯迅等聯名發起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和貢獻。漢年同志既尊重魯迅，又善於團結魯迅。對魯迅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評價。隨後，又把各左翼文化團體組織起來，成立了“左翼文化總同盟”。他在這些左翼組織中，擔任了中共黨組書記。在他的領導下，使新文化運動堅持了黨的領導和正確方向，因而擴大了黨對進步文化界的影響，促進和推動了革命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這和漢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動是分不開的。他在1951年10月19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魯迅雜文的鬥爭性》一文中，就明確指出首先應從政治上認識魯迅的雜文風格。他完全贊成馮雪峰同志對魯迅的評價：“把政論化成為詩而又絲毫也不減弱思想的深廣性和政論的尖銳性與直接性的，卻是無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在世界文學史上，簡直空前的新的創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確指出魯迅先生的偉大，就是由於“他是堅持勞動人民大眾的立場”。從這一點，也就表明了漢年同志本人所堅持的無產階級立場。文章中還有一段說明漢年同志對魯迅先生深透的認識和高度的評價：“魯迅主張打‘落水狗’的言論，是早在1925年發表的。這正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潮中，表示這種對敵鬥爭必須堅決徹底，反對任何麻痺傾向與自由主義，是如此堅定不移，是多麼可貴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翼’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翼’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基礎薄弱的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間把魯迅當作鬥爭對象，當時身歷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認真學習與研究魯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可惜，漢年同志對魯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現在還找不到史料。但僅從以上所舉的這些評價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他是多麼深刻的理解魯迅，多麼充分的評價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政治作用和藝術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虛心地抓住了一度對待魯迅的錯誤傾向，既嚴格要求自己，又嚴格要求別人。
1933年夏，漢年同志到江西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底，漢年同志參加紅軍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對革命根據地的文化宣傳工作的發展，對紅軍中的宣傳工作，也都作出了貢獻。他既有白區文化運動的豐富經驗，又有蘇區和紅軍中政治思想和宣傳鼓動工作的經驗。在這方面，可說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漢年同志又公開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去，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位促成者。雖然他沒有文藝創作，但他的短篇政論文章在當時是起了指導作用的。
漢年同志在文化運動方面豐碩的成果，是應該加以重視並應載入新文化運動史冊的。同時，漢年同志在文化運動中豐富的經驗，也是應該向他學習的。我認為，他在文化運動中的主要經驗有如下幾點：
1、立場鮮明。在20年代，漢年同志已經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而且從這個立場出發，完成黨所交給他的任務，出色地領導上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不同時期，毫不動搖地把矛頭針對主要敵人，敵友分明，打擊了敵人，壯大了革命隊伍。
2、他善於團結、爭取朋友和同路人，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實力。
3、他有組織才能，善於運用各種形式的組織，特別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結合的組織形式，以領導運動，推動運動二如從組織“左聯”、“社聯”、“劇聯”、“美聯’等“八大聯”，直到組織文化總同盟。他善於以左翼文化團體為核心，來爭取公開的文化活動。他從上海建立文化團體，到推動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團體。
4、他始終掌握文化為政治服務的原則，而又注意發揚文化藝術的特點和作用。特別是他堅決服從黨的領導，堅決把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貫徹到文化工作中去。這樣，在蘇區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的武裝“圍剿”的同時，在白區以魯迅為首的普羅文化戰線，也粉碎了蔣介石的文化“圍剿”。
二
漢年同志對統一戰線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貢獻。
1934年前後，他兩次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分別去福建與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我黨與國民黨內的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以後不久，他被黨中央派往國外做聯絡工作。1936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黨中央正式任命他為我黨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堅定地執行黨中央的談判方針，據理力爭，為維護黨和紅軍的利益，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在此期間，他還代表黨，在上海與積極支持革命的宋慶齡同志建立聯繫，取得了宋慶齡同志對我黨工作的配合和協助。
抗日戰爭初期，漢年同志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黨給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在上海廣泛開展抗日統一戰線。他以八路軍辦事處的名義，展開了極為廣泛、極為困難而又極為複雜的統一戰線工作。他把主要的爭取對象放在上層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進步的民主黨派，還有許多實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爭他們堅決站到抗日戰線方面來。如著名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漢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對象。當時，上海救亡運動蓬勃開展，救亡組織迅猛發展，堅持抗日，反對內戰的運動推動了廣大群眾投入到抗日的前後方，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內內戰、對日投降的反動氣焰。這些貢獻，都是與漢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開的。據我所知，他那時把大量來自敵人方面的情報，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動態，來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緒和問題，都及時報告延安黨中央，並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具體決定，用公開的、秘密的、文字的、口頭的方式廣泛展開宣傳，逐步推動工作的開展。當時，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在上海非常囂張和陰險毒辣，而漢年同志卻毫不畏懼，充分利用各種條件，靈活地、不倦地進行工作，推動統一戰線的壯大和發展。他有一套對付敵人的高明的辦法，既使敵人無法迫害他，又使敵人無法破壞革命組織。
由於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由於漢年同志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以及上海地下黨廣大黨員，廣大工人、青年、婦女和各界人士為民族解放而努力奮鬥，上下配合，團結一致，衝破黑暗，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全國即將解放，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漢年同志又為這次會議的召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當時，國民黨特務雲集香港，港英當局警戒森嚴，極力阻撓、破壞我們黨所決定召開的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妄圖破壞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會。就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漢年同志負責安排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離開香港，轉到了東北、華北解放區。他努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保證了全體人員的安全到達。
從漢年同志進行的統戰工作中，我覺得應該著童學習：
1、他堅定地貫徹黨在各個時期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目的要求，從實際情況出發，出色地作出工作成績。
2、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他根據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具體對象，採取靈活多樣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開展工作，出色地完成黨的任務。
3、他在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條件下，在險惡困難的環境中，在喘不過氣來的白色恐怖的籠罩下，不顧個人安危，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地奮戰。他敵、我、友分明，凡是與他接觸、交往過的進步人士，不僅對他信任、推心置腹，而且尊敬他。
4、他嚴守黨的紀律，虛心接受批評。在待人接物上，對黨外人士，對黨員幹部都是關心備至；在工作上，既有嚴格的要求，又有具體的指導。
三
漢年同志對抗戰時期的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也很有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漢年同志在負責上層統戰及二＆工作的同時，根據中央指示，還參與了上海黨組織的恢復重建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駐上海辦事處成立後，他與馮雪峰一起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上海地下黨各系統遺留下來的黨組織進行了整理，並與一些被捕出獄及失去組織關係的同志取得聯繫，經過審查，對這些同志作出初步結論，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對這批同志進行了安排：一部分介紹去延安以及武漢、重慶從事公開工作；一部分分配去搞情報工作；一部分有條件留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便轉到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在三人小組的領導之下工作。
1937年6月劉曉奉命到上海負責上海黨的恢復重建工作後，三人小組下的關係全部交給了劉曉，並明確今後由潘漢年搞公開工作，劉曉負責秘密工作。為此，潘漢年、劉曉、馮雪峰和我還專門開會研究了工作交接問題。這以後，上海黨與潘漢年的聯繫由劉曉直接負責。潘、劉兩人聯繫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內部政治交通。當時劉曉方面主要派張毅去接送情報，潘漢年方面也有交通。有時，潘漢年和劉曉也利用各種場合碰頭。
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建立後，為防止被破壞，沒有設置電台，省委與中央的聯繫主要依靠政治交通，有時遇到急件就通過潘漢年的電台轉發。同樣，中央給上海的指示有時也是通過潘漢年轉過來的。抗戰時期潘漢年與劉曉聯繫後，劉曉傳達給我們的各種情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1、中央給上海的指示；2、上海與上海周圍的敵情；3、通過特科搞到的敵、我、友情況。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指示。
四
漢年同志在開展保衛工作、對敵隱蔽鬥爭中，也有過很多的貢獻。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漢年同志大部分時間是領導華中地區以及上海的保衛工作和對敵隱蔽鬥爭。他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與魔鬼打交道。他是置生死於度外，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同敵人開展合法與非法相結合、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鬥爭，特別是能避免長期以來“左”的錯誤做法，使保衛工作、對敵隱蔽鬥爭能夠長期堅持下來，直到全國的解放。僅這一點，就可以證明漢年同志如何正確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我們特別應學習漢年同志採取“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的戰術，使敵暗我明，敵亂我穩。漢年同志這方面的大量工作，對黨在政治上、軍事上以及其他方面戰勝敵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功績應有充分的評價。國民黨的中國、中央兩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員工帶12架飛機起義等，是漢年同志直接籌劃成功的，就是一例。
上海解放以後，漢年同志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會部長、統戰部長，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兼市人民政府中共黨組書記，主持日常市政工作。他積極協助陳毅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領導上海人民戰勝了美蔣封鎖，沉重打擊了敵特分子和其他敵對分子的破壞搗亂，遵照黨的方針、政策，正確地開展了“三反”、“五反”鬥爭，為恢復和發展生產，改造舊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漢年同志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我認為，我們應該學習他對黨的無限忠誠，黨叫他做啥，他全無二話，立刻接受任務，不顧個人安危，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務。我們應該學習’上“出汙泥而不染”的“慎獨”品質。漢年同志在解放前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香港等地充滿白色恐怖和“花花世界”的環境中獨立工作，但是他在生活方式上除由於工作的需要是“上等人”的打扮外，始終保持著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本質。我們應該學習他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靈活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在工作中有許多創造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都是值得我們總結和發揚的。我們還應該學習他為人正直，謙虛謹慎，態度和藹，平易近人，善於團結同志，團結和尊重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優良品格和作風。
漢年同志曾是陳毅同志的助手和戰友，我就以陳毅同志的遺詩來悼念他，歌頌他：
大雪壓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
待到雪化時。
黨人魂——記潘漢年①
①本文原載1988年第12期、1989年第1期《上海灘》。收入本書時已經作者刪改。
陳修良
潘漢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個傳奇式的英雄人物。
記得夏衍同志說過，很多年前，就有人為他編造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甚至偵探小說、推理小說中可以用得上的情節，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還把他說成“放蕩不羈”、“神出鬼沒”的人物。但我們這些和他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可以負責地說，他是一個對黨無比忠誠、才華橫溢、膽識超群、特別能戰鬥的優秀共產黨員，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就是這樣一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卻於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還是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常務副市長，為剛落成的中蘇友好大廈剪綵，轉眼忽然成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階下囚，並被冠以“叛徒、內奸、特務、反革命分子”等嚇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報》忽然發表社論，又把潘漢年與胡風捆在一起。這篇社論的驚人之筆是：“在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後，黨曾提出，鑽到我們黨內的絕不限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人，還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陰謀家、階級異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要求嚴懲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胡風……”
更令人費解的是，又傳出潘漢年與“高、饒反黨聯盟”有關係。但潘漢年到底犯了什麼罪？誰也不瞭解，誰也不敢問。從此，這個全上海家喻戶曉的名字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誰也不知道他的生與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時候，妻子為他立的墓碑上也還是不能鐫刻上潘漢年的名字。1982年8月，黨中央宣佈給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人們才略知這是一起大冤案，但對他的許多功績，現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況他的革命工作長期處在極其複雜的時代和極端秘密的環境中，他自己又嚴守紀律、不居功，極為謙虛，也不容許與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當年就很少為黨內外所瞭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靜，總覺得要寫一些什麼來安慰這位中華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2日，潘漢年出生於江蘇宜興縣陸平（陸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慶年間的舉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豐九年的舉人，父親潘宰華，清光緒年間的秀才。雖然世代書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裡務農、做塾師，所謂“耕讀傳家”，自然成為破落戶。但潘莘華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後曾被選為宜興縣議員。後來年僅19歲的潘漢年在上海入了黨，回到家鄉傳播革命火種，潘漢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時在陸平為首成立農民協會，搞宜興農民暴動，潘宰華都積極支持。當時，僅陸平一村，中共黨員、團員就有十幾個，而潘家除潘漢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時期宜興暴動的領導人之一。從中可以看出這位陸平老塾師的政治態度。1928年潘莘華病逝，臨終遺言是：“漢兒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務必謹慎從事。”由此可見，潘漢年有一個不同凡響的父親。
在兄弟中，潘漢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後來曾用過“水番三郎”這一筆名），從小聰敏過人，為長輩所鍾愛。民國初年，他就讀於宜興官林的凌霞學堂。1919年夏，考入和橋的彭城中學堂，後因病輟學，協助父親創辦陸平高等小學堂。病癒之後，1921年進武進延陵公學學習。此時的他，愛好文學、外語，特別是戲劇，十五六歲的小青年，就自編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戲劇。他扮演過貧苦人民反抗惡勢力的角色，使觀眾為之動容。後來終因家貧，只得離校去宜興勵進社小學任教，在那裡他團結了一批進步教師，反對縣教育局局長重用的土豪劣紳把持教育界，批評反動人士的不良行為，被宜興縣政府非法拘捕，關押牢中。後經其父聘請律師出面辯護，方始恢復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橋鎮任養初小學教員，宣傳進步思想。為了打下紮實的國學根底，這年秋天他還進無錫唐文治先生創辦的國學專修館學習。這時，大革命的號角已經吹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深入青年學生心中，潘漢年終於不能滿足於對中國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筆來創作語體詩文。
革命形勢激盪，大變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漢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閉塞的鄉鎮當小學教員了，他需要到更廣闊的天地間去馳騁。1925年初，他離開故鄉，進入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從此開闢了新的人生道路。
創造社的“小夥計”
19歲的潘漢年來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過詩《不敢》、雜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槍》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滬後，他即被聘為上海中華書局《小朋友》雜誌的編輯。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時，他又迅速投身於使熱血青年沸騰的政治洪流之中。
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開始，大量共產黨員加入了國民黨，潘漢年也參加了革命的國民黨。
“五卅”運動中，潘漢年置身於憤怒的示威行列，寫出了熱情洋溢的檄文。19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打這以後，他發表於《語絲》的《苦哇鳥的故事》，說明他的思想已體現革命者的自覺。
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鏡我等人發現了這個後生，邀請他參加創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議並主編的《A11》週刊出版，發刊詞和第一期編後記就出自潘漢年之手。
說起這個《A11》週刊得名的由來，還有一段值得紀念的情節。原來，上海閘北寶山路上有個“三德里”。“五卅”運動以後不久，創造社出版部就設在三德里A11號。在這個機關裡有幾個小夥計，他們是：周全平、柯仲平、葉靈鳳、潘漢年、周毓英等人。這些風華正茂的青年人既當編輯，也管門市部的買賣。校對、捆書、打包、跑郵局、招呼客人，什麼都幹，“小夥計”由此得名。
後來，潘漢年又和葉靈鳳合夥辦了個小小的半月刊《幻洲》，這本46開本的刊物分兩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藝作品，葉靈鳳負責編輯；下半部叫“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刊雜文。潘與葉兩人合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樓上，這裡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編輯部。霞飛路當時已相當熱鬧，所以他們住處的窗外車聲不絕於耳，因此，潘漢年戲稱這個房間叫“聽車樓”。於是有些文章就以“聽車樓主”的筆名發表。說起筆名，除前面提到過的“水番三郎”外，我們知道的就有“潑皮”、“嚴靈”、“汗牛”等五六個。那麼，他何以不斷更換筆名呢？除了鬥爭的需要外，還因為他的多產。有時，半部《幻洲》的雜文他一個人包了。他擅長諷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罵吳稚暉，罵左舜生，攻胡適，罵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愛看。潘漢年的雜文一掃當時無聊文人的頹廢氣氛，反對“為文學而文學”的虛無主義思想，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由於以後潘漢年主要從事在特定環境下嚴酷的政治鬥爭，文學創作已無暇顧及，除以後在1928年還出過一本名為《離婚》的小說集以外，沒有其它單行本問世。應該承認，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國民黨文化“圍剿”時期代表黨對左翼文化界的領導卻成績卓著，功不可沒，令人遺憾的是，現代文學史著述中往往無視潘漢年的輝煌勞績。
“小開”主持“文委”
1927年初，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範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請潘漢年去南昌擔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兼政治部宣傳科長。《革命軍日報》是一份軍隊報紙，潘漢年接手後，辦得嚴肅而富有生氣。隨著北伐形勢的發展，二個月後，潘漢年奉命率領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發生了。在緊張的氣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漢總政治部報到，被分配在總政宣傳部宣傳科工作。武漢“分共”①後，他先隨郭沫若等到九江張發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義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張部，到上海向黨中央報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經過這大半年革命鬥爭的洗禮，潘漢年重返滬上時已相當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富春，在南昌時就相當欣賞潘的才華，決定調潘擔任上海文化工作黨組的書記（這年冬天，這個組織改屬黨中央宣傳部領導。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潘出任書記）。他的任務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組織起來，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與此同時，也要解決左翼文化人內部的教條主義、關門主義傾向。潘漢年不愧是組織工作的幹才，當時上海的文化界何等複雜，他自己20剛過，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氣，但就是他，依靠黨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渾身解數，縝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內，“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乃至“劇聯”等組織，相繼成立，開展活動。他作為“左翼文化總同盟”的中共黨組書記統一領導這些社團，儼然帥才。後來，這些組織還發展到天津、北平、廣州、成都等地。在艱難的歲月中，能夠組織起這樣多的革命文化團體，實在是驚人的創舉。
大革命前，他只是個初露頭角的小夥計，此時，他已能自如地周旋於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間，自信地開展工作了。由於工作需要，他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不知哪個人給他取了個“小開”的代號，此後，同志們當面和背後，都稱他“小開”。年輕的“小開”，領導人才薈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開創了30年代初上海灘進步文化百花齊放的局面。這段歷史實在很值得回味。
潘漢年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還是能騰出手來和葉靈鳳合編《現代小說》月刊，他還經由現代書局、聯合書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許多著作。其時，也還沒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漢年主持“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工作，魯迅也作為這一統一戰線組織的發起人參加工作。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必須強調的是，魯迅對於潘漢年曾不無誤解，把他看作是“唇紅齒白”的“洋場惡少”。站在創造社的立場，潘也曾感到魯迅不無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門戶之見。他深入地做了創造社、太陽社朋友們的工作，引導他們尊重魯迅，與原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合作，又與魯迅懇談，取得魯迅的充分信任，這才使“左聯”的成立成為可能。因此，“左聯”在北四川路中華藝術大學的一個教室裡成立的時候，潘漢年代表黨中央發言，而後魯迅發表了他那著名的講話，大家相繼致詞，氣氛極為融洽，這是和潘漢年在會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馮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開的。
文學史家也許會對潘漢年在“左聯”成立後刊載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對30年代文藝界所曾產生的重大影響感興趣，因為該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當時文藝界的弊端，如此精闢地論述了“左聯”的任務。文學史家一定也會歎服潘漢年在《文藝通信》一文中關於題材問題的獨到見地：“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
但時隔五六十年，我們已很難對潘漢年當年大量的文學活動、傑出的左翼文化社團組織工作（他還擔負“反帝大同盟”和“互濟會”方面的工作）和無畏的對敵鬥爭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漢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後的史家在撰寫30年代文化史時，想來再也不會無視他的歷史功績了吧！
“特科”初試身手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集團掌握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的領導權。會議結束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胡也頻、馮鏗等24位反王明路線的重要領導幹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們有的在東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裡被帶走，形勢十分嚴峻。
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潘漢年得訊後立刻冒險趕到江蘇省委。省委機關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開會。潘漢年要求省委立即休會，設法營救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很著急，只有省委書記王明的態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說：“咎由自取！”說什麼“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因為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他的幸災樂禍引起大家的憤慨，潘漢年執拗地問他：“怎麼辦？”王明這才指著潘說：“你去調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說：“此事要同中央商議，省委不要管。”
2月7日，傳來了24位烈士英勇犧牲的噩耗，潘漢年與許多同志都主張開追悼會紀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說：“何孟雄等人雖然已經死了，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是要繼續清算！”由於王明的狂妄行為引起黨內的重大對立，一部分領導幹部如羅章龍、張金保（女）等人，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另立省委與區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闖到省委秘書處的秘密機關大吵大鬧，逼迫秘書長劉曉交出黨的文件和財物，爭吵聲傳到戶外，情勢危急。幸好潘漢年等及時趕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壞行徑。
1931年4月，在顧順章叛變後，潘漢年奉命調到特科，可以說受命於危難之際！在特科工作兩年餘，他在周恩來指揮下，勝利肅清大叛徒顧順章等敵待的隱患。為了保衛黨的領導機關，保護同志，他的使命極為艱鉅，鬥爭條件極為複雜，他的工作需要異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華在對敵隱蔽鬥爭中又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甚至於打入敵人內部組織。
在那個年頭，他保護了多少同志！我從自己的經歷中深切體會到他的工作是多麼細緻。1931年4月，團中央書記關嚮應突遭逮捕。因為我住的地方關曾經去過，我當然處於危險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來一個條子：“明天上午六時前必須離開。”我看畢條於，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隻放皮鞋的紙盒內，在次日清晨5時許，手提紙盒悄然走出大門。果然，十字路口已經有巡捕在那裡放哨，我硬著頭皮走了過去。敵人見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霧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樣，終於被我溜走。過了幾天，我從另一位同志處得知，當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後我知道“是特科偵知了敵人的行動，潘漢年及時地派人通知了我。還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敵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離開上海去江西中央蘇區，為此，向中央寫了申請，請求批准。申請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談，約定我住在南京鼓樓旅社，並約好假名與口號。我高興地趕到南京守候，將自己的假名寫在鼓樓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幾天過去了，未見來人，只得懊喪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東京，通過在那裡工作的共產黨員汪孝達同志去找黨的關係。這以後，南京失約的事在我心裡始終是個謎。直至1943年我在蘇北抗日根據地華中局工作時，在二師師部招待所見到從上海到根據地彙報工作的潘漢年，考慮到他是華中局的情報部部長，所以問起鼓樓旅社失約的事。他聽了我的話，立刻哈哈大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這個失約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驚，要求他說明失約的原因，並請他就此事為我向組織作證。他微微一笑，沒有說出失約的原因，只是說：“一定為你作證。”後來我的整風結論中，果然由潘漢年證明了這段失去組織關係的歷史。這對於我的一生關係極為重大，永遠不能忘記。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黨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層統戰工作。這兩件工作，前者是絕密的地下活動，後者是半公開的社會活動。他的傑出之處就是能兩面照顧，巧妙地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起來。他利用與社會人士的公開關係以掩護黨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隱身在地下，同許多社會上同情黨的人們（包括國際友人）組成外圍力量，並派出忠誠的同志打入敵人的要害部門。此外，他還充分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為我所用。這樣，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進行驚人的活動，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中能夠應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敵人心臟中穿插往來，神出鬼沒地進行埋伏和突擊。這是非常傑出的工作方法。
潘漢年在特科工作時，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顧個人安危，不憚與利用公開合法的關係進行鬥爭。1931年，國際進步人士牛蘭博士夫婦被國民黨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議。潘漢年在漢口路老半齋菜館“請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亞子、田漢、鄭振鐸等商討聯合發表致國民黨政府函電，表示抗議。懾於國內外的輿論，國民黨統治者最後只得釋放牛蘭夫婦。
一特科”時期的巧妙鬥爭，對潘漢年來說，還只是牛刀小試。以後，他的鬥爭舞台更加寬廣，鬥爭條件更加嚴酷，而他本人的鬥爭經驗也愈加豐富，戰績也就愈加輝煌。
折衝樽俎有我潘郎
記得潘漢年到中央蘇區，時間是1933年夏。在蘇區他先後擔任過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還擔任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部委員，在一個時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這個時期並不長，不久，他又作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的全權代表奔走於瑞金、福州之間，與“福建人民政府”進行談判，開展抗日反蔣活動。
1933年9月，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錯準備在福建起義，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蔣抗日。這個行動得到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同志的支持。周恩來代表中央派潘漢年（化名潘健行）與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在瑞金正式談判。談判期間，毛澤東、朱德還親自接見了雙方代表，10月26日達成了十一項初步協定。協定簽訂後，潘漢年、黃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軍將領又聯合陳濟棠、黃琪翔等一部分反蔣抗日的軍隊，於11月20日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南校場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會議結束時，數萬群眾的反日、反蔣、歡呼民族解放的口號聲響徹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11月27日，潘漢年與之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開闢了一條由中央蘇區經閩西、閩南到達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潘漢年又與“福建人民政府”的財政次長許錫清就雙方物資交換和支援蘇區緊缺的食鹽、布匹等問題進行多次洽商，這以後，進出蘇區的買賣一時大為興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釋放政治犯，默認我黨領導的進步團體公開活動，福建民氣大振。但蔣介石迅速抽調重兵“討逆”，十九路軍寡不敵眾，又因內部意見不統一喪失部分戰鬥力，而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錯誤，沒有給予軍事援助，提出許多違反協定的口號。不久，福建事變以失敗告終。
1934年秋，潘漢年還與粵軍反蔣將領陳濟棠等人就軍事、政治方面的問題作過廣泛的商談。後來因王明路線的干擾而坐失良機，使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得逞，中央紅軍被迫轉移。但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條封鎖線，與潘漢年和廣東實力派的談判所創造的有利條件有很大關係。
1936年4月，潘漢年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除把電報密碼送到陝北外，另一任務是作為中共中央的聯絡代表設法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漢年見到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衝，由張代表陳立夫、陳果夫同中共接觸。陳立夫把潘漢年請到南京，派曾養甫與潘洽商，曾要求潘與陝北黨中央聯繫，再進行兩黨談判。隨後，潘漢年去陝北瓦窯堡向中央彙報。在瓦窯堡，潘的彙報深得中央讚許，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電碼也在此時報告了黨中央。
潘漢年還持中國共產黨中央致國民黨的信，去南京與陳立夫、陳果夫談判。潘漢年作為談判聖手，在談判桌上機智勇敢、戰果煊赫。這年11月中旬，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對談——
陳立夫：“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條件了。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其次，紅軍只可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或出洋，半年後錄用。在軍隊解決後，你們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可考慮了。”
潘漢年針鋒相對：“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時鄧文儀在莫斯科活動，曾養甫派人送到蘇區的條件都不是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有此設想，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的提議。”
陳立夫又轉了話題：“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他面談。”
潘漢年嚴辭以對：“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他，僅說蔣先生願見他，豈不是要騙他出來？何況現在正激烈交戰之際，暫對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也無法出來的。”
這以後雙方又談了幾次，均無結果。
接著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這一事件中，潘漢年來在於西安、延安間，做了很多工作。事變後，潘漢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後與張衝、陳立夫談判。1937年3月，又隨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杭州會談後，潘漢年繼續與國民黨當局作艱鉅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確立、全面抗戰開始，潘漢年作為我黨的談判代表，南北奔走，折衝樽俎，既堅持原則，又機智靈活，為團結禦侮作出了重大貢獻。
八年隱蔽鬥爭
早在1937年6月間，黨中央就派劉曉到上海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的工作。劉曉一到上海，就與當時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潘漢年聯絡上了。7月間，在廬山結束與蔣介石會談的周恩來到了上海，約潘漢年、劉曉談話，佈置具體的抗日行動。潘漢年又安排周恩來在黃金大戲院的後台與上海救國會和文化界人士會晤（劉曉雖也參加，並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黨的活動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後，中共駐滬辦事處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上海辦事處（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簡稱“八辦”），仍由潘漢年負責。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裡21號。對外以“八辦”名義開展統戰工作，同時幫助地方黨的重建。在輸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線支援抗戰，發動上海附近的農村游擊戰，宣傳黨的政策的同時，他還作了許多隱蔽的工作。如設立秘密電台、交通聯絡站、派遣一部分黨員在敵特機關工作，廣泛蒐集敵特的情報等。還接待和審查了許多長期失去黨的組織領導的同志，包括出獄的、長期隱蔽在地下的，並將其中適宜在上海工作的轉給以劉曉為首的地方黨領導。
潘漢年利用“八辦”半公開的合法身份，負責領導上層的統戰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抗敵後援會、各界救亡協會、國難教育社、難民救濟協會等。當時群眾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成立，光與黨有關係的婦女團體就有22個。“八辦”在這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成績很大。此外，潘漢年還通過郭沫若、鄒韜奮、夏衍等團結了一批記者、作家，辦了《救亡日報》、《抗戰》等報刊。
在抗戰初期，上海的鬥爭紛繁複雜，潘漢年夜以繼日地工作，他隱蔽在群眾中，只在一定場合露面，所以敵人也摸不著他的行動規律。“八辦”建立的電台，是同黨中央取得緊密聯絡的非常重要的渠道，這對上海及整個淪陷區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漢年善於組織情報網，雖身處四面被圍的“孤島”上，也能夠知道各方面的動態，採取靈活的對付方法四面出擊。如國民黨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敵當了漢奸，混在人民群眾團體中進行破壞工作，我們都能及時發現，保衛了我們的組織，防止漢奸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