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啟發性的信

三原警司閣下:

久疏音問,至以為歉。在博多首次識荊以來,倏已三月,近接來信,至感至感。

記得首次會面時,玄界灘尚寒鳳撲面,將近早春;現在五月近半,日照逼人,汗流泱背。閣下如遇閒暇,務祈再來一遊。

大札提及該案調查之事尚在進行之中,令人感佩。愚年齒徒增,對閣下精神,實深欣羨。但目前也有數言,隨信提出,僅供參考。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早晨的香椎海岸男女情死案,愚曾在本署諸先輩冷眼旁觀中,略事調查,後經尊駕全力追查,發現了意料未及的重大事件,實令人感慨欣慰,兼而有之。今後尚望將推斷詳細經過,有以教我。

拜讀來函,得知閣下辛勞備至。此案目前尚未水落石出,應再堅持到底。愚服務警界二十載,所遇奇案亦復不少,其中,或迎刃而解,而至今未能釋疑者亦多。思憶前事,時常覺得某案某案如當時能如此進行,或許有利,因而後悔莫及。

茲舉一例,此事至今未能忘懷。二十年前,福岡郊外平尾地方,發現老婦腐屍一具。頸部留有勒繩紅印,顯系被絞勒而死。發現時間為五月,警醫鑑定,已死三個月以上,因屍體尚著棉衣。其後,愚發現可疑人犯一名,然系四月初旬才從遠地遷移至死者住屋附近。但死者既身穿棉衣,必然死於一月、二月或三月份。死者既然死於三個月之前,而疑犯在一個月前才遷至當地,此案因此拖延未決,終未破案。

但撫今追昔,可以發現該警醫有將死亡期限誇大之嫌。屍體陳腐,鑑定勢有困難,時間長短悉從人言,亦即含有個人判斷之誤差在內,而該警醫之判斷,實將日期判至過早。只憑一件無袖棉坎肩,便咬定了死亡時間。

現在想來,四月初旬,天氣仍甚寒冷。老婦被殺之日,也可能是該日氣候突然轉寒,死者乃從箱籠之中取出棉坎肩穿上。老人有此痺習,並非鮮見。由此可見,身著棉衣,也並非一定限為冬季,四月初旬,亦非無可能。如當時能夠如此判斷,則疑犯行兇之罪必可成立也。

此案未破,至今追悔莫及。此事不過一例而已,同樣情況甚多,舉不勝舉。

總而言之,依照上述經驗,凡對某疑犯抱有懷疑,務須一查、二查、三查。但查案之時,時有先人為主之觀念,也須避免。

閣下所提及之安田辰郎,令人注目。此人故意安排目擊者,使人在東京車站看到情死的佐山和阿時一同登車。是故安田此人,必如閣下所稱,與情死案有重要關係。而且一如閣下所想像者,他當夜必在香椎現場,在案中扮演某一角色。

由此而想到,情死案發生的當晚,亦即一月二十號夜間,香稚火車站和香椎電車站各有一對男女下車,一對恐為佐山和阿時,一對恐為安田同某婦人。這兩對男女幾乎在同時下車。前往海岸現場。

目前的疑點是,安田所帶之女人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從案情向前推斷,安田既然安排兩人情死,則此女人在行動之中也有出現之必要。換句話說,如無此女人,則安田所策劃的工作即無法成功。

自接華翰之後,愚又赴香椎海岸一行。時間則選擇在夜晚,與半年前不同之處在於晚風吹來,沁人心腑,因此有數對情侶,在昏暗中並肩散步。布鎮燈光極遠,只能暗見情侶黑影輪廓。就青年男女而言,實為好場所。但就佐山和阿時、安田和另一女人而言,這兩對男女在一月二十號深夜,暗藏黑夜之中,分別在這一帶散步。照當時情況推算,兩對男女距離約為六七公尺,不能互認彼此之模樣。所遺憾者,現在已無法證實當場情況,只憑推斷而已。

其次,閣下所詢安田於二十一號晚間所宿旅館之事,尚無頭緒,因時間相隔已久,旅館登記姓名假名又多,甚至此間尚有可以不登記姓名即可住宿之旅館。今後雖將繼續調查,唯希望甚微。

愚曾思及,佐山二十日在旅館接到電話,招其出外者為女人聲音,過去一向以為此人必為阿時,但是現在分析,為系安田所帶之婦人,實亦有此可能。當然,此種推斷尚無根據,僅為偶發此想。但如安田已知佐山在旅館中化名為“菅原”,則該女人“請菅原先生聽電話”之舉,亦非不合道理。故此,打電話之女人並非一定為阿時。

如果再將這一看法進一步推展,則佐山在博多旅館等待了一星期之久的人,並非一同自殺的阿時,而很可能是那個謎一般的女人。正如閣下所說,阿時並未與佐山同乘車至博多,而系中途在熱海或靜岡下車。換句話說,阿時所負擔之工作,亦無非自東京車站與佐山同時上車、而在中途下車而已。如果由此考慮,則安田安排第三者目擊佐山與阿時同乘火車之做法,來龍去脈可更加吻合。安田分明是企圖使人看到情死的男女兩人曾經一同自東京出發。但道理何在,尚無根據,有待繼續研究。

如果此推測正確,則在熱海或靜岡下車的阿時,至二十日夜晚情死於香椎海岸之間的時間內,留在何處,尚未清楚。下落何在,雖然未明,但這一部分之推理頗有根據。因佐山屍體中,存有“客人,一位”之餐車飯票一張,充分證明阿時並未與佐山同到博多。此一愚見在閣下前次來此時,業已奉告。

尊信所言,安田辰郎如真在二十號夜間出現香椎海岸情死現場,則必不可能於二十一號乘“球藻號”列車到達北海道札幌。而且,閣下曾在航空公司詳細調查,亦未發現其搭乘飛機之痕跡。此案雖應經由常識詳細判斷,但亦望吸取本信所提之“無袖棉坎肩”一案的經驗,無論如何,再次再三,玩味推敲。

久未通信,突接尊函,實甚忻喜,故亦不嫌冗長,走筆奉復。唯因年事已高,措辭不當,話題反覆不已,不如閣下信中條理清楚,言簡意賅。說來汗顏,祈勿見笑。福岡方面如須有盡力之處,請隨時通知,當全力協助。

敬祝此案早日破案,今後如有閒暇,盼來九州一遊。

 鳥飼重太郎拜覆

三原疲勞不堪。他陷入了鋼牆鐵壁陣,左突右衝,都打不開缺口。

把鳥飼重太郎的長信放在口袋申,走出警視廳,又來到經常光顧的那家咖啡館。

中午剛過,座無虛席。三原正在四下找位,一位女郎謙讓道,“就請坐這裡吧!“

是位少女,獨自一人坐在那裡閒啜著紅茶。桌子對面的座位還空著。和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客搭台,總有些不自在。三原只坐著一半座位,心神不寧地喝咖啡,自己也知道,面色不大好。

鳥飼重太郎的信,對他的憂鬱心情頗發生了一些刺激。可是,到現在還不知道把力量用在哪裡?來信頗有啟發,不過過於抽象。

果然不錯,二十號夜晚,如果歸納為兩對男女分別從香椎車站下車,則那謎一般的女人的確值得推量。然而,這件事正如鳥飼自己所說,什麼實證也沒有。這兩對男女,偶然在同一時間從不同車站下車,也許是完全沒有關係。也就是說,佐山同阿時從香椎火車站下車,路過香椎電車站時,在兩處地方都為人看到。鳥飼曾經親自度量過兩個車站的距離,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安田出現在情死現場,是為了扮演某一種角色,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可是,現在又增加了一個女人,這倒反而複雜了。安田的工作顯然是多方面的,所以需人幫手。要幫他什麼忙,這倒可以揣摹幾分。

照此看來,鳥飼所提出的、給佐山打電話的女人並非阿時的說法如果成立,則出現在兩個香椎車站的四名男女,必是佐山同阿時、安田同X女人。

而且,三原對於安田在東京車站安排佐山同阿時一起登車的目擊者一事,始終感到興趣,看那情勢,其目的是使別人確認他們兩入之間的戀愛關係。為伺要經此確認呢?——實在來說,這樣做也就意味著佐山同阿時之間並沒有任何戀愛關係。正是因為沒有關係,才硬要使第三者得到一種印象,要他們看到佐山同阿時同乘一輛火車。而且,兩人情死在“朝風號”列車終點站博多市的近郊。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他們都是情死,毫無疑問。但矛盾就在這裡了,沒有戀愛關係的人,會情死嗎?在這一矛盾之中,也難免有安田辰郎的影子閃爍其中了。

疑問在於阿時由於什麼理由,中途在熱海或靜岡下車?這件事,主要是由鳥飼探員根據餐車“客人,一位”的餐票推斷出來的。鳥飼按照男女間的微妙心理,作此推斷,但只是屬於臆測,而無確實證據。老探員眼光固然銳利,同時也有困難。現在搜查案情到處碰壁,如果要調查同時在熱海或靜岡下車的行動,恐怕也無濟於事了。

三原愁眉苦臉地飲著咖啡,正思索到這裡,突然旁邊出現了一個人影,原來是對面座位上,有一個青年坐到那少女的身邊。

“真是來晚了!”青年說道。剛才還無精打采的少女,現在露出笑容,滿面生輝了。

“飲什麼?”少女向身旁的青年問道。

“咖啡!”青年一邊對她微笑,一邊叫了東西。“讓你等了好半天吧?”

“可不是,有四十分鐘。喝了一杯咖啡,又要了一杯紅茶!”

“真對不起。”青年致歉。“等了半天巴士都不來。那條線的巴士,時間完全不準。晚二十分鐘是平常的事。”

“既然是必須搭巴士,也就沒有辦法了。”少女說到這裡,高高興興地張望了一下手錶。“剛開場,趕快把咖啡喝了吧。”

三原出神地傾聽他們的全部對話。一般的青年男女時常有此情形。三原點燃香菸之際,青年已經把剛剛送到的咖啡一飲而盡,同女友一同起身離座。

三原這才把身體裡靠,坐得穩當一些。對面的茶杯、咖啡杯還擺在檯面上,杯裡殘留著一些黑色液體。

(搭乘定時巴士誤了點,這個男的一定是住在郊外。)

這件事同正在思索中的案件毫無關係,思之無益。

然而,並非思之無益。三原突然定住眼神。一個念頭在腦海中閃過。

(妄田不讓札幌的河西到車站月台接車,而特別打電報指定他到候車室等待,分明是考慮到萬一飛機因天氣關係誤點,不能按時趕到!)

三原凝視著牆上油畫,全力恩索。

——安田本來認為,如果讓河西到札幌車站迎接,親眼看他下車,效果自然最好。可是,他怕天氣不好,飛機誤點兩三小時,就會露出破綻。萬一飛機誤點,他就不能再從札幌車站坐車到小樽,再由小搏乘“球藻號”列車回到札幌。萬一河西到了札幌火車站月台,看不見安田從“球藻號”下車,豈非不妥。

深謀遠慮的安田,把這種可能發生的情況都計算在內了,因此才打了那封“在候車室見面”的電報。

三原的雙眼放出了喜悅的光輝。

“沒錯了!”安田如此精細安排,豈不是反而證明了他曾經乘搭飛機來往麼。

三原滿懷興奮走出咖啡館,外面陽光耀眼。

等一等——三原又想到一件事。安田那封電報是從何處打出去的呢?

三原拿定主意,要先從安田的北海道之行下手。

安田到北海道旅行,事先也作了不少安排。在“球藻號”火車內同北海道官員會面是一個例子,但最顯著的事還是他命河西到札幌火車站迎接。據河西說,把他叫到車站去,並無要緊事情。現在的問題是,那封電報是從哪裡打去的呢?三原到札幌進行調查時,河西目稱已將電報撕毀扔掉。發電地址是無法調查的了。

安田在二十一號早晨自福岡乘飛機起飛。他可能由福岡電報局、博多電報局或板付機場打出。但是,看來不像。安田城府甚深,為了慎防河西研究發電地點,他一定是從東京打出去的。也就是飛機自福岡飛到東京羽田機場之後,在換機飛往札幌之前的一小時候機時間,從機場打出去。

可是,這個道理也講不通。到了羽田機場之後,他應該已經曉得到達札幌的確實時間,既知飛機可以準時到達,那麼,他就有可能由札幌到小樽,再由小樽折返回頭,乘“球藻號”列車回到札幌。既然如此,他就沒有理由再命河西到候車室迎接,而應該直接電令河西前往札幌火車站月台迎接,親眼看到他從“球藻號”列車下車,以增強效果。

想到這裡,三原打開記事簿,翻到河西講話的記錄部分。河西說的是:“那封電報是一封普通電報,記得是二十一日十一點鐘收到的。”

按二十一日十一點鐘收到來計算,東京札幌間的電報拍發需要兩個鐘頭,應該是早晨九點鐘拍電。那時刻,安田正坐在自板付機場起飛的飛機中,恐怕剛剛飛到廣島縣或岡山縣的上空,安田本人還未到東京呢?

如果是在福岡電報局打的,情況如何?福岡札幌間的電報大約也需要兩個鐘頭。安田如果在板付機場八點鐘上飛機前拍電,那麼,電報在十一點鐘左右送到河西手裡,時間還能吻合。

(這麼說,安田這封電報還是從福岡打出去的?)

如果能把發電地方尋到就好辦了,不過,安田恐怕不會這樣粗枝大葉。話雖如此,三原仍然決定立即同福岡縣警察署聯繫,要求調查二十一日市內收發電報情況。

三原回到警視廳,向科長彙報工作。

“不錯,注意得很周到。”科長笑逐顏開。“讓河西在候車室等待這一點。分析的理由很清楚。馬上就同福岡警署聯繫,要求調查。不過,安田雖然自己不能在東京打電報,也許是拜託其他人打的。”

“說得對,”三原答道。“我也調查一下東京的電報局。”

研究已畢,科長喝著茶笑道:

“你好嫁是每逢出去喝一次咖啡,就能想出一次高棋。”

“外面的咖啡合我的路數啊!”三原開了個玩笑。

“不過,這封電報如果是從東京打的,倒沒有什麼。正如你剛才所說,如果是從福岡打的,不就證明安田那天早晨果然是在福岡麼?”

“不!”三原意見不同。“如果是從東京打的電報,反倒怪了。從那個時間推斷,絕不是安田自己打的,而是有人效勞。我倒想知道是誰代辦的。”

“安田手下的職員?”

“不像。”

“為什麼?”

“安田啟程去札幌,是二十日下午二時左右。如果當天不打,而吩咐到第二天早晨九點再打電報,豈不引起詫異。安田這個人的性格,是無微不至的,他非常注意不要到將來調查時露出馬腳。”

問答至此終了。

可是,經過兩三夭的調查,探員回報,東京的任何電報局在當天都沒有收發過這樣一封電報。

福岡警署的回答也是一樣。福岡縣、博多市的電報局部無此電報。

三原慌了手腳。

“不發電報就不會收到電報。這傢伙是從什麼地方打的電報呢?”

三原不覺連連敲擊自己的頭。

“我真是糊塗。為什麼不到收電的電報局去問?”

這件案子費時傷神,頭腦似乎硬化了。

三原立即向札幌警察署要求調查。

迴音第二天就來了。

“該電系一月二十一日八時五十分自青森縣淺蟲車站拍發。”

既不是東京,又不是福岡。而竟是青森縣的淺蟲溫泉。這是特別快車到達終點站青森車站前的一站。

三原大感意外。

但是,仔細推敲下來,也並不意外。它不正在從東京丟北海道的路線上嗎?他特別注意到八時五十分這一時間,查一查火車時間表,發現正是從東京上野火車站開出去的“十和田號”列車剛離開淺蟲車站的時間。

一定是火車乘客拜託列車長髮出去的電報——三原直感。

二十一日早晨,經過淺蟲車站的火車,不正是安田自稱搭乘前往的“十和田號”列車嗎?這列車與青森函館第十七班渡輪銜接,剛好趕上從函館開出的“球藻號”列車。

(哎,看起來,安田果然真是坐“十和田號”列車了。)

搞來搞去搞不清。越是調查,越是證明安田的話毫無錯訛。

三原轉過頭去,科長立刻說道,“你以為那封電報真是安田辰郎打的麼?”

“什麼?”三原猛地抬頭。

“啊呀,你不是說過,有人代勞麼?”

——有人代勞。

三原凝視著科長的面龐。“對,我明白了,科長。”三原全力說道。

“你這傢伙,自己說的話反而忘了。”科長放聲大笑。

三原立即打電話到東京上野車站的乘務部。“喂,喂,去青森的‘十和田號’列車的列車長,是由你們這裡派嗎?”

“對的,全部都是。”答得很爽訣。

三原跳上警視廳的汽車,立即奔往上野車站的乘務部。

出來會面的是副部長。

“今年一月二十日二零五次‘十和田號’列車,請你等一等,”他翻開出勤簿,“是個姓梶谷的人,正在這裡,我馬上叫他來。”

“拜託了。”三原的心怦怦地跳著。

被召喚來的列車長是個三十歲左右、很精明仔細的人。

“噢,是這件事。電報內容我記不太清楚了,我只記得未到淺蟲車站之前,在小湊車站附近,有人託我打一封電報。大概就是一月二十一號早晨的事。除此之前,就沒有在附近打過電報了。”

“託你打電報的旅客,有什麼特徵嗎?”三原全心全意期望這位列車長記憶清晰。

“是臥車上的客人。記得是個又瘦又高的人。”

“什麼?瘦子,不是很胖的人嗎?”三原心中大喜,又仔細釘問一句。

“不,一點都不胖,是個瘦子。”列車長逐漸把記憶恢復起來。“當時是兩個人在一起。”

“一起兩個人?”

“我剪票的時候發現的。那個人連旁邊的人的車票一齊交給我。旁邊那個人好像是位要人,樣子神氣。瘦子對他非常低聲下氣。”

“那麼,是那個辦事員要你打電報。”

“對的。”

——安田辰郎的電報果然是有人代打的。那位要人,一定是××部的石田司長。陪伴他的辦事員又是誰呢?

三原一向以為,石田司長到北海道出差,只是獨自前往。哪知,一個部的司長級人士,還會有辦事員同行。

三原於是暗中調查,一月二十日伴隨石田司長前往北海道的事務員到底是誰。

是個名叫“佐佐木喜太郎”的人。這個人正是在前幾天曾經奉了石田司長之命,拜訪笠井科長,證明安田辰郎的確搭乘了“球藻號”火車的人。

第二天,三原飛赴青森縣。

他把一月二十一日的青森函館渡輪旅客表再度詳查了一遍。

石田司長和安田辰郎的名字都有。可是,並沒有佐佐木喜太郎之名在內。——現在瞭解了,是佐佐木喜太郎冒著安田辰郎之名,搭乘了渡輪。

矗立在三原面前的石壁崩塌了。他終於獲得了勝利。

其後的事就是要追查為什麼會有安田辰郎的親筆筆跡在旅客表上出現了。不過,在此以前的複雜關鍵都已解決,這件小事還會造成什麼困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