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人生2
1937年12月間，潘漢年同夏衍一起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從事文化與情報活動，同時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離滬到香港或大後方去（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又是潘漢年派幹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亞子、鄒韜奮、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離）。在武漢淪陷之前，他又趕到那裡向周恩來同志彙報工作。
1938年9月，潘漢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會部分管情報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敵佔區的工作問題，還常到中央黨校和社會部情報訓練部講課。
在延安期間，潘漢年與董慧相識。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來延安進抗大，是位熱血青年。潘漢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護理，終於相愛。1939年，兩人結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親辦的道亨銀行當職員的公開身份從事革命工作，成為潘漢年最貼身的助手之一。她傳遞情報，籌措、保存活動經費，工作極為出色。由於她的社會地位，為其來往港滬之間從容工作提供了便利。於伶同志的下述回憶可以使我們想見當年他倆的工作配合是多麼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園劇場約我到‘蓋世宮’（今淮海大樓樓下當時的小咖啡館）見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間，他（指潘漢年）和劉曉同志來。談了以後，又換了更安全的地方，約了更多的負責同志商議了各種妥善對策與措施。”
潘漢年的情報據點主要放在香港與上海。他則僕僕風塵不時來往於港滬之間。1939年秋，汪偽粉墨登場，敵我友三方的關係更加複雜。他仍能從敵人內部及時地搞到精確的情報，迅速通知江蘇省委，鬥爭藝術令人歎服。關於潘漢年與江蘇省委的聯繫方式，於伶同志向我們提供了他自己的經歷：“某晚，劇社女演員藍蘭到璇宮劇院，向我耳語：接到小開電話，約我到‘DDS’咖啡館見面。他（潘）說：報上有上海劇藝社的演出廣告，這是黨未遭大破壞，你未被波及的信號。給了我密件，只說往上交。我託文委書記孫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後他每次潛來，先要我上交信件，通過我與省委書記劉曉、宣傳部長沙文漢、八路軍辦事處劉少文同志等約時約地見面。”
潘漢年既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又善於巧妙地利用敵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1941年“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部分領導人饒漱石、曾山、譚啟龍、李一氓等輾轉來滬，之後，由潘漢年親自佈置交通聯絡站，把他們安全送回根據地。
1943年，潘漢年參加淮南根據地的整風，竭盡所能保護了受到冤屈的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揚帆（即殷揚）。後來揚帆寫詩贈潘漢年，對潘“殷勤慰我鐵窗前”極為感激。在新四軍機關所在地黃花塘，饒漱石誣陷陳毅和潘漢年，甚至把陳毅擠走，對此，潘漢年是作過鬥爭的。1944年底潘漢年赴延安參加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前夕，有不少幹部聯名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表示對饒漱石不滿，請陳毅回華中，託潘漢年將這一報告送到中央。啟程之前，潘漢年給上海情報部門負責人張唯一寫了長信，傳達了組織決定：上海的情報工作暫由劉長勝領導，重申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對主要幹部作了安排。
作為“七大”代表，潘漢年在大會期間對白區工作提了許多重要意見。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又迅速趕到香港，在港、澳、滬之間展開情報與統一戰線工作。
天亮前後履險如夷
1946年初，正是和戰未決之時，潘漢年又到上海從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護下不時到“周公館”傳遞情報，請示工作。當年在“周公館”工作的同志如許滌新等人後來回憶與潘漢年的接觸，還大為讚歎：“潘漢年的消息實在靈通！”
內戰全面爆發後，中共代表團撤回解放區，潘漢年也去了香港，從事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報機構，則繼續發揮巨大的作用。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潘漢年叱吒風雲，大展宏圖，在解放戰爭後期貢獻更為突出。這個時期，他大部分時間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負責人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沙文漢、張執一等同志則輪流去香港開會或辦訓練班，同潘漢年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潘漢年在香港沒有固定的公開機關，他的“輪流辦公室”設在香港各種酒家和咖啡館內，與各方人士談話、接頭就是在這些地方。
1947年，李濟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人也在香港進行組織活動。潘漢年在各民主黨派中間耐心細緻的工作和“肝膽相照”的風采，深得愛國民主人士的讚賞。1948年底，根據中央指示，他不顧改方特務的破壞與港英當局的森嚴戒備，排除萬難，精心組織，分批將350餘名民主人士從海路安全送抵東北解放區。這項工作難度之大局外人很難想象，而潘漢年組織工作的周密穩妥，在當時就獲得高度讚譽。其時潘漢年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都能從容應付。當時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到香港與潘漢年聯絡，在潘漢年的部署下起義，使這兩個系統的檔案和美援物資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國、中央民航兩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員工率領了二十架飛機起義，也是潘漢年組織策動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動的俞勃駕機起義，也是由潘漢年通知他領導的上海秘密電台負責人劉人壽，請他與中央聯繫，確定降落地點與信號。最後，這架B24大型轟炸機安全降落在石家莊，對渙散國民黨的軍心起了很大作用。
對香港的文化宣傳工作，潘漢年更是駕輕就熟。他廣泛聯繫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劇演員。如為東江游擊隊添置冬衣，他通過關係請馬連良、張君秋義演，又發動工商界推銷票子，籌到了一筆款項。他支持夏衍同志領導香港文化工作、辦《華商報》，還為香港《文匯報》的創刊、發展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如編輯人才、經費、發行等，難怪有人說潘漢年是香港《文匯報》的真正創辦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電召潘漢年北上，他和夏衍、許滌新等在參加慶祝南京解放酒會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東方號”輪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先後接見了他。周恩來對他說：“上海即將解放，中央決定派陳毅去當市長，你要當好陳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後，潘漢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長、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上海市軍管會秘書長。由於他對上海的情況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時，得以克服許多困難，順利地完成接管任務並立刻投入恢復生產、建設新上海的戰鬥。
那時，潘漢年還兼任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部長由陳毅兼任）、上海市委統戰部長。陳毅很懂得統戰工作的重要性，他認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復上海的生產，解決工人的失業問題，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必須取得工商業者的合作，按《共同綱領》辦事。潘漢年在陳市長的領導之下努力做好各項工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做得特別出色，致使不少挾資跑到香港的資本家回上海開辦企業為恢復國民經濟效力，如劉鴻生先生就是這樣重返上海的。劉靖基先生的回憶可以讓我們看到潘漢年工作作風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劉靖基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在座的工商業者有榮毅仁、盛丕華等人，當時劉靖基有些緊張，但潘漢年“穿著便衣，講著上海話，談笑風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緊張情緒煙消雲散。可見政策對頭、工作細緻，會產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時，投機倒把、販賣銀元、搗亂金融的現象十分嚴重，潘漢年力主堅決取締，使市場很快恢復正常。在他推動下，把上海原有的16.3萬家商號按行業整理，改組為200多個同業公會，並安排上海工商界中愛國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擔任各種職務，使之各得其所，領導各行各業恢復生產、繁榮商業。此外，在解決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問題和處理勞資關係方面，潘漢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斷又嚴密，充分證明他既是破壞舊世界的鬥士，也是建設新世界的行家。
建國之初，上海百廢待舉，情況十分複雜，鬥爭尤為劇烈，要在這樣的大舞台上指揮若定，履險如夷，需要過人的精力，傑出的才華，更需要忠貞的黨人膽魄。作為當時上海黨的傑出領導人之一的潘漢年，鬥爭藝術極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裡，在鎮壓反革命，取締流氓、妓女，解決政府機關不純問題，“三反”“五反”運動中，潘漢年團結廣大群眾建設新上海，其功績足以彪炳史冊。
瑤瑟的絕千古奇冤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突遭逮捕，沒有經過公開審問，更沒有律師可以代為辯護，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難辯。總之，從這一天開始，潘漢年從中國政壇上神秘地“失蹤”了。
更令人費解的是，“潘揚案”居然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掛了鉤，原因是潘漢年在上海市副市長任內分工領導公安局，而饒漱石作為原華東局書記又是分管華東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實，1943年華中局整風時，饒漱石曾把揚帆打成“內奸”，當年潘漢年曾進行抵制，後來還向中央反映過饒的問題，而如今，潘、揚和饒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關係！
潘漢年有一個駭人聽聞的“罪名”：與揚帆一起包庇敵特三千三百人！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上海剛解放時，潘漢年、揚帆在取得上級同意後，決定在公安系統暫時留用部分反正特工、變節分子、流氓頭子乃至小偷慣竊，利用他們深諳內情這一點，讓他們戴罪立功。這批人也確實有所貢獻，這種策略本是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產物，到了“潘揚案”發，卻成了他們兩人的彌天大罪。那麼，“三千三”這樣的大數目又是怎樣統計出來的呢？原來遠在解放戰爭時期，有一個幹部在閒談時對當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敵區工作部長的揚帆開了個玩笑，說揚帆做敵區工作和保衛工作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揚帆手下超過三千，這個幹部當時隨口謅了兩句打油詩：“揚公門下三千三，盡是雞鳴狗盜徒。”在當時，這首詩不過引起一陣鬨笑，但因其妙趣橫生，竟在新四軍幹部中流傳開了。到了1955年，這首詩被人利用，“三千三”變成了實數，於是擴而大之，凡是地下鬥爭時期和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的人，都成了懷疑對象。
潘漢年作為“內奸”的一條主要罪狀是“投靠日本特務機關”。根據中央指示，凡是敵佔區的隱蔽系統，都應派人打入敵偽組織，掌握敵方動態，以配合正面鬥爭，利用敵方力量，掩護革命工作，保護革命力量。潘漢年在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屢受中央嘉獎。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禍！當然，在當時的條件下，“將在外”，個別情況無法及時向中央請示也是有的。這又何罪之有！
至於“供給敵人情報，導致二·六轟炸”，只要想一想，國民黨豈有不知上海的發電廠在何處而需要“供給情報”的道理，就可看出這條“罪狀”的不實了。
對於這一些“罪行”，潘漢年這樣的革命者怎樣接受得了！
經過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漢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後曾一度被“假釋”出獄，與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區團河農場。其間他曾進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對這位老朋友說：“我是冤枉的，揚帆也是冤枉的。這些事一時說不清楚，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定論。”
在獄中，潘漢年曾寫過一首給董慧的詩：
“相愛成遺恨，奈何了此生，
憐君猶少艾，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無半點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鑄魂，
抗日隱地下，十載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萬裡，悄然居海濱。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親，
倘有千般罪，當先有所聞。”
結句“倘有千般罪，當先有所聞”，實在是潘漢年痛苦的靈魂在吶喊！從團河又經秦城監獄，一直到1977年悽苦地離開人間，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勞改農場。
於伶同志寫了一組詩《懷潘漢年同志》，最後一首是《感謝黨恩》：
“春暉盡沐慶三中！劉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潘漢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們生者卻難以從自己的記憶中抹去他的形象，作為一代風華的黨人魂，他將永遠激勵著後人，而他後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獄，則值得我們這一代進行深刻的反思。
潘漢年傳略
陶柏康
一
1906年1月12日（農曆乙巳年12月18日），潘漢年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
潘漢年，乳名廠（an）兒，參加革命後，使用過許多筆名與比名，諸如：廠人、水番三郎、亞靈、天長、潑皮、潑皮男士、迪可、汗牛、汗、愛仙、鮑剛、嚴陵、彭一清、楊濤、潘健行、小開、k、小k、胡星、蕭叔安、蕭愷、凱、開、嚴、潘繼仁、嚴如雲、嚴開、許琳、潘湘、韓企文、張頌南、胡越明、秦漢楚、蕭肖、蕭相臣，等等。
潘漢年生長在一個書香門庭。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嘉慶年間的舉人，祖父潘元燮為清朝咸豐九年的舉人。父親潘莘華是清朝光緒後期的秀才，以塾師為業。
潘莘華思想比較開明，辛亥革命後，曾任鄉董，後又代替其兄任區董。1913年北洋軍閥政府實行縣議會制度，他又被推舉為宜興縣縣議員，但仍在鄉間任教。他先後娶過兩個妻子，生有四男四女，潘漢年在男孩中排行第三，為後母巫氏所生。由於小漢年天資聰穎，機靈活潑，深得長輩和兄弟姐妹的喜愛。
1912年，年滿6歲的潘漢年進入陸平村初等小學讀書。有關孩提時代的生活情形，潘漢年作過片斷回憶：“記得那年我還在小學裡，大約七八歲的時候，到夏天的晚上，總不肯安聯在庭院裡乘涼，總是跟著左右鄰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裡追逐螢火蟲，……我走進院子，便見爸爸躺在椅子裡羅羅的抽水煙，媽媽正忙著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揮著芭蕉扇咿啞的唱曲兒；我拭著頭上的汗珠兒，走進大姐身旁，要求他打扇……”
寥寥數筆，一個天真活潑且又頑皮好動的兒童形象躍然紙上，同時又描繪出一幅舉家融和歡樂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長，潘莘華為接濟難民，變賣了田產；又因病染上鴉片，家道開始中落，經濟十分拮据。
1916年，潘漢年初小畢業，因無錢升學，進入潘海良的私塾學堂，即縣立第三高等小學讀書。第三高小坐落在宜興縣西鄉都山，是一所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的學校，創辦於清朝末年，原名陵霞書院，後改為國民小學。辛亥革命後，發展成縣立第三高等小學。當時擔任該校校長的是清末秀才儲涵奇，他治學嚴謹，潘漢年在這所學校裡，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高材生。
1919年，潘漢年從第三高小畢業。在外婆吳氏的資助下，考入和橋彭城中學。1920年，他因下肢患疾，中途輟學。暑假期間，在北京念大學的堂兄潘梓年和潘寂回鄉度假，向潘漢年等少年夥伴介紹了不久前發生在北京的“五四”運動情況，這是潘漢年最早接受的政治啟蒙教育。
潘漢年病癒後因家庭經濟拮据，便在本村和鄰村的小學替人代課教書。
1922年，16歲的潘漢年經人介紹到宜興縣城勵進社小學任教。潘漢年善於根據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不但使學生獲得牢固的知識，而且注意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啟發學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在教學中，潘漢年還撰寫了一些探討教育問題的文章。他提出，中國現在需要“言而能行”的教育工作者。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言行一致，為人師表。他還積極主張在假期裡，讓學生們多到農村去，充分須略農村“那衝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養出幽美情緒”。為了讓更多的人來關心中國的教育事業，研究探討教育問題，他還特地寫信給《時事新報·學燈》的編輯，希望該報“出一張專事研究教學的副刊”。
在此期間，潘漢年還參加了“宜興評論社”。該社成立於1920年9月，是在五四運動新思潮影響下自發地醞釀和組織起來的進步團體，成員大多是愛好文學藝術、熱情而剛直的青年。加入評論社後，潘漢年還參加編輯評論社出版的小型報紙《宜興評論》。《宜興評論》的內容有社論、述評、簡明新聞，有時也登一些雜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藝作品，如小說、詩歌、隨筆、散文、漫畫等。其主旨是反對舊道德、舊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張正義、發揚民主；對社會上的一切邪惡勢力以及封建習俗，進行堅決的鬥爭。
潘漢年和李腸谷、鮑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對勾結軍閥孫傳芳的縣教育局長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惡劣行徑，並與他展開過面對面的鬥爭。
不久，潘漢年離開家鄉，走向新的廣闊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為了到上海繼續求學，然而，時代的召喚使他改變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漢年離開家鄉，到上海中華國語專科學校讀書。不久，進中華書局《小朋友》雜誌社任校對員。在此期間，潘漢年在《小朋友》雜誌上發表了許多兒歌與童話故事。這些作品融趣味性與知識性於一體，寫得頗有新意。1925年5月，他還在周作人主編的《語絲》週刊上發表了一篇童話故事：《苦哇鳥的故事》。並給周作人寫信，希望進一步開拓童話故事的題材，得到周作人的讚許。
1925年五卅運動後，潘漢年積極投入社會政治運動，加入了中華書局工會。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春，潘漢年結識了宜興同鄉周全平，經周全平介紹，潘漢年進入創造社出版部工作，開始投身到進步文化運動的激流中。
創造社出版部裡聚集著一群風華正茂、不畏艱難的熱血青年，他們既做出版部的具體事務，如包裝、跑郵局等，又都是能編會寫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極其緊張，工作時間在12小時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時甚至窘困到飢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們“想不到求個人的幸福”，只想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殺開一條血路”，為“後起者謀一點幸福”。
從1926年到1929年，潘漢年先後編輯和主編了《洪水》週刊、《A·11》週刊、《幻圳》週刊、《幻洲》半月刊、《戰線》週刊和《現代小說》月刊等進步刊物，並撰寫了許多筆鋒犀利，很有戰鬥力的雜文、政論文章，向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宣戰。同時，還創作了不少小說，謳歌進步青年為革命英勇奮鬥的獻身精神，反映勞苦大眾在飢餓與死亡線上掙扎的痛苦生活。這些進步雜誌受到了廣大進步青年的歡迎。許滌新曾經回憶說，1928年，他在廈門大學讀書時，和其他追求光明的進步青年一樣，非常喜歡閱讀《幻洲》，並受到鼓舞和啟迪。
1928年，他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文化、出版、文藝界的統戰工作。同年10月，根據黨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統一的革命團體的指示，潘漢年設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鏡我、周谷城、許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發起組織“中國著作者協會”。
由於當時潘漢年等人還缺乏組織工作的經驗，“中國著作者協會”成立以後，沒有開展什麼活動，建立文化界統一的革命團體的初次嘗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但是，它為後來“左聯”的籌建提供了經驗教訓。
1929年秋，根據中共中央六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即“文委”），潘漢年擔任中央文委第一任書記。此後，他不辭辛苦，認真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進一步組織領導了文學藝術界的各個革命團體的籌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間，潘漢年就找了錢杏邨商量籌建新的文化革命團體問題。他特別強調“要吸取‘中國著作者協會’告吹的教訓，把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後，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於5月和7月對進步文化界人士進行了兩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錢杏邨在內的幾十名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致使籌備工作一度停頓下來。直到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陸續釋放，組織籌備工作才重新開始。
潘漢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聯”籌備小組的工作。他通過文化界的黨員作家，廣泛徵求黨外進步作家的意見，做好思想發動工作。據夏衍、阿英、吳黎平、馮乃超、馮雪峰迴憶，在“左聯”籌備小組成立以前，潘漢年分別找他們商量。此外，他還找過朱鏡我、洪靈菲交換意見，並要阿英會做田漢和洪深的工作，爭取他們將來也能參加“左聯”。
根據當時文化界的現狀，潘漢年還接受阿英的建議，特意請沒有參加“革命文學”論爭的夏衍參與“左聯”的籌建工作。在分頭聯絡和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潘漢年主持召開了文化界黨員作家為主的座談會，推定由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幾個人組成“左聯”籌備小組，負責起草“左聯”綱領，擬定“左聯”發起人名單。會議還決定，“這兩個文件一擬出初稿，就先送魯迅審閱，得到他的同意後，再由潘漢年轉送中央審查”。籌備小組成立後，一般每週舉行一次會議，都由潘漢年主持。
1930年2月26日，潘漢年主持召開了“左聯”成立前的一次預備會議，“到會者有沈端先（夏衍）、魯迅等12人”。這次會議著重“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運動底任務”，認真總結了“革命文學”論爭發生以後文化界存在的主要問題，即對小團體主義乃至個人主義，未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敵人。
在此期間，籌備小組還商定了召開“左聯”成立大會的時間和地點，開會的程序，主席團的組成以及分工等具體方案，這些工作都由潘漢年請示黨中央後最後決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勝利召開，潘漢年代表黨在會上講了話，並擔任了第一任黨團書記。3月18日，他撰寫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任務》一文，用以指導“左聯”的初期工作。
“左聯”成立前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以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為主體，還成立了另一個文化革命團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也參與發起和籌備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正式成立。魯迅、潘漢年、馮雪峰、田漢、鄭伯奇等50餘人出席。魯迅和潘漢年等在會上發表即席講演，表示“願意站在民眾的最前線，為廣大群眾的自由而奮鬥”。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不久，選舉產生了“同盟”的領導機構，魯迅、潘漢年等21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潘漢年還擔任了執委會常委。同時，潘漢年也是該組織中的黨組書記。在此期間，潘漢年還先後兩次陪同魯迅到青年學生中去進行宣傳演講，擴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響。
1929年，鄭伯奇、陶晶蘇、馮乃超等人在上海籌建“藝術劇社”。潘漢年得知後，對這項工作極為重視，從多方面給以關心和幫助，他還特地派夏衍參加藝術劇社的籌建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到1929年10月下旬，藝術劇社正式成立。藝術劇社成立後，排練公演了幾齣進步戲劇節目，擴大了在上海戲劇舞台上的影響。藝術劇社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藝術劇社，並逮捕了一些社員。5月24日，又查封了與藝術劇社有關係的中華藝術大學。針對國民黨反動高壓手段，潘漢年立即主持召開了由夏衍、馮雪峰、鄭伯奇、田漢和餘懷等人參加的會議，商討發展進步話劇運動的辦法，決定進一步擴大革命戲劇團體的組織。到1930年8月，“中國左翼劇團聯盟”正式成立，後經潘漢年與中央文委討論決定，將“中國左翼劇團聯盟”改名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動了進步戲劇運動的發展。
在領導“左聯”、“劇聯”工作的同時，潘漢年還領導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籌建工作。1930年3、4月間，潘漢年等十餘位文化界的黨員在鄧初民家裡召開了“社聯”的第一次籌備會議。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工作，於5月20日召開了“社聯”成立大會。會議討論通過了“社聯”的綱領，指出：“社聯”的主要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及國際政治經濟，促進中國革命”，“研究並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它普及於一般”；“有系統地領導中國的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等等。
在“社聯”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廣大進步青年學生中廣泛深入傳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團結在“社聯”周圍。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組織起來，在“社聯”黨團的幫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會科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潘漢年、劉錫五、彭康和王學文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此後，潘漢年對“社研”的工作也時常予以關心指導。
潘漢年作為中央文委書記，還關心指導了其他左翼文化團體的籌建工作。隨著文化界各個系統的左翼文化團體紛紛建立，為了加強對這些革命團體的統一領導，黨中央決定組織一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在潘漢年的主持下，經過一段時間籌備，“文總”於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漢年擔任“文總”的黨團書記，並主編“文總”的機關刊物《文化鬥爭》。
至此，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戰線建立了從中央文委到“文總”及其各個方面的垂直的組織系統，大大加強了黨對文化戰線的領導，有力地推動了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廣泛深入發展。
三
潘漢年是最早與魯迅結識並建立聯繫的共產黨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魯迅從廣州到上海定居，當天下午，中國濟難會負責人王弼和潘漢年等人便前往魯迅寓所拜訪，當晚，王弼宴請魯迅，潘漢年和郁達夫夫婦、蔣光慈、樓適夷、許傑等人出席作陪。席間，魯迅和這些革命青年談笑風生，甚為歡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漢年和鮑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訪魯迅並共進晚餐。此後，潘漢年便成了魯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時間，在魯迅先生的日記裡，經常出現潘漢年的名字。
20年代末，黨中央為了加強上海進步文化團體的團結，發展進步文化運動，要求文化界的黨組織做好進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進步文化團體之間的隔閡，爭取魯迅出掌左翼文化運動的旗幟。為此，中央領導同志專門委派潘漢年去徵求魯迅先生的意見。為了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潘漢年多次登門拜訪，與魯迅促膝長談，並就創造社、太陽社成員過去同魯迅關於“文學革命問題”的爭論問題，主動作了自我批評，得到魯迅先生的諒解。同時，潘漢年召集黨員文化工作者開會，傳達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黨員作家和黨外進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魯迅的論戰。他還多次陪同文化界的黨員作家去拜訪魯迅，誠懇地作自我批評。經過周密細緻的工作，終於完成了請出魯迅擔任“左聯”盟主的任務，這對於發展左翼文化運動，粉碎國民黨文化“圍剿”具有重大意義。
在籌建“左聯”的過程中，潘漢年非常注意傾聽魯迅先生的意見。他曾經派馮雪峰去拜訪魯迅，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名稱問題，徵詢魯迅的意見，考慮到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潘漢年對馮雪峰說，“左翼”二字用不用，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在為“左聯”成立做準備工作時，潘漢年為保證魯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聯”成立大會召開的前一天，潘漢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華藝術大學，檢查了會場的保衛工作，潘漢年特別關照夏衍，請他事先和馮雪峰、柔石講明，萬一有緊急情況發生，讓他們陪著魯迅先從後門撤退。在會場中他也佈置了四個身強力壯的工人糾察隊員保護魯迅。
“左聯”成立以後，為了表達革命文化工作者對魯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漢年和馮雪峰、柔石等商定，組織一次慶祝魯迅50壽辰的紀念會。在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的幫助下，紀念會於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蘭餐廳舉行。各革命文化團體的代表50餘人參加了這次紀念活動。魯迅先生和許廣平欣然出席。紀念會上，各文化團體的代表紛紛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衷心祝願魯迅先生為進步文化運動多作貢獻。魯迅也作了即席演講。通過這次活動，使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與魯迅先生的關係更趨親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漢年離開了文化戰線，但他還和魯迅保持著聯繫。據潘漢年的弟弟潘錫年回憶：1932年夏，他從宜興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館看到魯迅與潘梓年、潘漢年在吃冰激凌，熱烈交談。
1936年4月，潘漢年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從蘇聯回國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同時，受代表團的委派，赴滬相機邀請魯迅赴蘇聯療養。回滬後，潘漢年和胡愈之為魯迅赴蘇療養作了一切必要的準備。然而，魯迅的健康狀況已不容許他作這樣的旅行。當時，魯迅先生病情日漸嚴重，潘漢年對魯迅的病情十分關心，1936年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惡化。當晚，他和馮雪峰商量了挽救魯迅生命的具體辦法，決定要求宋慶齡聘請更好的醫生為魯迅作進一步的治療。不料19日凌晨，魯迅先生便與世長辭。潘漢年得到馮雪峰的報告後，立即將這一情況向黨中央彙報。
魯迅先生逝世後，潘漢年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馮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組織領導了魯迅的悼念活動，進一步擴大了黨在進步文化運動中的影響。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黨組織發起召開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大會。會上，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名義發表即席講演，高度評價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和魯迅雜文的戰鬥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決定出版《魯迅全集》，潘漢年作為這項工程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從各方面特別是在經濟上，幫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難。經過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時間，《魯迅全集》就得以出版發行。當時，這套書籍發行1000套。此外，還印刷了200套裝幀精美的紀念本，每套紀念本都貼有魯迅私人朱文印章，作為許廣平先生贈送給摯友親朋的禮物，潘漢年獲得一套。從此，潘漢年一直把這套《魯迅全集》珍藏在身邊，並伴隨他度過了身陷囹圄的27個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後，才被上海檔案館收藏。
四
潘漢年傾注精力，積極組織推動上海的進步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成就斐然。這時，更加艱鉅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1931年4月，黨中央調潘漢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擔任特科二科科長，隨後又成為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的領導成員之一。在此期間，潘漢年協同陳賡、李克農，在周恩來、陳雲的指揮下果斷地清除了顧順章叛變後遺留的隱患，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參與組織、護送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員轉移到蘇區的工作；參與粉碎敵人偽造“伍豪事件”的陰謀；配合宋慶齡，聯絡國際國內知名人士，積極營救牛蘭夫婦，在對敵隱蔽鬥爭方面作出了許多貢獻。
此外，潘漢年憑藉智慧和人生經歷，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範圍廣泛的地下情報工作網，並且和一批著名的社會上層人士建立了情報工作聯繫，如楊度、王紹鏊、王崑崙、梅龔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漢年還和一些來華工作的外國朋友建立了友好關係。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結識。後來，他又通過其他途徑同佐爾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聯繫。當時，他領導的地下黨的一架秘密電台就設在路易·艾黎的家裡，使地下黨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聯絡渠道。在共同的革命鬥爭中，潘漢年和路易·艾黎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艾黎始終深深懷念這位中國戰友。他在回憶中特別強調了潘漢年對黨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貢獻，說“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個子不高，圓圓的臉，總是笑眯眯的，機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親切，大家都喜歡他”。他還高度評價潘漢年是“對革命有過功勞的人，當年出生入死，屢建奇功”。
從1931年到1933年，潘漢年在黨的隱蔽戰線上出色地戰鬥了兩年多時間，經歷了無數次曲折風險，度過了幾百個險象環生的日日夜夜，為保衛黨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果沒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這是難以想象的。
1933年5月14日，國民黨軍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漢年營救未成，即遵照黨組織的決定，離開上海，經汕頭去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在中央蘇區，他先後擔任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協助張聞天編輯黨刊《真理》。8月，中華蘇維埃大學成立，潘漢年被任命為校務委員。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
1933年10月，潘漢年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與國民黨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就抗日反蔣問題舉行談判。10月26日，簽訂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0月底，他又和黃火青等到福建與十九路軍領導人就建立軍事同盟問題進行談判。通過談判，消除了工農紅軍和十九路軍的對峙狀態；雙方開展了經濟貿易；對方還釋放了政治犯60餘人，並默認進步團體的存在，從而為恢復中共地下黨在福建的活動創造了條件。
1934年10月，潘漢年與何長工到江西尋烏地區和國民黨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的代表就聯合抗日反蔣問題進行談判。談判持續了三天三夜，結果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這次談判的成功，為黨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戰鬥中正確選擇突圍方向，紅軍長征出發時順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減少傷亡和損失，作出了重要貢獻。
完成談判任務後，潘漢年加入了長征隊伍。在征途中他被編入中央直屬團，擔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
1935年2月28日，紅軍第二次攻佔遵義。這時，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找潘漢年談話，決定派他和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白區工作部部長的陳雲到上海恢復黨的秘密工作，設法與共產國際恢復電訊聯繫，彙報遵義會議情況。並要潘漢年先行一步。潘漢年在中共貴州工委負責人秦天真的協助下，歷經艱辛，經香港回到上海，與陳雲於同年8月先後乘蘇聯貨船去海參崴，轉赴莫斯科。
五
潘漢年到蘇聯以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向全世界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闡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文件，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
這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華北事變，侵佔了中國的華北地區，進而準備滅亡全中國。蔣介石開始謀求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並以改善國共關係作為姿態。為此，從1935年秋天起，蔣介石就通過各種途徑打通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官員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就是其中一條重要途徑。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團指定潘漢年為談判的聯繫人。
潘漢年接受任務後，同國民政府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進行了初步接觸，鄧文儀還向潘漢年交待了回國後找陳果夫聯繫的具體辦法。臨行前，潘漢年又聽取了共產國際的蘇共代表團負責人曼努伊斯基等人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意見。
1936年4月，潘漢年和胡愈之離開莫斯科，於5月初到達香港。隨後，潘漢年立即派胡愈之到上海去找地下黨聯繫，瞭解黨中央的情況。同時，他又按照鄧文儀說的聯絡方法寫信給陳果夫，要他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國共談判的具體事宜。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後，通過沈鈞儒和茅盾等，找到了黨中央先期派到上海工作的馮雪峰。在香港期間，潘漢年和胡愈之著手宣傳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開展黨的統戰工作。他們幫助鄒韜奮創辦《生活日報》。潘漢年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要求報紙的宣傳應由反蔣抗日向逼蔣抗日轉變。後來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日報》貫徹了這一精神。這是潘漢年和胡愈之從莫斯科回國後，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促進國共合作的最初行動。
他們做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幫助救國會起草了一份在全國有較大政治影響的文件。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潘漢年特地找到在香港的救國會領導成員鄒韜奮、陶行知，在胡愈之的幫助下起草了一個《告全國同胞書》。修改後由鄒韜奮親自去上海，以鄒韜奮、陶行知、沈鈞儒、章乃器4人聯合署名，於1936年7月15日發表。8月10日，毛澤東給沈鈞儒等4人寫信，表示“這些文件引起了我們極大的同情和滿意”，並且聲明，“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願意與你們合作，與一切願意參加這一斗爭的政派的組織或個人合作，……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
此外，潘漢年在香港還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上層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會見了原十九路軍將領李濟深、陳銘樞和桂系領導人李宗仁等。他還會見了過去在黨的情報系統工作的同志和舊友，如梅龔彬、柯麟、葉挺等，並向他們宣傳了共產國際七大的基本精神。
同時，潘漢年會見了從南京趕到香港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衝，旋即趕赴南京，與陳果失、曾養甫等會面接洽。
8月初，潘漢年通過劉鼎安排，經黨內秘密交通線去陝北。8月8日，到達陝北。他立即向黨中央彙報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意見和自己回國的任務，以及他在莫斯科、香港和南京同國民黨方面協商的情況，為黨中央進一步制訂逼蔣抗日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隨後，他立即趕赴安塞地區，與葉劍英見面，幫助開展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在此期間，潘漢年又同張學良會晤，並向黨中央彙報了會談情況。
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對國民黨的方針問題。會議決定，把國民黨作為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對象，並委派潘漢年擔任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聯絡代表。
9月24日，潘漢年攜帶《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和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與葉劍英一起離開陝北到西安。
在西安，葉劍英、潘漢年向張學良通報了中國共產黨同南京談判的方針，並同張商討了逼蔣抗日等問題。隨後，潘趕到上海。經張衝安排，於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與國民黨代表陳立夫談判。在談判過程中，潘漢年嚴正批駁了陳立夫代表國民黨提出的關於實現國共合作的苛刻要求，執行黨中央的談判方針，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利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針，與宋慶齡一起促成宋子文、宋美齡去西安談判，並把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告知陳立夫。“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潘漢年又按照黨中央指示，就撤兵釋張、實現西安協議、爭取紅軍給養、釋放政治犯等問題同陳立夫、宋子文多次洽談。1937年3月，潘漢年陪同周恩來等去杭州，參與周恩來同蔣介石的談判。
1937年春，王稼祥由賀誠陪同，從陝北到上海乘船去蘇聯治傷並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共產黨的有關情況。接到黨中央的指示後，潘漢年和馮雪峰做了認真的接待準備，尤其是保密、保衛工作，並和他們討論瞭如何妥善處理從獄中傳出的方誌敏《清貧》和《可愛的中國》手稿問題，潘漢年還親自將這兩份手稿一頁一頁拍攝下來，使這些珍貴的作品一直保存到全國解放並公開出版。
同年7月上旬，周恩來等去江西廬山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談判。途經上海時，兩次接見潘漢年與劉曉，就上海黨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潘漢年、劉曉還陪同周恩來會見了夏衍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黨內外人士。
1937年8月下旬，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後改稱八路軍），原紅軍駐上海辦事處改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簡稱“八辦”），公開對外開展活動。李克農為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繼任。
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的主要任務，是開展上層統戰工作。潘漢年與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馬相伯、史良、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經常交換意見，及時向他們通報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共同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和他們建立起心心相印的關係。
同時，潘漢年還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和宋慶齡的引薦，同國民黨的頭面人物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等進行了廣泛接觸。
此外，潘漢年還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全面掌握了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裡的共產黨員名單，奉命同國民黨當局就釋放政治犯問題進行交涉。經過多方面的努力，使許多長期被關押而倖存下來的黨員幹部獲釋，重新走上了革命工作崗位。
抗日戰爭爆發後，潘漢年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同國民黨上海地方當局公開打交道，衝破國民黨的阻撓，迫使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負責人潘公展同意建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及上海各界救亡協會，並創辦了協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
在此期間，潘漢年站在抗日救亡宣傳的第一線，寫了許多政論文章，著重宣傳共產黨發動民眾實行全面抗戰的方針，批判國民黨壓制民眾運動的片面抗戰路線；闡明共產黨堅決抗戰的路線，批判國民黨妥協投降政策；宣傳共產黨的對外方針，批評國民黨片面親英美和依賴國際調停的外交政策；廣泛宣傳八路軍的抗日遊擊戰爭，努力爭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八一三”抗戰期間，應國民黨將領陳誠、張發奎和羅卓英的要求，在潘漢年等人的組織領導下，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團派進國民黨的一些軍隊，擔任宣傳、組織和救護工作。以後，他又陸續組織了一些同志到國民黨的其他軍隊中去開展工作，擴大了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淪陷前夕，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博古、潘漢年和劉曉，對上海淪陷後黨的工作作了佈置。12月25日，潘漢年在安排佈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後，與夏衍一起，乘船撤離上海去香港。
六
從上海到香港後，在長達七年時間裡，潘漢年在香港、廣州、武漢、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從事黨的統戰工作和淪陷區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當時，黨中央派廖承志、潘漢年作為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的代表，並負責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漢年的領導下，繼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和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共同努力，團結大批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援中國的抗戰，把他們捐獻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救護車、醫療器械、藥品和其他物資，通過武漢、重慶及時轉運到各抗日根據地；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大力支援堅持在敵後艱苦抗戰的瓊崖游擊隊、東江游擊隊；他們在港澳同胞、國外僑胞和上層愛國人士中積極開展工作，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還結交了許多國際友人，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成績，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援。他們利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的有利形勢，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使香港成為黨的對國內外宣傳和聯絡的一個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間，廖承志、潘漢年還經常一起去廣州從事黨的工作。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漢年曾在廣州會見各抗日青年團體、進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團體的負責人，熱情坦誠地回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闡述黨的方針政策、中國革命的戰略任務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救亡日報》從上海遷到廣州出版後，受到廖承志和潘漢年的關心。他們每次從香港到廣州，都要到救亡日報社去，給報社的同志談抗戰形勢和黨的政策，瞭解報社的工作情況，幫助解決困難。
潘漢年到香港後不久，曾到武漢中共長江局工作過兩個月。1938年1月7日，他從廣州起程去武漢。行前，會見了廣州《救亡日報》記者，闡述了對政治形勢的看法，並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1月9日，潘漢年曾出席正在籌辦中的《新華日報》在漢口江春餐館舉行的招待會。1月23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陳立夫、張衝、周恩來、董必武等129人被推舉為分會理事，潘漢年也是其中之一。
約在1938年3月間，潘漢年返回香港。8月間，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香港赴延安，出席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潘漢年留在延安參加中央社會部的領導工作，並參加過延安新聞界文化界的統一戰線活動。1938年11月10日，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延安分會成立，潘漢年出席大會並講話，要求青年記者們認真宣傳抗日將士英勇戰鬥的事蹟，“系統地、具體地把它的事實內容，用生動的筆調”描寫出來。1939年2月5日。《新中華報》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之一，邀請延安新聞界學術界同志參加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80餘人，潘漢年也出席會議併發了言。2月10日，中華戲劇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在陝北公學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潘漢年出席並當選為分會理事長。3月22日，潘漢年主持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舉行的紀念“三一八”大會，慰勞全體保衛工作人員，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講話。
1939年4月，潘漢年奉黨中央命令離開延安，4月底途經重慶返回香港。在香港，他經常和廖承志在一起，交流彼此聽到的消息，分析研究國際國內形勢，然後由潘漢年寫成電報稿交張唯一譯發，向黨中央彙報。9月，他又從香港到上海，對上海的隱蔽鬥爭作了部署。同行的有劉人壽。1940年秋，他領導建成了同延安通報聯繫的秘密電台。在此期間，他曾為黨蒐集了許多重要戰略情報。例如，1941年6月，潘漢年曾向黨中央提供過蘇德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以後，又向黨中央報告了日軍準備南進等重要情報。當時，潘漢年還在上海先後設立了“集成皮毛公司”和“裕通運輸公司”等商行，作為聯絡同志的見面地點。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李一氓在戰鬥突圍後輾轉到達香港，向廖承志和潘漢年講了事變的經過，潘則把事變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在香港，潘漢年陪李一氓到澳門去看望了葉挺夫人。隨後，又親自護送李一氓到上海，並通過黨組織設法安排他去蘇北根據地。在上海，他還和劉曉約見於伶，商議應付事變的對策和措施。
1941年7月3日，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致電毛澤東，希望中央派人加強香港的領導力量，以開展與英美人士、華僑、各黨派、文化界的統戰工作。9月8日，毛澤東覆電周恩來，表示同意加強香港工作，但中央一時派不出人來，仍由廖承志、潘漢年繼續負責。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形勢十分嚴峻。1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和劉少文，指示開展與英美等國人士建立廣泛真誠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黨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同日，周恩來兩次急電廖承志、潘漢年和劉少文，具體佈置在香港的各方面人士撤退、疏散工作。根據黨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經過各方面緊密配合和幾個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從日軍的嚴密封鎖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餘名，其中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陳濟棠、茅盾、金仲華、夏衍、胡繩、張友漁、劉清揚、宋之的、楊剛、梁漱溟、鄧文釗、胡風、蔡楚生等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幹部。其中大多數順利安全地撤往東江，再轉往韶關、桂林和重慶等地。此外，還安全護送了一大批國際友人到內地和海外；接應了2000餘名回國參加抗日的愛國青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曾一再指示黨在敵佔區的對敵隱蔽鬥爭系統，派人打入敵偽組織，相機開展工作。潘漢年執行上述指示，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並且取得了成效。他還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掩護一批同志潛伏在敵人內部工作，並掩護了一些同他有聯繫的領導同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派在香港幾位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同志和秘密電台處境危險，潘漢年主動報請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會關係，從上海派人去香港，掩護他們全部安全撤到上海和內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上海從孤島變成了淪陷區。黨中央指示江蘇省委領導機關撤退到華中抗日根據地去。這時，潘漢年也奉命撤退。1942年11月初，江蘇省委領導同志劉曉、王堯山等，都在潘漢年所發展的特殊關係掩護下，同潘一起，從上海到淮南顧家圩子。到達華中抗日根據地後，潘漢年擔任了華中局情報部部長。
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參加整風學習期間，潘漢年參加了審查揚帆的工作。在審查過程中，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通過認真調查瞭解，確認對揚帆的審查是錯誤的。後來揚帆被平反。這個時期，潘漢年還為根據地幹部作過一些報告。他還在新四軍出版的《拂曉報》上發表了《夢遊玄武湖》、《探海東同志病》等詩詞，表達憂國憤敵的心聲、抒發對戰友的感情。
1943年，潘漢年領導建立起兩條通向解放區的交通線：一條通淮南華中局，一條通皖北新四軍七師。這兩條交通線的建立，保證了上海和抗日根據地之間人員和物資的安全輸送。同年夏秋之交，黨中央電告潘漢年，需要保存在上海中央文庫的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文件。潘漢年指示張唯一取出密藏在上海中央文庫中的有關文件，拍成35毫米膠片，送往華中根據地報黨中央。
1944年6月，潘漢年離開淮南新四軍軍部去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大會期間，潘漢年看望了毛澤東，毛澤東和他共同舉杯，慶賀勝利。
毛澤東在“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我們的大會應向各解放區人民提議，儘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討論統一各解放區的行動，加強各解放區的抗日工作，援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援助淪陷區人民的地下軍運動，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和聯合政府的成立。”根據這一要求，黨中央開始積極籌備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1945年7月8日。新四軍軍長陳毅致電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參議會，表示選派潘漢年等六位同志，代表新四軍參加會議的籌備工作。7月13日，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舉行集會，會上宣告正式成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會議選舉周恩來、林伯渠等25人當選為籌委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潘漢年也是常委之一。8月10日，綱領起草委員會舉行會議，組成政治、軍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和組織法五個專題起草小組，潘漢年出席會議，並參加政治專題小組工作，還擔任組織法專題小組組長。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原定10月舉行，日本投降後，因時局變化，會議沒有召開。
1945年11月，潘漢年奉命從延安到瀋陽，在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下，參與領導該地區的文化工作、統戰工作和黨的隱蔽戰線工作。1946年2月，董慧也到達瀋陽。是年4月底，因東北地區黨的情報系統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潘漢年又被調到北平。同年夏天，他回延安彙報工作，不久，奉命到南京，接受新的任務。
七
1946年夏天，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潘漢年回到上海繼續領導黨的隱蔽戰線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回到上海後，潘漢年立即與劉曉、劉長勝、夏衍、華崗和馮雪峰見面，還會見了情報系統的一些同志，向他們傳達了黨的“七大”基本情況，闡述了國內外形勢。隨後，他又指示一部分同志去香港。一部分同志繼續留在上海開展情報工作。
在上海期間，潘漢年還經常參加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的會議，參與一部分領導工作。同時，他和周恩來保持著經常聯繫，直接接受周恩來的領導。這段時間，他繼續同在上海的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人士接觸往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從各方面關心照顧他們。1946年7月，陶行知逝世後，他根據周恩來關於“今後，對進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們應該負責保護。……在經濟方面多給以經濟和物資的幫助，在政治方面亦須時時關照”的指示，加強了對這方面工作的領導，組織有關同志落實具體措施。
在上海，他還應上海地下黨同志之邀，忙裡偷閒，重操筆墨，用“荊溪”筆名在《聯合日報》發表了40餘篇雜文。這些雜文抓住人民最關心的民主與和平問題，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堅持獨裁內戰，出賣國家主權的罪行，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強烈願望。
1946年10月30日，潘漢年奉命離開上海，和夏衍一起乘飛機去香港。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調整蔣管區黨組織的指示，決定成立中共香港分局，由劉長勝、方方、林平、潘漢年、劉寧一、梁廣、章漢天、夏衍、連貫組成。從這時開始，到1949年3月，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在參與香港分局的領導工作中，主要負責同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人士聯繫接觸。從1947年開始，各民主黨派的一些領導人及文化界人士陸續從內地、上海和海外來到香港，到1948年，總數已達千人以上。因此，做好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就成為一項極其重要而艱鉅的任務。當時，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人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共同商討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的鬥爭方略。但同時也有極少數上層人士對形勢認識不清，主張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國家。還有一些親國民黨的黨派如國社黨、青年黨還在香港活動，破壞統一戰線。面對紛繁複雜的現實，潘漢年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提出凡是願意與我黨合作，反對蔣介石賣國政府的人，我們都要團結爭取，進行耐心細緻的工作，做到多爭取一個朋友，少一個敵人。
潘漢年身體力行，利用自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同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建立起來的友誼，經常同他們廣泛深入地交換意見，積極主動地聽取意見，耐心誠懇地做解釋說服工作。由於潘漢年政治水平高，統戰工作經驗豐富，加之博學多才，分析問題中肯實在，又平易近人，善於結交黨內外各種朋友，因此，在香港的上層人士都願意找他談心。夏衍說過：“1948年冬，大局已定，蔣介石政府眼看徹底垮台了，於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國人）又蜂擁地要來向我們摸底，拉關係。大人物不必說了，連在內地有點工廠和房產的人，也要來了解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們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見人，見人，則最好是見潘漢年。”由此可見，潘漢年當時在香港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為了進一步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從1947年起，中共香港分局開始與民主黨派領導人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每週開一次，邊聚餐邊座談，由香港分局的領導同志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輪流主持，每次座談會都有中心議題，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融洽無間。潘漢年是座談會的主講人之一，由於他言談舉止溫文爾雅，寓宣傳於談笑之間，很受歡迎。
潘漢年在香港的工作非常緊張。夏衍曾經說過：“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4年或者5年的工作。”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潘漢年還時刻關心著黨的思想建設和幹部教育工作。為了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瞭解國際國內形勢，不斷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從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他在香港先後向黨員幹部作了8次報告，內容涵蓋黨的歷史和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工作和國際國內形勢等問題。
潘漢年對在香港工作的黨內同志和黨外進步人士的工作和生活非常關心。儘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惦記著黨內外同志和朋友的家庭生活，每逢他們遇到困難，總會及時得到潘漢年的關心和幫助。對此，許多老同志至今記憶猶新。潘漢年就是通過深入細緻的工作，充分發揮黨內外同志的作用，為黨的事業服務。正如他自己所說，別人說我有鬼斧神功，其實做統戰工作的根本在於發動群眾，依靠群眾。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對京、滬一帶控制極嚴，在這些地區無法召開大規模的會議，更無法辦幹部訓練班，中共上海局就只好設法在香港建立機關，開辦京滬高級幹部訓練班，總結國民黨統治區域黨的工作經驗，培訓黨的幹部。訓練班先後開辦了12期。潘漢年給予很多幫助。此外，上海黨組織很多不易辦的事，也多半轉移到香港，由潘漢年協助辦理。
隨著中國革命進程的不斷加快，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分裂。許多人越來越看清了蔣家王朝已到了窮途末路，逃脫不了最終覆滅的歷史命運。因此，紛紛開始尋求新的出路。這種情況給黨的各條戰線包括隱蔽戰線提出了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抓住時機，抓緊做好國民黨營壘人員的策反工作，努力爭取團結更多的人擺脫反動統治的羈絆，轉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來。潘漢年領導的情報部門在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例如：1948年冬，潘漢年對盧漢、龍雲做了大量工作，結果使盧漢棄暗投明，宣佈起義。又如積極參與策動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負責人舉行起義，使該委員會系統的大批技術人員、美援資財、檔案完整地移交給人民政府，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了一大批技術人才和物資。潘漢年還成功地參與領導了國民黨的中國、中央兩個航空公司香港員工起義的初期準備工作，配合上海地下黨組織爭取到海關的一些高級人員留下來為新中國的海關事業服務。
新中國成立前夕，潘漢年和中共華南分局的同志根據黨中央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和指示，承擔了為新政協的召開做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的重要任務。他們及時向當時轉移到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通報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並廣泛深入地和他們交換意見，討論研究召開新政協的有關問題，通過他們和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密切聯繫和磋商，及時溝通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在召開新政協問題上的意見，為黨中央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和新政協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初步基礎。
1948年7、8月間，潘漢年等開始組織護送在港民主人士赴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當時，國民黨特務雲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嚴，極力破壞我方活動，阻撓民主人士北上。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潘漢年指揮若定，調動各方面的力量，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妥善地安排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離港轉到東北、華北解放區。從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先後送走了20餘批民主人士，總數達350人以上，沒有一次失誤，為人民政協的順利召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4月28日，遵照黨中央電令，潘漢年和夏衍、許滌新離開香港，趕到北平，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他們在北平先後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親切接見。
5月16日，潘漢年一行乘火車南下，5月23日傍晚到達丹陽，先後向陳毅、饒漱石、曾山等彙報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所作的指示。隨後，他們便隨解放軍向上海進發，迎接上海的解放。
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5月28日下午，潘漢年作為新上海的市政府副市長，陪同陳毅市長，接受原國民黨上海市代理市長交出的舊市政府印信。從此，領導新上海的緊張繁重的工作開始了。
從上海解放那天起，潘漢年就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等重要職務，主持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成為陳毅市長的得力助手。
潘漢年協助陳毅領導上海工作是多方面的，搞好城市接管工作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陳毅是上海市軍管會主任，粟裕是副主任。潘漢年兼秘書長，領導軍管會的日常工作。當時，在軍管會下面，設立了軍事、政務、財經和文教4個接管委員會，具體負責各系統各部門的接管工作。潘漢年主要是抓面上的工作，如綜合情況，處理問題，協調步驟等，工作千頭萬緒，任務極其繁重。在兩個月的接管工作時間裡，潘漢年度過了許多不眠之夜，他經常主持或參加軍管工作會議，聽取彙報、作出決定。會議每次都開到深更半夜，有時甚至通宵達旦。由於潘漢年長期戰鬥在上海，對上海各行各業的情況非常熟悉，而且思想敏銳，作風踏實細緻，因而對接管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都能提出中肯的意見和解決辦法。經過兩個月的日以繼夜的緊張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接管任務。
對潘漢年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所作出的貢獻，當時擔任市政府副秘書長的周林作過這樣的評價。“他長期在上海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熟悉上海各方面的情況，在接管上海中立下了汗馬功勞，起了別人起不了的作用。”
接管工作完成以後，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各個系統重新建立了政權機關。潘漢年領導主持了這項工作，並親自參加各局和公司的成立大會，代表市委、市政府講話、作報告、分析上海的形勢，號召廣大幹部群眾為建設新上海而努力。各系統、各部門政權建設工作的完成，有力地保證了上海的經濟建設和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
解放初期，提上市政府議事日程的一個迫切問題是打擊金融投機，穩定貨幣和市場，保障人民生活。國民黨統治後期，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物價指數如天文數字，國民黨通用貨幣金圓券毫無信用可言。一解放，市軍管會於1949年5月28日立即頒佈金字第一號佈告，規定即日起使用人民幣，並限期於6月5日禁止使用金圓券，並宣佈以人民幣1元兌換金圓券10萬元的比價。人民幣開始進入市場。但一些投機奸商卻肆無忌憚地進行銀元投機，哄抬銀元價格，隨後黃金、外幣價格也跟著而起，造成金融市場一股投機浪潮，帶動商品市場物價上漲，有的商店甚至拒收人民幣。
面對上述情況，市軍管會除了採取必要的經濟措施以外，於1949年6月10日，經請示中央同意採取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行動。經過周密的研究部署，在陳毅、潘漢年、宋時輪等的親自指揮下，組織了金融、公安、警備區等有關部門的人員，分成5個小組，於6月10民在非法交易最集中的上午10點鐘，突然封鎖了金融投機的大本營證券大樓，當場逮捕了犯有嚴重罪行的投機商238人，移交法院審理，並繳獲一大批黃金、銀元和美鈔。
通過這次鬥爭，黨和人民政府在群眾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同時徹底消滅了以銀元金鈔計價的現象，人民幣佔領了市場，政府完全掌握了金融領導權，對穩定上海的市場、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金融投機市場被擊潰後，投機勢力又把投機資金轉向了商品市場，從1949年7月到1950年春，連續三次掀起“漲價”風潮。面對這種情況，當時擔任上海市財經委員會主任的潘漢年，在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的領導下，領導經濟戰線的黨員幹部，研究各種對策，努力抑制物價上漲風潮。當時，他幾乎天天晚上參加各部門的領導幹部會議，聽取彙報，討論解決的辦法。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終於戰勝了投機勢力的猖狂進攻，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穩定了市場物價。
上海解放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不斷派飛機來上海轟炸。1949年6月23日，美國指使國民黨蔣介石公開宣佈對上海口岸實行武裝封鎖，企圖切斷上海的海上交通運輸線，破壞上海的經濟建設。1950年2月6日，台灣國民黨反動派對上海的發電廠和自來水廠等實施狂轟濫炸，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的損失。事件發生後，潘漢年立即陪同陳毅親赴被炸現場視察，慰問工人和災民，並動員組織各方面力量，全力搶救，恢復生產。
潘漢年在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期間，非常重視抓好上海的經濟建設工作，他堅決貫徹黨中央關於要使上海從消費性城市轉變為生產性城市的方針，花大氣力抓了上海的經濟建設工作。1952年3月，潘漢年在一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造舊上海為新上海，必須思想上明確以生產為中心，一切為生產服務”。
潘漢年還處處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疾苦。他常對市政府工作的同志說，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條萬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為人民多辦幾件好事。1950年初，就決定建造工人新村，逐步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條件。為了貫徹落實這一方針，潘漢年領導督促主管部門，組織力量對工人的居住情況進行調查，並多次召開會議，討論研究工人新村的修建規模、標準等問題，抓緊落實，使解放後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很快建造完工，一大批工人勞模搬進了新房。曹楊新村的建立，開了上海建造新村工房的先例。
上海解放後，潘漢年除了協助陳毅同志主持市政府工作之外，還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主持日常工作。
當時，團結爭取愛國的工商界人士，共同建設新上海是一項極其重要而迫切的任務。潘漢年曾經向統戰部的同志指出，上海這個大工商業城市，如果工商界人士袖手旁觀，隔山觀望，光靠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容易迅速把生產和市場搞好的，一定要爭取他們站到我們這一邊來。
但是，許多工商界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心存疑慮，解放前夕，紛紛把資金抽調到國外和香港，有的人雖然留在上海，但也是隨時準備席捲而走。針對這種情況，陳毅和潘漢年等曾多次召集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特別是工商界人士開會，反覆向他們闡述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經濟政策。同時，潘漢年還充分利用在民主革命時期結識的工商界朋友，廣泛深入地開展說服勸導工作，努力爭取許多移居海外和港澳的工商界人士重返上海，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貢獻。並且動員留在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從國外和香港調回資金和設備，重新開工生產。
潘漢年在統戰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和黨外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當時受到過一些人的批評，說他是右傾。但他堅信自己的做法是符合黨的政策原則和利益的。因而毫不動搖，始終貫徹黨的統戰政策，和黨外人士交朋友，在和諧友好的氣氛中開展工作。
潘漢年還注意抓市政府機關內部的統戰工作。1952年間，他根據1951年政務院秘書長會議精神，主持召開市政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組成立大會。潘漢年在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受到與會同志的熱烈歡迎。後來，他又對機關統戰工作作了批示：“政權中黨委及黨組應經常討論本單位的統戰情況，支部應將統戰工作列入經常議事日程中。”並“要求政府首長綜合本單位統戰工作情況，將成績、缺點，聯繫今後如何提高統戰認識，向黨外幹部作報告”。他還主張把統戰工作貫徹到各個部門，從政權部門到生產部門，都要做好這一工作。他說：凡是統戰政策思想貫徹好的部門，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會搞好。
上海解放初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千頭萬緒，紛繁複雜，但潘漢年對黨的統戰工作始終傾注了滿腔熱情和大量精力。正如當年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同志所說的那樣：“潘漢年同志在解放前地下鬥爭時期和掌握政權後，長期和民主人士相處。幾十年來，這些民主人士雖歷經風浪，但仍然堅持跟黨走，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還擔任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這是同潘漢年同志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
上海歷來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一個重要活動基地。解放以後，在上海潛伏下來的特務有6000餘人。此外，台灣國民黨還不斷派遣特務潛來上海，進行暗殺和破壞活動。潘漢年對上海的反特工作和治安保衛工作抓得很緊，經常聽取公安部門的彙報，並及時給予具體指示，有時還親臨第一線指揮戰鬥。
為了保證上海的公安保衛工作順利開展，潘漢年很重視公安幹警隊伍的思想建設和素質訓練，他一再向公安戰線的同志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熟悉敵人；要戰勝敵人，必須學會敵人的長處。他還反覆強調，做好公安保衛工作，一定要堅持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要把專業工作和發動群眾有機地結合起來，認真貫徹執行專門機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公安保衛方針，發動群眾，依靠群眾。
潘漢年不僅為保衛上海傾注了極大的精力，而且在改造上海的鬥爭中作出了突出貢獻。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統治上海，培植了一批為它服務的上海流氓勢力。他們長期橫行上海，給上海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是潘漢年長期考慮的問題。他憑藉著長期在上海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順利清除了上海流氓勢力。當時，上海人民對共產黨能不能清除這勢力心存疑慮，他們說，“共產黨要是能把上海的流氓勢力打倒了，才真正稱得上翻身”。當他們看到這一要求變為現實時，無不拍手稱快。
經過幾年堅持不懈的艱苦努力，上海終於初步改變了面貌，以嶄新的姿態顯現在世人面前。這巨大的變化，凝聚著潘漢年同志的一份辛苦。
九
1955年3月15日，潘漢年主持了在上海新建成的中蘇友好大廈落成儀式。這是他有生之年為上海人民所做的最後一件實事。當天晚上，便乘火車去北京，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誰也不曾料到，一場災難向他襲來。
1955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是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在討論中，一些曾受高、饒影響，或和高、饒有過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或交代。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並要求高級幹部本人歷史上有什麼問題要交代的，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同時，會議印發的材料中，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潘漢年看了材料，觸發了長期埋藏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他奉命去上海尋找汪偽特工頭目李士群，蒐集日偽情報。到上海後，潘漢年瞭解到，此時李士群正在南京，於是，又馬上趕到南京與李士群會面。見到李士群后，沒想到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衛想要見見潘漢年。對於李士群的要求，潘漢年反覆權衡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機立斷，決定答應李士群的要求。
潘漢年與汪精衛這次會見，是在李士群的挾持下進行的，會見中潘漢年堅持了黨的原則。事後，潘漢年回到淮南根據地時，正值整風運動進入幹部審查階段，潘漢年怕一時講不清楚情況，便沒有向華中局領導彙報南京之行的情況。1945年參加黨的“七大”時，他在見到毛澤東時，曾想向毛澤東當面彙報此事，又因毛澤東對他的高度信任與讚揚，嚥下了已到嘴邊的話語。他不曾料到，這會成為他個人革命生涯的一個重大挫折，造成終生的遺憾和痛苦。
4月2日，潘漢年向參加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詳細彙報了1943年會見汪精衛的來龍去脈，並說明了自己長時間未向組織說清楚的原因，同時將他所寫的一份有關這件事情的經過情況和檢討交給陳毅，請他轉報中央。陳毅聽了潘漢年的彙報，覺得事關重大，當天便向毛澤東作了報告。毛澤東迅速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
4月3日，潘漢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飯店被捕。
4月17日，上海報紙公佈了潘漢年以“內奸”罪而被捕的消息，在上海市的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中一時掀起軒然大波，一段時間內揭發批判文章連篇累牘。接著，這股批判浪潮同潘漢年一起，消失在中國大地上，人們漸漸把他遺忘，只有他的一些戰友滿腹疑惑，在突如其來的打擊面前，心頭蒙上了層層陰影。同時，有一大批人因為過去與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而受到株連，同樣遭受了厄運。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不久即被假釋，與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團河農場。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潘漢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監，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又經受了長達5年的“審查”。到1972年，以原來的罪名，報經當時黨中央批准，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無期徒刑（未辦改判的法律手續）。
潘漢年雖身陷逆境，但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在為其他同志寫證明材料時，他總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如1970年，他為戰友劉鼎寫了翔實的證明材料，使劉鼎的歷史問題得以澄清，免受冤屈。
1975年5月，潘漢年和董慧被安置到湖南省公安廳洣江茶場。這時潘漢年已年近七旬，身心交瘁，步履艱難。
1977年2月24日，潘漢年病情加重，臥床不起。3月24日，董慧用“蕭淑安”的化名把潘漢年送到湖南長沙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治療。4月14日晚上19時54分，潘漢年因病去世，終年71歲。
4月17日，潘漢年的遺體在長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長沙市南郊金盆嶺墓地西側半山腰。
對潘漢年的問題，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黨中央寫信表示懷疑。但是，由於過去黨內存在“左”的思想影響，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他的問題未能得到實事求是的解決。
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許多當年同潘漢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紛紛向黨中央反映情況，要求複查潘漢年案件。1978年，董慧也曾向有關部門寫信，提出申訴。1980年11月3日，在討論《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時，廖承志在發言中提出：我和劉曉同志商量過，認為潘漢年問題可以說是個冤案。因此，我正式嚴肅地建議，中央對潘漢年一案要重新審查。
與此同時，潘漢年的親屬也多次上書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希望能對潘漢年一案作重新調查、處理。
廖承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見以及潘漢年親屬的要求，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親自過問了此事。陳雲和潘漢年在十年內戰時期，有過兩度共事的經歷，他對潘漢年有著很好的印象，認為他是白區工作的好代表。解放以後潘漢年在上海的工作情況，特別是潘漢年在擔任上海財經委員會主任期間，在處理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中的謹慎和穩妥的表現，曾受到在中央主管財經工作的陳雲的高度重視。他感到有責任把這一案件弄個水落石出。為此，他親自調閱了潘漢年案件的有關材料。
此外，陳雲又要求過去對潘漢年比較瞭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寫材料，把他們對潘漢年的瞭解寫出系統的、具體的材料交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1981年3月，中紀委根據中央的決定開始對潘漢年一案進行全面的複查。中紀委調閱和詳細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專案辦公室關於潘案的全部材料，並查閱了中央檔案館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有關的歷史檔案，又向幾十位過去與潘漢年一起工作過的同志作了調查。特別是李克農1955年向中央報告中列舉有關潘案的五大反證，對這次複查有很大幫助。
經過一年零五個月時間的努力複查，終於有了結果。
複查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不能成立，應予否定。
根據潘漢年案件複查結果，黨中央於1982年8月23日發出文件，向全黨鄭重宣佈：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大錯案，應予徹底糾正。為此，中央決定：
一、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並提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原判，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
二、凡因“潘案”受牽連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由有關機關實事求是地進行復查，被定性錯了的應予平反，並將他們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難等善後問題，切實處理好。
黨中央還對潘漢年的歷史功績作了高度評價，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邀請潘漢年部分生前的戰友和部分受株連的同志參加座談會，以表達對這位優秀共產黨員的深切懷念。許多老同志在座談發言中，追憶了潘漢年的歷史功績。
同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特派市紀委籌備組副組長王子陽，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高揚，市委統戰部顧問劉人壽，全國電影協會副主席、市文聯黨組成員於伶和潘漢年的親友專門赴湖南省洣江茶場，把潘漢年夫婦的骨灰送往北京，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15日上午，中央領導同志廖承志、陳丕顯、王鶴壽等以及潘漢年生前的戰友李一氓、周揚、夏衍、陽翰笙等到車站迎接潘漢年的骨灰，並在車站上舉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蓋黨旗的儀式。
潘漢年平反昭雪以後，根據黨中央文件的精神，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籌備組又專門成立了潘漢年案件複查辦公室，對受“潘案”株連的千餘名同志的錯案進行了全面複查，並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