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這年夏天丹尼和阿巴在尼斯見面的時候,去莫斯科工作的問題第一次被提出來了。眼鏡蛇已經兩年沒有工作,他最近的一次行動,是在南美乾的。他在那裡爆炸了一名外交人員的汽車。

在例行會見中,阿巴出人意外地說:

“國際刑警注意我們了,你去做生意吧,將個需要的時候,我會找到你的。”

他們之間已經建立了一套複雜的、保密保得很好的聯絡系統。他們兩個都在世界上走過很多地方,但相互可以相當快地找到。一旦需要,丹尼往華盛頓寄去一張明信片,而阿巴便把自己的信寄到加那利群島,具體點說就是特內里費島,眼鏡蛇不算年輕的夫人住在那裡一家樸素的公寓裡。前不久她還是一個寡婦,現在瘋狂地愛著自己年輕的俄羅斯丈夫。瓦季姆雖然不算漂亮,但對於一個四十歲的人來說,樣子還是很不錯的,他從來就不漂亮,他的外貌充其量只能說是一般而已,不過,女人很喜歡。他根本不是田徑運動員,身材瘦小、勻稱,一張傻頭傻腦的普通面孔,但卻有一對亮得出奇的透明眼睛,它的目光簡直使女人神魂顛倒,給男人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孩子們是容易受感動、非常敏感的,而且在評價人方面往往非常準確。瓦季姆·丹尼不是在五年級就是在六年級得到自己的綽號眼鏡蛇的。那是在上動物課的時候,放了一部關於蛇的紀錄片,攝影師成功地把一條眼鏡蛇拍得很大。它實際上正對著鏡頭,也就是兩眼直對著觀眾的眼睛。

“眼睛好大啊,真可怕。”不知是哪個學生這麼說了一句。

“對,活像瓦季卡·丹尼的眼睛,特別是在他下賭注的時候。”

從此大家就開始叫丹尼為眼鏡蛇了。其實當時他身上還沒有任何殘酷無情、毫無人性的表現。再說也不能稱他為通常意義上的殘酷的人。他從不折磨動物,即使後來成了刑事犯,丹尼也沒有無緣無故地打過比較弱小的或者依附於他的小夥子。但當母親死去時(他沒見過父親),早上丹尼履行了一切必要的手續,晚上就帶上一個姑娘去電影院,看影片《狂歡之夜》,夜裡就在母親的床鋪上作愛,因為床鋪比被他壓塌了的沙發舒適。

瓦季姆·丹尼生下來就是一個沒有感情的傢伙,對別人的災難、痛苦甚至生命都漠不關心。隨著年歲的增長,他明白了天生的品質使他對周圍的人具有一定的優勢,有時甚至是很大的優勢。

囚犯們在棚子裡發現一個告密者,於是在當地頭目們的會議上判處他的死刑。但在棚子裡佔上風的五個囚犯之中,有兩個是入室行竊的竊賊,一個是騙子,另外兩個是摸人口袋的扒手。但他們誰也沒有殺過人。結果是:“罪犯”有了,“判決”也已作出,可是沒有劊子手,誰也不想沾血,再說也沒有殺人的能力。

七十年代中期,人命還是值錢的,到九十年代成為蠢牛的那些人,當時還沒出生,或者剛進幼兒園。人命不值錢,也就是說像空酒瓶一樣的廢物,沒有任何價值的時代,還沒有到來。當時的形勢,我們非常熟悉:政治局作出決定,往往沒人去執行。

丹尼聽到這個情況,有一次他抓住一個頭頭,無意之中說道:業已造成的局勢,改進並不複雜,他答應幫忙,要求“上面”提高他瓦季卡·丹尼在勞改區內的威信。這位“委員”對一個頑皮男孩的胡言亂語並不相信,但也沒有拒絕。“政治局”開始失去威信,“人民”開始嘲笑他們。瓦季卡又走到“老爺子”身邊,帶著疑問的神色望了他一眼。那頭頭聳了聳肩膀,默默地點了下頭。在這裡眼鏡蛇第一次表現了自己的預見才能。

“晚上,像平時一樣,叫一些願意的人來打牌。很明顯,願意來的人沒有,可我來響應。您把我也邀請到您的宮殿裡去吧。”

領導的棚子裡有自己的紅角①,一般的公民是禁止進去的。有人在這裡喝酒(經常可以弄到酒)、玩牌,牆上掛著航空港的招貼畫,上面畫著一位牙齒雪白的空姐。

①指俱樂部。

在約定的時刻,當時誰也不知道的瓦季卡·丹尼坐在給他擺放的位子上,他抓起一副髒兮兮的牌,說道:

“我懷著深深的敬意,向你們深深地鞠躬。我準備幹你們的活,我的要求很低。幾分鐘以後你們把我從這裡趕出去,然後你們放出謠言,說我贏了,似乎是一名高級‘賭手’。幹完以後,你們又要我來玩,你們又輸掉並且向自己的人認輸。你們告訴人們,說瓦季姆·丹尼是一名很厲害的賭棍,不是刑事犯頭目,但是個受人尊敬的人。我沒有多餘的要求,只想在溫暖之中過完自己不太長的刑期。”

“行,如果你亂說,我們馬上讓你變成蝦子,趴在地上不動。”其中的一個頭目說道。

“行,”丹尼學著他的口吻回答,從桌上抓起幾張揉皺的鈔票。“你要記住自己的話。”他知道他的目光一般人是經受不起的,他望了望說話的那人的眼睛,那人馬上轉過臉去。“這錢是我借的,以後會還的,只要求在刮臉以前開開光。”說完他就走了出去。

第三天早晨,告密者沒有起來。他躺在床上,喉嚨被銼刀割斷了。在刑警隊裡一些禿腦袋的人在研究犯人的案件時,讓改造營裡所有的告密者豎起了耳朵,但對這個消瘦的瓦季卡·丹尼不僅沒人眨眼睛,甚至沒有人望上一眼。

他在廚房裡服完他短暫的刑期。大家都知道勞改區裡沒有什麼地方比那裡更暖和。不論是刑警,還是他的同伴都沒有露出驚訝來,因為他們知道頭頭們吃了這小子的大虧,所以把這樣的地方讓給了他。

他回到家裡如果不是英雄,也是一個有威信的小夥子了。他的前科被撤銷了,軍事委員會馬上想起了丹尼。他一生從沒害過什麼病,連任何一個正常兒童該得的病,他都沒有得過,比如水痘、麻疹、扁桃腺炎等等,都從這小子身旁溜過去了。但那個時候的體檢小組可不像今天這樣;既然你右手上有食指,那你就得去服役。當時發現了他是平板腳,這是他從未聽說過的缺陷,他們對他說,他不宜於執行緊急任務,所以只能在戰爭情況下才能應徵入伍。

不久,儘管非常小心謹慎,瓦季卡還是莫名其妙地捲入了一次集團搶劫案。他究竟在襲擊一名醉漢中是否有責任,人們沒有來得及確定。瓦季姆·丹尼趕緊跑到軍事委員會,那裡的人已經忘記了他的平板腳,因為很需要能夠保衛俄羅斯不受阿富汗侵犯的軍人。

軍隊對志願從軍的丹尼非常注意。經過三個月的新兵訓練之後,這個年輕的戰士被派到了一所中士學校,在那裡學習爆破技術。新兵基本上是來自俄羅斯偏僻地方一些十九歲的小夥子,理解力不強,一個二十四歲的莫斯科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有生活經驗,還有刑事犯人的機警,所以顯得特別突出,贏得了領導的賞識。他們甚至在授予他中士軍銜之後,還想把他留在學校裡。但阿富汗的戰爭越來越嚴重這才使得他們把丹尼派到戰爭最激烈的地方。

但在阿富汗,領導對這位嚴肅認真、很守紀律的小夥子是非常賞識的,所以他沒到前線上去,而是被派去清除山間道路上的障礙。當地的居民天天破壞道路,設置障礙。爆破的工作多得很。雖然他們呆在遠離戰鬥行動區幾公里的地方,但小股阿富汗人不僅在夜間,而且在白天出現,於是不得不趴到石頭縫裡,進行回擊。

眼鏡蛇對戰爭和自己的命運持哲學家的超然態度,認為他今天拿到的是一手並不很壞的牌。在莫斯科等著他的是監獄,長時間地等待審判,起碼要在嚴格監視的區域裡面等待五六年。身邊不斷有小夥子死去,他們還沒見過生活,沒有受到任何人的追查,他們惟一的錯誤在於他們出生在蘇維埃國家裡。

一清早就走到目的地,仔細察看即將進行的工作面,然後分配自己的士兵,丹尼中士的第一件工作是給自己找一個掩體,也就是在懸崖之中找一個在受到攻擊時能夠進行防衛的地方。他不是哲學家,沒有政治眼光,對生活的理解很簡單,所以對阿富汗人沒有個人的仇恨。他們沒有請我們來,我們卻來了,我們希望他們過我們所希望的那種生活,可他們卻不願意。而這裡還有真主與基督相混的問題,一般說來這種事是不可理解的,他們說他們沒法子解決那個爭論了幾千年的問題。請問我們為什麼要爬到這裡來,這裡又有誰需要我們呢?

離復員還剩半年的時候,眼鏡蛇奉命去清除山間道路上的障礙,工作非常普通。

丹尼沒有聽到槍聲,但從警衛隊一名中尉的倒下情況來看,他明白最壞的事情開始了。一小批工兵和戰士在一條狹窄的公路上,很像在棋盤上排成一列的玩具卒子,只有沒有手的人才會打他們不中。魔鬼都會開槍。實際上把所有的人都消滅以後,他們才從懸崖上紛紛走下來。

眼鏡蛇的自動槍擺在一邊,他甚至沒去想它了。他站在懸崖附近抽菸,冷漠地望著自己的同志一個個被打死,指揮這支隊伍的是一個大鬍子田徑運動員,但負責的顯然是另一個人,一箇中等個子的歐洲人。他沒有開槍,沒有叫喊,而是像主人一樣,環視著戰場。歐洲人望了一眼正在安然地抽菸的眼鏡蛇,對那個正在指揮的田徑運動員說了句什麼。那田徑運動員馬上喉音很重地叫了起來。阿富汗人急忙撿起扔在路上的工具,開始上山。歐洲人走到中士身旁,同他說了句什麼話,於是丹尼不僅沒有被捆起來,而且讓他背上五支自動槍,再加上一包炸藥。他走得很自由自在,大約走在這支不大的隊伍中問。這支隊伍拉成一條散兵線,走在這勉強看得見的山間小道上。他們走了三天三夜,中間只短暫地休息幾次。

就這樣眼鏡蛇第一次認識了阿巴。生活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有好多年。後來阿巴不止一次地感激命運和自己的洞察力。正是它們暗示他:這個年輕的俄羅斯小夥子長著一對死人一樣的透明眼睛,在自動槍槍口下不動聲色地吸菸,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

在山裡,丹尼住在一間石頭砌成的農舍裡,那裡有一口灶,眼鏡蛇就是用它來煮東西吃的。他睡在一塊硬板子上,上面蓋著顯然是從俘虜身上脫下的破衣,沒人守衛,不過無處可逃。當然,他可以確定蘇軍在哪個方向,所以如果照直走去,最終是會找到自己人的。不過,對於眼鏡蛇來說,到底誰是“自己人”呢?主要是走到他們那裡的機會,實際上是一點也沒有的。在此以前他已經知道那個外國人的名字,雖然他的民族確定不了,但他肯定不簡單。俘虜的自由顯然是受到監視的,那不過是一種極其原始的圈套罷了。眼鏡蛇有一次問阿巴:

“您對我有了固定的看法了吧?我們什麼時候坐飛機離開這裡?”

“一切都有它自己的時問。您禱告吧,求你們的人別把我打死。要是我死了,您會跟著我死去的,而且只會死得更慘。”阿巴回答道。

“我說過,對於我來說,沒有你們和我們之分,我就是我,”眼鏡蛇說完就回自己的洞穴裡去了。

一天以後阿巴帶著一個阿富汗人到屋裡來找他,他們交談幾句之後,那個當地的土著解開兩手捧著的一個袋子,從裡面取出一個人頭來。

“你認識這個人嗎?”阿巴問道。

屋裡昏暗不明,那人頭滿是血汙。眼鏡蛇說:

“您拿到亮處來看,我搞不清。”

那阿富汗人把人頭塞到眼鏡蛇手裡,說了句什麼話就走出去了。眼鏡蛇走到戶外,在不遠處的水桶裡把人頭洗乾淨,用抹布把它的臉部擦乾,然後把人頭放在懸崖的突出部上,仔細看了看就走開了。這時他很像一位畫家或者正在尋找最佳肖像畫模特的攝影師。

阿巴注意觀察丹尼,默默地在抽菸。

“他的姓名我不知道,我覺得是二連的司務長,他們駐紮在與我們的毗鄰處。”

“他是偵察員嗎?”阿巴問道。

“我看不是,”眼鏡蛇回答說。“我認為他是一名普通的野戰軍官。”

“關於他的情況,你不能再多講一點嗎?”

“不。”

“好,您把它埋掉。”阿巴好奇地望了他一眼就走了。

眼鏡蛇在懸崖中間找了一小塊土地,挖了一個坑,把人頭埋好,就開始準備中飯。他覺得有人在監視他,所以沒有回頭,表現與往常一樣。

又過了三天,營地裡帶來了一個女人,帶著她的兒子,那孩子十歲左右,也許稍稍大一點。眼鏡蛇是從遠處看見他們的。阿巴又出現在棚房裡了。

“他們抓住一個俄羅斯上校的妻子和兒子。上校在戰鬥中犧牲,沒能把他運走。他們想把那女人和她的兒子送回去。我們有一輛破舊的吉普車,您可以做到讓車子開到俄國人那裡就爆炸嗎?”

“一開到就爆炸嗎?”眼鏡蛇反問了一句。“不。如果裝上時鐘裝置,它就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工作。車子將停在哪裡,不知道。可以做到這樣:一打開前罩或者行李艙,車子馬上就爆炸。我現在沒有那種遠距離操縱裝置。所以您安排的這幕戲,我無力扮演。”

“如果這將決定您的生死呢?”

“您聽著,少校、上校,您事實上是什麼人,我並不知道!”眼鏡蛇發火了。“我的生命怎麼也同我的技術聯繫不到一起的。不要嚇唬我,您可以相信,這樣做,毫無意義。總的說來我在這個洞穴裡已經呆厭煩了,天天夜裡挨凍。我就是這麼個人,你們要,就把我帶走!”

“您是個怪人,瓦季姆。”阿巴沉思地望著他。“我見過各種各樣的人,可我無法理解您。”

“我有什麼不好理解的,我像車轅一樣簡單。”中士回答道。

幾天以後,眼鏡蛇被轉到了戰俘營,那裡有普通的營房、雙層床鋪,伙食開得不錯。那裡有各種不同民族的人,他們分成若干小組,相互用本族語談話。也有十來個俄羅斯人,在他們中間眼鏡蛇很快就發現了三個竊賊,他們並不特別難找。他們都採取一副挑釁的樣子,大聲說話,炫耀自己身上刺的花紋。他們應該被安排在房裡的馬桶邊上才好。他們中的一個個子高,身體虛胖,一頭紅頭髮放著光,第二天就走到眼鏡蛇身邊,漫不經心地拍拍他的肩膀,說:

“你好呀,小夥子,我覺得我們的人又多了一個。你是投降的,還是受傷被俘的?我是這裡的老大,你心裡有什麼就向我報告吧!”

眼鏡蛇發現那小子的朋友們正在注視他們談話。當時談話是在院子裡進行的,不遠處站著一個手持自動槍的哨兵。眼鏡蛇一句話也沒說,就狠狠地抵住竊賊的喉嚨,抵住喉節下面的凹處。那小子的嗓子馬上就啞了,吐了一口痰以後,就跪了下來。眼鏡蛇繞過他,朝俄國人住的“區域”走去。其中的一個俄羅斯人顯然是一名軍官。

“好鬥的公雞們,你們之中有誰在營區內喝過稀菜湯?可以談談嗎?”他望著那個軍官。“你是共產黨員,還是在共青團裡生活?我警告你們,誰要是爬到我的身邊,我就打死誰。”沒等回答,他就沿著籬笆走去。

俄羅斯人沒再接近他,一些少數民族的人有兩次企圖同他談話。眼鏡蛇只說了一句“滾開”,他們就沒再打擾他了。

審問開始了,他們說話基本上是很客氣的,不過打了他三次,他兩次倒地,都爬了起來,拒絕繼續談話。

一個星期以後,阿巴來了,他像對老朋友一樣對他微微一笑,然後問道:

“怎麼樣,暫時還活著嗎?”

“對我怎麼辦呢?”眼鏡蛇大吃一驚,似乎談話不是在集中營裡,而是在休息室進行的一樣。“伙食還算過得去,人可壞透了,都是臭狗屎,所以我同誰也不來往。”

“我知道。聽說你在這裡有了威信。”

“我是動搖不了的。我等著你們作決定。我以為,官僚主義只有我們蘇聯有,在美國決定問題會快一些的。”眼鏡蛇說道。“檢查證件是空勞神,人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檢查得出來。”

“為什麼你認為我是美國人?”

“你總不是通古斯人吧。你是特務,中央情報局或者什麼別的機構的人,反正我無所謂。”

他們坐在審問室裡,那裡有一張桌子,三把椅子,一張沙發。警衛員弄來咖啡、夾心麵包,一瓶酒和幾隻杯子,還有一瓶冰。

“你說過你無所謂。我卻不喜歡無所謂的人。”

“我是一個正常的人,喜歡女人、好的衣服、食物,也喜歡舒適,雖然在生活中,好的東西我見得很少。”

阿巴有過很多名字和姓,列舉出來沒有什麼意義。他是好幾個國家的國民,就職業而言,他是招募者,不止為一個特務機構工作。這些機關對這一點很清楚,因為他們喜歡他這樣幹。他並不蒐集秘密情報,除了人之外,他沒有什麼可交易的。主要是恐怖分子,必要時他可以把他們賣出去。他是一個優秀的代理人,對人具有超常的嗅覺,不僅可以發現人們隱藏的缺點,而且可以把那些沒有表現出來的潛力和有時連本人都不知道的才華都能發掘出來。

早在懸崖底下阿巴馬上就看上了這個俄羅斯中士。但這位經驗豐富的特務非常明白,最有前途的人是需要進行艱苦的工作和長期的教育的,只有過了幾年之後,才可以成為高級專門人員。教會一個人掌握最現代化的爆破方法,問題不難,更何況這個人已經熟悉炸藥呢。俄羅斯人有一些嚴重缺點:文化水平低,語言不懂,從各方面情況來看,他連一種語言都沒掌握好,不能進行交談,而且永遠都是俄羅斯人。他的優點很多:機智、勇敢、靈活,而且紀律性強,不愛虛榮、要求不高,有耐性,善於等待,對待金錢態度很平靜,似乎他是在富裕之中出生、長大的,儘管阿巴已經知道他是在貧困之中出生、成長的。最主要的是他天生感情極其貧乏,對別人的生活漠不關心,就是對自己的生活,他也相當剋制,儘管自我保護的意識還是有的。這種人在宗教狂中常常碰到,但阿巴不喜歡這種人,他避免同宗教狂工作。他們是無人可以替代的,像狗一樣,帶著炸藥直往坦克底下奔去。宗教狂準備在羅馬教皇的懷抱中高高興興地飛到空中。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在離梵蒂岡許多公里之外被捕,而對多年長期的工作,他們又完全乾不了。

“我不是美國人,與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關係,”阿巴說道。“你還得耐心等下去。”

“你聽著,我不管你真的是什麼人,”眼鏡蛇回答。“我希望你相信我,並且儘快把我從這裡帶走。我明白檢查需要時間,好酒總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你使我感到震驚。”阿巴斟上威士忌,往自己的杯子裡扔進幾小塊冰。“你從沒喝過好酒,你根本沒有好奇心。”

“我從不企圖做我不能做的事,不打聽比我應該知道的更多的東西。我善於忍耐,我們共產主義建設者的血液裡有耐性,是和母親的奶水一起喝進去的。你在自己的層面上決定,你可以在自己的領導面前為我保證。給我安排一個搬運工的工作吧。我將拼命苦幹,我等著你叫我。”

“我叫你到哪裡去呢?”阿巴忍不住笑。“你能幹什麼?”

“炸個什麼人總是可以的。”眼鏡蛇點了下頭,一大口喝乾了一杯威士忌。“你不會需要我去幹別的事的。”

“時間會證明的。”阿巴又給眼鏡蛇斟滿威士忌。“當然,你將來還是一名俄羅斯人,這是不容置疑的,不過,不值得去揮舞紅旗。”

“你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你喝酒的方式。你要學會像人一樣喝威士忌。”

“我根本不喝酒。”眼鏡蛇朝杯子裡望了一下,就把杯子放下了。“我的祖先都是喝酒醉死的,我見酒就過敏。”

“一般說來,幹我們這一行不能不喝酒。看來你得學會文明喝酒。明天你我坐飛機離開這裡,你的證件已經準備好了。”

蘇軍以前的中士瓦季姆·列昂尼多維奇·丹尼來到了歐洲一個很小的富裕國家裡。這個國家實際上沒有自己的軍隊,也沒參加任何聯盟。他取得了居住證,被安頓在一家郊區的公寓裡。他似乎是在那裡當更夫和園丁。實際上他一天十二小時學英語、德語,稍後又開始學習西班牙語。爆破技術他學習很少,他的訓練情況經過檢查,他們是滿意的,只讓他了解了一些新的爆炸裝置。

許多時間用去教他如何正確著裝,讓他學會在飯店和商店裡的舉止,注意這樣的細節;哪裡放錢,如何使用信用卡以及如何同交通警解釋等等。

“你是俄羅斯人,誰也不隱瞞你的民族,”阿巴說道。他不住在公寓裡,但時不時地出現在眼鏡蛇的課堂上。“但你是個文明人,而且是個對自己不加註意的人,你先要學會正確地橫過街道、停車、問警察交談,不要企圖給他賄賂,不要從褲口袋裡掏出皺巴巴的鈔票來。”

半年以後他可以在咖啡館、商店以及同警察用三種語言交談了。他天天擦皮鞋和換襯衫,有了錢包和信用卡。後來他在法國住了三個月,在德國住了兩個月,遷到西班牙後,在那裡結了婚,過起了正常的定居生活。

不久,眼鏡蛇就幹起了他的本行,當起爆破手來了。最初的幾次任務,並不複雜,他爆炸了幾輛無人守衛的汽車,可後來的任務就越來越複雜了。

夏天,阿巴把他叫到尼斯,結果,眼鏡蛇比預定的時間早飛來一晝夜。他有了西班牙的身份證,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決不使用偽造的假證件。他有了很好的生活,有愛他的妻子、一個並不漂亮的西班牙寡婦。她並不希望重新出嫁,也不渴望得到這位俄羅斯美男子尼古拉的心。

妻子有一所不大的公寓,帶一個很小的花園,距離大海大約有五分鐘的行程。她還擁有一家體面公司的股份,那是父親留下的遺產,她的收入可觀,足以過體面的生活。公寓坐落在特內里費島上,那是加那利群島中最大的一個島。眼鏡蛇不靠妻子的錢生活,他是一家從事不動產買賣的公司董事會的董事。西班牙語他聽得懂,但說得不好,不過可以進行解釋。近幾年島上來了俄羅斯人,他簡直成了無價之寶。他不僅能流暢地說俄語,而且很瞭解這些人的心理,現在任何一樁同俄國人的公館或者地皮的買賣,都非有他的參加不可。他是由一些體面的商業大亨介紹參加公司的。這些大亨的後台是阿巴,或者準確地說,是他的組織。眼鏡蛇相當聰明,不會為自己地位的穩固所矇騙。在阿巴召他去見面時,他馬上就去了。他的這次旅行正式的解釋是必須會見生意上的夥伴、可能的買主。至於在他離開的這段時間裡,在另一個國家的某個地方(自然不是參與談判的那些生意人所在的國家)爆炸了外交官的汽車,或者發生了別的恐怖活動(在多數情況下世界上著名的“兄弟”和“鬥士”等組織承擔責任)與這個俄羅斯族出身平平常常的西班牙商人沒有任何關係。

給汽車安上地雷,甚至給被上帝忘卻但卻沒被特務機關忘卻的某個國家的大使館或者領事館安上地雷,能做的人不少。但是能在準備過程中不被捕(被捕的次數是最多的),或者不留下自己的痕跡,讓警察或國際刑警組織可以據此找到他的人,就不是很多了。眼鏡蛇有著超人的嗅覺,他發現埋伏或者圈套的時間,往往比擔任警衛任務的特工發現他的時間,早很多。所以他往往用虛假的活動來引開警衛人員,或者乾脆放棄這次恐怖活動。

他第一次拒絕爆炸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位並不知名的外交官的汽車。當時阿巴對此感到很氣憤,說什麼這是你的工作。眼鏡蛇則心平氣和地回答說他對目標已經研究過了,他不是捷克人,不是東德人,而是俄羅斯人,不是在編的外交官,而是人家送上來當餌魚的職業偵探。他,眼鏡蛇,不是沒有腦子的梭魚,隨便奔去上釣的。生活證明這位俄羅斯人的說法是對的,於是眼鏡蛇的威信大大提高。他不僅僅是一名實際執行恐怖活動的人,而且參與涉及到俄羅斯人的某些行動的計劃的制訂,成了一名顧問。第二次是他拒絕給一位武官的汽車安放地雷,他說“梅爾謝傑斯”轎車一與磁性地雷發生接觸,馬上就會爆炸。阿巴很不滿意,但沒再堅持,便把這項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的工作,交給了另一個人去做,結果那個人被炸成了碎片。

阿巴不是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但同它裡面的某些人經常有接觸。大約兩年前,他們把眼鏡蛇的外貌描寫告訴了他,說如果這個小夥子在他那裡的話,就把他調到預備線路上去。國際刑警正在尋找他,不過他們沒有掌握任何材料,但知道他是俄羅斯人,外表看起來是個什麼樣子。阿巴明白,國際刑警也正在捕捉他,他在那裡有內線。他把眼鏡蛇隱蔽起來,他本人也中斷了同自己人的聯繫。這樣的預防措施是極其必要的,但卻帶來了可以察覺到的損失。大家知道,禍不單行,就在這個時候,眼鏡蛇也遭到了嚴重的財政損失。新來的一位俄羅斯百萬富翁在海岸邊上買下了一座豪華公館。眼鏡蛇是這樁交易的中間人,得到一筆可觀的中間費,但不久就查明,他開戶的那家銀行破了產,或者準確點說,那是一家紙上銀行,於是他不得不歸還那些錢。更有甚者,稅務機關也來關心他了,而特務機構提供的保護傘,因為阿巴停止活動而收回了。近幾年來,眼鏡蛇第一次失去了保護,而且幾乎落得個一文不名。

所以今天,即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坐在尼斯的海岸上,看著一個身穿黃色工作服的黑人在清掃已經乾淨得無可指責的海岸。那個黑人坐在一台巨大的活動吸塵器上,操縱著一根有兩個人手臂那麼厚的吸塵管,把肉眼看不見的塵土和一根根遊人胡亂扔下的菸頭從瀝青地上吸了進去。“這些菸蒂是我的同胞扔下的,”眼鏡蛇懶洋洋地想道。“而紅色吸塵器上的黑人活像一個外星人帶著一個彎彎曲曲、皺紋滿身的機器人。”

眼鏡蛇看到越來越近的黑影的時間,比黑影落在他伸出的兩腿上的時間要早,所以他把腦袋扭了過去。阿巴像周圍大多數人那樣,穿著一條短褲,襯衫散在外面,頭上戴一頂有帽簷的帽子。眼鏡蛇雖然在溫暖的國家過了多年,卻不習慣穿短褲,而是穿一條淺色的長褲。他懶洋洋地朝走近來的人揮手,似乎他們是在昨天,而不是半年前見的面。阿巴坐在一旁,用西班牙語問好,但眼鏡蛇把他的話打斷了。

“你好,親愛的,這裡俄羅斯人比西班牙人多,所以你不必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到你自己身上來。”

“熱。”阿巴近幾年發胖了,他擦去額頭上的汗水,說:“走,喝杯啤酒去。

咖啡店和小飯館一家接一家地緊緊地相互挨著,你搞不清哪裡是一家的開始,另一家的終結。只能根據圍椅上蒙布的顏色來判斷。擺在人行道上的廣告牌上,張貼著各種各樣的菜單和五顏六色的廣告。“這裡講俄語!”幾個大字不時映進人們的眼簾。

多數來這裡休息的人坐在戶外的陽傘底下吃喝。但阿巴卻果斷地下到昏暗、陰涼、人少的地下室裡。酒店老闆正在幹活,像全世界他的同行不停地乾的那樣:在洗杯子。一見客人進來,他就放下那些閃亮的酒杯,過來鞠躬問好。阿巴回答了他的問候,坐下以後要了一瓶白葡萄酒,說道:

“很難認出你是俄羅斯人,只有一點會把你暴露出來。”

“我知道,我很少微笑。”於是眼鏡蛇微笑了一下。“不過我也知道,我的微笑不會使人感到高興,而會感到可怕。我甚至對著鏡子練過多次,都不成功。目光也好,微笑也好,都對我不利。”

老闆端來了啤酒,斟滿兩個大杯子,抹去桌上看不見的灰塵,然後回到櫃檯裡面,重新熱心地擦他閃亮的餐具。

“你很久以前去過俄羅斯嗎?”阿巴問道。

“你知道九○年夏天我做生意飛去過莫斯科,第二天就碰上了可愛的派出所長。”

“我知道,你說過魔鬼把你送到了你的鄉下。雖然原則上講,同過去的朋友進行接觸,不是壞事,特別是在今天這種情況下。”阿巴嚐了嚐啤酒的味道,點了下頭,注意望了一眼。

“我報告過:在那次無意的會面之後,我離開了故鄉的土地,在市中心住了三天,連一個老傢伙都沒見到。”

“你要在文明世界生活多少年,才能不再使用粗鄙的詞語呢?”

“我可以像文學教師那樣說話,儘管我擔心今天的教師會比我更糟蹋俄語的純潔。別扯遠了,到底俄羅斯怎麼樣了?”

“我們該歸隊回去工作了,”阿巴說完,掏出一包香菸。“你不覺得有人對你不滿意嗎?”

“那是你的決定。你找到了那個洩露情報的人嗎?”眼鏡蛇一口喝乾自己的啤酒,嘿嘿一笑,然後又斟滿一杯。“炎熱時候啤酒可以隨意喝。”

“我不同你耍花招,我沒有發現情報流失的渠道。不過從俄羅斯人那裡傳來一個誘人的建議。你知道他們將在十二月舉行國會選舉嗎?”

“是杜馬選舉,”眼鏡蛇糾正他的說法。“我知道。我經常看俄文報紙。”

“你是對政治上的微妙差別感興趣,還是隻對事情本身感興趣呢?”阿巴問道。

“如果你在俄羅斯工作,最好什麼都知道。”眼鏡蛇回答。

“你不在俄羅斯工作。”

“我是在那裡出生的,你講吧。”

“在一定的圈子裡,人們對克林頓與你們的鮑里斯沙皇的友好很不滿意。你別急,誰也不會委託你去刺殺俄國總統。”

“並不可笑。你還會說不會派我去廣島扔第二顆原子彈呢。”

“你總是清醒地估計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還活著,與那些不聽我的警告的人不同。”

“對,對,我記得。”阿巴抽起了一根很厲害的煙。

眼鏡蛇發現他的老師大大地讓步了,他的手指在輕輕地抖動,於是想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暫時的。同這個人的關係該結束了,應該尋找新的老闆。

“俄國人到底想要什麼?”眼鏡蛇吃驚地問道。“他們自己的專家多得很。”

“他們希望摘一次能夠震動選民、使人們離開現在的統治者的恐怖活動。”

“您在笑?您不是經常談俄語報紙嗎?莫斯科天天有人在搞爆炸、在開槍,可這並沒有震動任何人。”

“正是如此,所以需要炸得地動山搖才行。”阿巴停頓了一會兒。“兩百萬美元呢,你可以不必到任何地方工作了。”

“炸什麼?”眼鏡蛇仍然在反抗,但他已經開始考慮各種可能的方案了,因為他明白,不會有第二個類似的建議了。“炸克里姆林宮?瓦西里·布拉仁內宮?”

“你是俄羅斯人,你更清楚。十五年前,在山間小道上我讓你活下來時就感到這樣的一天一定會到來的。行動應該是絕對的毫無意義,但又是最最殘酷的。”

“這一點可以辦到。”眼鏡蛇想起了中央百貨公司,櫃檯旁擠得密密麻麻的人群和賣冰淇淋的手推車。“阿巴,你同領導關係不好,不是晚年老糊塗了吧?”

“我不是神風敢死隊員。他們只顧把我們送上去,卻對我們的安全不屑一顧。派我們去消滅什麼,總是準備要付錢的。不單對你,就是對我二十多年來也都只是當僱工使用,不納入正式編制,他們都給自己保險,以防萬一失敗。我和我的人是不屬於任何人所有的,任何一台電腦裡都找不到我們。不論是中央情報局還是別的什麼特務機構都不承認我們是他們的人。一完成任務,把手槍或者自動槍一扔,便同他們沒有絲毫關係了。”

“在他們的電腦裡查不到我們倒是一件好事,”眼鏡蛇說完,把酒喝乾,然後對店老闆把手一揮,叫他送瓶新的來。“所以我們才活得久,什麼電腦都可以看。”

在長期的合作中,阿巴不知道想過多少次:這個俄羅斯人的腦袋到底是否正常呢?他把人命看得一文不值,這種人阿巴碰見過,但這小子卻好像生活在時空之外。

店老闆換了一個菸灰缸和一瓶酒,又無聲無息地走到櫃檯後面去了。酒吧間裡靜悄悄的,昏暗、涼爽、吵吵鬧鬧的光明世界似乎不存在於沉重的木門之外,而是在幾千公里以外或者幾千年之前。也可能是,這兩個外表普普通通的文明男子孤零零地生活在宇宙裡,而生機勃勃、熱氣騰騰的世界卻在不知道的遠處轉動吧?

“阿巴,我從沒問過你是哪裡出生的?”眼鏡蛇出乎意外地問道:

“記不起了,我們不是沒有民族嗎?”

“你別亂蹬腳,我可是俄羅斯人!”眼鏡蛇憤怒了。

“你算什麼俄羅斯人?見鬼去吧!”阿巴嘿嘿一笑。“我這麼叫你,是憑的習慣。還因為俄語是你能運用自如的唯一語言。你打算去莫斯科幹嘛?”

“不過俄國人得先付錢,”眼鏡蛇說道。“他們前不久在財務上使我上了一次大當,幾乎弄得我破了產。”

“實際上我已經談判好了,只需要寄證明去,他們就會派一個人來同你商談細節。你說得對,得先付款,但主要的是要他們保證在莫斯科給你材料。”阿巴所說的材料指的是炸藥,因為那是無法通過國境和海關運進去的。

“我已經大致確定了目標,必須仔細察看,才能決定需要多少材料,如何安放。但在莫斯科最要緊的是住在哪裡?”

“現在莫斯科的外國人成千上萬。”

“安全人員也成千上萬,”眼鏡蛇嘿嘿一笑。“你不瞭解這個城市。不過,莫斯科也像世界各處一樣,賓館只看顧客的膚色。”眼鏡蛇回答道。

“在今天的俄羅斯,如果你肯付錢,有人能給你把坦克開進莫斯科。總而言之,現在那裡的局勢,對搞恐怖活動是極其有利的。車臣就不止一次威脅過莫斯科。”阿巴說道。

眼鏡蛇輕蔑地一笑,問道:

“你是同誰談判的?談判了什麼?”

“特殊勤務局,你不在,不可能談具體問題。只提出了戰略任務。應該震動的不是統治者,而是平民百姓。要把報紙、電視台發動起來,他們會知道怎麼幹的。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可以見到他們的人?”

“大約一個月以後,在塞浦路斯。現在那裡的俄國人多得很,生意很紅火。去塞浦路斯的人形形色色,不過主要是二三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