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夥計”到文委書記
從三德里開始的友誼①
①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樓適夷
上海閘北寶山路，有一條弄堂叫三德里，不知現在還在不在，那是在青年時代很值得紀念的地方。是五卅運動大浪潮過後不久吧，我們幾個年輕的朋友自己業餘經營的一個小圖書館——上海通信圖書館，辦得越來越興旺，借的一家小菸紙店樓上的房子，再不夠我們迴旋了，於是找到了這三德里的房子。”整幢我們租不起，與“中國世界語學會”（也是一個窮團體）合夥，租了那兒A16號的小樓。過了不久，“創造社”依靠讀者5塊錢一股的資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有個門市兼編輯處，住進A11號，成了鄰居。郭沫若去廣東前經常來，記得郁達夫在上海獨身時，還在樓上住過。相去不遠是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文化氣氛很濃。不過現在記憶的是那兒的一群“小夥計”。別說小字輩，倒是當時和後來成為文藝界名人的。周全平算個小頭目，數得起名字的，有柯仲平、葉靈鳳和潘漢年等等。
我們在業餘與假日，都得上圖書館於義務勞動。而對出版部又都是5元錢的股東身份，就因常常到A11號去玩兒，跟“小夥計”結了不解之緣，他們也常上圖書館來幫忙。這些人個個都是小作家，寫文章、辦刊物，各有特色，又都愛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學，無所不談。年輕愛玩兒，無所忌諱，有時也言不及義，相處得非常愉快二真不愧為“風華正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氣概。漢年和葉靈鳳合夥，兩個人辦了一個小小的半月刊，叫《幻洲》。那是取的沙漠中一塊小小綠洲的意思。這《幻洲》作為文學刊物有個特點，分為上下兩部，上部叫《象牙之塔》，是由葉靈鳳負責的。葉靈鳳既寫小說，又畫琵亞詞勒式的畫，有時穿著三友實業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藍雪花紋的大褂，外加上紅雪花紋的馬甲，真像冒充的王爾德，見了叫人嚇一跳。潘漢年擔任的是刊物的下部，叫做《十字街頭》，專登雜文，有時半本刊物幾乎是他一個人包辦，化了許多名，什麼亞靈，潑皮，水番三郎等等，擅長嬉笑怒罵，什麼胡適，吳稚暉，獅子狗曾左李之流，沒少挨他的罵。他的“新流氓主義”就是在那兒提出來的。有時罵得走火，胡說八道，說什麼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罵出來了。但大家還是愛看。因為他的有些文章，都是我們大家聊天聊出來的。言以見志，比方參加聊天的小頭目周全平，就說過：“無論討好反動派的胡適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陳獨秀，他們都是一路貨，想當官而已，不過胡適之想當現在的官，陳獨秀想當將來的官……。”有時，大家聽了氣憤不過，幾乎要飽以老拳。過了幾年，果然這個不想當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筆他所經手的革命經費，逃之夭夭了。至於這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小潘，可想不到後來變成了一個黨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小夥計”們有幾位坐過一回牢。孫傳芳封了門市部，把他們帶走，幸而當淞滬督辦的是學者丁文江，有誰走他後門，放出來了。等到來了蔣介石，出了“四一二”事變，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為江南書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圖書館則依然存在，關了一陣門，又開張了，直到1929年給封門，捕人，沒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入的黨，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還在公開活動，依然和葉靈鳳一起，辦了一個文藝刊物《現代小說》，寫他的小說，住在法租界霞飛路（現淮海中路）的所謂“聽車樓”上，一方面卻成了地下工作者。魯迅先生剛從廣州到上海，互濟會由王弼出面請先生吃飯，小潘也在場。這一次魯迅與他談得很親切。1929年醞釀成立“左聯”，就是他和馮雪峰、馮乃超去請先生出來掛帥的。1930年“左聯”成立，有先生的講話，也有潘漢年代表黨的講話。前者有馮雪峰的記錄，可惜後者沒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離開上海兩年多之後回來時，漢年已是一個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沒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時會仍然碰到，笑笑，點點頭，三言兩語。如果是在馬路上，則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幹什麼。總之，是很機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對某人的行動有點懷疑，對雪峰反映了。雪峰說：“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務交給他的。”我就不管了。
這麼個小潘，有時見到，知道還在上海，有時許久見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麼遙遠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外交部，派一個姓潘的叫潘什麼同志作代表去談判。我才知道這潘什麼原來就是小潘。
後來，我在南京，和漢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幾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見客了，回來偷偷告訴我：“你猜來的是誰？是漢年，他是從延安來的，來談判。”過不幾天，梓年揹著行李走了，給我和一起的幾位同志來一封信說：“形勢很好，你們大家也快出來了。”
盧溝橋事變之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個來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黨，告訴我辦事處的地址說：“你自己去好了，那兒有熟人。”我就去了，見我的是小潘。他問了我還留在那隔離世界的人們，—一把名字記下。我提出要知道些當前的形勢、任務和方針。他給我看一個文件，紅油墨印的《中國工農紅軍將士為蘆溝橋事變告民眾書》。我一看就發愣，他說：“現在就是這樣，你一時不瞭解，慢慢看一陣，休息休息，把身體養好再說。”這樣，我們又分手了。至於那個文件，後來不見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兒。
過了一個月，“八一三”的炮聲響了，我在家裡呆不住，便又棄家出走，在大後方兜了個大圈子，後來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訴我，他要找黨。後來約定在德輔道一家小咖啡館裡會面。結果來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後，我無論在上海，在根據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見過小潘。上海已經變成孤島了，敵寇環伺，漫天恐怖，但卻又在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獺絨帽子壓住了眉毛，高級大衣豎起了獺絨領，挺闊氣，坐在一輛三輪車上，招搖過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嚇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卻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驚鴻掠影，過去了。後來在新四軍那兒，沒瞧見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寢室裡，掛著一張小小的單條，上邊是秀美的書法，寫著一首詩（詩句忘了），是漢年過蘇北去延安時留下的手筆。總之，他好像總是在滿中國，甚至在國外跑來跑去。有人說他這個人是神出鬼沒的。
直到全國解放，我從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這會兒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沒事找他幹啥。周而復同志說：“那有什麼關係，他就住在這大廈裡。”帶我到他房間裡，他依然嬉皮笑臉的，同過去一樣，和30年代某些個別老朋友不同，臉上未添官氣。當然，崗位不同，工作沒聯繫，相忘於江湖，以後見面少了。
晴天一聲霹靂，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據說是個“大壞人”，本來應該槍斃，但是寬大了，沒斃！怎樣反法？如何壞法？沒公佈，不知道，但二話不說，應該相信，就相信了。從此虛無縹緲，不知到哪裡去了。不應問，也不敢問。20多年過去了，不見的朋友，又一個個出來了，最後捱到小潘，小潘也沒事了。然而人呢，人沒槍斃，卻在不知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死了！正如丁玲來京時，和我談起雪峰，忽然發出愚問：“雪峰這傢伙，為什麼要死呢？”我也要發同樣的愚問了：“小潘，小潘，幹麼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歷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卻能在我有生之年，見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這當然應當歸功於活得久的好處，但更重要的是感謝我們的黨，我要更熱、更熱地熱愛黨。
1982年8月30日於北京
潘漢年在反對文化“圍剿”的鬥爭中①
①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
吳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漢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當時，他在領導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對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我遵照黨的指示，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當時，中央的秘密機關設在上海，宣傳部長是李立三同志。我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主編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刊物《環球》；一方面作為中央宣傳部的代表參加黨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的領導。
大革命失敗後，國內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著不同團體和派別，未能形成統一的組織和領導核心。當時，在這些進步的文化團體和派別之間，曾發生過激烈的論爭。這場論爭雖然有某種原則意義，但其中也確實包含一些狹隘的情緒和偏見。這不利於革命文化工作者團結一致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為了加強對於革命文化運動的領導，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當時，潘漢年同志是文委書記，負責組織領導。
我在潘漢年同志家裡同他接上了頭。那時，潘漢年同志夫婦倆住在上海新閘路的一間廂房裡。我們的初次談話很自然，完全沒有陌生的感覺。他向我介紹了革命文化界的狀況，分析了國民黨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形勢。我覺得他的談話是客觀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當時，文委每週或隔週開會，會議地點不定，經常是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店裡，大家裝作喝咖啡閒聊天的樣子，作為掩護。遇到有重要的事情時，則到潘漢年同志家裡開會。通常參加會議的有文委成員朱鏡我、楊賢江、李一氓、王學文、李初梨、彭康、馮乃超、彭芮生、林伯修等人。文委討論文學問題時，也請夏衍同志參加。
潘漢年同志在領導文委工作中，是公正的。當時革命文化界裡面各種意見很多，特別是“創造社”的某些同志和魯迅先生不和諧，有些成見。潘漢年同志能夠超脫門戶之見，和魯迅先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並對原“創造社”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團結工作。潘漢年同志善於在惡劣的環境中開展工作。他機智靈活，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來往自如，從容不迫，同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建立了各種聯繫，為進行黨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對黨的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整天總是在東跑西忙。潘漢年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很少考慮個人安危，總是那麼樂觀。記得有一次，我們談起上海的街道上帝國主義巡捕、國民黨特務到處遊竄，潘漢年同志輕蔑地說：那群傢伙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不怕他們，總是有辦法的。
大約是在1929年11月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我向潘漢年同志談了對於革命文化運動的三點意見：一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要鬧這個派那個派，爭個不休；二是我們要尊重魯迅先生，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是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社團，統一和加強黨對革命文化運動各個方面的領導。潘漢年同志很同意這些意見，表示自己也有這些想法。我們交換了對於工作的一些具體設想。隨後，文委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這些問題。潘漢年同志在會上。向大家傳達了成立“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意見，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對於魯迅先生的批評，他還主動做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給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樣。會後，我和潘漢年同志約定一起去拜訪魯迅先生。
當時，魯迅先生家住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個弄堂裡，常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人開的內山書店看書和約人談話。我們和魯迅先生約好在內山書店見面。不久，我們按約定時間來到內山書店，見到了魯迅先生。在一間僻靜的房間裡，我們和魯迅先生談起了對於文學界現狀的估計和黨對左翼文化運動的意見，希望文化界同志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請魯迅先生在組織進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導。魯迅先生完全贊成我們的意見，對攻擊過他的同志表示諒解，認為他們心是好的，只是態度不對，並同意用“左翼作家聯盟”作為組織的名稱。我們提議開一個會，專門把成立“左聯”的事情講一講，邀請魯迅先生出席講話。他十分高興地接受了邀請。
大約是1930年1月底，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靠近外灘路口的一座紅房子的二樓，文委召開了“左聯”的一次籌備會，大約有二三十人參加，是一個茶話會的形式，由潘漢年同志主持。魯迅先生到會講了話，大意是要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對敵，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為推進我國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藝而努力奮鬥。會上我也作了發言，一是說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左翼文藝團體應當聯合起來與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當時蘇區紅軍武裝鬥爭的發展形勢很好，我們革命文藝界也應當放棄過去的論爭，廣泛地團結起來，創造中國革命文化鬥爭的新形勢。二是說在這個鬥爭中，大家要擁護魯迅先生，把魯迅先生作為我們革命文化運動的旗幟，向敵人進行鬥爭。這次會議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統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在籌建“左聯”的過程中，大量的組織工作是潘漢年同志承擔的。他對上海文藝界情況熟悉，交遊廣泛，活動能力又強，聯絡了許多進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朱鏡我、楊賢江、彭康、李一氓、馮乃超等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
這次籌備會開過不久，我由於受到王明的誣陷打擊，被撤了職，離開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沒有能夠參加“左聯”成立大會。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我和左權、陳啟科等同志就對王明的宗派主義行為十分反感，曾不斷有過鬥爭。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書，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羅織罪名，把我撤職。並佈置在文委系統內對我進行批判。漢年同志對於王明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並不贊同，更反對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會”上，他實事求是，敢於仗義執言。我被撤職離開文委後，在地下支部“鍛鍊”期間，儘管經常要在晚間外出貼標語、撒傳單，但我總是關心著漢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況。1930年3月2日，“左聯”在上海竇樂安路的中華藝術大學的教室裡召開了成立大會，漢年同志擔任了“左聯”黨團書記。聽到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是革命文化運動的發展和潘漢年同志等戰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同時，也經常撰寫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聯”的刊物和書店發表、出版，作為對革命文化運動，對潘漢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種支持和擁護。以後，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獄，和漢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沒有什麼聯繫了。
1932年，我被黨營救出獄，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漢年同志也從上海調來蘇區中央局工作，我們又見了面，久別重逢，十分親切，不禁回憶起在文委期間一起工作戰鬥的情形。同年11月間，國民黨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派人來蘇區和我黨聯絡共同反蔣抗日。潘漢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軍來人接洽，隨後又作為我黨的代表到福州進行談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於當時在黨內居統治地位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阻礙，紅軍未能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配合十九路軍，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敗了。我們紅軍的情況，也就更為危險了。
1934年10月，我們一起隨中央紅軍長征，潘漢年同志在總政治部宣傳部工作，我任一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在工作上來往就不很多了。遵義會議後，他被黨中央派出國向共產國際彙報情況。從這時起到解放戰爭，我們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
全國解放初，我們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時，他是上海市副市長，我是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當時，我黨剛進入大城市，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沒有坐下來閒談敘舊的時間。我總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才去登門找他，往往又顧不得多談，潘漢年同志每次都是積極幫助設法解決。我們雖然分別多年，但仍保持著以往的友好關係。
我和潘漢年同志最後一次見面是1955年。這時我在北京工作，他從上海來，在中南海遇到了，沒有來得及多談。沒想到不久就傳來了潘漢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說法，使我大吃一驚。我講不出更多的根據，但總感覺這事情來得太突然，太不可想象，難以理解。大約這是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緣故吧。確實的，多少年來，我心目中的潘漢年，還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戰鬥時的那個生氣勃勃的“小開”，總是蒙不上一絲一毫“內奸”的影子。不論經過了多少歲月的磨洗，不論在何種場合，每當回憶到30年代的鬥爭，回憶到文委、“左聯”，我總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漢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莊嚴的工作。
而現在，20多年的沉冤終於大白了，我心中激動不已，不可想象的，終於可以想象了，難以理解的，終於能夠理解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給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會被幾句誣陷不實之詞所掩蓋和湮沒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左聯”的成立與潘漢年的作用①
①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原題為《回憶中的潘漢年同志》。本書中的標題為編者所加。
馮雪峰
我與潘漢年初次相識，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魯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這幾個月的日記中，也記有潘漢年同別人一起去見魯迅的事，照當時的情況看起來，潘漢年顯然不可能是代表黨去談問題的。
“左聯”成立於1930年3月2日，醞釀是從1929年10月後就開始的。潘漢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據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漢年是做黨中央宣傳部幹事，到1930年春天他還兼任文委書記。1929年10月、11月間，潘漢年來找我，要我去同魯迅商談成立“左聯”的問題。他同我談的話，有兩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一、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團體名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看魯迅有什麼意見，“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魯迅商談，魯迅完全同意成立這樣一個革命團體；同時他說“左翼”二字還是用好，旗幟可以鮮明一點。
這時候，據我瞭解，“創造社”方面，潘漢年主要是找馮乃超；“太陽社”方面，則找阿英（蔣光慈好像還在日本）；同時潘漢年也找夏衍、洪靈菲等人談。
大概在1929年底，產生了所謂基本構成成員12人，我記得是魯迅、鄭伯奇、蔣光慈、馮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錢杏邨）、柔石、沈起予、洪靈菲、陽翰笙（華漢）、馮雪峰。這也就是發起人和籌備人的意思。這名單是由潘漢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決定的。
在“左聯”成立時通過了由馮乃超起草的綱領草稿，當時作為中宣部幹事兼文委書記的潘漢年肯定看過。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大會，是在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一個教室裡開的。到會的我記得有30多人。潘漢年代表黨先講話，而後是魯迅等講話。
“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和成立，是在“左聯”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間，也是潘漢年發動和主持的。魯迅是發起人之一。
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潘漢年離開了文化工作的領導，擔任了另外的工作。
潘漢年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瑞金去，大概是在1933年9、10月間。12月底我從上海到瑞金的時候，他正在福建人民政府做我們黨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他回瑞金。
1934年10月潘漢年跟隨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和第三共產國際聯繫。
潘漢年從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1936年4、5月間。6月間，我從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聯繫。我隨即返回上海。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轉中央，向中央請示埃德加·斯諾要進陝北的問題和報告，潘漢年已同我取得聯繫。
這一年7月上旬，潘漢年從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約四五天，隨即到陝北中央去。
潘漢年回上海後，即成立中共上海辦事處，主要是做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潘漢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間，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之後，兩廣反蔣事件失敗的時候，潘漢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區的一個很僻靜的X園裡（可惜地名已忘記，只記得裡面有冷飲處和高爾夫球場）去見張學良，向張學良借用飛機。見了張學良，但是飛機沒借成。到現在連當時要借飛機做什麼用也給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惡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經和潘漢年同志研究過，想請宋慶齡先生聘請更好的醫生來診治；但我們又都相信這個晚上是能夠過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點多鐘，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電話，說情況很壞了。等我到魯迅先生家裡時，他已經斷氣30多分鐘了。我隨即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潘漢年，他報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間，即在抗戰開始之後，葉挺同志來到上海。當時葉挺同志住的旅館在滬西一個比較僻靜的地方。潘漢年帶我去看望葉挺同志。在那裡我還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漢年告訴我，李一氓從西安調來，將在葉挺同志領導下工作。
1948年2月間，左恭從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黨的關係，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過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過邵荃麟找到了潘漢年，潘漢年同左恭談了話。我自己還到潘漢年家去做過客。這是我們在解放前的最後一次見面。
（整理者馮夏熊注：這是根據我父親馮雪峰同志的遺稿整理的）
潘漢年與上海左翼文化運動
曹力奮
在潘漢年充滿傳奇神秘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早期曾從事左翼文化運動的經歷，人們知之甚微。當我們把歷史的鏡頭移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就不難發現，潘漢年受命轉入黨的隱蔽戰線之前，已在左翼文壇馳騁了5年。他編輯出版新文學刊物，發表大量別具風采的雜文、小說和新詩，積極投身大革命的滾滾洪流，由一個創造社出版部的“小夥計”成長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他組織領導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的籌備與成立，推動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陣營的形成，並擴展至平、京、津、漢、廣等各大城市，為開創無產階級文學事業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一、嶄露頭角的創造社“小夥計”
1923年10月12日，17歲的小學教員潘漢年以刊登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的一首新詩《不敢》叩開了文壇之門。望著報上印成鉛字的一行行小詩，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令他興奮不已。兩年後，潘漢年隻身離別故鄉宜興，踏進了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上海。和所有的文學青年一樣，潘漢年迫切希望能在這片洋溢著五四新文化清新氣息的土地上盡情汲取更多更新的知識。他先是考取了文藝界知名人士黎錦熙、黎錦暉兄弟開辦的中華國語專科學校。不久，學校因故停辦，潘漢年經朋友介紹，進入中華書局《小朋友》週刊編輯部。五卅慘案的發生，把不甘於終日埋首書案的潘漢年捲入中華書局職工反帝愛國遊行示威的行列，其間結識了中華書局印刷廠的中共黨員。隨後，潘漢年還積極參與發動中華書局職工向資方要求改善待遇的罷工鬥爭。校對工作之餘，潘漢年筆耕不輟，創作的新詩、童話、雜文、短論陸續見諸報端，逐漸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
1925年9月，潘漢年應同鄉周全平之邀去《洪水》編輯部幫忙。該刊是著名新文學團體創造社自五卅運動後一改浪漫主義創作傾向而創辦的，它注重對社會、政治、文化問題的討論，抨擊現實生活的黑暗與不公，很受青年讀者青睞。編輯部因人手緊，沒有明確分工，編輯、校對、發行，大家樣樣都幹。這給了潘漢年一個極好的鍛鍊機會。次年春，創造社出版部成立，租了閘北寶山路三德里A字11號作門市部，潘漢年正式加盟其間、和周全平、葉靈鳳、柯仲平、周毓英、成紹宗等幾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自稱創造社的“小夥計”。出版部主要出版、發行創造社成員的作品和《洪水》半月刊，工作緊張忙碌。潘漢年所分管的是刊物訂戶工作，他善於同各種不同階層的人員交往，與許多讀者建立了良好的聯繫。精力充沛的“小夥計”們不滿足於出版部的繁雜工作，餘暇閒聊中，潘漢年提議辦一份“小夥計”們自己的刊物，大家一致響應。說幹就幹，一張由潘漢年全權負責編輯的八開四面小報《A11》誕生了。從取自出版部門牌號的刊名，足以看出潘漢年等年輕人不拘泥於傳統，富有創新意味的鮮明個性。潘漢年在《A11》創刊號上寫道：出版部被“四圍的亡國氣、妖氣、奴氣、烏氣包蔽得沉悶異常，時常想伸出頭來聯合著‘狂叫’、‘狂喊’、‘胡言亂語’，加大我們的聲音，打破那亡國氣、妖氣、奴氣、烏氣，掃除那周圍的碳酸氣。”①《A11》為“小夥計”們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憤世嫉俗提供了宣洩之處。十餘篇短小精悍的雜文出自潘漢年的手筆，其中《原來如此“內除國賊”》一文，就進步報人邵飄萍因“有宣傳赤化嫌疑”慘遭殺害發出悲憤的感嘆：“中國的國賊，原來不是軍閥，不是資本家，不是串通外人的賣國者，是‘有宣傳赤化嫌疑’的不愛國者！誰說的打倒軍閥呢，‘內除國賊’的‘國賊’還要請軍閥去除的。”②
①尹騏；《潘漢年傳》，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頁。
②《犧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88頁。
《A11》僅出至第5期便夭折了。十餘天后，潘漢年又主編出版了內容比《A11》更豐富充實的32開《幻洲》週刊。不幸的是該刊也只發行了兩期即被查禁。緊接著，淞滬警備司令部以“宣傳共產，發行過激刊物，肆意毀謗政府”的罪名查封了創造社出版部，沒收了全部《洪水》半月刊，並抓走了葉靈鳳、柯仲平等4人。潘漢年、周全平因不在場而倖免。事情發生後，潘漢年等人四處奔走，設法營救。他首先想到同在三德里的中國濟難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救濟革命被難者為主要職責的革命群眾團體。潘漢年向濟難會負責人、中共黨員阮仲一、王弼說明原委，他們答應聘請律師為葉靈鳳等出庭辯護，又陪同潘漢年他們帶了衣物食品去警備司令部探聽消息，安慰被捕人員。在友人的指點下，潘漢年上門拜訪商務印務館老闆高夢旦，懇請他出面向淞滬督辦疏通。經多方努力，終於獲得圓滿解決。創造社出版部復業，葉靈鳳等人獲釋歸來，只是《洪水》未能復刊。
在參與編輯《洪水》半月刊的同時，潘漢年面臨著人生旅途的重要轉折點，他作出了神聖而莊重的選擇。1925年秋，潘漢年由阮仲一、王弼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青年，他已把個人的前途命運同黨和人民的事業融為一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員文化戰士。
二、《十字街頭》的文壇驍將
短短數月中，創造社一系列刊物《A11》、《幻洲》、《洪水》遭禁，這非但沒有使潘漢年心灰意冷，相反激起他向封建軍閥政府奮起抗擊的勇氣和信心。在冷靜總結前一階段辦刊經驗的基礎上，1926年10月，潘漢年與葉靈鳳合編的《幻洲》半月刊問世了。該刊以“擺脫一切舊勢力的壓迫與束縛，以期能成為一無忌地自由發表思想”為宗旨。分上下兩部，葉靈鳳主編上部《象牙之塔》，專登小說、詩歌、散文等文藝作品；下部《十字街頭》由潘漢年主編，主要刊載雜文、述評、隨筆。上下兩部風格迥異，給人一種標新立異的感覺，但也可能是潘漢年為避免重蹈《幻洲》週刊覆轍而巧妙運用的一種策略。
潘漢年堅守的一條辦刊原則是：“不計譭譽，憑著要出版的精神，始終如一的幹下去。”“憑著自己的良心，說自己要說的話。”①他認為每個刊物必須有獨立個性，“只憑讀者的喜歡與否來繩準內容，就要商業化了。”因此，在主編《十字街頭》時，他提倡一種“街頭哲學”，即採用街頭蒐集來的材料，通過自己的道德準則—一作出評判。潘漢年把自己標榜為“新流氓主義”，並解釋道：“新流氓”應有的精神是“好管閒事”。“只要是社會上的一切變化，與我們都有影響，我們都應當問信。”②從這裡，我們能夠領略到潘漢年身上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①《潘漢年雜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9頁。
②《犧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97頁。
《幻洲》半月刊從創刊至1927年2月，每期《十字街頭》總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潘漢年用不同化名寫就的，共發表近40篇雜文小品，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反響。就連遠在廈門大學執教的魯迅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及《幻洲》是當時最風行的刊物。本著“好管閒事”的精神，潘漢年寫下了《山東大學行跪拜禮》、《又是投壺》、《仍恐有傷風化》、《電話局長的禮教》、《極刑問題》等文。在《愛國的先生們到哪裡去了》一文中，潘漢年譴責那些口口聲聲高喊外抗強權、愛國保家的國家主義者，面對租界當局在租華交界處設置電網、不準華人通行所表現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諷與斷言：“擁護國旗紅黃藍白黑，正是保家又愛國！青天白日滿地紅，亡國又滅種！①這些文章大都切中時弊，鋒芒直指軍閥政府、國家主義派、維護封建文化的復古派。
①《潘漢年雜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轉眼到了1927年，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取得了節節勝利，打垮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擴展到長江流域。潘漢年突然收到一封來自北伐前線南昌的信函。原來，是創造社前輩、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書長李一氓邀請潘漢年前去南昌政治部主編《革命軍日報》。徵得黨組織同意後，是年2月，潘漢年走出“十字街頭”（《幻洲》因之而停刊），趕赴南昌，換上戎裝，英氣勃勃地投入工作。為適應軍隊宣傳鼓動的需要，潘漢年努力將報紙辦得嚴肅而不失生氣，以通俗樸實的文字鼓勵軍營官兵團結一致打倒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4月中旬，潘漢年奉命回到上海。在三德里，分別兩個月的“小夥計”們沉浸於重逢的喜悅中。豈料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勾結上海幫會流氓，在買辦資產階級的支持和帝國主義策動下，發動了“四一二”政變，無數工人、學生和市民慘死在槍彈下，寶山路三德里一帶血流成河。潘漢年親眼目睹大屠殺的慘狀，悲憤交集。鑑於蔣介石在上海舉行大規模“清黨”，潘漢年遵照上級黨的指示，輾轉於武漢、九江等地，於7月底重返上海。
國民革命的勝利成果毀於一旦，潘漢年的心情是複雜而痛楚的。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深深憂患，很快化為拿起筆桿作刀槍，不屈不撓繼續戰鬥的精神力量。潘漢年找到老搭檔葉靈鳳，決定重振旗鼓，恢復出版《幻洲》半月刊。他們把編輯部從籠罩著“四一二”大屠殺陰影的三德里遷到霞飛路一家皮鞋店樓上。臨街的屋子，終日充斥著馬路上有軌電車、汽車等嘈雜聲，潘漢年給書齋取了個雅號名曰“聽車樓”，並以“聽車樓隨筆”為題，在《十字街頭》上撰寫了多篇筆鋒犀利、矛頭對準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雜文：《汪先生悔不當初》、《禁止白話文與切切毋違此令》、《普天共慶》、《釋國家主義者的新口號》、《血淋淋的頭》、《又多了一種黨間》、《南京事件》。《愛國先生的真革命》等。在國民黨右派一片“清黨”聲中，潘漢年的諷刺詩《元旦書紅》刊登在《幻洲》上：“元旦書紅，萬事亨通。刀下頭落，革命成功。升官發財，有吃有用。委員老爺，革命光榮。汽車馬車，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實同志，納賄從容。上拍下吹，官運走紅。赤化暴徒，決不留種。殺盡青年，清黨反共……”①詩刺痛了國民黨政府，《幻洲》被政府以“宣傳反動”的罪名查禁。《幻洲》剛被查封，潘漢年即以專為青年說話的週刊《戰線》取而代之。這充分展示了潘漢年機智頑強、靈活善變的戰鬥個性。他在《戰線》的開場白中寫下了一段肺腑之言：“我們甘願頂著反動的罪名跑上戰線去衝鋒，不能日視敵人猖狂而退縮，我們甘願犧牲在權威的槍炮之下，不能為了個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順的奴才。”②
①《犧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頁。
②《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9年第8期，第24頁。
這一時期，潘漢年的小說創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後發表有十餘篇短篇小說及一部長篇《犧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離婚》，後期部分作品刊登於他和葉靈鳳1928年初共同創辦主編的《現代小說》月刊上。該刊創刊時偏重於反映愛情生活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在革命文學口號的影響下，辦刊方針轉變為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立場上，倡導“普羅文學”，增闢了文藝思想理論批評的欄目。潘漢年的代表作《渾沌中》、《白皮鞋》、《法律與麵包》、《浮屍》等，都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和時代氣息，從內容到形式無不打上革命文學的烙印。在小說《例外》中，潘漢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堅定信念：“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沒有我們革命者現實的幸福，我們的生活只是熱烈的鬥爭，我們的命運只是流血的犧牲，我們的目的是要為全人類創造未來的光明自由社會的實現。”①
①《犧牲者》，第112頁，花城出版社。
三、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
——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組織者
從1928年起，潘漢年以其出眾的才華在後期創造社中脫穎而出，但潘漢年辦事的機敏、幹練，特別是廣泛的社會活動能力更引起黨組織的重視和讚賞。還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間，性情溫厚、開朗、善於交際的潘漢年結識了一批文化、新聞、出版界的進步朋友，他們中不少人相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為加強對文化界黨組織的統一領導，開闢黨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傳部長李富春找潘漢年談話，佈置了任務。同年夏，潘漢年根據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團體及有關單位的中共黨員集結起來，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蘇省委指定潘漢年為書記。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仍由潘漢年任書記。1929年6月至7月間，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年僅23歲的潘漢年被任命為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轉向領導文化界黨組織的工作。
潘漢年走馬上任後的第一項艱鉅工作，就是解決了持續一年有餘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爭論的雙方，一方是太陽社、創造社，一方是魯迅。在爭論中，太陽社、創造社把魯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學作家當作革命文學發展的障礙加以批評，宣佈阿Q時代過去了，魯迅思想已過時。論爭初期，身為創造社成員的潘漢年也盲目地參與了對魯迅的批判。1929年秋，論爭才引起黨中央的注意，周恩來、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負責人對論爭的起因和過程作了分析研究，確認這是一場發生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爭論，雙方在堅持革命文學的方向上並無原則分歧，批評了創造社、太陽社成員所犯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錯誤，要求黨員作家首先停止對魯迅的批判，結束論爭，爭取把一切進步文藝力量團結在黨的周圍，共同對敵。
潘漢年考慮到論爭給雙方在感情上造成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間的對立，必須從扭轉創造社、太陽社黨員的思想入手。潘漢年在與創造社黨小組成員陽翰笙商量後，主持召開了由馮雪峰、夏衍、柔石、馮乃超、李初梨、錢杏邨等參加的黨員會議。通過這次會議，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基本取得了共識：文化界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統一行動。
作為文委書記的潘漢年，此時一面對太陽社、創造社黨員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一面在《現代小說》上發表了《文藝通信——普羅文學題材問題》一文。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就論爭的焦點問題重新進行辯證的、客觀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潘漢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羅文學限制於僅僅描寫普羅生活，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誤解。無產階級以其獨立的不同於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產生了本階級的藝術。區別什麼是普羅文學，應當看他創作的立場是否從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出發，而不是用創作的題材是否寫無產階級生活為標準。潘漢年認為：“現在中國所有壓迫、束縛、侵略、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對象，都是我們普羅文學的題材。”①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無論工人題材，還是地主、資產階級、小市民、農民的生活都能寫。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寫無產階級本身生活，才是無產階級文學的觀點。當然，潘漢年也承認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的生活是普羅文學的極好題材，但這決非坐在家裡憑空想象可以寫成的，唯有親身觀察體驗普羅生活，奮勇地參加普羅鬥爭實踐，方能創作出真正意義上的普羅文學作品。潘漢年對上海左翼作家所處的生存空間和社會環境十分熟悉，他進一步提出：“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無產階級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至於是不是無產階級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無產階級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②在這篇文章中，潘漢年闡明瞭普羅文學的劃分標準、題材範圍，這是他從理論上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所作的初步探索。
①《現代小說》第3卷第1期。
②《現代小說》第38第1期。
不久，潘漢年又撰寫了《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一文，要求從事左翼革命文學的同志通過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思想上的障礙，鞏固我們的陣線，整齊我們的步伐，以利於左翼文學運動健康發展。文章指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能夠接受正確的客觀批判，同時，他一定又是自己陣營內檢討工作，堅決執行自我批判的人，毫無彼與此個人情感意氣的虛掩。”①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自我批判的目的與手段，絕不允許從個人利害關係或私人感情出發，用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態度去攻擊別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發展到現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夠的。“為了要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普遍化，為了要確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理論，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與生活的錯誤，為了要指導一般青年讀者怎樣去理解作品，我們應當馬上開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自我批判。”②這樣才能糾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自負的態度和不正確的傾向。
①《拓荒者》第1卷第2期。
②《拓荒者》第1卷第2期。
潘漢年的兩篇文章對歷時年餘且近白熱化的論爭得以逐步平息起了決定性作用。論爭雙方開始正視、認識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分清了文化戰線上真正的敵友，在攜手並進中加深了理解與溝通。最終使這場“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羅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①
①《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轉引自《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上海文藝出版社。
在平息論爭的基礎上，潘漢年又召集創造社、太陽社的黨員連續開會，討論以何種形式把一切進步作家組織起來。幾經商議，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建立左翼作家聯盟的革命文學團體。潘漢年讓馮雪峰去魯迅家中拜訪，就成立左聯的有關事宜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聽了馮雪峰的彙報，高興地表示贊成。此後，潘漢年又同包括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及黨外人士鄭伯奇在內一起座談，再次重申了黨中央結束論爭的意見，對自己沒有及時發現已存在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會上，經潘漢年提名，由各方商量後推定魯迅、鄭伯奇、馮乃超、夏衍等12人組成左聯籌備小組。1929年10月，潘漢年在左聯第一次籌備會議上，要求儘快擬訂左聯發起人名單，起草左聯綱領，分頭徵集會員。他還叮囑夏衍、馮雪峰等人及時向魯迅通報每次籌備會議的情況。左聯發起人名單和綱領形成後最先徵得魯迅的同意，再由潘漢年過目後轉送黨中央審閱，於1930年1月定稿。
這裡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潘漢年代表黨中央對魯迅的爭取、團結工作。儘管潘漢年曾參與了創造社對魯迅的批判，當黨中央決定立即停止論爭和對魯迅的批判後，潘漢年勇於率先作出自我批評，並專程赴內山書店與魯迅交談，虛心傾聽魯迅對左聯籌備工作的意見。潘漢年的真誠坦蕩和高度的黨性覺悟，令人肅然起敬。
經過近半年的籌組，左聯成立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潘漢年與籌備小組最後確定於1930年3月2日在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召開左聯成立大會。前一天，潘漢年由夏衍等陪同實地察看了中華藝大四周環境。他們沿北四川路、竇樂安路至中華藝大二樓會場，連學校的每個房間都仔細檢查，學校共有幾個出口，分別可從哪條路出去，都—一問明，心中有數。由於會議籌備時間較長，與會人數又多，為防範國民黨當局破壞，潘漢年在會場內外佈置了數十名糾察隊員，確保會議安全。此外他還派了4名身強力壯的工人糾察隊員暗中保護魯迅先生，萬一出現緊急情況，便可安全護送魯迅從後門撤離。
左聯成立大會如期舉行，馮乃超報告大會籌備經過，鄭伯奇對左聯綱領作了簡要說明，魯迅先生髮表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潘漢年代表黨中央出席會議並作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的報告。他明確指出，左聯的當務之急是團結全體左翼作家行動，反對一切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潘漢年針對文藝界存在的小集團主義、個人主義、缺乏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文藝批評、單純地為文學而文學、不以文學推進政治運動等錯誤傾向和弊端，提出嚴厲的批評。報告闡明瞭左聯成立的意義，在於“有目的、有計劃去領導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加緊思想的鬥爭，透過文學藝術，實行宣傳與鼓動而爭取廣大群眾走向無產階級鬥爭的營壘。”潘漢年的講話全文刊登於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左聯刊物《拓荒者》一卷三期上，它無疑是黨指導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文獻、對30年代左聯的發展壯大具有深遠的影響。
繼左聯成立後，社聯、劇聯、美聯等左翼團體紛紛建立，這一切也凝聚著潘漢年的心血。在社聯成立大會上，潘漢年代表文委作了籌備經過和社聯今後工作計劃的報告。要求社聯通過出版刊物、書籍、組織研討會，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駁斥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有系統地領導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興社會科學運動的擴大、深入與發展。
對左翼戲劇運動，潘漢年同樣予以熱情關注。早在籌備左聯期間，潘漢年看到上海話劇舞台上活躍著不少業餘劇團，吸引了一批學生、青年工人、店職員，就派夏衍加入正在組建的上海藝術劇社，加強黨對劇團的引導。當他得知藝術劇社首次公演需自籌經費時，立即慷慨解囊。在藝術劇社的倡）k下，上海9個話劇團體成立了“上海戲劇運動聯合會”。後因藝術劇社、南國社被政府當局查封禁演，戲劇運動聯合會內部產生動搖，潘漢年會同鄭伯奇、田漢、夏衍等專門作了研究，解散了聯合會，另組“左翼劇團聯盟”，後改為‘左翼戲劇家聯盟”。
1930年8月，左翼文化總同盟成立，這是我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的第一次大團結，也是左聯、社聯、劇聯等文化團體統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活動。潘漢年為“文總”書記。他還先後擔任“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執委、“中國反帝大同盟”黨組書記、左聯黨團書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等職，直至1931年調往中央特科。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潘漢年雖然離開文壇，但他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桿，他的短論雜文仍不時出現在《救亡日報》、《聯合晚報》、《文革》等報刊上。
潘漢年自擔任中央文委書記以來，團結和率領文化界黨員、進步人士，衝破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繼承五四文學革命的傳統，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擴大黨對左翼文化界的影響，培育了一支浩浩蕩蕩、堅不可摧的文化生力軍，不愧為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奠基人。
文藝通信①
①本文原載1929年10月15日上海現代書局出版的《現代小說》第3卷第1期“十月擴充紀念特號”。
——普羅文學題材問題
潘漢年××：
將近兩年了，我蟄居上海，沒有離開一步，這次為著要見你，居然使我與上海有三天的小別。在這短短的三天中，我們什麼都談到了，可是什麼都沒有談得詳盡。此刻我又離你歸來，孤孤的一人坐在滬寧車中，我遙望著郊外的野景，自然的美好，並不引我入勝，——或者說它不會令我神往，盤旋於我心頭的，只是那別後的惆悵！
我的鄰座是兩位大學生模樣的青年，他倆有時候低首看書，有時候便談論所看到書裡內容的感想。車過了蘇州，他倆大概是感到疲倦，各自拋棄了書本，只是閒談，最初是談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由這哲學問題，忽然又扯到文學上來了，一個是說明文學的必然有階級性，他痛低新月派梁實秋否認文學有階級性錯誤，及金屋派否認文學沒有時代性的謬論；一個是懷疑現在的中國，是否能夠產生Proletarian文學？
他說：“我是承認普羅（無產階級）文學的，但是中國的Proletarian文化程度是如此落後，很少有幾個認識一個大字，現在他們怎麼會有文學產生呢？”
另一個青年說：“我想普羅文學並不一定是隻有Proletarian自身會產生，你我假如對於他們的生活，有了實際的認識與同情，根據他們日常所感受被壓迫與慘痛的生活經驗來創作，這就是普羅文學了！”
“那末只有描寫被壓迫的勞苦群眾的生活與反抗就算普羅文學了？”
“對啦，普羅文學是普羅自己的呼聲。”
“這一年來，高談普羅文學理論的人很多，擁護普羅文學的人也很多，以普羅文學自命的創作家也很多，為甚始終不見普羅文學的成績呢？就是在報章雜誌上偶爾見著一二篇，大都還是以小布爾喬亞同情於普羅的描寫而已。”
“什麼都要慢慢的來，一種新的運動發展是很不容易的，譬如現在我們認定唯物史觀的哲學是正確的，可是還有不少唯心論的教授們在那裡正努力開倒車工作！”
我很仔細的聽他們談，很有興趣的注意他們所談的一切，不幸談到這裡，他們的話頭不曉得怎樣漸漸轉變到戀愛問題上去了，他們聚精會神的暢談三角戀愛了！——一定的，青年閒談的方法，開始不管你提出什麼問題來談，結尾必然以談戀愛來下場。
我聽了他們關於普羅文學一段的談話，我便想起普羅文學這一口號是深深的被多少人誤解了！尤其是“什麼題材是普羅文學”的理解，在我們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中間是有一種一致錯誤的傾向，譬如上述那兩個青年，他們是把普羅文學限制於普羅生活的描寫，這是怎樣一個似是而非的誤解！
關於這一點，我們面談的時候，我也沒有詳詳細細的告訴你，現在我受了他倆談論的啟示，順便再和你談談，反正孤寂地坐在車中正感著無聊，我樂得借筆與紙來排遣我心頭的悵惘。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到今日正遇著Proletarian的抬頭，由這一個矛盾，我們知道無產階級是有它獨立的、不同於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因此亦就有他本階級的藝術，所以要分別什麼是普羅文學，就應當看他創作的立場是不是以普羅自身階級的觀念形態而出發，而不是離開了這一基點，只是拿創作的題材是否寫普羅生活為標準。在過去，資產階級與封建思想的文學史，並不缺少描寫被壓迫的勞苦群眾生活的文藝，我們為甚不承認它是普羅文學呢？就是因為它並不是把握得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來出發，只是懷抱一點慈悲心腸而哼出那同情的呼聲，換句話說，站在他們自己的階級意識上，看不慣有這樣可悲可憫的人類生活罷了！
在普羅文學的範圍中，不是僅僅以無產階級生活為題材，根據普羅自身的階級意識，還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現存的社會生活，它應當反抗壓迫階級的兇殘，暴露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的醜惡，反對帝國主義的陰謀侵略……總之，現在中國所有壓迫，束縛，侵略，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對象，都是我們普羅文學的題材。正是與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及其任務是一致的。我借樊仲雲先生的話總結一句：“凡能以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n）的觀點，觀察事物，筆之於書的，亦儘可說是普羅文學。”（見《小說月報））20卷1號《通過了十字街頭》①）
①原編者按：此刊1929年回月10日出版。副題是《今後文藝思想的進路》，署名仲雲。
同時我應當說明，誰能夠以被壓迫的勞苦工農生活做題材當然是很好的普羅文學，可是這不是勉強妄想可以達到目的，所謂去觀察、體驗普羅生活，這是一種非實踐的概念論，得不到什麼結果，只有嚴肅的去受普羅的革命集團生活訓練，只有奮勇的去參加普羅的實踐鬥爭，在這種實地的生活中，你才能夠得到無產階級生活正確的經驗，等於許許多多革命前衛的鬥爭生活，不是你坐在家裡空想可以得來的。
我們看了俄國現在的文壇，就可以明白，以工農生活做主要題材的作家，大半是工農出身的。因為在那裡的社會組織變革之後，有了普羅自己的文化。而我們中國一般社會的文化程度，尤其是無產階級的文化程度特別落後，像上海這樣廣大產業工人區，有幾個工人能夠用筆來寫字的？所以我們對於中國目前的普羅文學，並不要因為拿工農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太少而就失望，甚至懷疑普羅文學的提倡尚非其時，如抱這樣的見解，實在是沒有理解什麼是普羅文學的使命及其任務的範圍。
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一切的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
車已經過了真如，大家都在收拾行李，在這紛亂騷擾的狀態中，我也不能再靜心的往下寫了。
現在我再借我的朋友的文章做我對於普羅文學題材範圍意見的結論。
“普羅列塔利亞，是現社會唯一的批判者，而他們的階級的觀點，亦是現在唯一的客觀的觀點。所以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作家，應該把一切社會的生活現象，拉來放在他的批判的阻上，他不僅應該寫工人、農人，同時亦應該寫資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紳……凡是對於普羅列塔利亞底解放有關係的一切。”（見《創造月刊））2卷6期，初梨的《普羅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①
①原編者按：該刊1929年1月10日出版，全題為《對於所謂“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底抬頭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文學運動底新階段》，署名李初梨。
漢年1929.7.17滬寧車中
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①
①本文原載《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0日出版。
潘漢年
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發展到現在，其形態根據著理論的展開而逐漸被大眾所認識。過去多少沉迷在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的人們，曾經狂吠熱嘲，把普羅文學當做洪水猛獸一般的攻擊，而現在呢，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因為客觀的必然性不可避免與阻難很迅速的發展，形成了衝破舊文壇的巨浪，那些曾經詛咒與攻擊無產階級文學的人們，也不得不背轉身子掉過頭追隨著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巨浪而前進。
因此，在這一運動的過程中，自我批判的工作是急不可緩！為了要鞏固我們的陣線，為了要整齊我們的步伐，為了要克服舊意識的抬頭，為了要糾正不正確的傾向，……總之：要使這一個新的文學運動，在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過程的現階段中完成其宣傳與鼓動（廣義的）的任務，自我批判的工作應當跟著運動理論的展開而當加緊執行。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能夠接受正確的客觀批判，同時，他一定又是自己陣營內檢討工作，堅決執行自我批判的人，毫無彼與此個人情感意氣的虛掩。
同時，馬克思主義者自我批判的目的與手段，絕對不與一個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相同，他絕對不容許從個人的利害關係或者私人的情感而出發，不料最近，我過去的朋友周毓英，襲用四年以前，我與他辦小報攻擊軍閥孫傳芳及其走狗名流學者那種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態度，來攻擊個人，而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他所說的清除內奸）
他批判葉靈鳳最近一篇創作《神蹟》，而不從他作品中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的非無產階級而立論。他批判我的斷篇《例外》的失敗，不從文學理論上及作品表現的思想正確與否著眼，而在論前加了一段觀念論推測的莫須有的事實，藉以反證我作品失敗的原因。批判白薇女士的作品而在她的作品中用了英文名字，便論斷作品的好壞。批判錢杏邨的論文，不從論文的內容來考察他的錯誤與否，而主觀地罵人捧與不捧。葉靈鳳的《窮愁自傳》是一個長篇小說，不看他的內容而詭言是和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後》一般的自序傳，看見了題目上有“自傳”二字，連內容都不翻一翻，強說是作者的“自傳”！並且發了一堆自傳作品好與歹的理論，頂可笑的是要批判郭沫若的自序傳作品的失敗與否，而把看見人家批評的題目便認定是“攻擊”郭沫若自序傳的失敗！批判楊邨人的小說不是普羅作品，不加以一點理由的說明，等於他說全平那篇《榮歸》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一般可笑！——什麼叫“為藝術而藝術”，不知我的朋友周毓英懂了沒有？我想他假如去翻翻他背後老闆所編譯的那《歐洲文藝史綱》便不會有這樣淺薄無聊的笑話，……通篇是在題外發了許多沒有事實根據的牢騷，似乎很左傾的牢騷，這樣便算“忠誠的批判”嗎？那真是毓英對自己的批評道：“坐在馬桶上放臭屁！”
我們一點也不害怕人家的批評，郭沫若也好，周全平，葉靈鳳，錢杏邨，……不管是誰，作品與理論毫無疑義的有被批評的必要，但是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種批評的目的與態度，和資產階級文學家梁實秋，安那其主義的昆水氏攻擊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有什麼分別呢？
話又說回頭，這也難怪我的朋友周毓英，因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發展到現在，自我批判的工作很是不夠，因此無理解的周毓英，憑著他一點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劣根性的爆發，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批評文字，堂而皇之刊在“有點小資產階級意味”（《樂群》月刊2卷12期174頁）的張資平小說之後而出現了！
我們為了要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普遍化，為了要確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理論，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與生活的錯誤，為了要指導一般青年讀者怎樣去理解作品，我們應當馬上開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自我批判。——同時，也只有這一個辦法，才能克服以普羅文學運動自負，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種錯誤的思想與荒謬的態度！關於周毓英在《樂群》月刊第二卷12號上發表那篇《忠誠的批判》的無理解，我另在《現代小說》三卷四期寫了一篇公開信給他，題目叫《內奸與周毓英》。
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①
①本文原載《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出版。
潘漢年
一個社會舊有的經濟基礎到了不可避免的動搖崩潰，而形成急劇的變革時期，其社會上層的政治文化、藝術等，一定也隨之而變動。中國的文學運動發展的歷史形態，自然是根據著中國經濟發展的程序而產生。
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的程序到什麼階段呢？廣大的工農大眾，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剝削二重壓迫之下，城市的民族工業非特沒有發展的可能，且日見衰落倒閉，咱然，帝國主義的工業是相反正在發達。）而工人所遭受資本的進攻，愈見殘酷，隨之發生目前繼續不斷的罷工鬥爭，在全國各大重要商埠隨時可以看到；農村經濟的破壞，更為顯著，一般農民的貧窮化，失掉土地的貧農日漸增加，因此貧農的與地主的鬥爭更為深入，農民武裝的游擊戰爭，彌滿了全國。全國飢寒交迫的無產階級，已經在水深火熱的生活中奮鬥著，亟亟的爭取他們自己的出路，——中國革命復興的浪潮，正在高漲發展，這一顯著的事實，只有無產階級的叛徒取消派閉著自己的眼睛否認這一現象，跟在統治階級的背後，掩耳盜鈴的高嚷著“中國革命死滅了”。
在這樣一個階段上的文學運動——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無疑義的它應當加緊完成革命鬥爭的宣傳與鼓動的武器之任務！
有人批評過去的運動說：“中國新興階級文藝運動，在過去都是由小集團或個人的散漫活動，因此無大進展，且犯各種錯誤。”（見《萌芽》一卷三期第274頁）對的！但是我想與其這樣批評，毋寧這樣說：過去運動的現象，充分表現著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意識的濃厚，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尚未深入。
現在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無產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推動了一般文化運動者思想的左傾化，對於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是進一步的認識與運用，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意味逐漸被批判而克服，所以文學運動也跟著走到第二個新的階段。——上海左翼作家五十餘人所發起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即是一個有力的例證。
這五十餘發起人，過去分為好幾個文學集團。而且彼此意見分歧，鬧著非無產階級意識的自我鬥爭，現在他們能夠消滅彼此小集團互相對立的意識的，在沒有形成聯盟以前，他們曾齊集一堂，“開一討論會，以‘清算過去’和‘確立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為討論題目，……對於過去的運動，討論結果，認為有重要的四點應當指摘：（一川、集團主義乃至個人主義，（二）批判不正確，即未能應用科學的文藝批評的方法及態度，（三）過於不注意真正的敵人，即反動的思想集團以及普遍全國的遺老遺少，（四）獨將文學提高，而忘卻文學底助進政治運動的任務，成為為文學而文學的運動。其次對於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認為最重要者有三點：（一）舊社會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現底嚴厲的破壞，（二）新社會底理想底宣傳及促進新社會的產生，（三）新文藝理論的建立。……還有更重要的一事，即全場認為有將國內左翼作家團結起來，共同運動的必要。”（據一卷三期萌芽月刊的記載）不久，果然形成了一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根據上述這一作家聯盟成立的歷史背景看來，當今革命巨浪到來，這一集團組織的意義是：
1．這聯盟的結合，顯示它將（有）目的意識的有計劃去領導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2．加緊思想的鬥爭，透過文學藝術，實行宣傳與鼓動而爭取廣大的群眾走向無產階級鬥爭的營壘。
這是說明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意義，現在我再說到這一聯盟應有的任務：
1．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宣傳與鬥爭：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還沒有普遍化的深入，所以當初這一運動的開始，便沒有正確的形態，如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浪漫主義、虛無主義的革命思想，充滿了所有的文藝理論與作品中，一直到現在，含有毒質的革命文學作品尚在發展。我們要克服這一傾向及其危機，只有加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一方面我們固然需要介紹外國已有正確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可是一方面一定要加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與宣傳，在這兩重工作中，才能夠產生與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鬥爭配合一致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理論。
同時只有擴大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的宣傳，才能更快的摧毀一切反動文學理論的存在，減少其麻醉與緩和革命鬥爭的作用。現在資產階級的御用走狗、學者及小資產階級虛無主義的詭辯家，不是正在積極的向我們做各種方式上的進攻嗎？我們絲毫不能忽略這一理論的鬥爭！
2．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理論的指導：我們單是發展文學本身的理論還不夠，一定要注意到中國文學運動的實際理論的指導，就是說文學運動與政治鬥爭任務的聯繫的實際要怎樣？舉例說，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過去我們的運動與這配合是非常不夠；其他如：我們要怎樣去發掘反動者的思想根源？要怎樣去突破反動階級防禦的戰線？要注意怎樣去指導與批判新進作家的理論與實際？怎樣去幫助或發動青年文學團體的活動？……總言之，要確立鬥爭的策略與路線。在過去因為沒有統一運動理論的指導，其發展非常遲緩與散漫，便不能在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過程中，顯示出文學運動的力量。
3．發展大眾化的理論與實際：作品大眾化應該成為目前運動的中心口號，但困於文學理論的沒有健全發展以及中國一般文化現狀的特殊情形，這個問題，許多人以為無產階級藝術與作品大眾化是兩個東西，換句話講：大眾化的作品好像不是無產階級文學，實在仍舊被藝術至上主義所矇蔽，形成了無產階級文學的二元論！目前中國工農鬥爭的勃發，正需要我們創制合於他們文化水準的作品，就是說，經過文學藝術的煽動與教育，加緊的鼓勵他們鬥爭的勇氣和情緒，當然，同時我們並不取消爭取與鼓動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的工作，但是在目前工農大眾鬥爭長足發展的時候，用合於他們文化水準的文化藝術去鼓勵與煽動，是迫切主要的工作。假如我們的文學家，編撰一支民謠村歌曲形式（文字顯淺明白，音調和諧順口）似的鼓動鬥爭或暴露壓迫階級的作品，其藝術價值絕對不在皮面洋裝、道林紙精印、專供大學生們所閱讀的作品之下。
可是我們這些出身小資產階級的分子，要取得大眾化作品的藝術形式與內容，不是憑空可以創造，一定要有大眾化的生活的實際，才能做到，所以這裡就馬上關聯著一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者生活大眾化的一個問題，在理論上我們先要指出生活大眾化，不簡單是為了文學而生活，是為了無產階級文學家應該有決心成為工農大眾鬥爭隊伍中的戰士，遂能產生大眾化的作品，換句話說，我們不是為了觀察大眾化的生活，創造大眾化的作品，而是為了參加工農大眾的實際鬥爭，才能創造大眾化的作品。
一切從事文學運動的同志們！全中國城市工人的鬥爭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勃發，全國農村中的農民鬥爭風起雲湧而轉變為游擊戰爭的紅軍發展，以及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客觀的環境告訴我們文學運動者目前的中心任務：加緊大眾化作品的創作，是如何的迫切！
4．自我批判的必要：自己陣營內工作的檢討與批判，將加強我們運動的成果。要防止整個陣營中發生那些不正確的錯誤傾向的發展，只有堅決實行自我批判，才能夠不歪曲我們前進的大道。自我批判不是鬧著個人的意氣，而是鞏固與加強我們鬥爭的陣線；不論在理論上，作品上，運動的行為上，都需要大家站在整個運動的立場上，經常不斷的執行自我批判，誰要反對或懼怕自我批判與理論鬥爭，他便不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忠實勇敢的戰士！也只有實行自我批判與理論鬥爭，才能克服與結算每個人一切舊有的小資產階級意識！
我想關於左翼作家聯盟的任務，絕對不限於我上面所舉的4點。我不過根據目前革命的階段，擇其要者而言，因時間及篇幅所限，容有忽略與錯誤之處，希望大家予以補充與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