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隱蔽戰線上

為周恩來闢謠①

①本文原載《模糊的熒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題目為編者所加。

李一氓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時報》、《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忽然連續刊出：

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於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採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原文照抄）

當時，周恩來已離滬去江西蘇區，用伍豪名義登的脫離啟事，顯然是國民黨特務偽造出來反蘇反共的，這必須想個辦法加以澄清。經過大家商量，決定由潘漢年找當時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師陳志皋，代表伍豪登一個否定的啟事。但陳說他雖然在巡捕房工作，總是中國人，出面不方便。國民黨要是找到他，他難以解釋。他建議代我們找一個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個緊要啟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243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多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四十一號六樓五號”

這樣，這個啟事就於1932年3月4日在《申報》登載出來了。

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用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筆名。這個小動作很妙，因為啟事登出後，國民黨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裡。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叫伍豪，你們要找的伍豪當然不是這個，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因而我們沒有很瑣碎地去反駁他那些反蘇反共的言論。同時黨內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駁的文章。

在當時來說，這個啟事花100兩銀子是貴了一點，但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因為周恩來已離開上海，他不會知道我們做了這些”事情。以後也沒人向他提過這件事。

麻煩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南開大學“紅衛兵”查報紙，查出伍豪啟事這一段，就告到毛澤東那裡去了。這使得周恩來無緣無故一時處於很尷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證，為自己做了辯護，寫成一個送中央的大事記。那個大事記從1931年1月中央開六屆四中全會算起，分月分日，記到1932年2月。當時只能依靠毛澤東出來說一句話，但1967年他只批給林彪等人去“閱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衊”。可惜那些“紅衛兵”只知道周恩來化名叫伍豪，並不知道還有一個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筆名也叫伍豪；更可惜當時周恩來不知道我們已經替他登了一個有力的否定的啟事；加之“紅衛兵”告狀以後，沒有人找潘漢年和我查問一下，那樣的話，憑這個啟事就可以解決問題。

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原文無標點，上面啟事的標點是我加的。作為法律文件，應該如此標點，其他標點都是不準確的。

憶潘漢年二三事①

①本文原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修改、補充。

徐雪寒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之後，我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同志。那時馮玉祥將軍被任命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津浦線的戰事，他通過王崑崙同志，要求沈鈞儒先生在全國各界救國會內選派幹部去幫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於我曾長期在全救會工作，所以黨派我去執行這個任務。臨行前，漢年同志約我在錢俊瑞同志家裡談話，關照我在工作上應注意哪些問題。我問到如何同組織保持聯繫時，他分析了蔣馮之間的關係，說蔣介石此次之所以對馮有此任命，無非想利用盤踞山東的韓復榘是他的舊部，便於解決韓復榘對抗戰的曖昧態度。漢年估計很難達到目的，難安於位，所以他決定我的關係還是保存在俊瑞那裡。並說，只要馮能站住腳跟，組織上一定派人來同我聯繫。這次談話就這樣簡短明確地解決了。後來事態發展果然不出他所預料，我只去了兩個月就回來了。

在這以後，我和漢年同志一直沒有什麼聯繫。直到1943年我到位於蘇皖邊區盯胎縣境內的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時，才重新遇見他。原來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黨中央考慮到劉曉、劉長勝、潘漢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們撤退到蘇皖邊區的淮南根據地。軍部、華中局遷來後，劉曉、劉長勝和潘漢年同志分別擔任過城市工作部部長、聯絡部部長。一天，漢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訴我周恩來同志已有電報，把我的組織關係轉到華中局，華中局已決定把我分配到聯絡部工作。當時，黨內的風氣，對黨的工作分配是不講什麼價錢的，我也就同意了。

從1943年到1944年冬漢年同志去延安參加“七大”止，在這一年多時間裡，漢年同志不曾離開過根據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關係，和他在上海領導的單位的幾位負責同志接洽工作。大約每20天左右，交通員去上海取回資料，由我負責審閱，經過分析、研究、提煉和歸納後，擬成若干份報中央或通報所屬各師的電文，由他審閱後提請華中局領導簽發。對於這些，他一般都是認可的。他用幹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對我，對其他兩位同志，都不以部屬相待，可以說對下級是寬厚的同志式的態度。尤其難得的是，他對於犯了某些錯誤的同志所採取的公正態度。

當時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偽政府中東北軍人的工作。那時（約1944年夏），漢年同志在上海領導的單位發現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時舉止失措，對黨交給的任務執行不力，擔心他會被敵人欺騙，要求漢年同志及時作出決定。漢年同志對我說，這位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同志培養教育出來的，過去工作不差，決不致投敵叛變，但如果組織上不及時給予幫助，也許會被敵人欺騙而上當。漢年同志要我趁巡視上海單位之便，設法動員這位同志去根據地，以解除上海組織的後顧之憂。我知道這個任務是相當重要的，但相信漢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夠說服這位同志服從組織決定，所以就一口答應了。到了上海處理完組織內部的事務後，我便單槍匹馬地找到了這位同志。當時，我看到他確實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訴他，漢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關心他，希望他到根據地去學習。我的話並不多，但態度直率，完全信任他。這位關東大漢非常爽快，一口答應，別妻離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給漢年同志。漢年同志同這位同志細細談了兩天，便送他去整風班學習了。漢年同志告訴我，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後事實證明，這位同志繼續為黨做了有益的工作。漢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幹部，馳騁在敵人的心臟裡，為黨作出重大貢獻，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誠地對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書店上海辦事處全部機構因汪偽特務混入而被徹底破壞。被捕人員中有一位和潘部有關係，而和此人聯繫的就是漢年同志的愛人董慧同志（漢年同志進根據地，她仍在潘所領導的上海組織內工作）。消息傳來，令人憂慮，因為萬一敵人跟蹤發現了董慧的線索，勢將危及上海的有關組織。為此，必須採取緊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還、要通過可靠的社會關係，推動一個大的文化漢奸出面營救。漢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這個文化漢奸的經歷告訴了我，並告訴我如何去同這個漢奸談判，說些什麼話打動他，並要我直認不諱地說明自己是新四軍派來的，這樣他反而會買帳，願意出面營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詳地對我說，她是安全的，沒有受到驚動，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關係割斷。這就使我放心了。然後由我的那個社會關係，邀約那個文化漢奸在他家中見面。果然不出漢年同志所料，當我向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後，他便肅然起敬。等到我根據漢年同志的教導，曉以民族大義，入情入理地勸他出面營救被捕人員，早日了卻此案，為祖國、人民和朋友立功時，這個漢奸表示一定負責出面營救。其後這個案子就較快地結案，全部人員獲釋。由此可見漢年同志的確是料事如神，而這是建立在他的調查研究掌握大量情況的基礎之上的。

在黨內鬥爭中，漢年講原則，實事求是，不隨波逐流。在淮南根據地時，饒漱石利用整風機會，搞小動作打擊和排擠陳毅。漢年對此表示了不滿，也受到打擊，饒漱石還告到中央。這些事，我聽到一些，但他從未對我說起過。審幹整風中，揚帆受到延安“搶救運動”波及，被加上“特務”的罪名而被捕，從鹽阜區押送到軍部來，還給他加了腳鐐。漢年是饒漱石指定的審查小組成員，他曾與我談過此事。我說我在救國會時就認識揚帆，他絕不可能是特務，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是特務。給他帶上腳鐐就更不應該，革命隊伍內部這樣搞法是不對的。漢年同意我的看法。他與揚帆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他在審查工作中實事求是，公正處理，不作任何違心之事。最後揚帆冤案得以正式糾正，漢年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電令漢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訴我，由劉長勝同志臨時兼代聯絡部部長，要我多出點力，幫助管好部裡工作。因為我本來早已在華中局政策研究小組裡兼任研究根據地財經工作，組長是馮定同志，這部分工作歸曾山同志領導。接著，漢年同志跟著華中局交通員往西北方向出發，準備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車，直奔北平，轉入晉察冀根據地去延安。20來天過去了，我們都以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華中局領導人突然找我去，說中央來電，晉察冀派出的交通員，到北平的旅館找不到潘，已經離開了。想來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點跟新派的交通員走，直接到晉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戀上海。我到上海，在一個豪華的公寓住宅裡，找到了漢年同志。我向他說明來意，並說：“你好大膽，不怕怪你自由行動？”漢年同志微微笑著說：“講定10天內晉察冀派交通員來接我，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在北平舉目無親，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黨幫助，也沒有社會關係掩護，老住在旅館裡，豈不暴露在敵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這裡，我是如魚得水，最安全不過了。”最後，他根據新交通員約定的地點，和新交通員見了面，並順利地到達延安，參加了黨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經濟工作，與漢年不是一個系統，但也有一些聯繫，有時談談話，交換意見。我知道他工作範圍比較廣泛，情報、統戰、經濟等方面工作都有聯繫。他還曾要求我捐一筆錢給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先生，支持他們的活動。我也樂於照辦了。

我在情報部門工作時間不長，但對漢年印象深刻。我覺得他很有才華，無論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統戰工作、情報工作等，都有突出貢獻。

漢年同志在對敵隱蔽鬥爭這一特殊領域裡，機智勇敢，才華橫溢，善於掌握出奇制勝的鬥爭藝術；他對幹部瞭解、信任，並善於發揮幹部積極性、主動性的領導方法；以及作風樸實，平易近人，入汙泥而不染，對黨無限忠誠，堅貞不渝。這些美德永遠值得我學習。

風雨話當年

華克之

漢年同志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是我參加黨的隱蔽戰線工作的直接領導人。解放前，我們生死與共，風雨同舟，一道戰鬥了十幾年；解放後，他蒙冤遭難，我也同案罹獄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為他正式平反昭雪，組織上也為我重做審查結論，恢復名譽。記得1979年春天，我為申訴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時，憋在心裡二十幾年，不敢啟齒的問題終於冒了出來。我問廖公：“您看潘漢年怎麼樣？”他馬上爽朗地回答：“潘漢年是個好同志。”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交集，欲哭無淚。但這時潘漢年已離世兩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聽到這句話了。往事歷歷在目。我僅擷取片斷，作此短文，權當心香數瓣，以告慰漢年和在他領導下的蒙冤逝去的戰友們。

一

1939年，由潘漢年和廖承志作介紹人，毛澤東主席親自批准，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前，我曾經走過一段艱辛崎嶇的反蔣救國的道路。

我在中學時代，接受了“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洗禮。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學就讀時，已是一個年輕的國民黨員，並曾作為工作人員隨國民黨江蘇省代表到廣州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親聆孫中山先生的教誨，衷心擁護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經過五卅鬥爭的鍛鍊，我成為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青年部部長。這個市黨部有7名委員，其中共產黨員4人，國民黨左派3人。在幾年的並肩戰鬥中，我同江蘇、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產黨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我佩服共產黨員堅定的信仰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遺訓，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也在升級。1927年4月9日前後，蔣介石指使流氓搗毀了南京國民黨市黨部，肖楚女、侯紹裘、宛希儼等共產黨人先後犧牲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險遭毒手。接踵而來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用鮮血教育了我這個國民黨員，誓與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當然，蔣介石決不會容忍我這個年輕的國民黨員在他鼻尖底下與他作對，特務機關曾經逮捕過我三次。第三次竟將手槍和《組織農民暴動計劃》等宣傳品塞在我住處，栽贓誣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遷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學同窗陳處泰（即陳惘子，中共黨員，曾任上海文總書記兼社聯黨團書記）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討馬列主義著作和反蔣救國之道。我的周圍，還有幾個原來是國民黨左派或對蔣介石統治極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見，中心議題就是討論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蔣抗日的道路。最後不約而同地得出一個共識：“慶父不死，魯難來已。”蔣介石是我們的消滅目標，刺殺對象。陳處泰對我們的政治見解是完全瞭解的，他作為黨組織與我們之間的聯繫人，對我們愛護備至，肝膽相照。為我們的“五步流血”的計劃和大家爭辯得面紅耳赤，並且帶來了黨組織的意見：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鼓勵去做暗殺的事；既然革命目標一致。說服我們最好能參加黨的工作。但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聽不進這些意見。陳處泰將我們的態度再向上級彙報後，表示黨組織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這一行動；但也不會當蔣介石的保鏢；既說服不了我們，只能預祝成功。我們則再三表示：事前事後都與共產黨無關，也不要求共產黨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們成立了掩護這一計劃的行動機構——“晨光通訊社”，正式在南京開張。由我擔任社長，化名胡云卿，是一個“出資資助的華僑富商”；總務兼編輯主任張玉華（即張保京），採訪主任賀坡光（即賀少茹），記者孫鳳鳴（即孫鳳海，原是國民黨軍隊一名排長，槍法高超，膽識過人）。我們4人組成了一個有特定奮鬥目標，行動綱領和工作紀律的戰鬥集體。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步伐加緊，而蔣介石在簽訂媚日投降的《塘沽協定》後，全力以赴指揮內戰，迫使工農紅軍撤離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國內形勢的惡化，更加促使我們加快步伐，早日誅滅元兇。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我們就預定在此次會上動手。那天，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會議開幕式時，孫鳳鳴混在60多個記者中進入會場。誰知蔣介石多疑詭詐，他看到秩序不好，決定不參加開幕式後的攝影儀式。孫鳳鳴根據集體的決定，只好以汪精衛代替蔣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彈，他自己也中彈被捕，翌日就在醫院犧牲。這一政治巨案帶來的當然是多方株連，殘殺無辜。不但張玉華、賀坡光等相繼被捕，連孫鳳鳴的妻妹、賀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訊社成員的陳處泰，在探望剛從香港回來搭救戰友的崔正瑤（孫鳳鳴夫人）時一起被捕。敵人雖查清陳並未參加晨光社活動，但認為他是共產黨要犯，將他秘密處死，遺屍也被投入鏹水池中。陳處泰、崔正瑤等犧牲時都是30歲不到的有為之士。而我這條漏網之魚從此成為被通緝追捕的“在逃匪徒”，懸賞金額高達5萬至10萬，過著到處隱姓埋名，晝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鮮血換來的千古遺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須另謀反蔣救國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經過血淚反思，我決定遵從陳處泰烈士的遺訓：只有依靠群眾，進行社會制度革命，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共產黨的組織領導，才能改造中國，拯救中國。於是積極籌備親赴延安，向黨交心。行前，我認真做了兩件事：一是將撰寫的《為紀念南京晨光通訊社諸烈士逝世一週年告全國同胞書》從香港散發至全國各地，並直接寄給蔣介石。這是討蔣的檄文，也是宣傳烈士的政治主張與揭露被害真相的公開宣言。二是寫了一份思想總結，將自己走過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張和經驗教訓等等毫無保留地坦陳心跡，預備交給中國共產黨。

1937年春，我如願以償，到達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見了我，作了長談。我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經歷和處境。毛主席對晨光社刺汪事件沒有多加分析，他強調：個人的力量、小集團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惡的舊社會的。他不同意我進抗大或陝北公學，說蔣介石將會指責共產黨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壞統一戰線”，糾纏不清。他給我的任務是仍回華南，作為延安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之間的聯絡人員，協助他們擴大華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堅持抗戰到底。我當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黨有差遣，克之生死從之，一無選擇，萬死不辭。”並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謊、不貪財、不埋怨組織、不討價還價的七點自我要求，作為自己對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宣誓，作為自己參加黨的工作的行為規範。

過了幾天，我帶著毛澤東、朱德致李、陳、蔣、蔡的絕密覆函繞道北平南下廣州到達九龍，向陳銘樞等敘述延安之行的詳細情況。我在香港，等待華南黨組織派人來接頭。1938年秋，連貫找到我，並馬上帶我和廖承志、潘漢年見面。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識。廖承志開誠佈公地對我說：我們已經把你當作同志，才決定和你會面的。多少年來，你一直在打個人游擊戰，費力不討好，我們希望你歸隊，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話，使我這個多少年來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漢子溫暖無比，不禁涕淚齊下，不能自己。他們表示對於我的過去，已有相當瞭解，並且相當信任，今天主要是談我今後的工作崗位，不忙於談過去種種。廖承志鄭重交代，將派我回上海瞭解日、偽、蔣三方面情況，由潘漢年直接領導；組織問題將在工作過程中考察，如何解決也由潘漢年提出意見。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漢年會合，仔細商議我的工作安排。經過一段時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

潘漢年小我4歲。這次見面，經廖承志介紹，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敵區加強隱蔽戰線工作的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老同志。經過交談，我為他的淵博知識、瀟灑風度所折服。在他領導下十幾年，我們不僅是上下級，還成了知交知遇。我認為他才智過人，膽識超群，確是我黨隱蔽戰線上不可多得的將才。

潘漢年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組織才能，他在完成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務時，多謀善斷，指揮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從新四軍軍部來到上海，找我商議要起用我的一個知交任庵去充當周佛海同國民黨某戰區司令長官之間的中介人，以加強了解蔣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

我們著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長官的歷史和現狀。周佛海雖然在中共建黨時參加過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國後即已叛黨。在黃埔軍校教學時，和蔣介石結緣。1927年，他發表《逃出赤都武漢》，為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張目，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以後又擔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等職，為國民黨培養軍事骨幹。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畢露時，他反對武裝抗日，公開鼓吹漢奸理論。1938年12月隨汪精衛投敵。在汪偽政府裡充任“行政院副院長”、“軍委會副委員長”、“財政部長”、“上海市市長”等要職，是僅次於汪精衛、陳公博的實力人物。潘漢年認為，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5年，但蔣介石從未放棄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必然要和蔣介石政府勾結。周佛海既是蔣介石的親信，自然就成為溝通日蔣關係的最佳人選。周佛海的出走投敵，以及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駐在周的南京寓所，看來都得到蔣介石的默許。至於那位司令長官，對和日本人做買賣的關心超過對日作戰的熱情。他早想物色一個駐滬代表，與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筆財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長官早就相識而且雙方都信得過的黨外人士。潘漢年說：我們最欣賞任庵的，“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的忠心耿耿”。

經過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們打入了汪、蔣的心臟。任庵不但親赴內地得到這位司令長官的“召見”，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離滬期間，還介紹我和周佛海見面，說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託。這樣，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婦常常宴請我們。我們從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報，供中共中央決策時參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們幾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動態。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蔣介石的絕密指示：“特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安副總司令”，命令周收編、整編京滬各地偽軍，以備後用。我將這個電報內容上報潘漢年。延安得到這個電報內容後，中共中央即在報上公開揭露蔣、日、汪的勾結陰謀，使蔣方大為震驚。

歷史已經證明，潘漢年當時的精闢分析，果斷決策，具體部署和啟用人才都是正確的，有效的，對黨的情護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潘漢年作為上海、華南敵佔區隱蔽戰線的領導人，除了完成深入瞭解敵、友政治動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戰略情報，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等重大任務外，還要完成很多看似簡單，但卻艱險異常的具體工作。我作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這些突擊性的任務。譬如1948年初冬，他佈置我帶著周恩來致宋慶齡的親筆信從香港到上海送交。內容大致是：全國解放在即，獨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黨深感不安，茲派人專程來滬，負責護送先生離滬赴港等等。對於完成這一任務的細節與可能遇到的問題，潘漢年都預為設計，詳細介紹，反覆交代，要求保證宋慶齡先生的絕對安全。因為那時她已在軍統特務的日夜監視下，連出大門都涉及安全與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務，並且取到宋慶齡復周恩來的英文手書回港覆命。但是，宋慶齡認為出大門沒有把握，一動不如一靜，擬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國民黨空軍飛行中隊長劉善本反對內戰，駕機起義飛往延安以後，潘漢年接到中共中央來電，要求派人找到劉的家屬，傳達劉善本安抵延安、情況良好的信息，向家屬表示黨中央的親切慰問；並和家屬一道研究如何出險離滬的安排。那時，特務正住在劉家監視，派人去送信，猶如自投虎口，艱難危險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漢年鄭重考慮。當他決定將任務交我完成時，離開他規定的向他彙報的時間只有7、8個小時，過了這一規定時間，意味著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須另作安排了。對於技術上的問題，他認為由我自己設計會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適用，並不事事幹涉。於是我用了上海《時事新報》駐蘇州特派記者“張庭堅”的化名，闖到狄思威路（今保陽路）麥加里1號劉家去“採訪”。我一闖進去，正巧碰到劉善本夫人在樓梯口。不待特務們圍過來，我馬上將黨中央電報中要傳達的話低聲告訴她。當特務們包圍我以後，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時事新報》的後台），並且將名片遞給他們看。我還一本正經地向那些特務“採訪新聞”，因為他們自稱是“空軍司令部派來照顧劉的家屬的”。他們當然不會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軍司令部去了解；並且派了個小特務坐到我的汽車裡來陪同前往。幸虧司機機靈配合，他向上車的小特務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著猛力一推，將小特務推出車外，車子馬上開動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時彙報。

我在潘漢年領導下10多年，在完成許多機密的、危險的、艱難的任務過程中，潘漢年總是忠實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並針對不同的對象和工作特點，創造性地進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謀，老謀深算，是在他領導下的同志一致公認的。同時，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當，給下級以充分的信任和發揮才能的餘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內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於眾。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治病期間，從醫院被直接押送牢房，從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後，我想不通天卞哪有這樣一個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的“內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當初我為什麼要反蔣、刺蔣？抗戰勝利後，我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將日本軍方倉庫中的一批炸藥與194挺新機搶運到新四軍軍部去？我為什麼要竊取蔣介石國防部保管的二萬五千分之一的中國軍用地圖送到香港，由潘漢年轉交華南分局？而潘漢年如是‘’內奸”，為什麼不顧對我的五道通緝令，不要10萬大洋的懸賞，而與我並肩戰鬥10多年？但我又不能懷疑組織，不能懷疑黨中央的決定。“是組織對還是潘漢年對？”被捕期間，我的心境一直處於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過是非，並且不得不思索潘漢年佈置工作中的細微末節，違心地責備潘漢年當“內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一批人。思前想後，無以解悟。直到黨中央給潘漢年平反昭雪後，公安部又對我的冤案作了複查，並重新作了結論：“華克之同志建國前在潘漢年領導下，在敵後屢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績的，對黨的事業卓有貢獻。潘漢年同志冤案發生後，認定華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錯誤的，應予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這時，我才從思想困境中解脫出來。我衷心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認為這是一個對歷史負責，也是對潘漢年同志負責的結論。

三

潘漢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經10多年了。我們懷念潘漢年，同時也懷念那些受“潘案”株連，歷盡坎坷，而又過早離世的同志們。其中不僅有黨員幹部，也有一批對黨作出重要貢獻的黨外人士，他們多是當時有相當社會地位的進步人士，他們不為名，不圖利，甘願投身於共產黨領導的隱蔽鬥爭，將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而潘漢年的情報系統信任和使用他們，是依靠黨的正確政治主張和政策，依靠共產黨員的品格和犧牲精神，依靠共產黨員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連的，無論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現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說明我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優良傳統和負責精神。潘漢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給董慧的一首詩中，喊出了和著血淚的心聲：“翹首望雲天，何日見清明？”這一天畢竟是盼到了。撫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漢年等一批黨的志士的功績將載入青史，令人永遠垂念；我們這些倖存者也正在欣慰地為祖國改革開放的大業一如既往地略盡微薄之力。

（沈憶琴整理）

潘漢年在上海“八辦”

朱志良

我於1931年在家鄉（江西省于都縣）參加紅軍，經過長征到達延安，在中央軍委機要科工作。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先後兩次到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機關從事機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戰時期，我主要在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機關當譯電員。

潘漢年當時是上海情報工作方面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李克農調去南京後，他擔任了“八辦”主任。“八辦”機關在多福裡時期，他每個星期都要來二三次，有緊急情報時，隨時都來處理。處理完電報後，便和李（李克農）、劉（劉少文）共同商討工作。在他們共商工作時，一般是潘漢年先聽聽李和劉談談情況。“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要掛塊牌子，是他們研究後設計製作的，後來因為上海形勢嚴重惡化未能掛出去。當時，中央電示小開（潘漢年化名），急需瞭解和掌握敵佔區、國統區的新情況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報，在潘漢年的主持下，潘、李、劉共同研究後便分頭具體負責落實蒐集工作，並由劉少文分別整理。對時間性強的重要情報’就用電報摘報中央；一般情報則由陸路轉送延安。潘漢年在多福裡沒有辦公室和辦公桌子。所有給中央的電報都是潘漢年親自起草以“小開”名義發出的，很少用李克農的名義發，更不用上海“八辦”名義發電報。

據我回憶，上海勺協”配合地下黨開展蔣管區和敵佔區的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為恢復和建立上海地方黨組織、發展黨員、擴大黨的隊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爭取和團結了各個階層的愛國進步人士、愛國社會團體以及一些領袖人物和我黨合作抗戰；全面地宣傳了我黨我軍抗日戰爭的方針、政策和路線，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種書報、刊物，深入地宣傳我軍在敵後抗日遊擊戰爭中的戰果，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有力地粉碎了國民黨中的頑固派和投降派散佈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遊而不擊”的無恥讕言，擴大了黨的影響，堅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強了黨在淪陷區人民中的凝聚力；為八路軍輸送了大批軍需物資，也輸送了不少愛國進步人士、知識青年去延安學習和參加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建設；蒐集了敵我友各個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的情報，為黨中央的決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據。記得劉少文於1940年秋，在去延安彙報工作後返回上海時說，周副主席、黨中央對上海的情報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揚。這是對上海地下情報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無論是在抗戰前夕、初期甚至是淪為“孤島”後，國外和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種人員無不經常地聚集在上海進行公開、半公開或秘密的活動，因而也一直是我黨我軍一個重要的情報基地。現經回憶，在抗戰前夕和抗戰期間，特別是在上海“八·一三”戰爭爆發後，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時蒐集各方面的情報，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還有社會輿論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動態等等。李克農、潘漢年、劉少文、徐強協同地下黨組織力量，互相配合，積極認真地完成了這項艱鉅任務。在抗戰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關押在蘇州監獄的情況以及上海廣大愛國民主人士營救和要求釋放“七君子”的情況等。抗日戰爭爆發後，向中央反映了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後先後派到中國的兵力及其番號、長官姓名、武器裝備、戰鬥力強弱、登陸地點和時間以及軍隊的部署等；國民黨調往淞滬前線和其他抗日前線的部隊情況；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進行秘密和談的情況，包括和談內容、時間、地點、條件以及參加和談的名單等等；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對抗日戰爭所持態度，特別對美帝一面說支持中國抗日，一面又把舊鋼、鐵、銅等金屬資源運往日本，以及他們企圖和日本在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劃分勢力範圍，以壓服中國對日妥協媾和的情報；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紗、股票等市場變化情況；上海各界、各階層著名愛國人士和領袖人物等的思想動態、重要言行，特別是對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反應；上海廣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團體的活動情況等等。這些，都為黨中央的正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記得曾經有這樣一回事：我們將蔣、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結，秘密和談的陰謀活動報中央後，中央就以新華社電訊形式向全國和全世界揭露。當時潘漢年笑謂劉少文：這則電訊很重要，使蔣、美、英、法、日都十分吃驚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惱火，抱怨這樣的秘密勾當怎麼會這樣快地洩露出去！敵人的一次重大的誘降和談陰謀活動就此宣告破產。

上海淪陷後，黨中央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慶齡等愛國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關心。至少來了兩三次電報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愛國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應轉移去香港、內地或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潘漢年接到電報，以“八辦”負責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轉達黨中央的關懷，並作精心安排，圓滿地完成了對上述人士安全轉移的任務。而後覆電中央說自己還沒有完全暴露，還可以留下來做一些工作；宋慶齡自己也表示還可以留下來做一點工作。後來，在黨中央再三催促下，宋慶齡先去香港，潘後走。

我還記得，在抗戰爆發後，我們利用自己的優勢和條件，在很短時間內，發動組織了各種救亡活動，成立了不少救亡團體，動員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團體的人員去皖南地區參加抗日工作。

一個機要譯電員心目中的潘漢年

梅黎

1939年夏，我在龔飲冰機關做掩護工作。半年後，龔打算送我去延安學習。路經香港，適遇潘漢年需要機要譯電員，我遂被留下來。從此在潘漢年那裡做內部機要工作達10年之久。所以我認識潘漢年比較早。

潘漢年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貢獻，對黨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勞的。1955年4月3日，他卻被扣以國民黨，日本“雙料特務”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審查、冤獄達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洣江勞改農場。這是建國以來歷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才使這位我黨情報戰線上有很大功勞的精英的冤情大白於天下。為了紀念潘漢年的90誕辰，談點潘漢年在隱蔽鬥爭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會關係

潘漢年經常對手下同志說：“我們的工作並不很玄妙，但一旦條件成熟，就能輕易地完成任務。”當我們的同志設法順利完成搞到敵方軍用地圖時，他就說：“這種事全靠平時團結的關係，有了這種關係，當需要時就能很順利地達到目的。如不通過一定關係，即使東西在那裡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來開展工作的典範。例如“四一二”蔣介石大屠殺後，革命形勢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他利用敵人營壘的人作為耳目，從而瞭解到叛變投敵分子的名單和照片，對我們黨及時處理和懲處叛徒，保衛黨中央組織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為我們提供情報和各種掩護；利用社會上有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親屬或子女為我們傳遞情報材料；太平洋戰爭時，利用日本人關係及時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於困境的幹部妥善安排撤離香港，等等。

二、重視環境與身份一致

他對在白區搞隱蔽鬥爭的同志要求其語言、舉止、衣著儘量與當時所處環境相一致。如我剛到香港，只穿件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裝，並要我學說廣東話。他本人的衣著是十分講究的，當時黨內有人對此曾有不少微詞，他委屈地說：“難道要我穿一身烤綢（俗稱香雲紗）衫褲鬼鬼祟祟地去與人聯絡嗎？”因他經常要與社會上各種達官貴人打交道，包括國民黨的要員大官們，為了工作和應付環境這是不言而喻的。但當他要與普通老百姓相處時，他的穿著就很一般了。

三、工作講求效率，講求質量

他曾對下面幹部說：大政方針是中央綜合歸納下面提供的情況反映後作出的，因此我們提供的情況要準確。根據黨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漢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蔣、汪、日來往的一些信函。潘漢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銳的政治戰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動所得的情報質量是很高的，如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太平洋戰爭前的日美談判日軍將南進而不是北進的情報，這些高質量的戰略情報，多次受到黨中央有關部門的表揚。

四、膽大心細，有勇有謀，有應變能力

如有一次，我們的機要交通員對藏在相冊裡的材料擔心長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裝在西服墊肩裡。事後潘漢年和張唯一曾對下面幹部說，對事情的考慮不能絕對化，要有充分準備，更重要是臨陣應付得宜，他們曾形象地說安全不安全關鍵在自己，哪裡有真正絕對的安全。別人要是懷疑你，把你剝光，也能找得出來。因此他們要求我們的交通員要膽大心細，遇到複雜情況時能鎮定自若，機智勇敢，有應變能力。潘漢年本人就是這方面的典範。如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奉命離開遵義到白區，後來去了蘇聯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絡。當時他在組織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煙販子裡，從容避過沿途敵人重重關卡到貴陽，然後在中共貴州工委秦天真幫助下，從柳州、梧州到達廣州，再轉赴香港。又如1947年後潘漢年在香港辦《國訊》半月刊，作為統戰工作的宣傳陣地。一次在該刊搞總務的同志受到港英當局傳訊。事後潘漢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車從該同志家門口走過，他見該同志之妻懷抱小孩在門口玩耍，就知道該同志已沒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見迎面過來他不願與之打招呼的人，即彎腰佯作結鞋帶。以上兩例都可看出他的機智和細心。

五、善於做人的思想工作和體貼關心同志

潘漢年曾多次對香港某同志聯繫的外國同情分子作形勢報告。由於他對形勢的深刻理解，不用講稿即滔滔不絕地把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得頭頭是道，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認識和革命信心。

他對內部工作幹部也是很關心體貼的。如平時常交待做內部工作的同志不要老關在屋子裡，有時也可以去電影院看看電影，夏季在香港可去海濱浴場游泳等，讓做內部工作的同志搞些文體活動以調節生活。

1947年9月，張唯一由香港去上海解決上海單位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聯絡方式問題及籌建預備電台，當時我一人留港在家，潘漢年在張去滬相當時日後，主動到我的住處問有沒有張的來信。當我告知剛收到張的信，信上寫著：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潘聽後，即關切地囑我寫信要張即速回港。

以上點滴回憶，不能概括他全部光輝業跡。謹以此文聊表我對潘漢年同志的哀思之情。

潘漢年帶我們過封鎖線

吳小佩範小鳳陳永箴

1942年11月，日軍已經佔領租界，上海全部淪陷，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共江蘇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撤退到淮南根據地，大部分領導同志和100多名區級和機要工作幹部，陸續來到新四軍軍部附近的顧家圩子，辦起了整風學習班。穿軍裝，學軍事（包括射擊、拆洗槍枝、擲手榴彈、值夜班警戒、夜行軍等），學文件，談收穫，總結工作……軍事化的生活，緊張、熱烈的氣氛，帶來了整天的歡聲笑語。從日軍佔領下的上海來到這天地廣闊的蘇北解放區，不僅青年同志們像飛出籠子的鳥兒，就連年長的同志也煥發了青春。

有一天，從軍部來了一位服裝特殊的男同志，頭上戴的是一頂法國式的便帽。他的個頭不高，步履輕捷，面容白皙，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眼睛有些眯起，似乎在觀察著什麼，嘴角含著帶有幽默意味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此人給大家作關於保密工作的報告。換了軍裝，戴起軍帽，嚴肅，整潔。站在講桌後面，沒有大聲疾呼，沒有誇張的手勢，沒有講稿，卻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報告者說話語句不重複，語言樸素，條理清楚，內容詳實，要點明確。只見他一支接著一支地抽著香菸，學員們聚精會神地聽著，忘了時間，他講的內容太重要了。

會後，大家議論起來，才知他就是在白區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潘漢年。我們對他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風采。

晚飯後，若是沒有佈置集體活動，同志們通常是在打穀場上自由活動。有一天，青年同志們纏著省委同志們，要聽革命故事。劉寧一沒有講故事，只是唱了一支歌：《少年先鋒隊》。沙文漢講了一個故事，不長，同志們聽得不過癮。這時，恰巧潘漢年走了過來，大家又纏著他，要求講個長些的驚險的故事。他就站在那裡講了起來。故事果然好聽。但是後來慢慢覺得怎麼這故事有些不合理了，越聽越覺得不對頭。恰在此時，故事裡的主人公在用一把摺疊式的老式的剃刀刮鬍子，一不小心在自己喉嚨上劃了一個大口子，到此一命嗚呼，故事也就結束了。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從頭到尾都是他臨時編出來哄小孩子的。虧他編得那麼活靈活現。我們想，這人如果去寫小說，銷路一定錯不了。

學習班在1943年春節後結束，學員們就要天各一方了。有些人留在蘇北工作，有些人去延安，有些人回白區工作。幾個需回上海的女同志由於已剪去了燙髮而受到批評。頭髮短了，臉曬黑了，人吃胖了，這副樣子若仍由交通員秘密帶到上海去，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於是，只有淑英，小徐和我們三人一共5個女同志被分配跟隨潘漢年同志回上海。我們利用偽方關係過封鎖線，又搞到居民證後回到上海。

出發時，潘漢年從軍部帶來了一名兼管照顧馬匹的警衛員，顧家圩子也派出機要員小朱同志隨行照顧。我們5個女同志背起揹包，懷著興奮的心情跟著出發。大家都仍穿著軍裝，一路上高高興興、說說笑笑。潘也是打著綁腿和大家一同步行，絲毫沒有首長架子，還教同志們把帽沿翻上去，免得額上曬出一道印來。後來又叫同志們把揹包放在馬背上，空著手走路更輕鬆些。

走了兩天，在約定的時間到達儀徵縣月塘集。那是淮南根據地最前沿的一個小集鎮，為了安全，一行人先不到集上去。晚飯後，地方工作同志來說，偽方人員並未按時前來迎接，當晚不能過封鎖線。於是，我們就被安排到一個小山腳下的老鄉家中去過夜。

這天晚飯後，偽方帶路人仍未到達。於是，我們都聚集在潘所住的老鄉家裡，聽他講故事。他先講了《三國演義》裡的赤壁大戰；又講了顧順章叛變後，特科“打狗隊”的行動。後來話題一轉，講起他自己從前做文化工作的事。他說，回過頭來看看自己青年時代寫的文章，真覺得臉紅。他還充滿深情地說：“我是很喜歡小孩的。想到我自己活到這個年紀還沒有一個兒女，真是遺憾。”

第三天晚飯後，帶路人終於到達了。我們一行人換了便裝，與警衛員及小朱同志道別後就跟隨地方工作同志到集上去。那已是掌燈時候，也看不清來人的面孔。一路上，大家加快步伐，默不作聲。女同志們拎著隨身用的包裹，小徐同志還替潘拎著一個皮包，跟在穿長衫的“潘大老闆”後面。走了不知多久，即將到儀徵縣城，看見城前燒著一堆火，就停下來，由帶槍護送的兩名偽方人員過去打了招呼，開了城門。一行人進城後，左拐右轉地來到一家旅店，住了進去。

第二天早飯後，潘漢年到我們女同志住的房間來，說是他的頭痛病又犯了。他說，1936年曾暗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後來又參加國際會議，由於太緊張，連續7天沒能睡著，頭痛得不得了。”後來經過蘇聯醫生治療，還每天吃生雞蛋黃，才慢慢好了。現在幾天沒睡好覺，頭又痛了。於是，淑英趕快向旅館要來生雞蛋，用湯匙舀出生蛋黃，給他吃。

這時，前一天晚上帶路的偽方“頭兒”來說，他已為我們準備了午餐，說潘務必帶我們到他家吃午飯。潘說，還是早些過長江為好。可是那人說，上午沒有班船，極力巴結，非請我們去吃午餐不可。結果我們都去了。那人很客氣，菜很豐盛，還說這是他老婆親自下廚做的。

飯後，就到江邊去等船。約在下午2時，上了班船。到長江南岸，下船處是鎮江。我們被招待到金山飯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潘漢年又吃了生雞蛋黃，後來的兩天也是如此。我們沒有隨身帶著派司照片的女同志被領去拍照片，等待領居民證。

午後，潘漢年來到女同志住的房間，說是偽站長夫婦要請吃晚飯，大家都去吧。女同志們表示不想去，不想出頭露面。潘卻淡淡一笑說：“乘船過江時，早就被人家看清楚了，隔壁就住著‘保鏢’呢。”他又看看我們的服裝，說要給我們換成好些的。我們穿的衣、鞋是離開顧家圩子時拼湊來的，幾個人在一起很不協調。可是，大家覺得既然雙方都知道對方的身份，我們就犯不著再為他們而打扮一番。後來，就以這副模樣，跟隨潘去赴宴。

吃飯的地方在金山飯店的單間雅座裡。見面時一看，那位偽站長的妻子打扮得珠光寶氣，有事吩咐時，就到樓梯口喊一聲：“來人哪！”下面好幾個人轟然答應。我們心裡暗笑，你越有勢力，我們就越安全，在你的勢力範圍內出了事，你就是冤之頭、債之主。

飯後拿到居民證，再等對方給我們買到上海的火車票。既然有“保鏢”，我們就索性到街上去看看市容，買了些鎮江醬菜。第三天，拿到火車票就離開鎮江。上車前，淑英告訴我們，上車後分開坐，不要互相招呼和講話。小鳳在半途下車回故鄉去看看家人再回上海。火車抵達上海北站，我們各自平安地回到家裡。這一次分手之後，雖然都未遭到敵偽迫害，但再見面時已是“四人幫”倒台之後了、更令人惋惜的是，我們三人再也見不到可親可敬的潘漢年同志了。

記潘漢年對敵隱蔽鬥爭工作片斷

劉人壽何犖

一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保衛部門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得到訊息，果斷地採取緊急措施，搶在敵人行動之前，轉移了黨中央和江蘇省委等機關。敵人妄圖一網打盡中共領導人的大搜捕撲了空。

黨中央派陳雲、康生、潘漢年到中央特科（即保衛部），將一批可能成為顧順章偵察對象的幹部調離上海。6月，改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潘漢年任特委委員兼二科（情報）科長，接替陳賡。“一二八”後，特科工作由潘漢年實際負責。在周恩來、陳雲領導下，潘漢年積極參與清除、懲處敵特和叛徒的工作；在英法租界捕房、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國民黨市黨部、社會局等處重建網點，開闢情報來源；並爭取一批各階層同情革命者配合黨的鬥爭，瞭解高層次的軍政動向。潘漢年的工作成效顯著，勝利地完成了保衛黨中央的任務。這裡只舉幾個例子：

1．確證向忠發叛變。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曾一度隱蔽在周恩來寓所。1931年6月21日，向擅自外出過夜，6月22日被捕。潘漢年領導的黃慕蘭（定慧）從法捕房翻譯與人談話時聽到，一個有金牙、斷指、50多歲的中共頭頭被捕。黃根據其形象，疑是向忠發，立即上報了。周恩來得訊，迅速組織營救，打算重金收買法捕房人員阻止引渡。因阻止引渡無效，向忠發被押到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不久，又獲悉向忠發已於24日被槍決。於是準備動員黨組織舉行追悼會紀念和飛行集會示威。但據來自法捕房的消息，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陳淙英（任粥時夫人）所住旅館和戈登路（今江寧路）恆吉里中央秘書處機關，以致陳瓊英、張紀恩、張越霞先後被捕；還供出周恩來、翟秋白、博古等人住處。當時，周已轉移，看房子的楊振德和夏娘娘兩位老太太被捕遭拷打。潘為確證向忠發是否已真的叛變，從警備司令部內線取得向忠發全部口供的抄件供周恩來親自審閱，發現許多除向忠發外，別人無從知曉的內容；周又親自到寓所附近觀察暗號，證實向忠發確已叛變，才取消預定的悼念活動。

向忠發何以叛變後又被處死？經瞭解，原來警備司令熊式輝，不滿陳果夫、陳立夫在國民黨內專權，向蔣介石密電邀功，但未報向忠發叛變供詞。蔣接電，喜出望外，又恐發生不測，覆電就地秘密槍決，熊就一殺了事。

2．反駁《伍豪啟事》的鬥爭。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連續刊登《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曾用名，黨內許多同志知道。這個啟事，顯然是敵特蓄意蠱惑人心、造謠汙衊的陰謀，但他們不知道周已於1931年12月上旬秘密離滬，12月底已到達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發表對於《伍豪啟事》的闢謠，指出：這是“國民黨造謠汙衊的新把戲！”1932年2月下旬，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出佈告，指出“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衊”。但《鬥爭》和蘇維埃政府的佈告發行的範圍有限，為維護周恩來和共產黨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開的方式向公眾、向國際進一步澄清。

中共臨時中央通過陶行知做《申報》負責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報》刊出一則事實上闢謠的小廣告：“伍豪先生鑑：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後感到這個廣告還不夠有力。經大家商議，由潘漢年通過黃慕蘭找法捕房律師，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認啟事。這位律師說，他雖任法捕房律師，但畢竟是中國人，萬一國民黨找上門來，難以解釋。他建議代找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來曾用名）刊登啟事。經陳雲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師，在3月4日《申報》上以醒目大字標題刊出：“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急啟事：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243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多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事務所：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41號6樓5號”。這就有力地駁斥了敵特的造謠汙衊！

據當年參與制造所謂《伍豪啟事》的中統特務黃凱談，起草《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者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張衝，派人把《啟事》分送各報者是黃凱。但幾年之後，民族危機更加嚴重，張衝逐步感到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必要，也體會到中共“合作抗日”之誠意，轉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積極奔走，抗戰時期亦堅持團結抗日。1941年8月11日張衝病逝，周恩來曾著文悼念。

“文革”期間，江青等人利用這則偽造的啟事誣陷周恩來。周多次向組織說明歷史真相。1967年5月19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並附送有關歷史資料。毛澤東明確指出“此事早已查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衊”。江青等人陷害周恩來的企圖未能得逞。

3、團結楊度。楊早年是擁戴袁世凱稱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死後，楊被通緝。1918年秋，楊度在滬，正值孫中山受桂系軍閥和政學系壓抑，被迫離穗來滬。楊會見孫中山，經孫中山介紹認識了李大釗。楊受李大釗影響，逐漸認識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前後，楊思想有很大轉變。1927年李大釗被捕，他曾極力營救。李犧牲後，他多方幫助，賙濟被難者家屬，毀家經難幫助黨籌集經費，並參加革命濟難組織互濟會和其他進步團體活動。晚年，秘密在上海找共產黨。、開始時，他的要求未被黨重視。周恩來得知後，親自做他的工作，鼓勵楊與政學系、改組派聯絡，從而能經常瞭解汪精衛、胡漢民、政學系以及南京統治集團的動向。楊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瞭解上海流氓、幫會和國民黨要員情況。這些情報，不僅有助於中共的保衛工作，而且對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分化敵人、爭取同盟者有參考價值。楊度轉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楊度的生平，他對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難以置信，乃派文委書記潘漢年見楊。潘與楊見面後，議論風生，十分投合。楊擅長書法，潘請楊為黨中央所辦《紅旗日報》（一說《週報》）題寫報頭，楊毫不猶豫，一揮而就。潘將楊的題字向李立三複命，李才信服。

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組，陳賡將楊度的組織關係轉給潘漢年。後來，潘又奉周恩來命交給夏衍。楊當時作為秘密黨員起了別人無法代替的作用。1931年9月14日，楊度逝世，周恩來、潘漢年等曾秘密地親去弔唁致哀。

4、保護張浩（林育英）。當時，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吳開先手下當文書的沈壽亞，早期曾任中共嘉定縣委書記，內部叫他“老槍”。潘同他建立了聯繫，要他隱蔽下來，長期埋伏，爭取吳開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間，沈被調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門某科的登記員，在他負責發放的登記表中，有一部分向國民黨市黨部秘密自首的共產黨叛徒的登記表。潘授意沈向吳開先建議，自首登記表應與一般國民黨員登記表分開處理、保存；並須有照片存底。這一建議被吳採納，並決定由沈專管自首登記表。沈向中共黨組織反映，上海某區一中共黨員，秘密自首，並向敵提供了全國總工會常委、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浩（林育英）的職務和住處。敵特要這個叛徒繼續與張浩來往，瞭解張浩上下左右關係。特科要沈取出此人的登記表和照片，核對屬實後，全力保護張浩夫婦安全轉移，並制裁了這個叛徒。張浩後來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1935年參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對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恢復中共同共產國際的聯繫作出重大貢獻。並按黨中央指示，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同張國森分裂黨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以上僅是潘漢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片斷。對他這個時期工作的評價，1981年冬，在關於特科歷史的座談會上，陳雲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歷史作用之後，說：“一二八”後，“就由潘漢年具體負責特科”，“應該說潘漢年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實際上是他領導”。當然，特科局部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不能改變當時由於王明錯誤路線所造成的損失和被動局面。

二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潘漢年奉命撤離上海，到達江西瑞金。

在蘇區，他先後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贛南省委宣傳部長等職。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

在此期間，潘漢年兩次被委派為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先後同福建國民黨十九路軍、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的代表談判。這兩次談判都是成功的。前一次談判，促成了福建事變。但因當時的“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指導，喪失了利用福建事變打破圍剿這一良好機會。後一次談判則為紅軍長征突破南線封鎖線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兩次談判都為潘漢年廣泛聯繫反蔣上層人士和社會各界人士積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經驗打下了基礎。

遵義會議後，張聞天於1935年3月代表黨中央通知陳雲和潘漢年，要他們去上海，準備恢復白區工作，並設法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潘先行。抵滬後，中央軍委和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告訴他，一時無法與共產國際聯繫，他在滬不安全，於是，潘就到香港等候。8月，陳雲到滬，潘漢年返滬與陳會晤。9月，陳雲、潘漢年先後從上海赴蘇。他們抵莫斯科時，共產國際“七大”已開過，他們一起參加了少共國際的“六大”。

此前不久，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佈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方針任務的新轉變。12月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作了更切實、更深刻的論述。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政治勢力的響應，黨同地方實力派開始了廣泛的聯繫。

1935年5月，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損害了英美在華利益，1935年下半年英美對日態度轉硬。1935年11月19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的態度也有所變化。

1936年1月，南京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找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表示，國共兩黨中央都在國內，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並指定將由蘇返國的潘漢年同國民黨聯繫。1936年7月，國民黨與中共聯繫的代表張衝在香港找到潘漢年，陪他從香港到南京。主持談判的陳立夫，指定鐵道部次長曾養甫見潘，表示要潘先去陝北，取得中共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後同陳立夫正式會談。

兩黨談判的目的不同，共產黨是為民族最高利益，國民黨是為了融共，所以談判過程中充滿了鬥爭。但這個時期，面對日本的高壓，國民黨的態度還比較緩和。5月中旬，陳立夫在曾養甫家口授四條，由湛小岑記錄。（1）K方（國民黨）歡迎C方（共產黨）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2）C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採納；（4）C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

潘漢年於1936年7月24日到達西安，8月8日到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中央作了彙報後，中共中央於9月1日發佈了《關於遏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把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8、9月間，潘漢年曾兩次奉命到西安，遵照中央指示，把與國民黨談判的方針和張所關心的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日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態度告訴了張學良。

10月，潘漢年到上海與國民黨繼續談判。他在赴滬途中把有關致國民黨的信在浦口交張衝轉交，到上海後，他以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身份開展統戰活動。首先會見宋慶齡，面交了毛澤東致她的信，取得了宋慶齡對中共工作配合和協助的允諾。接著，又將毛澤東致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鄒韜奮等人的信交給了他們，並與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強、李雲等取得聯繫。在此時期，潘漢年以談判為主，也領導支持了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為中共談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

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會見陳立夫，正式轉達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國共兩黨抗日協定草案》的停止內戰、聯合抗日、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自由等八項條件，並希以此為談判基礎。陳立夫代表蔣介石提出國共合作的條件：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紅軍目前可保留3000人；師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他還說，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潘漢年當即嚴肅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蔣先生大概誤以為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陳立夫急忙轉了話題說：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先生出來一次，蔣答應願和周面談。他要潘不把蔣的條件向中共中央報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僅說蔣願見周，豈不是要我騙他出來？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

對於這次會談，潘漢年向中央彙報後，中央正式覆電：（1）彼方條件如使紅軍無法接受，恩來出去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紅軍，不能不使將領生疑。（2）提了在曾養甫家陳立夫口授的四條（見前文）。11月19日，陳立夫在南京約見潘漢年說，他已攜中共中央覆電去過洛陽向蔣介石請示，但蔣介石見覆電後仍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當談到曾養甫提出合作四條件時，陳竟抵賴說：“純屬子虛！”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同日，蔣召開嫡系的軍事會議，確定第六次圍剿計劃，預定12日上午蔣離西安時公佈，並撤換張學良。中共中央也於是日向張學良通報，國共談判有了波折，“陳立夫第三次找潘漢年談，紅軍留3萬，要我方讓步。我們根本不同意蔣氏對外妥協、對內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絕其侮辱紅軍之態度。……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之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於是，張、楊“兵諫”即西安事變不可避免發生了。

在西安事變中，潘根據中央方針，促成宋子文、宋美齡去西安談判。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後，潘又按中央指示為西北撤軍、釋張、國民黨實踐諾言、紅軍給養、防地、改編、釋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團同宋子文、陳立夫多次交涉。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潘漢年同志堅定地執行了中央方針，維護了黨和紅軍利益，對第二次國共合作，作了重要貢獻。

三

抗戰開始，國共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建立，潘漢年任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全力以赴地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鄒韜奮主編的《抗戰》（後改《抵抗》）三日刊發表署名文章10餘篇，宣傳變單純的政府抗戰為全民抗戰；促成《救亡日報》出版；幫助成立好幾個戰地服務團，使救亡運動擴展到各地；用各種方式開展國際宣傳；掩護王稼祥出國；籌募了我軍經費、醫療器材等。同時，和“八辦”秘書長劉少文等一起，按中央要求，報告了上海各界對抗戰、對國、共的態度；救亡運動舊寇侵華計劃、策略舊軍裝備、番號；美英法對中日態度舊使領館、海軍武官府派遣軍、日特務機關、滿鐵等機構的情況。上海淪陷，他參與安排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和救國會、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安全離開上海後，12月離滬赴港。1938年春經武漢去延安。列席黨的擴大六屆六中全會，後留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領導工作，任社會部副部長。

1939年春，潘漢年受命到香港、上海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同年秋，中央批准成立華南情報局，由潘負責，助手有張唯一、李默農等，領導機構設香港，在滬、港、南洋展開工作。為了協助潘的隱蔽活動和開展情報工作，中央社會部派內勤幹部十餘名到上海，1942年江蘇省委也調史永等10多個同志給潘漢年系統，其中有打入汪偽重要機關的同志。1941年初皖南事變，中央電廖承志、劉曉、潘漢年接待從新四軍轉移到滬、港的同志，幫助他們回新四軍；接待從重慶、桂林等地到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這樣，香港一度成為進步文化活動、民主活動、開展國際宣傳和開闢南洋工作的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中央指示廖承志、劉曉、潘漢年幫助在港民主人士安全離港。潘漢年單位，經中央同意，由潘親自部署，通過特殊掩護將內勤部分轉移到上海，外勤部分轉移到內地。1942年11月，經中央同意，利用李士群掩護江蘇省委領導人劉曉、王堯山等與潘一起撤退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翌年成立以潘漢年、賴傳珠、胡立教為委員的華中局情報委員會，以潘為書記（主任）。同時成立以潘為部長的華中局情報部，以徐雪寒為主要助手。潘部上海單位1940至1941年由喬犁青負責，1942至1947年由張唯一負責。南京有徐楚光、馬蘊平、白莎、呂一峰等同志，由華中局情報部直接聯繫。

抗戰時期，黨的總方針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潘部工作主要是以瞭解日本動向、國際關係變化來為這個方針服務。工作需要重新佈置。1940年建立了與延安通報的電台，到1942年夏因日本憲兵搜查，被迫停止工作。1943年建立與華中局（1945年4月改華中分局）聯絡的交通線，直到1946年全面內戰才停止。抗戰時期，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層次的對象，如陳公博、周佛海、羅君強、李士群，偽警察局、偽保安司令部、偽宣傳部、日使領館、日方特務機關海機關、滿鐵、日方民間團體、重慶對日謀略活動的人物等。潘還化名偽裝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從事謀略活動的人物直接接觸。如他利用特殊關係，化名“肖叔安”，租用了上海百樂門飯店的上等房間作為掩護活動的地點。當時，日偽警憲特務經常出入這家飯店，而他深知敵人有“燈下黑”的弱點，所以來個身入虎穴，堅持鬥爭。正如他常說的，只要掌握敵人的規律，巧於應付，有時依傍虎穴反而比較安全。

這個時期，潘上報的重要情報有：（1）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2）1941年6月13日潘從香港簽發的德蘇戰爭一觸即發電。南方局早幾天亦有類似報告。為此，蘇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3）德蘇戰爭爆發後，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等情報。這是個涉及蘇聯遠東紅軍能否西調的事情，對國內階級動向也很有關係。（4）李士群提供了日軍要“掃蕩”蘇北鹽阜區即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區的信息。（5）周佛海設電台與重慶通報。（6）重慶對日謀略活動者與日海軍和近衛的接觸等。（7）某戰區關於敵情和“匪情”的通報，等。

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講到敵區大城市工作時，表揚了劉少奇，同時也讚揚了劉曉和潘漢年。1955年潘被逮捕審查，李克農同志根據周總理要求，組織了專人查閱了有關文電檔案，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報告了對這個時期潘情報的評價：“太平洋戰爭前，潘漢年向中央報告的關於日本特務、偽軍、及日美談判和德蘇戰爭等情報是有價值的。”1982年中央關於潘漢年的平反通知中說他“為黨獲取了不少重要戰略情報，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揚”。

這個時期，還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1942年夏，潘部在上海的電台處被搜查，因收藏良好，敵人未查到機器。當時有人主張撤退幹部。潘認為敵人既未找到證據，一撤反而暴露，勢必牽連住房的保人等。堅持不動聲色，待風平浪靜後，終於安全撤退。（2）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轉移到香港，潘電告了中央，並陪他到澳門看望葉挺夫人，然後送他回滬，經新四軍駐滬辦事處送回新四軍。（3）為了配合整風學習，淮南根據地和上海情報單位之間曾經通過秘密交通，傳遞黨的整風文件。潘漢年為此設計了一個“障眼法”，將黨的文件密封后偽裝成汪偽鎮江特工站致江偽上海特務頭目的親啟公文，由交通何犖安全通過幾個關卡，勝利完成任務。同時，劉人壽也從黨中央留存在上海的秘密文庫中取出的重要歷史文件拍成照相底片，塞在乾電池中，由何犖帶到根據地。並由華中局情報部用放大鏡閱看底片，逐字抄錄後電報中央。

四

潘於1944年底離淮南赴延安出席黨的“七大”，組織決定，潘部在上海的單位由華中局城工部長劉長勝代管。日本投降，潘單位首先得知蔣介石要岡村寧次派人到芷江受降的命令。可惜當時沒有電台向解放區通報，只能待劉長勝到滬時再彙報。在此時期，潘系統在上海的同志利用日偽惶惶無主，重慶接收人員尚未到滬的機會開展隱蔽工作。如華克之通過社會關係，設法弄到5卡車TNT炸藥和194挺機槍送到解放區，此事受到上級領導機關表揚。又如，當時打入偽方任警察局司法處長的李時雨，陪同兄弟單位的範濟美到監獄營救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司令楊靖宇之弟楊樹田，等。

1946年夏，潘漢年返滬。潘部在上海的單位仍歸潘領導。有些不適宜留滬工作的同志調離上海。劉曉、潘漢年、王紹鏊又介紹了些關係。張唯一轉移到香港，管機要又分管上海工作。上海日常聯絡由劉人壽負責。在軍事部門、軍統、中統、警察局、海運方面有一些或深或淺的關係。上報的重要情報有：（1）1945年秋在美帝支持下大量蔣軍從大後方空運到沿海城市和東北；（2）華中剿總戰報，東北戰役中海上軍運；（3）國民黨關於徐蚌會戰的部署；（4）江防計劃，江陰要塞、吳淞要塞、海軍艦隊駐地；（5）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組織系統、補給表、戰鬥序列、蔣軍運輸；（6）幾個潛伏台，反映的解放區大華貿易公司金柯秘密叛變的情報；軍統、中統上海機構人事以及他們蒐集的有關基層革命組織的情報；他們收集的有關蘇聯在滬機構活動的情報；（7）1948年12月獲悉蔣將下台，李宗仁將上台，等等。此外還轉報了史永交來的南京市委請示敵空軍起義降落地點和聯絡信號電，後來中央復示俞渤駕機起義成功。由季崇威策反資源委員會起義，使121個總公司近1000個生產單位，22萬技術工人，3萬2千科技和管理人員完整地移交給人民政府。（錢昌照亦從香港來滬寧策反該會）。由陳天駿參與策動香港招商局起義。

為了開展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工作，潘漢年在香港，同方方等一起經常出席民主人士座談會，在《群眾》雜誌用筆名肖凱發表了多篇統一戰線論文，批評對美蔣幻想，宣傳革命到底。在國民黨特務和港英嚴密監視下，安排了李濟深等350名民主人士安全到解放區，為人民政協勝利召開作出貢獻。還對兩航起義作開端，他離港後由別人完成。

關於這個時期的工作，李克農同志1955年7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從1946年到1949年潘漢年在上海香港兩地的情報組織的來往電報及從1949年繳獲的蔣特檔案看，這一時期潘漢年所屬上海、香港兩地報告了有關蔣匪的軍事調動、建軍、向解放區派遣特務、蔣特電訊偵測情況，蔣美關係……等情報，現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潘漢年長期搞隱蔽鬥爭方面工作，曾作出過傑出貢獻。但由於敵區條件，保密嚴格，潘又嚴守紀律，從不談自己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