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能手 1

解放前夕的兩件秘聞①

①本文原載《上海灘》1989年第4期，原題為《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些回憶》。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夏衍

關於潘漢年的事，真有點一言難盡。1982年我寫過一篇《紀念潘漢年同志》，那是陳雲同志指定要我寫的，目的是為了給他平反，而不是給他評功，所以寫得很簡略。潘漢年一生，對黨、對國家、對上海，的確是立了大功的，由於他的工作是絕對保密的，所以有許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隨便舉一個例，比如陳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灘》上刊出的《黨人魂——記潘漢年》）中有一段話：“當時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到香港與潘漢年聯繫，在潘漢年的部署下起義，使這兩個系統的檔案和美援物資完整地交我方接收。”這兩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說我是參與了的。

這些事，1949年我和漢年從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來同志報告過，但是漢年一直不讓我們講，他不止一次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所以這些事就成了秘聞。

1948年八、九月間，有一次張駿祥同志（當時他也在香港）告訴我，說資委會的負責人錢昌照正在香港，準備到英國去講學，他對當前的局勢很悲觀。錢昌照在重慶時期我就認識，他對文藝、話劇有興趣，和張駿祥、張瑞芳等都很熟，為人正直，事業心很強，所以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潘漢年——他當時代表華南分局領導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漢夫調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後，我是工委書記。漢年聽了之後立刻對我說，這是一件大事，趕快通過張駿祥約錢昌照談談，儘可能勸他留下來，不要去英國，更不要去台灣，將來可以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資源委員會不僅在國內擁有大批美援物資，更重要的是他下面還有許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這是一個可遇難求的機會，你趕快去辦。這樣，我就通過張駿祥約錢一起在九龍山林道的“雄雞酒家”吃飯。寒暄了幾句之後，很自然地談起了時局。我記得話是從金圓券談起的，他毫不掩飾地表示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頗有生不逢時之感。於是我們就對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勸他不要悲觀，新中國的建設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於我還沒有得到中央指示，當然不能談具體問題，於是就由漢年把這件事向中央作了報告和請示（當時我們有兩個地下電台，一在九龍，一在東江游擊區）。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來同志回電，要我們勸錢昌照留在香港，並明確地指出，為了新中國的建設，我們希望資源委員會的工程技術人員都能留在大陸，為祖國服務。於是我就約了錢昌照在淺水灣第二次單獨見面，這次我就開門見山地直說了，我說我們已接到周恩來副主席的電報，希望錢先生能為祖國的復興效力。他開始有點意外，但很快就平靜下來，於是我就講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後，以及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後正式攤牌。我說：“周副主席希望錢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內地的資源委員會的朋友們聯繫，只要能把美援物資和檔案保護好，解放後不僅可以在原崗位工作，有些人還要特別借重，因為我們正缺少這方面的人才。”我講得很坦率，並把我住址的電話告訴了他，隨時可以聯繫。他很謙虛，說了些個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對周恩來同志要仰仗他的話似乎很感動，這是從語氣中就可以察覺的。最後他說資源委員會在內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強。我說，這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了讓他放心，我鄭重地告訴他，這件事關係重大，所以不論在內地或者香港，我們一定絕對保密。這之後，他只和我通過一次電話，告訴我，他不去英國了，暫時留在香港，其他什麼也沒有說，但是大家心中有數，他不到英國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經決定以後的方向了。

1948年冬到1949年初，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蔣介石下台，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南京政府派張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談，接著是“百萬雄師過大江”。我和潘漢年、許滌新就在1949年4月底離開香港，回到北平。我離開香港的時候，才把這件事告訴了喬冠華（我走後，喬接替我當了香港工委書記），要他負責和錢先生單線聯繫。大概是在5月中旬，當我們南下前夕，恩來同志忽然對我說：邵力子先生向黨中央建議，認為錢昌照是個人才，一定要爭取，所以恩來同志要我擬一份電報，要喬冠華立即安排，請錢先生早日回國。他大約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這之前，他是不是到過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對上海資委會的人已經作了交代，這是可以肯定的。因為上海解放後不久，就有一位資源委員會在上海的負責人（這位先生姓沈，名字記不起了）來和我聯繫，說資委會的全部物資和檔案已經按照錢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來了，絕大部分幹部都沒有走，但是也還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願地到台灣去了。從1949年到1955年，漢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錢先生沒有聯繫，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後，才有見面的機會。“文革”之後，他同情我的遭遇，來往就更多了，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幾乎每個月都來看我一次。他一直很樂觀，他關心的是四化建設和國家統一，他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因為在台灣他還有許多資源委員會的同僚朋友。他經常到各地去視察和調查，去世前還去過海南島，並把自己的感受和設想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

前面說過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頭之後，我就介紹他去見潘漢年，因為潘是常務副市長。至於物資、檔案、幹部由誰接管，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為主任的財經接管委員會吧。關於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的起義，我後來知道，除錢昌照外，在北方，資委會另一位負責人孫越崎先生也和我們地下黨接上了關係，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上海海關關長丁貴堂的起義，說來似乎有一點偶然性，話得從抗戰初期說起。“八一三”之後，上海海關的一批愛國青年組織了一個“海關長征團”，用歌詠、話劇、活報劇等形式宣傳團結抗戰，性質相當於一個文工團，一共有二十幾個人。這個團的負責人是葉厥蘇，團員有鄧愛珠、蔡鴻斡、陳瓊瓚等，後來在上海犧牲的茅麗瑛，也參加過這個團。1938年夏，該團到廣州演出，葉厥蓀到《救亡日報》來找我，要我給他們作一次時事報告，這樣我就和這個團發生了工作上的聯繫。同年10月廣州淪陷，長征團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陳瓊瓚曾到桂林找過我，我給他介紹了工作，我和他們沒有深交，當時大家都很忙，我對這件事也就漸漸從記憶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後，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陳瓊瓚到《華商報》來找我，說他是得到上海海關關長了貴堂的同意，來找共產黨的。他說：上海海關有悠久的歷史，現在還完整地保存著100多年的檔案，一筆可觀的庫存，和許許多多愛國的、有經驗的職工幹部，國民黨方面正在強迫他們去台灣，所以爭取丁貴堂起義是十分必要的。那時已經是淮海戰役之後，連雲南的盧漢、龍雲，四川軍和西北軍的頭面人物，也已經紛紛派人到香港和我們拉關係了，丁貴堂要尋找出路，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問陳有沒有把握？他說丁有威信，為人正直，從你認識的“海關長征團”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海關職工是愛國的，所以只要有丁關長下決心，起義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他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意外之財”，於是當天就向中央請示，並很快得到了恩來同志的很明確的指示，就是隻要把全部檔案和物資保留下來，上海解放後仍由丁貴堂任關長，起義的幹部職工原職原薪不變，這樣，事情很快就解決了。知道這事的只有潘漢年、許滌新和我3個人。上海解放後，許滌新（他是財經接管委員會副主任）就和丁貴堂接上了頭。遺憾的是上海解放後陳一直沒有找我，失去了聯繫，去年我問過現在成都的葉厥蘇同志，他也說廣州分手之後他們之間就沒有來往了。

他把我們凝聚在黨的周圍

榮毅仁

我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陳毅市長在上海中國銀行四樓會議室召開的有幾百名工商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上。會議開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領我到陳毅市長和潘漢年副市長跟前，介紹我認識他們。只見陳毅同志氣宇軒昂，豪爽幽默；而漢年同志文質彬彬，一副學者模樣。會議間，陳市長和潘副市長都作了重要講話，大意是闡說了解放、建設大上海的偉大意義，宣傳、解釋了共產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商經濟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來，和人民政府積極配合，發展生產，恢復市場。初次見面時雖未深談，但兩位領導同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過了幾天，盛康年對我說，潘副市長希望約個機會同我碰碰面，一起談談，彼此熟悉一下。我心裡思忖：雖然聽過陳市長和潘副市長的講話，但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到底如何具體化，他們到底會怎樣對待工商界，還不是很放心，能有機會當面談談再好不過。特別是得知漢年同志把約見的地點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裡很高興，因為對我來說這樣的環境是適宜的。那天見面之後，大家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既談正事，也說閒話。漢年同志閱歷豐富，才思敏捷，說起話來不緊不慢，引人入勝。我拘謹的感覺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輕鬆自如起來，大家的話也就越來越多。不覺已時近黃昏，盛康年就順便請吃晚飯。席間，漢年同志像和熟人談家常一樣，隨和而又實事求是地講了國家的困難，上海的困難，鼓勵工商界儘快消除疑慮，恢復生產，恢復經營，為建設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漢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觸、交談，使我相信共產黨決不會像謠言傳聞那樣對待工商界，也使我體會到，漢年同志以一個共產黨副市長的身份，能用促膝談心的方式，和我們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傳政策，傾聽意見，這在舊中國是無法想象的。從漢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產黨員的胸懷和品質，看到了共產黨建設新中國的抱負，我的心向黨靠近了一步。

以後，漢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工商業者一起開會或座談，循循善誘地宣傳解釋黨的工商經濟政策，指出這個方針是由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執行這個政策，既是恢復和發展新中國、新上海經濟的需要，也是保護工商業的需要，要求大家團結在黨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圍，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好而共同努力。同時，他認真傾聽大家意見，幫助工商界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困難。漢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細緻，他既具有堅定的原則性，在具體解決問題時又能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保持著高度的靈活性，所以結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在他的帶頭示範下，許多搞經濟統戰工作的同志經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種方式宣傳政策，聽取意見，溝通情況，幫助解決問題，從而對恢復生產和穩定市場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組織籌備慰勞解放軍的工作，工商界也於7月15日組織了上海工商界慰勞總會，此事市裡是由漢年同志負責的，我和盛丕華等其他幾位同志也參與其事，這樣，我和漢年同志接觸機會就多了，相處也更隨便。“八一”犒軍以後，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請陳毅市長到我家吃頓便飯。盛講此事先要問潘。我就向漢年同志提出，他說，要請示陳老總自己，並答應由他自己去和陳老總說。兩天後，傳來回音，陳市長同意來，但叮囑人不要多，可以隨便一點。8月的一個夜晚，陳市長和夫人張茜同志，漢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臨我家，同來的還有幾個人，我還約了盛丕華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裝而來，在我家中樹蔭下乘涼，天南地北地聊著。陳市長間或問問我企業的生產情況，對黨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見，我坦誠相告，聚晤氣氛始終十分親切融洽。以後，陳市長和漢年同志又約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會座談，宣傳解釋黨的政策，誠懇耐心地聽取意見，有時還共同商量、解決一些問題，把我們凝聚在黨的周圍。

自陳毅市長來我家中聚會以後，漢年同志有時就到我家來聊聊天，有時溝通一些情況，有時通過我瞭解一些工商界的情況和意見，有時還約了一些負責同志一起來。他當時的住所離我家很近，有時就步行過來。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銀行老闆的女兒，早年就參加革命，人也很隨和。有時他們夫婦同來，董慧就和我夫人楊鑑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談得來。有一天，漢年來我家，談話中他說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數願意靠攏黨，跟黨走，情況是好的。工商界在舊中國有商會和工業會，現在是否也要有個統一的組織，以便組織工商界人士貫徹國家政策，也可以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向人民政府或有關單位反映情況。他徵詢我的意見，我非常贊成，認為解放前舊商會和舊工業會幾乎淪為國民黨爭權奪利的工具，並不是為工商界服務的。現在人民政府這樣為工商界人士著想，內心很是振奮。漢年同志還徵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見。後來，上海各界代表會議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業聯合會的決定。經過多次醞釀，大家做了許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聯籌備會，我被選為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0年初，國家準備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上海是工商業者雲集之地，發行任務很重。為此，陳毅市長邀集幾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國銀行大樓開大會動員認購。在此之前，漢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談起此事，跟我講了國家發行折實公債對恢復和發展生產，穩定市場物價的意義，問我是否可以帶個頭，這樣可以推動工商界的認購工作。我完全同意。於是在陳市長召集的認購大會上積極響應號召，帶頭認購。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認購額不斷加碼，又逢市場不景氣，加上美蔣“二六”轟炸造成困境，公司面臨很多困難，勞資糾紛也有所加劇，頭寸週轉一下有了困難。漢年同志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就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業財產抵押貸款，解決了公司資金困難，也完成了認購任務。

“二六”轟炸中，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許多工商企業遇到嚴重破壞。當時正臨陰曆年關，廠裡工人等著發薪過年，但工廠企業卻因原料、動力、資金等問題開工不足，廠方付不出工資，一時間勞資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廠企業也難免這種窘境。一天，有個廠的幾個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發工資。我正巧辦事在外，他們就坐下不走，等著我回去解決。我知道後，就和盛康年聯繫，想請漢年同志幫助。盛康年就立即給當時上海市軍管會交際處副處長梅達君打電話，要他轉告潘漢年同志。漢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廈暫住，一面通知有關部門和工廠工會負責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體諒資方的困難處境，遵守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緩和。那時漢年同志除負責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還要全力領導恢復被炸的發電廠，特別是要處理因“二六”轟炸工廠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勞，對我的困難卻依然如此關心，我心裡很感激。當時勞資關係緊張，糾紛時起，市政府在陳毅市長的領導下不斷開會，徹夜研究商議解決一個又一個難題，大家總算熬過了這段困難時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繼全國勞動局長會議、全國各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後，要召開全國第二次稅務工作會議。一天，潘漢年同志約我到他辦公室，對我說：這次會議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時要請工商界代表參加，市裡希望由你帶隊前往。會議要討論調整稅收問題，這事關係到國家的重要決策，也涉及工商業界的利益，希望你們如實反映情況，不要有顧慮。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針，在會上作了必要的、如實的反映，結果黨對我們的意見非常重視，認真考慮，擇善從之，大家對會議非常滿意。稅務會議以後沒幾天，我列席參加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會前，毛主席在頤年堂請客，邀請列席代表參加。漢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門口接我進去，並把我介紹給毛主席。席間，毛主席講：一個人為人民做好事，而且堅持做下去，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這句話毛主席後來在政協會議上又講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難平，至今一直深深記在心頭。會議結束後回到上海，漢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講，認為工商界目前單用聚餐會的形式交換意見、溝通情況不夠，最好能多學點時事，學點理論，提高政策水平，這樣更有利於靠攏黨。我和康年接受了漢年同志的建議，並徵求了工商界上層的意見，大家都很贊成。議論中，大家認為馮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從這本書學起。為了表示緊跟黨的領導，就把學習會名稱定為“七一”學習會，並把學習會第一次活動選在7月1日。那天漢年同志還專門來講話，鼓勵我們關心時事，改造思想，學習政策，提高理論水平。

以上這些，是我和漢年同志在解放初期開始交往時的一些片斷。這些往事說明，漢年同志作為一個黨的領導者，在新中國解放之初紛雜繁忙的工作中，對一個工商業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關心和愛護，在日常的工作中細緻入微地貫徹了黨的各項政策。這些，對我思想的進步起了重要的推動、幫助作用，使我從接近黨、靠攏黨、到自覺接受黨的領導，相信社會主義、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過程中也不改初衷。

漢年同志逝世已經十幾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時時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於北京

潘漢年對上海財經、統戰工作的貢獻

蔡北華楊延修

潘漢年同志離開我們已經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誕辰。在上海蓬勃發展之際，我們更懷念解放初期對上海財經、統戰工作作出重大貢獻的潘漢年同志。

解放前，由於三大敵人的長期掠奪，上海的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工商凋零，市場混亂，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上海剛解放時，物資匾乏，庫存空虛，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週，棉花存量只能維持一個月，糧食儲備也不敷市民一個月的消費。在13647傢俬營工廠中，開工的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處停業或歇業，工人和店員失業人數達16萬之多，有些資本家悲觀失望，棄廠棄店出走，勞資糾紛急劇上升。

面對這樣的局面，華東局、華東財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為了穩定上海市場和恢復生產，堅決果斷地取締和打擊了銀元投機，封閉證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價漲風，迅速而又穩、準、狠地打擊了投機倒把分子，從而保護了工商業的正當經營，使上海金融財政和市場物價很快地納入了穩定的軌道。當時，潘漢年協助陳毅和曾山、劉曉、劉長勝等同志，為克服困難、爭取經濟好轉，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貢獻。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陳毅市長就邀請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華、胡厥文、榮毅仁等舉行座談會，會上，陳市長表示希望工商業界共同協商，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與此同時，潘漢年及時指導我們在工商界中開展統戰工作，團結教育工商業者，爭取他們站到我們一邊來。他說：上海這個大工商業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觀，隔山觀望，光靠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是不容易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上去的。他要我們不僅在面上做工作，還要走出辦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諄諄告誡說：“你們不要以為一穿軍裝，做了官，便了不起，擺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們望而生畏、敬而遠之。我們還是要保持地下鬥爭時期的本色，廣交朋友，這樣，別人才能把真實情況向我們反映。”當時，我們在潘漢年的指導下，曾多次舉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闡明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經濟政策，團結他們在黨和政府的周圍，為戰勝封鎖轟炸，克服困難，恢復經濟，共同努力。潘漢年有時還親自進行家訪，個別交換意見。

由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以及潘漢年廣泛結交工商界朋友，並深入細緻地做工作，使他們及時解除了種種疑慮，同時還使留居海外的劉鴻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後紛紛調回資金重返上海。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時，潘漢年總是親自出場接待他們，並安排他們的工作。在領導帶頭示範下，我們也經常到工商界朋友家裡去，以聚餐、晤談的方式，反覆宣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政策，以進一步消除他們的疑慮，傾聽意見，並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問題。從此，我們結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過他們起橋樑作用，廣為宣傳，擴大了影響。那時工商界朋友把馬當路的市工商局，視為他們的“孃舅”，遇到生產經營、勞資關係等問題大都找上門來，真是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因此，我們對工商界情況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較快，解決問題也比較好，從而對恢復生產和穩定市場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漢年副市長接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關於成立工商界組織的提案，指示我們，要以工商局名義出面籌備與組織上海市工商聯，把工商界的統戰工作進一步抓起來。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團體原來有舊市商會和舊市工業會。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和工商登記，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業和同業公會的底細，為籌建工商聯組織打下了基礎。解放後三個月，我們就在華東局和市委統戰部領導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聯籌備小組。繼而對16.3萬家工商戶（其中私營工業1.3萬戶左右，私營商業15萬戶左右），按行業整理，改組為二百多個同業公會。不到半年時間，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在這項工作中，難度較大的是人事問題，就是說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響和有實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進去，使之發揮帶頭和橋樑作用。那時，我們把工商聯和同業公會的人事安排，及時向華東局和市委統戰部請示彙報。由於潘漢年對上海工商人士的情況很熟悉，對工商聯正、副主任和重要同業公會主任等職務安排親自審批，因而迅速獲得了領導部門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聯組織成立起來，協助我們對工商界開展團結、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務院第39次會議上，潘漢年談到工商界組織的作用時，曾給予一定的評價，他說：在工商聯籌備會領導之下，這些同業公會對推銷公債、參加工商業稅的民主評議，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後在加強同業對公營和私營之間關係的調整中，將會起更多的作用。

經過半年的努力，上海這個爛攤子得到初步整頓，稍見起色，工業生產、市場物價、財經情況逐步好轉，上海人民正在歡度新年、春節之際，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在1950年2月6日，大肆轟炸上海。“二六”轟炸後，潘漢年副市長立即陪同陳毅市長到被炸現場視察慰問。據當時同去的隨從人員回憶，當他在現場看到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景時，心情非常沉重，充滿了對受害人民的同情和對美蔣反動派暴行的無比憤恨。

當時正值舊曆年關前後，“二六轟炸”造成的新的困難，使原來潛在的上海私營工商業企業內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一齊爆發出來，正如大病初癒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那時，上海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是勞資關係緊張，勞資糾紛迭起。為了克服“二六轟炸”引起的工商界困難，劉長勝和潘漢年親自負責處理勞資糾紛工作。他倆以極大的毅力，一方面通過工會組織說服工人，主動採取留職停薪、減薪、輪班工作等辦法，協助廠方克服暫時困難，及時糾正了個別單位中某些不正確的做法；另一方面，積極督促工商業者改善經營管理，實行精簡節約，爭取保本自給。當時，對一些尖銳的勞資糾紛案件，還親自處理。最近，一位著名的老工業家回憶那時的情景說，解放初期，我同潘副市長常常見面，有時他還到我家來。在“二六轟炸”後，有一天晚上，因勞資爭議較為緊張，勞動部門打電話來家中找我，恰巧潘副市長剛到我家談話，他接過話筒在說明自己身份後說：你們怎麼在夜裡還打電話找人，明天再說吧！把緊張的局面緩和下來了。又有一天晚上，某紗廠一些工人因勞資爭議問題，上門找一位著名的工業家。那位工業家打電話給潘漢年反映情況，他立即打電話轉告陳毅市長，並果斷地排解了一場嚴重的糾紛。這位工業家說：潘副市長精明幹練，處事有魄力，至今印象還很深。

在調整勞資關係的同時，政府通過貸款、代紡、代織、代染和訂貨等措施，調整公私關係，許多廠商紛紛復業開工。當時有一家由金城銀行投資的紗廠，發生資金困難。潘漢年獲悉後，指示金融業要同生產事業相結合，並責成有關部門主動找他們商談，在公平合理原則下，使該廠問題及時獲得瞭解決。還有一位棉紡業大戶，解放初期從國外帶進一筆資金，恰巧遇到“二六”轟炸，這筆錢全部用罄，生產發生困難，結果也是在潘漢年親自關心下，通過貸款幫助他度過了困難。事後，這位工商業者說：“共產黨辦事幹脆，有肩胛。”

還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轟炸後，引起上海市場物價很大的波動，市民紛紛排隊購買大米和煤球。儘管政府千方百計從外地調運大量物資來滬加強供應，平抑物價，但市場上的擠購現象仍很突出，特別是大米，在私商糧食代銷店門前排成長龍。那時，有位外國專家向我們工商局建議說，光靠私商代銷，還不能把大米直接接國營零售牌價分配到市民手裡，米價也很難穩定，必須立即開設國營零售糧食商店。我們就把這建議向劉曉和潘漢年作了彙報，很快得到了批准。我們馬上行動起來，短短兩天之內，就在市內各區，特別是勞動人民聚居的地區，開設了50多家國營零售糧食店，敞開供應大米，緊張的排隊現象隨即消失，市場和人心也都穩定下來。我們還在主要地區開設合作社門市部，供應日用工業品。從此，上海人民那種長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嚴重威脅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當年潘漢年在這一重大問題上，堅決果斷決策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潘漢年十分重視民主協商工作。早在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就成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市協商委員會，在人民和政府之間發揮橋樑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屆三次代表會議，選舉成立了新的協商委員會，由陳毅任主席、潘漢年等任副主席，下面分工商、勞資、稅務、文教、一般等小組，在常委會領導下，經常集會討論，研究各項工作。潘漢年常常參加小組討論，直接聽取意見，並即席發言，對提出的問題分別作出解答或解釋，使到會同志都感到滿意。潘漢年一再說：“對政府提供建議和幫助，經常反映各界人士意見，對各種重要工作及時協商，各部門負責人到會報告各項重要措施，並答覆所提問題，這樣使政府與人民之間、各界人士之間，經常氣息相通，交換意見。”1952年間，潘漢年根據1951年政務院秘書長會議精神，召開了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組成立大會。到會的有市府委員，各委、局、處、院、署、區政府負責人和在市府內工作的共產黨員、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專家、技術人員、人事部門幹部等二千餘人，交流機關內部統戰工作情況，反映問題，提出批評和意見。潘漢年在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受到了與會同志的熱烈歡迎。後來，他對機關統戰工作還作了重要批示：“政權中黨委及黨組應經常討論本單位的統戰情況，支部應將統戰工作列入經常議事日程之中”，並“要求政府首長應綜合本單位統戰情況，將成績：缺點，聯繫今後如何提高統戰認識，向黨外幹部作報告”。與此同時，潘漢年還切實妥善執行安排黨外民主人士的工作，併為擔任領導職務的民主人士配備秘書。他還囑咐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向他們彙報請示，使這些擔任領導職務的民主人士做到有職有權，盡職守責，發揮他們參政議政的作用，體現了在政權內部黨與非黨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關係。

潘漢年主張把統戰工作貫徹到各個部門，從政權部門到生產部門，都要做好這一工作。他說：凡是統戰政策思想貫徹好的部門，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會搞好。1951年6月舉辦了上海市土產交流展覽大會，潘漢年是大會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為展覽會親筆題詞，在預展時檢查了工作，並對我們說，如果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一切都很好，不過有一點，就是哪個館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放手讓大家來搞的就更好，哪個館專門由我們自己幹部搞的，就比較差。這就是統一戰線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

潘漢年對我們的教育是比較深刻的。記得解放初期，他針對我們做工商統戰工作怕犯右傾錯誤、不敢大膽開展工作的思想，經常教育我們說，對於工商界同我們講的話，不能都聽，也不能不聽，而是聽了以後要分析，還要敢於向上反映，有的還要幫助他們解決。事實上，潘漢年在這方面是處處以身作則的。他耐心聽取意見，善於分析問題，敢於反映問題，也敢於幫助解決所反映的困難。“二六”轟炸以後，敵人繼續封鎖我們，致使上海在內外交流、城鄉互助兩方面都不能打開局面，上海財政經濟中潛伏的困難越來越暴露。工商界中有的人因而喪失信心，索性停工關廠，一走了之；有的認為工商業困難是因為公債稅收任務重而造成的；也有些人認為困難是國家要擴大公營，縮小甚至淘汰私營，提早實現共產主義而造成的。當時，潘漢年在個別交談時或在公開會議的場合，都—一進行批評和說服教育，他還從上海的歷史，分析了當時困難的根源、性質，並指出了方向。他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下的上海工商業，具有很大的依賴性、盲目性、投機性，表現在那些推銷高等洋貨的商店，瘋狂投機的金鈔證券市場，窮奢極欲的餐廳酒店、舞場妓館，鑽頭覓縫的經濟捐客、行商坐賈。上海工商業的畸形發展，表現在商業多於工業，投機商多於正常商業，加工工業多於製造工業，等等。”在談到物價問題時說：解放前上海市場投機盛行。物價飛漲，是因為有政治力量——包括國民黨的軍政、特務、四大家族操縱市場，支持投機商人囤積居奇。現在這一因素不復存在，但是敵人封鎖尚在，全國範圍內解放戰爭尚未結束，投機商人還在興風作浪，穩定市場工作還是相當艱鉅的。他認為當時上海正處於新舊經濟交替過程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改造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難，而不是跌下去爬不起來的困難。只要根據十六字方針和毛主席關於合理調整工商業的指示，是完全能夠克服困難，爭取好轉的。潘漢年的講話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具有很大的說服力，使人們認清了困難的性質，增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潘漢年也鼓勵我們要實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情況，不要怕別人講我們右傾。他說：“這是我們從事工商統戰工作人員的職責。”記得解放初期，在稅收工作中曾出現虛盈實稅、畸輕畸重等問題，工商界意見比較多。我們把當時的實際情況向潘漢年反映後，他就和許滌新兩人親自寫信向陳雲彙報。後來根據陳雲的指示，經過調查研究，同工商界協商了辦稅原則，決定分別大中小戶不同情況，把上海工商業戶分為幾種納稅方式，對於具有現代化會計制度、帳冊齊全的，自報查帳，依率計徵；對於中小戶，一般能記帳的，進行民主評議；凡營業額較小、又無帳冊的，大體按自報平均營業額，定期納稅，從而保證了稅源、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達到了公私兩利的目的。

潘漢年在統戰工作中，和非黨友好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當時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說他右了。但他毫不動搖，始終堅持貫徹統戰政策，並對我們說：“將來你們會理解的。”

潘漢年在解放前地下鬥爭時期和在掌握政權後，長期和黨外民主人士相處。幾十年來，這些民主人士雖歷經風浪，但仍能堅持跟黨走，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還擔任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這是同潘漢年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這一事實既說明了黨的統戰政策的勝利，也記載了潘漢年同志對黨的事業作出的貢獻。

1995年5月

潘漢年為我們設計走向進步的“高架橋”

經叔平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了，工商界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少部分有資力的工商業者逃向國外，大部分工商業者，表面上歡迎解放，但內心裡疑慮猜測，靜觀其變。

我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我繼承父業辦了一家捲菸廠，躋身於上海工商界，在同業中也算是一位高層中堅分子。我思想比較開放，有能力判斷事物的是非與黑白，進步與落後。在當時，我跑到國外去不是沒有機會，但要繼續去受帝國主義壓迫，太沒有意思了，而且也是沒有前途的。那麼，在共產黨領導下，工商業者有沒有前途呢？我一時也吃不準，只有等著看，廠能辦就繼續辦，不能辦就關門歇業，靠雙手過生活有什麼不好。

共產黨三大法寶之一，就是統一戰線。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擔任了上海市副市長。他相當關心上海工商界，認為統戰工作任務之一，就是要對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層份子搞穩定工作。今天回憶往事，雖事隔四十餘年，但還歷歷在目。潘漢年同志確實是一位高明領導者。他深切瞭解上海工商界情況，在開展思想教育工作時，不是教條式的板起面孔空談馬列主義理論，而是對我們反映的問題仔細分析，很講原則性，有褒有貶。而且與人為善，充分體現共產黨人的寬大胸懷，令人悅服，這樣做效果很好。他還想出一套獨特方法，即不是直接由共產黨員來做思想教育，而是通過工商界中自己人來現身說法，潛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輕鬆愉快地擁護共產黨的各項政策。

這項工作當時由盛丕華同志的兒子盛康年來擔任。他原本是上海開美科藥廠經理，生活作風與工商界人士很容易接近。其實他早在1947年隨黃炎培、盛丕華等赴香港，與中共地下黨領導潘漢年等接觸，接受了新思想。所以，解放初對上海上層工商界的聯絡工作，就由他來擔任。工商界中的高層分子榮毅仁、劉靖基、劉念義、鬍子嬰、嚴愕聲、經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等當時思想上起了很大變化，要求學習，要求進步。就在潘漢年領導支持下，於1951年“七一”黨的生日這天，成立了工商界“七一”學習會。取名“七一”主要表示決心跟共產黨走的願望。“七一”學習會成立後，始終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親切關懷，潘漢年、許滌新、吳雪之等黨政領導都先後應邀來學習會做報告，講解黨的工商政策，起了指導方向的作用。對工商界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學習組織。它幫助我們工商業者走上康莊大道。從此以後，工商業者參加了一系列愛國活動，如擁護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全行業公私大合營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也能經受嚴竣考驗，對黨堅信不疑。“七一”學習會，幫助工商界高層中堅分子的思想認識提高，積極帶頭，發揮了重大作用。“七一”學習會是一座使我們工商業者跟黨走社會主義大道的“高架橋”。今天回憶起來，更令人懷念設計與建造這座“高架橋”的工程師潘漢年同志。

“七一”學習會，會員入會限制很嚴，有不成文的入學標準，如：政治上要求進步，經濟實力雄厚，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聲望，能廣泛聯繫群眾等。申請入會者，先由已入會的會員介紹，經幹事會討論一致同意後（注：幹事會由榮毅仁、劉靖基、劉念義、嚴諤聲、經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組成。盛康年是召集人，負責幹事會的具體工作），向全體會員會議提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接納新會員的原則是寧缺毋濫，只要有一票否決即不予批准。由於把關極嚴，直到1952年2月僅有會員49人。

學習會的會員雖少，能量卻很大。會員中大工商業家最多，佔65％，工商界代表人物佔25％，其他知名人士佔10％。就政治地位而言，會員中有上海市副市長兼市民建、市工商聯主委盛丕華；上海市財委副秘書長嚴愕聲；市協商會副秘書長盛康年；市工商聯秘書長鬍子嬰。另有市政府委員；市協商會委員；市工商聯副主委、常委、執委；主要行業同業公會主任或負責人。學習會中有民建會員33人，佔會員總人數約三分之一。雖然民建會員一般不以民主黨派的身份活動，但是民建會員對“七一”學習會潛在的影響是顯著的。就社會關係而言，成員分別代表棉紡織、毛紡織、麻織、染織、橡膠、火柴、水泥、化工、造紙、製藥、捲菸、機器及公用事業等14個大工業。紙品、百貨、金融、棉布、地產、國際貿易等六大商業。以上情況表明，“七一”學習會彙集了上海工商界各行各業的頭面人物，是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工商業者眾目所矚的塔尖，對工商界頗具吸引力和影響力，它的一舉一動都起著表率與示範作用。

今天我緬懷這段往事，飲水思源，不能忘懷我們的啟蒙導師、解放上海後與工商界接觸的潘漢年副市長。他以多年的革命工作經驗，深遠眼光、特殊的方式，把工商界中的上層中堅分子，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積極分子。目前，我們工商界中榮毅仁同志光榮擔任了國家副主席要職，劉靖基同志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我在負責全國工商聯工作。其他我們工商界不少同志都在各省市的人大、政協中擔任重要職務，還有不少人在發揮餘熱，為社會主義事業添磚加瓦。我們有今天，不能不想念“七一”學習會，想念掘井人潘漢年。

1995年7月1日於北京

對潘漢年夫婦的一段回憶

陳銘珊

說起潘漢年同志在上海的事蹟，我接觸不多，沒有什麼密切的交往。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當時盛康年同志發起組織“七一”學習會，參加的人都是些工商界代表性人士，聚會在一起，學習《平凡的真理》，地址是在永福路52號一個工商業者紡織界董旋生先生的花園別墅裡。每人交一定費用，邊吃晚飯邊聊天，有時吃後再談，談談自己的思想和學習體會，也談談稅收等問題。因為當時我們工商界最關心的是上繳的稅收，民主評議，幅度很大，有點吃不消。有一次，潘漢年同志應盛康年之請來和我們見面，談談當時的形勢和稅收政策。潘漢年同志談話很平和，一點沒有火氣，他說：“國家要建設，工商界賺了錢向國家繳稅，也是應該的，至於說繳的數字多少，可以根據利潤多少，多賺多交，少賺少交，不賺不交，有什麼問題可以通過康年同志反映。”因為康年同志是與工商界有密切聯繫的。潘漢年同志坐在我們中間一張椅子上和我們說話，好像他沒有吃飯，是在我們吃飯後才來的。穿的是藏青列寧裝，沒有穿軍裝，和大家比較容易接近。他的講話對我很有幫助，至今不忘。使我最難忘的是一位著灰佈列寧裝的女同志。在“五反”運動中碰到我，走到我身邊來，問我對“五反”的感受怎樣，當時我流露出有點恐懼的情緒，她鼓勵我要鼓起勇氣，繼續辦好企業，為發展生產作出貢獻。我覺得她和藹可親，語重心長，句句人耳。當時我只知道她是統戰部的一位工作同志，我很敬重她，我覺得黨的關懷，又從她的口中聽到了。後來才知道她就是潘漢年同志的夫人董慧同志。她在潘漢年同志身居副市長高職之時，卻毫無架子地做我們的工作，與潘漢年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他們夫婦兩人那平易近人的印象，永遠牢記在我心中。值此紀念潘漢年同志誕辰90週年之際，緬懷之意，縈繞心頭，深感黨的英明偉大，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

1995年5月1日於上海

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傑出代表

謝黎萍

在潘漢年的革命生涯中，統一戰線工作佔據了重要地位。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潘漢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會名流中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面抗戰思想，爭取各界上層人士理解、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治主張，並且配合與協助黨的各項工作的開展。

潘漢年於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後出任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和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在兩辦事處有關統戰、情報、組織整理、救亡宣傳、武裝鬥爭等各項工作中，潘漢年主要負責上層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在統戰工作中，潘漢年與上海各界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爭取他們對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大力支持，從而有效地推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並且向縱深發展；同時，潘漢年還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大好時機，通過與國民黨的談判鬥爭，以各種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陣地。

宋慶齡自1931年8月奔母喪從德國柏林回國，宣佈“留滬休息”後，就一直在上海開展革命活動。1936年潘漢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與宋慶齡保持長期的聯繫。他這次從陝北出來時，身上帶有毛澤東9月18日所寫的致宋慶齡信。信中毛澤東除了對宋慶齡的革命救國行動表示“無限的敬愛”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告訴宋慶齡“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前公開活動之辦法。”“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①潘漢年一到上海，就與宋慶齡取得聯繫，並向她面交了毛澤東給她的信件。為使他們之間的聯繫保持經常化，潘漢年與宋慶齡約定由地下黨員、特科工作人員李雲（即祝秀貞）擔任他們之間的交通聯絡員。之後，無論是在魯迅病重期間討論為魯迅治病之事，還是開展“救國無罪”鬥爭；無論是購置電台，還是為中共中央籌借款項；無論是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廣泛接觸，還是西安事變中向南京方面力陳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無論是開展抗日救亡宣傳，還是組織公開的抗日救亡團體，潘漢年都及時與宋慶齡交換意見，並且取得了宋慶齡對我黨工作的大力支持。僅以宋慶齡對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文協”是上海地下黨領導下以國共合作形式誕生的最早的群眾性救亡團體，宋慶齡不僅出任“文協”理事，而且還積極參加“文協”的募捐及宣傳工作。在“文協”機關刊物《救亡日報》上，經常可以看到她寫的文章。正是由於得到像宋慶齡這樣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協”的抗日救亡活動得以蓬勃開展，並且成為當時上海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核心，也是上海眾多救亡團體中吸納會員最多的一個。

①《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1—62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對救國會領袖陶行知、鄒韜奮，潘漢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國途經香港時，已與他們建立了聯繫，還就國內的政治形勢、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以及我黨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與他們交換了意見。在潘漢年的影響下，陶、鄒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請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國同胞書》，以表示他們對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策略轉變的支持。鄒韜奮還將《告全國同胞書》帶至上海，請救國會另兩位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簽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鄒四位救國會領袖署名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的公開信在《生活知識》上公開發表。在這一公開信中，四位領袖表示堅決贊同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改變“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聯合紅軍，共同抗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一公開信後，曾撰寫了《論團結禦侮——復章、陶、鄒、沈》一文。當潘漢年前往上海前，毛澤東又寫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的信。毛澤東在信中對四位先生的“救國言論和英勇行動”表示“無限敬意”，希望“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作更親密的合作”。信中還特別指明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①這樣，使潘漢年和救國會領袖們的聯繫，成為中共高層領導的委託。潘漢年不斷地向他們轉達中共關於團結禦侮的信息，同時又從他們那裡得到各種支持。特別是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下令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鄒韜奮、史良，製造了“七君子”事件後，潘漢年非常關心七君子被捕後的情況，還親往蘇州監獄探望七君子。當七君子在全國人民愛國無罪的強烈呼聲下獲釋回到上海後，潘漢年又代表黨去探望他們，並向他們轉達了新形勢下中共的抗戰方針，還約請宋子文和救國會諸位領導人見面，以促進救國會與國民黨之伺的聯繫，推動國民黨政府抗戰。

①《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救國會領袖、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曾在上海主持過銷量達15萬份的《生活週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辦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別是進步青年中具有深遠的影響。1937年7月31日韜奮出獄後，依然決定以他所熟悉的新聞宣傳工作，投身於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8月9日，僅僅用了20天的時間，由韜奮主編的《抗戰》3日刊（後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漢年根據周恩來關於以文化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救亡運動的指示，非常支持韜奮的工作。他經常為《抗戰》）3日刊撰寫文章，他所寫的《全面抗戰釋》、《動員群眾的基本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以簡練的語言，精闢的論述，向人們傳達了全面抗戰的精神實質，批判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他的具有政治導向性的文章，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也進一步擴大了《抗戰》3日刊在群眾中的聲譽。

潘漢年與郭沫若可謂是老朋友。早在創造社時期就共過事。以後郭沫若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上海請潘漢年到南昌，幫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張週報——《革命軍日報》。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兩位老朋友一別就是19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拋雛”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抗戰，潘漢年代表黨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雖不減當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談舉止中，卻常常流露出些許惆悵。潘漢年瞭解到郭沫若惆悵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圖的願望與對時局、人事生疏的矛盾。於是，潘漢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後長期在上海工作、對上海情況相當熟悉的夏衍充當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據周恩來希望上海“文協”出一張日報的指示，在與夏衍、胡愈之、鄭振鐸、張志讓商量後，決定請郭沫若出任即將出版的“文協”機關報——《救亡日報》社社長。在潘漢年的幫助下，郭沫若又重現了他昔日政治活動家的風采。無論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電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敵的電報中，還是在“文協”所屬國際宣傳委員會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中；無論是在“文協”假交通部國際電台舉辦的抗日講座中，還是在組織戰地服務團工作中；無論是在與上海舊劇界商討舊劇如何適應抗戰形勢，還是在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的一系列活動及浦東各界舉行的軍民聯歡會上，人們又聽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陳詞，看到了郭沫若為抗戰奔走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