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溫斯頓寫道:如果有希望的話,希望在無產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話,希望一定(must)在無產者身上,因為只有在那裡,在這些不受重視的蜂擁成堆的群眾中間,在大洋國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間,摧毀黨的力量才能發動起來。黨是不可能從內部來推翻的。它的敵人,如果說有敵人的話,是沒有辦法糾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認出來的。即使傳說中的兄弟團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無法想象,它的團員能夠超過三三兩兩的人數聚在一起。造反不過是眼光中的一個神色,聲音中的一個變化;最多,偶而一聲細語而已。但是無產者則不然,只要能夠有辦法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進行暗中活動了。他們只需要起來掙扎一下,就象一匹馬顫動一下身子把蒼蠅趕跑。他們只要願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黨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說,他們遲早會想到要這麼做的。但是——!

他記得有一次他在一條擁擠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條橫街上有幾百個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在大聲叫喊。這是一種不可輕侮的憤怒和絕望的大聲叫喊,聲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鐘聲一樣迴盪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開始了!他這麼想。發生了騷亂!無產者終於衝破了羈絆!當他到出事的地點時,看到的卻是二三百個婦女擁在街頭市場的貨攤周圍,臉上表情悽慘,好象一條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樣。原來是一片絕望,這時又分散成為許許多多個別的爭吵。原來是有一個貨攤在賣鐵鍋。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腳貨,但是炊事用具不論哪種都一直很難買到。

賣到後來,貨源忽然中斷。買到手的婦女在別人推搡擁擠之下要想拿著買到的鍋子趕緊走開,其他許多沒有買到的婦女就圍著貨攤叫嚷,責怪攤販開後門,另外留著鍋子不賣。又有人一陣叫嚷。有兩個面紅耳赤的婦女,其中一個被頭散髮,都搶著一隻鍋子,要想從對方的手中奪下來。她們兩人搶來搶去,鍋把就掉了下來。溫斯頓厭惡地看著她們。可是,就在剛才一剎那,幾百個人的嗓子的叫聲裡卻表現了幾乎令人可怕的力量!為什麼她們在真正重要的問題上卻總不能這樣喊叫呢?

他們不到覺悟的時候,就永遠不會造反;他們不造反,就不會覺悟。

他想,這句話簡直象從黨的教科書裡抄下來的。當然,黨自稱正把無產者從羈絆下解放出來。在革命前,他們受到資本家的殘酷壓迫,他們捱餓、捱打,婦女被迫到煤礦裡去做工(事實上,如今婦女仍在煤礦裡做工),兒童們六歲就被賣到工廠裡。但同時,真是不失雙重思想的原則,黨又教導說,無產者天生低劣,必須用幾條簡單的規定使他們處於從屬地位,象牲口一樣。事實上,大家很少知道無產者的情況。沒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們繼續工作和繁殖,他們的其他活動就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由於讓他們去自生自長,象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樣,他們又恢復到合乎他們天性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自古以來的方式。他們生了下來以後就在街頭長大,十二歲去做工,經過短短一個美麗的情竇初開時期,在二十歲就結了婚,上三十歲就開始衰老,大多數人在六十歲就死掉了。重體力活、照顧家庭子女、同鄰居吵架、電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賭博,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們並不難。總是有幾個思想警察的特務在他們中間活動,散佈謠言,把可能具有危險性的少數人挑出來消滅掉。但是沒有作任何嘗試要向他們灌輸黨的思想。無產者不宜有強烈的政治見解。對他們的全部要求是最單純的愛國心,凡是需要他們同意加班加點或者降低定量的時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們有時候也感到不滿,但他們的不滿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他們沒有一般抽象思想,他們只能小處著眼,對具體的事情感到不滿。大處的弊端,他們往往放過去而沒有注意到。大多數無產者家中甚至沒有電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幹涉他們。倫敦犯罪活動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販、各種各樣的騙子充斥的國中之國;但是由於這都發生在無產者圈子裡,因此並不重要。在一切道德問題上,都允許他們按他們的老規矩辦事。黨在兩性方面的禁慾主義,對他們是不適用的。亂交不受懲罰,離婚很容易。

而且,如果無產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許信仰宗教。他們不值得懷疑。正如黨的口號所說:“無產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溫斯頓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靜脈曲張潰瘍的地方。這地方又癢了起來。說來說去,問題總歸是,你無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兒童歷史教科書,這是他從派遜斯太太那裡借來的,他開始把其中一節抄在日記本上:

從前,在偉大的革命以前,倫敦不是象現在這樣一個美麗的城市。當時倫敦是個黑暗、骯髒、可憐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體,成千上萬的人窮得足無完履,頂無片瓦。還不及你們那麼大的孩子就得為兇殘的老闆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如果動作遲緩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給他們吃陳麵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貧困之中卻有幾所有錢人住的華麗的宅第,伺候他們的傭僕多達三十個人。

這些有錢人叫做資本家。他們又胖又醜,面容兇惡,就象下頁插圖中的那個人一樣。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中做大禮服的長長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禮帽的象煙囪一樣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這是資本家們的制服,別人是不許穿的。資本家佔有世上的一切,別人都是他們的奴隸。他們佔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廠、錢財。誰要是不聽他們的話,他們就可以把他投入獄中,或者剝中他的工作,把他餓死。老百姓向資本家說話,得誠惶誠恐,鞠躬致敬,稱他做“老爺”。資本家的頭頭叫國王——

餘下的他都心裡有數。下面會提到穿著細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腳栲、踏車鞭笞、市長大人的宴會、跪吻教皇腳丫子的規矩。還有拉丁文叫做“初夜權”的,在兒童教科書中大概不會提到。所謂“初夜權”,就是法律規定,任何資本家都有權同在他的廠中做工的女人睡覺。

這裡面有多少是謊言,你怎麼能知道呢?現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這可能(might)是確實的。唯一相反的證據是你自己骨髓裡的無聲的抗議,覺得你的生活條件在無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這種本能感覺。他忽然覺得現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於它的殘酷無情、沒有保障,而是簡單枯燥、暗淡無光、興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現在的生活不僅同電幕上滔滔不絕的謊言毫無共同之處,而且同黨要想達到的理想也無共同之處。甚至對一個黨員來說,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單純地是每天完成單調乏味的工作、在地鐵中搶一個座位、補一雙破襪子、揩油一片糖精、節省一個菸頭。而黨所樹立的理想卻是一種龐大、可怕、閃閃發光的東西,到處是一片鋼筋水泥、龐大機器和可怕武器,個個是驍勇的戰士和狂熱的信徒,團結一致地前進,大家都思想一致、口號一致,始終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戰鬥、取勝、迫害——三億人民都是一張臉孔。而現實卻是城市破敗陰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著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紀東補西破的房子裡,總有一股爛白菜味和尿臊臭。他彷彿見到了一幅倫敦的田景,大而無當,到處殘破,一個由一百萬個垃圾筒組成的城市,在這中間又有派遜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個面容憔悴、頭髮稀疏的女人,毫無辦法地在拾掇一條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腳脖子。電幕日以繼夜地在你的耳邊聒噪著一些統計數字,證明今天人們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寬敞,玩得痛快——他們比五十年前活得長壽,工作時間比五十年前短,身體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強壯,日子比五十年前過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聰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沒有一句話可以證明是對的或者是不對的。例如,黨聲稱今天無產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識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黨聲稱現在嬰兒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這有點象兩個未知數的簡單等式。很有可能,歷史書中的幾乎每一句話,甚至人們毫無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於虛構。誰知道,也許很有可能,從來沒有象“初夜權”那樣的法律,或者象資本家那樣的人,或者象高禮帽那樣的服飾。

一切都消失在迷霧之中了。過去給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遺忘了,謊言便變成了真話。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進行偽造的無可置疑的具體證據,那是在發生事情以後: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個證據在他的手指之間停留了長達三十秒鐘之久。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凱瑟琳分居的時候。不過真正重要的日期還要早七、八年。

這件事實際開始於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徹底消滅掉的大清洗時期。到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們已一個不留了。到那個時候,他們都當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發出來。果爾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來,沒有人知道是在什麼地方;至於別人,有少數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數人在舉行了轟動一時的公開審判,供認了他們的罪行後被處決。最後一批倖存者中有三個人,他們是瓊斯、阿朗遜、魯瑟福。

這三個人被捕大概是在1965年。象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他們銷聲匿跡了一兩年,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生死下落,接著又突然給帶了出來,象慣常那樣地招了供。他們供認通敵(那時的敵人也是歐亞國),盜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開始陰謀反對老大哥的領導,進行破壞活動造成好幾十萬人的死亡。在供認了這些罪行之後,他們得到了寬大處理,恢復了黨籍,給了聽起來很重要但實際上是掛名的閒差使。三個人都在《泰晤士報》寫了長篇的檢討,檢查他們墮落的原因和保證改過自新。

他們獲釋後,溫斯頓曾在慄樹咖啡館見到過他們三個人。他還記得他當時懷著又驚又怕的心情偷偷地觀察他們。

他們比他年紀大得多,是舊世界的遺老,是建黨初期崢嶸歲月中留下來的最後一批大人物。他們身上仍舊隱隱有著地下鬥爭和內戰時代的氣氛。他覺得,雖然當時對於事實和日期已經遺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們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還要早幾年。但是他們也是不法分子、敵人、不可接觸者,絕對肯定要在一兩年內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沒有一個人能逃脫這個命運。他們不過是等待送回到墳墓中去的行屍走肉而已。

沒有人坐在同他們挨著的桌邊。在這種人附近出現不是一件聰明人該做的事。他們默默地坐在那裡,前面放著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那家咖啡館的特色。這三人中,魯瑟福的外表使溫斯頓最有深刻的印象。魯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畫家,他的諷刺漫畫在革命前和革命時期曾經鼓舞過人民的熱情。即使到了現在,他的漫畫偶而還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不過只是早期風格的模仿,沒有生氣,沒有說服力,使人覺得奇怪。這些漫畫總是老調重彈——貧民窟、飢餓的兒童、巷戰、戴高禮帽的資本家——甚至在街壘中資本家也戴著高禮帽——這是一種沒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要想退回到過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頭油膩膩的灰髮,面孔肉鬆皮皺,嘴唇突出。他以前身體一定很強壯,可現在卻鬆鬆誇誇,鼓著肚子,彷彿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樣。他象一座要倒下來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潰。

這是十五點這個寂寞的時間。溫斯頓如今已記不得他怎麼會在這樣一個時候到咖啡館去的。那地方几乎闃無一人。

電幕上在輕輕地播放著音樂。那三個人幾乎動也不動地坐在他們的角落裡,一句話也不說。服務員自動地送上來杜松子酒。他們旁邊桌上有個棋盤,棋子都放好了,但沒有人下棋。這時——大約一共半分鐘——電幕上忽然發生了變化,正在放的音樂換了調子,突如其來,很難形容。這是一種特別的、粗啞的、嘶叫的、嘲弄的調子;溫斯頓心中所要聽的黃色的調子,接著電幕上有人唱道:

“在遮蔭的慄樹下,我出賣你,你出賣我;他們躺在那裡,我們躺在這裡,在遮蔭的慄樹下。”

這三個人聽了紋絲不動。但是溫斯頓再看魯瑟福的疲憊的臉時,發現他的眼眶裡滿孕淚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遜和魯瑟福的鼻子都給打癟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陣寒顫,但是卻不知道為什麼(atwhat)打寒顫。

以後不久,這三個人又都被捕了。原來他們一放出來後就馬上又在搞新的陰謀。在第二次審判時,他們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帳老賬一起算。他們被處決後,他們的下場記錄在黨史裡,以儆後代效尤。大約五年以後即1973年,溫斯頓在把氣力輸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疊文件打開的時候,發現有一張紙片,那顯然是無意中夾在中間而被遺忘的。他一打開就意識到它的重要意義。這是從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報》上撕下來的——是該報的上半頁,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紐約舉行的一次黨的集會上代表們的照片,中間地位突出的是瓊斯、阿朗遜、魯瑟福三人。

一點也沒有錯,是他們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說明中有他們的名字。

問題是,這三個人在兩次的審判會上都供認,那一天他們都在歐亞國境內。他們在加拿大一個秘密機場上起飛,到西伯利亞某個秘密地點,同歐亞國總參謀部的人員見面,把重要的軍事機密洩漏給他們。溫斯頓的記憶中很清楚地有那個日期的印象,因為那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在無數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這件事的記載。因此只有一個可能的結論:這些供詞都是屈打成招的。

當然,這件事本身並不是什麼新發現,即使在那個時候,溫斯頓也從來沒有認為,在清洗中被掃除的人確實犯了控告他們的罪行。但是這張報紙卻是具體的證據;這是被抹掉的過去的一個碎片,好象一根骨頭的化石一樣,突然在不該出現的斷層中出現了,推翻了地質學的某一理論。如果有辦法公佈於世,讓大家都知道它的意義,這是可以使黨化為齏粉的。

他原來一直在工作。一看到這張照片是什麼,有什麼意義,就馬上用另一張紙把它蓋住。幸好他打開它時,從電幕的角度來看,正好是上下顛倒的。

他把草稿奪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後推一些,儘量躲開電幕。要保持面部沒有表情不難,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無法控制心臟跳動的速度,而電幕卻很靈敏,能夠收聽得到。他等了一會兒估計大約有十分鐘之久,一邊卻擔心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會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過一陣風。然後他連那蓋著的紙揭也不揭,就把那張照片和一些其它廢紙一古腦兒丟在忘懷洞裡去。大概再過一分鐘就會化為灰燼了。

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會保留這張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這張照片同它所記錄的事件一樣,已只不過是記憶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遺留片刻這件事,在他看來仍舊似乎有什麼了不起的關係似的。

他心裡尋思,由於一紙不再存在的證據一度(hadonce)存在過,黨對過去的控制是不是那麼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這張照片有辦法從死灰中復活,也可能不再成為證據了。因為在他發現照片的時候,大洋國已不再同歐亞國打仗,而這三個死人是向歐亞國的特務出賣祖國的。從那時以後,曾有幾次變化——兩次,三次,他也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詞已一再重寫,到最後,原來的日期和事實已毫無意義。過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斷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惡夢感的是,他從來沒有清楚地理解過為什麼要從事偽造。偽造過去的眼前利益比較明顯,但最終動機卻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筆寫道:

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尋思,他自已是不是個瘋子,這,他已想過好幾次了。也許所謂瘋子就是個人少數派。曾經有一個時候,相信地球繞著太陽轉是發瘋的症狀;而今天,相信過去不能更改也是發瘋的症狀。有這樣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個人,如果如此,他就是個瘋子。不過想到自已是瘋子並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錯的。

他揀起兒童歷史教科書,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雙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視著他。好象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壓著你——一種能夠刺穿你的頭顱,壓迫你的腦子,嚇破你的膽子,幾乎使你放棄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東西。到最後,黨可以宣佈,二加二等於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們遲早會作此宣佈,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所處的地位必然要求這樣做。他們的哲學不僅不言而喻地否認經驗的有效性,而且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常識成了一切異端中的異端。可怕的不是他們由於你不那麼想而要殺死你,可怕的是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畢竟,我們怎麼知道二加二等於四呢?怎麼知道地心吸力發生作用呢?怎麼知道過去是不可改變的呢?如果過去和客觀世界只存在於意識中,而意識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麼辦?

可是不行!他的勇氣似乎突然自發地堅強起來。他的腦海中浮現出奧勃良的臉,這並不是明顯的聯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奧勃良站在他的一邊。他是在為奧勃良——對奧勃良——寫日記,這象一封沒有完的信,沒有人會讀,但是是寫給一個具體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氣。

黨叫你不相信你耳聞目睹的東西。這是他們最後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對的龐大力量,一想到黨的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能輕而易舉地駁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論點,他不僅不能理解,因此更談不上反駁,心不覺一沉。但是他是正確的!他們錯了,他是對的。必須捍衛顯而易見、簡單真實的東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確的,必須堅持!客觀世界存在,它的規律不變。石頭硬,水溼,懸空的東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覺得他是在向奧勃良說話,也覺得他是在闡明一個重要的原理,於是寫道:

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承認這一點,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