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戲劇高潮

這一天，他的股票投資在賬面上損失了4.5億美元。他在賬面上仍然有近10億美元的身家，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他這一天的損失，抵得上美國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總資產；比除紐約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預算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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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2日，來自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亨利·羅斯·佩羅（HenryRossPerot）正值40歲。儘管已是美國最有錢的幾個人之一，但在富人階層他仍是新人，還沒能登上《普爾工商名錄》（Poor誷Register），只是剛剛在《美國名人錄》（Who誷WhoinAmerica）首次露面。只有他家鄉的少數人聽說過他。許多在飛機上碰巧坐在他身邊的人，也不會發覺他特別令人印象深刻或是有趣。他身高勉強有5英尺半，眼神天真而率直，臉上掛著一絲笑容，鷹勾鼻子，一口得克薩斯東部山區口音，留著網球草坪般的海員短髮，喜歡滔滔不絕，對愛國主義和童子軍一類的事情抱有熱情。他看上去就像一個不錯的有前途的年輕人，或許正在做著推銷員。

然而就在這一天，在佩羅身上發生了美國金融史，甚至西方金融史上一件劃時代的事。這件劃時代的事不能說是值得羨慕，但肯定值得人們記住。這一天，他的股票投資在賬面上損失了4.5億美元。他在賬面上仍然有近10億美元的身家，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他這一天的損失，抵得上美國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總資產；比除紐約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預算都多；不僅在數字上，而且在實際購買力上超過了J·P·摩根（J.PierpontMorgan）1913年去世時的全部家產。就實際購買力而言，這還可能是工業革命使得私人能夠大量積累財富以來，人在一天中可能遭遇的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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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是地球日。環境問題最近已經成為全美的熱點，尤其在年輕人當中。一群在參議員蓋洛德·納爾遜（GaylordNelson）領導下的環境保護主義者，把4月22日選做全美致力於消除一切汙染的日子。（像羅斯·佩羅這樣在股票市場上攫取大量賬面利潤的人也被視為某種汙染嗎？很有可能。）在華盛頓的內務部大廈前，1200名年輕人邊遊行邊大喊：“遠離石油！”“停止汙染！”抗議政府給石油生產商的合約，因為他們的經營被認為帶來了汙染。在紐約、芝加哥和費城舉行了多達25000人參加的反汙染集會（後來人們知道，聯邦調查局對此進行了監視）。在明尼蘇達州的布盧明頓市，前副總統漢弗萊督促聯合國建立環境機構，抗擊全球汙染，而在華盛頓的喬治敦大學，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參議員伯奇·貝（BirchBayh）號召建立國家機構來“像征服太空那樣征服汙染”。內政部長沃爾特·希克爾（WalterHickel）是位真正的環境主義英雄，很快就因為他的環境觀點被職業殺手殺害了，而當時他正在他的家鄉阿拉斯加州接受英雄般的歡迎。在紐約，孩子們騎自行車上學；大群心情愉快的人在沒有機動車的第五大道上歡呼；在第17大街，人們從長達一個街區的聚乙烯管中呼吸“純淨的空氣”；如此等等，整個公眾的輿論炮火頃刻間轉向了一個政客們所不熟悉的方向。同一天，小說家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Vonnegut）在間接提到尼克松總統不願成為第一個輸掉一場戰爭的美國總統的聲明之後，評論道：“他可能成為第一個輸掉一個星球的美國總統。”

所有這些行動和情緒抵抗著自美國南北戰爭以來發生在4月的最強的灰色情緒。對梅萊大屠殺①的揭露就在5個月前；就在同一天，4月22日，在紐黑文市即將發生支持黑豹黨②的騷亂性衝突，並將很快蔓延到東北部所有大學；駭人聽聞的美軍入侵柬埔寨就在8天之後，而國民警衛隊殺害肯特州立大學學生案就發生在12天之後。這一波灰色情緒，與越來越近的全國經濟衰退的種種跡象一起，導致了股票市場的恐慌。雖然這次恐慌遠遠沒有超過1929年10月的地步，但在很多方面已與之相似。1969年全年，道瓊斯普通股工業平均指數幾乎一直在下跌。進入1970年，繼前三個月堅守陣地之後，道瓊斯指數陷入嚴重的潰敗，至4月22日已比16個月前的高峰時期下跌235點。更糟糕的是，道瓊斯指數反映的只是一部分問題。利率已經上升到接近歷史最高的水平，這讓新的房屋建設和工業擴張變得不現實。美元在國際市場上也遭遇困境，外國人手中的美元數量已經大大超過美國黃金儲備。華爾街一百多家經紀公司面臨破產。至於道瓊斯指數，雖然在建立之時，是由被認為能夠敏感而準確地反映市場動向的老牌藍籌股組成的，但現在，它真實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能力已經大打折扣。一個更好的例證是，到1970年5月，一個包含一股紐約股票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的投資組合，價值只剩1969年年初的一半。領導1967年和1968年市場潮流的市場寵兒—大型聯合企業、計算機租賃商、引領技術的電子公司、特許經營企業—從巔峰陡然滑落。它們不是像道瓊斯指數一樣下跌25%，而是下跌80%、90%甚或95%。這就是1929年的徵候，它預示著另一次大蕭條，而這種蕭條不僅僅由絕望情緒導致，而是由各種經濟因素促成的，因此，這是一次實實在在的蕭條。

1929年商業和金融業表現出來的徵候，已經足以讓人們不但贊同桑塔亞那（Santayana）的觀點，也就是忘記歷史的人必將重蹈覆轍，而且贊同普魯斯特（Proust），從某個角度來看，他寫過的一部書似乎通篇都在說人類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不過是假象。

在1929年大崩盤之前，金融界的巨頭們反覆強調類似1907年的金融危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聯邦儲備系統具有保護作用；在1969~1970年的大崩盤之前，又一代人持有重複的觀點，認為不可能發生1929年那樣的金融危機，因為聯邦儲備系統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具有保護作用。而在這兩次崩盤之前大約8年，都出現了市場暴跌（分別是1921年和1962年），然後市場進入更加大膽投機的時期。這兩次，都有急於儘可能利用大眾對普通股永不飽足胃口的金融家，用最少的現金建立搖搖欲墜的龐大投機金字塔。1929年之前，它們被稱為投資信託公司或控股公司；現在，它們被稱做聯合企業。兩次都出現了市場操縱者，公眾卻奉他們為金融先知。20世紀20年代，被公眾賦予預知未來股票價格的超自然能力的，是耶西·L·利弗莫爾（JesseL.Livermore）。

這兩次，都有一些掌握內部消息的人，圖謀利用內部消息和市場技巧操縱股票價格，從而欺騙公眾。20世紀20年代，這些市場操縱者被稱為聯營基金經理，到了60年代，他們被稱為投資組合經理。（令人奇怪的是，雖然20年代的聯營基金和60年代的高回報基金即使不是非法的，也明顯是不公平的，公眾卻沒有對其表現出異議，只要能從中賺錢就行。）這兩次，華爾街的邊緣領域都出現了道德鬆懈，並且逐步蔓延到華爾街權力與名望的中心。1926年，未來的紐約股票交易所總裁開始了一系列侵佔他受託保管的基金的行為（而公眾直到十多年後才知道這一點）；1929年，大通國家銀行（ChaseNationalBank）總裁通過賣空本銀行的股票將400萬美元中飽私囊。在華爾街60年代的弄潮兒身上，沒有發生如此駭人聽聞的行徑，或者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未被發現。但在1926年，J·P·摩根的一名合夥人震驚了整個金融界，而此前人們一直認為摩根家族受到了上帝的庇佑。這位合夥人公開吹捧通用汽車的股票，而他的公司本身與該股票有很大的利益關係。40年後，1966年，華爾街遭遇了同樣的震驚，因為人們獲悉，兩年前，J·P·摩根的子公司摩根擔保信託公司（MorganGuarantyTrustCompany）的一名重要副總裁，在半個小時內買進或者授意買進了1萬股得克薩斯灣硫磺公司（TexasGulfSulphur）的股票，而這明顯是因為掌握了該公司在安大略發現大量新礦的內部消息。

這樣的類比還可以在許多有趣的細節上展開。兩次大崩盤發生時都是共和黨人當總統，他們都當選於經濟繁榮的頂峰時期，都非常重視商業發展。兩次大崩盤發生後，總統都在白宮與華爾街的領導人一起舉行了精心計劃又大肆宣傳的會議。最後，兩次崩盤都導致了瘋狂的互相指責。

當然，這兩次崩盤也有很大的不同—不僅後一次崩盤沒有導致災難性的全美經濟蕭條（雖然情況確實很嚴重），還有性質和社會意義上的差別，這正是本書的主題。如果將1929年的大崩盤與1969~1970年的大崩盤進行比較，人們甚至能夠發現卡爾·馬克思的著名論斷，那就是歷史第一次重複時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

3

這年春天，就在地球日以及羅斯·佩羅的“墜落人間日”之後不到3個星期，華爾街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戰場。1970年5月6日，星期三，美軍入侵柬埔寨剛剛一週，肯特州立大學案件過去僅僅兩天，全美80所大學因學生和教師罷課完全關閉，另有三百多所學校的學生抵制上課。紐約市的大部分中學和大學都計劃在5月8日星期五關閉，以籌備抗議活動。在所有的學生反戰遊行示威計劃中，有一場將在華爾街舉行。6日，星期三，一小群身著白衣的醫科護士學校的學生和教師來到華爾街進行和平示威。他們受到了三一教堂的唐納德·R·伍沃德（DonaldR.Woodward）的熱烈歡迎，這是一位富有年輕活力、熱愛和平的牧師。在交流過程中，師生們建議，考慮到華爾街地區白天的龐大人流量，可以在三一教堂建立一個午間急救中心，因為三一教堂自殖民時期就屹立在華爾街的一端，在地理上正處在金融區的中心—儘管沒有成為它的精神中心。師生們說，如果三一教堂願意提供場地，他們將負責組建急救中心，並配備志願人員。牧師充滿感激和熱情地接受了這一提議。急救中心正式啟動的第一天就是5月8日星期五—回想起來，這一巧合簡直是天意。

星期五，5月的紐約一個尋常的潮溼、寒冷、令人眩暈的早上，從大約7點半開始，數百名男孩和女孩從華爾街的兩個主要地鐵站—位於大通曼哈頓廣場的第7大道百老匯站和位於百老匯與華爾街交匯處的列克星頓大道站—湧出。他們大都來自紐約大學、亨特學院和各個公立高中，這些學校在這一天都關閉了。最後，他們的人數達到1000人，全都湧向金融區的中心廣場，也就是布羅德街和華爾街的交匯處，在一群早就守候在那裡的警察的嚴密監控下，進行示威。但學生們似乎並不打算找警察的麻煩。在細雨中，在喬治·華盛頓宣誓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的聯邦大廳立柱下，面對這令人生畏的摩根帝國曾在其中運籌帷幄、影響國家命運的大理石建築，他們振作氣勢，提出他們的要求。他們的要求與幾天前紐黑文市的幾個激進的青年領導人在一次秘密會議中達成的一樣，現在正在東北部數十所大學的校園裡傳開，這並不令人奇怪。第一，美國立即從越南和柬埔寨撤軍。第二，釋放國內的所有“政治犯”。毫無疑問，這指的是因被控參與折磨和謀殺亞歷克斯·拉克利（AlexRackley）而入獄的黑豹黨成員，拉克利是一名被指為警察眼線的黑豹黨成員。第三，停止一切大學資助下的以軍事為目的的研究工作。與1970年春天的許多次學生遊行不同的是，這一次完全是非暴力的。事實上，學生們表現得非常配合，到了中午，雨過天晴，他們的情緒更好了。大部分的遊行者坐在人行道上聽演講者演講。

11點55分：突然，從廣場的四個入口同時湧入了大量建築工人，就像訓練有素的奇襲部隊。他們許多受僱於附近的世界貿易中心工程，他們褐色的工裝和橘黃色的安全帽此時看上去像某種制服。他們許多拿著美國國旗；還有的人帶著建築工具，穿著重重的靴子，很明顯，這是他們的武裝。後來，有人說他們之所以行動整齊劃一，是因為有兩個戴灰帽穿灰色套裝的人用手打信號指揮。他們差不多有200人。

當他們衝過坐在地上的學生人群時，人們看清了他們的兩個目的，一個是把國旗插在聯邦大廳（又稱國庫大廈）門前華盛頓雕像的基座上，另一個是破壞遊行，並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暴力。為了第一個目的，他們邊向雕像前行進邊高喊，“向前進，美利堅！”“不愛她，就離開她！”在台階上，他們遇到了少數警察的阻礙。由於在人數上對方佔有壓倒優勢，警察很快被推到一邊。國旗被成功地插上了雕像基座。為了第二個目的，建築工人們不停地用棍子、拳頭、靴子、螺絲起子和鉗子毆打學生。他們在金融區的狹窄街道上追趕尖叫的男女學生，只要夠得著就拼命打。他們從三一教堂的前門撕下代表剛剛建立的急救中心的紅十字旗。空氣中充滿了怒吼和哀號，以及血腥暴動的氣息。勇敢的伍沃德牧師在自己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一直守在三一教堂前門，指引受傷者去裡面的急救站。有兩次，由於害怕教堂被侵犯，他命令關上大門。

三一教堂裡面正在舉行聖餐禮，恰巧是為了悼念在肯特州立大學事件中遇害的學生和在越南戰爭中死去的人們。參加聖禮的人先是聽到從街上傳來的越來越大的騷亂聲；隨著聖禮的進行，他們看到不斷有流著血的學生走過或被扶著走過禮堂邊上通往聖器儲藏室和牧師更衣室的通道，年輕的醫生和護士已等在那裡為他們處理傷口。一共有50名遊行者在三一教堂的急救站得到治療，另有23人由於傷勢過重必須送往比克曼市中心醫院治療。

此後一個多星期，華爾街到處是警察，人們彷彿身處法西斯國家。

這場規模雖小但程度激烈的暴亂，濃縮般地反映了全美國在那一時刻的悲劇。在這場令人沮喪的事件中，專業人士的華爾街，金融和法律的華爾街，權力和上流社會的華爾街，似乎站在學生這邊。也許是出於普通的人性，也許是出於階級情感，華爾街的牛派和熊派更加同情鴿派，而不是鷹派。萊曼兄弟（LehmanBrothers）的合夥人羅伯特·A·伯恩哈德（RobertA.Bernhard）也在交易大廈遭到襲擊，他在試圖保護一名被毆打的年輕人時，被一名建築工人用鉗子嚴重打傷頭部。往北幾個街區，一名年輕的華爾街律師在抗議建築工人時被推倒在地，遭到踢打。但大部分華爾街的權勢人物都沒有參與這場爭鬥，他們不在華爾街頭。與1920年導致3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據說是無政府主義者策劃的著名華爾街爆炸案一樣，1970年的騷亂也正好發生在鄰近正午的時候：而不是午餐時間。街上出現了喧譁，高樓裡的每一個人（或者職位高得擁有一扇窗戶的人）都往外看。市場沒有受到影響，華爾街的大部分精英們只是從高高的安全的窗口看著這場屠殺。

實際上，他們也做不了別的；即使他們衝下來，加入混戰，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然而，這一天，華爾街的精英們充當看客的做法卻有著極具象徵意義的一面：誠然，他們同情弱者，同情手無寸鐵的人，同情和平愛好者，但是，他們袖手旁觀—充滿驚奇和恐懼地，從俯瞰可愛的（從他們的角度看）上灣地區的窗口往外看。此時的上灣地區，島嶼被鬱鬱蔥蔥的樹木覆蓋，來來往往的郵船穿梭其間。他們向下看到的，是狹窄的街道，那裡傳來受傷或受驚嚇的孩子們刺耳的哭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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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事件（就像佩羅縹緲沉浮的命運一樣）讓人們關注起新時代華爾街與美國的關係，或者根本缺乏這種關係的現實。華爾街還能這樣大玩紙面遊戲、高高在上，而不顧窗外孩子們的哭喊聲嗎？沒有人聽到遠處革命的斷頭台發出的嘎嘎聲嗎？那麼，無論如何，如果你是一名1970年的華爾街人，至少你不能直接從戰爭中賺錢了。一直到艾森豪威爾時代，股票市場仍堅持一種老習慣，那就是在戰爭新聞面前，即使不是直白的歡呼，也是暗自得意，而在和平新聞，華爾街人士稱之為“和平恐慌”面前，卻表現出驚慌和歇斯底里。但1967年底的某個時候，華爾街開始認為越南戰爭不是一樁好生意，從而打破所有先例，毅然決然地反對戰爭，並表現出悲觀，擁抱和平。軍需企業不再是藍籌股，最大的軍需企業之一洛克希德很快將面臨破產的危險。1968年初的和平運動導致或幫助成就了交易量創歷史水平的大牛市。這是一個人們前所未聞的現象；華爾街舊的不光彩的一面結束了，有良知的金融家們舒了一口氣。

或者，如果你是有良心的華爾街人，你可以對自己說，你的貢獻在於為工業擴張提供融資，而這能幫助減少貧困，並最終消滅貧困。但現在你知道，或者最近才被迫反思，工業擴張並非只有有利的一面；每家新的工廠，不論多麼現代化，多麼清潔，都將在為許多人帶來財富的同時，通過汙染環境而帶來醜惡、痛苦和死亡。

華爾街作為政治問題久已不被提起。就連美國的老左派都早已停止攻擊華爾街。“華爾街的走狗”是一個會惹來嘲笑的說法，還不如說“蒙特卡羅的走狗”。隨著企業和聯邦政府的影響力和勢力越來越大，華爾街逐漸變成沒有重大政治影響力的國家設施。新右派乾脆忽視華爾街的影響，只是在1967年，艾比·霍夫曼（AbbieHoffman）同他的雅皮士朋友突發奇想地從觀光走廊上向紐約股票交易所場內扔美鈔。幾個月後，交易所的管理層對雅皮士做出反應—在觀光走廊周圍安裝防彈玻璃，意思似乎是，他們把扔進去的美鈔當做致命的武器。（也許，從交易所的角度來看，確實是的。）簡而言之，有人對華爾街進行了嘲諷，而華爾街大張旗鼓地接受了它。但嘲諷其實並不是指向華爾街的，華爾街已經成為商業化美國的方便的代名詞。難怪霍夫曼得意地說：“向股票交易所場內扔錢是很純粹的信息，意思不言自明。它比成百上千的反資本主義小冊子或文章表達的含義更豐富。”那些防彈玻璃多麼鄭重地為這一信息畫上了著重號啊！鄙視傻瓜的華爾街這次被耍了。

在暴風驟雨般的1967年和1968年，一切看上去都在瓦解—全美經濟危機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美元在巴黎不能兌換的地步，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和羅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被刺，芝加哥民主黨大會發生醜聞，學生騷亂逐步升溫—愚蠢的股票市場卻一路走高，毫無顧忌地上漲，似乎一切都好，或者一切肯定會變好，就像7月無憂無慮的日本金龜子。或者說，像一個即將死亡的人享受最後的晚餐。人們不禁要問：精明的華爾街難道對現實發生的事毫無察覺嗎？

除此以外，難道華爾街不正生動地象徵和體現了美國人剛剛開始學會重新審視的（即使不是排斥的）一切價值觀嗎？—新教徒式的勤勉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市場中心論和拜金主義。回想起來，華爾街不正是廣泛遭到質疑的舊日美國的簡化和現代化版本嗎？而舊美國與正努力成形的新美國毫無關係甚至格格不入。

當然，華爾街聲稱自己比以往更能代表美國。即使在1929年經濟繁榮的頂峰，華爾街也只是老實地承認，只有400萬或500萬美國人參與股票市場。1970年夏天，紐約股票交易所驕傲地公佈了一項調查，其結果表明美國當時有超過3000萬股民。“人民資本主義”已經到來，有數字為證。但在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方面，1970年的股票市場並不比1929年更貼近美國人的生活；事實正相反。1929年，美國—歷史上的美國，書籍、報紙、大眾雜誌以及學術刊物裡描述的美國—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小國家，人民的財產只有土地和金錢。人們根本不去關心他人。正如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在民主古希臘充滿田園氣息的歷史上被忽視一樣，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在臨近1929年的美國社會史上同樣被忽視。而到了1970年，社會各階層在對自身的註解中都加入了民主；少數民族、黑人和其他弱勢群體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知道自己擁有進入社會生活、獲得關注的權利，同時保持自己本來的樣子，而不是像早先的猶太人和愛爾蘭人那樣，把自己改造成白人新教徒的模樣。即使在富人當中，在社交場合談論股市已變得無聊和土氣，而這在1929年是廣受歡迎和讚許的風氣。從全美來看，1929年的400萬~500萬股民的影響力遠遠大於1970年的3000萬股民。而在1970年，人民社會主義仍然只是一個神話，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阿巴拉契亞的窮苦白人、失業的勞動者和掙扎謀生的農民會告訴你這一點。

華爾街—有時候如此美麗，如此富有詩意，直可叫詩人心痛—既是迫切需要物質和精神“綠化”的地方，卻又幾乎是美國最先被汙染的地方。在富爾頓街著名的老斯威茨餐廳（Sweets）內掛著一幅1847年的相片，那時大規模的工業化還遠遠沒有到來。照片幾乎完整地展示了600碼長的華爾街，直通向三一教堂，整幅照片中只出現了一棵樹。伴隨物質汙染的，並且至今仍在繼續著的是精神汙染，即非人性化。幾代人以來，華爾街的氛圍就是要展現美國最無情、最冷酷、最卑鄙的東西。狡猾、吝嗇、偽善的老丹尼爾·德魯（DanielDrew）並不是無緣無故就成為華爾街傳奇的，這並不是說華爾街過去（以及現在）完全是醜惡無情的。在華爾街，除了德魯身上令人厭惡的品質以外，非凡的進取精神、慷慨大度、勇氣與大奸大惡並存，成功與失敗並存，有時甚至還有一種高尚氣息。20世紀60年代，華爾街仍然有一種令人鼓舞的傾向，這種傾向已經存在了一個多世紀，那就是在比生活更寬闊的屏幕上凸顯人性（尤其是美國式的人性）；充當舞台，這或許是以佔有、統治、歸屬為主題的高尚、純粹的道德劇的最後舞台。

但這是有代價的。只有很少的植物在那裡生長，人也一樣。當華爾街的國王們在高高的窗戶後面經過過濾的空氣裡表演他們的經典戲劇時，華爾街的陪臣、奴僕和侍女們卻連能夠讓生活變得可以忍受的微小滿足感都沒有。他們不能理解的數字和機器把他們變成了傻子。當人們從通往百老匯和華爾街的地鐵上下來時，已經精神沮喪。男人們面部緊繃，顯得全神貫注。漂亮的女人們在不知不覺中發胖。冬天，狂風在狹窄街道的角落迴旋；夏天，這裡空氣沉悶、潮溼而又陰暗。聚集在信孚銀行（BankersTrust）外面的神學辯論者彷彿精神病患者一樣令人厭惡，而不是像滑稽戲小丑那樣令人愉快。毫無意義的怒氣，而不是貪婪，才是這裡盛行的情緒。

在1970年那樣的革命性年代，華爾街，這個濃縮了美國諸多傳統的地方，有可能在此時此刻置身事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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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羅斯·佩羅來說不可能。對他而言，華爾街是清教徒的地獄，一個危險而令人著迷的地方，並且他很清楚，是他幾乎令人不可思議的財富源泉。他來到地獄，征服了它，仍然保持清白。從環境和性格來講，他是不折不扣的西部民粹主義者，對“城裡人”，包括那些華爾街人，抱有恐懼和懷疑，以及嫉妒和鄙視。他的童年在得克薩斯東部度過，父親在一個遭受經濟蕭條的小城鎮做棉花經紀商和馬販子，這樣的生活確定了他的生活方式：10歲之前他就靠馴馬來賺錢（其間多次摔斷自己的鼻子），成為鷹級童子軍①，學會自力更生，並信奉用誠實勞動換取誠實財富的加爾文主義信條。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一個不符合時代的人。他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相信美國不但仍存在未開發的邊疆地區，而且這些地區仍是美國生活的主要部分。早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已消失的東西，倒可以作為他精神狀態的總結。他認為，在美國，對有雄心的人來說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有雄心的人的自然棲息地就是“邊疆”。此時，即使他已經時來運轉，在華爾街受到欽佩、羨慕或者憎恨，他仍然本能地將“西部”等同於“好”，而將“東部”等同於“壞”；坐飛機時—1970年底我曾陪同他乘坐了三天的飛機—他發現，當飛機向東飛行時，同行的乘客越來越緊張、壓抑、勢利和少言寡語，當飛機向西飛行時，他們則越來越大方、開朗和無憂無慮。

他的祖上便有拓荒精神。他的祖父是南北戰爭之前從法國遷到路易斯安那的移民的兒子。在那個真正的拓荒年代，老佩羅沿河而上來到得克薩斯州的新波士頓市，在這裡開闢出一塊空曠地，用伐來的木頭修了一間商棧和零售店。羅斯·佩羅高中畢業後在台克斯卡納附近上了兩年大專，隨後混到了海軍軍官學校的入學資格，1953年畢業，學習期間成績平平，但通過競選班長展露了他的領導才華。他還展現了成為超級推銷員的潛質。在海軍積極服役4年之後，他成為IBM在達拉斯的計算機代理推銷員。他的推銷業績卓著，以至於他升至任何一個帶薪職位都會遭到減薪，因為公司必須採取極端的手段來控制他的收入。公司將他的銷售提成降低了80%，並給他分配了年銷售配額，超過這個配額的銷售將沒有提成。1962年1月19日他就將配額用光了，也就是說，剩下的11個月又12天他無事可做了。考慮了一下這種尷尬的狀況之後，他在這年6月離開了IBM，組建了自己的公司—從事設計、安裝和運營計算機系統的電子數據系統公司（EDS，ElectronicDataSystemsCorp.）—同時帶走了他在IBM的兩個極富才華的年輕同事，米利奇·A·哈特三世（MilledgeA.Hart，III）和托馬斯·馬庫茲（ThomasMarquez）。他沒有投資者，也沒有後台；他的初始投資只有1000美元，這是得克薩斯州法律規定的組建公司的最小投資額。除他自己以外，董事就只有他的妻子、母親和姐姐。有一段時間很艱難。（當電子數據系統公司在達拉斯建起自己的辦公樓，並且將公司名稱的縮寫字母E.D.S塗於其上的時候，一些當地人還以為是一家叫做“Ed誷”的餐館。）但他的毅力和推銷才華沒有白費。1965年，機會來了，這一年通過了醫療保障立法，EDS很快佔領了先機。佩羅曾有一段時間在得克薩斯藍盾公司（TexasBlueShield）兼職，該公司從社會安全管理局獲得了一份為繳納醫療保險金開發一套計算機系統的合約。通過這層關係，EDS從得克薩斯藍盾公司獲得了一份轉包合同。這只是開始。最終，EDS獲得了11個州的醫療保障或醫療補助管理系統的開發合同，包括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和印第安納。公司從這些合同賺取了大部分收入，並且如《壁壘》（Ramparts）雜誌1971年所尖刻指出的，成為了“美國第一個福利業的億萬富翁”。合計起來，到1968年，EDS有23份計算機系統開發合約，323名全職員工，約1000萬美元的資產，150多萬美元的年度淨利潤，以及令投資銀行家垂涎的增長曲線。

就是這樣一個男人，憑藉我們將很快見識的手段，在1970年初打敗了所有的城裡人，而且是在他們自己的地盤上，成為亞當·斯密筆下的“金錢遊戲”的最大贏家，名下資產的賬面價值達到15億美元。他本人與華爾街的關係始於1968年初，當時股票市場正在暴漲，飢渴的投資銀行家們發現，從IBM舒適的陷阱裡逃出來的佩羅這一夥人已經可以拿到市場上賣個好價錢了。17位投資銀行家相繼拜訪了佩羅，鼓動他上市。起初，他同往常一樣，表示絕不會上市。他不喜歡外部因素干預公司的事務，他只想自己做自己的事。但來拜訪佩羅的第17位投資銀行家不同。他是來自R·W·普萊斯普里奇公司（R.W.Pressprich）的肯尼思·蘭格恩（KennethLangone），這是華爾街一家備受尊敬的公司。蘭格恩是一個年輕、和氣的股票推銷員，說話很快，有意大利城市血統。從性格、脾氣和背景來講，除了崇拜金錢這一點以外，他與佩羅在幾乎所有其他方面截然相反。別的投資銀行家提出以目前年每股盈餘30倍的價錢銷售佩羅的股票，後來是50倍，再後來是70倍。而蘭格恩提出100倍，甚至可能更高。佩羅猶豫了幾個星期，其間，他在公司內部開展了一系列空洞的關於像他們這樣一個公司應不應該上市的討論。可以想象，這些討論會不過是對中層管理人員對公司將何去何從的猜想能力的一次奇異考驗。但對於佩羅來說，這次精神檢查真的只是自欺欺人嗎？他的原則也和許多其他原則一樣，是可以用金錢交換的嗎？他下定決心了嗎？不管怎樣，他答應了蘭格恩。

接下來，佩羅開始了騙術學習，而他確實是一名機敏的學生。首先，蘭格恩想知道公司有哪些股東。妻子、母親和姐姐，佩羅告訴他。蘭格恩說，這是不行的。於是佩羅構造了一個更能為人接受的董事會，由哈特、馬庫茲和公司的其他幾個主要員工組成。接下來，必須調整公司的投資結構，比方說，分成1150萬股。一家年收入僅150萬美元的公司能分成這麼多股麼？當然可以，蘭格恩解釋道，前提是你想做出高市盈率，把股票賣個好價錢。也就是說，EDS將出售32.5萬股股票；佩羅本人也將出售32.5萬股。餘下的股票由佩羅和EDS的員工持有—員工大約持有150萬股（他曾以獎金的形式分給他們股份），佩羅自己持有950萬股。只上市65萬股是不是太危險了，因為價格的波動可能相當大，從而傷害小投資者的利益？蘭格恩告訴佩羅，65萬股足夠了。他指出，R·W·普萊斯普里奇公司本身就能造市，而且肯定能夠維持價格的公平和穩定。最後達成的發行價格是每股16.5美元，是EDS每股盈餘的118倍，當前股利的無窮倍，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股利。

在所有的談判中，佩羅都完完全全扮成赤腳小子，假裝被華爾街紛繁複雜的程序弄得暈頭轉向，實際上卻在暗暗學習如何利用它們。他問蘭格恩，這就是做生意的方式嗎？任由一小撮大投資銀行家愚弄市場？並不喜歡摩根和萊曼兄弟這類公司的蘭格恩只是笑笑，聳了聳肩。佩羅提出了一些古怪的建議，比如向股票的原始購買者做出90天的退款保證—當然，他也知道在法律和實際操作上這都是不可能的—並試圖模仿弗蘭克·梅里威爾（FrankMerriwell）①的口吻親自撰寫招股書（“孤身一人，身處逆境，身無分文……”），但最終招股書還是被改寫成常見的法律文書形式。他非常喜歡用傳統拓荒者的方式對待承銷商聘請的法律顧問，大名鼎鼎的文德律師事務所（Winthrop，Stimson，Putnam&Roberts）：在紐約時，一名律師邀請佩羅在華爾街一家高級俱樂部共進午餐，後來，當這位律師來到達拉斯後，佩羅堅持要在當地一家下等餐館回請。1968年9月12日，EDS的股票剛一上市，就很快被認購一空，堪稱那個魯莽年代最成功的新股發行之一，這個土包子在一夜之間有500萬美元的現金進腰包，還擁有市價總共2億美元的股票。所有原先忍耐著這個鄉巴佬的華爾街人突然間都笑不出來了。

這個鄉下人真的一直都是個超級騙子嗎？也許，但肯定不是故意的。實際上，佩羅完全可以稱自己為一個心靈純粹的道德理想主義者。他的行為準則體現了早期美國人的品質—節儉、早起、勤奮、崇尚競爭、個人主義—而他確實從中受益。他能夠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找到道德支持，這是非常有用的能力，儘管對別人來說這可能令人苦惱。華爾街讓他成為富人，所以華爾街或許沒那麼糟糕，也許實際上只相當於一個頭腦簡單的紙老虎式的無賴。在股票上市後的幾個月裡，佩羅對華爾街的興趣增加了。他每個工作日都要從達拉斯打電話給蘭格恩，一有可能就親自拜訪。每次拜訪時，他都要去普萊斯普里奇公司裡負責交易EDS股票的那間交易室。股票價格飛漲。投資機構開始買進它，甚至還有從日內瓦和黎巴嫩發來的奇怪訂單，這讓有恐外情緒的佩羅很不安。有時他會抗議：“不要把我的股票賣給他！我不想要他當股東！”但交易員只會笑他，然後還是把股票賣出去，而價格一直在漲。最後，1970年，EDS的股票賣到了160美元。現在，擁有900多萬股的佩羅在賬面上擁有近15億美元，這恰好是他出生的1930年美國聯邦預算的40%。

這位新晉的富有個性的億萬富翁並不把自己當大人物，而把自己視為全美青年的榜樣：“在美國的某個地方，會有一個年輕男子或女子打破我的每一項財富紀錄！這就是這個國家蘊藏的機會。”同樣富有個性的是，他公然表達出對得克薩斯其他新貴近來行為的不滿，宣稱他要做一個有道德的億萬富翁。他決定只給他的5個孩子留下很少的遺產，“這樣他們會擁有和我同等的機會”。他的大部分財產都會或早或遲地用於“改善美國人的生活”。作為開始，他為達拉斯地區的童子軍捐了100萬美元。他為達拉斯的公共教育系統捐獻了200多萬美元，用於資助黑人聚居區的試驗性小學建設。他拒絕從應納稅收入中扣除慈善捐贈，儘管這是他的法律權利，因為他認為從道德上講他應該向如此厚待他的國家納稅。1969年，他開始關心美軍在北越的戰俘的遭遇，12月，還試圖親自為他們的利益與北越當局斡旋。（他兩次爭取到印度支那的特許飛行，但都失敗了，然而，從個人滿足感的角度來講，並非完全徒勞無功—起碼能讓人們相信，也許還包括他自己，在現代世界，單獨一個人並不是完全軟弱無力的，美國人，尤其是美國資本家，也是一支善良的力量，不論人們怎麼說。）他本能地讓自己加入道德對抗，而按照他的道德標準，他總是贏家。1969年，曾有一群西部沿海地區的年輕的激進主義分子來要求他（我猜，他們勉強能夠說得出口）資助“革命”。他避而不見或者把他們打發走了嗎？沒有。相反，他趁此機會給他們上了實際的一課。他用最商人化的方式問：“革命要多長時間？要花多少錢呢？”激進分子啞口無言，因為他們沒有想好答案。

他把自己的行為變成了一種品德，而把品德變成了自己的行為。但佩羅有可能是偽君子嗎？道德中的偽善行為，就像民法中的欺詐行為一樣，必須有“故意”這個要素，即實施行為的人知道自己在實施侵害行為。從這一點來講，佩羅並非故意，因此，他並不偽善。

6

4月22日，佩羅得知他身價大跌時極為漫不經心。整個早上他都悶在達拉斯的辦公室裡，與EDS正在拉取的客戶公司的管理人員在一起。下午1點從辦公室一出來，他便拿起電話，打給辦公室另一頭的湯姆·馬庫茲。

“有什麼新消息？”佩羅問。

“呃，”馬庫茲說,“股票跌了50~60點。”

後來，佩羅說他什麼感覺也沒有。他會說，這件事“純粹是抽象的”。雖然喜好歷史，並且到目前為止歷史與他的預想吻合，但佩羅並沒有立即把這件事放入歷史的背景下考慮。我們已經看到，他的處世哲學有某種傾向，並且與大多數商人一樣，傾向於特立獨行，而不是為賺錢而賺錢。他真實的想法是，這整件事對他沒什麼緊要，因為他在8年間賺到的這15億美元並不是真正的錢，並不能很快或隨時變現。他還有可能想，他並沒有因為這次突然崩盤變得一貧如洗，因為，他（在賬面上）仍然擁有10億美元上下的資產。他後來說，他認為沒發生什麼真正大不了的事情。

EDS的股票在4月22日早上到底遭遇了什麼至今無人知曉，或許永遠也不會有人知曉。然而，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這隻股票的下跌與公司經營方面的任何壞消息無關。相反，公司傳出的都是相當好的消息：1969年的每股盈餘比1968年翻了一番還多，即使是1970年第一季度經濟衰退總體加劇的時候，EDS的利潤仍比1969年同期增長了70%。很明顯，一定有什麼別的原因。

EDS的股票是在場外交易市場①交易的。不到一年，這一長期以謠言、混亂和秘密操作為特點，因而聲名狼藉的交易方式將得到革新，取而代之的是電子技術的奇蹟，一個名叫納斯達克的系統—這是一個計算機系統，場外交易者只需要按幾個按鈕，看著自己桌上的屏幕，就能夠知道不在股票交易所掛牌的幾千只股票中的任意一隻股票當時哪家公司的買價最好，哪家公司的賣價最好。實際上，納斯達克將把場外交易市場從一個低級市場，提升到一個非同一般的地位。在當時，交易員的桌子上還沒有那種顯示屏，要想獲得EDS這樣交易量稀少的股票的最好價格，就不得不打電話給十幾家別的經紀公司，詢問他們的報價，還要與本公司的其他交易員在喊聲中討論他們獲得了什麼買價和賣價，最終確定一個價格，而這個價格是永遠不會告訴公眾的。在這樣一個市場中，操縱股票的機會是無窮無盡的。由一群情緒激動的討價還價者在沒有窗戶的黑屋子裡操縱著—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骨子裡流著十足盜竊犯的血—由超負荷運轉而又人員不足的證券交易委員會漫不經心地監管著，20世紀60年代的場外交易市場是用基督徒餵飽獅子們的絕佳競技場。

EDS股票的“問題”在於，當市場上所有其他股票經歷恐慌時，它的價格絲毫沒有下降。比較而言，大學計算公司（UniversityComputing），EDS所在行業的領導者，在4月22日的價格比前一年的最高價格下降了80%，而EDS的股票價格卻正處於峰值。不論盈利記錄如何，EDS150美元左右一股的股票從技術層面上講，處在極度有風險的位置。同時，大部分的股票供給掌握在追求快速回報的共同基金手中，而它們一旦看到任何下跌的跡象，就會迅速拋售。市場參與者稱之為“弱度持有”。上述現象不會沒有人注意，例外也不會發生在4月22日。很可能，某個或某些大的投資者，或許在日內瓦，或許在黎巴嫩，或許就在紐約，看到了一個把他們前幾天在其他股票上的慘重損失彌補回來的絕好機會。於是他們準備對EDS股票進行大規模賣空，並首先進行測試性的賣空，來試探它的強弱。一旦股票在壓力之下出現幾個點的下跌（可以這樣推測），他們則增大賣空的規模。突然降低的價格於是引起持有EDS股票、追求快速回報的共同基金的投資組合經理們的注意，他們的手指正有些發癢。憑藉一流的速度和敏捷的身手，投資組合經理開始拋售。報價越來越低—145、135、120—恐慌則在繼續。黑屋子裡的人們果斷而雷厲風行，在他們操縱的市場上，拋售恐慌能夠像8月下午的暴風雨一樣迅速讓天空變色。

臨近正午時，EDS的股票降至80~90美元，並穩定在這一水平；或許一手造成股價下跌的賣空者覺得屠殺已經完成，現在要開始優哉遊哉地享受他們的獵物了。

以上情景，至少是能夠從已知的情況和經驗中合理推演出來的。普萊斯普利奇公司的蘭格恩作為股票慘跌事件中的焦點，卻宣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說：“天塌了。這是一個可怕的市場，EDS的股票處於那麼高的價格，處境是很脆弱的。沒人能夠證明這一點，但是很明顯，有人組織了對股票的賣空襲擊。”當然，從邏輯上講，沒人能夠指責普萊斯普利奇公司參與了共謀。在拋售狂潮開始之前，這家經紀公司還持有EDS的大量股票，因此毫無疑問希望維持股票的價格，那個艱難的上午對它想必是無法很快忘記的。有人說，EDS幾近崩潰。但它挺住了，而且毫無疑問，羅斯·佩羅挺過來了。

7

這就是歷史上單隻股票在一天之內的最大下跌。但公眾投資者呢？成千上萬的投資者，要麼直接持有，要麼通過共同基金間接持有，都把他們儲蓄的一部分投入了EDS的股票，他們可不僅僅是金融史上一次重要事件中目瞪口呆的投機者。簡單地說，他們是失敗者，輸掉的也許是上大學的學資，也許是一次休假的旅資，也許是賴以養老的部分退休金。他們中極少有人有幸以16.5美元的原始發行價格或與之接近的價格買入EDS股票。與通常受追捧的新股發行一樣，尤其是在1968年那樣瘋狂的市場下，大部分原始股都落入了職業經紀人手中。在股票經過經紀公司的吹捧、市場簡訊的渲染和急於賺取佣金的各色人等的推波助瀾後，小投資者才能染指，買入股票—當然，也是在股價一飛沖天之後。在這一套早已為人們熟知的套路之下，懷揣著幾千美元而不是幾十億美元的公眾投資者，突然對價格正處於頂峰的熱門股票產生了興趣，紛紛在幾乎是最高位購進EDS的股票。一個以150美元買入的投資者，他所投入的15000美元在一天之內變成了10000美元，或者1500美元變成了1000美元。對他而言，在黎巴嫩或日內瓦或華爾街或佩羅的墜落人間日發生的事情一點也不抽象。從情理上講，他所損失的實實在在而又無奈的幾百或幾千美元，比佩羅數百萬美元的抽象損失嚴重得多。

那麼，小投資者受騙了嗎？事實是，儘管如此，他們並沒有受騙。回想起來，EDS向公眾發行如此少量的股票，固然置公眾投資者於巨大的風險之中。但佩羅從他所諮詢的17位投資銀行家那裡獲得的專業意見是，要想維持股票在全美市場的穩定，需要30萬~50萬股股票，而他實際發行了65萬股。因此，很明顯，錯在華爾街，而不在佩羅。況且，EDS與當時的許多新公司不同，不見其有任何借用高壓的推銷手段誤導投資者，或者靠報表處理伎倆粉飾資產負債表的行為。它是一家健康的盈利公司，市場對其股票的狂熱是市場的一相情願。實際上，即使經過4月22日的崩盤，EDS投資者的處境，仍然好於投資於其他更有名的股票的投資者，包括繁榮年代的大部分股市寵兒。截至4月22日，凌刑嗇房菩沃特公司（Ling-Temco-Vought）已從170美元跌至15美元；四季療養中心（FourSeasonsNursingCenters）從91美元跌至33美元（很快將一錢不值）；數據處理公司（DataProcessing）從92美元跌至11美元；帕溫卸嘍���荊≒arvin-Dohrmann）從142美元跌至19美元；休閒國際公司（ResortsInternational）從62美元跌至7美元。與佩羅不同的是，那些自身或者身邊的顧問判斷力不佳，以致對這些股票進行了投資的人，並沒有剩下10億美元的財產。

EDS是一家相對健康、值得尊敬的年輕公司這一事實，凸顯出其股票的突然崩盤在更大意義上的重要性，它對佩羅這樣高高在上的將軍是如此抽象，對小投資者這樣的下士卻是如此具體。如果說EDS的股票投資者被欺騙了，那麼，在那個4月，數千萬的其他小投資者也被騙了。

EDS股票的崩盤和佩羅令人眩暈的個人損失，代表了1970年市場恐慌的規模和荒誕。它們是那次恐慌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唯一事件，就像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那一天，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Whitney）在恐慌最盛的時候出現在交易所場內，代表一群聯合投資的銀行家，出價205美元購買美國鋼鐵（U.S.Steel）的股票一樣。並且，EDS的崩盤所處的更大的市場災難與40年前的情形如此相似—與智者們所說的，一遍又一遍，彷彿咒語一般，不可能再發生的情形如此相似。災難再次發生了，這就是歷史；但它是以不同的方式再次發生（這還是歷史）。華爾街的20世紀60年代是20年代以新的不同方式的重演—不同之處在於，60年代更為複雜、狡猾、民主，或許，從根本上講，更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