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1

我所知道的潘漢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載《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5期。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

劉曉

我最初認識潘漢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會後改稱中共江蘇省委）工作的時候。

1931年2月，我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潘漢年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那時的省委秘書長，實際上只負責秘書處的文件、發行、交通等事務工作和財務工作。秘書處機關設在老靶子路10號。後來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樓上。秘書處負責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蘇北人，和派往蘇區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壽仁（湖南人）。負責財務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經費，先後和省委書記李維漢、王明直接聯繫。我只管秘書處油印文件、交通、密寫等所需經費，每月造預算，經省委書記批准，向彭休士領取。我除了秘書處工作外，還要和中央特科經常聯繫。特科工作是直屬中央領導的。派來聯繫江蘇省委的是劉鼎和胡先青。潘漢年雖是省委宣傳部部長，但也參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王明參加了江南省委的領導工作。他把花了半個月時間趕寫出來的《兩條路線》（1932年改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抄發給他的宗派集團傳閱，以新的左傾綱領來攻擊三中全會的決議，同時大規模地改組了上海各個區委，分派他的親信控制了各個區委。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錯誤還要“左”的觀點。他們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會後，王明又當上了江蘇省委書記。當時，黨內矛盾很尖銳、很複雜。一方面，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傾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者到中央的領導崗位，同時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冒險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霍秋白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另一方面，羅章龍等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江蘇省委改組後，王克全帶了幾個人闖到省委秘書處的秘密機關裡來，他們氣勢洶洶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會議記錄和經費。當時，彭休士和我部在場，我們拒絕交出。他們不肯罷休，大吵大嚷。後來，潘漢年趕來了，對王克全說：這樣吵嚷引起了敵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發生危險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連召開了江蘇省委擴大會議和第二次擴大的上海區委書記聯席會議，進行所謂“反右傾”的宗派主義的鬥爭，打擊何孟雄等。在這兩次會議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的鬥爭說成是“江蘇省委當前的主要危險”。王明悍然宣稱何孟雄等的活動是“反組織的非法活動”，“已超出黨內鬥爭的範圍”；規定凡是參加何孟雄等的活動的黨員必須立即退出活動並作檢討，違者一律開除出黨。當時受到處分的江蘇省委內區級幹部就有20多人。王明還決定，江蘇省委的幹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準與何孟雄等有任何來往。江蘇省委通知上海各級黨組織和赤色群眾團體都要與何孟雄等“割斷一切關係”，同時停止發給何孟雄等的生活費和工作經費。

當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傳到江蘇省委時，省委正在開會。是潘漢年從特科那裡得到消息後來通知的。當時，王明的表情異常冷淡，說什麼這是“咎由自取”，他們是“右派反黨分子”，是在反黨活動中被捕的，與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質有所不同。只佈置潘漢年去進一步瞭解情況。當大家提到如何設法營救時，王明說，他將與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義的噩耗傳來，潘漢年和我都主張要追悼紀念這些壯烈犧牲的烈士，卻為王明所制止，他說何孟雄等雖然已經犧牲，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要徹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潘漢年也在這個時候來蘇區，我在福建蒲田遇見他，他對我談了上海情況非常嚴重，革命力量受到極大損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漢年到達中央蘇區後，擔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還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委員。當時，中華蘇維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實行免費教育，推行識字運動和社會教育，並創立各種幹部學校和研究機關，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發展。據1933年的統計，中央區的江西、福建、粵贛三個地區2932個鄉中，有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有補習學校6462所，學生94517人。在革命根據地中有許多報紙和雜誌，1934年初，中央區有報紙雜誌34種，其中《紅色中華》每期發行四、五萬份。

1933年8月，我從福建省委調到粵贛省委擔任書記，潘漢年兼任中華蘇維埃大學的委員，校長是毛澤東，副校長是沙可夫。1934年三月24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潘漢年和我都當選為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在這期間，他正忙著奔走於瑞金和福州之間，擔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全權代表與福建人民政府談判，開展抗日反蔣運動。1933年9月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要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在福建進行抗日反蔣活動。派陳公培（吳明）攜帶蔣光鼐寫的《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證明書》到達五台。彭德懷和袁國平遵照周恩來的電示與陳公培會談。彭德懷和袁國平既肯定了十九路軍抗日反蔣行動，又批評了他們來福建“剿共”的錯誤，將會談情況電告了中央，並且給蔣光鼐、蔡廷鍇寫了回信，請他們再派代表到瑞金談判。10月下旬，蔣光鼐、蔡廷鍇派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的全權代表，同陳公培來到瑞金，送來了十九路軍領導人給毛澤東、朱德的信。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負責這次談判工作，派潘漢年（潘健行）為全權代表，與徐名鴻進行具體商談。雙方在談判期間，毛澤東、朱德曾多次會見徐名鴻、陳公培、潘漢年等，於10月26日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1條，標誌著我黨與十九路軍的合作抗日反蔣的關係初步形成。隨後，我方派潘漢年為代表，黃火青（黃一青）為秘書前往福州。黃火青團正患瘧疾，一時不能同行，中央讓潘漢年與徐名鴻、陳公培先行，並由李克農指派吳振英等兩人為警衛員隨行。臨行的那天早晨，毛澤東、張聞天、林伯渠、鄧發等前來送行，鄧發為他們開了通行證，還派人護送他們經河州，由新泉出境。一星期後，黃火青病稍愈，獨往福州，與潘漢年同住在十九路軍總部裡。

我黨與十九路軍的合作關係形成後，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根據《初步協定》規定的“在初步協定簽訂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即根據訂立本協定原則發表反蔣宣言，並立即進行反日反蔣軍事行動之準備”的條文，聯合李濟深、黃琪翔等一部分反蔣反日的力量，於11月15日在福州開會決定於11月20日發動事變。對於十九路軍方面的行動，蔣介石已獲情報，企圖加以阻止。蔣曾邀蔡廷鍇到廬山會晤，請林森入閩誘勸陳銘樞，均告失敗。遂於17日派專機攜函來福州接蔡廷鍇往南昌，被蔡廷鍇將飛機和飛行員扣留。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等於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場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簡稱“福建人民政府”）。

在福建事變爆發的過程中，潘漢年、黃火青給中央發回了兩份電報，電報稿是潘漢年起草的，由黃火青翻譯成密碼後，交十九路軍的電台發回的。黨中央覆電要他們兩人中一人回瑞金彙報情況，潘漢年因忙於同“福建人民政府”商談各項工作，選由黃火青回瑞金。黃火青在向中央彙報了情況後，被派往漳州，作為蘇維埃中央政府駐漳州領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就根據《初步協定》規定的“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在該線不得駐紮主力軍隊。同時，十九路軍必須運用各種方式，排除或消滅存在福建與蘇區接壤地間妨礙貫徹該協定之一切障礙勢力”的條文，派張雲逸為代表和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代表方方到汀州，與福建人民政府閩西善後處代表陳小航談判。雙方於11月27日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開闢了一條由中央蘇區經閩西、閩南到達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潘漢年在福州與福建人民政府財政部次長許錫清，就雙方物資交換和支援蘇區所缺乏的物資，特別是運輸食鹽等問題進行了多次的洽談。當時，不僅雙方的貿易往來頻繁，農民群眾和商人也可以進出蘇區做買賣。閩西善後處還在蛟洋組織一個民間的貿易合作社，提供了一筆資金，用以購買食鹽等物品運進蘇區進行交換。潘漢年還與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陳友仁等人，就政治、軍事、外交等問題進行廣泛的商談。他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實施《初步協定》中“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各牢獄中的政治犯”的規定。12月1日，福建人民政府發佈了“大赦令”，宣告：“反對賣國賊蔣介石及其御用的國民黨”，“毫無犯罪之可言”。12月4日、5日、7日，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閩侯地方法院先後釋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60多人。其中馬立峰、範式人等同志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往福安，加強中心縣委的領導力量。同時，福建人民政府對我地下黨領導的一些進步團體的公開活動也予以默認。福州、廈門等地“反帝大同盟”等組織都採取了公開的形式，壯大了力量。

1933年9月，蔣介石在德、意、美等顧問參與策劃下，糾集100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1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後，蔣介石大為驚恐，認為如不迅速撲滅，影響所及，起而效法，就將嚴重地動搖他的統治地位，立即從“圍剿”前線抽調嫡系部隊，集中陸、海、空20—30萬兵力，自任“討逆軍”司令，向福建十九路軍陣地進攻。由於十九路軍寡不敵眾，內部派別繁雜，蔣介石又以硬攻與分化兼施，十九路軍節節敗退。當時，中共臨時中央犯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不懂得如何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反動力量，來推進反蔣抗日運動，坐失良機。1934年1月，蔣介石剛攻取福州，就將大部分軍隊調回，繼續投入第五次“圍剿”。當十九路軍撤離福州時，潘漢年與梅龔彬等從馬尾乘日本商船去香港。在香港，福建事變的主要領導人繼續進行反蔣抗日運動，潘漢年交待梅龔彬要大力策動。隨後潘漢年迴轉瑞金。張雲逸和黃火青等在十九路軍的協助下，也先後回到了中央蘇區。福建人民政府雖然只存在兩個月，但是，蔡廷鍇等當時反蔣反日，同蔣介石公開決裂，這是有利於中國革命事業的。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黨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共8萬多人向湘西進軍，開始長征。我被編入中央直屬幹部團，領隊的是李維漢。潘漢年被編入中央機關直屬團，和我不在一起。過湘江後，向貴州進軍的途中，我曾碰見過他，以後有一段時間沒有再見到他。1935年10月，過臘子口向陝北進軍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漢年和陳雲在遵義會議後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漢年與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大使館武官鄧文儀接觸。國共兩黨之間打通聯繫的工作已從1935年11月開始了。當時，蔣介石以為對紅軍的“圍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談判的方法來“收編”紅軍，然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共產黨（見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蔣介石在國內派曾養甫與我黨進行接觸；在國外派駐蘇聯大使館的鄧文儀與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進行接觸。潘漢年與鄧文儀聯繫後，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經法國回國。他們在5月份到達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過救國會沈鈞儒和其他關係找到馮雪峰，他告訴馮雪峰，潘漢年已到了香港，馮雪峰得訊就到香港與潘漢年見面。潘漢年在香港與國民黨陳果夫、陳立夫派來的張衝接觸，一同去南京與陳果夫的代表曾養甫接觸。曾養甫提出：因為潘漢年是從國外回來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負責人聯繫後再與陳果夫接觸。潘漢年從南京回到上海，找到馮雪峰和劉鼎，通過劉鼎的聯繫，他在8月份經過西安到達保安。這些接觸為國共兩黨代表後來的正式會談作了初步的準備。

1936年5月，我黨從2月間開始的在反蔣抗日口號下進行的東征取得一定勝利後，主動撤回陝北。5月5日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回師通電。這個文件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為“蔣介石氏”、“南京政府諸公”，把蔣介石集團也包括在促其“覺悟”的範圍內。這是我黨政策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也促進了兩黨之間的談判。潘漢年到了保安，向黨中央彙報了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派遣他與國民黨方面接觸的經過。經黨中央研究，決定派潘漢年為中國共產黨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談判的代表。9月，他攜帶《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毛澤東致宋慶齡信、毛澤東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信回到上海。他見到了宋慶齡，面交了毛澤東的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副本。毛澤東在信中希望宋慶齡利用國民黨中委的身份，勸說國民黨中樞人員吳稚輝、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等，促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後，潘漢年同宋慶齡建立了經常的聯繫。他還把毛澤東的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副本交給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毛澤東在信中說：“我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此後，潘漢年同他們也建立了經常的聯繫。潘漢年與張衝接觸，以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身份將《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交給了他。中國共產黨在致中國國民黨書這個文件裡，對國民黨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批評，指出內戰局面由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仍在繼續，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對國民黨較之過去有若干進步的地方表示誠懇歡迎，希望國民黨能有新的轉變。還提出了兩黨代表進行重新合作的具體實際的談判的建議。這個文件是公開闡明我黨關於國共第二次合作主張的正式文件，是我黨在西安事變前採取逼蔣抗日方針，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一個重要步驟。可是，儘管我黨採取一系列積極、主動的行動，力促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現，然而，蔣介石毫無誠意。他震驚於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區的會師，不顧日本侵略軍已在綏遠東部燃起戰火和全國人民要求援救綏遠的強烈呼聲，不顧中共的一再呼籲和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苦苦勸諫，決心繼續“剿共”，妄圖一舉將紅軍消滅。10月31日頒發了對紅軍的總攻擊令。接著以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張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上海救國會領袖（即所謂七君子案）。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終於激成了12月12日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在國內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極大地振奮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忱，使“一二九”後出現的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發展壯大。同時，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其中親日派在日本的慫恿和支持下，企圖趁火打劫挑動更大的內戰，置蔣介石於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間的矛盾。英美派為維護其本身利益，救出蔣介石，因而他們感到有轉變政策的必要。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黨方面對蔣介石的安危一無所知。張衝趕到上海向潘漢年瞭解事變真相；宋子文又通過宋慶齡向潘漢年瞭解中共及張、楊對事變的態度。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一向他們傳達。後來，南京國民黨方面派端納陪同宋子文、宋美齡到了西安。經過談判，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

西安事變的發生並和平解決，為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條重要的聯繫渠道，從而大大加快了兩黨合作的進程。

1937年1月，潘漢年到南京與張衝談判，這是西安事變談判的繼續。我黨提出釋放張學良，國民黨軍隊從西北撤退。2月15日，國民黨召開第五屆第三次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後國內的政治問題。我黨為推動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具體地建立兩黨合作，於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國共產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以如下之保證：1．在全國範圍閃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接著我黨中央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了多次會談。3月下旬，潘漢年從上海陪同周恩來等到杭州與蔣介石會談。回到上海後，潘漢年與宋子文繼續談判紅軍的改編經費問題，又同張衝兩次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治合作問題。由於蔣介石這時在對日問題上仍舊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儘管我黨進行了艱鉅的努力，談判還是沒有能達成協議。

193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又與潘漢年有了工作聯繫。他負責黨的上海辦事處工作，歸黨中央領導。7月7日蘆溝橋的槍聲，粉碎了國民黨“求和”的迷夢。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在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陳立夫、康澤談判後到了上海，在中國飯店與潘漢年和我會面，張毅在外面放哨，她買了一份報道“七七”事變的晚報回來。周恩來對我和潘漢年的工作關係作了具體交待。第二天，在潘漢年的安排下，周恩來在上海黃金大戲院後台公開與救國會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會面，我也去參加了。

“八一三”日軍向上海大舉進攻，蔣介石被迫進行應戰。並於7月30日釋放了“七君子”。8月22日發佈八路軍改編的命令。9月22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早在7月15日就交給國民黨的《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發表了蔣介石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這樣，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歷史已經證明，正是由於這次合作的推動，才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併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奠定了基礎。

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臣①

①本文原載1983年7月14、15日《人民日報》。原題為《偉大的不平凡的鬥爭的一生——憶潘漢年同志》，收入本書的題目為編者所加。

胡愈之

黨中央對潘漢年同志的估價是很高的。誠如黨中央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裡說：“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由於他的革命鬥爭是處在極其複雜的時代和環境，他在不平凡的對敵隱蔽鬥爭中為黨和人民作出貢獻，而他又是從來很少表揚自己的，所以他的偉大的戰鬥的一生，很少為黨內黨外所知道。

我和潘漢年同志相識是在武漢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從南昌、武漢回到上海，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創辦了“創造社出版部”和《幻洲》雜誌等。我對出版工作有興趣，所以和他有往來。到了1939年1月，我離開上海去法國，以後就沒有和他見面。現在才知道，在30年代初，他是黨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代表黨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建立聯繫，同魯迅等聯名發起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左聯”和隨後以文化界為主成立的“左翼文化總同盟”中，任中共黨組書記。這一系列活動，擴大了黨對進步文化界的影響，促進了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

在1930年到1933年前後，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上海黨中央受到了破壞。潘漢年同志是中央保衛部門的領導人之一。為保衛駐上海黨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他積極參加了對敵隱蔽鬥爭，這是需要絕對保密的，連黨內同志，除領導人以外，也要斷絕往來。潘漢年同志曾經和我說，他為了迷惑敵人，故意裝成灰色面目，寫了一些讚揚國民黨左派的文章。以後他不再公開發表有關文藝方面的文章，連黨內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1933年夏間。他轉移到江西蘇區工作，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局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1934年前後，他兩次被派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一次去福建，與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一次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作出貢獻。這兩次任務都是重要的，因為當時蔣介石軍隊已經包圍了整個江西蘇區，步步為營。但是由於王明路線和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都不贊成談判，所以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黨的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軍事和政治的領導地位。會議完畢後，潘漢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行聯絡。據潘漢年同志和我說，由於路不熟，話不通，旅行是困難的。當時就由紅軍逮捕了一個販賣鴉片的商人，和潘漢年同志一同關在監獄裡，由潘幫助同時釋放，這樣才由貴州到了上海，搭上蘇聯船，到達莫斯科。這時候他以中共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了1935年7月召開的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①

①潘漢年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已結束。他列席了正在舉行的少共國際代表會議。

這一次共產國際大會對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有巨大的影響。由於納粹奪去了德國政權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軸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不可避免。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國際反法西斯戰線，受法西斯威脅的資產階級國家應該和蘇聯聯合起來，進行反法西斯戰爭。在中國來說，共產黨要聯合國民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時中國工農紅軍還在雪山草地長征途中，和外邊的通訊聯絡被切斷了。所以出席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創辦了公開的中文刊物——《救國時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共中央發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救國的綱領，就是在《救國時報》首次登載的。

1935年底，我通過在獄中的杜重遠，爭取張學良聯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時上海黨中央和江蘇省委遭到破壞，和我唯一聯繫的宣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國時報》通消息的。為了和黨中央取得聯繫，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俠父同志。這時候，廣東、廣西的國民黨地方勢力，正準備反蔣抗日，國內的形勢有很大發展。宣俠父同志要我去法國，轉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取得聯繫。1936年1月，我假充華僑商人，搭了日本郵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國時報》負責人吳玉章同志的幫助，他替我辦了去莫斯科的簽證。我估計在莫斯科沒有一個熟人，但到了火車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漢年同志。

我把國內情況，特別是張學良思想轉變的情況作了詳細的彙報。潘漢年同志也向我傳達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及中國革命的路線問題。

1936年4月間，我在莫斯科的任務已經完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要我陪同潘漢年同志從法國搭船回香港，以後我的工作由潘領導。

在我離開香港以後，鄒韜奮因為在上海受國民黨的壓迫，也到了香港籌辦《生活日報》。當時兩廣國民黨實力派正在策劃反蔣抗日運動，想拿《生活日報》作為宣傳機關。我回到巴黎時接到韜奮的電報，要我趕快回香港，幫助籌辦報紙。潘漢年就要我去一覆電，說是等我回到香港“擇吉開張”。5月初我們到了香港，《生活日報》才正式出版。以後報上沒有提兩廣的反蔣運動，而宣俠父同志也被調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俠父同志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早期的中共黨員，抗戰中在西安被國民黨特務殘酷殺害，成為烈士）。

回到香港以後，潘漢年同志對我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麼問題來找我。沒有問題你就自己去幹吧。”當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已經在上海開過，成立了全國性組織，參加的有少數中共地下黨員和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例如兩廣、十九路軍和馮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張抗日的愛國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提的口號比較左，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能起作用。潘漢年同志說服在香港的鄒韜奮、陶行知同志，由我幫助起草告全國同胞書這樣的文件。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相近，是站在中間派的立場寫的，主張國民黨要停止內戰，共產黨要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文件由鄒韜奮、陶行知簽字後，再由鄒韜奮親自去上海要沈鈞儒、章乃器簽名，因為他們四個人都不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鄒韜奮去上海以後，沈鈞儒同意了簽名，但章乃器嫌文件過右，堅決主張修改，甚至連題目也改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頭名。這個修改後的文件雖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論點，但對群眾的影響不大，在國民黨地區沒有一個報紙刊出，後來只是在《生活日報》上刊登。中共華北局大概是根據《生活日報》所載，轉送黨中央的。1936年8月間。以毛澤東同志名義，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覆。這個覆文我在以前一直沒有看到。後來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在蘇州法院審問時，法官拿出一封毛澤東給章乃器等4人的覆信，作為救國會“勾結”共產黨的證據。直到最近，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找出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來問我，我才知道毛主席當時是根據《八一宣言》的綱領來答覆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漢年同志見面的時間不多，一般是在飯館以及高級咖啡店裡。他時常到中國入不大去的外國咖啡店找一些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或特務頭子談話。有時邀我一起參加。故意對國民黨說我是救國會的，對中共有意見。他接觸比較多的是國民黨的張衝，此人懂俄文，當時是國民黨的組織部副部長。潘漢年同志常和我說：“國民黨內部有問題。有些叛黨出去的特務分子感到沒有出路，所以願意找到我，想和共產黨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產黨裡來。我們應當利用這些機會，做策反工作。”張衝後來擔任國民黨的秘密和談代表。潘漢年同志是受共產國際委託到國內和陳果夫、陳立夫談判停戰抗日。他給終沒有向我透露這個任務，雖然這些任務是黨中央知道的。

潘漢年同志這種對敵的隱蔽工作，對抗日統一戰線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見了當時已經和我黨有聯繫的張學良，後又去了陝北，向黨中央作了彙報，使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反法西斯戰線逐步聯繫起來，由反蔣抗日走向逼蔣抗日，直到聯蔣抗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黨中央毛主席的決策，但和潘漢年同志的具體工作是分不開的。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就代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駐蘇聯武官鄧文儀秘密會談。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黨中央正式任命他為代表，與南京國民黨代表陳立夫、張衝等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問題。這些談判是秘密舉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裡。宋是親美派，是傾向抗日的。潘漢年同志對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是無法取得勝利的。

“七七”抗戰開始以後，他在上海擔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進行隱蔽的對敵鬥爭和情報工作。已經有許多同志在這方面寫了回憶文章。我從1938年起離開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領導。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編日報，以後經過太平洋戰爭，流亡到蘇門答臘島，先後經過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茲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進入解放區的。我們假充華僑商人，搭了英國船，開往南朝鮮的仁川登陸，然後轉道大連和山東的小口岸，才進入解放區的。這一隱蔽的路線也是由潘漢年同志親自佈置的。

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同志任副市長和市委統一戰線部部長。1955年4月他作為上海代表團副團長來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盟主席沈鈞儒很久未見到他了，知道他來北京很高興。所以由我去約請他到沈老家午餐。這頓飯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兩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主席陳毅同志突然宣佈，潘漢年被捕了。他接著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們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有時來往的，請不要擔心。因為潘是因內奸問題被捕的。這個問題發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沒有叛黨的嫌疑。”陳毅同志這話顯然懷疑所謂“內奸”是否正確。後來終於這樣判決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為假釋。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監。江青、康生一夥操縱下的中央專案辦公室並未發現新問題，決定將潘漢年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無期徒刑，並被遣送到湖南省勞動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於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於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那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這是毛主席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諷刺王明之流的關門主義的話。潘漢年同志不是關門主義者而是統一戰線的堅決支持者。他採取了不平凡的方式，為建立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為黨、為革命、為人民、為祖國，也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獻出了自己的一生。

這一大錯案糾正了。潘漢年同志雖然已無法知道，但他的名譽恢復了，他將在革命歷史中永遠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筆直又筆直的。我們要統一戰線，不要關門主義！

潘漢年與鄧文儀談判概要①

①本文原載《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4期。原題為《1936年鄧文儀與王明、潘漢年談判經過及要點》。收入本書時以節了“說明”及“王明與鄧文儀談判記錄要點”部分，並改了題目。

楊奎松

談判之簡要經過

鄧文儀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於1935年12月21日從上海動身，乘俄輪抵海參崴，再坐火車於1936年1月3日抵達莫斯科。鄧文儀到莫斯科後，立即按照與蔣介石及陳立夫商量好的辦法，直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請其代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明確表示希望與王明就國共兩黨關係問題進行秘密商談。但此信發出後一連幾天沒有迴音。鄧隨後又找到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駐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請其代為介紹，以便能與王明見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團得到消息，專門召開了小範圍的會議討論了是否同鄧文儀見面的問題。會上多數人對國民黨派代表來找共產黨接觸的目的表示懷疑，但仍舊同意與鄧見面以瞭解其真正動機。只是會議明確決定此事應由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潘漢年出面，王明應視潘接觸結果再考慮下一步見面的可能性。國共兩黨的莫斯科談判由此揭開帷幕。”

1月13日晚，潘漢年在胡秋原的寓所會見了鄧文儀，同他進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觸與談判。雙方這次談判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但初步約定了3天后再談。根據潘漢年的記錄和彙報，王明分別向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負責情報及聯絡工作的書記處書記皮亞尼茨基報告了這一情況，同時再度召開代表團會議進行討論。在中共代表團的會議上，與會者就王明是否應該親自與鄧文儀接觸意見分歧，但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親自與鄧文儀接觸則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見。王明與鄧文儀之間的正式談判因此而成為事實。

1月17日，王明與鄧文儀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談判。在這次談判過程中，鄧文儀代表蔣介石明確提出了在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基礎上，實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議，雙方並就中共代表團派代表前往南京與國民黨當局就此進行具體談判問題，達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團會議上，多數與會者明確反對在南京政府所提條件下進行談判，要求王明務必堅持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所宣佈的關於“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政治目標。因此，在1月22日舉行的第二次談判的過程中，王明對南京政府的所謂合作誠意明確表示了懷疑的態度。只是，考慮到鄧文儀宣稱蔣介石已經來電錶示歡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舊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談判。雙方確定，中共代表將和鄧文儀二起，於1月25日從莫斯科出發，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鄧文儀找到王明，告訴他蔣介石又來了電報，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參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蘇軍事互助條約的談判，前往南京的計劃將要告吹。以後的談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舉行，因為蔣介石希望國共雙方首先在莫斯科達成協議，然後再拿到國內去具體實行。因此，他估計李融清將參加在莫斯科的兩黨談判。26日，鄧文儀寫信給王明，說明他將於次日出發前往柏林，並再次保證他將同李融清一起回來與王明進行具體談判。但鄧文儀一會即再未露面。

事實上，鄧文儀並不瞭解，蔣介石這時已經改變了想法。早先，蔣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談判，是因為他於1935年12月19日從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嘴裡得知，蘇聯政府已經同意與南京政府締結軍事互助條約，同時他又瞭解到中共代表團在蘇聯放棄了籠統地反對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政策，開始提出建立全國範圍的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蔣估計蘇聯政府已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決定支持他統一中國的努力，並正在迫使中共改變政策。據此，他立即派駐蘇武官鄧文儀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談判，同時秘密派陳立夫，化名李融情，攜俄文秘書張衝，化名江淮南，於鄧走後第三天，坐船去歐洲趕往柏林，準備在那裡直接與蘇聯交涉軍事合作問題。但鄧、陳二人走後約一個月，蔣介石方才得知蘇聯政府並無支持他政治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與鮑格莫洛夫的談話中，蔣再三要求蘇聯政府在國共兩黨的衝突問題上表明立場，勸告蘇聯務必通過向中共施加壓力，支持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鮑格莫洛夫明確轉達蘇聯政府的意見說，蘇聯與中共毫無關係，解決兩黨衝突是中國內政，蘇聯政府絕不會充當調解人的角色。蔣介石反覆勸說長達80分鐘，全無結果。至此，蔣不僅失去了借用蘇聯壓力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可能，而且對與蘇聯締結軍事聯盟心灰意冷。這是因為，如果蘇聯繼續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戰爭爆發，蘇聯軍隊依照條約進入中國，受其益者必是中共無疑。因此，蔣介石在1月23日突然致電鄧文儀，通知他立即停止談判。而後，蔣又致電正在柏林準備開始軍事談判的陳立夫，立即改變與蘇聯政府秘密談判的計劃，轉道歐洲回國。至此，不僅莫斯科國共兩黨談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蘇兩國締結秘密軍事條約的談判也胎死腹中。蔣改變計劃，再度決定不依靠蘇聯，首先在國內解決共產黨問題之後，再來與蘇聯談判條約問題。在莫斯科的國內兩黨初步接觸與秘密談判，即因此而中斷，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談判從此轉到國內去進行了。

1936年1月13日潘漢年與鄧文儀談話記錄要點①

①潘漢年與鄧文儀談話記錄要點見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276，第3—44頁。

潘；王明同志聽說你要找他談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救國問題，委託我先來了解一下，你找他談話，是以私人資格，還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們早在上海戰爭（原文如此，應為1933年）時，就公開宣佈願在三條件下與一切軍隊談判共同抗日救國問題，可惜除十九路軍曾與我們初步談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將領，都沒有作出積極反應。紅軍西征到雲南時朱、毛兩同志已經注意到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的明顯企圖。雖然南京軍還在不斷進攻紅軍，朱、毛兩位領導人始終相信，聯合起來抗日救國的主張，一定會得到全國同胞的擁護。所以朱、毛臨時派我離開部隊，向各方表示我們抗日救國的主張。可借我到上海時，日本帝國主義實際上已經佔領平津了。而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共中央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共同救國的主張不僅沒有得到國民黨的響應，而且國民黨還不斷地逮捕和槍殺抗日救國的同胞，更加殘酷地進攻紅軍。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僅沒有可能向各方具體表示我們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抗日救國的主張，就連人身安全都毫無保證，不得不離開祖國。我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會見鄧先生，很想知道國民黨與南京政府在全國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麼表示沒有？

鄧：我這次來莫，完全是受蔣先生的委託，要找到王明同志討論彼此間合作抗日問題。我們曾經在上海、南京等地找過共產黨的關係，進行了一週的時間，全無結果。後來，我們想到四川和陝北直接去與紅軍進行談判，但事先毫無聯繫，恐怕進不去。最近蔣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上的講演，以及最近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的文章，立即決定派我來找王明談判彼此合作的問題。我們在南京曾召集過幾次高級幹部會議，蔣先生親自提出統一全國共同抗日的主張，大家全都同意蔣先生的主張。可以說聯合共產黨的原則是已經決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蔣先生與你們談判合作的初步條件。具體的合作條件，雙方當然還要請示。

潘：我們在你們五次大會之前，曾有過一個通電，蔣先生看了為什麼沒有提出討論？

鄧：在那種會議上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討論這種問題。因為幾百人的會議，沒有人知道里面會有多少漢奸。現在我們只是在內部有聯俄聯共共同抗日的討論，即使這樣日本人已經到處宣傳並向南京進行威脅了。因此，我們將來如果合作，具體實現合作的方式，仍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蔣先生主張，現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個師的人馬，否則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現在這八十個師的人馬全都被紅軍牽制住了，因此我們兩黨需要合作。不過即使我們談判成功，國民黨的軍隊也不能一下子就撤離，非有三個月的時間準備不可。我們得到情報，知道日本今年一定要進攻外蒙，它對華弱自然也會有新的動作。日本留給我們的時間很少了，可惜我們兩個主要的力量至今還沒有找到聯合的道路。

潘：有人誣衊我們統一戰線的口號是玩弄手腕，毫無誠意。我想你一定注意到巴黎《救國時報》轉載的王明的文章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說明。在這裡我想強調說，全國民眾都知道，兩黨繼續內戰必將便利日本由北向南地併吞整個中國。紅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抗日救國是它一貫的主張，雖然我們過去政見不同，但遭受亡國之恥辱，我們大家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認為，在內政問題上的歧見，彼此可以暫時放在一邊，首先來救國。假如你們誠心誠意地想與我們共同抗日，我們不會玩什麼手腕。只有那些不想抗日，企圖利用抗日口號欺騙民眾的人才會這樣做。

鄧：國內只有我們與你們兩種力量，假如能夠聯合起來，就像一九二五年的合作那樣，一定可以有辦法。過去是因為鮑羅廷的錯誤使得我們在一九二七年不得不分裂。我們的領導人常說，朱、毛那時對於分裂是沒有責任的。

潘：過去的不要說了。究竟誰對誰錯，歷史會回答的。現在我們唯一希望的，就是國民黨能夠按照孫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張，來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陰謀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領袖朱、毛兩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體國民黨員以及南京軍隊的全體將士宣佈說：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表示抗日，我們願意與你們談判合作問題。

鄧：我們最近召開的六中全會和五次大會，已經表達了團結對外的一致願望，這是國民黨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團結現象。現在政權也開放了，比如銀行界張公權、教育界蔣廷黻等，都不是國民黨，現在也吸收到政府裡來了。言論自由也有了明確的規定。今年五月要召集國民大會，說明我們準備把政權交給人民。近來對你們的進攻也消極了。由此可見我們不是不願意與你們合作，而是許多問題阻礙我們沒有辦法直接作出這樣的表示。今天我們能夠會面是很好的開端，希望我們能夠找到彼此意見接近的辦法。

潘：朱、毛的通電你們為什麼沒有討論呢？同時，上海、武漢等地也沒有停止逮捕抗日分子與共產黨員，你想朱、毛他們怎麼能夠知道你們想抗日呢？

鄧：這也難怪紅軍。就是為著糧食，他們不打也不行。我們曾兩次找過鮑格莫洛夫，向他說明我們要找你們談判，但他表示不願意過問我們國內的問題。因此不待過陰曆年我就匆匆來此，預備從《真理報》、《共產國際》雜誌轉信給王明，又怕沒有結果，又擔心日本特務會知道，所以我直接寫了一封信給共產國際秘書處轉王明。他不知收到沒有？

潘：沒有。可能還沒有寄到吧。

鄧：我在上海時從上海領事館裡找到最近出版的《共產國際》雜誌，把王明那篇文章連夜找人澤出來，連同王明在七次大會上的發言一起交給了蔣先生。因此他要我來和王明談談。

潘：我們今天能見面，這很好。希望你能夠具體說明一下你們對於與我們合作的意見。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也可以提出來。

鄧；要合作這一點是確定了。不過有三個問題比較難解決。一是聯合以後對日作戰非統一指揮不可；二是我們現在子彈和糧餉都只夠三個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戰，就非另想辦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們對英美是有些辦法的，但英美離中國太遠，遠水不救近火，無論如何沒有蘇聯與我們那樣方便。最近我們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們應當與蘇聯合作，讓他們幫助我們軍火和糧餉。這一點很重要。

潘：如果真心抗日，這三個問題應該都不難解決。統一指揮將來我們可以討論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好辦法。抗日應當利用英美的幫助，這一點我們不會反對，並且我們近來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間的衝突，將來也許在這方面可以貢獻一些具體的意見。關於找蘇聯幫助，這確很重要，根據他們一貫幫助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原則，只要南京政府堅決站在團結全體民眾反對日本的立場上，我個人相信蘇聯對中國的P族運動是會同情的。你們從外交方面去努力不會沒有結果的。至於說日本最近關於進攻外蒙和內蒙的宣傳，它很大程度也是故意吸引南京政府的視線到蒙古問題上去。因為蘇聯國防力量雄厚，全國團結一致，日本沒有歐美帝國主義的幫助實際上是不敢冒險進攻蘇聯的。最近外蒙古政府派人到蘇聯來，莫洛托夫等重要領導人都親自接見，這說明外蒙在外交上是很有辦法的，日本進攻外蒙恐怕不比進攻南京政府更容易。當然，我們沒有必要討論日本究竟是先進攻外蒙，還是先進攻中國。我們現在應當努力團結一致對付日本，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問題是朱、毛和王明同志8月1日即發出宣言，最近紅軍又發通電，南京政府除因汪精衛被刺組織上略有變動以外，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抗日的準備。

鄧：要抗日其實政府早有準備，不然的話日本為什麼總是要威脅蔣先生呢？關於我們抗日的準備問題，將來會有文件來證明的。現在情況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給我們三個月時間，而我們之間尚未停戰。即使停戰後，八十個師的部隊也不可能馬上集中起來，何況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國共妥協，先發制人，各個擊破，與紅軍接觸的部隊還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說，我們與紅軍停戰之日，就是與日本宣戰之時。因此我希望能夠與你們早日談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們初次交換意見之後，下次你能夠具體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們的想法。

鄧：當然。不過，雖然我們談話也是一樣，我還是希望見一見王明，因為來莫時蔣先生特別叮囑要我會見王明的。

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的中共代表

謝黎萍

提起第二次國共合作，人們自然會想起作為中共談判全權代表的周恩來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所展現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談判藝術。然而，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史實：在西安事變前，中共還有一位談判代表，這位代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最初階段，做了大量穿針引線工作，並且在與國民黨的接觸、談判中，堅定地執行中共中央的談判方針，為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奠定了初步基礎。這位不辱使命的談判代表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從莫斯科起程回國擔任國共談判聯繫人的。在此之前，國共兩黨在經歷了相當長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敵對狀態後，於1935年冬開始出現一線轉機。為遏制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勢頭，蔣介石在消滅中共基本政策不變的前提下，企圖以收編的方式“政治解決”共產黨。這樣就有了國民黨駐蘇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約見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一事。當時王明強調國共兩黨的中央均在國內，談判宜在國內進行為好，並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漢年為中共代表團派出的談判聯繫人。於是，潘漢年受命回國。

1936年5月，潘漢年和正在蘇聯逗留的胡愈之一起從莫斯科取道巴黎到達香港。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們。潘漢年抵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在莫斯科與鄧文儀的約定，給國民黨CC派頭子陳立夫發信，請他派人來香港聯繫。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尋找上海地下黨的同志，並希望由此瞭解一些黨中央和紅軍的情況，以完成他此次回國的另一項任務——把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聯繫的密電碼交給黨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迴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開展上層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瞭解上海各系統地下黨情況的馮雪峰。馮雪峰接到胡愈之有關潘漢年的消息後，馬上動身並於6月抵達香港。兩位左聯時代的老戰友此番重新聚首，雖不是組織的安排，卻是意味深長。潘漢年需要與陝北中共中央取得聯繫，馮雪峰不久前剛剛從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出來，並且已經在上海建立起可與陝北中央直接通電訊的秘密電台，及經西安抵達陝北的秘密交通線。而陝北中央此時正在謀求解決與已經中斷聯繫達一年的共產國際重新聯繫的問題。雖然在潘漢年之前已有同志從共產國際攜帶聯繫密碼回國，但均因種種原因未能及時送達中共中央。因此，潘漢年此行還負有將聯繫密碼送達中共中央的任務。潘漢年在聽取了馮雪峰有關陝北中央及上海的情況介紹後，並沒有過多地介紹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籠統地說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團派遣回國進行國共兩黨合作談判的聯繫工作。不久，馮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馮雪峰，潘漢年於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報》上看到一則由國民黨中央委員、組織部副部長張衝化名黃毅刊登的尋人啟事：“叔安弟鑑：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見黃毅。”叔安是潘漢年曾經用過的一個化名。潘漢年見到啟事後，立即到九龍酒店與張衝見了面。張衝此次來港是受陳果夫、陳立夫之託邀請潘漢年去南京向國民黨當局陳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觀點和條件的。同時，張衝告訴潘漢年，目前蔣介石對解決兩黨關係問題甚為迫切。

約7月中旬，潘漢年隨張衝從香港坐船經上海抵達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張衝安排住進揚子飯店。由於此時南京正在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其主題是為準備抗戰謀求國內政治、軍事上的統一和團結，因此潘漢年的到來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他被要求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關國共兩黨談判的主要意見寫成書面材料，由張衝轉呈上去。潘漢年所寫的材料經陳果夫、陳立夫及部分中央黨部負責人過目後，很快有了答覆。陳果夫、陳立夫認為既然潘漢年來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寫的書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願望，並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此情況下他們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養甫出面聯絡。至於以後有關合作談判之事，他們希望潘漢年能赴陝北，在取得國內中共中央和紅軍方面正式談判代表資格和有關合作談判條件時，再到南京與二陳面談。

潘漢年在張衝陪同下會見了當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亦是CC上層骨幹人物的曾養甫。曾養甫在重申二陳的一些意見後，與潘漢年約定國民黨方面仍由張衝作代表負責談判聯繫工作。潘漢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這樣結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後，潘漢年開始考慮陝北之行。鑑於前次在香港與馮雪峰會面時，馮提及有通過西安至陝北的秘密交通關係，潘漢年找到馮雪峰，並與他一起研究赴陝方案。考慮到潘漢年此行事關重大，馮雪峰特意請來中共駐東北軍代表，並且在西安負責交通工作的劉鼎，由劉鼎具體安排潘漢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漢年在劉鼎的安排與陪同下，離開上海。8月8日，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漢年被安排住進了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職的張聞天的窯洞。張聞天和潘漢年促膝長談。隨即潘漢年又向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彙報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國民黨方面聯絡的情況，還彙報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剛剛開過的討論中國問題會議的精神，即放棄“抗日反蔣”的口號，以南京為首要談判對手。接著，潘漢年又來到中共中央秘書處，將從莫斯科帶回的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進行電訊聯絡的密碼，交給了秘書處負責人鄧穎超。至此，潘漢年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出的國共兩黨談判聯繫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聽完潘漢年的彙報後，於8月10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新形勢下國共兩黨關係，調整對蔣政策。會上，中共中央明確決定：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會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實行了重大轉變，即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並於9月1日向全黨發表了著名的《關於通蔣抗日問題的指示》。

潘漢年在參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張學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漢年又收到毛澤東關於“現急需兄去南京並帶親筆信與密碼去”，希望他“取道膚施”（即延安）回陝北的電報。①9月上旬，潘漢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準備不日啟程，經西安赴上海與國民黨談判。

①《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漢年攜《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即《八項條件》）、毛澤東致宋慶齡、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以及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等有關國共兩黨合作談判的重要文件離開保安。在西安作短暫停留後，於10月中旬到達上海。就在潘漢年到達上海前後，鑑於蔣介石繼續對蘇區實行“圍剿”，缺乏談判誠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先由潘漢年作初步談判代表。這樣，在西安事變前，潘漢年就成了共產黨方面談判的最高代表。

考慮到國民黨方面在接到中共有關合作談判條件後將有一個討論研究過程，潘漢年在從西安返滬路經浦口時，將《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交給了事先約好在那裡等候的張衝，請他轉交給國民黨中央。10月中旬以後，南京方面有了迴音，張衝親至上海請潘漢年赴南京與陳立夫見面。潘漢年隨張衝抵南京後，下榻於中央飯店。第二天，即與陳立夫見面。潘漢年首先向陳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託前來共商國共兩黨合作談判問題。陳立夫則表示潘漢年通過張衝轉去的中共有關合作談判的文件他均已過目，但由於國民黨中央還未就此事開會討論，目前尚無正式的談判意見，因此只能就個人的觀點提幾點看法。必須說明的是，蔣介石集團消滅共產黨的基本意圖是一貫的。1935年蔣介石命鄧文儀到蘇聯主動與中共代表團接洽兩黨合作談判問題，主要是試圖借用蘇聯壓力政治解決共產黨。當這種可能化為烏有後，國共兩黨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觸便停止了，1936年後，國共兩黨雖然就合作談判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接洽與聯絡，但蔣介石對紅軍的進攻和對蘇區的封鎖與圍剿一刻也沒有停止。以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步步侵入，中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日漸高漲，特別是國民黨內部鬥爭的激烈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幟，發動兩廣事變，迫使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全力解決兩廣事件，蔣介石被迫對西北採取和緩政策，因而對國共談判十分重視，並於5月通過陳立夫向曾養甫、湛小岑口授了有關國共談判的四項條件：（一）歡迎共方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二）共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採納；（四）共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蔣介石在解決兩廣事件，消除內部隱患後，便騰出手來，調兵遣將，雲集西安，企圖一舉消滅紅軍，解決西北問題。因此，陳立夫此時的政治態度，必然帶上這一烙印。陳立夫的所謂個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棄割據，交出軍隊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在這裡，對等的談判已不復存在，而是居高臨下的收編。鑑於陳立夫事先聲明其談話只是個人意見，因此潘漢年對此沒有作更多的辯析。會面很快結束，潘漢年隨即離開南京。

回到上海後，潘漢年立即就國民黨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詳細彙報。11月9日，潘漢年奉命去南京等候與陳立夫正式會談。是日晚，張衝告訴潘漢年陳立夫已飛往上海，潘漢年隨張衝即刻趕回上海。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潘漢年與陳立夫開始了首輪正式會談。

潘漢年首先向陳立夫轉交了9月22日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書信，並闡述了毛澤東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八項條件。陳立夫以冷淡的態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蔣介石之命前來對中共合作談判條款作答的，並就此作了具體陳述。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村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面對蔣介石在合作談判上的倒退，潘漢年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合作，蔣先生為甚目前有如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潘漢年堅定的立場，迫使陳立夫轉換話題，提出“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的設想，潘漢年斷然回答：“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由於雙方各守其則，談判難以進展。張衝提議潘漢年能否先打一個要求周恩來出來與蔣談軍隊問題的電報，至於蔣提到的其他各點，看有沒有覆電再說。潘漢年沒有繼續張衝的話題，而是另闢蹊徑，對陳立夫提議，可否與陳先生直接所負各種政治的、群眾的運動，以至於反對政學系漢奸等部分問題進行局部統一運動的談判，以形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陳立夫拒絕了潘漢年的提議，並且再次要求潘漢年打一個請周恩來出來的電報。最後，潘漢年為使談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陳立夫的提議。國共雙方滄州飯店的會談就此結束。①

①《潘漢年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情況給毛澤東等的報告》，《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又進行了第二次正式會談。其間潘漢年旗幟鮮明，堅持中共的先暫時停戰，再繼續談判的原則。陳立夫則繼續推出蔣介石收編紅軍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紅軍的人數從3000增加到3萬，並且把前次談判中潘漢年提到的曾養甫派代表送往蘇區的國共合作談判條件說成是子虛烏有之事。潘漢年再次拒絕了陳立夫收編紅軍的方案，並將中共中央提出的國共合作八項談判條件交給陳立夫，說：“這是對民族國家最負責任的意見。”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漢年有關兩次談判的彙報後，於11月22日致電潘漢年，指出：“恩來事忙，暫難出去。”“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①

①《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關鍵》，《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