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後的蓋茨比

作為一個社會人物，吉爾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幾乎本能地完美體現的生活方式，是一個人們曾經熟悉但現在已經褪色的美國式生活方式：喜歡空想和自我毀滅，盲目追求風險，喜歡在午夜駕車狂飆或匍匐在賭博輪盤旁，最終遭遇毀滅，不是偶然的毀滅，而是這種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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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股市崩盤打擊了1961年興起的證券投機商號和它們的瘋狂客戶，使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挫了25%，讓新一代的投資者和賭徒明白了賠錢是可能的。這次崩盤是對過去的回顧，而不是對未來的展望。它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後一次”：最後一次以偏遠小鎮的經紀公司以及經常光顧他們的業餘玩家為主導因素的危機；最後一次發號施令的是個人投資者的情緒，主要是恐懼和貪婪，而不是共同基金或養老金信託公司這樣由計算機輔助決策的大機構。

糖尿病昏迷，一種能夠預防的災難性的人類疾病，發展得非常緩慢。它所帶來的危險的疲乏感削弱了人們想要徹底消除疾病的理性警覺。股市危機也是如此。1929年的大危機在達到頂峰之前實際上在主要方面已經發展了一年，1962年的危機從各方面來講規模都小一些，發展了5個月。繼道瓊斯指數在年底創下新高，接近735點以後（恰好差不多是1929年9月時的兩倍），股市開始了持續穩定的下滑。一年前對投機的危險性提出謹慎警告的專家們，此時卻成為投機熱潮的受害者。1962年1月和2月，他們指出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正處於“健康的調整”，並且推薦投資者繼續謹慎地購進股票。一個下滑的股票市場變成一個急劇下滑的股票市場需要的不是原因，而是藉口。4月，它找到了一個藉口，因為肯尼迪總統決定在價格上漲問題上與美國鋼鐵工業及其領頭羊美國鋼鐵公司死抗到底。以肯尼迪一貫的豪華風格，這場對抗演變成了高級情景劇，就像6個月後的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與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會主席羅傑·M·布勞（RogerM.Blough）在白宮關起門來開了個會，聯邦調查局的人拂曉時分來按門鈴，會議的結果總算令人滿意—鋼鐵業投降，價格回落。

但這花了怎樣的代價呀！從前一年的“肯尼迪市場”大賺了一筆的投資者突然發現這個來自白宮的充滿活力的年輕人是商業的敵人。問題不在於肯尼迪是否真的在對抗最白熱化時私下說過“我父親總是告訴我商人是雜種”，而在於美國1700萬股票投資者中的相當大一部分人認為他說過。市場連續幾周下挫，5月21~25日出現了過去十多年最嚴重的一週下滑。接著，5月28日，道瓊斯平均指數下跌34.95點，僅次於歷史上1929年10月28日38.33點的單日跌幅，後來的華爾街文獻稱這一天為藍色星期一。而且，這樣的下滑導致了在當時不可思議的935萬股的日交易量。在後來，這樣的交易量算是小的，最新的股票交易所繫統處理這樣的交易量的兩倍都不會有問題。但是，1962年使用的股票收報機（自1930年就在華爾街11號頑固甚至聲音沙啞地發出滴滴聲的機器）招架不住這樣的交易量，以致星期一收盤後一個多小時才完成交易記錄，收盤的鐘聲敲響兩小時28分之後，才將當天的交易記錄打印出來。這天晚上，早上還存在的200億美元的股票價值已經灰飛煙滅。

但星期二才出現真正的混亂。對包括IBM這樣的藍籌股在內的十多隻領頭股票的賣出委託鋪天蓋地，遠遠超過買入委託，以致根本不能開盤。已經開盤的股票跌幅驚人，一小時後道瓊斯指數已經又跌了11點。股票交易所和經紀商之間的聯繫由於不堪重負而徹底中斷，一些場內經紀商發現，最有指望讓交易所職員收到他們的交易報告的辦法是用盡力氣大喊。許多買賣委託乾脆在這片混亂中消失了，或許他們是幸運的。那些交易委託得到執行的客戶後來發現，他們支付的買入價比他們談好的高了幾個點，而收到的賣出價則低了幾個點。中午前後，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強勁的反彈開始了，結果人們發現，反應慢了56分鐘的收報機撒了華爾街最大的慌—它正在一本正經地記錄前面的跌市而不是現在的漲市。下午浩劫結束時，自詡為高效率市場的華爾街已是一片狼藉。反彈持續著，到星期四晚上，所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上午的損失都彌補回來了。但很快，市場又以更加緩慢的速度開始下滑。到6月中旬，道瓊斯指數跌至535點，肯尼迪繁榮—作為60年代晚些時候將會出現的繁榮的序曲—已經結束了。

在1962年的“小崩盤”中，誰遭受了損失，或者誰遭受了最大的損失？很明顯，是那些追捧新股的人，那些廉價股票愛好者，那些1961年靠投機暴富的百萬富翁。他們用最少的保證金購買波動最大的股票來賺錢，要麼在5月28日之前，要麼在那災難性一天的頭一個小時，他們被逐出了市場。而那些相對保守的人呢？他們用較高比例的保證金購買比較受尊敬的公司的股票。為其硬件上的技術崩潰而懊悔不已的紐約股票交易所在當年晚些時候做了一項研究，以確定在5月底的事件中哪些人做了哪些事。結果是很有啟發性的。美國金融界正在崛起的巨人，共同基金，贏得了光榮。資金雄厚、管理謹慎、堅持誠信傳統的共同基金在星期一市場下跌的時候主要買進股票，而在星期四市場上漲的時候主要賣出股票。因此，除了保護它們的投資者不冒過大風險之外，它們實際上穩定了市場。恐慌主要來自個人投資者，尤其是農村地區的投資者、外國投資者和新來的各色移民。這是一次個人危機，是由突然橫掃百老匯到利特爾福爾斯、蘇黎世到大章克申市的大眾情緒引起的。如果說1962年5月的危機是最後一次由個人而不是機構控制的股市大事件，那麼，昔日的傳奇人物愛德華·M·吉爾伯特（EdwardM.Gilbert）成為它的最大受害者，也就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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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伯特出生於1922年，當時的紐約是一個古怪的地方，居住著大大小小的百萬富翁和準百萬富翁。他的父親和叔叔是帝國木業公司（EmpireMillworkCompany）的主要持股人和管理者，這是他們的父親創建的一家穩健的小木材企業，該公司的第一次壯大是藉著1920年9月華爾街的一次神秘而可怕的爆炸帶來的合同。很久以後，埃迪·吉爾伯特的父親哈里這樣形容他：“小時候去任何地方他都是跑著的。”但巴德·舒爾伯格（BuddSchulberg）①筆下的薩米·格里克（SammyGlick）②只是埃迪·吉爾伯特的一個側面。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夢想比成為好萊塢的統治者更加複雜和宏大。最開始，他是一個聰明卻偷懶的學生，對數學情有獨鍾，也是一個天才而狂熱的運動員，一個被寵壞了的寶貝。父親的縱容讓他金錢無憂而道德薄弱。在賀瑞斯曼男子學校讀書時，在一群有錢人的公子哥當中，他是一個可怕的網球手，獲得過跳水冠軍，也是長跑運動員。在緬因州的溫尼貝哥營，他連續四個夏季被評為最佳運動員。

二戰初期他被康奈爾大學錄取，靠網球和拳擊成名，得過宿舍的象棋冠軍，是有名的惡作劇者，卻一如既往地忽視學業。一年級或二年級的時候，他離校參加了美國空軍。他先被派往北非，後來是意大利，為軍方報紙工作，對學習外國語言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天分。一個擁有這種能力的美國人，當然會在這群說話結結巴巴的農村人中間脫穎而出，但此時的吉爾伯特顯然在不止一個方面表現出眾。服役期間，他繼續保持對身體強健的追求，精通了更多的體育項目，包括滑水和板球。他一如既往地全力參加比賽，彷彿比賽是工作而不是遊戲一樣。

戰爭結束回國後，他回到康奈爾待了一陣，但並不長久。很快，他進入父親的公司。在初學經商期間，他自己進行了一系列投資，卻無一例外地失敗。他資助了一名職業拳擊手，結果那人也失敗了。他當上了百老匯戲劇《離夏天有多遠》（HowLongTillSummer）的聯合制片人，該劇請黑人民歌手喬希·懷特（JoshWhite）的兒子主演，是倡導“全民享有平等權利”的先鋒劇目，曾得到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Roosevelt）夫人的公開讚許。但《離夏天有多遠》要麼太超前了，要麼不合時宜，於1949年12月27日在劇場劇院首演時，遭遇票房慘敗，一週以後停演。吉爾伯特還涉足股市，卻沒有獲得值得注意的成績。在驗證了成功商人的後代通常缺乏商業天賦這句老話的同時，他對音樂，尤其是歌劇，產生了深厚的熱愛。在他身上，人們似乎可以看到熟悉的無實際能力而喜歡搞藝術的第二代的影子，而這一印象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他在帝國木業的工作很快出現危機。該公司在戰後建築業的繁榮發展中壯大起來，並向公眾發行了股票，股票發行為哈里·吉爾伯特帶來了約800萬美元的現金。他和以往一樣任由兒子揮霍，多年以來總是如此。這就像父子二人之間無聲的交易。哈里·吉爾伯特從未擔任帝國木業的首腦，他是一個繼承了大筆家業的和藹可親的人。從來沒能在業界呼風喚雨的他，渴望在他的朋友和同事面前做一個重要、有魄力而有趣的人。靠著父親的錢，兒子才能做那些生意，並且把辦公室電氣化。毫無疑問，有時候父親根本不明白兒子一再提起的那些錯綜複雜的生意是在幹什麼—債券呀收購呀之類的。但承認這一點是丟臉的，而且在雞尾酒會上說“我們正在做一樁大買賣，但現在還不能說”卻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於是，哈里·吉爾伯特一次又一次地出錢，從兒子那裡買到了商業上的虛榮。

早在1948年，埃迪·吉爾伯特就覺得家裡的公司小得容不下他，於是開始夢想把它當做工具，通過與其他公司合併，建立一個真正配得上它的宏偉名字的公司—一個真正的帝國。1951年，28歲時，他要求他父親賦予他更大的責任，讓他成為董事。哈里·吉爾伯特拒絕他後，埃迪·吉爾伯特自行離開了這個做硬木地板的企業。

這實際上是以退為進的一步。對於小吉爾伯特獨立建立的公司，有兩個版本的故事。一個版本於1962年發表，說他的公司成功了，4年後被哈里·吉爾伯特收購，從而把兒子帶回帝國，並支付給兒子2萬股帝國的股票。另一個說，埃迪企圖通過自己的公司壟斷木材市場，結果失敗了，損失了一大筆錢，被父親所救，才彌補了他的巨大錯誤。無論如何，1955年，埃迪又回到帝國，擁有了新的行動權力和自由。早在1948年，他在田納西州為帝國辦事時就與美國最大的硬木地板公司E·L·布魯斯公司（E.L.BruceandCompany）相熟了。自那以後，他就夢想著收購布魯斯公司，把它作為獻給帝國皇冠的一枚寶石。布魯斯公司當時每年的淨銷售額是大約2500萬美元，比帝國大得多，但它是一家呆板的公司，管理保守，控股的家族死氣沉沉，是有野心的捕食者經典的獵物。1955年，埃迪·吉爾伯特說服他父親將自己和公司的大部分資源用於收購布魯斯公司的計劃。

現在，埃迪終於要大展拳腳了。他開始與華爾街的重要人物交朋友—他的膽識令經紀商欣賞，他們也樂得從他那裡賺取可觀的佣金。他的有些朋友來自金融界的最高層。很明顯，他通過承諾向勒布羅茲公司（Loeb，Rhoades）的老約翰·勒布（JohnLoeb，Sr.）鍾愛的哈佛大學捐贈10萬美元獲得了他的青睞；以後，他會自稱為拉扎德·弗雷爾公司（LazardFr弐es）害羞的大人物安德烈·邁耶（Andr?Meyer）的重要客戶，以及傑奎琳·肯尼迪·奧納西斯（JacquelineKennedyOnassis）夫人的密友。同時，吉爾伯特開始在自己周圍聚集一些社會名流，他們會向他索要一些股市消息，反過來，他也可以利用與他們的親密關係獲得上流社會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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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朋友的關鍵作用在於“社交”。與19世紀美國絕大部分大金融家，還有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ScottFitzgerald）筆下的傑伊·蓋茨比（JayGatsby）①，這名販酒商渴望著戴西·布坎南（DaisyBuchanan）的碼頭通行證，而布坎南的話就等於金錢—一樣，吉爾伯特相信富人身上具有特殊的品質。對他而言，他的渴望是進入複雜的美國版的宮廷生活，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上流社會。有趣的是，對以財產繼承和盎格魯腥隹搜費�澄��〉惱嬲�納狹魃緇幔�託碌摹⒐夤致嚼氳摹⒉荒敲磁磐獾撓槔質瀾紓�此�降目Х裙萆狹魃緇幔��饗圓患憂�幀Ｋ�粵秸咄��非螅�徊還�欠摯�非蟆?960年，隨著民主思想的發展，或者僅僅是稅賦對傳統財富的瓦解，真正的上流社會遷往鄉村，在中產階級上層中消失，而產生於瘋狂娛樂的蕭條和戰爭年代的咖啡館上流社會，則由於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它的放縱和揮霍的本質，失去了它的地位。

但是，即便吉爾伯特相信上流社會喪失了世紀初的形式，他也沒有表現出來。相反，看上去他相信它的生命力，並謀求借助它進行自我實現。實際上，他可以為他的新朋友提供很多東西。他此時30歲出頭，身材矮小精瘦，長著黯淡的藍色眼睛，稀少的頭髮下是一張精明的臉，一種直接的個人魅力遮掩了他的虛榮和極端的好勝心。有時候他的新朋友會在背後嘲笑他愛在社交中裝腔作勢和賣弄，不過他們仍然參加他的派對，並且利用他的市場消息。有人指責他是一個撒謊成性的人，他們原諒他是因為他看上去真的相信自己的謊話，尤其是關於他自己和他的過去的謊話。他是一個有強迫症的賭徒，好笑的是，卻是一個糟糕的賭徒。運氣好的時候，他會將賭注翻番，直到將贏來的錢輸光，或者玩賭注更大的紙牌遊戲，運氣差的時候他往往會孤注一擲。不過，他似乎總能非常輕鬆地接受大筆損失，彷彿這樣能夠顯示他是個輸得起的人，而金錢對他根本不算什麼。人們提到他時都說他是個有趣的人，這是自然的，因為他為那些喜歡追逐和傳播閒話的人提供了談資。

在他的不斷慫恿下，他的新朋友還有他的父母、姐妹、表親、姑媽以及所有禁不起他說服的人，紛紛購買了布魯斯公司的股票。1958年3月，對布魯斯公司股票的收購進入高潮階段，當時這隻股票在美國股票交易所賣到大約25美元一股。整個春季，吉爾伯特父子和他們的親戚以及埃迪的朋友都在買進這隻股票，直到6月，它漲到70多美元，並開始了每時每刻的劇烈波動。布魯斯公司的股票此時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囤積，這是危險的，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隨著價格的上漲，布魯斯公司的家族管理層終於遲鈍地認識到股票正面臨偷襲。他們的防禦措施就是自己買進股票，從而加大股票上漲的壓力。與此同時，主要由投機者構成的第三方一直關注著股票劇烈而且明顯不合理的上漲，並且看到了賣空的機會—即先借入股票用來出售，待泡沫破裂後，再以較低的價格買進股票並交割給借出方。於是，到了5月和6月初，布魯斯公司一方和吉爾伯特一方購買的大部分股票都是來自那些手裡根本沒有這隻股票的人。這些股票來自理論上而不是實際上的“虛擬供給”，也就是說它們實際上是不存在的。6月，股票漲到77美元，敵對的雙方總共擁有的股票，或者說有文件表明他們擁有的股票，超過了該股票的實際發行量。賣空者面臨很大的壓力，因為如果股票借出方要求他們交割那些他們一借入即賣出的股票，他們是辦不到的，而股票的擁有者有可能逼迫他們以此時奇高的價格買入所欠的股票。

囤積在華爾街有漫長而臭名昭著的歷史。老“海軍准將”範德比爾特（Vanderbilt）在19世紀60年代就發起過三次，讓那些中了他的圈套的賣空者和股票被他操縱的公司都遭遇了滅頂之災。1901年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Pacific）的崩盤，正是因為遭遇了布魯斯公司所遭遇的囤積—對控制權的爭奪。其結果是全國性的恐慌，以及世界股市的震盪。紐約股票交易所經歷的最後一次囤積發生在1922年，是針對皮格利威格利公司（PigglyWigglyStores）股票的。就布魯斯公司事件而言，恐怕吉爾伯特和布魯斯家族都沒想過囤積，它只是控制權爭奪的意外副產品。而且，由於布魯斯公司對於整個經濟來說微不足道，因此並沒有造成全國性恐慌的危險。不過，那些沒有捲入這場爭鬥的布魯斯公司股東卻有可能成為無辜的受害者，而且，在華爾街，包括1958年的美國股票交易所，“囤積”一詞代表著不光彩的過去，令人提之而色變。於是，6月中旬，美國股票交易所採取行動，中止了布魯斯公司股票的交易，以保護無辜者。人們立即開始在場外市場交易這隻股票，那些慌忙爭奪其少得可憐的供應量以完成交割的賣空者，讓股票瘋狂漲至188美元。（股票供給來自無辜的股票持有者，有些也可能來自吉爾伯特言而無信的朋友，他們出賣自己的忠誠以換取迅速的利潤。）隨著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介入，吉爾伯特和布魯斯家族開始談判和相互指責，你來我往，最後終於達成相互妥協。9月塵埃落定之時，吉爾伯特持有布魯斯公司50%的股票，併成為布魯斯公司董事會主席。帝國改名為國家帝國（EmpireNational），作為對其地位提升的彰顯。1961年，國家帝國與布魯斯公司正式合併，取名為E·L·布魯斯公司（E.L.BruceandCompany）。

1958年秋，從混戰中走出來的埃迪·吉爾伯特終於獲得了成功。很明顯，憑藉他所擁有的布魯斯公司高價股票，他在賬面上已經是個富人，同時，他也贏得了社交圈中的支持者的尊重，並且，由於參與了由他所引起的囤積，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由於此次囤積事件與1901年那一次相似，他被媒體拿來與昔日的巨人J·P·摩根和E·H·哈里曼（E.H.Harriman）相提並論。這名新晉巨頭的真正目標可能會遭到老派貴族人士的嘲笑：成為實際上由寄生蟲組成的上流社會的領導人。這個上流社會是個國際性的偏激而鼓吹藝術的社交圈子，當時已經開始被人們戲稱為“噴氣機富豪”。但吉爾伯特不這麼看這個圈子。他喜歡把布魯斯公司稱為建築材料工業中的蒂凡尼（Tiffany），這個他在與布魯斯公司的長期爭奪中所使用的戲稱顯示了他的雄心。現在已經進入冬季，他開始宣傳自己的形象。他在大都會歌劇院長期定下一個星期一的包廂。雖然並非所有的包廂擁有者都是音樂愛好者，他卻是一個，而且，他也喜歡出現在他們中間。他結識了咖啡館上流社會的兩大顯赫人物，埃爾莎·麥克斯韋爾（ElsaMaxwell）和伊戈·卡西尼（IgorCassini）。有時候吉爾伯特會自我陶醉地問卡西尼是否認識與他年紀相仿而又比他更有錢、更舉足輕重的人，卡西尼會圓滑地一笑，然後搖頭。他聘請卡西尼的馬提雅爾公司（MartialandCompany）擔任布魯斯公司的公共關係顧問。出現在卡西尼的報紙專欄上的、關於吉爾伯特近況的文章，是由卡西尼自己作為布魯斯公司的媒體代理人提供的，而這實際意味著，對於卡西尼的專欄版面，卡西尼願賣，吉爾伯特願買。他讓他的妻子羅達，一個漂亮的布魯克林女孩，接受語言障礙治療和儀態訓練。最終，他把股票交易交給一個叫弗朗西斯·法爾（FrancisFarr）的經紀商打理，後者也是一個經常出入俱樂部的人，他的兄弟在著名的懷特和卡斯律師事務所（WhiteandCase）任職，還是聖詹姆斯主教教堂的教區會員。他為樂俱樂部（LeClub）提供地板裝修，以換取特許會員資格，這是紐約一個邀請會員制的迪斯科精英俱樂部。他在第五大道買了一套大公寓，並用法國古董填滿了它，其中大部分是一流畫作，還請了四名傭人。有時候他住在位於棕櫚灘的豪宅裡，典型的20世紀初照片中的上流社會派頭。他在法國藍色海岸的馬丁角買了一幢大別墅，一有空就與瑪麗亞·卡拉斯（MariaCallas）①和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AristotleOnassis）之類的人聚在一起，或者在奧運規格的游泳池邊舉辦室外派對，旁邊還有樂隊伴奏。在派對上，埃迪總是用熱情好客交換指揮的權利，他會充當樂隊指揮，給出奇怪的指示。“大家都去打保齡球吧！”午飯過後，他會對他的賓客們大喊著說，於是四五十名有錢而時髦的或者準有錢和準時髦的賓客，為了滿足他的願望，會老老實實地跳進他們的轎車或者由他安排等候一旁的豪華轎車，奔赴摩納哥豪華的四道保齡球館。他生活在夢想中，一步步實現它的細節，並且像蓋茨比一樣，等待在下一顆星上敲響的音叉發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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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並不真正有錢。除1961年外，他大概都是入不敷出。據說他的賬面淨資產最高曾達到1000萬美元，但現在看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賬面利潤來自借款，他的資產抵押水平總是維持在極限狀態。能夠一直維持這樣的資產抵押水平，完全是因為他簽訂了信貸條款。1959年，他在沒有通知公司董事會的情況下從國家帝國公司賬上借錢。這顯然是不當行為，但他在證券交易委員會發現之前就連本帶息償還了借款，因而未被追究。他總是缺現金，每年1月1日他都會一次性地預支他在帝國全年的工資。到1960年夏天，他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國家帝國公司的股票下跌了，吉爾伯特的經紀商要求他增加保證金①，而吉爾伯特在紐約已經處處舉債了。他欠數十位藝術品經紀商一大筆錢。有消息說，把他欠他父親的私人債務算在內，他那時至少身負100萬美元的債務。但他還是挺住了。當朋友勸他賣掉一些藝術收藏品時，他拒絕了。他說，賣掉它們就等於丟臉。

在那個特殊時刻挽救他的是1961年的牛市，以及恰好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出現的人們精神上的振奮。遵照朋友的建議，他打算聘請傑利·芬克爾斯坦（JerryFinkelstein）為顧問，後者是商界和政治界的顯赫人物（後來當上了紐約市民主黨主席），在當時被認為是美國最佳的金融公共關係人選。雖然不抱希望，吉爾伯特還是向芬克爾斯坦發出邀請，預備遭到拒絕。但令他驚喜的是，芬克爾斯坦接受了，條件是布魯斯公司的一大筆股票期權。接下來的事就很奇怪了：僅僅由於芬克爾斯坦的同意加盟，吉爾伯特就重拾自信，變成了一個精力旺盛的人，開始自己做他本來聘請芬克爾斯坦來做的事情。聘請大師的結果是解放了大師，芬克爾斯坦基本上什麼也不需要做，只需要在布魯斯公司股票大漲的時候數錢就行了。現在，吉爾伯特與他父親相比佔了明顯的先機。當布魯斯公司與國家帝國公司合併時，埃迪·吉爾伯特成為合併後的公司的總裁，而哈里·吉爾伯特成為“執行委員會主席”，該頭銜的實際意思是—通常如此—“被踢出局的高層”。現在，他第一次成為商界受人尊敬的重要人物。他在布魯斯公司的成功，使得兩年前幾乎不會讓他進門的投資銀行家現在找上門來，希望他同意由他們幫助他為以後的投資提供融資。吉爾伯特在股票市場上的購買力也大大增強了，這不僅是因為他手中的股票價值提高了，而且因為他的“朋友”數量在短時間內有了令人瞠目的增加，他們會非常高興地把錢投向他指出的方向。這導致了危險的新一輪的樂觀情緒。到1961年5月，吉爾伯特得意異常，擴張的慾望又一次抓住了他，他開始了為他招致毀滅的冒險。

他想為他的名叫布魯斯的帝國得到賽璐特克斯公司（CelotexCorporation），這是一家大型建築絕緣材料製造企業，總部設在芝加哥，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開始，他以大約30美元買進它的股票，後來趁它正好跌到24美元的時候，加大了買入力度，並一路追購，直到1962年初它漲至42美元。但他這一次的收購被迫中斷，因為賽璐特克斯公司比布魯斯公司大得多，其發行量是布魯斯公司的三倍多，交易量則多一半。但此時的吉爾伯特相信自己是戰無不勝的。他持有差不多50萬股布魯斯公司股票，分別抵押給孟菲斯、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債權人，這讓他擁有了數百萬美元的購買力。他開始動用這筆錢購買賽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讓他的朋友（以及表親和姑媽們）盡最大可能地購買賽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又從父親那裡借錢，同樣投入了賽璐特克斯。就連他的宿敵，布魯斯家族，也受到這個從他們手裡奪走公司控制權的人的蠱惑。1962年初，他們批准他動用公司的40萬美元用於購買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後來又增加了約100萬美元的賭注。3月，吉爾伯特亮牌了。他宣佈，他擁有賽璐特克斯公司10%的股票，要求進入董事會。賽璐特克斯公司總裁亨利·柯林斯（HenryCollins）起初拒絕了，但拒絕得猶疑不決，很明顯他只是在使用緩兵之計。吉爾伯特眼看著就要大獲成功了。

接著，連續發生了兩件事，一件公事一件私事，加速了他的命運進程。市場開始不滿肯尼迪與鋼鐵業的對抗，而吉爾伯特的婚姻也在前一年11月出了岔子，他只得飛回拉斯韋加斯，因為在內華達州必須居住滿6個星期才能提出離婚訴訟。毫無疑問，以他的賭徒本性，他以為賽璐特克斯一役勝利在望，他可以通過電話下達遠程命令，來完成最後的進攻。或者，在這個看上去即將勝利的時刻，他或許預感到災難的來臨，嚇得逃離了恐慌的現場。不知為何，4月底，他突然離開自與妻子幾個月前分居後在沃爾多夫居住的住所，飛往拉斯韋加斯完成居住期。

吉爾伯特採取了嚴密的安全防範，防止他的離開可能導致的布魯斯公司或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任何市場恐慌。布魯斯公司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他的去向，他們被要求發誓保密。他使用了假名—愛德華·西頓（EdwardHeaton）。（鬥志昂揚的愛德華①，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吉爾伯特仍然保持了他的幽默感。）他在汽車旅館的房間裡安裝了私人電話線路，可以直撥到他在紐約的辦公室總機，這樣，來電者可以立即轉接給他，就好像他仍在曼哈頓的辦公室裡一樣。他的對外信件首先發到紐約或者布魯斯公司在孟菲斯的總部，然後轉發給相應的收件人。

吉爾伯特的個人習慣和地球的轉動使他在拉斯韋加斯陷入奇怪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時間表。3小時的時差意味著紐約股市在內華達時間早上7點開盤。因此，每天早上，吉爾伯特必須在沙漠拂曉時分起床，接通電話線，從經紀商那裡獲得紐約的早間報價。股市開盤時，他打電話的頻率不得不加強，一直到拉斯韋加斯中午時分，東部股市收盤的時候，他的電話線都無法停歇。下午，他會去賭場逛一逛，一直玩到晚上。他夢到過完美賭局嗎，讓他贏得一大筆錢從而將賽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的賭局？即使有，也是徒勞的。後來他承認，他在拉斯韋加斯賭博確實輸了很多錢。

有時，他像一隻機警的蜘蛛，在真實世界中展開迅速的掠奪，然後快速退守。內華達州離婚法規的苛刻性使得他必須這樣做。要想成為內華達州居民，他必須證明自己在6周的時間內在每天的某一時刻待在州邊境以內。他請一名內華達州永久居民做他的證人，恰巧他的保鏢符合這一條件。這名證人會在下午陪他去機場，並在第二天下午去機場接他，正式記錄他的存在。5月初，他以這種方式去了兩次紐約，去尋找更多的資金。但股票市場此時已經開始迫不及待地下滑，使吉爾伯特的償債能力受到影響，他的債權人不願再借錢給他。實際上，他從內華達趕來不但沒有任何用處，還有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謠言很快在放款人當中傳開，說吉爾伯特遇到麻煩，處境艱難。5月中旬，他去芝加哥會見賽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午夜起飛，翌日在內華達的土地上留下腳印，穿過去機場的路上沿路店鋪閃爍的燈光，凌晨1點30分再次起飛）。在芝加哥，柯林斯現在同意在賽璐特克斯公司給吉爾伯特一個董事會席位以及另選一名董事的權利。吉爾伯特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信譽狀況，必須立刻得到董事會席位，但柯林斯堅持等到賽璐特克斯公司6月20日召開下一次董事會議時再宣佈，因此，吉爾伯特帶回他在沙漠中的藏身之所的勝利是虛有其表的。

吉爾伯特持有的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已達15萬股，股市每跌一點，他就必須再找15萬美元增加保證金，或者冒被經紀商賣掉股票的危險。遵照他的建議而持有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現在有差不多50人，由於他們大多數也是以保證金購買股票，隨著股票的不斷下跌，他們也面臨巨大的壓力。他們中的許多還持有布魯斯公司的股票。他們有三個選擇：賣掉賽璐特克斯的股票；賣掉布魯斯的股票來支撐賽璐特克斯股票的頭寸，這會進一步壓低布魯斯公司股票的價格，對吉爾伯特同樣不利；或者找來更多的現金支付保證金。吉爾伯特的購買力已經枯竭了。他欠經紀商、朋友、瑞士的銀行以及紐約黑社會放高利貸者的錢，這些債務現在通通壓向他，而股票市場仍在不停地下跌，每天把他越拋越遠。

5月的第三個星期成了吉爾伯特的噩夢，他不停地打電話求助，求債主借給他新的錢，求經紀商保持耐心不賣掉他的股票，求朋友再堅持一下與他同舟共濟。但一切都是徒勞的，他不停地被拒絕。絕望中，吉爾伯特重操舊業，賭了最後一把—為了避免必然的破產，他不惜冒犯罪的危險。吉爾伯特命令布魯斯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員分別向名為羅德斯實業公司（RhodesEnterprises）和帝國硬木地板公司（EmpireHardwoodFlooring）的兩家公司開具由布魯斯公司賬戶負責支付的支票，它們實為吉爾伯特製造的假公司，他用這些錢支付了保證金。支票金額高達200萬美元，這一舉動已構成重大盜竊罪。

這是冒險的一擊，當然，它是基於吉爾伯特的渺茫希望，那就是布魯斯公司和賽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能夠突然上漲，從而減少吉爾伯特必須繳納的保證金數目，讓他能夠抽回盜用的支票金額，償還給布魯斯公司。按他自己的計算—當然沒有考慮欠他父親的鉅額債務—如果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高於31美元而布魯斯公司股票高於32美元，他就有能力償還債務。5月25日星期五，兩隻股票均出現上漲，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以31美元收盤，布魯斯股票則收於323/8美元。這讓他有了一線生機。但吉爾伯特第一次表現出了悲觀。那一天，他曾對一名兼職秘書說：“按照今天的形勢，星期一將有一場殺戮。”後來，他對《紐約時報》的M·J·羅森特（M.J.Rossant）說：“我突然感到不可能全身而退，也不可能不傷及無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這一次吉爾伯特對市場的預感如此正確，但是由於欠下了累累債務並盜用了資金，他將自己緊緊地套在了網中，使他徒然擁有先知而束手無策。讀者可能還記得，他所說的將有一場“殺戮”的星期一就是“藍色星期一”，20世紀截至當時紐約股票交易所跌幅第二的一天。

5

那個致命的星期一的早上，吉爾伯特蜷縮在汽車旅館的房間裡，不停地打電話，一刻不停地盯著遠在3000英里之外的華爾街的下跌態勢。整個上午，布魯斯公司股票在30美元上下搖擺不定。打擊於紐約時間正午時分到來，一名經紀商告訴吉爾伯特，布魯斯公司股票現在是23美元一股。他無法相信，掛了電話又打給另一名經紀商，後者確認了這個毀滅性的消息。頃刻間，電話鈴聲響個不停，都是他的驚惶的債權人從紐約和瑞士打來的。

吉爾伯特現在對自己承認失敗了。他後來說，星期一餘下的時間裡他就像一個“被打得暈頭轉向的拳擊手”。布魯斯公司股票這天收於23美元，下跌了93/8美元，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收於25美元，下跌6美元。吉爾伯特這個星期一的個人損失達到500萬美元。除了應付債權人以外，他整個下午還要應付那些聽從他的建議購買了布魯斯公司和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他們也遭受了災難性的損失。星期二形勢出現了大的好轉，布魯斯公司股票漲了53/8美元，但上漲幅度太小也太短暫，根本救不了他。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完全沒有好轉，而他還有其他無法償還的債務，包括從毫無防備的布魯斯公司那裡盜用的200萬美元。

星期二晚上，吉爾伯特儘可能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很明顯，得到賽璐特克斯公司的美夢完結了。現在的問題不是建立或者保住一個帝國，而是避免破產，並且有可能的話，避免牢獄之災。他認為，他的希望在於找到一個能夠一次買下他的全部或大部分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買家，用所得的錢償還他從布魯斯公司“借”的錢。他記起一家名叫路寶來（Ruberoid）的建築材料公司曾經表達過持股賽璐特克斯公司的興趣。不論達成這筆交易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他必須能夠在紐約待一天以上。於是，儘管離他在內華達州的居住期滿只有一兩個星期，他還是放棄了離婚的夢想，於星期三陣亡將士紀念日飛到紐約，回到他在沃爾多夫的寓所。

星期四，他陷入更大的風暴。吉爾伯特發現他能獲得的與路寶來管理層見面的最早時間是下個星期一，6月4日。整個星期四白天，他在沃爾多夫的寓所圍滿了他的債權人，有些人甚至從瑞士遠道而來。他無法滿足他們，只希望能夠賣掉賽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星期五，知道他的處境以及他不得以採取的犯罪行為的朋友們勸他立即宣告破產。悔恨交加卻頑固的他拒絕了。

實際上，吉爾伯特還有一點時間—準確地說，是6個工作日。6月12日，星期二，是預先定好舉行布魯斯公司下一次董事會議的日子，到時候向羅德斯實業公司和帝國硬木地板公司貸款200萬美元一事一定躲不過。因此他必須在那之前拿出解決辦法，不然事情就要敗露。他最後能夠爭取到的貸款只是6天的時間—這一次貸的是時間，而不是金錢。6月4日星期一—第一天—他按計劃與路寶來公司的管理層見面，坦率地向他們承認自己處於危機，並建議，既然無論如何他們都想購買大量的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那麼還不如利用他此時的困境接手他持有的股票。路寶來公司的人看上去很感興趣，但還沒有給他明確的承諾就結束了會談。第二天，處境仍然絕望的他將整個事情經過告訴了他在謝爾曼斯特林律師事務所（ShearmanandSterling）的律師。可以理解地，他們感到吃驚，並著手採取可能的防禦措施。為了避免吉爾伯特在恐慌中加重罪行，他們告知布魯斯公司的管理人員不要再在任何情況下照他的指示簽署支票。作為彌補他承認所犯罪行的第一步，他們要求他向公司出具個人借據，並以個人財產做擔保。

第三天沒有任何有意義的進展，但在第四天—6月7日星期四—突然出現了希望之光，路寶來的執行副總裁告訴吉爾伯特一個幾乎難以置信的好消息，那就是他的公司願意以一個公平的價格購買30萬股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這筆交易即使完成，也不會讓他免於破產，但他將能夠挽救他的朋友和追隨者，並且擺脫盜用布魯斯公司款項的罪名。

吉爾伯特用星期四餘下的全部時間和星期五從朋友那裡收集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準備好交割。6月11日星期一，布魯斯公司董事會之前的最後一天，由於股票已穩穩地拿在手裡，他花了幾個小時享受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可能在一切結束之後仍保留某種榮耀，他或許不會失去一切—他的別墅、他的追隨者以及他在上層社會的地位。布魯斯公司的董事會在星期二早上10點30分召開。吉爾伯特抽著雪茄，穿著筆挺的灰色西裝和黑色矮幫休閒鞋出現在那裡。他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對其他董事講述—有人已經知道或差不多知道了—他從事的瘋狂而複雜的交易，以及它們如何最終導致他未經批准動用了在座的所有人受託共同看管的資金。接下來是激烈的爭論。有些人希望吉爾伯特立即辭職，有些人建議謹慎從事，或者至少等當天股市收盤後再辭職，以防止再次出現對布魯斯公司股票的恐慌。就在緊張而壓抑的討論當中，路寶來公司向吉爾伯特傳來消息，說該公司撤回向他購買大筆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意向。

這是對吉爾伯特致命的一擊。午飯時會議中斷，他沒有同其他董事一起用餐，而是回家收拾了一個手提箱，到他的銀行保險箱取了8000美元現金，訂了晚上7點30分飛往巴西的機票。既然他最後的合法出路被堵死了，他決定開始真正的流亡。巴西當時已經成為走入歧途的美國金融家們的長期避難所。已經來到這裡浪費時間、吹噓過去、玩紙牌和做點力所能及的小買賣的有：出身富貴的公司竊賊洛厄爾·比勒爾；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大盜竊犯本傑克·凱奇（BenJackCage）；出身貧寒、專門販賣虛發銀行股的年輕股票經紀人厄爾·貝爾（EarleBelle）。吉爾伯特肯定不願意與這些滑稽透頂的無恥之徒混在一起，後來他一直驕傲於一點，那就是他與他們完全沒有共同之處。但事實是，在1962年6月12日，他還是與他們所有人有一個共同點—讓人們認識到，迫切需要與巴西這樣與美國沒有有效引渡協議的國家建立司法關係。

下午2點30分，布魯斯公司董事會議重新開始的時候，吉爾伯特又回來了，冷靜而自信。他現在需要做的是說服董事會推遲公開宣佈他的辭職，以及其中不光彩的原因，直到他離開美國。只要推遲到7點半！他乞求。為什麼是這個時間呢？他解釋說他正好需要5個小時聯繫最後一位可能的放款人。經過另一輪冗長而激烈的爭論後，董事會同意了，吉爾伯特又鬆了一口氣。當然，可能的放款人是虛構的。他大約5點30分離開他在布魯斯公司的辦公室，假裝去見作為他最後希望的放款人，並說將在7點左右帶著最後消息回來。在其他董事緊張地等待時，吉爾伯特僱了一輛豪華轎車，接上他的父母，他們陪他到了艾德威爾德機場。哈里·吉爾伯特說，在車裡，埃迪“歇斯底里地發瘋”。但到達機場後，他冷靜地支付了機票錢，毫不引人注意地登上了飛往裡約熱內盧的班機。飛機因為某種原因推遲起飛，讓他最後害怕了一次，但8點剛過就起飛了。

在布魯斯公司的辦公室裡，董事們越來越擔心。8點15分，他們給證券交易委員會打電話，報告他們瞭解的一切情況。已經太晚了。8點30分，埃迪·吉爾伯特的飛機到達飛行高度向南飛去，哈里·吉爾伯特給布魯斯公司的董事打電話，遺憾地告訴他們，他的兒子不會回來了。

6

他在巴西生活得相對平靜，只在里約熱內盧的科巴卡巴納區找了一個相對舒適的公寓，經常不刮鬍子，避免去夜總會和賭場，有時寫寫信，做點當地生意，還學習葡萄牙語鍛鍊語言技能。（他沒有為自己配備有司機的卡迪拉克。）永遠愛他的父母時不時給他寄錢。“我無法面對別人。”他對去他那裡拜訪他的《紐約時報》的羅森特說。他還堅定地說：“我會用整個餘生償還一切。”同時，人們有時聽到他把他的徹底失敗歸罪於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和所有人：拉扎德、勒布、羅茲、賽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言而無信的朋友以及肯尼迪總統。他對一個國內來的拜訪者抱怨說：“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他們叫我天才，但我不是。如果不是他們告發我，一切本來都可以避免。”

這就是他的邏輯，也是那些繼續忠誠於他的朋友的邏輯：如果不是他的債權人不合時宜的不耐煩，以及股市5月的崩盤，吉爾伯特就能夠把賽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在被揭發之前償還從布魯斯公司借的錢，併成為英雄。現在回頭看，這是一個與現實完全不符的邏輯。實際上，後來人們發現，他的債務超過資產大約1400萬~1500萬美元。不論是最寬大的債權人，還是最風調雨順的股票市場，大概都不能永遠保證他不因過度的野心遭受懲罰。可以肯定的是，5月的崩盤只是加劇了他的陷落。

同時，在國內正進行著毫無意外的揭發和毫無體面的爭吵，竟然成就了一種虛假的體面，與孤獨地流落在外、把時間花在葡萄牙語語法上的吉爾伯特形成強烈反差。6月底，布魯斯公司謀求並獲得了法院的禁令，以防止吉爾伯特夫人私自處置他們夫婦二人擁有的傢俱和藝術收藏品：尤其是布歇（Boucher）①的《維納斯梳妝》（LaToilettedeVenus）和《丘比特與普續克》（PsycheandCupid），它們在禁令申請中價值9.5萬美元；莫奈（Monet）的《花》（Flowers），價值7.5萬美元；和弗拉戈納爾（Fragonard）①的《少婦的畫像》（PortraitofaYoungWoman），價值9.2萬美元。與此同時，司法部對吉爾伯特的15項證券欺詐提起訴訟，國內收入署則提出對他的稅務置留權的申請，一直上溯到1958年，總額達300多萬美元。7月中旬，紐約方面因為他盜用布魯斯公司公款以重大盜竊罪再次對他提起訴訟。他的朋友當中有的仍然忠於他，他們堅持認為他被誤解了，而且他從來沒有有意做壞事；有的則不願再承認認識這個人。他那些在布魯斯公司和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上賠了錢的老朋友及商業夥伴伊戈·卡西尼，現在覺得稱他為“騙子”一點不過分。到了11月，所有加在吉爾伯特身上的聯邦和州訴訟總共可判他194年監禁，而此時，他突然回國了。他一下抵達紐約的飛機，就被聯邦司法官圍住。他被逮捕，又很快被保釋。

他說他回來是因為他厭倦了無所事事和拉丁美洲的慵懶風格，顯然這是真的。（他的一些朋友開玩笑說5個月是猶太孩子能夠離家在外的最長的日子。）但還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吉爾伯特的父親在他不在的時候為他聘請的紐約刑事犯罪辯護律師阿諾德·鮑曼（ArnoldBauman）已經告訴他，危險掃除了。確實如此。吉爾伯特因保釋而獲得了至少4年半的自由，其間他與他的律師不斷向不同的檢察官保證供出其他的犯罪分子。他說他可以供出好多人，他在拉扎德和勒布羅茲公司那裡有東西。這些保證沒有得到履行。1963年5月，他和羅達·吉爾伯特終於離婚，一週以後，他娶了一位名叫圖麗德（Turid）的挪威空姐。別墅、藝術收藏品和池邊派對已成過眼煙雲，但吉爾伯特和他的新娘很過了一段好日子。他們穿著體面；住在公園大道上的一套公寓裡；他們有了兩個孩子，還去波多黎各度假。同往常一樣，在他父親的幫助下，他開了一家新公司，名叫諾瑟林公司（NortherlinCompany），經營地板。他仍然是一名好商人。諾瑟林第一年賺了20多萬美元，吉爾伯特按照承諾償還一些小債權人的債務—欠他第五大道公寓的油漆工2300美元，欠F·A·O·施瓦茨公司（F.A.O.Schwartz）138美元。此外，他又開始以10萬美元一年的花銷過起了以往的生活。他又開始在股票市場投機，不過是以他妻子的名義。一些上流社會不那麼無能的子弟又開始試探性地留意他。

有些美國人會有東山再起的時候，但埃迪·吉爾伯特沒有。以他的性格，他重返股市不可能成功，但即便是這樣，他也確實賺了不少錢。揹負多項指控、靠保釋獲得自由、欠債1000多萬美元的他在1963~1967年之間有兩次成為“有錢人”，有兩次“陷入絕境”，還有一次甚至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他在諾瑟林公司的經營中有太多投機取巧，這家本來很有前途的新公司開始虧損，最終為了扣減稅負被賣掉了。而他藉助從未履行的承諾從民政當局那裡爭取來的時間已經用完了。1964年，他承認了12項重大盜竊罪和3項證券欺詐罪。每一項罪行都設定了判決日，但每個判決日到來時，判決都被推遲了。眼看著他似乎將無止盡地逃避監禁，但1967年，當局終於對一再拿不出有效證據的他失去了耐心。這年4月，他只償還了1962年全部債務的極小部分，而且還增添了新債，聯邦監獄的門終於為他打開。他兩年以後獲得假釋，而此時他的蓋茨比生涯已經徹底結束了。

7

吉爾伯特不能算是金融家。在賭桌上和股票市場上，他的一言一行都遵循著世界上最古老而確定的失敗軌跡—如果不斷將賭注翻番，平均法則最終將會打敗你，那時你便出局了。他對華爾街的改革也沒有什麼催化作用，他的投機方式和最後的犯罪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是原創，而這些罪行的暴露也沒有導致新的防範性法律或證券交易委員會法規的出台。而且，除了盲目相信他的親戚朋友之外，也沒有很多無辜的投資者受到他的行為的嚴重傷害。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留意他呢？

作為一個社會人物，吉爾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幾乎本能地完美體現的生活方式，是一個人們曾經熟悉但現在已經褪色的美國式生活方式：喜歡空想和自我毀滅，盲目追求風險，喜歡在午夜駕車狂飆或匍匐在賭博輪盤旁，最終遭遇毀滅，不是偶然的毀滅，而是這種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毀滅。不論是垮掉的一代還是生於鍍金時代的美國人，不論漂亮的還是醜陋的，都隨著大蕭條和二戰成為過去。但吉爾伯特不知道這些。他很早就在潛意識中形成了特有的野心，一直不肯放棄，最終讓他的野心毀了他。由於生得太晚，他在不自知的情況下開始用華麗的方式進行自我毀滅。

或許，所有那些抱著很高希望的人都曾和他一樣—儘管賭注可能不及他押得大—把積蓄押在1961年大量出爐的新股票上，並在1962年被打翻在地。60年代末，1968~1970年之間，將出現一次更大的投機風潮和泡沫破裂。但那一次將是由機構主導的，到那時，美國的股票市場規模已經達到個人和小部分自我經營的投資者無法操縱的地步，類似吉爾伯特和他的那一小幫追隨者的行為將無法撼動它。

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統治股票市場前夕，即1961~1962年的投資環境，對吉爾伯特而言是完美的，他仍然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瘋狂追求虛榮的他渴望藉助財富和聲譽實現個人身份的改變。而60年代晚些時候的金錢追逐者將給自己設定更加務實的目標—他們要通過加入統治者來報復統治者，要推動國家進步，要藐視整個世界；他們將懂得吉爾伯特所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擁有金錢並不能讓生活變成奇蹟。他是1962年典型的失敗者，體現了股票市場對空想的毀滅，同時他也成為對未來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