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
1月26日凌晨4時。華盛頓。蘭利大樓
一陣急促的鈴聲把特納從睡夢中驚醒。他像飛行員被彈出駕駛艙，“騰”地從沙發上跳起來，赤腳奔到寬大的辦公桌前，抓起仍在響著的電話：“喂，我是特納。”
“老闆，海因霍已經回來了。”
“好，我馬上去。”他放下話筒，睏意頓消。瞧瞧擺在案頭的石英鐘，已是凌晨4時15分。也就是說他在沙發上已睡了三個多小時。他本來想躺下休息一會兒，所以連台燈都沒關，沒想到竟稀裡糊塗睡著了。他媽的，看來自己確實是老了。難怪布熱津斯基當初反對他出任中情局局長時就曾以此為依據，公開說一個60歲的老人也許能當一名海軍司令，但絕不能勝任中情局長。當時他已61歲，對總統安全顧問的這種蔑視他很氣憤。不錯，他是超過了60歲，可那又怎麼樣，他仍健壯得像條公牛。可僅僅上任一年多，他便越來越感到自己這條公牛已今非昔比，力不從心了。疲倦、健忘、煩躁、猶豫，這些老年人的症狀時常像惡魔一樣纏繞著他。有幾次他都想向國會遞交辭呈，但強烈的自尊心和權力慾又很快吞噬了這些念頭。作為一名軍人，他很崇尚拿破崙的一句名言：首先是投入戰鬥，然後才見分曉。不戰而退，是軍人的恥辱。他是斯巴達克斯，而不是膽小的奴隸，他寧願流盡最後一滴血倒在角鬥場上，而絕不允許自己舉著雙手退下去。幾十年的經歷告訴他：要戰勝對手，首先要戰勝自己，怯懦和悲觀才是最危險的敵人。為了擊敗這個“敵人”，他幾乎天天都在進行著頑強的拼搏。儘管醫生們一再呼籲60歲以上的老人千萬不要做劇烈運動，他每天仍堅持長跑五公里。儘管美國交通法規不允許60歲以上的老人單獨在高速公路上駕駛汽車，他每天早晚仍堅持親自駕車上下班，一邊聽著音樂一邊奔馳在蘭利和華盛頓之間的九號高速公路上。他上任不久便下令撤掉了辦公室套間內的軟床和走廊中的所有座椅，他要求自己和每一個部下，一旦跨進蘭利大樓就只有工作，而不是休息。他經常在假日中召集緊急會議；他經常出人意外地出現在任何一個角落；他也經常不回家，辦公室的燈光徹夜通明；他用最快的速度處理每一份批件，決定每一項行動。他就像一隻巨大的老蜘蛛盤踞在蘭利大樓的中心，不知疲倦，嘔心瀝血地編織著一張龐大複雜的絲網。
今天他又沒有回家。他在等候迎接可憐的阿瑟·海因霍。
他重新返回沙發旁，找到脫落的皮鞋套在腳上，又整了整有些散亂的頭髮，精神抖摟地跨出房門。在走廊和電梯上，他遇到幾位值夜班的下屬。
“老闆，早上好！”每個人都恭敬地向他致以問候。
他或點頭微笑或報以同樣的問候。在蘭利大樓內人們一律把中央情報局總部稱為“公司”，把局長稱為“老闆”。這是中央情報局的創始人艾倫·杜勒斯定下的規矩。特納不明白被稱為“情報局之父”的杜勒斯為什麼要這樣做，也許是為了表示同下屬的親密關係，也許是為了掩人耳目，或者僅僅是一種個人興趣。但不管怎麼樣，特納對這種沿襲了幾十年的稱呼卻很喜歡，他覺得自已被部下稱為“老闆”既親切，又很準確——他乾的這一行就是天天都在做著各種各樣的“生意”。
僅用了兩分鐘，特納便從蘭利大樓八層的局長辦公室來到了五層的生物化驗室。擺滿各種器皿的屋內瀰漫著一片濃烈的福爾馬林藥水的氣味。阿瑟·海因霍和妻子貝絲·多麗娜分別赤身躺在兩架帶回槽的瓷面解剖台上，由於及時進行了防腐處理，屍體保存的很好。但兩個人的樣子卻截然不同：海因霍怒睜雙目，舌尖外吐，極度扭曲的面孔顯得恐懼而痛苦。在他的脖頸處有一道深深的紅印，寬厚多毛的胸部佈滿被利器切割的傷口和被菸頭燙灼的疤痕，十根手指也全被砸爛，血肉模糊，白骨外露，令人慘不忍睹。躺在一旁的多麗婭卻彷彿熟睡了一般安詳自然，金黃的捲髮託映著一張嬌麗的面容。也許她剛剛從舞會上歸來，也許她打扮好正要同丈夫外出，白皙的臉腮撲了一層淡淡的香粉，長長的睫毛遮蓋著微閉的雙眼，豐滿的嘴唇被唇膏精心塗染得鮮紅豔麗，格外性感，兩隻耳朵上仍墜著碩大的藍寶石耳環。她身材很高，至少有五英尺半，體態略有些發胖，潔白的皮膚像綢緞般光滑耀眼。
矮胖的化驗室主任維塔利·貝特姆正在對外交官妻子的屍體進行檢查。他讓兩個裹著白大褂的年輕助手把多麗婭雙腿高高架起，然後伏下身，將自己肥大的腦袋埋在雪白的大腿間，用手指掰開陰唇仔細查看著。特納不明白他為什麼不用擴張器和窺探鏡，這蠢豬一定是個色情狂。
好一會，維塔利才直起身。
特納用嘲諷的口吻問：“你看得那樣細緻，一定是在那裡發現了什麼。”
維塔利說：“是的，在多麗婭的陰道里有明顯的劃痕。”
特納冷冷一笑：“她生前至少被三個男人強姦過。”
“不，這是被細小的物體所擦傷的。”他把短粗的右手伸到中情局長面前，“就是它。”
特納看見在他的掌心有一塊米粒大的白色物體，他即刻認出這是一種防腐蠟丸的殘骸。由此可以斷定，海因霍在遇害前曾把密封好的情報塞進多麗婭的陰道，這是中情局的特工們多年來慣用的一種傳遞情報的手法。蠢貨，女人的陰道是最隱秘，可也最危險。特別是像多麗婭這樣漂亮的外交官妻子，任何男人在她的裸體前都會產生慾望和衝動，而一旦遭到性攻擊她失去的就不僅僅是貞操。老練的海因霍怎麼就沒想到這一點呢？特納盯著年輕武官血跡斑斑的屍體，感到一陣痛惜和懊喪。但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推斷，把思路引向相反的方向。這是他思考問題的習慣，喜歡對一件事作出幾種不同的結論，就像高明的調酒師可以把同樣的酒調成不同的雞尾酒，然後再品嚐出最純正的一種。他把目光又投向多麗婭雪白豐滿的裸體：殺手們絕不會在折磨死海因霍後才輪姦多麗婭，他們不會有這份耐心——女人美麗的胴體往往比任何東西都更具有誘惑力。可如果他們發現並得到了所尋找的東西為什麼還會如此殘忍地拷打海因霍呢？那就只能有一種答案：情報還在海因霍手中。特納腦海裡驀地閃過一個念頭：也許海因霍在殺手砸門的緊急關頭突然瞥見妻子誘人的胴體，即刻意識到自己的愚蠢，忙把情報從多麗婭的陰道中取出來藏到別的什麼地方。慌亂中他用某種器具夾碎了密封情報的臘丸。對，很有這種可能。作為一個男人，一名中情局的高級特工他不會想不到這一點。那他能把情報藏在哪呢？特納伏下身細細地察看著海因霍外吐的舌尖，扭頭對維塔利吩咐道：“檢查胃部和食管。”
維塔利從托盤中握起一把小巧的長柄手術刀，動作嫻熟地把刀尖插進死者的喉嚨，然後輕輕向下劃去。鋒利的刀刃像耕翻泥土的鐵犁在褐色的皮肉上犁開一條深深的豁口，一堆汙紅複雜的內臟和濃烈的腥臭湧出腹腔。
特納離開解剖台走到窗前，避開血淋淋的器官和令人作嘔的氣味，點燃一支菸默默地吸著。
“找到了！”背後傳來維塔利·貝特姆驚喜的喊聲。
特納忙轉身，見化驗室主任正用沾滿汙血的手指捏著一個黑色的物件。他一眼就認出來，這是一卷微型錄音帶。
2
清晨7時30分。
當“公司”的男女“職員”通過道道哨卡走進各自辦公室時，“老闆”特納卻離開蘭利大樓，開著自己那輛安有防彈玻璃和高頻無線電話的卡迪拉克寬體轎車直奔華盛頓市區。
半個小時前，他聽完海因霍帶回來那捲微型錄音帶，立即撥通了布熱津斯基家中的電話，直截了當地提出要見總統。
“什麼事？”布熱津斯基口齒不清地問，顯然他不是在刷牙就是在吃早餐。
“海因霍回來了。”
“哪個海因霍？”
“被謀殺的駐伊朗武官。”對方的健忘和冷漠使特納很不快。
“哦，好吧。我會在今天的《每日簡訊》中把這個消息報告總統。再見。”布熱津斯基急於想掛斷電話。《每日簡訊》是由他每天組織編髮的一種高度機密的文件，在白宮中只有五個人能看到這份文件：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和國家安全顧問本人。
“不，我想馬上見到總統。”特納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要求。
“有這個必要嗎？”安全顧問的語調中已露出明顯的不悅。
“事關總統的安危和美利堅的榮譽。”他想了想，索性亮出底牌：“有人要在美國刺殺來訪的中國高級領導人。”
布熱津斯基沉默稍許，總算答應了：“好吧，請你稍等，如果總統同意我會立即通知你。”
特納剛吃罷一杯牛奶和兩片三明治，安全顧問便打來電話，讓他馬上趕到白宮西側的藍廳。
轎車沿帕塔克森河邊的便道行駛了幾分鐘，便拐上了9號高速公路。正是上班的高峰時間，公路上各種汽車像奔騰的洪水川流不息。特納瞅準空子搶先衝上右邊道，將車速加到一百邁。打年輕時他就喜歡開快車，只要握住方向盤他就不能容忍任何一輛汽車超過自己。他這種爭強好勝的性格也表現在生活的每個方面，也許正是這一點才使得同樣肩負國家安全使命的布熱津斯基對他總心懷戒意，頗無好感。一想到國家安全顧問那張陰沉乾瘦的面孔，特納心中就感到極不舒服。他在蘭利大樓已經幹了一年多，竟然沒有單獨見過一次總統。這在歷屆中情局長中都是絕無僅有的，原因就是布熱津斯基在從中作梗，百般阻撓。特納不明白他為什麼不願意讓自己接近總統？又為什麼對自己如此不滿？作為在軍界拼搏了幾十年的海軍上將，他以前從沒與布熱津斯基共過事，更無任何恩怨，當初如果不是得到布熱津斯基的支持——至少是默許，他也當不上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問題就在於他當上局長後對國家安全顧問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感激和恭敬，相反，卻時常同這位頂頭上司的指示和主張分庭抗禮，背道而馳。
1977年2月，卡特上任伊始，便面臨著一項重大的外交決策：同巴拿馬共和國政府就巴拿馬運河問題重開談判。在研討對策的內閣會議上，布熱津斯基堅持仍實行“以火滅火”的高壓政策，加強巴拿馬運河的美軍防衛力量，以打擊在這個地區日益高漲的反美勢力。特納卻當即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見解：主張採取“以水滅火”的綏靖策略。他曾以美國海軍特種艦隊司令官的身份在靠近巴拿馬城的巴拿馬運河南口駐守過三年，對運河兩岸的民情地形瞭如指掌。他認為如果繼續推行高壓政策只能加劇巴拿馬政府和民眾的反抗情緒，巴拿馬人很可能會像越南人那樣發動游擊戰。而長達五十一英里的巴拿馬運河到處是可怕的叢林地帶，在這種地區先進的武器設備很難發揮應有的威力，尤其是水閘系統的脆弱性更為嚴重，只要對其任何一個部位的機械部件輕微損傷都可以迫使它停止運轉，造成全線堵塞。要對付游擊戰，保證運河暢通，美國至少要向運河沿線再運送20萬軍隊，即使付出這樣沉重的代價也不一定獲得成功。
特納的主張得到了國務卿萬斯、國防部長布朗的贊同。
布熱津斯基和他的支持者立即進行反駁。
雙方辱槍舌劍，你來我往，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最後，輪到總統拍板了。他環顧全局，前思後想，竟然把籌碼壓在了特納一方：決定廢除1923年的美巴不平等條約，同巴拿馬政府就運河問題簽定一個互益互利、平等友好的新條約。出人預料的是，這個新條約上報國會後，競一帆風順獲得通過。
這件事對特納並算不得什麼勝利和榮耀，但對布熱津斯基來說卻是跌了一個小小的面子。難道他會為這件小事耿耿於懷，有意和自己過不去？如果這樣那這位堂堂的國家安全顧問就太有點小肚雞腸了。特納不願這樣想，卻又總忍不住這樣想。他希望自己的猜測僅僅是一個誤解。他也明白布熱津斯基這樣做肯定得到總統的暗示和默許。別看總統在巴拿馬問題上採納了自己的建議，但他和布熱津斯基一樣在骨子裡對自己總懷有一種戒意和偏見，從未把自己這個中情局長看成是“總統班底”的成員。這並不奇怪，當初卡特入主白宮時提名任命的中情局長並不是特納，而是蔡金·索倫森。此人1928年10月生於內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他的父親老索倫森和著名的肯尼迪家族是世交。1953年索倫森大學畢業後便成為當時國會中最年輕的參議員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的合作者。1962年肯尼迪擊敗對手約翰遜接任總統，組閣配班，論功行賞，被稱為競選班於中“特德”的索倫森當上了“總統特別顧問”和中央情報局副局長，成為白宮和蘭利大樓的核心人物。不料好景不長，數月後肯尼迪在達拉斯被謀殺，中央情報局局長小弗蘭克·G·威斯納因涉嫌此案自殺身亡，副局長索倫森也被迫辭職，跑到紐約辦了份《星期六評論》週刊，從此退出政界，銷聲匿跡。誰也沒有料到，1976年聖誕節前一天，新總統入主白宮不滿一星期，吉米·卡特突然向記者宣佈：他將任命索倫森為“中央情報局局長”。這一決定不僅使輿論界譁然，也震動了國會山。參、眾兩院議員紛紛指責新總統的任命“是一項不明智的舉措”，“將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按照美國法律，總統任命政府官員必須要先提交聯邦參議院獲得半數票通過。因執政黨在參、眾兩院中大都佔有多數席位，所以這條法律對總統的權力並沒多少約束力。但這次卻一反常規，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議員都激烈反對新總統的這項任命，有的議員還公開提出要重新調查索倫森在肯尼迪被殺案件中的涉嫌問題，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卡特無奈，只好收回成命，極不情願地把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權杖交給了已退休的海軍上將特納。由立法機構否定總統的任命這不啻給卡特一個下馬威，也使他丟掉了要控制中情局的幻想。特納至今仍不明白，歷來言行謹慎的卡特為何會如此器重聲名狼藉的索倫森，竟然敢冒這般大的風險委以重任。當然，也許他們一直是合作伙伴，也許背後有什麼交易。但有一點他是明白的，卡特看中和信任的是索倫森而並非是他這個海軍上將。儘管他上任後竭盡全力勤奮工作，也未能博得總統的讚許和好感。卡特從不單獨召見中情局局長，也從不過問中情局的事，完全採取一種漠然無視的態度，特納對此感到很惱火，但細細想來也很理解。中情局雖然是政府的情報機構，卻時常幹些危及政府聲譽和安全的行動。“刺殺肯尼迪事件”、“謀殺約翰遜事件”、“豬灣事件”、“水門事件”，這些不光彩的“事件”幾乎都和中央情報局有說不清的瓜葛。特別是迫使尼克松垮台的“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查來查去，最後發現這件轟動世界的“醜聞”竟是中情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一手策劃的。特納查閱過有關這一事件的全部絕密檔案，其中的內幕連他都感到震驚。多年來，中央情報局這隻龐然怪獸不僅把觸角伸向地球的每個角落，也伸進了美國的心臟——白宮。
“我潛入白宮的工作就是監視總統和他身邊的人，以便到時候控制住他們。”霍華德·亨特在法庭受審時這樣供認。他的公開職業是位多產作家，從五十年代以來先後出版了四十多部偵探小說，但他的真實身份卻是中情局的一名老牌特工。據調查卷宗中記載，此人全名叫小埃弗雷特·霍華德·亨特。1918年10月9日生於紐約州的漢堡，是埃雷特·霍華德·亨特法官的獨生子。1940年畢業於布朗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美國海軍，由於他作戰勇敢，待人禮貌，性格溫和，言行謹慎，1943年被選人戰略情報局，經過三年的系統訓練，又調進中央情報局。他先後在巴黎、東京、維也納和拉丁美洲逗留多年，曾任美國政策協調局駐墨西哥的負責人和駐蒙得維的亞情報站站長，親自策劃了成功的“暗殺特魯希略案件”和失敗的“刺殺卡斯特羅事件”。他在證詞中解釋道：“1968年，我在馬德里完成了一項既棘手又十分扣人心絃的政治任務後，奉命調回國內。赫爾姆斯要求我以自由撰稿人和作家的身份進入白宮採訪。”就在這種“採訪”中，亨特用多達數百萬美元的重金招募了一批願意為美國秘密機構工作的鬥士，其中既有尼克松總統最親近的“特別顧問”，別號白宮“總管家”的查爾斯·W·科爾森，也有水門大廈的管道維修工伯納德·巴克。科爾森在被捕後直言不諱地供認：“長期以來尼克松總統有意疏遠赫爾姆斯，堅持不讓中央情報局參加許多關於對外政策的討論，這對中央情報局來說選擇是很簡單的：或甘願失去自己的權力，或滲人白宮窺探總統的動靜。我深信，亨特是中央情報局的工具，他是赫爾姆斯派來監視並操縱尼克松的，是一旦可能就對尼克松進行訛詐的雙重特務。”結果呢，尼克松被搞掉了，赫爾姆斯也下台了。既丟了美國總統的面子，也臭了中央情報局的名聲，弄了個惡狗相爭，兩敗俱傷。這一事件不僅使朝野上下一片譁然，更令白宮的當權者們心驚膽戰，忐忑不安，惟恐稍有不慎落入中情局的圈套，重蹈尼克松的覆轍。
繼尼克松之後坐上總統寶座的卡特自然要銘記前任的教訓，他既不想控制或惹惱中情局，更不想被中情局操縱和搞垮。儘管特納是他海軍軍官學校的同班同學，倆人完全可能成為親密的合作伙伴。可他同新任中情局局長始終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不冷不熱的關係。
納特決心要改變這種關係，頻頻向總統發出“效忠”的信息，但卻一直未能消除卡特的戒心和疑慮。今天他又一次要求面見總統，除了事情本身確實緊急重大，自然也有“效忠”的意思。對這一點他並不避諱，作為權力顯赫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從上任第一天他就牢記並遵循中情局創始人艾倫·杜勒斯定下的兩條鐵的規則：一是不過問政治，忠於國家和總統。不管是‘民主黨’的總統還是‘共和黨’的總統，都忠心不二，盡職效力；二是堅決反對軍事獨裁和共產勢力。正是基於這兩條法規，他才如此急切地想見到總統。他希望這一次自己的願望不要落空。
3
40分鐘後，當特納匆匆趕到白宮，走進西側樓總統辦公室一側的藍廳時，他立刻明白：自己的“熱情”又一次被冷落了。總統那把鋪著黃緞墊的高背座椅空空地擺在壁爐前，寬曠的大廳中只坐著兩個人：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聯邦安全局副局長哈理·泰伯森。
似乎為了消除中情局長的猜疑和不悅，布熱津斯基沒等特納發問便站起身，一邊同他握手一邊笑著解釋道：“非常抱歉，總統本來已答應要親自聽取你的彙報，可不巧的很，伊朗大使扎赫迪緊急求見，他只好委託我和泰伯森先生在這裡等候你。”
特納在心裡狠狠地罵了句：“這頭可憎的波蘭豬！又他媽在玩小伎倆。”臉上卻泛著豁達的笑意：“謝謝！我想我還是個稱職的情報局長。”
布熱津斯基裝作沒有聽出對方話語中嘲諷的弦外之音，熱情地笑道：“是的，總統也時常這樣稱讚你。”
特納把手伸向安全’局副局長：“能見到泰伯森先生我已經很高興。”
泰伯森不願捲入兩人裝腔作勢的寒暄，直截了當地問：“主任告訴我，您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的，這件事對於您來說尤其重要。”
泰帕森晃了晃手中的筆記本：“可以記錄嗎？”
“請便。”特納在靠近壁爐的一把高背木椅上坐下，掏出一隻小型錄音機擺在膝頭，用大拇指輕輕撥開錄音機的黑色旋鈕。
大廳中響起一陣刺耳的“沙沙”聲，間或摻雜著兩個男人粗啞模糊的隻言片語“……行動……夜鶯……華盛……頓……迪姆虎……卓婭……幹掉他……拉霍曼公司……100萬……波恩……太平洋……帳號H·D·013……1月3……日……”聲音戛然而斷。
布熱津斯基和泰伯森聽得莫名其妙。
特納又用大拇指輕輕關掉旋鈕。“對不起，這盤微型錄音帶在海因霍的胃裡整整裝了三天，由於密封層損壞，帶子已被嚴重腐蝕。”
布熱津斯基誇張地揉了探耳朵：“幸虧沒讓總統聽到這種聲音，不然他一定會大叫起來。”
特納反唇相譏道：“如果總統知道這聲音的內容，也許一定會跳起來。”
布熱津斯基把臉扭向泰伯森：“但願泰伯森先生能感受到這美妙聲音中的震撼力。”
泰伯森望著特納坦誠直言：“我不明白這和中國高級領導人來訪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特納敲打著錄音機自信地說：“‘迪姆虎’，你們聽清了吧？他講到了迪姆虎——對，這是生長在東南亞的一種老虎，身材短小，卻很兇猛。西方的外交官們都把這位中國領導人稱作迪姆虎——東方的迪姆虎。”
泰伯森警覺地盯著中情局長：“你是說伊朗人要刺殺中國領導？”
特納緩慢地搖搖頭，接著解釋道：“不，是蘇聯人。我聽得很清楚，錄音中講到了‘夜鶯’，這是蘇聯駐伊朗武官巴里斯夫的代號，他的真實身份是‘KGB’中東調研處上校副處長。此人在中東地區活動多年，同激進的恐怖組織打得火熱，近年來在中東發生的幾起重大謀殺事件都和他有關。”
布熱津斯基點燃一支雪茄，不無憂慮地笑道：“但願這隻‘認鶯’不要飛到華盛頓來。”
“他這次的目標就在華盛頓。”特納加重語氣，繼續說道：“從這盤錄音帶中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夜鶯’正在施實一個新的陰謀——刺殺迪姆虎。我們不妨就把它稱作‘迪姆虎行動’，如果這個行動成功，不但會給中國政局造成極度動盪，也會迫使卡特總統下台。美、中兩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友好關係更將遭到毀滅性打擊。當然，狡猾的‘夜鶯’不會親自出馬，甚至不會讓蘇聯人參加。這並不難，只要肯出重金就會找到一群特級殺手。這裡就提到一個叫‘卓婭’的人，這顯然就是被僱用的殺手的代號。”
布熱津斯基朝前傾了傾身子，忍不住插話道：“所以他從‘拉霍曼石油公司’提取了100萬美元，作為這次謀殺行動的獎金。”
特納點點頭：“對。多年來‘拉霍曼石油公司’一直被蘇聯人操縱，它生產的原油百分之八十都運往俄羅斯，是‘KGB’在海灣的一座金庫。”
泰伯森從筆記本上抬起目光望著中情局長：“有一點我仍不理解，拉霍曼石油公司總部設在德黑蘭，‘夜鶯’為什麼要從波恩太平洋國際銀行提取100萬美元？”
“不是提取，是匯入。”
“何以見得？”
“這很簡單，‘夜鶯’選定的那個叫‘卓婭’的殺手在波恩。”
布熱津斯基對此表示異議：“難道他在伊朗找不到一個能幹的殺手？要知道霍梅尼已公開宣稱美國是伊斯蘭革命的頭號敵人，我們在德黑蘭的大使館多次遭到狂熱分子的圍攻，現在連武官也被暗殺。”
“你說得很對。”特納矜持地笑笑：“我也知道霍梅尼已下令不許海灣一桶石油流入美國，也不許一個伊朗人進入美國，連外交官的簽證都被取消。在這個時候，如果從華盛頓機場內走出幾個伊朗人，你不感到奇怪嗎？我們機智的警察和特工能不發生興趣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布熱津斯基表示贊同地點點頭，“既然這樣，我們應該派人到太平洋國際銀行查一下，從德黑蘭匯入的一百萬美元打進什麼人的帳戶。”
“已經查過了。”特納胸有成竹地說：“帳戶的主人叫西蒙·巴德爾，是梅茵霍芙恐怖集團的首領。”
“又是這群狗雜種！”泰伯森狠狠地罵道：“不久前他們剛剛在波恩暗殺了西德工業部長施萊葉，還炸死了四名保鏢。”
布熱津斯基站起身緩緩走到小桌前從保溫壺中倒了一杯咖啡，又坐國高背椅上，慢悠悠地說：“這個‘夜鶯’很有眼力呀，梅茵霍芙集團有世界一流的殺手，他選擇這些亡命之徒刺殺迪姆虎，對我們無疑將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泰伯森合上筆記本，半是提醒半是詢問：“據說梅茵霍芙集團研製出一種微型炸彈，叫‘斯大林糖丸’，殺手可以把這種炸彈吞進肚子裡，一旦靠近目標就引爆同歸於盡。”
布熱津斯基呷了口咖啡：“不錯，駐蘇丹的西德大使和西柏林基督教民主黨市長候選人都是被這樣炸死的。梅茵霍芙本人被捕後，也是用這種‘糖丸’引爆自殺的。”把他凝重的目光投向中情局長：“愛德華博士的研究有進展嗎？”
特納帶著自得的微笑點頭應諾道：“進展非常令人滿意。據愛德華博士報告：“這種微型炸彈的外殼是硬性塑料，裡面裝有一個超頻磁感引爆器。主要材料是M·G——6號鈾，這是一種爆炸性能極強的準核原料，相當於‘TNT’威力的50倍，也就是說，如果吞下這樣一顆‘糖丸’，在十米之內可以把任何肉體炸得粉碎。”
泰伯森不安地問：“能發現嗎？我是說用什麼方法能檢測出這種該死的‘斯大林糖丸’，我們總不能劃開每個人的肚皮進行檢查。”
“當然能。”特納作了個肯定的手勢：“‘M·G——六號鈾’具有一種極強的人射線——只要把‘w·G型核輻射電子控測儀’稍加改裝，便能在五十英尺範圍內準確地檢測出它的位置和能量。”
布熱津斯基摩挲著咖啡杯思索稍許，對中情局長指示道：“請你通知愛德華博士，立即改裝一批‘W·G型核輻射電子探測儀’安裝到各大機場的海關入境口，嚴密監測，決不允許一粒‘斯大林糖丸’進入美國。”
特納微微一笑：“三天前我已經這樣做了。”
布熱津斯基頗感意外地“哦”了一聲，並未表示任何讚許，那神態顯然是對中情局長獨斷的行為感到不滿。
泰伯森也要求道：“我不知道這種電子探測儀有多大，如果攜帶方便請給我們特別執行小組也裝備三台。”
特納爽快地答應：“可以，它就像一台中型攝像機，提在手中便可使用。”
布熱津斯基有意將臉扭向泰伯森，神情嚴肅地吩咐道：“最近一個時期你們要特別注意西德的來美人員，尤其是那些追蹤採訪‘迪姆虎’訪美的記者，更要嚴密監控，防止那個叫‘卓婭’的殺手潛入美國。”
泰伯森鄭重地點點頭，打開筆記本看了看，說：“據外交部和海關總署提供的情況，本月由西德獲准來美人員共187人，其中記者34名。目前已有21名報刊和電視台的記者入境，全部停留在華盛頓。”
特納笑著插了句：“也許那個‘卓婭’就在其中。”
布熱津斯基又向中情局長和安全局長叮囑道：“你們要利用各自的渠道對這些人的身份再核查一遍。注意，我講的‘渠道’不是在華盛頓，也不單單指官方，至少我們應該知道那個‘卓婭’是男人還是女人。”
“明白了。”特納用軍人特有的嗓音應了一聲，隨後拍了拍放在膝頭的小錄音機，建議道：“關於梅茵霍芙集團的這個刺殺迪姆虎行動我們是不是應儘快向中方通報，以便得到他們的配合。”
“當然。”布熱津斯基當即表示同意，“同時我還要告訴你們：中方的情報機構也得到一份刺殺迪姆虎計劃。”
“什麼？”特納驚愕地盯著國家安全顧問：“難道中國特工已經掌握了這個情報？”
“不，是另一起謀殺計劃。”布熱津斯基放下咖啡杯，再次站起身，走到壁爐旁的操作檯前，摁動了一顆藍色按鈕。鑲嵌在左側牆壁上的一幅歐洲掛圖頓然消失，變成了一面巨大的顯示器。他嫻熟地敲了幾個鍵鈕，熒屏上即刻出現了一個年輕男子的頭像。“他叫李·喬治，1954年生於加利福尼亞州，1977年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國家安全顧問並不看圖像而是兩眼盯著下屬，語氣平和地介紹道：“此人是美國革命共產黨成員，十二天前死於一場車禍。但他在死前卻寄給中國安全機關一份‘刺殺迪姆虎計劃’。”
屏幕上顯示出一個被打開的黑皮筆記本。
“這是中方轉來的複印件。據李·喬治提供的情報，這次謀殺行動是美國革命共產黨策劃的。”
“一定又是‘綠色幽靈’這個狗雜種！”泰伯森咬著牙狠狠罵道。
“對！正是他。”布熱津斯基點點頭：“從這份情報可以看出，託尼為刺殺‘迪姆虎’已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請注意看，這是他選定的暗殺地點：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西雅圖，就是說當中國領導人在這四座城市訪問中隨時都可能遭到他的攻擊。這是他提出的幾種暗殺方式……這是他指定的在四個地方行動的殺手名單……”
特納不解地問：“既然我們已經瞭解得這樣詳細，為什麼不採取措施呢？為什麼不組織力量搜捕這些殺手呢？”
“證據呢？”布熱津斯基反問道：“沒有證據任何人也不敢下逮捕令。”
泰伯森提議道：“但我們至少應該在中國代表團到來之前把這四名殺手監控起來。”
布熱津斯基笑了笑：“是啊，我也想到了這一點，可現在看來你我的擔憂都是多餘的。據警察總署查實報告：這四名殺手有一名十五天前在華盛頓郊外的橡樹林中被人用紅色電話線勒死，顯然是託尼處決的。有兩名也在幾天前先後在亞特蘭大和休斯敦死於車禍，還剩一名昨天在西雅圖滑雪場摔下山谷，雖然沒死已成重傷，現在仍在醫院搶救。”
特納盯著熒屏看了好一會，又驚詫地望著安全顧問：“你是說這四名殺手全解決了？”
布熱津斯基做了個輕鬆的手勢：“對，全解決了。”
泰伯森衝他拍了拍微禿的腦門，用一種嘲諷的語調問：“你不覺得這件事巧合的戲劇味太濃了點嗎？”
布熱津斯基消掉屏幕上的圖像，慢悠悠地說：“如果你認為這種巧合是人為的，那就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中方的特工在我們之前採取了行動。假如真是這樣我們就太失體面了；二是我們自己人乾的。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警察總署、陸軍情報處……”他目光炯炯地凝視著兩位下屬：“當然，我希望這是我們的人於的。雖然這樣做有悻於人道精神和法律準則，但它符合美利堅合眾國的最高利益。”
特納表白地請求道：“如果您想知道我會調查清楚。”
布熱津斯基意味深長地一笑：“不用了，既然人家不願講自然有不願講的理由。我只想提醒二位：四名殺手雖然‘解決’了，但託尼還在，而且很可能就在華盛頓，這個魔鬼不會就此罷休，你們一定要把他找到，然後牢牢盯住。”
泰伯森把攥緊的拳頭狠狠擰了一下：“最好也用適當的方式把他‘解決’了。”
布熱津斯基望了他一眼，既沒講贊同，也沒說反對，但那目光明明是一種默許的表示。
這時，啟動中的計算機電子報時器發出“嘀嘀”的聲響，屏幕下端閃現出一行數字：“1979年1月26日9時30分”。
布熱津斯基看了看顯示的時間：“還有四十八小時那位令世界矚目的中國客人就將飛抵華盛頓。”
特納問：“中方的保安人員先遣團怎麼還沒到？”
布熱津斯基說：“這位高級領導人已下令取消了先遣團。他只帶十名警衛隨機同來。”
泰伯森驚訝地問：“十名？”
布熱津斯基點點頭：“對，這還包括你要求的一名中方聯絡員。”
泰伯森問：“叫什麼名字？”
布熱津斯基答道：“羅新華。”他又敲打了幾下鍵盤：“這是我們剛剛得到的有關他的檔案資料。”
屏幕上清晰地顯示出一箇中國人的面孔：稀疏的短髮，瘦長的臉頰，濃濃的雙眉下兩隻微微眯起的眼睛裡閃著一股幽幽的亮光，彷彿在冷冷地凝視著什麼。頭像下閃過一行行字幕：羅新華，原名傑·羅伯特，衛930年生於美國得克薩斯州，父母均為華裔移民。1949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同年11月返回中國，1951年加入中共志願軍赴朝鮮作戰，先在總司令部任翻譯，因與一名英國女記者發生愛情，受到軍法處分，被降職到野戰部隊。後因作戰勇敢，兩次受到上司記功獎賞。1953年被美軍騎兵一師第三聯隊俘獲，經審訊後釋放。同年9月被中共軍方遣送回國，關押審查達半年之久。1954年調人新組建的公安部特偵處，1958年升任副處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因同美國有特殊關係和“被俘問題”而遭逮捕，在監獄中度過六年，出獄後又到“五·七於校”勞動改造五年。“四人幫”倒台後，他才重新回到公安部特警處，任處級顧問。個人特徵：思維敏捷、性格內向、精通英語、熟悉特工技能、軍事器械、具有較強的傳統思想、不善交際、不喜菸酒、不近女色，至今仍獨身一人……
泰伯森皺皺眉：“真不明白中方為什麼會派來這樣一個怪癖的單身漢。”
布熱津斯基關掉電子顯示器：“不要忘了，林肯也是單身漢。”他站起身望著安全委員會特別執行小組組長，神情鄭重地說：“卡特總統已簽署命令，在中國代表團訪美期間，安全委員會和特別執行小組有權調動一切國家防衛力量，使用任何必要的方式，以確保中國客人的安全。決不許出現第二個達拉斯。”最後一句他說得很慢，也很有力。
泰伯森點點頭。他不清楚這最後一句是總統講的還是安全顧問自己加的，但從對方的目光中他感到一種審視和責問。達拉斯，這個令人討厭的地名多年來就像一塊巨石壓在他的心頭：1963年11月22日，他正是在達拉斯那個地方值勤的特工。該檢查的部位全檢查了，該戒嚴的地方都戒嚴了，他認為整座城市萬無一失，絕對安全，結果，肯尼迪卻在數百名特工的護衛圈中飲彈身亡。兇手是一個叫奧斯瓦爾德的前海軍陸戰隊員，他在被抓後未等審訊卻莫名其妙地被一個叫傑克·魯比的夜總會老闆在警察局的牢房裡開槍打死。不久，中央情報局局長小弗蘭克·G·威斯納也自殺而死，使這一轟動世界的事件越發變得撲朔迷離，神秘莫測。作為一名當時負責保衛總統的特工，每提及這事他心中便有一種強烈的負疚感。儘管案件至今仍沒有查清，由總統領導的調查小組仍在四處奔波，但他一直固執地堅信自己的判斷：中央情報局一定插手了這起刺殺陰謀。此刻，老謀深算的國家安全顧問又講到“達拉斯”，顯然不僅僅是提醒自己，更是對中情局長的告誡。
特納神色坦然地裝起小型錄音機，起身朝泰伯森伸手告別：“再見。需要我效勞的時候請儘管吩咐。”
“謝謝，相信我們這一次會合作得很愉快。”泰伯森用力握了握對方的大手，忽然他又想起自己的救命恩人，老牌特工——那個禿頂上校常說的一句話：“我們的眼睛不是盯著暗藏的刺客，而是面前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