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2
由於蔣介石對國共合作持頑固強硬態度，並且在軍事上繼續向紅軍發起一系列進攻，以潘漢年、陳立夫出面主持的國共合作第一輪談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指出：談判顯無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之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願意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①
①《周恩來傳》第318—319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堅持原則，據理力爭。這正是西安事變前作為中共最高談判代表的潘漢年在談判桌上所展現的風采。
但是，堅持原則，並不意味著關閉談判大門。為了既堅持中共不作無原則讓步的宗旨，又把國共兩黨的談判繼續下去，在這段時間裡，潘漢年還與四）11的劉湘、廣西的李宗仁、19路軍的蔣光鼐、山西的閻錫山等各地實力派就中國共產黨有關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廣泛交換了意見，以求與他們共同推動蔣介石抗日。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倒退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著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實行兵諫。“西安事變”震驚了全中國、全世界。事變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極度混亂。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楊，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為保全蔣介石的性命，主張和平解決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時，潘漢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連續收到毛澤東關於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事變及向陳立夫提出五項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為此，潘漢年以中共談判代表的身份，在滬寧兩地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周恩來等在西安爭取事變和平解決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變發生不久，張衝受宋子文、宋美齡之託匆匆從南京趕到上海，向潘漢年瞭解事變真相；過後，宋子文又通過宋慶齡，向潘漢年瞭解中共及張學良、楊虎城對事變的態度。對此，潘漢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及張學良、楊虎城歡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見一一向他們作了傳達。接著，潘漢年又根據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從上海抵達南京，與宋氏兄妹進一步落實赴西安談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慮到當時南京政局的動盪，為避免遭到親日派何應欽等人的阻攔及破壞，潘漢年沒有按常規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而改由堯化門小站下車，然後乘車進城住進事先約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漢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陳述了中共中央及張、楊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並建議請與蔣介石、張學良均保持良好關係的澳籍顧問端納陪他們共赴西安。同時，潘漢年又去見了陳立夫，向他轉達了中共中央有關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張、楊有關事變的態度後，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齡為談判代表赴西安面見張、楊。此時，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來的艱苦說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蔣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齡，西安方面代表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就周恩來提出的中共和紅軍的六項主張進行談判，最終達成協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協議是達成了，但要蔣介石履行以人格擔保的協議卻非輕而易舉。當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於26日安全抵達南京後，他“履行”協議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將張學良扣壓起來，接著又派重兵進逼西安，擺出討伐之勢。剛剛出現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間即被濃重的戰爭陰影所籠罩。
為緩解西安事變後出現的緊張局勢，維護和平，1937年1月亞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指出：南京的進軍，僅有利於政學系及日本，對民族國家及國民黨則是“極大損害”了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並囑潘漢年“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澤東又連電潘漢年，告之周恩來在西安與蔣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體內容，指示潘漢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變化，並要宋子文實踐諾言。②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致電潘漢年，指示他向蔣介石接洽“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問題。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第355頁。孫哲生即孫科，馮煥章即馮玉祥。
②《要蔣、宋實踐在西安所商定之條件》，《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蔣介石具體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1937年1月21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當週恩來為維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徹夜不眠，運籌帷幄時，潘漢年為落實蔣介石離開西安時以人格保證的協議也奔波於西安、南京、上海等地，並就撤軍、紅軍駐地、給養、西路軍等問題與國民黨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談判，配合周恩來最終基本解決了西安事變的善後問題。南京停止對西安的軍事進攻，國內和平局面得以最後奠定。
考慮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繼續進行國共兩黨的談判。周恩來的出面，標誌著國共合作已從最初的接洽、聯繫、短兵相接的交鋒，進入了實質性啟動的新階段。在以後歷時7個月的談判工作中，周恩來以一個政治家的傑出才能，掃除重重障礙，促使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實現。
在1937年2月後的國共歷次談判中，潘漢年陪同周恩來參加了3月的杭州談判。這次談判在兩黨合作、紅軍改編及經費問題上均取得了一些進展。會議結束後，潘漢年作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問題又與陳立夫、宋子文進行了多次協商談判。至此，潘漢年作為國共談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從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漢年先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談判聯繫人及談判代表的身份，與國民黨進行了將近1年的有關兩黨合作的接洽、聯繫與談判。潘漢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時掌握了國民黨方面對合作談判的政治態度，從而制定正確的談判方針。同時，潘漢年又以其既堅持原則，又留有餘地，張弛結合的談判藝術，最終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程，為貫徹黨的團結抗日方針作出了積極貢獻。
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國共談判給潘漢年的電報摘錄
文廣祖
潘漢年作為國共談判的聯絡和代表，奔波於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這期間，他和中共中央隨時聯繫，並得到中央負責同志及時的指示。這裡，我們展示毛澤東、周恩來給潘漢年的部分電報，從中既可看出中央對潘漢年的談判十分關心，作出具體指示，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如何倚重潘漢年擔當這一重任。
（一）毛澤東
致電潘漢年：同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以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這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應於接電後7天內回到保安，領受新的方針，再以7天至10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
1936年8月25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張學良“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電西安劉鼎即轉潘漢年，告以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談判代表已到，為了討論整個統一戰線問題及西南問題，請潘漢年動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電潘漢年、葉劍英：張子華①來電稱，陳立夫赴寧數日可回，見了曾養甫，曾約恩來飛赴香港或廣州會談。我們答覆：先停戰，後談判。看其覆電如何再說。
①張子華，當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副局長。
1936年10月10日
同張聞天致電潘漢年，強調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並指出，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1936年11月22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合作為實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諸君如不能促成蔣氏此種決心，則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並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1936年12月19日
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迅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願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極於國事有利，但聞親日派極力阻礙蔣介石新政策的實施，不執行撤兵命令，企圖重新挑起內戰，將給民族國家以極大損害。“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蓋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應團結起來，制裁親日派之禍國陰謀。望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但堅決要求蔣同意下列各點：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紮；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為使紅軍幹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要求蔣親筆答覆周恩來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來聯名覆電潘漢年，要求蔣介石：第一，“給我們以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第二，同意紅軍一部駐在陝南柞水、鎮安、旬陽、安康、漢陰、紫陽、石泉、鎮巴等八縣（這八縣原來大部是蘇區），紅軍主力則駐慶陽、合水、正寧、寧縣、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縣、甘泉、膚施、清澗、宜川、瓦窯堡、安邊、豫旺等縣鎮。覆電要潘漢年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後許多事情均願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堅決反對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來聯名覆電潘漢年，指出：“（甲）楊、於、孫通電就新職，並準備取消臨時組織，已表示服從中央，目前只須蔣先生處以寬大，在陝、甘不駐多兵，優待漢卿①顯示愛護兩部，釋其疑慮，即可徹底和平解決，我們當以全力斡旋，務底於成。（乙）為要說服紅軍將領起見，如無蔣先生手書甚為困難。因多年對立，一且釋嫌，此簡單表示在蔣先生為昭示大信，在紅軍即全釋疑慮。且此書即經兄手聲明乘機直飛西安面交恩來，當絕對保守秘密，如有洩露由我方負全責。陝南駐軍一部，實為事實所限，務請蔣允諾。（丙）已命西路軍在甘、肅附近停止兩天，請蔣速令馬軍讓出甘、肅二州，即可停止東進。”
①漢卿即張學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恩來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發討伐電訊，引起張、楊兩部及西安學生異常憤激，特別東北軍方面更憤，認中央無誠意，抗戰論又高揚，使我們陷入困難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論調；第二，前線中央軍不作引起憤激之動作；第三，對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讓步；第四，請蔣示意閻百川出面調停，最好閻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恩來用全力斡旋，結果楊虎城、于學忠、孫蔚如、何柱國諸人已完全同意服從中央，但東北軍大多數師團幹部堅決要求張學良回西安一行，與東北軍幹部見一面，訓話一次，即行撤兵，否則要打。我意蔣介石不妨讓張來陝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決此問題。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來聯名覆電潘漢年：“為堅決贊助蔣先生方針和平解決西北問題，並永遠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起見，我們決定放棄陝南駐兵的要求，將徐海東部第一步由商縣撤至禮泉，第二部撤至正寧、慶陽，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開始由商縣撤退，以便在中央軍進駐西安之前，通過西安、咸陽線，惟須在陝北或寧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電潘漢年：“前線已開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實現。”“紅軍在商縣以東者早已開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開始撤退，約7天可通過咸陽，在三原者本日開始向指定地點移動。”“但蔣對東北軍、十七路軍撫慰政策必須堅持不變。”“望你同張衝兄在五天至七天內飛來延安一行，商決各種合作問題。”
1937年2月4日
致電潘漢年：“聞法院對沈鈞儒等起訴將判罪，南京又有通緝陶行知事，愛國刊物時遭封禁，我方從上海所購之書被西安政訓處扣留，南京令華北特務機關密捕我黨黨員。以上各事完全違反民意，違反兩黨團結對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陳、張①諸君提出嚴正抗議，並要求迅即具體解決。”
①陳、張，指陳立夫，張衝。
1937年4月11日
同張聞天覆電潘漢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關鍵是在擴大群眾的民主運動，各方面發動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要求開放黨禁，實現民主權利，以推動南京政府逐漸向左。”“對外間各種謠言與懷疑，應站在堅定的立場與之鬥爭，或向其解釋，對極左的傾向決不能有任何讓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來致電潘漢年，通報延安與南京間電台已接通，南京來電催周恩來再去談判，中共中央已覆電，告以須待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宣言擬好和得蔣介石覆電（已電告蔣，總的指揮機關及主持人選仍須照定）後，周恩來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來
致電潘漢年轉蔣介石：我們在西安已盡最大努力，東北軍多數幹部痛於張學良不能回陝見面，決不先撤兵。務請以手書告東北軍將領保證撤兵後給張恢復公職，發表名義許以出席三中全會，並許張來陝訓話，以安東北軍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電潘漢年，要潘恢復同鄧文儀的聯繫。並告潘，原黃埔軍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黃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電潘漢年，目前對東北軍工作方針應是團結整個東北軍，反對分裂，反對裁編。
1937年5月16日
與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要潘立即通過“七君子”的家屬和律師同“七君子”磋商，設法與CC方面出面調解的人談判，以“不判罪只到廬山談話則為上策，只判輕罪而宣告滿期釋放此為中策，釋放而請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為下策。”7月底，國民政府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1937年7月3日
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情況給毛澤東等的報告①
①本文原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在上海與陳立夫就國共停戰等問題進行了直接會談。這是會談後潘漢年寫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標題是《黨的文獻》編者所加。
（1936年11月12日）
潘漢年東、天、周、博：
（一）我在久久得不著你們一個覆電後，在蔣離陝去洛時，我乃打一電給毅，①一面問他與蔣會談結果，一面問他劉葉②是否早已離西安，我說到滬後一連由劉轉數電給家中向未得復，一切活動無從進行，乞為設法，然後得著劉的回電說要我即去南京，當時我真假難明，因為如有此電，何待我去電問劉的行蹤他才打給我，因此去信約鄧文儀面談，通信處是邵力子駐京辦事處主任轉——他是我親戚，不日陳果夫手下之張衝偕我親戚來滬找我並有鄧文儀書及你們給張之華電要我去洛陽會陳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陳立夫，當天我沒有同他們走，第二天——九號我一人去京，當晚會見張衝，他表示歉意，說陳立夫已飛滬候我，問我願留京候他或返滬謀晤，我表示均無不可。張乃與陳通長途電話，結果約定當晚乘夜車出京，10晨抵滬，在滄州飯店與陳晤談，並將周③致二陳④及蔣的信順便亦交他。陳問我代表周個人或代表毛，我答代表整個蘇維埃與紅軍來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談判，並非代表任何個人。陳請我先將我方願意合作之條件告訴他。我乃根據那修正草案講了一個大概，問陳南京對我們提議有何意見，陳於是著重聲明代表蔣委員長作一答覆：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村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村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陳講完後，笑問我道：“這條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著回覆他：“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例，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請問陳先生，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合作，蔣先生為甚目前有如此設想，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協定之提議，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這樣消耗國力的內戰，眼見一時尚無停止可能，日本乘機進攻之野心當亦繼續無已，南京日來標榜之決心抵抗，未知從何做起，歷史上未見對外對內兩重戰爭可以同時並進，先生以為如何？”他很安靜地把眼睛閉上，想了一想，聲音很輕的答道：“是的，條件很苛刻，談判恐一時難於成就，不過周恩來如能全權代表軍事出來與蔣面談，或者保留的軍隊數目尚可斟酌，如由3000可擴大為1萬之數，無論如何，蔣先生中心意旨，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旁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前有電給養前說可以去廣州，所以已派張子華帶著護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來呢？”我說：“如蔣先生無談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會來。”他說：“蔣答應如周出來，他可以和周面談，或者那時蔣先生條件不致太苛也難說。”我帶著一點滑稽笑聲問他：“那麼要不要把蔣先生所提收編各點同時打電報給裡面呢？”他思索一口說：“這樣恐周不能來，我也這樣估計。暫時不提也好，看周到底願不願與蔣親自談。”我說：“如不把貴方意見提出，僅說蔣願見他，豈不是我騙他出來，何況正在交戰激烈之際，暫時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陳說：“能否停戰蔣先生意思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而軍事問題，雙方談了必須負責，因此必須雙方軍事直接負責人面談。”我乘機改變談話中心，要求先談停戰，無條件的，暫時的，為了雙方軍事負責人面商起見，先討論如何迅速暫時各守原防休戰。他拒絕這提議。大家靜默了好久，張衝在旁建議，如周願出來，由他方負責保障安全，可以不必懷疑等話，陳說這不成問題，如周答應出來，倘認張子華帶進去的護照還不夠，可另想辦法。他又提議我先打一個只提要周出來與蔣談軍隊問題的電報，至蔣所提各點，看裡面有無覆電再說。我把這事拋開，對陳提議：雙方當局對整個問題恐一時難於接近談判成熟，可否與陳先生直接所負各種政治的、群眾的運動，以至於反對政學系漢奸等部分問題進行局部統一運動的談判，這樣也是（引）成將來整個合作的基礎。他們聽了這提議，陳張相視，表示驚異，很久陳才答覆：“這是不可以，必須整個來談，必須在唯一領袖意旨下來進行工作。還是請你先打一個請恩來出來的電報。”我覺得陷於僵局也不是辦法，最後接受了他的提議，用張子華帶去那密碼打了一個電報給你們，想已收到，同時昨天由毅處轉上一個較簡單的電報，想已可明白。目前由張衝負責與我經常約好通信聯絡，如來往電報由他派人來滬收送。在張送我出滄州⑤時，特別表示陳對蔣所提辦法甚為失望，但他們將用盡一切力量促成此事。我亦表示正式談判，恐時間還未到，不過南京方面什麼時候感覺真需要正式談，可以隨時找我。
①毅，李毅，即張學良。
②劉，即劉鼎；葉，即葉劍英。
③周，即周恩來。
④二陳，即陳果夫、陳立夫。
⑤滄州，指滄州飯店。
（二）談判前後情報所得略述如下：
1、陳誠語人，謂共黨目前困難已極，如國軍再給以嚴重打擊，則將來妥協時條件更低，告中央書為共黨對外之政治宣傳，藉此提高政治影響，至目前向中央所提條件尤低於此。
2、前中日外交緊張時，我方有電致南京表示可先找我談判，二陳幹部曾四出探聽我下落，並曾向蘇聯大使館人表示甚盼潘某早日去京，南京每天有謊報已找到我，或者說不日去京，那時我等待你們電令，而久久渺無音信，使我狐疑莫決，本可用周給陳函單刀直入，而正因得悉有此電給他們，而我處反無消息，何況張子華下落不明，曾空等了許久。直到蔣去洛，得劉復電後遂決意設法進京，但此刻已非南京外交內政最吃緊時，蔣落得表示強硬。
3、蔣決心壓迫我們全部過河，趕到外蒙去，由蘇聯來解決我們，如不成功，充其量讓我們在寧夏綏遠邊境捱苦，自趨滅亡，彼告陳誠雲，那時看共黨還有什麼條件可提。
4、自日本提出訂結防共協定為條件後，蔣承認冀察以外由中國自動防共，故蔣亟函去西安加緊剿匪為應付外交故同時解決與張學良之癥結及設法緩和閻傅①獨立行動。
①閻，即閻錫山；傅，即傅作義。
5、英國對聯俄問題表示可以討論但對於擁有十萬紅軍之國內共黨須妥為預防。
6、史諾一長通信稿關於評紅軍最近政治主張及軍事計劃——打通蘇聯，寄往美國，被南京情報員設法扣留了。我致函鄧文儀表示願面聚，鄧即去電蔣介石問可否見我，蔣把電給陳立夫看，陳即打電到南京找張衝去問文儀如何可得見我。陳與我晤面時，張衝提出以後無與鄧文儀會談之必要，我諉言以無法進見陳君故找鄧為介紹耳。今晚得鄧來信，仍約我在滬暢談一切雲。由此略見二陳有包辦此項生意之企圖。
7、南京財政陷於恐慌，孔①之告病假，即為蔣迫錢甚急，孔擬以所得稅作抵押，再發一萬二千萬公債。英國借款並無其事，為當初威嚇日之宣傳。
①孔，即孔祥熙。
8、鮑格莫洛夫歸國，二陳派人四出打聽其原因，蓋二陳不僅主張聯俄，且為代表南京政府做聯俄之活動家，平日與鮑氏甚拉攏。陳曾問我，鮑是否會調任，又問我與陳會談，鮑有方法知道否？
9、馮玉祥、孫科等表示，此刻如紅軍能給蔣介石一個嚴重打擊，如威逼西安，則談判更容易，如向外蒙退卻而想與蔣談判合作，是為單相思，似乎比我們還左傾！
10、蔣去西安，各省謠傳蔣此去為與紅軍談判，有少許軍閥如李白①之流曾對我們表示失望，此項謠傳為藍衣社有計劃散佈。
①李，即李宗仁；白，即白崇禧。
（三）對寧談判，我的意見是：暫時採取誠懇而冷靜態度，過幾天，看你們如何回電，我當將我方所提草案交他們，表示要他們從長考慮，另一方面對二陳特別表示些好感，說明須靠雙方促成此事。另一方面不要把蔣所提認為一硬到底，他本身亦在看形勢的發展，須明白如他決心與我們一拼，或者說他消滅我們很有把握，為什麼願與我們談判，很明顯，他為著將來有周旋餘地，才要二陳與我們來往，這亦是他處在矛盾動搖過程的表現。然而我們如在政治上沒有一定方針，是不足以動搖他更向前發展，因此，我最近中心，除與南京二陳經常保持聯絡外，加緊在川、桂方面的活動，策動他們與閻張博在政治上聯合一致以強硬的政治主張與蔣明爭暗鬥，造成實力派同情我們的趨向。同時對救國會工作，加緊擴大發動群眾鬥爭，如日廠同盟罷工，群眾公開反日鬥爭，對滬民族工業家方面，已稍有頭緒，正在促進他們——詳情另講。
（四）關於我們聯絡工作，這事困難在我意料中，但無論如何劉先生公開拆爛汙到如此地步，實出意外。我到滬曾一連發幾個電由他轉你們，他既不說轉了沒有，也不告訴老葉，我一直得不著你們任何消息時，估量老葉走了，叫我拿他無法，原來他從未給葉知道我有幾個電報，在我公開給電報給毅兄請他幫助我轉信給家中，這一電他也未給葉看。到我派惠良送信給你們曾事先快函給劉，而惠良晚上到，葉是上午走的，因此這封信現在還擱在王立人手上，我與你們電報如用直接的密碼，他是一定扣留的，我至今未收到你們用我的密碼的電報。此種情況叫我想也不敢想！我曾給他一信，問他在西安既不能另建直達電台，可否把木匠①及小孩交我，以便在滬設法，而他對惠良說：渾蛋！錢亦沒有，人也沒有！我意：此事須解決，可否直接給電毅兄，說裡面要調他回去？再者：如譯台已告成功，可否由你處去電林X到上海來幫忙我重新設立一台，他可找介生朋友處找到我，因劉是知道那朋友通信處。或到西安我們派人去接，允生②電仍在，但技師是外國人，近仍守聽，未知何故總叫不通，想是人的關係。如直接空中交通關係不能解決，我們是不能抓住有利環境解決重要問題，請一併考慮此事。
①木匠，指塗作潮。
②允生，即馮雪峰。
（五）王明處至今尚無消息，正在設法派人去，因護照困難，一時尚不能動身。據太太①講有個外國佬要見我，未知能否利用他一下，恐怕很難成事實。
①太太，指宋慶齡。
（六）王明弟及老婆已有下落。小超家母已聯絡好，後當按月寄錢給她，另有親筆信及博古家中一信，請向交通處查訊。羅邁夫人不致進來，王素貞並無找于右任，據小陳說已犧牲矣。
（七）川某肯借款十萬元，在接洽中，一有著落當即囑惠良送進。但交通能否保持望隨時通知。
（八）關於四川老李去後的情形，他另有一詳細報告，至少在推動他們與所有其他主戰的實力派對南京有一致態度上，已埋下了基礎工作，對我們今後聯絡關係，亦較有辦法。目前在利用他要聯俄聯法的空洞希望上，給他一個新的政治前途，爭取我們對劉湘今後的影響。他們為將來紅軍重返故地願與我們有所妥協及目前相當約束游擊隊對他的威脅等問題，正在考慮與計劃與他訂立協定，草案擬就後即當電告請示一切，目前如有所指示亦請通知。老李這次去川，川軍對他影響很好，正因為我們沒有空洞贊成他反蔣，而提出一些實際的在他可能實行的辦法，引起他們對我們有相當認識，所以肯幫助借款。目前正預備找一批我們的政客混在他們手下去，在暗中策應我們正面的主張，這點我認為非常重要。小張處最吃虧是少這一著。對軍閥們僅靠我們正面政治主張或思想的推動，是有限度的，否則無所謂階級背景與思想的分歧。在一定的矛盾程度上我們可利用，可是始終不要忘記他們不是我們，我想新的外交方針雖確定了，沒有這個階級策略的運用，還是不夠。這次對四川問題，至少我們是按著這方針去實行的。
（九）李宗仁策士孫某來滬找國際路線，我已與他面談，正在把他們要求蘇聯接濟可以繼續反蔣的迷夢，引伸到與我們必須發生政治親密關係，尤其應當積極的要求與威迫蔣介石抗日，這方面因回去的老楊太弱，兼以湖南湖的槍花弄亂（原文如此——原編者注），華北情報工作者時而以黨的代表關係與李白手下黃公度、與劉仲蓉等鬼混——如不久前還認為李白要獨立是堅決的，說國際回來的人遷就他們，使上海方面以及我對李白的威信建立不起，現在我不亟亟去港，正在佈置他們下面的活動，非等李白來請我不去。我是發動各實力派向蔣要求立即停戰抗日等活動並未停止，曾至宋何孫①的恢復三大政策的提議亦在運動他們簽字。
①宋，即宋慶齡；何，即何香凝；孫；即孫科。
（十）十九路軍事在停頓中，因為我要蔣光鼐派人來上海一談，始終沒有回信，日內再派人去一探究竟。
（十一）在蔣去西安前，我給毅兄一電，告訴他蔣對他過去事難於諒解，出面調停事蔣恐未必答應，要他好自應付，同時請杜重遠去西安詳細告訴他一切，要杜主要去鼓勵他對我們匆失望灰心，指出他的前途正在發展，如因這次蔣不應允他與我們調停，反過來怕蔣而變成真剿共必失敗無疑。同時要杜去傅作義處為我們與小張活動，結果尚不明。不過對小張是相當做了工作且有成績。
（十二）據說北方介紹與陳果夫有關係人進蘇區，此事不可靠，二陳目前決計不致派人單獨進蘇區，最近我們發覺天津小余對劉仲蓉與劉之華（前新新負責人兼中央局書記，去莫未成開除了組織那個人）不僅有關係且待之如老上司，因劉之華當初找到小余在新新幫忙，這樣混進我們組織，在去年大破壞後，劉之華手下之老蕭（已去莫）便找小余去北方負責。在組織上講，這是非常脆弱的一環。然而他手下確有一部分我們歷史上有關係的活動家，因此你們一時很難找出漏洞，這事我曾一再提過，望你們慎重注意，因為最近發現劉之華時代一大批已被捕之幹部都已出來，且每人要求找新新公司舊系統，我們不得不相當警戒。
（十三）目前我的工作計劃：看一看南京對我們是否繼續想談下去，如一時無所發展，我擬先去港活動一個時期，然後去四川一趟，或者他們有重要人來即不去，如我們交通關係短期內弄不好，擬很機密的先去西安一走。總之：讓蔣介石懂得如不對我們進行正式談判，他們自身間的矛盾是可以被共黨大大的利用，而且可能使他發生許多困難。我把一切聯絡關係很妥當的交給老李負責，我東奔西跑時關係不至中斷，加以既與南京見面，秘密聯繫上是需要這樣辦。因此要求你們給我一箇中心的原則的指示，在曰常活動與關係建立方面不要給我空間與時間的機械的束縛，如上次要我去京務必候電報及與張之華晤面後，結果弄得我像只吊桶——上面有一根索，四面不著邊，這對於運動有相當妨害。——自然我應當絕對遵守凡是一切正式談判與協定等事不得擅用名義，在過去我自問亦沒有使得你們不放心之處。莫斯科回來，在李白處曾用過正式代表名義，這是王明等商酌好的，而且後來王明來信要我去找陳李正式談判的，這次或者有些同志對我誤解，而事實如此，想可瞭然。我並無牢騷，因為裡面處境一天天與外界隔離，我不得不事先要求你們指定我的責任，否則將來彼此交通更困難時，我們很難做工作，因為不一定常常會把一切關係介紹到裡面正式談了再進行活動，這，我想裡面亦應該預先想到的。——正因為如此，抽調一個有經驗的能裝置電台的同志與眼務員給我認為有必要。
（十四）上海救國會工作這次來不及報告，下次當要李做一個詳細報告。
（十五）魯迅死後，追悼工作甚好，全國影響甚大。此間甚傳成仿吾被擊斃，真相如何望告，滬上文人甚為注意此事。有些人物，是社會層的代表，或許在我們軍事時期，似乎作用很少，然而這些人常是社會上集中視線注意的人，我們的幹部政策上，要會善於運用。
小K①11月12日
①小K，即潘漢年。
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情況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報告①
①本文原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
（1936年11月21日）
潘漢年
以上①是我16晚車去京（二次）前，要李②將第一次與陳立夫會談經過及他去）11等報告轉給你們一看，我今晨回來，尚未交去，因此我又續寫這第二次報告。因時間關係，只能將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①指潘漢年1936年11月12日寫給毛澤東等的報告。
②李，即李允生，馮雪峰的化名。
一、自從他們要我去電裡面、要求恩來同志出外與蔣面談以後，不久已得裡面的覆電，電文如下：
“漢年同志：甲、真電悉，張子華亦到；乙、南京對紅軍究能容納至何限度，望詢明電告。彼方條件如使紅軍無法接受，恩來出去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紅軍，不能不使紅軍將領生疑；丙、據張子華謂曾養市雲：一、黨可公開活動，二、政府繼續存在，三、參加國會，四、紅軍改名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制與待遇，個別變更紅軍原有之組織，為一致對外我們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可曾談原則協定；丁、你在南京談判地點？（署名）十三日”
同時這個電報以前另有一長電，他們譯不出來，疑心是給我個人的私電，所以電邀我兩次去京，在未正式談以前，張衝來表示，第一次陳立夫所談保留軍隊3000，意思是保留紅軍番號的3000人，餘則照南京軍隊編制。我表示詫異，並問為什麼保留紅軍番號的只要3000？張說：這是蔣①的意思，到底為什麼要如此，此刻我們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①蔣，即蔣介石。
我要求立即會見陳立夫繼續商談，他說陳今去洛，並將我方覆電帶去請示蔣矣。他要我候他回來面談，並表示：陳此去或許可使蔣條件降低。他把另一個譯不出的電交我，我研究了一回，也不是家中給我私人的密電，我將原稿退回去了。第二天晚，張來說陳明天即口，要我等他，這一天他陪我去逛中山陵，看看城內新建築的各衙門的外表，第三天便正式談了陣，他們態度大變，說蔣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並要我把蔣所提收編辦法打電給裡面，我初表示拒絕，我說，前電並未提及條件，已答覆周不能出來，如把蔣所提告他們，則連我與你們的談判也無從進行。我又提議淺談暫時停戰辦法，以便雙方軍事長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們則表示如軍隊條件不先解決，無從停戰，並講了一大套關於日德協定、東西兩國反蘇聯的緊張，如中國紅軍過事要挾，說不定中蘇關係可一變而為惡劣，因日德正在拉蔣先生加入反蘇聯陣線，那時對紅軍豈不更糟糕……等混話。我簡單的提出：反蘇聯與否，責職在南京，與紅軍無關，我們可討論的是如何一致對日，聯俄是我們對中國抗日反帝的主張及認為中國可以抗戰的唯一出路，如蔣先生要加入反蘇陣線，當無抗日之可言，則我們所談均屬無謂。他表示：我們當不希望中國加入反蘇陣線，正因此更希望紅軍方面能為民族國家捐除成見。我乘機將預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約交他，表示：這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國家最負責最盡職的意見，可供你們對我們希望合作的參考，如雙方能在這草案中所提原則精神下來商討合作意見之接近，則不難成就；否則，我們希望南京能順從輿情堅決實行抗戰，恐終成泡影，則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對立，更無從停止，日本勢必乘機大舉進攻，蔣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預為設想，傅作義僅表示要堅決抗戰，全國一致起而慰勞並願為後援；如蔣先生堅持繼續剿共甚至聯日反蘇，前途如何，輿情如何，全國人民對蔣先生之稱謂如何，實堪杞憂。養甫先生轉告我們關於合作辦法，關於軍隊一點，離我們所提原則尚遠，今蔣先生所提較養甫先生所講更遠，這從何談起？請一再考慮。
他說：張子華所述養甫意見，純屬子虛，蔣先生並未對第二人講到關於與你們談判的條件，想系張子華一面之辭。
至此談話不能繼續，我聲明晚車回滬，如必要時可再邀面敘。在晚十時左右，張衝來，婉言敘述陳立夫本人左右為難，事當雙方繼續努力，並述陳意：希望我還是把蔣的意見電告裡面。我說：這樣豈不是恩來更不能出來？他說，陳先生亦如此對蔣說過，但蔣說：不妨，周還是會出來的。陳先生以為周如能與蔣面商，條件可斟酌。
這一套顯然與第一次沒有改變，相反因為這幾天，德俄外交惡化，德日反共協定宣佈，加以國內各界紛紛慰勞傅作義，在南京認為在外交上正是可以要挾蘇聯的時候，在對內上講，自命傅作義抗戰是南京領導，民族英雄天生是他們，用不著顧忌與共黨合作。然主要還是蔣利用日本目前並未全力對綏，故意製造前線劇烈抗戰消息，挽回他個人的信用，且企圖在這把戲中，打擊閻錫山與張學良，利用韓復榘排擠宋哲元，依然進行消滅異己的工作，對紅軍自然不能馬上化敵為友。據此，我認為立刻與他中止談判是不對，還是繼續與他扭，而且暗中設法把談判內容傳到各方面去，說蔣目前尚無決心抗日，所以我仍表示留滬願與他們繼續談，同時，依照他們所講，又發了一電：
“毛朱張周同志：元電已悉。（一）我二次來京，據陳先生轉告蔣先生意見：1、紅軍可縮編至3000人，其餘由寧方編遣；2、師長以上官佐由寧資遣出洋考察，半年後回國按材錄用；不可派代表參加國會及在各軍政機關工作，但須先由我方提出適當名單，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點能解決，至釋放在獄之共黨及以後停止逮捕共黨等當不成問題雲。（二）據陳先生告，如恩來同志能出外與蔣先生面談，或雙方意見更能接近。（三）我已將我方所擬草案交陳先生參考，同時向陳先生提議如能暫時停戰，周同志儘可與蔣先生面談一切，但彼方仍主先談軍隊條件，其他方能解決。我夜車返滬矣。（十九日）”
現在我又回來了。
二、太太已借我5萬元，正在設法送裡面，但前幾天我們派去西安送第一次去京談判報告的交通，昨日來信說找不到王之人，似乎交通處能否繼續工作，他還在打聽。另一方面，我們在滬得消息：杜重遠去西安，蔣給邵力子密電，要暗中監視杜的行動，並須逮捕張左右諸積極分子，並附一名單，邵將蔣電及名單交張，要他自動設法，據說一批幹部都已離西安。這樣，是不是我們交通線確也有問題呢？我現在如坐地獄裡，要想從“劉秘書”手上得一點真相，真是好比上青天，我希望代表團方面接到這報告時設法告訴一些辦法，及解決我與裡面的交通關係。
三、如再過一些時，交通方面尚無確息來，我擬自己去西安一趟，因為裡面急需款項，已經借到又送不進真是命苦嗎。
應（因）急於將此信送出，不能詳談一切了，待下次當設法做一些國內一般救國狀況報告。
小K11月21日上海
全面抗戰中政治動員的基點①
①本文原載《戰時聯合旬刊》1937年第5期。
潘漢年
民眾解放戰爭，必須有全國民眾的參加，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一般的說，現代戰爭不能依靠單純的軍事力量，必須從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來決勝負，特別是被壓迫民族，它的武器是決不可能具備得像侵略國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單獨倚靠軍事力量來進行反抗侵略者的戰爭；它只有儘量的把自己的特點，與全民族的政治力量發揮起來，去補救軍事上的缺陷。至於怎樣來發揮它的政治力量呢？那就是政治動員。
在今天，我們已看到中華民族的神聖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已逐漸在開始了。前線的戰士們，衝鋒陷陣，捷報頻傳；但是後方的民眾運動顯然還沒有和軍事行動配合著並進。集中人才的口號雖然久已提出，許多願意為國犧牲的愛國志士，竟至沒有做事的機會。戰區幾十萬的失業工人不能參加生產工作。無組織的群眾遍地都是，他們不但不能去幫助軍隊，擔任救護運輸工作，以及補充戰鬥員，而且也不能維持後方治安，肅清漢奸，力求自衛，一旦敵人的武裝侵入，紛亂無秩序的避難者，自相踐踏，以致常有傷亡喪失，遇著敵人無理的屠殺時，只有伸著脖子等死，不能抗拒或者還（回）擊。敵人看到這個弱點，因此就儘量收買漢奸，擾亂後方，而一部分缺乏訓練脫離生產的民眾都會受騙而替敵人效勞。這是多麼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暫時勝利，也是很可慮的。
現在無論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總該已明白瞭解民眾運動的重要了吧。然而民眾運動要怎樣才能發展起來呢？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為他們所注意，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並指出他的關鍵來。
民眾運動的領導者是社會上的一部份優秀分子，這些分子因為社會地位的殊異，各有其思想的立場，在這抗敵救亡的大時代中，他們必須站在民族立場上結合成一條陣線，然而才能領導民眾的大團結。領導者如果不能實行全民聯合的政治決心，要想民眾運動的統一和順利的發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們統一抗敵的局面雖然相當形成，然而殘餘的包辦思想與包而不辦的現象依然存在著。這種包辦思想，對於全民統一陣線的完成，很有妨害。從今以後，希望從事群眾運動的領導者，都應當拋棄包辦民眾運動的企圖，大家必須任勞任怨，把領導的責任共同負擔起來。如果大家能推誠相與，共赴國難，那麼，彼此間的互相傾軋、排擠，應當不財存在。已經取得領導地位的集團，也不必再借口什麼，來範圍與限制民眾運動的發展了！
民眾運動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統一領導，就是整個抗敵救亡的事業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統一的的領導，方能完成偉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戰的任務。沒有這個全民族全面抗戰領導的政治基點，我們無從彙集與發揮其民族戰爭優越的政治力量。因為，我們優越的特點，就是全國一致要求抗戰到底的決心。內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為全民族利益而戰的共同決心。在敵人方面，是為少數軍閥財團利益的擴張而戰，其內部矛盾不但是無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使階級矛盾尖銳化，世界經濟集團的衝突，更加深敵人內部的矛盾。軍事冒險又加重勞苦大眾物質上的負擔，及無辜生命的犧牲，這一切，難道還不夠造成敵方民眾怨聲沸騰的局面嗎？現在他們的軍閥法西斯主義者正在拿侵略可能勝利的話來誇耀，藉此麻醉群眾，可是群眾決不會長此永遠忍受著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們全民族的堅強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眾預約的勝利時，那些怒氣填胸的民眾一定會起來推翻他們的統治者——軍閥財閥。這就是敵人的政治的弱點。
全民統一的領導的建立，首先就是各黨各派的領袖要能夠徹底取消過去成見，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礎上，建立強有力的軍政領導機關，以保障統一領導的具體實施，來完成抗敵救亡之大業。其次，目前需要一個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動的綱領，就是抗敵救亡的政綱。全國民眾在這個共同綱領的領導下面，將聞風興起，歡聲載道，必然人人抱著堅決奮鬥，為國犧牲的決心，惟民族國家利益是從。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團結像一個人似的，只有一個心，只有一個目的，保障全民族戰爭的徹底勝利！
1937年8月30日
全面抗戰釋①
①本文原載《抵抗》1937年第18號。
潘漢年
“全面抗戰”，“八一三”以來這四個字是在普遍的被大家嘴裡叫著，筆下寫著，可謂已成流行的口頭語，手頭字，為什麼我還要加以解釋呢？因為現在全國軍事動員的範圍日益擴大，從察綏到華北，山東沿海到上海，大半個中國的地域上都在進行著激烈的戰爭，這種全國性的戰局，是被一般人誤會著這就是“全面抗戰”。
目前戰爭的性質是不同於“九一八”東北軍的抗戰，也不同於“一二八”上海十九路軍的抗戰。因為這些戰爭，都是局部的抵抗，就了結當時的戰局，不僅在政治上沒有完成抗戰的任務，即在軍事上也沒有結束戰略上的任務。“九一八”抗戰的結束是丟了東三省，“一二八”抗戰是簽訂了《淞滬協定》。目前戰局的形勢，最後勝負，固難一言預計，即以失敗前途而言，決不是丟了幾省土地，或者僅僅是簽訂一個不利於中國的什麼協定就可了事，即是中國今後能否保存半殖民地獨立國家的名義，正因這個戰爭是有關於中華民族今後能否獨立生存的意義，所以被侵略的我們，在蘆溝橋事變後，雖說“應戰”，而我們一開始的軍事動員，就超過了局部抗戰的範圍。“八一三”以後，抗戰的範圍就表現了全國的性質。在部隊的調動上，不論那一個偏僻省區，一律在實行動員，戰爭本身的影響，動搖了全國範圍以內的正常狀態，不論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戰爭的影響，起了極大的變動，這是“九一八”、“一二八”抗戰所沒有的現象，可是我們能不能說這就是全面抗戰呢？不，帶有全國性質的軍事行動還不能稱為“全面抗戰”。
我在另外一個報紙上說過：“所謂全面抗戰，應該是指抗戰的政治決心”，如加以更具體的解釋，全面抗戰應該是在政治方面有切實的辦法，必須動員全國人力（軍隊，人民），財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娛樂，出版，及其他宣傳機關），全中華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實行全民抗戰。我們是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在單純的軍事條件上，應當不諱言的承認敵人比我們優越得多，然而我們有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就是我們有全國人民敵汽同仇為政府與軍事後援的全民力量，這種力量是帝國主義侵略者所沒有的。而且由於帝國主義本身與侵略者統治下人民的矛盾，他們不能實現政府與人民一致，軍事與人民一致；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如延長下去，他們的廣大人民必然會起來反對侵略者的統治。可是我們的抗戰，是求民族解放，獨立，自由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全國人民必然一致起來擁護這個戰爭，這就是我們可以戰勝敵人優越軍事條件的特點。然而，如果我們抗戰只限於單純的全國性的軍事動員，不能徹底實現全面抗戰的政治決心，抗戰的最後勝利還是沒有保障！不久以前的阿比西尼亞反對意大利侵略的抗戰，正因為僅僅實現全國性的單純軍事動員，沒有實現全民族的全面抗戰，最後依然遭受了慘敗。試問我們現在除掉有了全國範圍以內的軍事動員外，是不是在實行全國抗戰呢？這個答覆，可以從政治方面動員的實際狀況中得出結論的。
全國的人力，軍隊是一部分，而且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如何發動全國人民起來擁護政府與軍隊呢？這就看政府是否徹底開放群眾運動，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許人民有組織一切抗日團體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動組織自己的工會，准許工人在工會中討論與解決工人階級自己的利益，農民可以自動組織農會，准許農民討論與解決大多數農民的共同的利益，此其一。廣泛的武裝人民，准許他們參加戰爭，此其二。沒收日帝國主義在華財產，沒收漢奸財產，禁絕私人外匯，反對市場投機操縱，統制與軍事有關之重要工業，交通，貿易等，提倡國貨，及其他一切有利於政府抗戰的財政經濟政策，此其三。減租減稅，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項設施，此其四。立即撤回駐日大使，對日絕交，確立自主的外交路線，聯合有實際幫助我們抗戰到底的一切友好國家，聯合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進行國民外交，發動各國人民對我抗戰的同情援助，此其五。准許一切抗日救國言論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學生，訓練教育抗日救國各種青年幹部，及其他戰時文化教育，此其六。只有實現上述各項，加以目前已在實行有全國性的軍事動員，方能稱為“全面抗戰”。
在軍事上我們已與日帝國主義頑強抗戰相當一個時期了，不論國內國外都一致讚許我們政府在軍事領導上英勇不屈的精神，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阿比西尼亞單純依靠軍事動員的失敗的教訓，我們要完成抗戰的徹底勝利，必須立即實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戰！
有個刊物在徵求“中國抗戰必然勝利的原因”的論文，我想我可以做一個答覆：假如政府立即實行“全面抗戰”，這就是必然勝利的原因！假如政府始終只有單純的軍事抗戰，必然勝利的原因，我就答覆不出。
前線的將士不斷的在經驗上發出軍隊必須與民眾合作的議論，而且有些地區如晉綏線，相當的在執行軍民合作的初步工作。我們相信：一切救亡陣線上的愛國分子，無不迫切熱望政府當局立即實行全面抗戰，以保中華民族這次民族戰爭的徹底勝利。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能當機立斷，堅決實行全面抗戰的一切必要步驟。
10月13日
對日抗戰中的第八路軍①
①本文原載《良友畫報》1937年第131期。
潘漢年
自從八路軍開入山西抗戰，由於他們將士的英勇善戰，已經好幾次給了暴敵嚴重打擊，特別是平型關一役，勝利的轉變了晉北的戰局，因此全國父老兄弟妹妹，無不以驚奇眼光注視著八路軍。報紙流傳，街談巷說，八路軍幾乎神秘化了，朱彭英名固蜚聲全國，即八路軍運用自如的游擊戰術，也變成高深莫測，好像八路軍獨得錦囊秘訣似的。這是一種錯覺，我們願意全國同胞對於八路軍有平常正確的瞭解。他們不過是全國抗戰範圍以內英勇善戰的一小部分，他們參謀處並無諸葛孔明傳授的錦囊，他們的士兵並沒有吞下了符咒，或者身藏“千人針”，更不是銅皮鐵骨，三頭六臂，他們不過是一群有堅強民族意識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
然而，他們究竟為什麼能夠一鳴驚人？是的，八路軍雖無神秘可言，確有出奇之處的原因。這原因也不是八路軍獨得之妙，而是全國抗戰部隊必須普遍強化實現起來，方能最後戰勝日本軍閥。我可以簡略的介紹八路軍所以成為抗戰中一支精銳部隊的原因給全國同胞為參考。
提高部隊的民族意識，堅定將士民族戰爭勝利的信心，發揚每一個戰鬥員抗戰中的政治自覺的積極性，這是八路軍年來準備抗戰一刻不敢疏忽與懈怠的基本任務。中央社記者王少桐君，最近從晉北發出關於八路軍的通訊，有這樣一段：
“他們的部隊，此次參加抗日，他們每一個士兵，平時早已都明白日本軍閥的罪惡，和侵略中國種種的野心，他們每一個兵士的腦中，早已存著對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觀念，無疑的他們在抗日戰線上步調一致，精神一定團結，而且一定能產生偉大的力量。”
他們依靠什麼辦法，完成這個工作呢？是經常的運用那有系統而嚴密深入的政治工作，這就是政治部的任務。當年蔣委員長訓練黨軍，以迄北伐，早就實行過的政治部的訓練教育制度。八路軍從民國十六年，南昌八一事變起，與中央軍分離以後，經過10年，重歸蔣委員長指揮，參加全國抗戰，黃埔時代的政治部制度，始終沒有改變，而且比較民國十六年前更強調了政治部在軍隊中的領導與作用。
“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在政治上領導部隊和訓練部隊。這種政治領導和政治訓練的目的，首先在於鞏固部隊，和提高部隊的戰鬥力。”這是朱德、毛澤東幾年前給各軍政治部主任的訓口令。
“中華民族處在生存死亡的決定關頭，迫切需要抗戰軍隊犧牲奮鬥到底的戰鬥力，迫切需要軍隊與人民團結共赴國難，爭取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而今天要消除現有軍隊一切派系，要消滅保存實力及把軍隊作為個人工具的觀念，要消滅上壓迫下，官壓迫兵，軍壓迫民的一切軍閥制度，要消滅一切畏縮不前，藉故推諉，當友軍險危而不援，望風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恥現象，只有發揚大革命時代（指北伐時期）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國軍隊成為民族解放而堅持奮鬥到底的革命軍隊！”這是前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全國抗戰開始後，對於全國抗戰部隊必須恢復北伐時代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建議。
正是因為他們這樣重視政治教育訓練的工作，所以普遍的提高了士兵的政治認識，“隨便問他們一個十四五歲的勤務兵，他能告訴你為什麼要打倒日本，和他們這次來前線的任務的。”（中央社王少桐的話）八路軍部隊既有這樣普遍深入部隊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堅決反抗日本的戰鬥力量，當然要大大的發揚起來了！
八路軍的組織是肅清了封建軍閥制度，官長與士兵之間沒有絲毫隔膜，長官欺壓士兵，或者剋扣薪晌……等等軍閥殘餘習氣，在八路軍裡面已經找不到影跡。我再抄一段新聞記者對八路軍官長與士兵生活打成一片的描寫：
“總司令也罷，伙伕也罷，除了職務的區別外。平時是一塊娛樂，一塊談天。一個士兵去見總司令，是很平常，沒有看見太拘束的窘狀，也沒有看見長官無謂的威武。一個士兵作錯了事，沒有以打罵來責罰，只以和善的指示，糾正他們的錯誤。……再說到物質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總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總司令一定也吃菜。總司令服裝和士兵沒有分別，簡直沒有例外。”（大公報通信）
不僅如此，八路軍還有一個特點，像朱德、彭德懷一類的高級官長，沒有一個人有私人財產在後方，因為他們不特不許剋扣士兵薪餉，誰要利用軍隊搜刮民間財物，或者仗勢欺壓人民與紳商，藉口敲詐謀財，這是滔天大罪，決於槍斃，毫無寬假。就是一般士兵，都知道尊重人民利益，“不擾民，不害民”是他們對待地方居民的紀律，私取民間財物，或者向人民勒索強欠，不論官者士兵有此行動，都要軍法從事。這些紀律的執行，是依靠平素的政治工作，他們有這麼一個口號：“紀律要建築在士兵政治自覺的基礎上。”換句話說，強迫命令是不能有如此效果。
八路軍對於抗日的民族戰爭，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觀點，在戰略戰術上有這樣的認識：“中日戰爭雖勝雖負的問題，是不能在短期內最後解決的。中日兩國的戰爭，將帶有持久的性質。”“我國這次為自衛而戰，所以戰略上是防禦戰雌因我國兵器，遠不如人，國防設備，又極微弱，如果採取單純的防禦，如（必）然遭受失敗，所以我們在戰術上，必須採取積極的防禦，即攻勢防禦，這種攻勢防禦，就是要乘敵人於運動中，或在敵人立足未穩之時，集中我們優勢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殲滅敵人”。（彭德懷的意見）他們對於抗戰的戰略戰術，是堅決認為必須採持久的攻勢防禦運動戰。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對於發動廣大群眾起來，武裝他們，在敵人的兩側翼或後方，進行廣泛的游擊戰爭，配合生（主）力軍作戰，是戰勝敵人依靠優勢的現代兵器壓迫我們的最好辦法。朱德曾經這樣說過：“為了使抗戰能夠有勝利把握，必須動員千百萬群眾上前線去，武裝群眾，編成無數的游擊隊，在日軍的左右側翼，或者日軍已佔領的區域，進行廣泛的游擊戰，襲擊敵人，疲勞敵人，破壞敵人的一切交通，與抗戰的主力軍配合起來作戰，這才是最有效的抗戰方策。”他們開入晉北，在平型關及其他地區的勝利，就是執行了這個辦法。
所以八路軍並無神秘之處，不過他們是這樣三個特點：一，有堅強的民族意識，與抗戰的政治自覺；二，官長與士兵打成一片；三，軍隊與人民打成一片。此外就是他們是堅決執行勝利的戰術。他們形成這樣一支精銳的無數不怕犧牲不避艱難的幹部，提高了每個戰鬥員的政治認識，由於他們運用完善的系統的深入的政治工作制度，方能在今天抗戰中，表現了他們的英勇。確無任何神秘，如要全國抗戰勝利，全國部隊，都有根據他們的經驗，加以改造的必要。
因為八路軍不過是全國200萬部隊中的一小部分，整個抗戰的勝利，單純希望他們是不能的，毛澤東很坦白的指出：“第八路軍在今天對整個抗日戰線，還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還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但他們的一些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優點，是足供全國友軍之採擇的。這個軍隊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現在的情形，曾經經過許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肅清之（了）封建主義，實行了官兵一致與軍民一致的原則，這一點可以供全國友軍的借鑑。”
10月30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