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Go-Go的誕生
蔡在富達很快就出名了。他總是打扮得無可挑剔，一張沒有表情的臉冷漠得像佛像一樣。他的表現儼然一個精明決斷的以短期收益為目的的選股高手，在各只股票當中遊刃有餘，來去自由，他與它們的關係絕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試婚，而更像是一個與戲子混在一起的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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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出版的《韋氏新國際詞典第3版》（Webster誷Third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將“go-go”定義為“發現於菲律賓的一種藤蔓”，或者，指“班圖人”。1966年的《蘭登書屋英語詞典》（RandomHous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擯棄了這些生僻的語義，在“go-go”詞條下注明參見“agogo”，後者被定義為“隨心所欲；內心的滿足；豐富熱烈（多用於舞蹈表演、迪斯科舞蹈等的名稱）”。1969年出版的《美國傳統英語詞典》（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則提供了這一詞條最古老和有學術意義的來源。它說，“agogo”意思是“快而活潑地；自由地。主要用做副詞：活潑地跳舞（dancingago-go）；也可用做形容詞：活潑的舞蹈（ago-godance）”。它進一步解釋說，這個短語來自法語，在法語中的意思是“快樂地”，有可能源於古法語的“gogue”一詞，意思是歡樂或喧鬧，由它派生出英語（最早是中世紀英語）中的“agog”一詞。
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某個時候，大概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這個短語在美國獲得了一種含義，但直到它所描述的現象結束以後，這一含義才為字典所收錄。“go-go”一詞開始特指股票市場中的一種操作方式，當然，這是一種自由、迅速、靈活，有時候甚至摻雜著喜悅、快樂和喧鬧的方式。這種方式的特點是迅速買進賣出大宗股票，專門賺取快速利潤，特指一些共同基金的操作方式，而這些基金此前從來沒有以如此自由、快速、靈活的方式對任何事物進行過操作。
這種投資情緒和操作方式似乎首先誕生於美國信託公司的發源地波士頓。在美國，為其他人代管資金的行業開始於波士頓這個美國直至南北戰爭結束時的金融中心。信託的初衷是保存資本，其本質是保守的，它在波士頓所吸引的從業者也是如此。約翰·P·馬昆德（JohnP.Marquand）的小說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在波士頓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代表最無懈可擊的正直和莊嚴的受託人形象：銀白色的頭髮梳理得很整齊，但又不是過度整齊；藍色的美國人的眼睛一眨不眨，至少在工作時間是這樣；皺紋從鼻子延伸到嘴角，形成令人信賴的幾何等腰三角；嘴唇只在每天設定好的時刻沾酒，而且以精確的對身體有好處的劑量；打扮無可挑剔（衣著上最誇張的舉動是系一個小巧、整潔的蝴蝶結），只有一個明顯的瑕疵—他在整個成年生活中只戴同一頂灰色的扁帽；他每天的必修課如此有助於養生，以至於他的生命很少會在85~90歲之前結束。
然而，波士頓的受託人並不缺乏想象力。他是外向的雅典人，而不是經常被誤認為的內向的斯巴達人。早在1830年，馬薩諸塞州高級法院的塞繆爾·普特南（SamuelPutnam）法官曾寫下了著名的觀點：
人們唯一能要求受託人的是，他能夠保證行為的忠誠和良好的判斷力。他應該觀察那些謹慎、思慮周詳和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管理事務的，不是看他們如何投機，而是看他們如何永久地保住資金，學會考慮收入的可能來源，以及投資資本的安全。
這種源於波士頓的“審慎原則”是信託法的一次重要法律自由化，並且是一項生命力持久的原則，直到近一個半世紀之後，它仍然是受託人信奉的基本準則。1924年的波士頓是美國投資管理業另一次劃時代創新的發源地，在這裡誕生了最早的兩家共同基金，馬薩諸塞投資信託基金（MassachusettsInvestorsTrust）和道富投資公司（StateStreetInvestingCompany）。二戰後，一個名叫愛德華·克羅斯比·約翰遜二世（EdwardCrosbyJohnsonII）的波士頓人在比肯山麓默默無聞而又漫不經心地開創了冒險投資文化的先河。
雖然從來不是職業受託人，但約翰遜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波士頓受託人的化身。20世紀60年代，他正好60多歲，是一個充滿活力、身材矮小精幹的人，得意於自己在拉格爾斯鄉村俱樂部一桿進洞的紀錄。與傳統的受託人一樣，他喜歡戴扁帽和領結。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好像溫和的教育和舒適的生活讓他免受時間的苛責。他用他特有的富有魅力的聲調談論“任何事”和“任何人”，但他的話總是擲地有聲。他說話就像放連珠炮，聽上去有些口齒不清，因為他的舌頭無法勝任地傳達他跳躍的思維。
他1898年出生在波士頓郊區，父親是波士頓一家老紡織品公司C·F·哈比公司（C.F.Hubby）的合夥人，祖先是17世紀馬薩諸塞州一個名叫約翰·約翰遜（JohnJohnson）的清教徒自由公民。他繼承了另一個曾在南北戰爭中擔任聯邦軍長官的祖先的名字。他先進入米爾頓學院，又毫無懸念地進入哈佛，後來與門當戶對的表妹埃爾希·利文斯頓（ElsieLivingston）成親。他又順從父親讓他當一名律師的意願，進入哈佛法學院，然後加入波士頓有名的羅普斯格雷律師事務所（RopesandGray）。1925~1939年，他在那裡工作了14年，專攻公司重組與合併。但一直以來他的心思都在股票市場。
他最先對股市著迷是在1924年，當時他在《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EveningPost）上看到埃德溫·勒弗爾（EdwinLefevre）的《股票操盤手回憶錄》（ReminiscencesofaStockMarketOperator）的長篇連載，講述的是著名投機商傑西·利弗莫爾的職業生涯。“我永遠也忘不了當時的激動”，近半個世紀之後他對朋友說，“一切都寫在那裡，或者以隱含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是一個人人靠自己的世界，沒人請求幫助，也沒人施與幫助。你有怎樣的成就，不取決於你是誰的朋友，而取決於你自己。利弗莫爾，多了不起的人，總是那麼自信！當然，他肯定會輸，但關鍵在於他多麼熱愛這一切。在股市中操盤的他，就像在炮戰中坐在軍艦指揮室裡的德雷克（Drake）①。漂亮！”在利弗莫爾這本書的影響下，這位年輕的浪漫商人，這位被生活眷顧，險些由於他是某人的朋友或親戚，而成為他後來成為的人，開始在他的法律工作之餘涉足股市。他的同事嘲笑他在事務所辦公室的牆上貼股市趨勢圖。在1929年的大崩盤中，他和其他人一樣賠了錢。但是，和許多人不同，他倖存了下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儘管股市陷入深淵，他還是賺到了第一筆錢。“我注意到一系列信號，當它們集合在一起的時候，意味著大崩盤就在前面。”約翰遜很久以後說，“我看到了信號，預見到1931~1932年的股市下跌。我坐在我的小船板上劃開了，我的資金完好無損。天哪，幹得太漂亮了！”
1935年，約翰遜成為投資者公司（IncorporatedInvestors）的法律顧問，該公司是波士頓一家小型老式共同基金。漸漸地，他的愛好讓他離金融越來越近，離法律越來越遠。1939年，他離開羅普斯格雷律師事務所，成為投資者公司的全職副總裁和財務主管。4年後，他獲得了接管富達基金（FidelityFund）的機會。富達基金是波士頓的另一家共同基金，當時只管理著不起眼的300萬美元資產。此時，約翰遜已經有了自己的投資公司。尤其令人欽佩的是，接手富達基金的他沒有從中謀取一分錢的利益，因為在波士頓的傳統理念中，受託人職責是一種神聖的職責，而不是可以買賣的利益。
在當時的華爾街，“共同基金就是信託”這一概念根深蒂固，並一直維持到1955年，儘管共同基金實際上根本沒有信託性質。信託是指，一方依法為了另一方的利益持有資產—主要是年長的人為了作為繼承人的年輕人的利益而持有繼承財產。受益人並沒有選擇受託人，甚至也沒有選擇信託，因此可能對受託人和受託關係都沒有控制權。而共同基金的持股人，或者受益人，是主動選擇他想投資的基金，繼而向基金經理授權對他的資金進行再投資，並支付佣金。基金經理不是受託人，而是投資顧問，因此不受制於與受託人有關的法規的制約，而受制於有關投資顧問的法規的制約。然而，1955年前，不論在波士頓還是其他地方，他們給人的感覺就像受託人，或者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愛德華·克羅斯比·約翰遜二世儘管一身受託人氣質，卻明顯有著愛冒險的背景和脾性。畢竟，他的股市偶像是最大的投機家之一。一開始，他對富達的資金採用的投資方法是非傳統的，他後來對之做了極富個性的生動描述：“當我們買一隻股票的時候，我們不想弄得好像我們是要娶它。你可以說，我們更喜歡把我們和它的關係看成‘試婚’。但這還不夠。有時候我們也想要‘私通’，甚至在極少的情況下，想要‘一夜情’。”
他作為富達首腦的特立獨行風格雖然遠不至於成為華爾街醜聞，但在20世紀40年代還是引起了相當多的談論。愛德華·約翰遜是一個波士頓和哈佛造就的好人。到底中了什麼邪？但他所做的一切還只是開始，富達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將從約翰遜第一次遇見小杰拉爾德·蔡（GeraldTsai，Jr.）開始。
這次見面源於1952年初，約翰遜接到斯卡德惺返儻乃剮克拉克投資諮詢公司（Scudder，StevensandClark）一個朋友的電話。“我這兒有個中國年輕人，是個聰明的小夥子，但我們好像暫時無法安排他。”這位朋友說，“你能幫上忙嗎？”約翰遜告訴朋友讓這個年輕人過來。當蔡出現時，約翰遜很喜歡他的樣子，當場就僱他當初級股票分析師。
這名當時24歲的年輕人1928年出生於上海，父母是西化的中國人。他的父親曾就讀於密歇根大學，後來成為福特汽車公司上海區的經理。1947年，戰爭終於結束了，年輕的蔡被送往美國上大學。他先就讀於韋斯利恩大學。由於康涅狄格州米德爾頓市的土氣令喜歡上海燈紅酒綠的他不適應，他轉學到波士頓大學。在那裡，他感到生活自如，於是非常勤奮地學習，提前6個月完成了經濟學本科課程，將大四的最後一個學期用來撰寫一篇題為《上海的經濟發展》的碩士論文。因此，在1949年夏季，他接連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他在普羅維登斯的一家紡織公司工作了一年，又在紐約的證券業巨頭巴奇公司（BacheandCompany）工作了約一年，其間娶了一名美籍華人女孩。然後，他回到波士頓，已經下定決心從事股票投資的他拜訪了約翰遜，進入富達。“我喜歡股市，”他幾年後說,“我感到作為外國人我在那裡沒有競爭劣勢，但在其他地方我可能有。如果你以40美元購買通用汽車的股票，而它漲到50美元，不論你是東方人、韓國人還是佛教徒都不會有什麼不同。”讀者很容易注意到蔡喜歡股市的原因與愛德華·克羅斯比·約翰遜二世十分相似，他曾說“你有怎樣的成就，不取決於你是誰的朋友，而取決於你自己”。一個是來自波士頓的美國人，一個是來自亞洲的移民，卻同樣欣賞股市冷酷的客觀性，這讓他們兩人有機會逃過偏見的束縛。而不同的偏見千差萬別，實際上相差十萬八千里，這一點則無關緊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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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手段
和慣施的騙術
異鄉的中國人輕車熟路
傑拉爾德·蔡的東方面孔和背景，加上布萊特·哈特（BretHarte）1870年對東方人擅長黑暗手段和慣施騙術的漫不經心的描寫，最終成功地把他以天才的形象展現在人們面前。但讓他與愛德華·約翰遜走到一起的，是比對股票市場的共同愛好更加深刻的原因。
約翰遜可以說是一個東方通，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地傳統，一是個人喜好。他的祖先，早年的美國商人，是東方迷，原因非常實際—東方是他們財富的大部分來源。繞過合恩角①搭載著快速帆船到來的東方文化與東方貨物一起，影響了波士頓的建築和室內裝飾以及思想，甚至它的社會價值構成。在曾經為勞倫斯家族和洛厄爾家族（theLawrencesandtheLowells）所有的波士頓公園旁邊，是佔據兩間房屋的聯合俱樂部（UnionClub），裡面除了掛著19世紀長著絡腮鬍子的舊時美國大人物的畫像之外，還有兩幅中國商人莊嚴的畫像。約翰遜本人有一個堅持一生的愛好，一個難得的繼承於他父親的愛好—研究東方宗教。對遠東的親近感來得那樣自然，就像他一定會去哈佛一樣。
蔡也早已做好結識美國文化的準備。如果說他的內心仍然是東方的，足以激起和滿足一個波士頓人的好奇，而他的思想和舉止則驚人地西化。除了他流利而地道的美國口語還能略微透露他的東方背景之外，他開朗、務實、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思維富有邏輯、進取心強，基本上已是美國商人的典範。
還有一股力量讓約翰遜和蔡走到一起。年輕人一直非常像他的母親，一個堅強而了不起的女人，有獨到的商業意識，在上海市場上討價還價是她的兒子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但相對地，他與父親不太相似。在約翰遜身上，他毫無疑問找到了父親的替身，愛德華·約翰遜也非常樂意而驕傲地擔任了這一角色。約翰遜自己有一個兒子，一個聰明而風度翩翩的年輕人，名叫愛德華·克羅斯比·約翰遜三世（EdwardCrosbyJohnsonIII），暱稱內德（Ned），也在富達工作，可以預見的是，這將使故事的情節變得更加複雜。
蔡在富達很快就出名了。他總是打扮得無可挑剔，一張沒有表情的臉冷漠得像佛像一樣。他的表現儼然一個精明決斷的以短期收益為目標的選股高手，在各只股票當中遊刃有餘，來去自由，他與它們的關係絕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試婚，而更像是一個與戲子混在一起的浪子。繼續前面的比喻，有時床單甚至還沒有涼，他又換了下一個。約翰遜，蔡眼中的約翰遜“先生”，也是公司所有人乃至整個共同基金行業所有人眼中的“先生”，對他非常欣賞，少有不滿。幾年後，蔡這樣評價他的前老闆：“基本上，約翰遜先生不像其他波士頓的投資人士那樣保守。他是一個非常靈活的人，並不真正喜歡傳統。他總是希望讓你獨立思考，給你獨自完成工作的機會，而不是作為一個團隊或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但在他讓你獨立思考的同時，也會給你一個索套。‘這是你的索套，’他會說，‘去幹吧，但不要忘了把自己圈在裡面。’這是他最喜歡說的話之一。還有一句是：‘獨立完成。兩個人拉不了同一把小提琴。’”
1957年，蔡對自己在富達從事的工作已感到非常自信，他給約翰遜寫了一張便條，請求—實際上近似於要求—約翰遜同意他開設自己的增長基金。“他只用了半個小時來決定，”蔡很久以後回憶說，“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把我寫的便條還給我，說：‘去幹吧。這是你的索套。’”
蔡的索套名叫富達資本基金（FidelityCapitalFund），是公司第一隻公開投機的公眾增長基金。從一開始，他就用當時被認為是徹底賭博的方式來操作。他把富達資本基金的錢集中投資於幾隻當時被認為過於投機和冒險、不適合共同基金的股票（比如寶麗來、施樂、利頓工業）。他會一次購入1萬股或更多股票，並冷酷地告訴他的經紀商，假如他們不能在不使股價大幅上漲比如1~2點的基礎上湊齊這些股票，交易就取消。經紀商們會抱怨，但通常還是能湊齊大宗股票。由於有大筆佣金，如果一個經紀商不能按照蔡的要求完成交易，自然還有別的經紀商。他的年投資組合轉手率一般會超過100%，也就是說，每一股股票都會倒手一次，這在當時的機構投資圈子裡是前所未聞的比率。他對市場變化貓一樣的迅捷反應很快就聲名遠揚。“觀察他的反應是一件很美的事，”約翰遜說，“多麼優雅，多麼及時—漂亮！要知道，如果他出現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場內，會立即成為它的首席交易員。”隨著富達資本基金淨資產的上升和新資金的湧入，蔡開始與各大公司的管理者密切接觸：國際電話公司的哈羅德·吉寧（HaroldGeneen）、聯合食品公司（ConsolidatedFoods）的內森·卡明斯（NathanCummings）以及洛伊斯公司（Loews）的勞倫斯·蒂施（LaurenceTisch）。儘管公眾還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已逐漸為企業圈所熟悉和懼怕。一家公司的股票被突然拋售1萬股可不是兒戲，一個在任何時候都能辦到這一點的人則是值得結交的。
所有的升起之星都會遭遇挫折，這個投資界年輕的畢加索在1962年的險惡市場環境中也遭遇了一次重挫。他把重點放在成長型股票，只重倉持有少數幾隻股票的整個操作方式，意味著在股市崩盤時會面臨巨大風險。1962年5月的浩劫過後，富達資本基金突然看上去像一隻被戳破的氣球。但蔡很快就重整旗鼓。那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他突然表現出異常的樂觀。6個星期的時間裡，他投入了富達資本基金的2600萬美元購買股票。股市飛速上揚，到年底，這隻基金的資產價值在3個月內上漲了68%。
蔡現在已經將他的手法掌握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在接下來的3年裡，他遇上了施展它的理想市場環境。同時，他在自己的公司裡也獲得提升。到1963年，蔡已擁有約翰遜的投資管理公司富達管理研究公司（FidelityManagementandResearch）20%的股份，相當於愛德華·約翰遜持有的一半。此時他開始將自己看做約翰遜的接班人。富達資本基金的資產價值一再上漲，最終，在1965年這個股市獲得豐收的年份，基金增長率達到近50%，轉手率120%。
沸騰歲月到來了，對此，傑拉爾德·蔡比任何其他人的貢獻都大。突然間，他全國聞名。和葛麗泰·嘉寶（GretaGarbo）一樣，他既喜歡出名，又害怕出名。富達從未聘請過公共關係公司，當媒體和廣播電視媒體爭先恐後地敲響他的房門時，他既驚訝又侷促。當《紐約客》的一名記者要求對他的私人生活進行專訪，好登在該雜誌的“城市閒談”欄目上的時候，他讓他的秘書回覆：“蔡先生從不允許報道他的私生活。”但是，不論怎樣，媒體還是對他進行了大量的報道和談論，有私生活的也有非私生活的。到了那個瘋狂的秋天，他已經成為股市毫無疑問的金童。曾經，三十多年前，約翰遜眼中的英雄傑西·利弗莫爾也充當過同樣的角色，他的一舉一動都被那些希望借他發財的追捧者研究。曾經，“傑西·利弗莫爾在買入！”是人們瘋狂搶購一隻股票的信號，現在，它變成了“傑裡·蔡在買入！”與利弗莫爾一樣，在他的名望之下，他的預言開始具有某種自我實現的能力。他的傳奇獲得了自我延續的魔力，他買入或賣出一隻股票的舉動本身，就能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在幾小時內增加或減少數億美元。利弗莫爾未曾受到聯邦證券法的困擾，但現在，該法明確禁止股票操縱。但證券法能拿蔡怎麼樣呢？所有人都要跟著他下注難道是他的錯嗎？雖然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但他就是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個股票操縱者。作為新時代的第一位巨星，他為監管制造了全新的問題，而華盛頓的監管者起初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至於愛德華·約翰遜，雖然他將傑西·利弗莫爾視為炮戰中的海軍司令，他自己卻沒有變成另一個利弗莫爾，他的本性太含蓄、太波士頓化了。但現在，顯然在無意識的情況下，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培養了一位。
接下來的問題是，蔡的種族和國籍對他的神秘成功有多大的貢獻，又有怎樣的道德含義？華爾街從未有過一位非白人的領導人，實際上，連不是純粹盎格魯腥隹搜費�車男陸掏蕉己萇佟Ｏ衷冢��辛艘桓觥；蛐恚��梢宰暈野參康匾孕鼗徹憷�躍印５�媸欽庋�穡課鞣繳緇嵩繅鴨�豆��餃說撓跋熗�土釗艘苫蟮牡賴鋁α浚凰�遣祭堤亍す�乇氏錄永�Ｄ嵫翹越鶉戎幸煜緄鬧洩�耍�蛘呃系纈爸械謀說謾ぢ澹≒eterLorre）①，或者新電影中的早川雪州（SessueHayakawa）②：文雅沉著、舉止禮貌、智慧過人，骨子裡卻非常西化，能夠本能地覺察和追逐划算的買賣。一個不迂腐的波士頓受託人慧眼識珠，發現了一個新的活生生的東方天才，並放任他在美國的舞台上大放異彩。急切地追隨蔡進入冒險遊戲的華爾街人，以及蜂擁而至希望分一杯羹的投資者，並不是受到了高漲的社會情緒的指引。他們是在追隨一位他們認為會讓他們變富的金錢魔術師，一位他們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個人交往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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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蔡在富達的職業生涯來到一個岔路口。老約翰遜現在已經年過65歲，很快就可能退休。誰會是他的繼承人？蔡，還是約翰遜自己的兒子內德？小約翰遜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英俊而富有才幹，本身也擁有非凡的投機眼光。他有非常無聊的幽默感。他會對父親說：“對於你的指揮台和試婚，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有些人有非常強的自我保護意識，你就是其中之一。”老約翰遜會開心地笑一笑。確實，作為一對父子，這兩個男人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地融洽。對傑裡·蔡，內德·約翰遜很少說話，除了偶爾在會議室裡與他就某隻股票的優缺點展開激烈的爭論。但有時候，他們爭論的東西似乎比他們實際說出來的要多。蔡現在有著功成名就的自信，在股市中享有號召全美國的影響力，他再也不會在富達的會議上默默無聞了。最終，他直接向約翰遜提出了繼承問題。那一定是一個對兩者都很艱難的時刻，但約翰遜坦然地面對了它，沒有逃避。他只是說，內德是他的兒子，他希望內德最後能夠繼承他。蔡明白了，他知道富達從根本上就是一個家族企業。但他也知道，他不能也不必忍受一個永遠做二把手的未來。當年晚些時候，他辭職了，將他手中的富達股份以220萬美元賣給了公司，然後取道紐約，在那裡建立他自己的新基金。
他所推動的新的、令人興奮的同時也是危險的管理投資資金的方式，現在已經成為全美國的風潮。隨著共同基金資產價值的上升，新的資金不斷湧進來。蔡和他的同類人似乎為那些有幾百或幾千美元拿來投資的人發明了一種造錢機器。大約有300萬人持有標準共同基金的股票，到1965年底，他們在這些基金裡的投資達到350億美元。當然，為了讓蔡或他的同類人管理他們的投資資金，他們支付了不小的佣金，第一年投資的一半都是用來支付初始佣金的。1966年末，證券交易委員會將憤怒地判定這樣的佣金過高，但那是在股市下跌之後。我們已經看到，改革是一朵脆弱的花，在經濟繁榮的刺目陽光下會枯萎，直到1965年底，證券交易委員仍然沉默無語。對此，客戶們也無話可說，毫無疑問。據《韋星伯格報告》（WiesenbergerReports）公佈，這一年，29家“業績”最好的基金資產價值平均增加了40%，而由老牌藍籌股，如AT&T、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和德士古（Texaco），而不是寶麗來和施樂這樣的時下熱股組成的道瓊斯指數，只遲鈍地上漲了15%。現在，新的投資方式出現了，好像只要隨意挑一隻基金，你就能在一年裡賺回40%。事情似乎只有先付完佣金，然後放鬆享受那麼簡單。你會得到你想要的，當然，前提是道瓊斯指數每年增值15%左右，而績優的基金每年增值40%~50%，當時的所有人確實是這樣預想的。這樣的假設只有在人們喪失理智的時候才可能被廣泛接受。
在蔡的周圍迅速升起了一群投資之星，他們中的一些將在後面的故事中或明或暗地發出一些光芒。紐約權益基金（SecurityEquityFund）的弗雷德·阿爾傑（FredAlger）剛剛30歲。他一半傳統，一半非傳統。從他父親的生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影子，他父親既是美國駐比利時前大使，又是一位底特律政客；他自己畢業於耶魯大學，為經營國際共同基金的伯納德·康菲爾德（BernardCornfeld）所喜愛；他頭髮凌亂，穿著寬揹帶褲，反應敏捷，經營一隻著名的基金，1965年創下了增長77.8%的業內紀錄。弗雷德·卡爾（FredCarr），還不到35歲，是一個經歷過1963年11月艾拉瀉榔仗毓�荊↖raHaupt）色拉油醜聞①的投資老手，後來為好萊塢式的科萊納貝爾經紀公司（Kleiner，Bell）工作。現在，他坐在洛杉磯的辦公室裡，為古董傢俱和視覺藝術品所環繞，在人們聞所未聞的新冒出來（而且是不斷冒出來）的成長型公司的股票中，進進出出，經營他的創業基金（EnterpriseFund）。“創業基金，”卡爾在一份針對他的保守派競爭者的公告中聲稱，“將不再靠交易那些蓋宏偉大樓或生產漂亮服裝的公司的股票來賺錢。”在華爾街也有一位這樣的人物，那就是霍華德·斯坦（HowardStein）。他曾經是小提琴家，現在是德萊弗斯基金（DreyfusFund）的大人物。他跟隨傑克·德萊弗斯成長起來，在10年間讓基金的資產從100萬美元變成3億美元。像德萊弗斯那樣，他向人們展示，那些站在金融世界死亡中心的人—買賣蓋宏偉大樓或生產漂亮服裝的公司的股票的人—也可以非常瀟灑。這些人和蔡一起，成為沸騰年代早期的明星，在世界金融史上那個股票投資開始以百萬計的年代，逐漸變成全美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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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金同根派生出來的，還有各種奇異的贅生物和旁支，其中最為怪異的是對沖基金。對沖基金是隻對富人開放的私人共同基金，最小投資額必須達到10萬美元，甚至更多。聯邦法律通常禁止公共共同基金從事保證金交易，或者賣空股票。因此，它的投資槓桿是有限的，雖然在市場形勢好的時候，它可以獲得大幅增長，但市場狀況不佳的時候，就只能硬撐。但對沖基金不是公共基金，也不是共同基金。對沖基金從不對公眾宣傳或發行，實際上是合夥投資。在20世紀60年代，它完全不受制約投資公司的聯邦法律的束縛。它可以像個人投資者一樣不斷舉債投資和賣空股票，不論市場處於順境還是逆境都能一搏，既冒最大的風險也製造最大的獲利機會。從某些方面看，它與20世紀20年代著名的投資聯合非常相像。當時，一些富人和名人，包括沃爾特·P·克萊斯勒（WalterP.Chrysler）、查爾斯·M·施瓦布（CharlesM.Schwab）、約翰·拉斯科布（JohnRaskob）、珀西·洛克菲勒（PercyRockefeller）、赫伯特·貝阿德·斯沃普（HerbertBayardSwope），等等，都會湊上幾百萬美元，交給股票市場的某個技術師，以一定的佣金或比例提成，讓他通過市場操縱，以相對弱小和無知的投資者的利益為代價，在幾天或幾周內返還他們一定的利潤。1934年，市場操縱被聯邦法律定為一項犯罪，但富人投資者聯合不是。與30年前臭名昭著的投資聯合一樣，60年代的對沖基金是富人在股市中的狩獵。
雖然直到1968年也只有很少幾隻對沖基金，其起源卻可上溯至1949年，也就是戰後無與倫比的長期繁榮開始的時候，另外還有一個最令人想不到的人。他就是阿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AlfredWinslowJones）。他不是一個蓄著連鬢鬍子的強盜式人物，而是一名非常靦腆、富有學者風度的記者，學的是社會學，喜歡做善事。他於20世紀初出生於澳大利亞，父母是通用電氣駐澳的美國人，1923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30年代在柏林為外交部工作，40年代成為《生活》（Life）的撰稿人。從某個時候開始，他有了在股票市場賺錢的想法，說服了幾位朋友之後，1949年，他離開《生活》，成立A·W·瓊斯公司（A·W·JonesandCompany）。這是一傢俬人投資康采恩，起始資本10萬美元，他自己出資4萬美元，其餘為朋友出資。瓊斯的想法是採用傳統的投機方式用保證金交易，買入股票的同時賣空股票，實現他心目中的保守目標：在風險最小化的情況下增加投資者的利潤。他這種操作方式被稱為“對沖基金”①的原因是，他所做的賣空交易（至少在理論上）是用來保護在市場上漲這一預期上下的注。學者瓊斯頗有個性地認為，他所發明的投資方式被稱為“對沖基金”在語法上不規範。“我最初的想法，也是正確的想法，是‘對沖的基金②。’”他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對他的朋友說。這時，這一不規範的說法已經被固定沿用下來。“我仍然認為，‘對沖基金’把名詞用做形容詞，感覺不好。”
根據瓊斯設計的一個複雜的數學公式，在買入股票的同時用賣空交易進行對沖，第一隻對沖基金實現了迅速的增長。（它的主要問題在於，股市一直大面積穩定上漲，使瓊斯和他的合夥人總是難以找到用來賣空的股票。）基金的投資者，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它的合夥人，主要是和瓊斯一樣的高知識分子，包括作家、教師、學者、社會工作者，等等。最早的有路易斯·費歇爾（LouisFischer），一個獲獎的傳記作者；後來有由醫生改行做雕塑家的A·阿里·西奈可（A.ArlieSinaiko），和橋牌專家、著名的“非逼叫斯台曼”橋牌規則的發明者薩姆·斯台曼（SamStayman）。瓊斯從他親自管理的這家公司抽取投資利潤的20%，要價很高，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盈利，就不收取任何報酬。瓊斯的合夥人基本沒什麼抱怨。年復一年，基金都能從交易中盈利，甚至由於能夠賣空，在像1962年那樣的股災中也是如此。
1965年，當阿爾弗雷德·瓊斯的名字和“對沖基金”這一表達不當的名詞，在經過了長期小心的私密保護之後，進入華爾街的通用詞彙時，他的基金5年增長率為325%，10年增長率則為這一數字的兩倍還多。10年間，他的合夥人的投資幾乎增長為原來的6倍，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才勉強翻番。瓊斯基金的平均個人投資上升至近50萬美元。他的合夥人，自然已經成為富人或準富人，毫無例外地都比原來富有多了。人們紛紛請求加入。一個競爭的對沖基金“產業”即將出現，從事它的主要是A·W·瓊斯公司的老僱員。瓊斯的兩個主要對沖基金競爭者，城市聯合基金（CityAssociates）和費爾菲爾德基金（FairfieldPartners），都是由瓊斯原來的合夥人經營的。
瓊斯既不反對競爭，也不喜歡惹人注目。專有性和保密性從一開始對對沖基金就非常重要。和老的投資聯合一樣，在對沖基金，尤其是瓊斯的對沖基金裡，基金成員就像一個高級俱樂部的會員。成為一名會員既能確保一個人的財富，又能顯出他的精明。不經意地提到自己的會員身份，在那些注重關係的圈子裡能夠顯示自己的地位。有申請者不斷在他的門口哀求，瓊斯幾乎不需要擔心競爭。如果太惹人注目，就只能帶來壞處。確實，對沖基金是不受管制的，到目前為止依然如此。但這樣一家基金，像老的投資聯合一樣聚集了私人資本，不需要在公開報告中披露經營狀況，難道不會（像老的投資聯合一樣）利用內部信息，操縱市場，損害其他小投資者的利益，從而賺取利潤嗎？同樣，它難道一點也不違反《證券交易法》嗎？無論如何，20世紀60年代中期，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代表開始“委婉致電”各家對沖基金的辦公室，但沒有產生什麼結果。
儘管相對於那些象徵和代表華爾街民主的聲勢浩大的公共共同基金來說，1965年的對沖基金是旁門左道，但它卻是神秘感、專有權和特權在華爾街最後的堡壘。它是新的特快列車中的豪華專列。再恰當不過的是，它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半路出家進行股票投資的人，一個優雅的業餘選手，一個在追逐利潤之外和之上，更喜歡把自己當知識分子的人。阿爾弗雷德·瓊斯在65歲左右已經從A·W·瓊斯公司每年20%的提成中賺夠了錢，現在他可以盡情做他喜歡做的事了。他在布羅德街的辦公室裡花的時間越來越少，越來越多地投入他消除一切貧困的夢想。認為在富足的土地上出現嚴重的貧困是一項國恥的他，建立了一個私人基金，用來推廣社會生活技能，抵禦貧困。他有時會長時間在南美和非洲從事美國和平隊（PeaceCorps）的工作，把公司的管理交給合夥人。他開始寫一本書（一直沒有完成），希望它能夠充當邁克爾·哈林頓（MichaelHarrington）著名的研究美國貧困之作《另一個美國》（TheOtherAmerica）的續篇。一些華爾街人，或許出於妒嫉，稱他為金融嬉皮士。只要他的基金能夠每年為他少數幾個走運的合夥人賺取75%~80%的利潤，這樣的指責便不可能長久。瓊斯現在完全可以過貴族的生活，把賺錢當做一項太過簡單而不需要嚴肅對待的事，把儘可能多的精力不是放在追求利潤上，而是放在慈善事業上。不過，雖然對沖基金數量稀少，而且高高凌駕於市場廝殺之上，但是它仍然逃不過華爾街的普遍原則：它也是靠借來的時間生存的，當華爾街的時間耗盡時，它的時間也將耗盡。
5
1965年末，在半夢半醒中被神化的蔡清理了他在富達的辦公桌，向愛德華·約翰遜深感遺憾地說了聲再見，又向內德冷冷地漫不經心地道了別，便動身前往紐約，建立他自己的曼哈頓基金（ManhattanFund）。他在麗晶酒店要了一個套房，又在第五大道680號租了一套辦公室。他在辦公室裡為自己安排了一個稍大的靠角落的房間，裡面鋪著嗶嘰呢地毯，空調總是調到12攝氏度，好讓裡面的人保持頭腦清醒，最主要的裝飾物是一件公牛形狀的碩大的皮革製品。他開始出售股份，每股10美元，作為新公司的初始資本，併為他贏得一些能夠讓他再次表演投資魔術的資產。當然，他所出售的，就是他的魔術，曼哈頓基金真正的初始資產就是蔡在投資技巧上的聲望。作為自己的老闆，他冷靜、沉著而果斷。經過長期的歷練，他從13年前走進約翰遜辦公室的那個毫無經驗卻有潛質的年輕人走到了現在。他雖然仍然害怕名聲，卻已經習慣。他已經學會了忍受，實際上，對於名聲，他有著同許多金融家一樣的“忍不住要碰一碰燙火爐”的矛盾心理。現在，他會開心而輕鬆地與媒體爭吵，表現出明顯的樂趣。那年早些時候，有人曾問他，為什麼總是買入寶麗來、新泰克斯（Syntex）和仙童照相（FairchildCamera）這樣的股票，而從來不買美國鋼鐵這樣的權威股票。“這個，你不可能吻遍所有的女孩。”蔡露出東方人的笑容，沿用他的前老闆的比喻回答說。為了保護他和家人的隱私，他的家庭電話號碼甚至對辦公室的同事都保密。
在曼哈頓基金1966年2月15日正式啟動之前，到底能賣出多少股份呢？蔡自己最初設定的保守目標是2500萬美元。但他大大低估了他對公眾的吸引力。我們可以相信，除了對蔡過去記錄的理性評價之外，影響人們選擇他的還有別的因素。在60年代中期，美國存在一股思想的暗流，認為西方已經衰落，它的理性自由主義只是特權和暴力的偽善掩護；即使存在救贖，那也是蘊藏在東方更加直覺化的方式之中。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思想在共同基金的投資者中並沒有牢固的根基。但是，也許曼哈頓基金的許多初始投資者，儘管有意識地對這種思想表示蔑視，卻在決定將積蓄，進而他們的部分未來託付給蔡時，無意識地對之做出了反應。無論如何，支票向曼哈頓基金潮水般地湧來。那麼，基金正式啟動時的總數到底將是多少呢？不是2500萬，而是1億？或者，雖然聽上去不太可信，1.5億？
都不是。2月15日，曼哈頓基金聘請的化學銀行（ChemicalBank）在派因街沉靜的辦公室裡，上演了那一季度美國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負責曼哈頓基金股份發行的經紀公司總裁哈羅德·L·巴奇（HaroldL.Bache），交給蔡一張代表股份銷售收入和他的共同基金初始資產的支票。支票上記錄的金額是2.47億美元。按照標準的0.5%的管理費計算，蔡的新公司，蔡氏管理研究公司（TsaiManagementandResearch），一開始的年總收入就將達到125萬美元。
他已經起跑了，並將獨自跑下去。正如《機構投資者》（TheInstitutionalInvestor）雜誌後來報道的，
他像建立富達資本基金那樣建立了曼哈頓基金。他用他的老相好股票填滿了它。為了便於擴大版圖，他精心裝備了一間交易室，裡面配備了一台TransJets牌收報機，一個Quotron牌電子板，上面顯示著所有相關證券的價格，還有3平方英尺的巨大活頁筆記本，上面畫滿了關於他持有頭寸的股票的點線圖和其他技術指標。交易室隔壁是一個“信息中心”，裡面到處是不斷變換的各種圖表，就像五角大樓的戰爭指揮室。三名僱員全職維護數百種股票平均價格、比率、振盪幅度和指數等信息，從“價格上漲和下跌差額的10日震盪分析”，到多種政府債券的相關圖表，到道瓊斯指數的25、65和150日的移動平均數。“我們什麼都有”，前美林分析師和信息中心老闆沃爾特·迪默（WalterDeemer）說，他的圖表在他眼中就像一個園藝專家眼中的珍品天竺葵。“你可能一年只需要某張圖一次，但當你需要的時候，就能在這裡找到。”
諷刺無時不在。股市的公正性，一家共同基金過去的業績如同一個棒球手的擊球率一樣只不過是一堆數字，這一切在蔡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男孩，在遠離家鄉的地方謀求出路的時候，都是對蔡有利的因素，而現在變成了對他不利的因素。他在這裡，在全美國投資者眾目睽睽之下，揹負著一年為客戶盈利50%的期望。低於這一水平就是失敗，喜怒無常的公眾將把他們的英雄一夜之間貶為乞丐。而這一狀況所處的時機又無可救藥地糟糕，大盤所處的位置太高了。蔡辦公室裡供奉的皮革公牛並非偶然，就本性而言，他自己是一個牛派，因此他需要一個上漲的市場才能不斷盈利。但最大的諷刺是，他恰好在20世紀60年代的牛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達到了一個再也不會達到的峰值—結束幾周之後啟動了自己的基金。
就這樣，蔡在1966年不知不覺地走上了失敗之路，他的崇拜者則走向了幻滅。
6
形勢急轉直下。20世紀60年代股市的第一把大火即將燃盡。但憑藉機智靈活的投資手法，蔡還是能如願以償。
在最初兩年，曼哈頓基金以及蔡自立門戶後經營的一些其他小基金，一直很受投資者歡迎，儘管它們根本不值得這樣追捧。沒有了約翰遜慈父一樣的照管，蔡似乎失去了他的選股眼光。繼1967年表現可圈可點之後，他的基金在1968年的複雜市場環境下遭受打擊。這年的頭7個月，曼哈頓基金的每股資產價值下降了6.6%，在阿瑟·裡普經紀公司（ArthurLipper）定期分析和比較的305只大基金中名列第299位。在60年代的鼎盛時期，冒險之王走向錯誤的方向。儘管這樣的業績令人失望，蔡的魅力在吸引新的投資資金時絲毫不減。1968年中，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管理的資產已增至5億美元，這意味著該公司的年總管理費收入超過200萬美元。他是否能夠通過業績掙到這筆管理費卻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說蔡不再清楚何時應該將他為別人所做的投資變現的話，他卻知道何時為自己變現。1968年8月，他將蔡氏管理研究公司賣給了一家保險控股公司C·N·A·金融公司（C.N.A.FinancialCorporation），以換取C.N.A.的高層管理職位和價值約3000萬美元的C.N.A.股票。
這樣，蔡及時並且一擊即中地躋身美國富豪行列。作為C.N.A.的執行副總裁和最大的個人股東，他把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的管理交給他人打理，自己則專心投入C.N.A.的收購計劃。作為基金經理，他已經退休了。他現在是一家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歷史悠久的大型美國公司的大股東，有一間巨大的辦公室；他是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擁有鄉村別墅；他有一個信託基金，能夠保證他的兒子一生享有豐厚的收入。
這名來自上海的移民，有著20世紀60年代典型的投資家身上的最簡單和直接的目的和渴望。他和許多愛爾蘭人、猶太人、意大利人及其他先他而來的人一樣，在黃金海岸隱約光芒的吸引下，從遙遠的外國城市來到這裡。不過，在他通過他所選擇的行業成為富人的時候，他已經在走下坡路了。另一件其有諷刺意味的事是，他致富的方式很快將變為非法。1971年6月，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法院大法官亨利·J·弗蘭德里（HenryJ.Friendly）判定，出售共同基金管理公司獲得的任何利潤，不屬於管理公司的出售者，而屬於基金的股東。這一判決是對傳統理念（我們看到，愛德華·約翰遜早在1943年收購富達基金的時候就從中受益）的迴歸，那就是，受託人不能變賣受託物。假如這項新判決在1968年生效的話，蔡便不可能出售公司。
但是沒有關係。弗蘭德里的判決沒有向前追溯力，蔡和許多其他出售了他們的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被允許保留所得。現在，蔡可能會受到同行的批評，因為他過早地失去了投資技能，他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認為是正好趕在賭場大門被封之前兌現籌碼的人。儘管如此，在他1966年的頂峰時期，這名來自波士頓的年輕天才仍然是華爾街的第一位東方英雄。